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二
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译“胜”之所以称为凶，是因为它祸害百姓、违背道义。就行军作战而言，所谓“律”，指的是号令与节制；行军作战的道理以号令节制为根本，因此统率大众如果不依靠法度，那么即使看似美好也是凶险的，即使取得胜利的捷报，也仍然是凶险之道。统帅军队没有法度却侥幸没有失败甚至获胜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这是圣人所警戒的，因为军队出动应当依据法度，失去法度就是凶险，即使侥幸获胜，也属于凶险之道。”朱熹说：“律，就是法度。否臧，意思是不善。在卦的初爻，是行军开始的时候，出师之道应当谨慎其开端，遵守法度就吉祥，不善就凶险，应当谨慎开端并遵守法度。”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
译李过说：“《甘誓》中规定攻击左边、攻击右边，驾车者如果不端正驾驭马匹，都是不可乱的；《牧誓》中规定前进五步、六步、七步，击刺五次、六次、七次，都是不可乱的；《周官》中的司马法规定，坐下、起身、前进、后退都有固定的节奏；鲁侯安抚军队时，告诫牛马臣妾不要追逐，因为那样会扰乱部队的编制，之后就不能再作为军队了。”
臣按：律有两个含义，有出兵的律令，有行军的律令。出兵的律令应当以正道和正义为依据，行军的律令应当有号令和节制。六四爻辞说：军队向左撤退驻扎，没有灾祸。象传说：向左撤退驻扎没有灾祸，是因为没有违背常理。
程颐说：“军队前进依靠的是强勇，知道不能前进而撤退，所以向左撤退驻扎。根据适宜的情况决定进退，做应当做的事，所以没有灾祸。看到可以前进就前进，知道困难就撤退，这是军队的常理。只取撤退的适宜，不论才能的高低，估量不能取胜而班师撤退，比全军覆没要好得多，可以前进却撤退才算是灾祸。行军的道理，要顺应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所以向左撤退驻扎未必是失误，《易经》阐发这个义理来昭示后世，它的仁爱之深啊。”
臣按：圣人创作《易经》，担心人们把撤退当作怯懦，所以阐明应当撤退而撤退，撤退而没有损失，虽然没有功劳也没有灾祸。后世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办事，而有行军逗留的惩罚，坐在朝廷之中预先推测境外的事变，只想要成功而不考虑形势是否允许。臣私下认为，帝王的军队应当做到万无一失，有行军向左撤退驻扎的情况，应当计算得失成败，而不应当只论进退的快慢。
《虞书》记载：帝舜说：“咨，禹。现在三苗不顺从，你前往征讨。”禹于是召集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整整齐齐的众人，都听我的命令。蠢动的三苗，昏庸迷乱不恭敬，侮慢他人而自认为贤能，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被排斥在朝野之外，小人居于高位，百姓被抛弃而不被保护，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帝王的辞命去讨伐有罪之人。你们应当统一心力，才能建立功勋。”
朱熹说：“舜叹息，说现在天下只有三苗的君主不遵循教命，你前往征讨他。征，就是正，前往纠正他的罪过。禹召集诸侯的军队，用征讨的意思告诫誓师，说三苗昏庸迷乱不恭敬，侮慢他人，妄自尊大，违背正道，败坏常德，用人取舍颠倒，百姓怨恨上天愤怒，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帝王的辞命，惩罚三苗的罪过，你们众将士希望同心同力，才能建立功勋。这是上面禹誓师的言辞。”
臣按：这是君主征讨蛮夷誓师的开始。先儒说舜的时候四海之内都引导有功，不顺从的只有三苗。三苗的君主，舜曾经流放他，三苗的百姓又曾经分散他们，到这里仍然不顺从，所以征讨他。大概征就是正的意思，必定那个人有不正的罪过，然后君主奉行天道去纠正他，如果在我方有不正，也就没有理由去纠正对方了。看禹誓师所说的“昏庸迷乱不恭敬，侮慢他人而自认为贤能，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被排斥在朝野之外，小人居于高位，百姓被抛弃而不被保护”，那么三苗的君主所做的事不正极了。帝舜奉行天命作为华夏和夷狄的主宰，坐视其不正而不加以纠正，那就违背天意、失去君道了，所以命令禹前往征讨他。大体上君主自身率领天下遵循正道，使天下的人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不分华夏还是夷狄，只遵循和遵从我的正道，如果有一个人不遵循王道，就必定命令他的臣下去纠正他，使他们全都归于正道之中，君主于是奉行君主的辞命而声讨其不正的罪过以致讨伐。然而人不是一个，人各有心，而趋向不同、体力不齐，所以又必须誓师告诫，想要他们同心同力，希望他们的功勋能够成功。大概心不统一则同仇敌忾的志向不专一，力不统一则击刺的勇气不决断，又怎么能成功呢？
《甘誓》（在甘地誓师所以用甘誓命名）：在甘地大战，于是召集六卿。王说：“嗟，六事之人，我誓师告诉你们：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上天因此剿灭断绝他的命数，现在我只有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车左不治理车左的事，你们不恭敬命令；车右不治理车右的事，你们不恭敬命令；驾车者不端正驾驭马匹，你们不恭敬命令。服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庙杀戮，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一同杀戮。”
蔡沈说：“誓与禹征讨三苗的誓师意义相同，说讨伐叛乱惩罚罪过的意思，严明坐下、起身、前进、后退的节奏，用来统一众志而消除懈怠。有扈，是夏朝同姓的国家，《史记》说‘启即位，有扈不服，于是灭了他’。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待下属背叛上级，获罪于天，上天因此剿灭断绝他的命数，现在我讨伐他只有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而已。左，是车左；右，是车右。古代车战的法则，甲士三人，一个在左边主持射箭，一个在右边主持击刺，驾车者在中间主持马匹的奔驰。驾车者不端正驾驭马匹，就像王良所说的诡遇。大概左右不治理他们的事与驾车者不端正驾驭马匹，都足以导致失败，所以各指出其人而责成其事，想要他们各尽其职而不敢忽视。礼制，天子亲自征讨必定载着迁庙的主
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译在行军途中设立社主，是为了表明赏赐和杀戮不敢擅自专断。祖庙位于左侧，属阳，所以在祖庙行赏；社坛位于右侧，属阴，所以在社坛行戮。“孥戮”是说不服从命令不仅会诛杀你本人，还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同被杀。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加重刑罚，就无法整肃军队并驱使士兵奋勇立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
译臣按：先儒说《甘誓》一篇仅有八十字，但其中六军的制度、车乘的方法、邦国赏罚的典章、誓师的言辞没有不明确完备的。大概古人的学问，精粗本末都不废弃，启虽然继承禹传道的之后，但干戈行阵的事情也曾从家学素来讲解明白。臣私下认为将这篇与禹征讨三苗的言辞对照观看，启列举有扈氏罪状的原因与禹对待三苗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誓词之中都必定以天来说话，禹对待三苗说天降下灾祸，现在启对待有扈氏也说天用来剿灭断绝他的命数，可见古代帝王之所以兴师问罪，都是因为对方得罪于天而奉行天讨来纠正他们。三苗只是昏乱不恭敬所以招来征讨的军队，有扈氏的侮慢怠弃就是三苗的不恭敬，禹奉承帝王的言辞来征讨三苗，启恭敬地执行天罚来征讨有扈氏，征讨就是纠正，人因为不恭敬所以纠正他，如果在自己有不恭敬以及左右办事的人不恭敬命令，那么自己就不端正了，又凭什么去纠正别人呢？所以一篇之中恳切地以恭敬来说话，听从命令就赏赐，是赏赐他的恭敬，不听从命令就杀戮，是杀戮他的不恭敬，赏赐与杀戮不敢擅自专断必定在祖庙和社坛执行，这都是用来表达他的恭敬的。恭敬是敬的别名，是帝王相传的心法，启的恭敬就是禹的祗承，继承禹的祗承就是舜的恭敬自身，尧的钦敬明察，事情有常规和变通而恭敬的心则无处不存在。恭敬多么伟大啊，它是行军的根本啊。
《胤征》：仲康开始统治四海，胤侯受命掌管六军。羲和废弃他的职责，在邑中沉溺于酒，胤侯承受王命前往征讨。向众人宣告说：“唉，我的众人，这时羲和颠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背离官职离开位次，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他所主管的事务。现在我率领你们众人，奉行天罚，你们众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帮助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大火燃烧昆仑山冈，玉石一起焚毁。天吏有过失的德行，比猛火更猛烈。歼灭他们的大头目，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旧日沾染污浊习俗的人，都给予他们新的机会。唉，威严胜过慈爱，确实能成功；慈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士，要勤勉警戒啊。”
蔡沈说：“仲康刚即位，就任命胤侯来掌管六军。背离官职就是扰乱他所治理的职责，离开位次就是舍弃他所居守的位置。天纪，就是《洪范》所说的岁月日星辰历数等。又说火燃烧昆仑山冈，不分辨玉石的美丑而一起焚毁，如果作为天吏而有放纵的德行，不选择人的善恶而杀戮，其危害比猛火不分辨玉石更严重。现在我只要诛杀首恶的头目而已，胁迫跟随的党羽就不治罪，旧日沾染污浊习惯的人也全都赦免并使他们革新。威就是严明的意思，爱就是姑息的意思，《礼记》说‘军队以威严为主’，大概军法不可以不严明，严明胜过则相信事情必定成功，姑息胜过则相信功业必定不成。在誓师的末尾又感叹，以此来深深警示他们，想要他们努力戒惧而听从命令。”
臣按：蔡氏说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惩罚而不讨伐。仲康命令胤侯，获得天子讨罪的权力；胤侯征讨羲和，获得诸侯同仇敌忾的道义。他的言辞直白他的道义明确，不像五霸搂抱诸侯来征伐诸侯，他们的言辞曲折、道义迂回。臣私下认为篇中所谓“火燃烧昆仑山冈，玉石一起焚毁”，可以作为万世滥杀不分辨人的警戒；“歼灭他们的大头目，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可以作为万世诛杀恶人宽恕善人的法则；“威严胜过慈爱，确实能成功；慈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可以作为万世行军姑息者的警戒。
