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九
出于民心之乐趣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译如果出于民众内心的乐趣，却由于自己主观上急于求成以及身边侍从的督促责备，那么这就不同于周文王经营园林的方式了。所以我希望那些想要建造台榭园囿来作为舒展情怀的地方的人，必须先具备周文王那样的忧患意识，并且能够与周地百姓同乐，然后才可以这样做。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玄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绝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堤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宾客、丧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丧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丧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春秋》：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远而不缘占候，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岁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成公十有八年，筑鹿囿。
穀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厩之急无遗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
臣按：先儒谓《春秋》前此未有书筑囿者，是后昭九年筑郎囿、定十有二年筑蛇渊囿，人君之示子孙也，可不谨哉。
《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谓收敛之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杜预曰：“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晰而居近泽门，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无益之事也，而皇国父以无益妨有益，子罕谏之而不听，此所以来筑者之讴也。人君有所兴作，虽有益之事固不可妨农，况无益乎？筑者口中之讴乃其心中之事，为人上者宜慎兴作，毋使下之人诅之于心而讴之于口，子罕谓“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岂但宋哉？则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民，其以剿（劳也）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臣按：叔孙昭子谓“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为紧切。有民者将欲举事，恒以其所作为者与民相比并权，其有无可与不可
译《周礼》记载：囿人掌管苑囿游乐场所的兽禁，放养各种野兽，在祭祀、丧事、接待宾客时，提供活兽和死兽。郑玄说：“囿游，是指苑囿中的离宫、小苑等观赏之处。”
叶时说：“《周礼》中囿人这一官职掌管苑囿游乐以放养百兽，郑氏认为苑囿如同汉代的苑游，作为离宫养兽以供宴乐观赏，就像汉代掖庭有鸟兽一样。我曾看到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必定说‘你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沉迷于游乐和田猎’，现在设置苑囿游乐作为宴乐的玩物，怎么能禁止成王的安逸游乐呢？大概因为君主尊贵，拥有万辆兵车，富有四海，怎么能完全断绝他安逸游乐的乐趣，让他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能玩赏，手足有所不能安逸，心意有所不能通达，况且人尚且不能自我克制，又怎么会乐于做君主呢？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忍受、天理有所不能制约，欲望的沟壑一旦打开，堤防一旦决口，就会奔腾横流而无法阻挡，以至于游乐无度、流连不知满足，这难道仅仅是苑囿游乐的问题吗？然而周公设置苑囿游乐，只让受过刖刑的人看守苑囿，必定不能跟随君王去追逐禽兽，只有在接待宾客、办理丧祭时才提供兽物，虽然名为苑囿游乐，却没有一句话涉及宴乐之事，郑氏把苑囿比作汉代的苑游，把游乐比作汉代的宫殿，把野兽比作汉代的野兽，那么周代的制度果真像汉代那样吗？周公作《周礼》，说到苑囿游乐只限于放养野兽，正是为了保存君主天理之乐，并展示制度的节俭。”
臣按：《周官》中的苑囿游乐，大概是指苑囿游乐观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海子。牧，是孳养的意思。百兽，是指野兽不止一种，极言其多。之所以这样，是为了供给祭祀、丧事、宾客这三项用途，所以当政事闲暇之时，作为游行观省的乐趣，百日辛勤劳作而借一日闲暇安逸，虽然说游目以适情，然而也不是纵欲败度，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设置官职来放养百兽，以供祭祀、丧事、宾客之用，因跟随野兽游乐而寓含省视牺牲的礼仪。先王根据人情来制定礼制，既不违背人情，又不废弃礼节，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春秋》记载：鲁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在薛地筑台。秋天，在秦地筑台。
