卷一○六
讼，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苟非听讼者中而听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斗，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是以为治者必择牧民之官、典狱之吏，非独以清刑狱之具，亦所以遏争斗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
译诉讼，百姓生活有欲望就不能没有争执，有争执就必然会有诉讼。如果审理诉讼的人不能公正审理、不偏不倚，不能正直判断、合乎情理，那么就会把对的说成错的，把曲的说成直的，民心因此感到不平。起初互相争执，接着互相打斗，最终发展到互相残杀，祸乱的发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选择管理百姓的官员、掌管刑狱的官吏，不仅仅是为了澄清刑狱的工具，也是为了遏制争斗的源头，防止祸乱的发生。
《噬嗑》：九四，噬干胏（肉之带骨者，与胾同），得金矢，利艰贞，吉。
朱熹曰：“《周礼》狱讼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坚而得听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则吉。”
臣按：金取其坚，矢取其直，言讼者必坚必直然后听之，彼其辞理不直而执意不坚者不听也。干胏，亦取其坚，言听讼者亦必刚直而坚固，于事之有梗者能决断而无难，然后得听讼之宜也。要必讼者难于讼，非不得已不讼也，而所讼者必据理直而执辞坚；听者难于听，非得其情不但已也，而所听者皆存心正而守理固。如是，则得听讼之宜而用刑之道亦于是乎得矣。
《康诰》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
蔡沈曰：“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壤奸宄固为大恶而大可恶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为可恶者。当商之季，礼义不明，人纪废坏，子不敬事其父，大伤父心，父不能爱子，乃疾恶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彝必大泯灭而紊乱矣。曰者，言如此则汝其速由文王作罚，刑此无赦而惩戒之不可缓也。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
苏轼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残虐为俗，周公之意盖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独无过乎？故曰凡民有自弃于奸宄者，此固为元恶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与为逆乱则治之当有道，不可与寇攘同法。我将诲其子曰：‘汝不服父事，岂不大伤父心？’又诲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诲其弟曰：‘长幼天命也，其可不顺？’又诲其兄曰：‘此汝弟也，独不念父母鞠养劬劳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犊，稍假以日月，须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为君子也。我独吊闵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监之世，不得罪我政人之手，天与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训，以大泯乱，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则民将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于贼杀而后已，虽大戛击痛伤之，民不率也。”
臣按：苏氏此说与蔡传微异，先儒谓其真有补于世教者。昔鲁有父子讼者，孔子置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出之，其意正与此合。盖听父子、兄弟之讼不与凡民同，当有教化以感动之，使自悔悟，知其出于天性可也。后之听讼者遇有关乎伦理之事，一以苏氏斯言为法，方其构讼也则痛以晓譬之于其初，及其不从也，则缓以感化之于其后，则人之善心油然以生，世之风俗淳然以厚矣。
《吕刑》曰：简（核也）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俱也）严天威。
蔡沈曰：“简核情实，可信者众，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礼》所谓‘色听’是也。然狱讼以简核为本，苟无情实，在所不听，上帝临汝，不敢有毫发之不尽也。”
夏僎曰：“简孚有众，即前‘师听五辞，五辞简孚’之意，而此简孚之法又当惟貌有稽，辞或可伪而貌不可掩，不正则毛，有愧则泚，于此稽之，不得遁矣。苟无可简核，则疑狱明矣。此所以不必听，竟舍之可也。”
《诗序》：《行露》，召伯听讼也。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召致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其三章曰：谁谓鼠无牙（牡齿），何以穿我墉（墙）。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朱熹曰：“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
译《噬嗑》卦九四爻辞：咬嚼带骨的干肉，得到金属箭镞，利于在艰难中正固守持，吉祥。
朱熹说：“《周礼》规定，诉讼案件必须缴纳钧金、束矢之后才予以审理，九四以阳刚之质居于阴柔之位，符合用刑的原则，所以有此卦象。意思是所咬嚼的物体越坚硬，就越能体现审理诉讼的适宜，但必须利于在艰难中正固守持，才能吉祥。”
臣按：金取其坚硬，矢取其笔直，意思是诉讼者必须立场坚定、理直气壮，然后才予以审理；那些言辞道理不直、意志不坚定的人，不予审理。干肉带骨，也取其坚硬，意思是审理诉讼的人也必须刚直且意志坚定，对于事情中的梗阻能够果断决断而不感到困难，然后才能掌握审理诉讼的适宜原则。关键在于，诉讼者应当觉得诉讼艰难，非不得已不诉讼，而且所诉讼的内容必须依据道理正直、言辞坚定；审理者应当觉得审理艰难，非查明实情不止，而且所审理的案件都秉持正心、坚守理法。像这样，就掌握了审理诉讼的适宜原则，用刑的道理也就由此得到了。
《康诰》说：“封，首恶大恶之人，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恭敬地侍奉父亲，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不能慈爱地对待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弟弟不念及尊卑的秩序，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及父母养育的辛劳，对弟弟大大不友爱。真是令人哀怜啊，如果不让我执政的人获罪，上天赋予我们的民常伦理必将大大泯灭混乱。说：你应当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类人施刑不予赦免，因为他们不遵从大法。”