《汤誓》：王说（王说是史臣追述的称呼）：“来到你们众人，都听我的话说。”又说：“你们还要辅助我一人，执行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不违背诺言。你们不听从誓言，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并杀戮你们，没有可以赦免的。”
臣按：誓是面对众人发布命令，陈述兴师的原因，用来激发士气、统一人心，自从禹征讨三苗有誓词之后，启征讨有扈氏就有誓词，胤侯征讨羲和就有誓词，到这里汤征讨桀也有誓词。先儒说禹征讨三苗时，说“你们还要统一你们的心力，能够建立功勋”，到启就说“听从命令在祖庙赏赐，不听从命令在社坛杀戮，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并杀戮你们”，到汤又加上“我不违背诺言，没有可以赦免的”，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了。
《泰誓》：王说（追称的）：“唉，我的友邦君主以及我的办事众士，清楚地听誓词。我小子日夜恭敬恐惧，承受文王的命令，向上帝祭告，在社坛祭祀，率领你们众人执行天的惩罚。”
蔡沈说：“告知征伐商朝的意思，并且想要他们仔细听。说我小子告于天神地祗，率领你们众人执行天的惩罚于商朝。《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祭告，在社坛祭祀，到父庙致敬’，承受文王的命令就是到父庙致敬，《王制》以神尊卑为顺序，这里先说承受文王的命令，因为征伐纣王的举动是天命文王、武王，特别禀承文王的命令来完成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
译臣按：《泰誓》所说“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是将征伐的意图告知众人；“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是将征伐的意图告知神明。君主行事必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对臣民宣誓而无疑虑，向神明质对而无愧疚，然后才兴师动众，这才是王者之师。否则只是因土地之故、意气之争，倚仗强盛欺凌弱小，凭借人多残害少数，对人则强词夺理，对神则曲意祈祷，借牺牲人命来发泄贪婪残暴愤怒之心，人们必定不认为他理直，神明也不会保佑他。
王说：“唉！我西土的君子们，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其类别非常显著。培养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本，因此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去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应当践行果敢坚毅，以成就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有厚赏，不践行果毅的有显明的惩处。”
蔡沈说：“上天有至为显明的道理，其义理类别非常清楚，至为显明的道理就是常道之理。培养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本，这两句古语，比喻众恶的根本在于应当铲除，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去灭绝歼灭你们的世仇。杀敌为果敢，达成果敢为坚毅，你们众将士应当践行果敢坚毅，以成就你们的君主，如果功劳多就有厚赏，不仅仅是一爵一级而已。不践行果毅就有显明的惩处，称为显明惩处，就必定在市集朝廷上示众以警示众人。”
臣按：君主出兵以振奋士气、统一众心，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在甘地誓师说“听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而武王伐商所以申令众将士也说“功劳多的有厚赏，不践行果毅的有显明的惩处”，这就是《甘誓》的意思。然而《甘誓》以听从命令与否来说，《泰誓》则以践行与否来说，大概只有听从命令才能践行果毅从而有功受赏，不听从命令就不能践行果毅以致受显明的惩处，这两者的说法互相阐发。
《牧誓》：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事，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先生们勉励啊；不超过四击五击六击七击就停止整齐，先生们勉励啊。
蔡沈说：“今天的战斗不过六步七步就停止而整齐，这是告知他们坐作进退的方法，用来警戒他们轻率前进；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就停止而整齐，这是告知他们攻杀击刺的方法，用来警戒他们贪杀。上面说先生们勉励啊，这里说先生们勉励啊，反复成文，以表达其殷切劝勉的意思。”
吕祖谦说：“大司马的法度，伍两卒旅各有其长官，让他们停止整齐的，是让他们的部伍长官各自停止该停止的，各自整齐该整齐的，所以当战斗时井然有序，不丧失纪律，三军如同一个人。”
臣按：后世战法见于经典的开始于此。先儒说六步七步，是脚法；六伐七伐，是手法。列阵进战之时，用来坐作进退的是脚，脚行止于六七步，所以警戒他们轻率前进；用来攻杀击刺的是手，手的击刺止于六七次，所以警戒他们贪杀。大概王者之师，声讨罪过，理直气壮，不担心他们不勇敢，只担心他们过于勇敢。武王誓师不鼓励他们前进而警戒他们停止，而他所以停止的都是要求他们整肃齐一，这是王者之师不急于成功，而也不至于败北，与后世之师前进唯恐不快、杀戮唯恐不多，一败就至于溃散的不同了。
尚且威武，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在商郊。不迎接能逃跑的，以役使西土，先生们勉励啊。你们如果不勉励，那你们自身将有惩处。
蔡沈说：“想要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在商郊奋击。能奔来投降的，不要迎击他们。以劳役我西土之人，这是勉励他们武勇而警戒他们杀降。不勉励，谓不勉励于前三者。这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是圣人之言。”
臣按：先儒说用兵以节制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担心他们或许拘泥，所以用虎貔之勇来比喻，又担心他们过于勇敢而妄杀，所以以杀降为戒。篇终所谓不勉励的，就是重申前面所说的三勉励啊，一勉励不要轻进，再勉励不要贪杀，三勉励尚武勇而不要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励于这三者，这就是所谓的节制之兵，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即使不胜也不败。武王于此殷切反复，呼唤他们而致其勉励，然而还担心他们听信不专，所以篇终又示以有惩处的警戒。大概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唉，这就是王者之师的原因吧。
《武成》：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都奔走，执豆笾。过了三天庚戌日，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说：“周庙，是周祖庙。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的邦甸、远的侯卫都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臣按：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臣按：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春秋》者。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
译臣按：这是武功成就后告祭祖先和上天的礼仪。先告祭祖先后郊祭上天，郑氏认为这是从亲近的开始，蔡氏认为是由亲人而及尊神。我私下认为，武王讨伐商朝是受命于父亲文王，等到成功时先告祭父亲，因告祭父亲进而告祭七代祖先的宗庙，所以又过了三天，才把实现父亲遗志的事情告祭上天。大概武王实现了文王的遗志，而文王又是用来实现上天的意志，哪里是因为远近来决定先后呢？
到达商朝，把商王的罪过告祭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要在商朝施行大的正义。只有你们这些神明，尚且能辅助我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明蒙羞。”
蔡沈说：“后土，就是社神。《周礼》大祝篇说‘君王经过大的山川就举行祭祀’，孔氏说：‘名山指华山，大川指黄河。’‘曰’字，是列举武王告祭神明的话语。有道，是指他的父祖而言。”
臣按：君王的军队是代替上天施行惩罚，如果不是那个人得罪了上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能忍受，必定不会轻易调动民众。开始时必定要把那个人所积累的恶行、所犯下的罪过告祭皇天后土，军队所到达的地方、所经过的山川，都必定要把我们兴师讨伐以及那个人不可不讨伐的意思告祭神明，如果衡量天理、反省自身有一丝一毫利己的私心、一个念头怨恨他人的意思，不符合天意、不顺乎人情，就决不敢轻举妄动。孟子说：“征伐就是匡正，自己必定先端正然后才可以匡正别人，没有自己不正却能匡正别人的。”不正的事，说给听的人都不可接受，何况神明呢？神明所不可听闻的，人决不可做，一个人做尚且不可，何况役使千万人来做呢？
《诗经·常武》的序言说：《常武》，是穆公赞美宣王。有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因此把它作为警戒。它的首章说：显赫光明，君王命令卿士，南仲是大祖，大师是皇父。整顿我的六军，来修缮我的兵器。既恭敬又警戒，恩惠这南国。
朱熹说：“宣王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淮北的夷人，诗人作这首诗来赞美他。”
它的第四章说：君王奋起武力，如雷霆如震怒。进发他的虎臣，怒吼如发怒的猛虎。布满淮水岸边，就擒获了俘虏。截断那淮水边岸，是王师驻扎的地方。
辅广说：“说王师在淮水岸边，有截然不可侵犯的勇猛。”臣按：先儒说这是说王师到达徐州，布阵而取胜。
它的第五章说：王军众多，如飞如箭，如江如汉，如山的根本，如川的流水，连绵不断，整肃有序，不可测度，不可战胜，大举征讨徐国。
朱熹说：“如飞如箭，是迅速；如江如汉，是众多；如山，是不可动摇；如川，是不可阻挡；连绵，是不可断绝；整肃，是不可混乱；不可测度，是不可知晓；不可战胜，是不可击败。”
臣按：先儒这里极力说王师无敌是这样的。
它的末章说：君王之道确实充实，徐方已经来归顺。徐方已经同心，是天子的功绩。四方已经平定，徐方来朝见。徐方不再违背，君王说班师回朝。
