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六
》《诗》《春秋》四经之外，帝王之良法、圣贤之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详矣，是诚学者致知之要、人君为治之法也。《易》言阴阳，《书》言政事，《诗》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于一事，惟礼之为书无所不载，大而三才、五典，细而庶类万事，与夫治道之常、礼节之变，无不曲备而旁通焉。臣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采辑诸书，而于是书所取为多。
译《诗经》《春秋》等四部经典之外，帝王的良法、圣贤的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详尽无遗，这确实是学者探求知识的要领、君主治理国家的法则。《易经》论述阴阳，《尚书》论述政事，《诗经》论述性情，《春秋》论述名分，然而它们都专注于某一件事，只有《礼》这部书无所不载，大到三才、五典，小到各类万事，以及治国之道的常理、礼节的变通，无不详尽完备且旁通无碍。臣在采辑“治国平天下之要”时，从诸书中选取内容，而从这部书中选取的最多。
又曰：“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礼记》一书虽专以礼名，而礼之为礼不止于一，读者当以礼为主而分四科以类考之，先儒谓四科礼也、仪也、乐也、制度也，以吉、凶、军、宾、嘉节目之大者归之礼，以应对、进退、坐立、趣行节目之大者归之仪，声律、歌舞、音容、节奏归之乐，封井、宗学、宫室、器服归之制度，以此四科读此四十七篇，思过半矣。
周行己曰：“圣人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又曰：“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于圣人之归。”
臣按：《礼记》之书，天下之事无所不载，而专以礼名者，其大要在礼也。虽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礼哉？盖儒者之事无一而非礼，学而非礼则为异端，治而非礼则为伯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国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事有礼则事为有纪，否则散，物有礼则物为成器，否则废，人无一而可无礼，无礼则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无仁则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张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而非仁也”，由是观之，则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仁也。为仁由礼，为礼由敬，则此圣人传心之要，治国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吴澂曰：“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吴氏以其类相从以为《纂言》，然非古经之旧也。夫经文繁杂，虽若不一而吾之心则一焉，以吾纯一之心而精择夫不一之言，一权衡之以吾圣人之道，所谓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据之以循常应变，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之道同归矣。（以上《礼记》）
子所雅（常也）言，《诗》《书》、执（守也）礼皆雅言也。
朱熹曰：“《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即圣人言语之节，而见其立教之法，《诗》《书》、执礼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乱、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赋之理莫先乎性，仁乃圣人所罕言，性则大贤所不得闻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读书未识偏旁，开口便谈性命，圣门之教岂若是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朱熹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又曰
译又说：“如果想要观察礼，必须从《礼记》中摘录出切合日常日用常行的部分来看。”
臣按：《礼记》这本书虽然专门以“礼”命名，但礼作为礼，不止有一种，读者应当以礼为主，分为四科来分类考察。先儒所说的四科是：礼、仪、乐、制度。把吉、凶、军、宾、嘉这些大类的节目归入礼，把应对、进退、坐立、行走这些大类的节目归入仪，把声律、歌舞、音容、节奏归入乐，把封井、宗学、宫室、器服归入制度，用这四科来阅读这四十七篇，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周行己说：“圣人制定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礼仪，用来践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道义，其中形而下的部分体现在饮食、器服的使用上，形而上的部分极于无声无臭的细微之处，普通人勉强去做，贤人实行它，圣人遵循它，所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又说：“秦朝焚毁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朝兴起购买书籍，《礼记》四十九篇杂出于诸儒传记，不能全部得到圣人的旨意，考察其文义有时相互矛盾，然而其文辞繁复其义理广博，学者广博地学习并加以简约，也可以不背离正道。大概其说法粗浅的在应对、进退之间，精深的在道德、性命的关键，始于童幼的学习而终于圣人的归宿。”