蔡沈说：“大恶，就是上文所说的‘无不憎恶’，意思是寇盗奸邪固然属于大恶而大可憎恶，何况不孝不友的人更是尤其可恶。在商朝末年，礼义不明，人伦废坏，儿子不敬事父亲，大大伤害父亲的心，父亲不能爱子，反而憎恶儿子，这是父子互相伤害。天显，如同《孝经》所说的天明尊卑显然的秩序。弟弟不念及尊卑的秩序而不能敬重兄长，兄长也不念及父母养育的辛劳而对弟弟大大不友爱，这是兄弟互相残害。父子、兄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让我执政的人获罪，那么上天赋予我们的民常伦理必将大大泯灭混乱。‘曰’字，是说像这样你就应当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类人施刑不予赦免而惩戒他们，不可迟缓。戛，就是法，意思是民众中不遵从教化的人固然可以大大置于法网之中。”
苏轼说：“商人父子兄弟以互相残虐为习俗，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孝友是民众的天性，不孝不友必定有导致他们这样的原因，子弟固然有罪，但父兄难道没有过错吗？所以说凡是民众中自甘堕落沦为奸邪的人，这固然属于首恶大恶，是刑罚政令所治理的对象；至于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叛逆作乱，治理他们应当有适当的方法，不能与寇盗同法。我将教诲他们的儿子说：‘你不侍奉父亲，难道不大大伤害父亲的心吗？’又教诲他们的父亲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为什么如此憎恶他。’又教诲他们的弟弟说：‘长幼是上天的命定，难道可以不顺从吗？’又教诲他们的兄长说：‘这是你的弟弟，难道不念及父母养育的辛劳哀痛吗？’人不是木石禽兽，稍微给予时间，等待他们善心自然产生，没有不能成为君子的。我唯独哀怜这些人不幸而在三监作乱的时代获罪，而不是在我执政者的手中获罪，上天赋予我们民众五常的本性，而官吏不知道训导，导致大大泯灭混乱，反而逼迫他们说：‘你应当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类人施刑不予赦免。’那么民众将避罪都来不及，而父子、兄弟更加互相忿恨憎恶，以至于互相杀害才停止，即使重法击打伤害他们，民众也不会遵从。”
臣按：苏氏这一说法与蔡传略有不同，前代儒者认为它确实对世道教化有补益。从前鲁国有父子打官司的，孔子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三个月，等他们悔悟后释放他们，其用意正与此相合。大概审理父子、兄弟之间的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众，应当有教化来感动他们，使他们自我悔悟，知道这是出于天性是可以的。后来的审理者遇到关乎伦理的事情，一概以苏氏这番话为法则，在他们构讼之初就痛切地晓喻他们，等到他们不听从时，就在其后缓和他们以感化他们，那么人的善心就会自然产生，世间的风俗就会自然淳厚了。
《吕刑》说：“简（核查）信于众，只考察容貌。没有核查就不审理，都严肃地敬畏天威。”
蔡沈说：“核查情实，可信的人多，也只考察其容貌，《周礼》所说的‘色听’就是如此。然而诉讼以核查为本，如果没有情实，在所不审理，上帝监视着你，不敢有丝毫的不尽职责。”
夏僎说：“简信于众，就是前面‘师听五辞，五辞简孚’的意思，而这里简孚的方法又应当只考察容貌，言辞或许可以伪装而容貌不可掩盖，不正则毛发竖立，有愧则汗出，在这里考察，无处遁形。如果无可核查，那么疑案就明白了。这就是不必审理，干脆舍弃它也可以的原因。”
《诗序》：《行露》，是召伯审理诉讼的诗。其二章说：谁说雀没有角，为什么穿透我的屋。谁说你没有家，为什么招致我诉讼。虽然招致我诉讼，但室家不足。其三章说：谁说鼠没有牙，为什么穿透我的墙。谁说你没有家，为什么招致我诉讼。虽然招致我诉讼，我也不顺从你。
朱熹说：“南国之人遵行召伯的教化，服从文王的德化，有以革除前日淫乱的习俗，所以女子有能
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诗。言贞女之自守，然犹或见讼而召致于狱，因自诉而言：人皆谓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兴；人皆谓汝于我尝有求为室家之礼，故能致我于狱。然不知汝虽能致我于狱，而求为室家之礼初未尝备，如雀虽能穿屋而实未尝有角也。又言汝虽能致我于讼，然其求为室家之礼有所不足，则我亦终不汝从矣。”
译坚守礼义而不被强暴所玷污的人，为了陈述自己的志向而作了这首诗。诗中说到贞洁的女子坚守节操，然而有时仍会被诬告而招致诉讼，甚至被拘捕入狱，于是她自我辩诉说：人们都说麻雀因为有角，所以能啄穿我的屋顶而兴起；人们都说你对我曾经有过缔结婚姻之礼的请求，所以能把我告到狱中。然而他们不知道，你虽然能把我告到狱中，但缔结婚姻之礼当初从未完备，就像麻雀虽然能啄穿屋顶，但实际上并没有角一样。又说，你虽然能把我告上法庭，但你缔结婚姻之礼有所欠缺，那么我也终究不会顺从你。
臣按：民有血气之争，有利欲之嗜，所以不能无讼，虽以文王之化、召公之教，当时之民犹有不曾礼聘而诈为聘女之讼，况后世民伪日滋之后乎？然当是时也，上有文王之圣以为之君，下有召公之贤以为之方伯，民欲为诈而诈卒不行，此《易》之《讼》所以尚乎九五中正之大人也。后世词讼之兴多起于户婚、田土，然成周盛时田有井授，故无争者，而所争者婚姻耳，此盖讼之最小者，然天下事何尝不起于细微，圣人删《诗》所以存之以为世戒。
《周礼》：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
贾公彦曰：“六乡之民有争讼之事，是非难辨，故以地之比邻知其是非者，共正断其讼。若民于疆界之上横相侵杀者，则以邦国本图正之。盖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时即有地图在于官府，于后民有讼者则以本图正之。”
臣按：民生有欲不能无争，有争不能无讼，人各执己见，官或徇己私，非有所质证稽考，未易以平断之也。是以《周官》于民之讼则正之以比邻，于地之讼则正之以本图焉。盖民之讼争是非者也，地之讼争疆界者也，是非必有证佐之人，疆界必有图本之旧，以此正之，则讼平而民心服矣。窃惟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人食，民间起争兴讼非止一端，而惟地讼为多，盖有一讼累数十年、历十数世而不能决绝者，所用之费校其所争之直殆至数倍，往往废业破产，甚至聚徒劫夺，因而拒捕，遂至构乱者亦或有之，此非小故也。推原其故，皆由疆界不明、质约不真之故。臣请遇大造之年，乞敕户部定为版籍式样，其进呈及布政司、府、县文册凡四等，各有等第。县册必须详悉，府次之，布政司又次之，其进呈者略举大纲如旧可也。所谓县册，除户口外，其田地必须明白开具地名、亩段、四界、价直、租税，画于图本，备细填注，不许疏略，如此，则异日争竞有所稽考矣。又请如国初户部给散民间户由之制，每户给与户由一纸，略仿前元砧基遗制，将户口、人丁、田产一一备细开具无遗，县为校勘申府，府申布政司用印钤盖，发下民间执照。此事虽若烦琐，然十年一度各作于县，使民自为，亦不为扰。噫，官府稽其图册，民庶执其凭由，地讼庶其息乎。
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三十斤）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
郑玄曰：“讼谓以财货相告者。造，至也。使讼者两至，既两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诗》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欤？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使入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坚也。”
或问朱熹曰：“如此则不问曲直例出金矢，则实有冤枉者亦惧而不敢诉矣。”曰：“此须是大切要事，如平常事又别有所在，如嘉石之类。”
臣按：方言于公者讼也，因而守之者狱也，盖争而不已必至于讼，讼而不已必至于狱，方其争讼之初，彼此有辨而皆至于公，以两造听之而无所偏，受则不直者自反而民讼自禁矣。及其成狱之际，彼此各具券书而质于公，以两剂听之而无所偏，信则不直者自反而民狱自禁矣。入束矢然后听之，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为利直行者也；入钧金然后听之，金以自明其不可变，而金之为物则坚刚而不变者也。既受三十斤之金，又延三日之久，取其所甚爱，使民因惜物以致思，不即听而待三日，使民因迟滞而自省。古昔先王不轻受民之讼、致民于刑也，非特以全民之生，亦所以厚民之俗欤？