臣按：诗篇的名字多以章节开头的两个字，只有这首诗以“常武”为名，全诗共六章，每章八句，并没有所谓“常武”两个字，以此命名，大概是特意确立名义。《序》所说的因恒常的德行来建立武功，所以开始说恭敬警戒，最后说确实充实，这就是所说的建立恒常的德行。其中所说的整顿六军、奋起武力、进发虎臣、擒获俘虏、迅速而威严、众多而盛大，静止时不可动摇，强大时不可阻挡，连绵不断，整肃有序，有不可测度的神妙、有不可战胜的勇猛。于是举一举就使徐方来归顺，归顺就是上下内外都信服而没有二心；由一方而致使四方来朝见，朝见就是四方蛮夷朝会而没有隔阂。像这样的虽然说是奋起武功建立功业是君王的恒常德行，但到了四方来朝见，那就是非常武功了。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向周王（周襄王）献楚国的俘虏，披甲的战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伯辅佐周王，用的是平礼。己酉日，周王用甜酒宴饮，命令晋侯助祭周王，命令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给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把、彤矢一百支、黑弓矢一千支、黑黍香草一卣、虎贲三百人，说：“君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执行王命，来安抚四方，纠正远方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后接受命令，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行宣扬天子伟大的美好命令。”接受策命后出来，出入三次朝见。
臣按：这是古人献俘策命的礼仪在《春秋》中可见的。
晋侯在城濮之战后，整顿军队唱着凯歌进入晋国，献俘
（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译（献上所俘获的敌人）授予（计算）割下的左耳，饮酒告捷于宗庙，大行赏赐，召集诸侯会盟以讨伐有贰心的人，杀死渡河后先归的舟之侨并在国内示众，百姓因此大为信服。君子说：“晋文公大概懂得用刑了。惩处了三种罪过而百姓信服（三种罪过指上文杀死违令的颠颉、烧死负羁、惩处违命的祁瞒以及杀死舟之侨），《诗经》说‘恩惠施加于中原地区，以安抚四方’，说的就是不违背赏罚的原则。”（僖公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将出师之是非，司马光断之当矣，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
译臣按：这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但也可见夏、商、周三代军队凯旋归来时的遗留制度。鲁定公四年，卫国大夫祝佗（字子鱼）说：“国君率领军队出征，要在社坛举行祓除祭祀，用牲血涂抹战鼓，祝官捧着神主牌位跟随军队行动。”
杜预说：“军队出征，事先在社坛举行祓除祈祷，称为宜社，这时杀牲用血涂抹鼓面，称为衅鼓。”
臣按：古代礼制，天子亲自征讨，祝官必定捧着宗庙神主和社坛神主跟随军队行动，有功则在宗庙神主前奖赏，不服从命令则在社坛神主前处死，以示不专断。
《论语》记载：子路问：“如果您统帅三军，会与谁共事？”孔子说：“赤手空拳打虎，徒步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会与他共事。必定是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善于谋划并能成功的人。”
朱熹说：“一万二千五百人称为一军，大国拥有三军。子路见孔子只称赞颜渊，自负其勇，认为夫子如果统帅三军必定与自己同列。暴虎，指徒手搏虎；冯河，指徒步渡河。惧，指敬畏其事；成，指成就其谋。这话都是用来抑制他的血气之勇并教导他，然而行军打仗的关键确实不超出这两点。”又说：“三军需要勇猛，统帅三军的人需要谋略，既然善于谋划，就必须成就事业。人固然有善于谋划但事情不能成功的，那也无济于事，好谋而成，既然谋划了就必须果断去做，使之成功，如果只谋划而不成功，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所谓的‘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临事而惧，是指在面临事情时还要再审慎一番，大概平时已经思量，都明白了，到了面临事情时还要再审慎一番。”
黄干说：“临事而敬惧，就有持重谨慎畏惧之心，好谋而图成，就有用尽万全之计，敬畏其事而没有疏忽之心、懈怠之气，临事必定能戒惧，这不是懦弱恐惧。成就其谋，就不妄动、不急于求成，对事情必定有确定的谋划，既然成功就不违背初衷，自然没有侥幸速成的弊端。无非是抑制他的血气之勇，而用义理之勇来教导他。”
臣按：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两句话，是万世行军制胜的关键法则。后世兵书如《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策略虽然不能用一条途径穷尽、一个方面概括，但其大要都不超出我们夫子这两句话。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都因带兵在当时有名，李广行军没有严密的部伍行列，就近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驻扎，人人各自方便，不敲击刁斗自卫，幕府简化文书，但也安排远哨侦察，未曾遭遇祸害。程不识整顿部曲行伍，扎营击刁斗，士兵官吏处理军务文书直到天明，军队不得休息，但也未曾遭遇祸害。程不识说：“李广虽然极其简易，但敌人突然侵犯时无法抵挡。我军虽然烦扰，但敌人也不能侵犯我们。”
司马光说：“《易经》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治理众人如果不用法度，没有不凶险的。李广的带兵方式，让人人各自方便，凭借李广的才能这样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法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继任者难以做到，何况与他同时代做将领的人呢？小人的性情，乐于安逸放肆而看不清眼前的祸患，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烦扰而乐于跟随李广，而且将会仇视上级而不顺从，那么简易的害处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的突然侵犯而已，所以说军事以严格结束，做将领的也只要严格罢了。那么效仿程不识，虽然没有功劳也不会失败，效仿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
臣按：程不识、李广两位将领出征的是非，司马光判断得当，后世行军的人应当以程不识为法则，以李广为警戒。
宋代欧阳修对仁宗说：“攻击敌人靠谋略不靠力量，用兵靠斗志不靠人数。前代用兵的人，人数多的常常失败，人数少的常常胜利，王寻以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多的失败而少的胜利；苻坚以百万军队遇到东晋的二三万人而失败，这是多的失败而少的胜利；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被吕布大败，退守许都，又用两万人打败袁绍的十二万人，这是用兵多则失败少则胜利的明显验证。何况对于夷狄，尤其难以用力量争取，只能用计谋获取，李靖在定襄打败突厥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打败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大概军队不在于多，能用计谋获取罢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以少为多，不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多却更少。为当今谋划，增加军队则耗费国家，减少军队则能打败敌人，现在沿边的军队不下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但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报人数，那么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这是七八十万军队抵不上七八万人的作用，加上军队没有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多却更少，所以常常作战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赫然奋起威严，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训练，去除老弱，七八十万中可以得到五十万之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现在既然不能做到，只要能做到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可以抵当五百万军队的作用，所谓善于用兵的人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常胜利就是这个原因。”
臣按：先儒说世上做将领的都想要多兵，却不知道军队到了三十万就难以使用了。前代用六十万战胜楚国，用四十万战胜秦国，只有王翦、项籍二人多多益善，只有韩
信能之，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译韩信能够统领大军，自他之后，兵力达到三十万却未能得志的，像赵括、王寻、苻坚这类人，他们的军队越多，失败就越惨烈，然而他们还可以推脱说将领不善。曹操可以说是善于用将了，却率领六十万水军在乌林战败，当时战舰相连所以被敌人烧毁，大军聚集所以病死的人几乎占了一半，这难道不是兵力过多造成的拖累吗？凭借汉高祖的才能，也不过能统领十万军队，那么拥有六十万军队就应当得到六个像高祖那样的人才能统领，高祖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由此看来，兵力过多正好足以成为拖累，何况国家的粮食布帛有限，百姓的脂血有穷尽，整备武备只在于慎重选拔将帅，严格确立等级制度，根据现有的人数来补足不足的数额，没有战事时就检阅、训练、淘汰他们，使每个人都可用而没有一个人不中用，有战事时就约束、告诫、申明法令，使每件事都合乎法度而没有一件事不依法行事，纵然不能像古人的军队那样以一当十，然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用处，使用一个人就发挥一个人的作用，使用千百人就像使用一个人，既不空耗我们的粮饷赏赐以致浪费，又不阻碍我们的号令以致失效，所驾驭的都是所熟悉的，所交战的都是所教导的，情意容易流通，恩威容易周全，兵少反而更加精锐，兵多反而更加得力，就能在天下无敌了。
以上论出师之律
▲战陈之法（上）
《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以鸱为义，其波煽始大）。”
司马迁曰：“神农世衰，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杀之。”