臣按：《礼记》这本书，天下之事无所不载，而专门以礼命名的，其大要在礼。虽然如此，天下之事哪一件不是礼呢？大概儒者之事没有一件不是礼，学习而不合礼就是异端，治理而不合礼就是霸道，人有礼就安定，无礼就危险，国有礼就治理，无礼就混乱，事有礼则事有纲纪，否则就散乱，物有礼则物成为器物，否则就废弃，人没有一件可以无礼，无礼就不是仁了，仁就是人，人如果没有仁就不是人了。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张载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没有一件不是仁”，由此看来，就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仁。为仁由礼，为礼由敬，这就是圣人传心的关键，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由建立的。
吴澂说：“汉朝兴起，得到先儒所记的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减为八十五篇，小戴氏又增减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马氏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作注，总共四十九篇，精粗杂记无所不有。秦火之后，区区搜集，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然不能全部纯正，然而先王的遗制、圣贤的格言，往往依靠它而保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儒表彰《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现在所保存的是四十七篇，吴氏以同类相从编为《纂言》，但这不是古经的原貌。经文繁杂，虽然好像不一，但我的心是一的，用我纯一的心来精择不一的言论，以圣人的道作为权衡，所谓大中至正，本之以正心修身，据之以循常应变，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之道同归了。（以上《礼记》）
孔子平常所说的，《诗》《书》、执礼都是平常所说的。
朱熹说：“《诗》用来调理性情，《书》用来讲述政事，礼用来谨慎节文，都切合日常用度的实际，所以常常说。礼单独说执，是因为人所执守而言，不是仅仅诵读解说而已。”
臣按：先儒说这一章就是圣人言语的节度，而看到其立教的方法，《诗》《书》、执礼是孔子所常说的，利、命、仁是孔子所少说的，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说的，孔子平常所说的只限于这些，至于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的，关键在于默而识之。唉！生人的德没有比仁更大的，天赋之理没有比性更先的，仁是圣人所少说的，性则是大贤所不能闻的。现在世上三尺童子读书不认识偏旁，开口便谈性命，圣门的教化难道是这样的吗？
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
朱熹说：“兴，起也。《诗》本于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语既容易知道，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容易进入，所以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所以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所以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又说
：“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译查考《内则》篇，十岁学习幼年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并诵读《诗经》，二十岁以后才学习礼制，那么这三者并非小学阶段传授的次序，而是大学阶段终身学习中所涉及的难易、先后、浅深程度。
程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寇、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真德秀曰：“自周衰，礼乐崩环，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然礼乐之制虽亡，而礼乐之理则在，故《礼记》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儒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于《诗》者，亦未尝不存也。”
臣按：先儒谓无程氏之说，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后世遂果以成材为难矣。然则人材之成，果难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则易，下之人奋志以为之则易，上无其教、下无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难矣。如此，则世乏良材、国无善治，后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欤。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朱熹曰：“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