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郑玄曰：“辞听谓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色听谓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气听谓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耳听谓观其听聆不直则惑，目听谓观其眸子不直则毛然。
译臣按：百姓有血气上的争执，有对利欲的嗜好，所以不可能没有诉讼。即使是周文王的教化、召公的教导，当时的百姓仍有未经正式礼聘却欺诈性地娶妻而引发的诉讼，何况后世民风日益虚伪欺诈之后呢？然而在那个时候，上有圣明的周文王作为君主，下有贤能的召公作为方伯，百姓想行欺诈而欺诈最终未能得逞，这就是《易经》中《讼》卦崇尚九五中正之君的原因。后世的诉讼多起于户籍婚姻、田地土地，然而在周朝兴盛时期，田地实行井田制分配，所以没有争夺，所争夺的只是婚姻罢了，这大概是诉讼中最小的事情，然而天下的事情何尝不是起于细微之处，圣人删定《诗经》之所以保留这些内容，是为了作为世人的警戒。
《周礼》规定：小司徒，凡是百姓的诉讼，依据地邻来判定；凡是土地的诉讼，依据地图来判定。
贾公彦说：“六乡的百姓有争讼之事，是非难以辨别，所以依据地邻知道是非的人，共同公正地裁决诉讼。如果百姓在疆界上互相侵犯杀戮，就依据邦国的原始地图来判定。大凡测量土地来建立城邑，最初分封测量之时就有地图存放在官府，后来百姓有诉讼的就依据原始地图来判定。”
臣按：百姓生存有欲望就不能没有争执，有争执就不能没有诉讼，人们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官员或许徇私，如果没有证据质证查考，不容易公平裁决。因此《周官》对于百姓的诉讼就依据地邻来判定，对于土地的诉讼就依据原始地图来判定。大概百姓的诉讼争的是是非，土地的诉讼争的是疆界，是非必定有作证的人，疆界必定有地图的旧档，用这些来判定，那么诉讼就能平息而民心信服了。我私下认为，如今太平日子长久，人口日益繁多，土地的力量不足以供给人们食用，民间兴起争执诉讼不止一种原因，而只有土地诉讼最多，大概有一起诉讼牵连几十年、历经十几代而不能决断的，所花费的费用比起所争夺的价值几乎达到几倍，往往导致废弃家业破产，甚至聚集徒众抢劫掠夺，因而抗拒捕快，最终导致作乱的也有，这不是小事。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疆界不明、契约不真的缘故。臣请求遇到大造之年，乞求敕令户部制定版籍的式样，那进呈朝廷以及布政司、府、县的文书册籍共四种，各有等级。县册必须详细，府册次之，布政司册又次之，那进呈朝廷的略微列举大纲如旧制即可。所谓的县册，除了户口之外，那田地必须明白开具地名、亩段、四至边界、价格、租税，画在图本上，详细填写注明，不允许疏略，这样，那么日后争竞就有查考的根据了。又请求像建国初期户部分发给民间户由的制度，每户给发户由一纸，略微仿照前元砧基的旧制，将户口、人丁、田产一一详细开具无遗漏，县里校勘后申报府里，府里申报布政司用印钤盖，下发民间作为执照。这件事虽然看似烦琐，然而十年一次各自在县里制作，让百姓自己去做，也不算是扰民。唉，官府稽查图册，百姓手持凭据，土地诉讼大概就能平息了吧。
大司寇用两造来禁止百姓诉讼，让诉讼双方进入朝廷缴纳一束箭然后才审理。用两剂来禁止百姓狱讼，让诉讼双方缴纳三十斤金，三天后才呈到朝廷，然后才审理。
郑玄说：“讼是指因财物互相告发的人。造，到达的意思。让诉讼双方都到达，既然双方都到达就让缴纳一束箭才审理，不到达、不缴纳束箭就是自己承认理屈。必定要缴纳箭，是取其正直的意思，《诗经》说‘其直如矢’。古代一张弓配一百支箭，束箭大概是一百支吧？狱是指互相告发罪名的人。剂，现在的券书。让狱讼双方各自携带券书，既然双方都携带券书就让缴纳钧金，又过了三天才审理，这是重视刑罚。不携带券书、不缴纳金就是自己也承认理屈，必定要缴纳金，是取其坚固的意思。”
有人问朱熹说：“像这样那么不问曲直一律要出金矢，那么确实有冤枉的人也会害怕而不敢申诉了。”朱熹说：“这必须是极其紧要的事情，如果是平常的事情又有别的办法，比如嘉石之类。”
臣按：在公堂上争辩的是讼，进而坚守的是狱，大概争执不停必定导致诉讼，诉讼不停必定导致狱讼，正当争讼之初，彼此有辩解而都来到公堂，以两造来审理而没有偏私，接受审理那么理屈的人自我反省而百姓诉讼自然禁止了。等到形成狱讼之际，彼此各自具备券书而在公堂上质证，以两剂来审理而没有偏私，相信那么理屈的人自我反省而百姓狱讼自然禁止了。缴纳束箭然后才审理，箭用来自我表明正直，而箭是锋利直行的；缴纳钧金然后才审理，金用来自我表明不可改变，而金作为物品则是坚硬刚强而不变的。既然接受了三十斤的金，又拖延三天的时间，取走他们非常珍爱的东西，让百姓因为爱惜物品而深思，不立即审理而等待三天，让百姓因为迟滞而自省。古代先王不轻易接受百姓的诉讼、让百姓陷入刑罚，不只是为了保全百姓的生命，也是用来敦厚百姓的风俗吧？
小司寇用五声来审理狱讼、探求民情，一是辞听，二是色听，三是气听，四是耳听，五是目听。
郑玄说：“辞听是指观察他说话，理屈就会烦乱；色听是指观察他脸色，理屈就会羞愧；气听是指观察他气息，理屈就会喘息；耳听是指观察他听聆，理屈就会迷惑；目听是指观察他眸子，理屈就会慌乱。”
”
王安石曰：“听狱讼、求民情以讯鞫作其言，因察其视听气色以知其情伪，故皆谓之声焉。言而色动、气丧、视听失则，则其伪可知也，然皆以辞为主，辞穷而尽得矣。故五声以辞为先，色、气、耳、目次之。”
译王安石说：“审理案件、探求民情，通过审讯拷问来让犯人陈述，进而观察他们的听视、气色，以此判断其供述的真伪，所以这些都称为‘五声’。如果犯人言语时神色变动、气息丧失、视听失常，那么他的虚假就显而易见了，然而这些都以言辞为主，言辞穷尽时真相也就完全掌握了。所以五声中以言辞为首要，神色、气息、耳听、目视则排在其次。”
臣按：王氏之言，深得听狱讼求民情伪之要。士师之职，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朱申曰：“听称责以傅别，听买卖以约剂，二者皆券书之名，所以正实伪者也。”
臣按：凡民之争多起于财，财之彼此取予分数多少，其初也必有书契期约以相质正，故有以财致讼起狱者，一以是正之，苟无质正及有所欺伪，则惟正之以公理，罔有偏私焉。民知上之以正实伪者在此，则其有所授受取与不敢苟简于其始，则狱讼由之而省矣。《易》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始之不谋，讼所以兴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朱熹曰：“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
金履祥曰：“听讼固新民之一事，使无讼则新民之至善。曾子为世之为政者其于新民但知以听讼为事，而不知其本，故引夫子之言。盖已德既明，民志自新，故又以此谓知本结之，言有本者固如是也。”
臣按：《大易》有云：“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所谓理财则分别各人之所当有者，正辞则明正各人之所当言者，禁民为非则禁革各人之所不当为者，此三者守宝位之义也，而治争之大柄在焉。夫守位固在乎仁，而所以行仁而使之各得其宜者则在乎义，反乎义则不仁而刑法之所以必加也。刑生于狱，狱起于讼，讼之所以起者由乎财之不均、言之不顺、为之不当乎理也。吾能仁以存心、义以制事，非所有者不敢取，非所言者不敢道，非所为者不敢作，则感其德者心孚，闻其风者意销，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摄伏其意气矣，讼不待听而自无也。《大学》此章旧本误在诚意章下，朱子移之于第四章以释本末。臣考《大学》经文言“物有本末”，《章句》谓“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于第一、第二章既释明明德、新民矣，明德、新民即本末也，三章释止于至善，乃明德、新民之造其极，亦即本末也，且物有本末与事有终始对，乃独释本末，不释终始，何也？臣窃以谓听讼此章乃治国平天下之要务，当以入第十章，所见如此，未敢以为是，姑记于此以俟正焉。（以上听狱讼）