蔡沈曰：“言鸿荒之世，浑厚敦厖，蚩尤始开暴乱之端，驱扇熏炙，延及平民，无不为寇为贼。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矫虔者矫诈虔刘也。”臣按：此后世战争之始。
《书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二车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
陈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韩婴曰：“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
朱熹曰：“戎，戎车也，军之前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
《秦风小戎》曰：小戎（兵车）筼（浅也）收（轸也），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梁辀（上曲，钩衡者），游环（靷环也）胁驱（亦以皮为之），阴（揜轨也）靷（以皮二条为之）鋈续（消白金以沃灌靷环，作环以相接续），文茵（车中所坐虎皮褥）畅（长也）毂，驾我骐（骐文）？（马左足白）。
朱熹曰：“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车；《秦风》之小戎，诸侯之车，二车皆所谓兵车用以战者也。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读为条）缨五就（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车之职王之五辂，曰革路，兵车也。
车仆掌戎路之萃（犹副也）、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犹屏也）车之萃、轻车之萃。
郑玄曰：“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乘之车也；阙车，所谓布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
臣按：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有倅车以为之副贰，万一或败，不至仓皇无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舆后横木）四尺，谓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车斜倚也），崇（高也）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八尺曰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戟常（倍寻曰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
郑玄曰：“此所谓兵车也，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句之，句之矣然后殳击之、戈戟刺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车旁，不言弓矢者，乘车之人佩之也。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
译以上论述出兵的法则。
▲作战布阵的方法（上）
《吕刑》记载：周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是最初作乱的人，祸延到平民百姓，无不成为强盗和贼寇，把像鸱鸟一样张狂跋扈当作正义，内外作乱，掠夺抢劫，欺诈残暴。（以鸱张跋扈为义，其煽动波荡的势头才开始壮大）。”
司马迁说：“神农氏时代衰微，诸侯互相侵伐，蚩尤最为强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的原野交战，杀死了他。”
蔡沈说：“说的是远古混沌质朴的时代，蚩尤首先开启了暴乱的端绪，驱策煽动，如火熏炙，祸延平民，无不成为寇贼。所谓‘鸱义’，就是把像鸱鸟一样张狂跋扈当作正义；所谓‘矫虔’，就是矫诈欺诈、残害杀戮。”臣按：这就是后世战争的开端。
《尚书序》记载：武王率领戎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百人，与商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
蔡沈说：“戎车，就是驰车。古代驰车一辆就配有革车一辆，驰车是战车；革车是辎重车，装载器械、财货和衣装的。两车合称一‘两’，三百两，就是三万人。”
陈栎说：“一名虎贲必定统领百人，一辆战车总共使用百人，用车数合虎贲数来看，大约是三万人。”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都有这样的说法。古代作战布阵，士卒必定与车马相配合，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从百夫长以上都乘车，并不是车之外还有虎贲之士。
《诗经序》说：《六月》，是周宣王北伐的诗。元戎十乘，用来先行开道。戎车已经安稳，有时前低后高，有时前高后低。
韩婴说：“车中有大戎十乘，说的是车轮缠着缦带、马披着甲，车衡车轭之上全装着剑戟，名叫陷军之车。”
朱熹说：“戎，就是戎车，是军队的前锋。轾，是车前低后高；轩，是车前高后低。”
《秦风·小戎》说：小戎（兵车）轸浅，五束皮革缠绕车辕，车辕上曲钩住车衡，游环和胁驱也用皮革制成，阴靷用两条皮革制成，用白金浇铸环扣以相接续，车中铺着虎皮褥子，车毂很长，驾着骐骥和駃马。
朱熹说：“凡是车的制度，宽度都是六尺六寸，其中在平地上载重的大车，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所以叫小戎。”
臣按：《六月》中的元戎，是天子的车；《秦风》中的小戎，是诸侯的车，这两种车都是所说的用于作战的兵车。
《周礼》记载：巾车（车官之长），革路（用皮革挽拉并涂漆的车）配有龙勒（用龙纹装饰马勒），条缨五就（其樊缨用条丝装饰而成五匝），树立大白（殷商的旗名）以准备作战。
臣按：巾车所掌管的是王室的五种车驾，其中叫革路的，就是兵车。
车仆掌管戎路的副车、广车的副车、阙车的副车、苹车的副车、轻车的副车。
郑玄说：“这五种都是兵车，所谓五戎。戎路，是君王在军中乘坐的车；广车，是横列乘坐的车；阙车，就是所谓布阙的车；苹，就是屏，是用来对敌时自我遮蔽的车；轻车，是用来奔驰敌营挑战的车。”
臣按：巾车所掌管的是五戎的正车，这里所掌管的是五戎的副车。古代车战的方法，每辆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在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在前的人作战，左右的人夹着车辕，经常互相替换，后面又有二十五人为一队，距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是看守衣装、伺候饮食、砍柴汲水的人，行军时用车作为护卫，驻扎时用车作为营垒，一车占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大概车战的方法是为了做不可失败的打算，有倅车作为副贰，万一失败，不至于仓皇无备。
《考工记》记载：车有六等的高度，车轸（车厢后部的横木）高四尺，称为一等；戈柄长六尺六寸，安装在车上斜倚着，比车轸高四尺，称为二等；人高八尺，比戈高四尺，称为三等；殳长一丈二尺，比人高四尺，称为四等；戟长一丈六尺，比殳高四尺，称为五等；酋矛长一丈六尺，比戟高四尺，称为六等，车称为六等之数。
郑玄说：“这就是所说的兵车，殳长一丈二尺，戈、殳、戟、矛都插在车旁的旁边。”
臣按：五种兵器的使用，远则用弓矢射击，近则用矛钩住，钩住之后然后用殳击打、用戈戟刺杀，《司马法》说：“弓矢用于围击，殳、矛用于守卫，戈、戟用于辅助。凡是用兵者都是长兵器护卫短兵器，短兵器救援长兵器。”现在这里戈、殳、矛、戟都放在车旁，不说弓矢，是因为乘车的人佩戴着弓矢。
《左传》记载：隐公九年，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
之，患戎师，曰：“彼徒（步兵）我车，惧其侵轶（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试也）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郑大夫）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死也），戎师大奔。
译担心戎国军队，说：“他们步兵，我们战车，恐怕他们突袭我们。”公子突说：“派勇敢但不刚猛的人试探敌军然后迅速撤退，您设下三层伏兵等待他们。戎国人轻敌而不整肃，贪婪而没有亲附，胜利时互不相让，失败时互不相救，先头部队看到战利品必定竭力前进，前进时遇到伏兵必定迅速逃跑，后队不救援就没有后续了，这样就可以得逞。”听从了他的建议。戎国军队先头部队遇到伏兵逃跑，祝聃追击他们，穿插在戎军之中，前后夹击，全部杀死，戎国军队大败逃跑。
孔颖达曰：“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前谓第一伏，逆其前也；后谓祝聃与后伏，逐其后也；中谓第二伏，击其中也。衷戎帅者，谓戎师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晋大夫）曰：“楚军之戎分为二广（音旷），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十二年）
杜预曰：“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孔颖达曰：“右广鸡鸣初驾，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昼日事也。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若今宿直递持更也。”
臣按：李靖谓：“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陈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滓胺？不用人而主于车。车之于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桓邲之战，楚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后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有厄（险也），以什（更以十人）共车，必克，因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步陈），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即两伍专参偏也）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李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十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骑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盖未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马端临曰：“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于争城争地，然于敌之人，初不迫于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轻进易退，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于徒、我长于车，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