臣按：圣门之教以《诗》、礼为先，盖口之所讽咏者温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检束者恭俭庄敬之体，如此，则可以造于成德达材之地矣。圣人所以教其子与其门人，皆不外乎此也。
《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上之所以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为教，下亦因学以为俗，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学《诗》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书》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故其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者远；乐以道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以寓是非褒贬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于《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曰其为人则气质俱化，习与性成，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于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达者于言或易发，故其失诬；博大者易以奢广，峻洁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善恶或至缪乱，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诗》之失、《书》之失云者，盖言学经者之失，非谓经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学此经者当思有以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德果疏通知远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于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读经者当以自察
译程颐说：“天下的英才并不少，只是因为道学不明，所以不能有所成就。古人的诗歌就像现在的歌曲，即使是乡里孩童都熟悉听闻并知道其中的含义，所以能够受到感发兴起；现在即使是老成博学的儒者尚且不能明白其中的义理，何况一般的学者呢？这就是不能在《诗》上受到感发兴起的原因。古人从洒扫应对到寇难、婚嫁、丧葬、祭祀，没有一样没有礼仪，现在都废弃败坏了，因此人伦关系不明，治家没有法度，这就是不能在礼上立足的原因。古人的音乐，声音用来滋养耳朵，色彩用来滋养眼睛，歌咏用来滋养性情，舞蹈用来滋养血脉，现在都没有了，这就是不能在乐上成就的原因。因此，古代造就人才容易，现在造就人才困难。”
真德秀说：“自从周朝衰微，礼乐崩坏，但是礼的书仍有保存的，制度文饰还可以考证，寻找乐的书则完全缺失不存在。后来制定礼的人既不符合先王的制度，而乐尤其严重，当今世所用的大抵是郑卫之音，夹杂着夷狄的声音罢了，恰好足以荡乱人心、败坏风俗，怎么能有补益呢？然而礼乐的制度虽然亡失，但礼乐的道理还在，所以《礼记》说‘用礼来治理自身，用乐来治理内心，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的心就侵入其中了；内心片刻不和悦快乐，鄙陋欺诈的心就侵入其中了。庄重恭敬是礼的根本。和悦快乐是乐的根本。’学者如果真能用庄重恭敬来治理自身，用和悦快乐来涵养内心，那么对于礼乐的根本就得到了，也足以立身而成德了。《诗经》三百篇虽然说难以理解，现在各位儒者阐发其中的义理，清楚明白可知，如果能够反复涵泳体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于《诗》’，也未尝不存在。”
臣按：先儒说，如果没有程氏的说法，后世不知道造就人才为什么难；如果没有真氏的说法，后世就果然认为造就人才难了。那么，人才的造就，究竟是难还是易呢？回答说：在上位的人设立教化来造就他们就容易，在下位的人振奋志向去努力就容易，在上位的人没有教化、在下位的人没有志向，却想要人才造就，那就难了。像这样，那么世间缺乏良才、国家没有善治，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代，大概就在这里吧。
陈亢问伯鱼说：“你在父亲那里也有特别的听闻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曾经（父亲）独自站立，我快步走过庭院，（父亲）说：‘学《诗》了吗？’回答说：‘没有。’‘不学《诗》，就没有说话的依据。’我退下后便学《诗》。有一天，（父亲）又独自站立，我快步走过庭院，（父亲）说：‘学礼了吗？’回答说：‘没有。’‘不学礼，就无法立足。’我退下后便学礼。”
朱熹说：“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所以能说话；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所以能立足。”