《康诰》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断也）要囚。
蔡沈曰：“要囚，狱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时，三月，为囚求生道也。”
苏轼曰：“服念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时而终无生道，乃可杀。”
臣按：此即《易》所谓缓狱也，唐太宗谓：“死者不可复生，决囚须三覆奏，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时之意。
《吕刑》：王曰：“两造具备，师（众也）听五辞；五辞简（核其实也）孚（无可疑也）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质也）于五罚（赎也）；五罚不服，正于五过（误也）。五过之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蔡沈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具备者，词证皆在也。五辞，丽于五刑之辞也。五辞简核而可信，乃质于五刑也。不简者，辞与刑参差不应，刑之疑者也，疑于刑则质于罚也。不服者，辞与罚又不应也，罚之疑者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官，威势也；反，报德怨也；内，女谒也；货，贿赂也；来，干请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则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审克者，察之详而尽其能也。刑疑有赦，正于五罚也；罚疑有赦，正于五过也。”
吕祖谦曰：“狱辞所及固欲审度，而两造辞证复欲具备，盖不当逮者不可扰一人，当逮者不可阙一人。”又曰：“刑降而为罚，罚降而为过，然以私而故纵则又非天讨也，故纵之疵病有此五者。”
臣按：先儒谓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
译臣按：王氏的话，深得审理案件、探求民情真伪的要点。士师的职责，凡是因财产和诉讼产生的案件，都用傅别和约剂来判定是非。
朱申说：“审理借贷纠纷依据傅别，审理买卖纠纷依据约剂，这两者都是契约文书的名称，用来判定真实与虚假。”
臣按：百姓之间的争执大多起于财产，财产彼此给予和索取的分数多少，起初必定有书契和期约来互相质证，所以有因财产引起诉讼和案件的，一律以此作为判定的标准。如果没有质证依据，或者存在欺骗虚假，那就只用公正的道理来判定，绝不偏私。百姓知道上面用来判定真实与虚假的依据就在这里，那么他们在接受和给予时，在起初就不敢马虎草率，那么诉讼案件因此就减少了。《易经》说：“天与水背道而行，象征讼。君子因此做事要谋划好开端。”开端不谋划，诉讼因此兴起。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消灭。”没有实情的人不敢尽情地说出虚妄的话。使百姓的意志产生敬畏，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朱熹说：“犹人，就是不不同于别人。情，是实情。引用孔子的话来说，圣人能使没有实情的人不敢尽情地说出虚妄的话，大概是因为我的明德已经彰明，自然有使百姓心志敬畏信服的力量，所以诉讼不用审理就自然没有了。”
金履祥说：“审理诉讼固然是一件教化百姓的事，使诉讼消灭则是教化百姓的最高境界。曾子对于世上的执政者，他们在教化百姓方面只知道把审理诉讼当作事务，而不知道根本，所以引用孔子的话。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德行已经彰明，百姓的心志自然更新，所以又用‘知道根本’来总结，说有根本的人本来就是这样。”
臣按：《大易》有云：“治理财用，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所谓理财，就是分别每个人应当拥有的；正辞，就是明正每个人应当说的；禁民为非，就是禁止革除每个人不应当做的。这三者是守护宝位的义理，而治理争执的大权就在这里。守护地位固然在于仁，而用来施行仁政并使各得其宜的在于义，违背了义就不仁，这就是刑法必须施加的原因。刑罚产生于案件，案件起于诉讼，诉讼之所以兴起，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言语不顺、行为不合道理。我能够以仁存心、以义处事，不是自己拥有的不敢取，不是自己应当说的不敢说，不是自己应当做的不敢做，那么感化于德行的人内心信服，听闻风气的人意气消解，自然有使心志敬畏信服、摄伏意气的作用，诉讼不用审理就自然没有了。《大学》这一章旧本误在诚意章下，朱子把它移到第四章来解释本末。臣考察《大学》经文说“物有本末”，《章句》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在第一、第二章已经解释了明明德、新民，明德、新民就是本末，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是明德、新民达到极致，也就是本末，而且物有本末与事有终始相对，却只解释本末，不解释终始，为什么呢？臣私下认为听讼这一章是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应当归入第十章，见解如此，不敢认为是正确的，暂且记录在这里等待指正。（以上听狱讼）
《康诰》说：审理案件，牢记在心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或三个月，然后才判决案件。
蔡沈说：“要囚，是案件的关键。服念，是牢记在心并思考。旬，十天；时，三个月，是为囚犯寻求生路。”
苏轼说：“服念是为囚犯寻求生路，寻求十天或三个月最终没有生路，才可以处死。”
臣按：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缓狱，唐太宗说：“死者不能复生，判决囚犯必须三次覆奏，顷刻之间哪有时间思考，从今以后应当五次覆奏。”正是要囚直到十天或三个月的意思。
《吕刑》：王说：“双方都到齐，众人听取五种供词；五种供词核实可信，就对照五种刑罚。五种刑罚不能核实，就对照五种罚金；五种罚金不服，就对照五种过失。五种过失的弊病，只有官威、报恩仇、女色、贿赂、请托。这些罪责相等，要仔细审查。五种刑罚有疑问就赦免，五种罚金有疑问就赦免，要仔细审查。”
蔡沈说：“两造，是双方争执的人都到了。具备，是言辞和证据都在。五辞，是符合五种刑罚的供词。五种供词核实可信，就对照五种刑罚。不能核实的，供词与刑罚参差不应，是刑罚有疑问，刑罚有疑问就对照罚金。不服的，供词与罚金又不相应，是罚金有疑问，罚金有疑问就对照过失而宽免。官，是威势；反，是报恩仇；内，是女色；货，是贿赂；来，是请托。只有这五种弊病用来出入人罪，就按人所犯的罪来定罪。审克，是详细考察并尽其所能。刑罚有疑问就赦免，对照五种罚金；罚金有疑问就赦免，对照五种过失。”
吕祖谦说：“案件供词所涉及的固然想要审度，而双方供词和证据又想要具备，大概是不应当逮捕的不可打扰一人，应当逮捕的不可缺少一人。”又说：“刑罚降为罚金，罚金降为过失，然而因私情而故意放纵又违背天讨，故意放纵的弊病有这五种。”
臣按：先儒说古人根据情理来寻求法律，所以有不可入的刑罚，
后世移情而合法，故无不可加之罪。所谓因情以求法者，必备两造之辞，必合众人之听，必核其实，必审其疑，刑有疑则正于罚，罚有疑则正于过，必其有疑者无疑也，然后赦之其审克之者。如此，则人之于入刑者必当其罪，而罪不可入者则必得其情矣。谓之审者察之尽其心，克者治之尽其力，此一言者《吕刑》凡四见焉，其丁宁谆复，忠厚之意、详慎之心，所以警戒于刑官者至矣，一时典狱之臣又岂有移情以就法者哉？