译孔颖达说：“前后及中间三处遭受敌人攻击的情况，前指的是第一伏兵，是迎着敌军的前锋；后指的是祝聃与后伏兵，是追击敌军的尾部；中指的是第二伏兵，是攻击敌军的中央。‘衷戎帅’的意思是，戎军的统帅处于三伏兵的包围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时，栾武子说：“楚军的战车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一个卒，卒的编制相当于两个两。右广在鸡鸣时驾车出发，一直作战到中午，左广接着接替，一直作战到黄昏。内部的官员按次序轮流值守夜间，以应对突发情况，不能说是没有防备。”
楚庄王设立乘广，三十辆战车分为左、右两广。右广在鸡鸣时驾车出发，到中午时解驾休息，左广接着接替，到日落时解驾休息。许偃为右广驾车，养由基担任车右；彭名为左广驾车，屈荡担任车右。
杜预说：“十五辆战车为一广。《司马法》规定一百人为一卒，二十五人为一两，十五辆战车为大偏，现在一广十五辆战车也沿用旧时的偏制，另外以二十五人作为辅助。”
孔颖达说：“右广在鸡鸣时驾车出发，一直作战到中午，然后左广接替，一直作战到黄昏，这是白天的事务。那些亲近君王的内官按次序轮流值守夜间，就像现在宿卫值班轮流打更一样。”
臣按：李靖说：“楚庄王乘坐的广有三十辆战车，每广有一个卒，卒的编制相当于两个两。军队行进时以右辕为准则，所以夹着车辕作战，这都是周代的制度。一百人称为卒，五十人称为两，这是每辆战车使用一百五十名士兵，比周代的制度稍多。周代一辆战车配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三甲合计七十五人。楚国是山泽之国，战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代制度相同了。”
成公七年，楚国的巫臣出使吴国，率领相当于一个卒的兵力前往吴国，舍弃了一个偏和一个两的编制，带着射手和驾车人，教吴国人驾驶战车，教他们布阵作战，教他们背叛楚国，并安置他的儿子狐庸在吴国担任外交使者。
陈祥道说：“古代用兵，在险要的地形以步兵为主，在平坦的地形以战车为主，那么在险要地形就派遣挥、贸、刀、闲等步兵，在平坦地形则不用步兵而以战车为主。战车在作战中，行动时足以冲击敌人，停止时足以营垒护卫，将领和士兵有所遮蔽，兵器、衣物有所携带，《诗经》说‘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那么战车的利益很大。从前周国讨伐郑国采用鱼丽阵，先用车兵后用步兵，步兵填补车兵的空隙；桓公、邲之战，楚军的战车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一个卒，卒的编制相当于两个两。楚巫臣出使吴国，率领相当于一个卒的兵力前往吴国，舍弃了一个偏和一个两的编制。考察《周礼》，五个伍为一个两，四个两为一个卒，《司马法》规定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卒和两都是步兵，偏则是车兵。杜预说十五辆战车为大偏，九辆战车为小偏，其中更大的还有二十五辆战车的偏，那么周代鱼丽阵的偏就是二十五辆战车的偏，楚国两广的偏是十五辆战车的偏，巫臣所舍弃的偏是九辆战车的偏。先用车兵后用步兵，步兵跟随车兵；卒和两跟随车兵，先用车兵足以抵挡敌人，后用步兵足以应对变化，那么古代战车的战术大致可以知道了。”
昭公元年，晋国的中行穆子在大原击败无终（山戎）及群狄，聚集士兵准备作战，魏舒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战车，遇到险要地形，以十人共用一辆战车，必定能取胜，利用险要地形，又能取胜，请求全部改为步兵，从我开始。”于是毁坏战车改为步兵阵型，五辆战车改为三个伍，荀吴的宠臣不肯改为步兵，斩杀他以示众，分为五个阵型以相互隔离，两在前、伍在后，专作为右角，参作为左角，偏作为前拒，以引诱敌人。狄人嘲笑他们，还没布好阵就逼近他们，大败狄人。
李靖说：“荀吴使用的是战车战术，虽然舍弃了战车但战术仍在。一个作为左角，一个作为右角，一个作为前拒，分为三队，这是一辆战车的战术，千万辆战车都如此。查看曹操《新书》说：‘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体是荀吴的旧法。又看汉魏之间的军制，五辆车为一队，仆射一人；十辆车为一师，率长一人；凡十辆车，将吏二人，大多仿照此制。用现在的战术参用，那么跳荡，是骑兵；战锋队，步骑各半；骑队，兼用车乘而出。臣向西讨伐突厥，跨越险阻数千里，此制大概不敢轻易改变。大概古代战术的节制，确实值得重视。”
马端临说：“兵器虽然说是凶器，但古代用车战，其坐起进退整齐从容有法度，未曾趁人不备而以奇计取胜。所以韩厥遇到齐侯就捧着酒杯加上玉璧，却至遇到楚庄王就脱去头盔快步避让，可以死就为子犨请求箭矢，可以不死就为庾公叩击车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虽然春秋霸主国的君臣，其志向在于争夺城池土地，但对于敌人，起初并不迫于险固如此。至于戎狄侵犯中原则如云聚合如鸟散开，轻进易退，于是战车的从容不足以抵挡步兵的迅猛，于是舍弃战车而使用步兵，然而他们擅长步兵、我们擅长战车，舍弃我们的长技而与他们搏斗，是以兵予敌，所以必
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后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后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译设置埋伏来引诱敌人，在敌军阵势尚未展开时就迫近攻击，这样才可以取胜，而车战的法则也就废弃了。秦汉以后用兵作战，那些战胜攻取的情况，大体上都像郑国抵御戎人、晋国击败狄人那样，哪里有过堂堂正正的做法呢？
臣按：车战之法，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若夫中国与夷狄战，其地则险阻也，其人则步与骑也，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其动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败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不亦难哉。自车法不行之后，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李陵之类，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故常有疆场之事，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若夫罢侯置守之后，四海一家，不幸而盗贼窃发，制之于早易与耳，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大抵为四夷，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险隘攻夷狄，车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谓车战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车，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则吾之轮有所柅、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汉夏侯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
武帝时，卫青军出塞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李陵击匈奴，与单于相值，围陵军，陵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
马端临曰：“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为艰，一车之费动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独用之战陈为难，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虽不可考，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欹，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尝经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而可修，逢险阻则舁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率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
译臣按：车战之法，是中国与中原诸国交战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彼此都用车战，且在平原旷野之地相遇，所以可以摆开堂堂之阵、竖起正正之旗。如果中国与夷狄作战，地形则是险阻的，敌人则是步兵和骑兵，我们的战车部署不成行列，行动也不能行进，这是坐以待困，侥幸不战败就罢了，想要用它来克敌制胜，不是很难吗？自从车战之法不再施行之后，后世使用战车的人如卫青、李陵之类，都不过用来装载物资罢了，否则就是用来抵御敌人的冲击，没有能明显用来取胜的。况且三代时期分为列国，所以常有边境战事，与中国与中国作战则战车确实在使用，但如果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天下统一，不幸盗贼起事，及早制服就容易了，所以养兵以备征伐，大体是为了对付四夷，应当用我们的长处来抵挡、抵御他们，不让他们进入我国境就可以了，所谓车战之法实在没有用处，政令不必仰慕复古之名而做这种不急之务。有人说：用车出境，越过险隘攻击夷狄，车战之法似乎不可用，但如果用车来守卫中国之地，有什么不可呢？臣认为车战之法，我使用而敌人也使用，地面有不平之处，物体有阻碍，不仅我不可行，敌人也不能行，这样用车，有什么不可呢？只有我使用而敌人不使用，敌人用万人之众挖地为长沟，沟上堆积挖出的土，不几天就完成，那么我的车轮有阻碍、马匹受限制而不能行进了。
汉夏侯婴在雍丘击败李由军队，用战车催促作战，迅速击败了他。
武帝时，卫青军队出塞攻击匈奴，用武刚车环绕为营，然后派出五千骑兵前往抵挡匈奴。
李陵攻击匈奴，与单于相遇，单于包围李陵军队，李陵在两山之间，用大车为营，率领士兵出营外列阵连续作战。