穀梁赤说：“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劳累了百姓三个农时，独占山林沼泽的利益，而且财物耗尽就会怨恨，力气用尽就会愤怒，君子对此感到危险，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
胡安国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残害百姓。天子有灵台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来观测四时，离开国都到远处筑台而不为了观测天象，这是在游乐观赏的地方残害百姓以自寻快乐。残害百姓自寻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想与他同归于尽，即使有台，难道能独自快乐吗？”
臣按：先儒认为庄公一年三次筑台，所谓趁此时机尽情享乐怠慢傲惰，那么治国治家的当务之急荒废的就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过了一年就死去，而萧墙之祸直到几代人都不能平定，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鲁成公十八年，筑鹿囿。
穀梁赤说：“筑造一般不记载，这里记载它什么呢？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独占它是不正当的。”
孙觉说：“《春秋》兴作都记载，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厩的紧急也没有遗漏，这是重视民力，何况是耳目的玩物、一身的娱乐呢？”
臣按：先儒认为《春秋》以前没有记载筑囿的，此后昭公九年筑郎囿、定公十二年筑蛇渊囿，君主给子孙留下的榜样，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七年，宋国的皇国父担任太宰，为平公筑台，妨碍了农作物的收获（指收获的时候）。子罕请求等到农事完毕，平公不允许，筑台的人唱道：“泽门的禋，实在兴起我们的劳役。邑中的黔，实在安慰我的心。”子罕听到后，亲自拿着鞭子巡视筑台的人，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说：“我们小民都有房屋来躲避燥湿寒暑，现在君王筑一台而不迅速完成，怎么能服役呢？”唱歌的人于是停止。有人问他原因，子罕说：“宋国区区小国却有诅咒有祝祷，这是祸乱的根源。”
杜预说：“泽门，是宋国东城南门。皇国父皮肤白皙而居住在靠近泽门的地方，子罕皮肤黑色而居住在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是无益的事情，而皇国父用无益的事妨碍有益的事，子罕劝谏而不听，这就是引来筑台者唱歌的原因。君主有所兴作，即使是有益的事固然不可妨碍农事，何况是无益的事呢？筑台者口中的歌谣乃是他们心中的事，作为上位者应当谨慎兴作，不要让下面的人在心里诅咒而在口中歌谣，子罕说“宋国区区小国却有诅咒有祝祷，这是祸乱的根源”，难道仅仅是宋国吗？那么凡是天下之大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鲁昭公九年冬天，筑郎囿。记载了时间。季平子想要它迅速建成，叔孙昭子说：“《诗经》说‘开始规划不要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一样来’，哪里用得着催促百姓，这恐怕是劳苦百姓吧，没有苑囿还可以，没有百姓难道可以吗？”
臣按：叔孙昭子说“没有苑囿还可以，没有百姓难道可以吗”，这一句话尤为紧切。拥有百姓的人将要做事，常把他所做的事与百姓相比并权衡，其有无可与不可
《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谓丹楹）镂（谓刻桷）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嚣（华也）庶（众也）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先君庄王为匏居（台名）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财用不出府藏），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同）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也）之，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于德则不），缩（取也）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谓私欲弘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畔离也），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处也）不夺穑地，其为（作也）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末（谓余木）于是乎用之。”