译后世的人改变情感去迎合法律，所以没有不能强加的罪名。所谓根据情理来寻求法律的人，必须听取双方的陈述，必须让众人听闻，必须核实事实，必须审察疑点，刑罚有疑点就归于罚金，罚金有疑点就归于过失，一定要使有疑点的地方没有疑点，然后才赦免那些经过审慎克制的人。这样，那么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人必定符合其罪行，而对于罪行不应入刑的人必定能查明其真情。所谓“审”就是考察时竭尽心思，“克”就是治理时竭尽力量，这一句话在《吕刑》中出现了四次，那反复叮咛、忠厚之意、详慎之心，用来警戒司法官员达到了极点，当时的司法大臣又怎么会有改变情感去迎合法律的人呢？
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口才也）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蔡沈曰：“罚以惩过，虽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赎亦甚病矣。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而无不在中也，此言听狱者当择其人也。察辞于差者，辞非情实终必有差，听狱之要必于其差而察之。非从惟从者，察辞不可偏主，犹曰不然而然，所以审轻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狱者，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启刑书胥占者，言详明法律而与众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几其无过忒也，于是刑之罚之又当审克之也，此言听狱者当尽其心也。”
臣按：先儒谓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则不忍，敬则不忽。人君存哀敬以折狱，则典狱之官不敢不尽其心；人臣存哀敬以典狱，则受刑之人不敢不服其罪。
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
蔡沈曰：“‘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狱辞有单有两，单辞者无证之辞也，听之为尤难。明者无一毫之蔽，清者无一点之污，曰明曰清，诚敬笃至，表里洞彻，无少私曲，然后能察其情也。”
吕祖谦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狱之两辞，家云者出没变化于两辞之中，以为囊橐窟穴者也。”
臣按：私家之家，如君子不家于丧之家，穆王以此训刑，盖欲其于狱讼之单辞者则明清以听之，于狱讼之两辞者则以中而听之。盖狱辞之初造者必单，单者一人之情也，一人之情各偏其见、各执其是、各掩其非，俗所谓一面之辞也。及夫两造具备则狱有两辞矣，即其两者之辞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吾今日中正之道，不于狱辞之间有所偏徇，而假之以为私家之囊橐窟穴焉，则民之情伪得而国之宪典正矣。
大司寇，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
郑玄曰：“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国之治。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八成待万民之治。弊之，断其狱讼也。”
臣按：六典、八法、八成皆太宰所掌者也，而定之、断之、弊之则在司寇焉。盖治邦国以六典，诸侯所当守者也，有戾于其典者，则司寇以刑法定之，定之者定其罪也。治官府以八法，卿大夫所当遵者也，有违于其法者则司寇以刑法断之，断之者断其罪也。经邦治以八成，庶民所当行者也，有犯于其成者则司寇以刑法弊之，弊之者弊其罪也。讼兴于下，狱成于上，断罪虽在掌邦禁之司寇，而宪度则本于掌邦治之冢宰焉，可见王道备于同民心，出治道之礼乐政刑，而刑又所以辅礼乐政之所不及。断狱者一以辅治为先，则刑行而治道立矣。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
郑玄曰：“附犹著也，以情理讯之，冀其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断之。”
贾公彦曰：“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滥，故用情实问之，使得真实。”
臣按：此圣人断狱钦慎之意，即《大易》所谓缓狱、《康诰》所谓服念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从而用情以讯之，又恐迫急而不尽其明也，必至旬时之久乃敢断之，既断之矣，又以其所犯之刑书读之于囚，审之而弗变，乃用法焉。其谨之又谨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无冤民也欤。
士师掌官中之政令，察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贾公彦曰：“致邦令者，以法报之也。”
丘葵曰：“官中之政令，秋官之属所行政令也。察狱讼之辞者，则刑官之属若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上其狱讼之不决者而致于士师，士师因其辞而察之，以诏司寇断其狱、弊其讼，狱讼既审合于邦令，则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上下联事，精察如此，此狱之所以得其中也。”
臣按：后世州郡狱讼有不能决者，申达于宪
译刑罚的惩戒并非一定要致人于死地，但百姓因重出赎金而深感困苦。审理案件不依靠口才辩给之人，只依靠温良长者，这样就没有不公正的。在言辞的差错中考察实情，不偏听偏信，而是审慎地判断。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审理案件，明确地查阅刑书并与众人共同参酌，都希望能达到中正无过。对于刑罚的轻重，一定要审慎地裁断。
蔡沈说：“刑罚用来惩戒过错，虽然不致人于死，但百姓因重出赎金也深感困苦了。不是口才辩给的人可以审理案件，只有温良长者视民如伤的人才能审理案件，而没有不公正的，这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选择合适的人选。在言辞的差错中考察，是因为言辞如果不是真情实意，终究会有差错，审理案件的关键一定要在差错中考察。不偏听偏信，是说考察言辞不可偏执一端，就像说不然而然，以此来审度轻重而取其中正。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审理案件，是怀着恻隐敬畏以求得实情。明确地查阅刑书并与众人共同参酌，是说详明法律而与众人共同参酌。都希望能达到中正无过，于是对于刑罚的轻重又应当审慎地裁断，这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竭尽心力。”
臣按：先儒说哀怜而不喜就是这里的哀敬，哀怜则不忍心，敬畏则不轻忽。君主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审理案件，那么典狱的官员不敢不竭尽心力；臣子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典狱，那么受刑的人不敢不服罪。
明察清明地审理单方面的言辞，百姓的混乱，没有不公正审理案件的两方面言辞的，不要在审理案件的两方面言辞中有所偏私。
蔡沈说：“‘明察清明’以下，是敬慎刑罚的事情。狱辞有单方面和两方面的，单方面言辞是没有证据的言辞，审理起来尤其困难。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遮蔽，清是没有一点污浊，说明说清，是诚敬笃至，表里洞彻，没有少许私曲，然后才能察知其实情。”
