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
而据者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无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贵之位者皆世所谓君子也，凡任卑贱之事者皆世所谓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则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
译这样就能使人们各安其位了。不仅君子和小人各自安心，天下的人也没有不安心的。上下互相安分而没有粗暴傲慢的过失，君子乘坐君子所乘的车驾，小人从事小人所做的工作，凡是居于尊贵地位的都是世人所说的君子，凡是从事卑贱工作的都是世人所说的小人。上面不傲慢而下面不粗暴，那么谁敢产生超出本分的奢望呢？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鼎实也），其形渥（赧汗也），凶（形渥本义以为刑剭，谓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程颐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叶力，得其人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致也，用非其人则败国家之事、贻天下之患。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胜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则倾覆公上之餗，餗，鼎实也。居大臣之位，当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败，不胜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当德，谋欲量知，任欲称力，三者各得其实则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之国侥幸万一，鲜不及祸，自古一败涂地、杀身不足以塞其责者，本于不知义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后居其任，虽百工胥吏且犹不可，况大臣乎？为君不明于所择，为臣不审于自择，必至于亡身危主、误国乱天下，皆由于不胜其任之故也。虽然，人臣不审于自择，一身一家之祸尔，人君不明于所择，则其祸岂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万年之基业，下以戕生灵千万人之身命。呜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焉，可不量其德、询其知、度其力而轻授之尊位、与之大谋、委之大任哉？
《书说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吕祖谦曰：“官爵及私恶，非宪天聪明矣。”
臣按：天下治乱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贤能则事得其理，人称其官而天下于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论德而人有恶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复计其人之称是官与否、其德之称是爵与否，则庶事隳而名器滥矣，天下岂有不乱者哉？
《诗曹风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送迎宾客之官）兮，何（揭也）戈与礻殳（殳也），彼其（音记）之子，三百赤芾（冕服之鞸，三命赤芾）。维鹈（小鸟也）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词。言彼候人而何戈与礻殳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陈澔曰：“鹈鹕常入水中食鱼，今乃在鱼梁之上窃人之鱼以自食，未尝濡湿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窃禄而不称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执贱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顾乃使卑贱之人衣尊贵之服、居清要之任，岂得为称哉？
《论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舍置也）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程颐曰：“举错得义则民心服。”
谢良佐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
臣按：人君任贤退不肖，所举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则凡布为纪纲、施为政事者咸顺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无有不心服者矣。苟为不然，于其枉者则举用之而于其直者反舍置焉，是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将由是而驯致于祸乱也不难矣。
汉文帝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如影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就车召使参乘，徐行问秦之敝，拜公共汽车令。
臣按：古人论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文帝
译《鼎》卦九四爻辞：鼎的足折断了，倾覆了公侯的美食，他的样子狼狈不堪（满脸羞愧流汗），这是凶险的（“形渥”的本义是指遭受重刑，即剐刑）。
孔子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慧狭小而谋划大事，力量微弱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招致灾祸的。《易经》说：‘鼎足折断，倾覆公侯的美食，样子狼狈不堪，凶险’，说的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
程颐说：“大臣的地位，是承担天下事务的。天下的事务岂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承担的，必须寻求天下的贤能智慧之人共同协力，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实现；如果任用不适当的人，就会败坏国家的大事，给天下带来祸患。阴柔的小人是不可以任用的，却任用了他们，他们不能胜任而败坏事情，就像鼎足折断一样。鼎足折断就会倾覆公侯的美食，‘餗’就是鼎中的食物。身居大臣之位，承担天下重任，却因用人不当导致倾覆败坏，不能胜任职责，这是非常可羞愧的。”