臣按：伍举谏其君之为台，而必举其先君之所为者以告之，且谓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其君之为台则民罢而财尽、谷败而官烦，举国治之，数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呜呼，伍举之言，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后世所当鉴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又引《汤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
杨时曰：“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唯孟子之言，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张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则足以遏人欲矣；常怀与民偕乐之心，则足以扩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问，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使其自择焉。与民偕乐者，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何乐如之？若夫独乐己之乐者，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己则乐矣，乐而及于鸟兽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则怨，怨之不已则叛，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而我之所以乐者将
译《国语》记载：楚灵王建造章华台，与伍举一同登上台，说：“这台真美啊。”伍举回答说：“我听说国君以因贤德而受宠为美，以安定百姓为乐，以听从德政为聪，以招致远方来归为明。没听说以土木的高大、丹漆的柱子、雕刻的椽子为美，而以钟磬笙箫等乐器的盛大、喧哗众多为乐；没听说以观看宏大、崇尚奢侈、沉迷女色为明，而以辨别清浊为聪。先君楚庄王建造匏居台，高度不超过能观察国内气象，大小不超过能容纳宴席食器，木材不损害城郭守备的材料，财用不耗费官府储备，百姓不耽误农时事务，官吏不改变朝廷常规，先君因此能够平定祸乱、战胜敌人，而诸侯没有怨恨。现在君王建造这座台，百姓疲惫，财用耗尽，年成谷物歉收，百官烦扰，全国人治理它，几年才建成，臣不知道它有什么美。所谓美，是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所以称为美。如果仅从视觉上看是美的，但从财用上看却匮乏，这是聚集百姓的利益来封赏自己而使百姓贫困，哪里谈得上美呢？治理国家的人将与百姓共处，百姓确实贫困了，君王怎能富足？如果有美名，只是因为将恩德施予远近，使小大百姓都安心。如果搜刮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耗损而忘记安乐，从而产生背离之心，那恶行就太严重了，哪里用得着看呢？所以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超过讲习军备，台不超过观察气象吉凶。所以榭的大小依据大军的驻扎，台的高度依据临高观看的需要，它的处所不侵占耕地，它的建造不匮乏财用，它的事务不烦扰官府，它的工期不耽误农时。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它，用城防剩余的木材来使用它。”
臣按：伍举劝谏君王不要建造高台，必定列举先君的做法来告知他，并且说木材不损害守备、财用不耗费官府、百姓不耽误农时、官吏不改变常规，因此能够平定祸乱、战胜敌人，而诸侯没有怨恨。现在君王建造高台，百姓疲惫而财用耗尽，谷物歉收而官吏烦扰，全国人治理它，几年才建成，这是聚集百姓的利益来封赏自己而使百姓贫困。百姓确实贫困了，君王怎能富足？唉，伍举的话，用来告知君王是多么切实而明快啊！后世应当以此为鉴。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看着鸿雁、麋鹿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孟子回答说：“贤者然后以此为乐，不贤者即使有这些也不快乐。《诗经》说：‘开始规划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建造它，不用多少天就建成了。开始规划不要急，百姓像儿子一样来。文王在灵囿，母鹿伏卧，母鹿肥壮，白鸟飞翔。文王在灵沼，鱼儿跳跃。’文王使用民力建造台池，百姓却为此欢乐，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池为灵沼，喜爱他拥有麋鹿、鱼鳖。古代的人与百姓共同快乐，所以能够快乐。《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宁愿与你一起灭亡。’百姓想与他一起灭亡，即使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快乐吗？”
朱熹说：“孟子说文王虽然使用民力，但百姓反而为此欢乐，不仅加上美名，而且喜爱他所拥有的，这是因为文王能爱护百姓，所以百姓乐于他的快乐，文王也因此得以享受他的快乐。又引用《汤誓》，夏桀自称我拥有天下就像天拥有太阳，太阳灭亡我才灭亡。百姓怨恨他的暴虐，所以根据他的自称而称他为：‘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如果灭亡，我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是希望他灭亡得很厉害。孟子引用这个来说明君王独自快乐而不体恤百姓，那么百姓怨恨他，他就不能保全他的快乐。”