吕祖谦说：“不可用私意而在审理案件的两方面言辞中有所偏私，所谓偏私，是说在两方面言辞中出没变化，以此作为藏匿私意的囊袋和洞穴。”
臣按：偏私的“私”，就像君子不在丧礼中偏私一样，周穆王以此训诫刑罚，大概是想要对于狱讼中单方面言辞的，就明察清明地审理；对于狱讼中两方面言辞的，就以中正之道审理。大概狱辞最初形成的必然是单方面的，单方面的是一个人的情由，一个人的情由各自偏执其见解、各自坚持其正确、各自掩盖其错误，俗话所说的一面之辞。等到双方都具备，狱辞就有两方面了，就这两方面的言辞而用中正之道来裁断，用我前日清明的心，行我今日中正的道，不在狱辞之间有所偏袒，而假借它作为藏匿私意的囊袋和洞穴，那么百姓的情伪就能得知，国家的法度就能端正了。
大司寇，凡是诸侯的狱讼用邦典来定夺，凡是卿大夫的狱讼用邦法来断决，凡是庶民的狱讼用邦成来断结。
郑玄说：“邦典，是六典，用六典来治理邦国。邦法，是八法，用八法来治理官府。邦成，是八成，用八成来治理万民。断结，是断决其狱讼。”
臣按：六典、八法、八成都是太宰所掌管的，而定夺、断决、断结则在司寇。大概治理邦国用六典，是诸侯应当遵守的，有违背其典章的，那么司寇就用刑法定夺，定夺是定其罪。治理官府用八法，是卿大夫应当遵循的，有违背其法度的，那么司寇就用刑法断决，断决是断其罪。治理邦国用八成，是庶民应当实行的，有触犯其成法的，那么司寇就用刑法断结，断结是断其罪。讼事兴起于下，狱案成结于上，断罪虽然在掌管邦禁的司寇，而法度则本于掌管邦治的冢宰，可见王道备于同民心，出治道的礼乐政刑，而刑罚又用来辅助礼乐政所不及的地方。断狱的人一以辅助治道为先，那么刑罚施行而治道就确立了。小司寇用五刑审理万民的狱讼，附于刑，用情理讯问，等到十天就断结，读书则用法。
郑玄说：“附是著，用情理讯问，希望有可以宽出的地方，十天就断结。”
贾公彦说：“把囚犯所犯的罪附于五刑，恐怕有冤枉滥刑，所以用情理实问，使得真实。”
臣按：这是圣人断狱钦慎的意思，就是《大易》所说的缓狱、《康诰》所说的服念。既然得到了其罪附于刑，恐怕其心不服，又从而用情理讯问，又恐怕迫急而不尽其明，一定要等到十天的时间才敢断结，既然断结了，又以其所犯的刑书读给囚犯听，审问而不改变，才用法。其谨慎又谨慎如此，这是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没有冤民的原因吧。
士师掌管官中的政令，察狱讼的言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贾公彦说：“致邦令，是用法报之。”
丘葵说：“官中的政令，是秋官之属所行政令。察狱讼的言辞，是刑官之属若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上其狱讼之不决者而致于士师，士师因其辞而察之，以诏司寇断其狱、弊其讼，狱讼既审合于邦令，则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上下联事，精察如此，这是狱所以得其中的原因。”
臣按：后世州郡狱讼有不能决者，申达于宪
司，宪司审察其情犯，稽考质正于律令而定其罪名，然后报之于下，使处断焉，是即《周官》此意也。
译司法部门，宪司审察案件的情节与罪行，依据法律条文进行考证、质询和校正，从而确定罪名，然后向下级机构报告，让他们进行判决处理，这就是《周官》中这一条的含义。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
吴澂曰：“治狱之日皆有限期，乡士旬而职听于朝，遂士二旬、县士三旬、方士九旬、诸侯之国以一年为期也。在期内者皆听其讼，出期之外则不听之，亦息讼之道也。”
臣按：凡士者谓乡士、县士、遂士、方士、讶士也。凡士之治狱者皆有其期，以地之远近为之差，在期内者则听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则不听也。盖民有急遽之患，速达则受患不深而证佐易见、连逮不多，苟迂延岁月则必有为之委曲掩蔽，而负累及人多矣。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捃拾人家数十年前之事以兴词讼，而司政典狱者不以为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喜以为能，昧于《周官》期外不听之旨也。
凡有责（音债）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郑玄曰：“判，半分而合者，谓别券也。同货财者，富人蓄积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踊，其嬴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此则罚之，若汉世加贵取息坐赃。”
贾公彦曰：“财主出责与生利还主，则同有货财者也。今以国服之法为之息利，犯令者违国法也，故刑罚之。”
吴澂曰：“属责谓转责使人而归之，而本主死亡，若其亲属贷还货财，则多寡之数或相抵冒，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而能为证者，乃受其辞而治之，否则不听也。”
臣按：借债取息，三代已前已有之，但必有券书而不可多取息耳。虽有死亡，苟有证佐，亦必追偿。先王体悉民情，为之通有无以相资助，使不至于匮乏，固不以为非也。近世乃有恶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间私债，其意本欲抑富强，不知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多矣。
司刑，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郑玄曰：“诏刑罚者，处其所应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贾公彦曰：“司寇断律之时，司刑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刑罚并言者，刑疑则入于罚故也。”臣按：后世于刑部问拟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意。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陆佃曰：“听讼若无简书可书之实状可据，则不听也。”陈澔曰：“有发露之旨意，无简核之实迹，则难于听断矣。”
臣按：《周礼》三刺，注谓“刺，杀也”，考之韵书，刺又训讯。司刺掌三刺之法，刺之为义当如刺举之刺，盖与讯同义也。若如注言，则是周人设官专以杀戮为事，方其听狱之初已怀杀戮之意，而豫为此官以待之，三代已前恐无此制。况所谓三刺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讯，尤为可见。汉人设官以察举郡国而谓之刺史，盖亦以讯察为言，若如注言，则谓之杀史可乎？
成狱辞（掌文书者），史以狱成告于正（士师之属），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当作“宥”）然后制刑。
陈澔曰：“成狱辞者，谓治狱者责取犯者之言辞已成定也，‘又’当作‘宥’，《周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谓行刑之时天子犹必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上而下咸无异辞而天子犹必以三宥而后有司行刑者，在君有爱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义也。”
方悫曰：“狱正特刑官之属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长而已，专以一官之听犹虑不能无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参听之，以合乎公议也。三公参听之而狱之辞又成矣，于是以狱成告于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也。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后制刑也。”