朱震说：“地位要符合德行，谋划要衡量智慧，重任要称量力，这三者各自符合实际，就能利于行事而安身立命。小人只在于获取罢了，凭借别人的国家侥幸万一成功，很少有不招致祸患的，自古以来那些一败涂地、杀身不足以弥补其罪责的人，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大义罢了。”
臣按：先儒有言，古代的君主必定衡量能力、估量德行之后才授予官职，古代的臣子也必定衡量能力、估量德行之后才居其职位，即使是百工胥吏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大臣呢？君主在选择时不明察，臣子在自择时不审慎，必定导致自身灭亡、危及君主、误国乱天下，这都是由于不能胜任其职责的缘故。虽然如此，臣子不自审自择，只是一身一家的祸患罢了；君主在选择时不明察，那么其祸患岂止是一人一家呢？上至倾覆祖宗千万年的基业，下至残害千万百姓的生命。唉！君主在任用大臣时，难道可以不衡量其德行、询问其智慧、估量其能力，就轻易授予尊贵的地位、托付重大的谋划、委任重大的责任吗？
《尚书·说命》说：官职不授予私亲昵爱的人，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有恶德的人，只授予贤能的人。吕祖谦说：“官爵授予私亲昵爱和有恶德的人，就不是效法上天的聪明了。”
臣按：天下的治乱在于众官的用人，只有任用贤能，事情才能得到治理，人才能称职，天下于是就能治理好了。官职不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是自己私亲昵爱的人也授予官职，爵位不考量德行，即使是有恶德的人也授予爵位，不再考虑这个人是否称职、其德行是否配得上爵位，那么众事就会败坏而名器就会泛滥，天下岂有不乱的道理呢？
《诗经·曹风·候人》篇说：那候人（负责道路送迎宾客的官员）啊，为何拿着戈与殳（兵器），那等（音记）人，穿着三百条红色的蔽膝（冕服上的蔽膝，三命官员穿红色蔽膝）。鹈鹕（一种小鸟）在鱼梁上，没有沾湿它的翅膀，那等人，不配穿那等服饰。
朱熹说：“这是讽刺君主远离君子而亲近小人的言辞。说那候人拿着戈与殳是适宜的，那等人穿着三百条红色蔽膝又是为什么呢？”陈澔说：“鹈鹕常入水中吃鱼，现在却在鱼梁上窃取别人的鱼来吃，未曾沾湿它的翅膀，就像小人居于高位窃取俸禄而不配其服饰一样。”
臣按：人品有高下之分，爵位有尊卑之别，人品低下的人居于卑位而从事贱役，人品高尚的人居于尊位而承担大政，这是适宜的。然而却让卑贱的人穿着尊贵的服饰、居于清要的重任，难道能说是相称的吗？
《论语》记载：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置放邪曲的人，百姓就会信服；提拔邪曲的人，置放正直的人，百姓就不会信服。”程颐说：“提拔和置放符合道义，民心就会信服。”
谢良佐说：“喜好正直而厌恶邪曲，是天下的至情。顺应它百姓就信服，违背它百姓就离去，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如果没有道来照亮，那么把正直当作邪曲、把邪曲当作正直的情况就多了，因此君子要居敬而贵穷理。”
臣按：君主任用贤能、斥退不肖，所提拔任用的都是正直之士，所舍弃置放的都是邪曲之人，那么凡是颁布的纲纪、施行的政事都顺乎人情而不违背人性，百姓没有不内心信服的。如果不是这样，对于邪曲的人反而提拔任用，对于正直的人反而舍弃置放，这就是喜好人们所厌恶的、厌恶人们所喜好的，不仅不足以使人心信服，由此逐渐导致祸乱也不难了。
汉文帝询问上林尉各种禽兽的簿册，上林尉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从旁边代替上林尉回答得非常详尽，文帝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前进说：“陛下认为周勃、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文帝说：“是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个人说话曾经不能出口，难道能效仿这个啬夫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吗？况且秦朝因为任用刀笔吏，争着以急速苛察互相标榜，其弊端只是徒有形式而没有实际，听不到他们的过错，逐渐衰败直到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为啬夫口辩而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随风而倒，争着做口辩而没有实际。下属效仿上级快如影随形，提拔和置放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好。”于是上车召他参乘，慢慢行走询问秦朝的弊端，任命他为公车令。
臣按：古人论述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去除，文帝
一闻释之之言即不用啬夫，不徒善释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车，用为公共汽车令，可谓恶恶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释之欲言啬夫之辩给，先引周、张之谨讷，其《易》所谓纳约自牖者夫。臣于是非但见文帝听言之易、用人之谨，而又且见汉世去古未远，而其君臣相与之无间也。后世人君于其臣，有事固未尝问，问或不敢答，况敢于未言之先而设问以启之乎？
译刚听到张释之的话，就罢免了啬夫，这不仅仅是认为张释之的话好，还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任命他为公车令，可以说这是厌恶恶人并能将其除去、喜爱善人并能加以任用了。况且张释之想要指出啬夫能言善辩的弊端，先举出周昌、张释之谨慎木讷的例子，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说的“通过窗户接纳简约之言”吧。我由此不仅看到汉文帝听取意见的容易、任用人才的审慎，而且看到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君臣之间相处没有隔阂。后世的君主对于臣下，有事本来就不曾询问，即使询问臣下也不敢回答，何况敢在臣下尚未开口之前就设问来启发他们呢？
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犹登也，于是赏赐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梦帝赉傅说，盖其精诚感通之极也。后世人主无古帝王正心之学、好贤之诚而欲效其所为，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瞀乱而邪气得以乘间入之耶？文帝为汉令主，而以梦用邓通，轻信寤寐恍忽之见、附会音训偶合之文，其为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时，方士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见上言曰：“臣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羡门之属，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乃拜大为五利将军，既而入海求其师，上使人随验，无所见而大妄言见其师，方又多不售（谓所言之方无验），坐诬罔腰斩。