杨时说：“梁王看着鸿雁、麋鹿来问孟子，孟子因此说贤者然后以此为乐，至于论述文王、夏桀不同的原因，就是独自快乐不可以。世间的君子，如果是贤者，必定告诉君王要忧虑百姓而不要建造台池、苑囿，这是违背他的欲望；如果是谄媚者，必定告诉君王要独自快乐而扩大他的奢侈之心，这是放纵他的欲望。两者都不能引导君王走上正道，只有孟子的话，常在毫发之间剖析利害善恶所在，使君王潜移默化而不自知。像这样，在朝廷上就可以纠正君王心中的错误，而君王就容易行正道了。”
张栻说：“百姓是一样的，得到他们的心，就像儿子一样来而乐于君王的快乐，失去他们的心，就怨恨灭亡而希望君王灭亡，追究其根本，只是顺从天理与顺从私欲的区别罢了。君王常怀不敢独自快乐的心，就足以遏制人欲；常怀与百姓共同快乐的心，就足以扩充天理。”
臣按：孟子根据梁王的提问，将文王与百姓共同快乐和夏桀结怨奉己两者并提，让他自己选择。与百姓共同快乐的，君王既得到了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得到了百姓的快乐，因此我的心安然享受百姓的奉养，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如果独自享受自己的快乐，夺取百姓衣食的资源作为财用，占据百姓耕种的土地作为台池，自己快乐了，快乐甚至及于鸟兽，那百姓的痛苦怎么办？痛苦不止就怨恨，怨恨不止就背叛，那么百姓所受的痛苦将转移到我身上，而我所享受的快乐将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鸟兽之所。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礼，入国而问禁，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阱，坎地以陷兽者，言陷民于死也。”
张栻曰：“意齐王欲广其囿，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岂崇囿如此？盖其蒐田所及，民以为文王之囿耳，以刍、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设而公私、义利于是乎在，天理、人欲于是乎分，为人上者，于凡举措可不谨哉。
汉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时东方朔在旁，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旗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瑀（古仰字）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即蛙字）、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武帝乃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寿王辟地为上林苑，东方朔谏，帝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夫听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与之爵与金，是买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辞而不复言，譬则狗焉嗥于主人之侧，投以一脔，俯首帖耳逝矣。
灵帝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采刍牧皆悉往焉。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今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若保赤子之义，宜惟卑宫、露台之意以慰民劳。”帝欲止，侍中任芝、乐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四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里共之，无害于政也。”帝说，遂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经、《语》《孟》亦可谓正矣，邪说之害，至五经、《语》《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见在乎人，小智奸识谓圣人之心与我何异哉？则五经、《语》《孟》虽存乎世，而窾言横议亦傍缘而作，非人君明哲，心与正会，则不能昭其诬罔，设或主意违道，则窾言横议入之犹水赴谷矣。尧舜为天下得人而夺国者用以为名，汤武顺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借口，胤侯征羲和而讨不附己者资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夺其主者托焉，五就汤五就桀非为利也而求富贵利达者以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为己也而手刃同气者以为圣人与我同志也，曰公刘好货则掊克聚敛不知纪极，曰召公辟国则穷兵远讨无有休息，曰省耕敛助不足则出钱贷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兴滞用则置官畜货而自为市，依倚外患、胁制人主以饕富贵而自比