臣按：圣人门下的教育以《诗》、礼为先，大概是因为口中讽咏的是温柔敦厚的言语，身上约束的是恭俭庄敬的体态，像这样，就可以达到成就德行、通达材能的地步了。圣人用来教育他的儿子和他的门人，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经解》：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它的教化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疏通知远，是《书》教的结果；广博易良，是乐教的结果；洁静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俭庄敬，是礼教的结果；属辞比事，是《春秋》教的结果。所以《诗》的弊病是愚昧，《书》的弊病是虚妄，乐的弊病是奢侈，《易》的弊病是伤害，礼的弊病是烦琐，《春秋》的弊病是混乱。”
真德秀说：“古代君臣上下共同遵循六经的道理，在上位者用来教化的就是这个，在下位者用来学习的也是这个，在上位者根据本性来施行教化，在下位者也根据学习来形成风俗，所以观察那个国家的风俗就知道那个国君的教化。学《诗》就能感发其性情的端正，所以为人温和柔顺、敦笃厚重；学《书》就能通晓古今治乱的道理，所以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深远；乐用来引导和合，所以学习它的人开广博大、平易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所以学习它的人各自得到它而成就其德行；《春秋》连属文辞，比次义理，以寄托是非褒贬的宗旨，所以凡是能像这样的人，必定有得于《春秋》。古代的学者学一经必定得到一经的用处，说他们为人，那么气质都发生变化，习惯与本性相成，他们看待后世通晓经书的人士只学习章句训诂而无益于性情心术的人，会怎么样呢？然而人各自有所偏颇，醇厚的人在智慧上或许不足，所以其弊病是愚昧；疏达的人在言语上或许容易发泄，所以其弊病是虚妄；博大的人容易奢侈宽广，峻洁的人容易深刻，恭敬的人或许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达不到的人善恶或许会谬乱，所以必须矫正其弊病然后才能保全其所得，也就像古代教育贵族子弟的意思一样。说《诗》的弊病、《书》的弊病等，大概是说学习经书的人的弊病，不是说经书有弊病。”
臣按：真氏又说：“学习这部经书的人应当思考从经书中得到的是什么，学了《诗》了，我的德行果真温柔敦厚了吗？学了《书》了，我的德行果真疏通知远了吗？一定要像这样深思，像这样自我勉励，或许能成为善于学习经书的人，不然就只是章句罢了，训诂罢了，有什么益处呢？”他的话警策切要，读经的人应当以此自我省察。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杨倞曰：“此说六经之意。《书》所以纪政事，《诗》谓乐章，所以节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统类之纲纪。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说，谓陈列其法，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说；故而不切，谓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知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
《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熹曰：“《庄子》此语，后来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学圣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经似矣，庄周则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圣人之经如此，且其言简而理尽，后之总论经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经而不及礼，则彼学老聃者则固以礼为忠信之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其辨在乎礼而已矣。
《扬子》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真德秀曰：“战国以来，辩士之说胜而不根诸理，流俗惑之，至汉犹然，故扬子发此论，然于五经之旨未能有大发明也。”
班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尽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
真德秀曰：“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庄生之当于理也。”
程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书莫尊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未始及《易》，夫子尝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为玄妙之说。”
臣按：古有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易》《诗》《书》《春秋》四者亲经孔子所删定者也，而礼与乐无全书，后世所谓礼经者，《仪礼》《周礼》《礼记》也，三书者皆出于汉世，《仪礼》《周礼》有成书而《礼记》则杂出于汉儒之所记，乐书无传而《乐记》一篇杂于《礼记》中，其文雅驯，又多格言，非汉儒所及，盖亦古经之遗也。自宋王安石弃《仪礼》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谓五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也。学者各专一经，能于本经之外旁及他经，方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然后得为全体大用之学，苟拘拘于章句训义之末，以取一第以为进身之阶，即束之高阁而所用者非所学，是固非圣贤教学之道，亦岂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经）