臣按：本朝之制，凡有刑狱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狱上诸朝，及秋后处决，乃集文武大臣会审于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阳肤（曾子弟子）为士师，问于曾子，
译朝廷的狱官，凡是审理案件都有规定的期限：国都内为一旬，郊外为二旬，野外为三旬，都邑为三个月，诸侯国为一年。在期限内的案件予以审理，超出期限的则不予受理。
吴澂说：“审理案件的日子都有限期，乡士在十天内将案件上报朝廷审理，遂士为二十天，县士为三十天，方士为九十天，诸侯国以一年为期限。在期限内的案件都受理其诉讼，超出期限的则不予受理，这也是平息诉讼的方法。”
臣按：凡士指的是乡士、县士、遂士、方士、讶士。凡士审理案件都有期限，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区分差别，在期限内的就受理并审理，超出期限的就不受理。这是因为百姓有紧急的祸患，迅速到达则遭受的祸患不深而证据容易显现、牵连逮捕的人不多，如果拖延岁月则必定会有人曲意掩饰，而连累及的人就多了。世上有不法之徒往往搜集人家几十年前的事来兴讼，而掌管政事和监狱的人不认为这是错的反而借此给人定罪，自喜以为能干，不明白《周官》中超出期限不予受理的宗旨。
凡是有债务的，有契约文书来审理就受理；凡是百姓共同拥有货财的，命令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违犯法令的就处以刑罚；凡是属于转借债务的，根据其所在地就近听取其陈述。
郑玄说：“判，是一分为二再合起来的，指的是分开的券书。同货财的，是富人积蓄多时收敛财物，匮乏时按照国家的法律支出，即使物价腾跃，其盈利不得超过这个限度，以利于出借者和借入者，超过这个限度就处罚他，就像汉代加重利息取利被定为赃罪一样。”
贾公彦说：“财主出借债务并生利归还给主人，就是共同拥有货财的人。现在用国家法律规定的利率作为利息，违犯法令就是违犯国家法律，所以处以刑罚。”
吴澂说：“属责指的是转借债务让人归还，而原本的主人死亡，如果其亲属借贷归还货财，那么多少的数量或许会相互抵冒，一定要根据其所在地的人相比近而能作证的人，才接受其陈述并审理，否则不予受理。”
臣按：借债取息，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但必须有券书而且不能多取利息。即使有死亡，如果有证据，也必定追偿。先王体恤民情，为之通有无以相互资助，使不至于匮乏，本来不认为这是错的。近代却有厌恶富人谋利的人，一概禁革民间私债，其本意是想抑制富强，不知道贫民无处借贷，坐致死亡的人多了。
司刑，如果司寇断狱处理诉讼，就用五刑的法律来宣告刑罚并以此辨别罪行的轻重。郑玄说：“宣告刑罚，是处定其所应得的刑罚，就像现在律家所署定的法律一样。”
贾公彦说：“司寇断律的时候，司刑就用五刑的法律来宣告刑罚。刑罚并提，是因为刑疑则入于罚的缘故。”臣按：后世在刑部问拟罪囚，而由大理寺平允，也是这个意思。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须三次讯问，有旨意而无简核的实迹不予受理。陆佃说：“听讼如果没有简书可书之实状可据，就不受理。”陈澔说：“有发露的旨意，没有简核的实迹，就难于听断了。”
臣按：《周礼》三刺，注说“刺，杀也”，考之韵书，刺又训讯。司刺掌三刺之法，刺的意义应当像刺举的刺，大概与讯同义。如果像注所说，那么就是周人设官专以杀戮为事，方其听狱之初已怀杀戮之意，而预先为此官以待之，三代以前恐怕没有这种制度。况且所谓三刺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讯，尤为可见。汉人设官以察举郡国而谓之刺史，大概也是以讯察为言，如果像注所说，那么谓之杀史可以吗？
成狱辞（掌管文书的人），史将狱成告知正（士师的属官），正听取。正将狱成告知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外朝的卿位）之下听取。大司寇将狱成告知王，王命令三公参听。三公将狱成告知王，王三次宽宥然后制刑。
陈澔说：“成狱辞，是说治狱者责取犯者的言辞已成定，‘又’当作‘宥’，《周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是说行刑之时天子犹必以此三者免其罪。自上而下咸无异辞而天子犹必以三宥而后有司行刑者，在君有爱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义。”
方悫说：“狱正特刑官之属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长而已，专以一官之听犹虑不能无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参听之，以合乎公议也。三公参听之而狱之辞又成矣，于是以狱成告于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也。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后制刑也。”
臣按：本朝之制，凡有刑狱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狱上诸朝，及秋后处决，乃集文武大臣会审于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阳肤（曾子弟子）为士师，问于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朱熹曰：“民散谓情义乘离，不相维系。”
译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件的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他们，而不要为此感到高兴。”朱熹说：“民散，是说百姓的情义疏离，彼此之间不再相互维系。”
谢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无道、教之无义，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则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辅广曰：“民之犯罪有二，迫于不得已则使之无其道故也，陷于不自知则教之无其素故也。后世治狱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则喜矣，岂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则其意逸，逸则心放，放则哀矜之意不萌，其于断狱剖讼之际必至于过中失正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则哀矜之意生而喜心亡矣。详味曾子之言，至诚恻怛而体恤周尽如此，呜呼，仁哉！”
臣按：曾子教阳肤以断狱理刑之道，不言刑罚而以民散为言，朱熹释之曰：“民散谓情义乖离不相维系。”噫，为国而使民至于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则其国之亡也无日矣。盖君之于民相须而成，所以维系之以相安者，以情相孚而义相结也，所以使之至乖违离解而不相维系者，夫岂一日之故哉？盖民之所以聚而尊君亲上者，以上之人养之、教之、治之既有其道，又有其素故也。是以先王之于民，既分田授井以养之，立学读法以教之，又制为禁令刑罚以治之焉。生业既厚，礼义复明，内有尊君亲上之心，外遂仰事俯育之愿，有比闾以聚其族，有井邑以聚其人，有室家以聚其父子、兄弟夫妇、亲戚，欢然有恩以相爱，秩然有序以相聚，驱之使散不肯也，况肯自散哉？后世民之所以易于散者，以上无聚之之道故也。饥寒迫身则散，徭役烦扰则散，赋敛重多则散，散则无情，无情则无义，无情无义则健讼之风起而争夺之祸作矣。此治狱者得狱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怜民之无知，勿喜者勿喜己之有能也。呜呼，圣门教人不以听讼为能，而必以使民无讼为至，故曾子之于阳肤不以得其情为喜，而以失道民散为忧。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豫思所以保养斯民，使其恒有聚处之乐，而无至于一旦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也哉。