尹起莘曰：“武帝于方士始虽为其所罔，及所言不验则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类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断也。”
臣按：将军之号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矫诬诞妄之人，则夫被坚执锐者安得不解体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为之立此名耳且犹不可，况以公卿大夫显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辈哉？尹氏谓武帝能诛栾大辈为明断，臣窃以为断则断矣，未明也。盖明足以烛理则不惑，与其明断之于后，又曷若明断之于先哉？虽然，其视诸未用则信之而不疑，既用而无验心悟其非，犹为之隐忍而遮护之惟恐人知焉者，则亦有间矣。噫，此武帝所以为武也欤。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乃拜其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数万人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以为号。
司马光曰：“武帝欲侯宠姬而使广利将，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然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盖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过矣。”
臣按：国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报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宠姬之兄，乃使之立功以取侯爵，是岂帝王列爵赏功之初意哉？
光武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于是擢梁为大司空，又欲以谶文用孙咸行大司马，众不说，乃已。
臣按：符谶之书不出于唐虞三代，而起于哀平之世，皆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者所为也。光武尊之比圣，凡事取决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诸符谶，逮众情觖望才减其一，而王梁寻坐罪废，谶书果安在哉？先儒谓光武以英睿刚明之主，亲见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为盛德之累亦岂小哉？
顺帝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御史张纲上书曰：“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无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爱民重器、承天顺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勋、建贤德而加诸刀锯之贱，似续之任所以继先祖、传后来而责诸不父之家，且残无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财用，崇长祸阶，一举而六失并焉，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阉人给事内庭，以其无男女之欲、子孙之累故也，今既宫之而又使之得以养子袭其爵，又何若勿绝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圣祖于内臣别立官称而与外诸司不同，其虑一何深且远哉？
灵帝时，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乐松等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说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
译汉文帝曾经梦见想要上天却上不去，有一位黄头郎推着他上了天，他回头看见那人的衣带后腰处有破洞。醒来后，文帝来到渐台，按照梦中隐约看到的形象寻找推他的那位郎官。发现邓通的衣服后腰处有破洞，正是梦中所见，便召来询问他的姓名，他姓邓名通，“邓”与“登”同义，于是赏赐邓通，官位升至大大夫。
臣按：高宗梦见上帝赐予傅说，大概是他的精诚感动了上天，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后世的君主没有古代帝王端正心性的学问、喜爱贤才的诚意，却想效仿他们的做法，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心神昏乱迷惑，让邪气趁机侵入呢？文帝是汉朝的贤明君主，却因梦境而任用邓通，轻信睡梦中恍惚的幻象，附会音义训诂中偶然契合的文字，这对他的盛德损害太大了。
汉武帝时，方士栾大敢于说大话，武帝对他毫不怀疑。栾大进见武帝说：“我常往来于海上，见到安期生、羡门高之类的人，他们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致。”于是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不久栾大入海去寻找他的老师，武帝派人跟随查验，什么也没见到，而栾大谎称见到了他的老师，所献的方术大多没有灵验，因欺骗皇帝被腰斩。
尹起莘说：“汉武帝对于方士，起初虽然被他们欺骗，等到所说的话不灵验时，也往往将他们抓捕并处死，像文成将军、少翁之类的人都在不赦免之列，这又是武帝的明断之处。”
臣按：“将军”这个称号是用来封拜武臣的，却把它施用于矫饰欺骗、荒诞虚妄之人，那么那些披坚执锐的将士怎能不离心解体呢？况且“五利”这个名号不是正常的官秩，特意为他设立这个名号尚且不可以，何况用公卿大夫这样显赫的官职加给这类人呢？尹氏认为汉武帝能诛杀栾大等人是明断，我私下认为断则断矣，却不明白。大概明智足以洞察事理就不会迷惑，与其事后明断，又怎如事前明断呢？虽然如此，比起那些还没任用时就深信不疑，任用后没有灵验，心里醒悟到不对，还为他们隐忍庇护、唯恐别人知道的人，还是有区别的。唉，这就是汉武帝被称为“武”的原因吧。
汉武帝想封宠姬李氏为侯，于是任命她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动数万人前往讨伐大宛，期望到达贰师城夺取良马，所以以此作为将军的称号。
司马光说：“汉武帝想封宠姬为侯而让李广利领兵，心里认为没有功劳不能封侯，不想违背高帝的约定。然而军事是国家大事，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生都系于其上，如果不挑选贤愚而授予兵权，想侥幸获得微小的功劳，借以作为名义来私爱他所宠爱的人，这大概是有见于封爵而无见于选将，说他能遵守先帝的约定，就错了。”
臣按：国家设立爵位来等待有功之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功劳而授予他这样的爵位。汉武帝想封宠姬的哥哥为侯，于是让他立功来取得侯爵，这难道是帝王设立爵位赏赐功劳的初衷吗？
光武帝即位，商议选拔大司空，赤伏符上说“王梁主卫作玄武”，皇帝认为野王是卫地迁徙之所，玄武是水神的名字，司空是管理水土的官职，于是提拔王梁为大司空，又想依据谶文任用孙咸代理大司马，众人不悦，于是作罢。