马端临说：“车战之制，汉朝尚在使用，但详细考察其言辞，则是用车装载粮食器械，停止时环绕为营罢了。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在了。”
晋马隆攻击鲜卑，树机能以数万之众据险抵抗，马隆因地形狭隘，于是制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在车上设置木屋，转战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于是平定凉州。
李靖说：“偏箱、鹿角，是军事的重要策略，一是治理力量，二是抵御前方，三是约束部队，三者交替使用，这样马隆深得古法之精髓。”
臣按：古代车制用四马驾车，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度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平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艰难，一车之费动辄千百，制造非一二日可完成，况且别人都不用而我用之，不仅用于战阵为难，即使行于大陆通途也有所颠簸了。只有晋马隆所说的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在车上设置木屋，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现在其制度虽不可考，但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命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大概大箱者是大车，一箱者是小车，只有车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且战且前。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斜，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曾经过海北之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抬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人而可修，逢险阻则抬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概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助，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抬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挖沟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
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取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镮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镮，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镮，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译脚间安置竹编的容器用来盛放饮食器具，军中使用的刁斗用完之后也放在其中。车辕前端相交之处，其高度以马的胸部为标准（用人手能够触及的高度作为标准），铸造铁制的利器如同耕犁的形状，覆盖在相交车辕的前端，临战时用来抵挡敌方的马胸。距离车辕前端约一尺处又横向安装一根铁条，长约三四尺，上面排列着齿状结构用来架放刀枪，两辆车的旁边前后各设有四个铁环（左右各两个），前面系着铁锁，后面系着铁钩，连接车辆组成营垒的时候，前面的铁环相距稍远，就用铁锁系在铁环上，后面的车辕紧紧挨在一起，就用铁钩搭住铁环，彼此互相牵制以稳固阵势，又在后面铁环的旁边左右各加设一个大铁环，停车时用刀或枪穿过铁环竖立在那里，两军交战的时候就把它们排列在前面用来阻挡马匹以代替鹿角，敌人前来冲击时一人推着它向前，四名士兵各自拿着刀枪夹持着它，向前冲去抵挡敌人的马胸。又用木头或皮革制作折叠盾牌立在车上以掩护推车的人，大体上这种车不使用雕饰，那些不能使用斧头砍削的地方只用麻绳捆绑固定，每辆车上都各自配备刀、斧、斫各一把以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紧急时使用。
唐大历中，马燧为河中节度使，造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陈，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臣按史，马燧此车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尝以此车请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敌人之战陈、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陈，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以进，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车制，取常用车接其衡尼，驾以牛，布为方陈，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后李纲又上车制图，王大智造霆电击车，然而卒不见于用，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有则史书之矣。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尚未闻以车战取胜，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浮沙积石也哉？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无轻信人言，耗民财、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
李纲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步以为陈，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陈，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
臣按：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之境，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胜创为如意战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陈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陈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斫，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陈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拔陈追袭，少却入陈间稍憩，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
臣按：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其制焉。后世则人自为之制，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不拘拘于古法，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魏胜所制之车，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战车、曰弩车、曰炮车，今不必尽如其制，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制为人推之车，数人之力可将者，树牌垂毡、列枪驾炮，每两必须蔽数十人，略如胜所制者，每边城制三五百两，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官军俾得耕获，战以为陈，居以为营，收获以为载，不为无益。（以上车法）
《通典》：黄帝制陈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
独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
译唐大历年间，马燧担任河中节度使，制造战车，车顶覆盖着狻猊（狮子）形状的象饰，车后排列戟阵，行进时用来运载士兵，停止时便结成阵势，有时用来堵塞险要之地以遏制敌人的冲锋，器械没有不锋利的。
臣查考史书，马燧的这种战车就是哥舒翰用来收复黄河九曲之地所用的战车，范仲淹也曾向朝廷请求制造这种战车。
宋真宗咸平年间，吴淑上疏请求恢复古代车战的方法，说：“人们平时居住尚且必须谨慎地修缮藩篱、加固门户以防范意外，何况在敌人作战的阵势面前，抵御轻捷勇猛的突击骑兵而没有遮蔽保护呢？人们穿戴铠甲是为了遮蔽保护身体，而作战使用战车也是一辆车的铠甲。那些有鳞甲的虫类，肌肉在内、鳞甲在外，以此来遮蔽自己，怎么能让肌肉在外而鳞甲反而在内呢？用车作战也是一辆车的鳞甲，所以可以行进停止时作为营阵，敌人到来就收缩兵力依附战车来抵御，敌人撤退就乘胜出兵攻击，运用奇兵掩袭，看见可以进攻就出击，把这作为依托之地，进入时就把它作为居住的宅所，所以人心有所依靠，不惧怕敌骑的侵犯冲击。”
臣按：吴淑的战车制度，是取用平常的车子连接其横木和轭，用牛来拉，布置成方阵，这只能用于平地，而用在险阻之地恐怕不容易施行。后来至和年间有郭固的车战法，嘉祐年间有章询的陈脚兵车，治平年间有黄怀信的万全车，后来李纲又上呈车战图，王大智造了霆电击车，然而最终都没有被采用，采用的也没有听说有战胜的成效，有的话史书会记载。宋朝失去了西北两面的险要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境，尚未听说用车战取胜，何况今天的边境都临近崇山峻岭、流沙积石呢？那些大的战车决不可用，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耗费民财、浪费工力去做无益的事情。
李纲说：“步兵不足以战胜骑兵，而骑兵不足以战胜战车，请求将车战制度颁布给京东西路，让他们制造并训练。”于是绘图进呈，其方法采用统制官张行所创制的两竿双轮，上面装载弓弩，又设置皮篱来抵御矢石，下面设置铁裙来保护人的脚，长兵器用来抵御敌人，短兵器用来抵御马匹，旁边施加铁索，行进时步兵作为阵势，停止时连接起来作为营垒，每辆车用士兵二十五人，四人推竿来运车，一人登车来发射矢石，其余人拿着军器夹在车的两旁，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作为辎重和卫兵，其余人对应八十辆车，就布置成方阵，那么四面各二十辆车而辎重在中间，各位将领都认为可用。