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叙篇数考之，则今之《论语》信为鲁《论》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进《论语集解》之疏文也，朱子节入，然鲁《论》、齐《论》至张禹始合，至郑康成则以鲁《论》考之齐《论》、古《论》为之注，三论始合为今定本。”
柳宗元曰：“诸儒皆以《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又老乃死，而是书记其
译《荀子》说：《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中正音律的归宿，礼是法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各类事物的纲纪，所以学习到了礼就停止了，这就叫做道德的极致。礼的恭敬文饰，乐的中和，《诗》《书》的广博，《春秋》的隐微，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完备了。又说：礼乐有法度但不加解说，《诗》《书》叙述旧事但不切近时务，《春秋》简约但不迅速。
杨倞说：“这是解说六经的宗旨。《尚书》用来记录政事，《诗经》指乐章，用来节制音律，主于中正而停止，不使其流荡淫邪；礼用来作为典法的大纲、统类事物的纲纪。类，指礼法所触类旁通而增长的部分。”
真德秀说：“有法度但不加解说，是说陈列法度，让人自行领悟而不等待论说；叙述旧事但不切近，是说只叙述已经发生的得失，让人知道作为鉴戒而不等待迫切的督促。”
《庄子》说：《诗经》用来表达志向，《尚书》用来表达事迹，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经》用来表达阴阳，《春秋》用来表达名分。朱熹说：“《庄子》这句话，后来的人怎么能比得上。”
臣按：荀况学习圣人的大道没有达到极致，他关于五经的言论似乎是对的；庄周不是圣人的大道而自成一家的言论，却如此尊崇圣人的经典，而且他的言论简练而道理详尽，后来总论经典的人都比不上他。然而谈论六经却不及礼，那么那些学习老聃的人，本来就认为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从而放纵于礼法之外吗？荀子的言论重视礼，庄子的言论忽略礼，可见儒学与老庄不同的地方，其区别就在于礼罢了。
《扬子》说：解说天道没有比《易经》更精妙的，解说事迹没有比《尚书》更精妙的，解说体制没有比礼更精妙的，表达志向没有比《诗经》更精妙的，解说礼制没有比《春秋》更精妙的。
真德秀说：“战国以来，辩士的言论盛行而不根植于道理，世俗之人被迷惑，到了汉代还是这样，所以扬子发表这个议论，然而对于五经的宗旨未能有大发明。”
班固说：“六艺的文章，乐用来调和精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经》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应用；礼用来明确体制，明意味着显著可见，所以不需要训释；《尚书》用来广博听闻，是智的方法；《春秋》用来决断事理，是信的符验。这五者尽备五常之道，相互依存而完备，所以《易经》作为它们的本源。”
真德秀说：“六经对于五常之道无不包含，现在将五常分别归属于六艺，难道可以说乐有仁而无义、《诗经》有义而无仁吗？大概汉代儒者论经很少能得其指要，反而不如庄子合乎道理。”
程颐说：“凡是看书各有门径，《诗》《易》《春秋》不能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圣人用意的深处全在《系辞》，《诗》《书》则是格言。”
朱熹说：“上古的书没有比《易经》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然而这两本书都不容易看。”又说：“孔子雅言《诗》《书》、执礼，未曾提及《易经》，夫子曾经以此教人，只是如此，现在的人却先作玄妙的解说。”
臣按：古代有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易》《诗》《书》《春秋》四者亲自经过孔子删定，而礼与乐没有全书，后世所谓的礼经，是《仪礼》《周礼》《礼记》，这三本书都出自汉代，《仪礼》《周礼》有成书而《礼记》则杂出于汉代儒者的记录，乐书没有流传而《乐记》一篇杂在《礼记》中，其文雅驯，又多格言，不是汉代儒者所能企及的，大概也是古经的遗存。自从宋代王安石废弃《仪礼》不用于取士，世人于是沿袭，现在所谓的五经，是《易》《书》《诗》《春秋》《礼记》。学者各自专攻一经，能在本经之外旁及其他经，才能见到天地的纯全、古人的大体，然后才能成为全体大用的学问，如果拘泥于章句训义的末节，以获取一个第次作为进身的阶梯，随即束之高阁而所用者非所学，这固然不是圣贤教学之道，又难道是祖宗造就士人的本意吗？（以上六经）
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的章句比鲁《论》多。古《论》出自孔氏壁中，将《尧曰》下章子张问分为一篇，有两篇《子张》，共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相同。”
朱熹说：“以何晏所叙篇数考证，则现在的《论语》确实是鲁《论》了。”
金履祥说：“这段是何晏进献《论语集解》的疏文，朱子节录收入，然而鲁《论》、齐《论》到张禹才开始合并，到郑康成则以鲁《论》考证齐《论》、古《论》为之作注，三论才合并为现在的定本。”
柳宗元说：“诸儒都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所记，不是这样。孔子弟子曾参最年轻，又年老才死，而这本书记载其
将死之言，则其去孔子之时甚远，而当时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书之记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号之云耳，而有子亦称子者，孔子之殁，诸弟子尝以似夫子而师之，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