臣按：符谶之书不出自唐尧虞舜和三代之时，而是兴起于哀帝、平帝之世，都是虚伪之徒为了迎合时世、谋取资财所制作的。光武帝尊崇它们如同圣人，凡事都依据它们来决定，他拜三公三人中有两人取自符谶，等到众人不满才减少一个，而王梁不久也因罪被废，谶书究竟在哪里呢？先儒说光武帝以英明睿智、刚毅明察的君主身份，亲眼见到王莽崇尚奇怪之事而自己亲身蹈入其中，这对他的盛德损害难道小吗？
汉顺帝初年，允许宦官可以用养子继承爵位，御史张纲上书说：“我私下考察，明帝、章帝两位皇帝德化尤其兴盛，宦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仅仅满数金，爱惜费用重视百姓，所以家家给养充足。而近来以来，没有功劳的小人都有官爵，这不是爱护百姓、重视权位、顺应天道的方式。”
胡寅说：“茅土之封是用来等待功勋、建立贤德而加给刀锯之贱的，似续之任是用来继承先祖、传给后代而责成于不父之家的，况且残害无罪之人，断绝生生之道，耗费财用，助长祸端，一举而六失并生，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能不深思而痛加改革吗？”
臣按：古代用阉人侍奉内庭，是因为他们没有男女之欲、子孙之累，现在既然已经宫刑了他们，又让他们可以用养子继承爵位，这又不如不断绝他们的世系而只任用士人呢？我们圣祖对内臣另立官称而与外朝各衙门不同，他的考虑是多么深远啊！
汉灵帝时，市井小民有聚集起来做宣陵孝子的数十人，诏书都任命他们为太子舍人。皇帝喜好文学，亲自创作《皇羲篇》五十章，招引诸生中能为文赋的人一同在鸿都门下待制，后来那些擅长尺牍和工于鸟篆书法的人都被招引，于是达到数十人。乐松等多次引荐品行不端、趋炎附势之徒置于其中，喜欢陈述民间琐事，皇帝非常高兴，给予他们破格的职位。
蔡邕上密封奏章说：“古代取士一定让诸侯每年贡举，汉武帝时郡国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的选拔，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朝得到人才的路径不过如此。书画、辞赋，是才能中微小的部分，匡正国家治理政事没有他们的能力，陛下流连于篇章，姑且代替博弈，不是用来……”
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皆见拜擢，难复收改，但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宣陵孝子虚伪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称孝，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译这是教化与选拔人才的根本，然而诸生竞相追逐私利，写作文章时喧嚣纷乱，连缀俚俗之语，类似俳优的表演，有的窃取成文、虚冒姓名，却都被授官提拔，难以再收回更改，只是不能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任职于州郡。从前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众儒，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学士，疏通经义、阐释义理，这件事关系重大，关乎文武之道，应当遵循。宣陵的孝子多是虚伪小人，原本并非亲属，聚集在山陵周围，假借名义称孝，道义上无所依托，以至于奸邪不法之徒也混迹其中，太子的属官应当选拔有美德的人，哪里能只取那些在坟墓间凶恶丑陋之人，其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让他们遣返回乡，以彰明欺诈虚伪之弊。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谨，一有所偏嗜而为小人所窥伺，彼欲窃吾之爵禄以为终身富贵之资，凡有可乘之间无所不至矣。人主惟穷理居敬，灼有一定之见，确有一定之守，不为外物所动、异说所迁，则小人无所乘其隙矣。
灵帝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长随县丰约，有贾富者先入，贫者到官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秦汉以来有纳粟补官之令，然多为边计及岁荒尔，非以为己私也。夫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国家之所储，奚必敛于府库之中然后为己富哉？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竞商贾刀锥之利，将以富国，君子以之为盗臣，史书昭然，在人耳目，千万世如一日焉，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晋惠帝时论诛杨骏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无功而受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有极乎？”
臣按：国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当受爵赏者必须考验当否而为之等第，况无功而可一例升赏乎？夫有功而必升赏，则人得以夤缘作弊而怀侥幸之心，后世有欲按功行赏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非所以垂模后世也。”
太宗时，御史马周上疏曰：“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皂杂类，韦剟提、斛斯正本无他才，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政外廷，朝会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纲、马周皆谓杂流出身者不可鸣玉曳组，与士大夫为伍于廊庙之间，所以尊朝廷、重士类也。其言当矣，但周谓“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无使其为圣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进其官，其视乃考之于舞胡，谓业已授之不可追改，不亦辽哉。
中宗时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魏元忠为相，袁楚客以书责之，略曰：主上新复厥命，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有司选贤，皆以货取势求，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窃盗禄位，宠进官者殆满千人。