唐德宗时，李巽以私怨奏窦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众议为之愤悒，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为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
臣按：王者之刑，刑一人而千万人惧，刑之可也。唐杀刘晏不以其罪，天下为之愤悒，叛臣藉以称兵，然则人主于刑戮，其可轻哉？
陆贽言于德宗曰：“夫听讼辨谗，贵于明恕，明者在辨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迹可责而情可矜，圣主惧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责也；情可责而迹可宥，圣主惧逆诈之滥无罪，不之责也。惟情见迹具，词服理穷者，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缪听，苛恶不作，教化以兴。”
臣按：陆贽此言可以为听讼断狱之法，而辨谗谤之法亦具焉。人君之闻谗谤、人臣之断狱讼，皆当以是书于座右。
宋仁宗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三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所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臣按：天下之治乱验于风俗之厚薄、衣食之有无，骨肉相残者多，其风俗之偷也可见；盗贼之劫掠者众，其人之穷也可知。李綖欲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上朝廷以助观省，人主于此诚留心观省，于斯二者之间，风俗之偷则明礼义以化之，衣食之阙则省征输以宽之。如此，则上和下睦，家给人足，非特刑罚以之而清，而民风亦因之而厚矣。
孝宗时，臣僚上言：“在律言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比年中外之狱，闻于状外求罪，推寻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连禁系，乞申明法，令自今狱事无得于状外求罪，如有违戾，重置于法。”
臣按：古人制律不许于状外求罪，唐宋以来皆然。（以上断狱）
卷一
译谢良佐说：“百姓之所以离散，是因为役使他们没有正道，教化他们没有道义，所以他们触犯法律，如果不是迫于不得已，就是陷入于不知不觉之中，因此了解他们的实情后，应当哀怜他们而不应当高兴。”
辅广说：“百姓犯罪有两种情况，迫于不得已是因为役使他们没有正道，陷入于不知不觉是因为教化他们没有平日的基础。后世审理案件的官员，常常担心不能了解案件的实情，如果了解了实情就高兴了，哪里懂得哀怜而不高兴的含义呢？况且人高兴了，心意就会放纵，放纵了，心就会散漫，散漫了，哀怜的心意就不会产生，在断案判讼的时候，必定会超过中道而失去公正，自己却不知道。只有能够反思百姓之所以这样的原因，那么哀怜的心意就会产生，高兴的心就会消失。仔细品味曾子的话，至诚恻隐而体恤周全到了这种地步，唉，真是仁德啊！”
臣按：曾子教导阳肤断案理刑的方法，不谈刑罚，而是谈百姓离散，朱熹解释说：“百姓离散是指情义乖离，不相维系。”唉，治理国家而使百姓情义乖离，不相维系，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大概君主与百姓是相互依存而成就的，用来维系他们以相安的原因，是以情相信任而以义相联结；使他们乖违离解而不相维系的原因，难道是一天的缘故吗？大概百姓之所以聚集而尊重君主、亲近上级，是因为上面的人养育他们、教化他们、治理他们既有正道，又有平日的基础。所以先王对于百姓，既分田授井以养育他们，设立学校、宣读法律以教化他们，又制定禁令刑罚以治理他们。生计既厚，礼义又明，内心有尊重君主、亲近上级的心，外面就实现了侍奉父母、养育子女的愿望，有比闾来聚集族人，有井邑来聚集众人，有家庭来聚集父子、兄弟、夫妇、亲戚，欢快地有恩义以相爱，有序地相聚，驱使他们离散他们也不肯，何况肯自己离散呢？后世百姓之所以容易离散，是因为上面没有聚集他们的正道。饥寒迫身就离散，徭役烦扰就离散，赋税沉重就离散，离散了就无情，无情就无义，无情无义就兴起好打官司的风气而引发争夺的祸患。这就是审理案件的人了解了案件的实情，必定要加以哀怜而不应当高兴的原因，哀是悲悯百姓的不幸，矜是怜惜百姓的无知，勿喜是不高兴自己的有能。唉，圣人的门徒教导人不以听讼为能，而必定以使百姓无讼为最高，所以曾子对于阳肤不以了解实情为喜，而以失道民散为忧。后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预先思考保养百姓的方法，使他们常有聚集相处的快乐，而不致于一旦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
唐德宗时，李巽因私怨上奏窦参勾结藩镇，皇上大怒，想要杀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不至死，上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诛杀他不可以没有名分，过去刘晏的死，罪名不明确，致使众议为之愤懑，叛臣得以以此为借口。窦参贪婪放纵的罪行，天下共知，至于暗中怀有异心，事情暧昧不明，如果不审问就加重刑罚，惊动不小。”
臣按：君王的刑罚，惩罚一人而千万人畏惧，可以惩罚。唐朝杀刘晏不以其罪，天下为之愤懑，叛臣藉以称兵，那么君主对于刑罚，可以轻视吗？
陆贽对德宗说：“听讼辨谗，贵在明恕，明在于辨别迹象，恕在于探求情理。迹象可责而情理可矜，圣主害怕疑似之罪陷害无辜，不责罚他；情理可责而迹象可宥，圣主害怕逆诈之罪滥及无罪，不责罚他。只有情理明显、迹象具备、言辞服理、道理穷尽的人，然后才加刑罚。因此下面没有冤屈的人，上面没有错误的听断，苛恶不作，教化兴起。”
臣按：陆贽这些话可以作为听讼断狱的方法，而辨谗谤的方法也具备在其中。君主听到谗谤、臣子断狱讼，都应当把这些话写在座右。
宋仁宗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说：“一年之中，死刑大概三千多人，风俗的轻薄，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衣食的穷困，没有比盗贼更急迫的。现在犯法的人多，难道是刑罚不足以制止奸邪而教化未能引导他们的善行吗？希望诏令刑部分类天下所判的大辟，每年上报朝廷以辅助观察反省。”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天下的治乱验证于风俗的厚薄、衣食的有无，骨肉相残的人多，风俗的轻薄可见；盗贼劫掠的人众，百姓的穷困可知。李綖想要刑部分类天下所判的大辟，上报朝廷以辅助观察反省，君主在这里确实留心观察反省，在这两者之间，风俗的轻薄就明礼义以教化他们，衣食的缺乏就减少征收以宽缓他们。这样，上面和下面和睦，家家给人足，不仅刑罚因此清静，民风也因此厚道。
孝宗时，臣僚上言：“在律法中说审问案件的人，都必须依照所告的状词审问，如果在状词之外另求其他罪名的，以故意入人罪论处。近年中外的案件，听说在状词之外求罪，推寻过错，审问平生，旁及他人，牵连禁系，请求申明法律，令从今以后狱事不得在状词之外求罪，如果有违犯，重置于法。”
臣按：古人制定律法不允许在状词之外求罪，唐宋以来都是这样。（以上断狱）
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