译齐宣王问道：“周文王的狩猎苑囿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说：“竟然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觉得它小呢。”齐宣王说：“我的苑囿方圆四十里，百姓还觉得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捕鸟猎兔的人可以去，与百姓共享，百姓觉得它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刚到齐国边境时，先询问国家的重大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都城郊外关塞之内，有一个方圆四十里的苑囿，在那里杀死麋鹿的人，按杀人罪论处，这等于在国中设置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朱熹说：“苑囿，是繁育鸟兽的地方。古代四季的田猎都在农闲时进行，以演练武事，但不愿在耕种庄稼和种植蔬菜的地方驰骋，所以选择空旷的地方作为苑囿。然而文王方圆七十里的苑囿，大概也是在他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土地之后吧。按礼制，进入他国要询问禁令，都城百里之外为郊，郊外有关塞。阱，是挖坑用来陷兽的，这里指使百姓陷入死地。”
张栻说：“齐宣王想要扩大他的苑囿，阿谀奉承的人一定借文王的事来迎合他，文王难道会如此崇尚苑囿吗？大概是他田猎所到的地方，百姓认为是文王的苑囿罢了，从割草、捕鸟的人可以去那里，可以知道是这样。”
臣按：设置禁令使百姓陷入困境，是人欲的私心；与百姓共享利益，是天理的公道。一个田猎苑囿的设置，公私、义利就在这里体现，天理、人欲就在这里区分，作为统治者，对于所有的举措能不谨慎吗？
汉武帝建元三年，皇帝派吾丘寿王统计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面积及其价值，打算清除这些土地作为上林苑，归属南山。吾丘寿王奏报此事，武帝非常高兴，称赞他做得好。当时东方朔在旁边，进谏说：“南山，是天下的险阻之地。汉朝兴起，离开三河地区，止步于霸水、渭水以西，建都于泾水、渭水之南，这就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是秦国之所以能俘虏西戎、兼并山东各国的原因。那里的山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用的，万民所仰赖的，都有充足的供应；又有粳米、稻米、梨、栗、桑、麻、竹箭的丰饶，土地适宜种植姜、芋，水中多有蛙、鱼，贫穷的人得以自给自足，没有饥寒的忧虑，所以矰、镐之间号称土膏，每亩价值一金。现在规划作为苑囿，断绝了陂池水泽的利益，夺取了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缺乏国家的用处，对下剥夺了农桑的基业，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而且茂盛荆棘的树林，扩大狐狸兔子的苑囿，扩大虎狼的巢穴，毁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让年幼弱小的人怀念故土而思念，年老的人哭泣流泪而悲伤，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驱逐百姓而经营它，筑墙围起来作为苑囿，骑马东西奔驰，驾车南北疾驰，有深沟大渠，一天的快乐不足以危及没有堤防的车驾，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殷朝建造九市之宫而诸侯背叛，楚灵王修建章华台而楚民离散，秦国兴建阿房宫而天下大乱，我这个愚臣，违逆圣意，罪当万死。”武帝于是任命东方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最终还是修建了上林苑，按照吾丘寿王的奏议进行。
臣按：武帝派吾丘寿王开辟土地作为上林苑，东方朔进谏，皇帝任命东方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最终还是修建了上林苑，按照吾丘寿王的奏议进行。听信他的言论而接受他的爵位是可以的，皇帝不采纳东方朔的言论，只给他爵位和黄金，这是买通他使他不再进言。东方朔接受而不推辞，却不再进言，就像狗在主人身边叫，扔给它一块肉，它就低头顺耳地走了。
汉灵帝光和三年修建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进谏说：“先王建造苑囿，仅仅足以修习三驱之礼，砍柴放牧的人都去那里。先帝左边开辟鸿池，右边修建上林，不奢侈也不吝啬。现在废弃田园，驱逐居民，畜养禽兽，大概不符合爱护百姓如婴儿的道义，应该考虑卑宫、露台的用意来抚慰百姓的劳苦。”皇帝想停止，侍中任芝、乐松说：“以前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百姓认为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百姓认为大，现在与百姓共享百里，对政事没有害处。”皇帝很高兴，于是修建了苑囿。