臣按：袁楚客责魏元忠之十失，其五为任官，虽曰一时之失，然衰乱之世，其进用人才所为货取势求，员外广置而及于倡优工艺之流、僧道方术之辈，往往皆然。呜呼！此岂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时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简较判知官凡数千人，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员不必备，故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今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谓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辛替否谓行赏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可谓切中滥官妄费之弊。夫国家官职有常员，岁计有常数，官以治事，有一事则有一官，俸以给官，有一官则有一俸，今无故于常员之外增官至数千人，增一员之官则增一员之俸。盍思漕运之米至京师者费率三四石而致一石，农民耕作之劳、士卒辇挽之苦、官吏征输之惨，用以供养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为过也。然常年之储出入止于此数，入者不增，出者乃如至数倍焉。岁计何由而充，国力安得不屈？竭国家之府库，轻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坏祖宗之成宪，由是而底于危亡，不难也。
中宗神龙元年，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代宗天历元年，以宦官
译臣按：君主的喜好崇尚不可不谨慎，一旦有所偏嗜而被小人窥伺，他们想要窃取我的爵位俸禄作为终身富贵的资本，凡是可乘之机无所不至。君主只有穷究事理、居心恭敬，明察有确定的见解，坚定有确定的操守，不被外物所动摇、不被异说所改变，那么小人就没有空隙可乘了。
汉灵帝初年，开设西邸卖官，二千石官价二千万，四百石官价四百万，那些凭德行次序应选的人减半或减三分之一，县令县长根据县境的富庶或贫瘠定价，有钱的富人先交钱，贫穷的人到任后加倍缴纳。又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公价千万，卿价五百万。
臣按：秦汉以来有纳粟补官的命令，但多是为了边防计策及荒年赈济，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每一寸土地莫非是他的所有，每一个百姓莫非是他的臣民，凡是黎民百姓谁不是天子所拥有的，藏在民间的财富谁不是国家所储备的，何必一定要聚敛在府库之中然后才算是自己的富有呢？那些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竞逐商贾刀锥之利，想要以此富国，君子认为他们是盗臣，史书记载昭然若揭，在人耳目，千万世如一日，能不畏惧吗，能不念及吗！
晋惠帝时讨论诛杀杨骏的功劳，封侯者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傅咸说：“没有功劳却接受赏赐，没有人不乐于国家有祸患，祸患兴起时又会有大功。人如果乐于祸患，哪有穷尽呢？”
臣按：国家不幸发生变故，臣子有功应当受爵赏的必须考核是否得当而为之定等第，何况没有功劳却可以一例升赏呢？有功而必定升赏，那么人们就可以攀附作弊而怀有侥幸之心，后世有想要按功行赏的人，不可不思考傅咸的话。
唐高祖任命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劝谏说：“古代乐工不与士人同列，即使贤如师旷、师襄都终身继承世业，不改变他们的职业。如今天下刚平定，建立义军的功臣行赏还未遍及，高才硕学的人还滞留在民间，这不是用来为后世树立榜样的做法。”
唐太宗时，御史马周上疏说：“王长通、白明达本是乐工舆皂杂类，韦剟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只懂得调马，虽然技艺超过常人，可以厚赐金帛以富其家，如今越级授予高爵，参与外廷政事，朝会时鸣玉曳履，我私下感到羞耻。如果朝命不可追改，尚且应该不让他们在列与士大夫为伍。”皇帝认为他的话好，任命马周为侍御史。
臣按：李纲、马周都说杂流出身的人不可鸣玉曳组，与士大夫在廊庙之间为伍，这是为了尊崇朝廷、重视士类。他们的话是对的，但马周说“朝命不可追改”，这是教君主遂非，如果道理不对就迅速改正，不使其成为圣政的累赘，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太宗不仅认为马周的话好而且提升他的官职，他看待父亲对待舞胡，说已经授予不可追改，不也太遥远了吗。
唐中宗时设置员外官，从京师到各州共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的又将千人，魏元忠为相，袁楚客写信责备他，大略说：君主刚恢复天命，应当进用君子退斥小人以兴起大化，岂可安于荣宠而沉默不语。如今有关部门选贤，都以货取势求，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窃盗禄位，宠进官者几乎满千人。
臣按：袁楚客责备魏元忠的十失，其中第五条是任官，虽然说是暂时的失误，但在衰乱之世，其进用人才所为货取势求，员外广置而及于倡优工艺之流、僧道方术之辈，往往都是这样。唉！这难道是盛世所应有的吗？
又，唐中宗时开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都依势用事，请谒受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当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简较判知官共数千人，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说：“古代设立官职，员额不必齐备，所以士人有完整的品行、家庭有廉洁的节操，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如今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说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辛替否说行赏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可谓切中滥官妄费的弊病。国家官职有常员，岁计有常数，官以治事，有一事则有一官，俸以给官，有一官则有一俸，如今无故在常员之外增官至数千人，增一员之官则增一员之俸。何不思考漕运之米至京师者费率三四石而致一石，农民耕作之劳、士卒辇挽之苦、官吏征输之惨，用以供养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为过也。然而常年之储出入止于此数，入者不增，出者乃如至数倍焉。岁计何由而充，国力安得不屈？竭国家之府库，轻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坏祖宗之成宪，由是而底于危亡，不难也。
唐中宗神龙元年，任命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唐代宗天历元年，任命宦官
鱼朝恩判国子监。
臣按：国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长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学术者不可轻授，而唐之二帝乃用术士为祭酒、阉宦判国子监，岂非颠倒错乱乎？人君奉上天之命，践祖宗之阼，固当法天而敬祖，乌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辅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为治者人必称其官，官必称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师儒之职所以承帝王之道统、传孔孟之正学、教国家之贤才者乎？