臣按：李纲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是在金人侵犯汴京的时候，所谓的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境内，大概这种兵车只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怕未必都适宜。
魏胜创制如意战车，上面是兽面木牌，数十支大枪，垂挂毡幕软牌，每辆车用两人推轮，可以遮蔽五十人，行进时运载辎重器甲，停止时作为营垒，挂搭起来像城垒，人马不能靠近，遇到敌人又可以抵御箭镞，列阵时如意车在外，用旗帜遮蔽，弩车在阵门，上面放置床子弩，箭大如刀，一箭能射中数人，发射三箭可达数百步，炮车在阵中，使用火石，炮也能达二百步，两阵相近则在阵间发射弓弩箭炮，靠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战时派出骑兵两向掩击，拔营追袭，稍微退却进入阵间稍作休息，进退都便利，伺机出击，考虑有阻挡，预先制定解脱计策。
臣按：兵车是古代常战的器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制度。后世则人各自制定，随其时势运用智巧而创制，不拘泥于古法，然而善用的人也可以取胜。魏胜所制的车，其制度现在不可考，但大致有三种，叫如意战车、叫弩车、叫炮车，现在不必完全按照其制度，如果能推求其缘故而用心斟酌将三者合为一，制作为人推的车，数人的力量可以推动，树立盾牌垂挂毡幕、排列枪炮，每辆车必须遮蔽数十人，大致像魏胜所制的那样，每座边城制造三五百辆，每年农作之时运置田中遮蔽，官军得以耕获，战时作为阵势，平时作为营垒，收获时作为运载，并非无益。（以上车法）
《通典》：黄帝制定阵法。
李靖说：“黄帝开始建立丘井之法，以此来制定兵法。所以井分四道，八家居住其中，其形状像井字，开方九区，五为阵法，四为间地，这就是所谓数起于五。中间空虚，大将居住其中，环绕四面，各部连接围绕，这就是所谓终于八。等到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战斗混乱而法度不乱，浑浑沌沌，形状圆整而气势不散，这就是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
独孤及说：“黄帝受命之初，顺应杀气来制定兵法，文昌用来任命将领，掌握机制取胜，制作阵图。八宫的位置端正则数不差错神不失误，所以八种阵法用来确定位置，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依附其四维，用来具备万物，虎张开翅膀前进，蛇面向敌人盘踞，飞龙翔鸟，上下其势来发挥作用，至于疑兵”
臣按：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虽未必然，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或建之为图，或笔之于书，可考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观朱、蔡二子之言，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故载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中秋教治安，如振旅之陈。
臣按：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其布列方位、弥缝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故曰如战之陈。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
《曲礼》：前有水则载（音戴）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鸱属），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郑玄曰：“戴，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
孔颖达曰：“王行宜警备，善恶必先知之，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无喧声，若有非常不能传道，且人众广远，难可周遍，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左传曰‘前茅虑无’是也。青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举示之，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旌从可知也。雁行列与军骑相似，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众之象，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挚兽，猛而能挚，谓虎狼之属，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且简以易知，行军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
郑玄曰：“以四兽为军队，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坚劲军中之威怒。”
孔颖达曰：“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之宿不差。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而摽招摇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众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讨而已，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于其中，以见奉天致讨之义。
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郑玄曰：“度谓伐与步数。局，步分也。”
孔颖达曰：“左右有局者，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滥也。各司其局者，军行须监领，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军之法皆不外乎此，无度无局则不成军矣。
《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恒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曰：“《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
李靖曰：“按《春
译臣按：陈法说者认为它是黄帝所作，这就像世人认为医书出自轩辕、岐伯一样，虽然未必确实如此，但历代名医用它来治病而取得疗效的却很多。八阵之法未必是黄帝所作，但后世善于用兵的人如诸葛亮、李靖之流，都依据它来建立战阵，有的把它绘成图，有的把它写入书，这是可以考证的。大凡天下的事情一定有固定的法则，法则不固定而能成事的，从来没有过。朱熹说：“阵就是定，八阵图中有奇兵和正兵，前面虽然还没有整齐，突然遇到敌人，次列便已经形成正军了。”蔡元定说：“譬如一个十分雄壮的人和一个四五分力气的人打架，雄壮的人只有力气，而四五分力气的人却懂得相打法，对付雄壮的人更不费力，只是指点着打，可见八阵之法有以少胜多的道理。”看朱熹、蔡元定两人的话，那么阵法和争战不是没有益处了，所以记载它。
《夏官》：仲春时节教习振旅，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树立旗帜，约定民众在旗下集合），排列阵势如同作战时的阵势。仲夏时节教习茇舍，如同振旅时的阵势。仲秋时节教习治兵，如同振旅时的阵势。
臣按：司马在仲春教习振旅如同作战时的阵势，大概一定是国家用来作战的，其布列方位、弥合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都有一定的号令方法，所以在仲春之日教民众振旅，所演习的一切都像临战对敌的时候一样，所以说如同作战时的阵势。至于夏天的茇舍、秋天的治兵，又都如同春天的振旅一样。因此今天所教习的就是前日所已使用的，在闲暇时教习的是此法，在临敌时使用的也是此法。
《曲礼》：前面有水就举起青色的旌旗，前面有尘埃就举起鸣鸢的旗帜，前面有车骑就举起飞鸿的旗帜，前面有士师就举起虎皮的旗帜，前面有猛兽就举起貔貅的旗帜。
郑玄说：“戴，是说举在旌旗顶端以警示众人。礼制规定，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前驱举起这些旗帜，那么士兵大众就知道，所举起的旗帜各自以其类别象征。”
孔颖达说：“君王出行应当警戒防备，善恶必须预先知道，而且军队阵势卒伍行进时都衔枚，没有喧哗声，如果有异常情况不能传达，况且人多广远，难以周遍知晓，所以前面有变异就举起同类象征来示意，《左传》说‘前茅虑无’就是这个意思。青旌，是说在旌旗上画成青雀，举起来示意，军士望见就知道前面遇到水了。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所以前面有尘埃就在旌旗顶端画鸱而举起它，不说旌旗也可以知道。雁的行列与军骑相似，所以前面有车骑就在旌旗顶端画鸿而举起它。虎威猛，是兵众的象征，如果前面有兵众就举起虎皮在竿头。挚兽，猛而能抓，指虎狼之类，貔貅是一种兽，也有威猛，如果前面有猛兽就举起这貔貅，都是想让众人看见以作防备。”
臣按史书，宋朝曹翰派遣五骏骑作为斥候，授予五色旗，每人执其一，前面有林木就举起青旗，有烟火就举起赤旗，有虏寇就举起白旗，有陂泽就举起黑旗，有丘陵就举起黄旗，虽然不拘泥于古法而得到了古人前茅虑无的意思，而且简单容易知晓，行军的人不可不知道。
行进时，前面是朱雀后面是玄武，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招摇星在上面，加紧整顿其威怒。
郑玄说：“用四兽作为军队，是效法天象。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的地方。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在旌旗上画招摇星，以坚劲军中的威怒。”
孔颖达说：“这说明军队行进效法天象而制作阵法。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是四方星宿的名称。招摇，是北斗第七星。北斗居四方星宿之中，以斗末随十二月建而指向，那么四方之宿不差。军队行进效法它，既然在四方张设四兽，而在中间标举招摇，向上以指正四方，所以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效法天的运行。”