胡寅说：“天下的道理，到了五经、《论语》《孟子》也可以说是正了，邪说的危害，到了五经、《论语》《孟子》也可以说是止息了。然而大道如天，体现在人身上，小智奸佞之人认为圣人的心与我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五经、《论语》《孟子》虽然存在于世间，而空洞的言论和横行的议论也凭借这些而产生，如果不是君主明哲，心与正道相合，就不能昭示他们的诬罔，如果主见违背正道，那么空洞的言论和横行的议论进入就像水流入山谷一样。尧舜为天下得到人才而夺取国家的人用这作为名义，汤武顺应天命革命而取代君主的人取这作为借口，胤侯征讨羲和而讨伐不依附自己的人借这作为资本，伊尹流放太甲而想要夺取君主的人借这作为依托，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不是为了利益，而追求富贵利达的人认为大人想要速成其功，惩处管叔、囚禁蔡叔、降服霍叔不是为了自己，而亲手杀害同胞的人认为圣人与我志同道合，说公刘喜欢财货就聚敛不知极限，说召公开辟国土就穷兵黩武没有休息，说省视耕种和征收赋税不足就出钱借贷给百姓而取其利，说收藏不卖兴起滞销就用官职蓄积货物而自为市场，依仗外患、胁迫君主以贪婪富贵而自比
于惠、连之降志辱身，废法任情、肆行无道以专宠利而自比于仲尼之无可无不可，遂使诋訾儒术者举是以为笑，曰五经、《语》《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乐松、任芝所以欺灵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诮也，或曰然则何以正之？曰奸人之假托经义以文其说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乱，正心诚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亲贤、问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笃志励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难守，则郑自郑、雅自雅，杲日中天，万象毕照，辨言安得而乱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之要道也。”
译至于惠连降低志向、屈辱身份，废弃法度、放纵私情，肆意妄为以独占宠幸和利益，却把自己比作孔子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于是使得那些诋毁儒家学说的人拿这件事当作笑料，说五经、《论语》《孟子》大概也是奸邪之徒的藏污纳垢之所吧。那些乐松、任芝用来欺骗灵帝的手段，不过是孩童的帽饰和泥土的偶像，不值得过多讥讽。有人问：那么用什么来匡正这种现象呢？回答说：奸邪之人借托经义来粉饰自己言论的，并不是能够欺骗天下人，只是欺骗君主罢了，只要君主相信他们就足够了。君主如果能够推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真知，使疑惑邪说不能扰乱心智；端正内心、真诚意念，使利益欲望不能蒙蔽清醒；遵循正道、亲近贤人，通过询问辨析来明确那些尚未明了的道理；坚定志向、勉力践行，通过专精一志来坚守那些难以坚守的原则，那么郑声就是郑声，雅乐就是雅乐，如同明亮的太阳高悬中天，万物全都受到光照，巧言令色怎么能扰乱我的政治，伶牙俐齿怎么能颠覆我的国家？这就是二帝三王内心顺应自然、无所作为，以坚守最纯正道理的根本方法。
臣按：人臣托经义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听其言而从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岂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则得罪于天、得罪于圣经、得罪于师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炀帝大业元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海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以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炀帝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臣按：炀帝于元年始即位即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于江都，一时恣情游乐之地，今则荡为荒烟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书之史册者昭昭在人目睫间，秽污简牍、遗臭万世者恒如在然。呜呼，人生几何，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苦为此不道之事以劳生民之力、费天下之财而贻后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设
卷九○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誌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製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羲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衣裳之製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袞冕、闇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朱裏（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在上者）、紐（小鼻也，綴於延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以玉為笄）、朱紘（以朱為紘，綴笄兩端結於頷下）。王之皮弁（視朝之服），會五采（結五采玉）玉基（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之）、玉笄。王之弁絰（吊服），弁而加環絰（纏而不糾）。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