译鱼朝恩被任命为判国子监。
臣按：国子监是用来教育天子的嫡长子、公卿大夫的嫡长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人才的地方，所以担任教育者的人，如果没有道德、没有学问，是不可以轻易任命的。然而唐代的两位皇帝却任用方士担任祭酒、宦官掌管国子监，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吗？君主秉承上天的命令，继承祖宗的帝位，本来应当效法上天、敬重祖宗，怎么可以把上天授予有德者的爵位、祖宗用来辅佐世道的官职，授予自己宠爱的人呢？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使人与官职相称，官职与职责相称，凡是三百六十种官职，都不能任用不适当的人，何况是师儒的职位，那是用来承继帝王的道统、传授孔孟的正统学说、培养国家贤才的呢？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罢斜封官凡数千人，崔莅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议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众口沸腾，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以为言，上然之，乃复叙用。柳泽上疏曰：“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称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议者皆称太平公主诳误陛下，积小成大，为祸不细。”
胡寅曰：“彰先帝之恶、为陛下招怨，奸人之言类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过举岂所以为孝，沽美誉于群小岂所以为君尔？以桓、灵待我则奸言无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说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阴疑于阳，是以至此。姚、宋若力争之，势将有激矣，然则是乎曰当其时事有大于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其事在可否之间，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谓不改其父之臣，谓其人在有无之间，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先人有所过误，后人救之使不至于太甚，孝莫大焉。即史以观，睿宗信崔莅、玄宗信姚宋、元祐用司马光、绍圣用章惇，是非得失见矣。
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听临事注名，有至开府、特进、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是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滥，至是极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君以为贱而施于小人则人贱之矣。肃宗欲以苟简成功而滥假名器，轻于粪土，此乱政之极也，唐室不竞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滥未有如唐肃宗之世者也，其源出于府库无蓄积，人主鉴此，宜节用爱人、求贤审官，毋使一旦流弊至于此哉。
刘子玄言于其君曰：“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耇槌碗脱之谚。”
臣按：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国家所恃以厉世磨钝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犹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轻视之，无与我共成天下之治，顾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于卑污苟贱之徒，则是人君自弃其所以厉世磨钝之器也，岂不失其所恃乎？盖国家悬爵禄以待一世贤才，以之代天工与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无才无德者非独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当自揣诸己而不敢虚受也。不可予而予，是亵天之命；不当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亵天之命与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钧，然不畏天之罪止于一身，亵天之命其祸将及于生灵、延于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张守圭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圭才破契丹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当为其臣计。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极而官爵不可复加，后再有懋功吾将何以赏之哉？宋太祖时曹彬平南唐，始行许以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若宋祖者可为善用爵赏而能处其臣矣。张九龄谏玄宗而不以张守圭为相，其知此意乎。
宋太祖时，教坊使卫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耶？”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耳。”
富弼曰：“古之执伎于上者出乡不得与士齿，太祖不以伶官处士人之列，止以太乐令授之，在流外之品，所谓塞僭滥之源。”
臣按：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则人轻之矣。是以善为治者以爵赏
译睿宗采纳姚元之、宋璟的建议，罢免了数千名斜封官。崔莅对皇上说：“斜封官都是先帝任命的，姚元之等人建议剥夺他们的官职，这显露了先帝的过失，为陛下招致怨恨，众口喧哗，恐怕会引发非常变故。”太平公主也为此进言，皇上认为她说得对，于是又恢复任用这些官员。柳泽上疏说：“斜封官都是因侍妾婢女引荐而得官，难道是出于先帝的本意吗？陛下罢免他们，天下人称颂圣明，一旦又收编任用，为何政令如此不一呢？议论的人都称太平公主欺骗误导陛下，积小成大，造成的祸患不可小觑。”
胡寅说：“显露先帝的恶行、为陛下招致怨恨，奸邪之人的言论大抵如此。如果遇到英明的君主，一定会说：将先帝置于有过失的境地，哪里算是孝道？在众小人中沽名钓誉，哪里算是君主所为呢？如果用对待桓帝、灵帝的方式对待我，那么奸邪之言就没有机会进献了。然而姚崇、宋璟执政时，这种言论却能得逞，为什么呢？因为睿宗以第六子的身份继承第五子的位置，使得太平公主暗中怀疑阳刚之气（皇权），所以导致了这种局面。姚崇、宋璟如果极力争辩，局势将会激化，那么这样做对吗？回答说：当时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暂且忍耐是可以的。”