译临终前的言论，距离孔子去世的时间已经很远了，而当时的弟子几乎都没有存活下来了。我的推测是，孔子的弟子曾经杂录他的言论，而最终编成这部书的，是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等人。所以这本书中记载其他弟子必定称其字，而曾子却不称字，大概是因为他的弟子这样称呼他罢了。至于有子也称“子”，是因为孔子去世后，众弟子曾经认为他像老师一样而尊奉他为师，他却呵斥并避开他们，使他们退下，那么他确实曾经有过老师的称号。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论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有子曷尝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
程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说断而裁之，以为此说，杨氏又谓此书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尤为明验，至于闵损、冉求亦或称子，则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也欤。”
又曰：“《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或问《论语》以何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说仁处最宜玩味。曰：孔子说仁处甚多，尤的当是何语？曰：皆的当，但其门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异。”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爱之理为训，臣窃以为仁之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总名，仁义礼智之仁如元亨利贞之元也，专以元言则元属乎春，统以元言则亨利贞何者而非一元之气乎？仁之于义礼智亦犹是也。是故颜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主敬行恕为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为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璟”。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问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迟一人则凡三问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难后获，终告之以爱人，是仁之为仁，无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无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谓出门如宾、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夫其言也璟、先难后获及爱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谓礼、所谓忠、所谓敬、所谓恭、所谓宽、所谓信、所谓敏与惠皆以为仁，可见仁之为仁不止于一德，盖众理之总名、诸德之要道。若专以为一德、指为一事，则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见人之所以为人，以其全尽此人之理也，但其发之最先者则以恻隐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当以此言为中的。
又曰：“《论语》之书，其辞近，其指远，辞有尽，指无穷，有尽者索之训诂，无穷者要当会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当以孔子为法，孔子相去千余载，既不可得而亲之，所可见者独《论语》耳。《论语》盖当时门人所记孔子言行也，每读而味之、玩而绎之、推而行之，虽未升堂入室，亦不失为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门答问，曾子闻的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的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事物。”
臣按：朱熹尝言初入学即读《论语》，其后读尽天下书，不见有一书胜如《论语》者，盖诸圣人一人是一圣人，孔子则合众圣人以为大圣人，诸书一书是一书，《论语》是合众书以为一书。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伦日用上说，所谓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说，譬如人在平地上行，从容自在，后人之说如人厌行平地，却上高山、泛大海，虽是高深，然多崎岖险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无碍也。所谓高山大海，谓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远恐泥，为学之道所当读之书诚无有要于《论语》者，读书者以《论语》为主，以权衡天下之书、以折衷诸儒之说，随其资质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处，以达圣人之全体，然后推之以用于天下。《大学》经之一章，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虽不记之《论语》书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学者所当世守之以为家传之心法。（以上《论语》）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中）