译臣按：臣子假借经义来欺骗君主，这是愚弄君主；君主听信他的话并依从，这是自己愚弄自己。那臣子愚弄君主，是想以此谋取私利；君主自己愚弄自己，难道不是顺遂了自己的欲望吗？臣子愚弄君主，是对君主犯罪，是不忠之臣；君主自己愚弄自己，则是对上天犯罪、对经典犯罪、对师父的教诲犯罪，这难道不是不君之君吗？
隋炀帝大业元年，修筑西苑，周长二百里，苑内开凿大海，周长十余里，海中建有方丈、蓬莱、瀛洲等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宫殿罗列在山间，海北有龙鳞渠，蜿蜒曲折注入海中。沿着渠内缘建造十六院，门都临着渠水，每院由四品夫人主管，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中的树木秋冬凋落时，就剪彩帛做成花叶缀在枝条上，颜色陈旧了就换新的，常年如同阳春三月，池中用彩帛做成荷花、菱角、芡实，皇帝出游时便撤去水而铺陈这些彩饰。十六院竞相以精美华丽的菜肴互相攀比，以求取恩宠，炀帝喜欢在月夜带着数千宫女骑马游览西苑，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
臣按：炀帝在元年刚即位时就修建西苑，到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于江都，当时恣意游乐的地方，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荒烟野草，不知所在了，而记载在史册上的事情却清清楚楚地在人们眼前，污秽史书、遗臭万世的人仿佛就在眼前。唉，人生短暂，名教之中自有快乐的地方，何必做这种不合道义的事情来劳役百姓、耗费天下财力而留给后世嘲笑呢？
以上关于苑囿游观的设立
卷九○
▲冕服之章
《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两卦。
张栻说：“制作衣裳穿在身上，垂挂的丝帛做成上衣，颜色玄黑象征天道；折叠幅料做成下裳，颜色浅红象征人事。效法乾坤来示人，让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尊卑、贵贱，无不各自安守本分。”
谢枋得说：“《乾》卦代表天在上，是上衣的象征，上衣上部闭合而圆，有阳、奇的象征；《坤》卦代表地在下，是下裳的象征，下裳下部两股分开，有阴、偶的象征。上衣下裳不可颠倒，让人知道尊卑、上下不可混乱，那么民心安定，天下就治理好了。”
丘富国说：“十三卦中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都是通达变化、适宜百姓的事情，特别提到黄帝、尧、舜，是因为伏羲、神农之时，人的祸害虽然消除但人文尚未显著，衣食虽然充足但礼义尚未兴起，作为君主的人正与百姓一起耕种吃饭、亲自做饭治理，百姓愚昧无知，大概还不知道所谓上下、尊卑的区别，于是三位圣人仰观俯察，体悟《乾》《坤》的卦象，端正衣裳的仪制，使君臣的分别和道义在天高地下之间截然分明，天下哪有不能治理的呢？”
臣按：先儒说衣裳就是舜所说的“古人观察五色制作服饰”的意思，大概衣裳的制度始于黄帝，完备于尧、舜。
《尚书》说：帝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图象（图象，指日月星辰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画在衣服上；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在下裳上。用五种颜色彰显施于五种图象，制作服饰，你要明白。”
蔡沈说：“日、月、星辰，取它们照耀临下的意思；山，取它镇定的意思；龙，取它变化的意思；华虫，即雉鸡，取它文采的意思；会，就是画。宗彝，即虎和蜼，取它们孝顺的意思；藻，即水草，取它洁净的意思；火，取它光明的意思；粉米，即白米，取它养育的意思；黼像斧形，取它决断的意思；黻是两个己字相背，取它明辨的意思；絺，就是紩，用紩来刺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这六种画在上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六种绣在下裳，这就是所谓的十二章。采，指青、黄、赤、白、黑。色，指施于缯帛上。画在上衣、绣在下裳都是杂用五种颜色来形成五种图象。汝明，是你应当明白大小、尊卑的等级差别。”
臣按：舜想要观察古人的图象，那么章服在舜之前已经有了。古代从天子以下直到士都有服章，多少的数量依次递减，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下级不得僭用上级的，现在世上的冕服只有天子和亲王有，自公侯以下都没有了。
《周礼》说：弁师（掌管五种冕冠的官员）掌管王的五种冕冠（袞冕、闇冕、毳冕、絺冕、玄冕），都是玄色表朱色里的冕冠，延（即冕冠上面覆盖的部分）、纽（小鼻，缀在延上，四旁用笄贯穿），五彩丝绳十二就（用五彩丝做绳，像茧丝一样，用来贯穿玉，垂在延的前后各有十二就），都是五彩玉十二枚（用五彩玉相间），玉笄（用玉做笄）、朱紘（用朱色做紘，缀在笄的两端结在下巴下）。王的皮弁（视朝时的服饰），会五彩（结五彩玉）玉基（即五彩玉十二枚），象邸（用象骨做邸）、玉笄。王的弁絰（吊丧的服饰），弁上加环絰（缠绕而不绞结）。
王安石说：“五彩，是具备各种颜色。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