臣按：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是指事情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并非极其违背天理；曾子说不改变父亲的臣子，是指人在可用与不可用之间，并非特别损害政教的人。先人有过失错误，后人补救使其不至于太过分，没有比这更大的孝道了。从史实来看，睿宗听信崔莅、玄宗听信姚宋、元祐年间任用司马光、绍圣年间任用章惇，是非得失就显而易见了。
肃宗时期，府库没有积蓄，朝廷专门用官爵赏赐功劳，各位将领出征时都发给空名的告身，听候临事填写名字，有的甚至升到开府、特进、异姓王的爵位。各军只按职务相互统辖，不再计较官爵的高低。等到这时又用官爵来收编散兵，从此官爵变得轻贱而财物变得贵重，大将军的告身一张只值一醉，凡是应募入仕的人全都穿着金紫官服，名器滥用的情况，到了这时达到了极点。
范祖禹说：“官爵是君主驾驭天下的工具，不可以因为虚名而轻率使用。君主认为尊贵而加给君子，人们就会尊重它；君主认为低贱而施予小人，人们就会轻视它。肃宗想要用苟且简略的方法取得成功而滥赐名器，将其看得比粪土还轻，这是乱政的极致，唐室不振衰败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臣按：自古以来名器滥用的情况没有像唐肃宗时期那样严重的，其根源在于府库没有积蓄。君主鉴于此，应当节制用度、爱护百姓、选拔贤才、审慎授官，不要让一时的流弊发展到这种地步啊。
刘子玄对他的君主说：“君主不凭空授予，臣下不凭空接受，妄自接受不算忠诚，妄自施予不算恩惠。现在群臣没有功劳却遭遇过失，就迁任到京城，有车载斗量、耇槌碗脱的谚语。”
臣按：爵禄是上天赐予有德之人的工具，是国家依靠它来激励世人、磨砺钝才，鼓舞天下之人，共同成就天下治理的。君主谨慎重视它，还担心天下之人不知道重视而轻视它，不与我共同成就天下的治理，反而授予不适当的人，甚至下及卑劣苟贱之徒，这就是君主自己抛弃了激励世人、磨砺钝才的工具，岂不是失去了所依靠的东西吗？国家悬挂爵禄以等待一世的贤才，用它代替天工来治理天民，这是承受天命的表现。没有才德的人不可给予，没有才德的人不仅上面的人不可给予，下面的人也应当自我揣度而不敢凭空接受。不可给予却给予了，是亵渎天命；不当接受却接受了，是不畏惧天命。亵渎天命与不畏惧天命，罪过是相等的，然而不畏惧天命的罪过只限于一身，亵渎天命的祸患将波及生灵、延及宗庙社稷，能不深思而痛加警戒吗。
玄宗赞赏张守圭的功劳想让他做宰相，张九龄劝谏说：“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不是用来赏赐功劳的官职。”皇上说：“给他虚名而不让他任职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只有名与器不可以假借给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况且守圭才打败契丹就让他做宰相，如果彻底消灭奚族，将用什么官职来赏赐他呢？”皇上于是作罢。
臣按：君主用人，不仅爱惜自己的名器，也应当为臣下考虑。如果那个人还未老，名位已经达到极点而官爵不能再加，后来再有重大功劳，我们将用什么来赏赐他呢？宋太祖时曹彬平定南唐，起初许诺让他做使相，等到回来，对曹彬说：“现在四方还有未臣服的，你作为使相品位已经到顶了，肯再奋力作战吗？再为我夺取太原。”于是赐钱五十万。像宋太祖这样可以算是善用爵赏而能安置臣下的人了。张九龄劝谏玄宗而不让张守圭做宰相，他懂得这个意思吗。
宋太祖时，教坊使卫德仁请求外任官职，并且援引同光年间的旧例请求领郡，皇上说：“任用伶人做刺史，这是庄宗失政，怎么可以效仿呢？”宰相拟任上州司马，皇上说：“上佐是士人所处的职位，资历声望很优厚，也不可轻率授予这类人，只应当在乐部中迁转罢了。”
富弼说：“古代在上位从事技艺的人出乡不得与士人并列，太祖不将伶官置于士人的行列，只以太乐令授予他，在流外之品，这就是所谓堵塞僭越滥用的源头。”
臣按：名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不容易得到，人人可得人们就会轻视它。所以善于治理的人用爵赏
鼓舞天下之贤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别品流。既惜之又别之，得者以为荣，不得者亦不敢萌幸心，人不敢萌幸心则得者愈荣而名器益重矣。宋太祖谓伶人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非但伶人，凡诸色杂流皆然。
译激励天下的贤才俊杰，不仅爱惜名位官职，还必须区分品级类别。既爱惜又加以区分，获得的人以此为荣，未获得的人也不敢产生侥幸之心；人们不敢产生侥幸之心，那么获得的人会更加荣耀，名位官职也就更加重要了。宋太祖曾说，伶人这类人只应当在乐部内部升迁调任，不只是伶人如此，凡是各种杂流都是这样。
仁宗天圣二年，待诏王元度纂勒真宗御书得紫服佩鱼，上曰：“先朝伎术官无得佩鱼，所以别士类也。”又嘉祐三年，诏尝为中书、枢密诸司吏人及伎术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军。
臣按：宋朝流品之别如此，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厉轩昂，遇事奋发而以名节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别于庸流贱胥者，盖由上之人有以甄别起发之也。
高宗时，王继先医疗有效，欲增创员缺以授其婿用酬其劳，给事中王居正封还，上曰：“庶臣之家用医有效亦酬谢之否耶？”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伎术庸流享官荣、受俸禄，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其应用有效仅能塞责而已。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缺诚为未善，臣不愿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
臣按：朝廷之用医亦犹其用百家也，用医而效乃其职尔，若其秩满多著全效则升用之，亦犹百僚之课最而进其秩也，然又必各随其品而予之，其劳绩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别。高宗一闻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谓能用善矣。后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诸异端杂流，伎艺工作之徒有劳效者随本任而加升赏可也。
以上戒滥用之失
卷一三
△固邦本
▲总论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君也）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颐曰：“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财成，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财制成其施为之方也。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其丰美之利也。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财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