臣按：先儒说军队的耳目在旗鼓，所以用朱、玄、青、白来区别其方色，用来统率大众。先王的征伐不是私怒，只是执行天讨罢了，所以随四方之色绘制四方之宿，而各自寓以其所象征，而在其中标举北斗，以显示奉天致讨的意义。
进退有法度，左右有局分，各自掌管其局分。郑玄说：“度指伐与步数。局，步分。”
孔颖达说：“左右有局分，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混杂。各自掌管其局分，军队行进须要监领，各有所司部分。”
臣按：进退有法度，左右有局分，各自掌管其局分，凡行军之法都不出此，无法度无局分就不成军队了。
《左传》：桓公五年，周桓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他，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说：“《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接偏的间隙而弥合其阙漏，五人为伍，这大概是鱼丽阵法。”
李靖说：“按《春
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徒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译《秋》篇中，鱼丽阵势是偏居前、伍居后，这是指只有车兵和步兵而没有骑兵，称为左右拒，意思是仅仅用于抵御防御，并非为了谋求出奇制胜；晋国荀吴讨伐狄人，舍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这是指骑兵较多更为便利，只致力于出奇制胜，不仅仅是为了抵御防御罢了。
臣按：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司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为伍，《周礼》司马之文也，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苏洵曰：“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陈之道，益左以为牡，设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强兵在焉，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
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
臣按：强弱兵家之常势，胜败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终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茅，明也，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中权（中军制权）后劲（后以劲兵为殿），百官象物而动（象其物类无妄动也），军政不戒而备。
杜预曰：“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盖楚陈以辕为主也。虑无，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皆持以绛及白为幡，备虑有无也。”
孔颖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当预告军中兵众，使知而为之备也。”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
杜预曰：“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
臣按：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其行师有纪律如此，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讨以行天诛，孰能御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曰：“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陈名。”
臣按：荆尸，楚之陈名；鱼丽，郑之陈名；鹳鹅，即物以为名，其布置之形状殆或类之与。
以上论战陈之法（上）
卷一三四
▲战陈之法（下）
《通典》：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余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余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百七十五，分为八陈，六陈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陈各减一人以为陈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
苏轼曰：“《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陈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是曰八陈，故以正合为奇胜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马之法，其队伍营垒、坐作进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谓之穰苴陈法，陈法者所以训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也。
《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也
译臣按：杜预所说的车战二十五乘为一偏，是《司马穰苴兵法》中的记载；五人为一伍，是《周礼》中司马职掌的记载，作战阵法的记载在经传中从此开始。
桓公八年，楚子讨伐随国，随侯率军抵御，观察楚军，季梁说：“楚人尊崇左边，您一定要占据左边，不要与楚王正面相遇，并且要攻击他们的右翼。右翼没有精兵，必定会失败，偏师失败，全军就会离散。”少师说：“不抵挡楚王就不是对手。”随侯没有听从，在速杞交战，随军大败。
苏洵说：“管仲说：‘攻击坚固的地方，那么薄弱处也会变得坚固；攻击薄弱的地方，那么坚固处也会变得薄弱。’唉，如果不攻击敌人的薄弱处，天下就都是强敌了。范蠡说：‘凡是布阵的原则，加强左边作为牡阵，设置右边作为牝阵。’春秋时楚国讨伐随国，季梁教导随侯攻击楚军右翼而不攻击左翼，因为左边是楚王所在，精兵在那里，大概一个阵势之中必定有牝牡左右之分，关键在于要用我们的强兵去攻击敌人的弱兵罢了。”
唐太宗说：“我自起兵以来，习惯于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作战，看到敌人加强左翼，我也加强我的左翼；敌人削弱右翼，我也削弱我的右翼，使得弱兵常常遇到强兵，强兵常常遇到弱兵，敌人侵犯我的弱兵，追击奔逃不超过几十上百步，我攻击敌人的弱兵，常常从背后突出反攻，因此必定取胜。后来的庸将既不能处理强弱关系而导致失败，却又说：‘我的军队中有老弱混杂其中，不是全军精锐，所以不能取胜。’不知道老弱之兵，兵家本来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们就无法消耗敌人的强兵而保全我们的锐气，失败是可以预料的。所以智者轻视抛弃自己的弱兵而让敌人轻易使用他们的强兵，忘记小的损失而志在大的收获，这本来就是要看最终的结果罢了。”
臣按：强弱是兵家常势，胜败是兵家常事，只在于看最终的结果罢了。
宣公十二年，蒍敖担任令尹，选择楚国的良好典章制度，军队行进时，右军挟持车辕作为战备，左军收集草蓐作为宿营准备，前哨侦察有无情况，中军掌握权变，后军以精兵殿后，百官根据所象征的事物而行动，军队政令无需告诫就已准备就绪。
杜预说：“在军队右边的人挟持车辕作为战备，在左边的人收集草蓐作为宿营准备，大概楚军布阵以车辕为主。虑无，就像现在军人前面有斥候埋伏，都拿着红色和白色的旗帜，防备考虑有无情况。”
孔颖达说：“茅，是明的意思。在前面的人明了那些思虑所未及的事，恐怕突然发生非常之事，应当预先告知军中兵众，让他们知道并为此做准备。”庄公四年，楚武王整顿军队，授予师子戟去讨伐随国。
杜预说：“尸，是陈的意思；荆也是楚，重新制定楚军布阵的方法。子，是戟，楚国从此开始参用戟来布阵。”
臣按：随武子所说的荆尸而举，那么荆尸之法创制于庄公时期，到宣公时期又举行这种阵法。楚子以诸侯之国的身份处于荆蛮之地，其行军打仗有如此纪律，所以士会说他善于用兵而不可抵挡，何况拥有天下之大，奉行天命讨伐以执行天诛，谁能抵御呢？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率领晋军到达救援宋国，与华氏在赭丘交战，郑翩愿意担任鹳阵，他的车御愿意担任鹅阵。杜预说：“郑翩，是华氏的党羽。鹳、鹅都是阵名。”
臣按：荆尸，是楚国的阵名；鱼丽，是郑国的阵名；鹳鹅，是以物象来命名，其布置的形状大概类似于这些动物吧。
以上论述作战阵法之法（上）
卷一三四
▲作战阵法之法（下）
《通典》：司马穰苴说：“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队，一军总共二百五十队，剩余的奇数为握奇，所以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伍七十五队，作为中垒。守卫地域六千尺，累积尺数得到四里，用中垒四面相乘，一面得到地域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剩余一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住，六纛、五麾、金鼓、府库、辎重都在中垒。外面剩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伍一百七十五队，分为八阵，六阵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阵各减一人作为阵的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
苏轼说：“《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取三份作为奇兵，其余七份作为正兵，四奇四正而八阵由此产生。’用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分配到八阵之中，应当有奇数而不整齐的情况，因此多做曲折以尽其数，以尽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
臣按：凡是兵阵有四正四奇，都合而为一，或者分离为八，这就是八阵，所以用正兵合围而用奇兵取胜。大体上穰苴之法就是古司马之法，其队伍营垒、坐作进退的尺度都有所依据，世人称之为穰苴阵法，阵法是用来训练整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像身体运臂、手臂使指一样，无不如意。
《孙子》说：善于作战的人，他的态势险峻，他的节奏短促，态势像张满的弓弩，节奏像触发机括。纷纷纭纭，看似混乱实则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