卷七七
▲本經術以為教（下）
程頤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邵申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
译朱熹说：“柳宗元的言论，他关于曾子的论述是正确的，但关于有子呵斥躲避的说法，则是史官浅陋无据而柳宗元被迷惑了。用《孟子》来考证，应当认为是曾子认为不可而搁置了这个提议，有子什么时候占据过孔子的位置而有‘子’的称号呢？”
程颐说：“《论语》这本书是由有子、曾子的门人编纂完成的，所以书中唯独这两个人被称为‘子’。”
朱熹说：“程子根据柳宗元的说法进行判断和裁断，认为这个说法，杨氏又说这本书首先记载孔子的言论，而把这两位的言论排在其次，大概他们尊崇这两位仅次于孔子，这是更为明显的证据。至于闵损、冉求有时也被称为‘子’，那是因为他们门人记录时失误而没有改正吧。”
又说：“《论语》这本书，传承道统、确立言论，深得圣人的学问。有人问《论语》以什么为关键？回答说：关键在于认识‘仁’。孔子论说‘仁’的地方最适宜细细品味。问：孔子论说‘仁’的地方很多，尤其确切恰当的是哪句话？回答说：都确切恰当，但因为他的门人境界不同，所以他回答也不同。”
臣按：‘仁’这个字，前代儒者用‘心的德性’、‘爱的道理’来解释，臣私下认为，‘仁’之所以为‘仁’，乃是人心的全部德性、道理的总名称，仁义礼智中的‘仁’就像元亨利贞中的‘元’一样，如果专门用‘元’来说，那么‘元’属于春季；如果统括用‘元’来说，那么亨、利、贞哪一样不是‘元’这一股气呢？‘仁’对于义、礼、智也是如此。因此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仲弓问仁，孔子说‘以恭敬为主，实行恕道就是仁’；樊迟问仁，孔子说‘日常行为恭敬、处理事务严肃、与人交往忠诚就是仁’；子张问仁，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勉、慈惠就是仁’；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人说话谨慎’。凡是像这样的，都是因为一个人的提问而告诉他一个道理。至于樊迟一个人问了三次，首先告诉他恭敬、严肃、忠诚，其次告诉他先付出努力后收获成果，最后告诉他爱人，这说明‘仁’之所以为‘仁’，无处不在，凡是天下的道理、人心的德性，没有一件事不是‘仁’的。所谓出门像接待宾客一样恭敬、侍奉君主像祭祀一样严肃、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以及说话谨慎、先付出后收获以及爱人，这些都是就具体事情而言的。至于所谓礼、所谓忠、所谓敬、所谓恭、所谓宽、所谓信、所谓敏和惠，都被认为是‘仁’，可见‘仁’之所以为‘仁’不仅仅是一种德性，而是各种道理的总名称、各种德性的关键途径。如果专门把它看作一种德性、指认为一件事，那么‘仁’的道就狭隘了。所以说‘仁’就是‘人’，以此来显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完全具备了做人的道理，只是它最先表现出来的，是以恻隐之心为开端罢了。前代儒者解释说‘仁是天理的最公正、人心的全部德性’，应当把这句话作为最准确的解释。
又说：“《论语》这本书，它的言辞浅近，它的旨意深远，言辞有穷尽，旨意无穷无尽，有穷尽的可以通过训诂去探求，无穷无尽的应当用心神去领会。”
李侗说：“人修养自身应当以孔子为榜样，孔子相距一千多年，已经不可能亲近他，所能见到的只有《论语》罢了。《论语》大概是当时门人记录的孔子言行，每次阅读并体味它、玩味并推究它、推广并实行它，虽然没有达到升堂入室的境界，也不失为士君子。”
朱熹说：“孔门回答问题的话，曾子听见的颜回未必听见，颜回听见的子贡未必听见，现在却都合在《论语》这一本书里，后世的学者岂不是幸运的事？只是担心自己不去用心。”
又说：“夫子教导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事物。”
臣按：朱熹曾经说刚入学就读《论语》，后来读尽天下的书，没有见到有一本书胜过《论语》的，大概各位圣人一位是一位圣人，孔子则是集合众圣人之成为大圣人，各书一本是一本书，《论语》是集合众书成为一本书。孔子的言论明白正大，都是在人伦日常事务上说的，所谓大中至正的道理、中庸之道。孔子的学说，譬如人在平地上行走，从容自在，后人的学说如人厌倦走平地，却登上高山、泛舟大海，虽然高深，但多崎岖险阻，不如平地可以常行无碍。所谓高山大海，说它们不是地不行，但不是平坦的地方，走远路恐怕会陷入泥沼，为学的道理所应当读的书确实没有比《论语》更重要的了，读书的人以《论语》为主，用它来权衡天下的书籍、折衷各位儒者的学说，随着资质的近似而凭借其中一句明白的话，来通达圣人的全体，然后推广它用于天下。《大学》经文的一章，是儒者全体大用的学问，虽然不记载在《论语》书中，但确实是孔子的话，学者应当世代遵守它作为家传的心法。（以上《论语》）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中）
卷七七
▲本經術以為教（下）
程颐说：“《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入德行的门径。如今可见古人做学问次第的，只依靠这篇的保存，而《论语》《孟子》次之。学者一定要由此而学习，那么差不多就不会出错了。”
邵申说：“其他书说平定天下根本在于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根本在于整顿家庭，整顿家庭根本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