臣按：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万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关、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则顺、如此则逆，如此则利、如此则害，于是量其可否折为中道，立为法制，定为品则，大过者则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则辅翼相助之，所以然者无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无有不通达于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犹地之气通乎天，此世道所以为泰欤。
《剥》（落也）之象曰：山附于地，剥。上（谓人君）以厚下安宅。
程颐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臣按：山高出于地而反附着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彖曰：益（卦名），损上益下，民说（音悦）无疆（谓无穷极）。
朱熹曰：“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所以然者，盖邦本厚则邦宁而君安，乃所以为益也，否则反是。”
臣按：益之为言有所增加之谓也，今而无所增加而有损焉，乃谓之益何哉？有若对鲁哀公之问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深有
译宋仁宗天圣二年，待诏王元度编纂整理真宗皇帝的御书，因而获得紫色官服和佩鱼，皇上说：“先朝的技术官员没有允许佩鱼的，这是为了区别士人阶层。”又嘉祐三年，下诏曾经担任中书、枢密等衙门吏员以及由技术官员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提点刑狱及知州、知军的职务。
臣按：宋朝对于社会等级的区分如此严格，这就是这一代人才之所以能够激励奋发、昂扬向上，遇到事情奋起行动并以名节自守，光明磊落以区别于平庸俗流和低贱胥吏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有甄别和激励他们的办法吧。
宋高宗时期，王继先医疗有效，皇帝想要增设官职空缺来授予他的女婿以酬谢他的功劳，给事中王居正将诏书封还，皇上说：“平民百姓家中请医生治疗有效，难道也不酬谢吗？”王居正回答说：“平民百姓家中对待这类人与朝廷不同，根据功劳和财力各自表达感谢的礼节，如果是朝廷则不然，王继先这类人以技术平庸之身享受官位荣耀、领取俸禄，究竟是为什么呢？一旦失职，重的则有刑罚，轻的则被斥逐，他们应当发挥疗效仅仅能算是尽到职责罢了。金帛的赏赐本来就不少，至于无故增设官职空缺确实不妥，臣不愿意开启这个先例。”皇上醒悟说：“你说得对。”
臣按：朝廷任用医生也如同任用其他各类人才一样，任用医生而有效验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任期届满大多取得显著疗效就提升任用他们，这也如同百官考核最优而提升他们的官阶一样，然而又必须各自按照他们的等级来给予，他们的功劳业绩固然不可以不酬谢，但等级流派也不可以不区分。高宗一听王居正的话就醒悟并认为正确，可以说是善于用人了。后世的君主应当效法高宗，不要将朝廷公卿大夫的名位爵禄加给异端杂流，技艺工匠之类的人有功劳效验的，按照本职给予升赏就可以了。
以上告诫滥用官职的过失
卷十三
△巩固国家根本
▲总论巩固根本的方法
《易经·泰卦》的象辞说：天地交合，通泰。君主凭借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来左右百姓。
程颐说：“天地交合而阴阳调和，那么万物茂盛成长，这就是通泰的原因。人君应当体察天地通泰的意象，并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来左右百姓。裁成，是说体察天地交泰的规律而裁制成施行的方法。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天地通泰那么万物茂盛成长，人君体察它而制定法制，让百姓利用天时、凭借地利，辅助化育的功效，成就丰美的利益。比如春气发生万物就制定播种种植的方法，秋气成熟万物就制定收获储藏的方法，这就是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来左右辅助百姓。百姓的生存必然依赖君主为他们制定法制，来教导率领辅助他们，这样才能实现他们的生养，这就是左右他们。”
朱熹说：“泰，就是通达。裁成用来制约过度的，辅助用来补充不足的。”
臣按：天地交合而阴阳调和，万物实现茂盛养育的，这是天地之所以通泰的原因。上下交合而心意通达，万民实现生育成长的，这是世道之所以通泰的原因。世道之所以通泰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对于在下位的人心志所渴望的、生命所关联的、日常饮食的物资、养生送死的器具，所依赖用来生生不息的没有一样不能通达于上位，上位的人一一都知道其中的原因，这样就是顺、这样就是逆，这样就是利、这样就是害，于是衡量是否可行折中为正道，建立为法制，确定为标准，大大过度的就裁截成就它，不足的则辅助帮助它，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左右百姓罢了。上位的人这样左右百姓，百姓的心意没有不通达于上位的，下情通达于上也就如同地气通达于天，这就是世道之所以通泰吧。
《剥卦》的象辞说：山依附于地，剥落。上位者（指人君）用来加厚下层以安住。
程颐说：“下层是上层的根本，没有根本牢固而能够剥落的。所以上层的剥落必然从下层开始，下层剥落那么上层就危险了。作为上位的人知道道理是这样，那么安养人民来加厚根本，这才是安住自己的居所。”
朱熹说：“加厚下层才是用来安住，如同山依附于地，只有因为地厚，所以山安住自己的居所而不摇动，人君加厚下层以得到民心，那么他的地位也安住而不摇动，这就如同所说的根本牢固国家安宁。”
臣按：山高高出于地却反而依附于地，如同君主居于百姓之上却反而依附于百姓，为什么呢？大概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有百姓，君主如果没有百姓那么君主依靠什么成为君主呢？作为上位的人如果确实知道成为君主而能够安住自己的地位，是因为有百姓，难道可以不思考用来加厚百姓生活而使他们得到安宁的方法吗？百姓生活安宁那么君主得到依附而他的地位就安定了。
《益卦》的彖辞说：益（卦名），减损上层增益下层，百姓喜悦没有穷尽。
朱熹说：“减损上层增益下层叫做益，减损下层增益上层叫做损，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国家根本厚实那么国家安宁而君主安定，这才是益，否则就相反了。”
臣按：益的意思是有所增加，现在如果没有增加反而有减损，却称之为益为什么呢？有如回答鲁哀公的问题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大概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