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六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译这样做的，武王就是这样；如果夺取它而燕国百姓不喜悦就不要夺取，古代有人这样做的，文王就是这样。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汤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避水深火热之苦罢了。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那也只是徒劳奔波罢了。
朱熹曰：“按《史记》，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齐因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运，转也。言齐若更为暴虐，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
赵岐曰：“征伐之道当顺民心，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商书仲虺之诰》，下同）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言何为不先来伐我）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虹也）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动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来其苏（复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救也）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絷缚也）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宝玉之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儿），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尚也）可及止（及其未发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齐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为暴也。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齐之取燕，若能如汤之征葛则燕人悦之，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吕大临曰：“奉行天命谓之天吏。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若汤武是也。”
臣按：燕、齐皆列国也，燕虽不道，齐非天子而擅兴师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当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说也。况燕之与齐，地丑德齐，无甚相远，然燕之君不当以先君之位而予诸人，而其臣亦不当受其君之位而不辞，是时周室微弱，不能执九伐之权，燕齐接壤而邻国有变乱为之救正，亦不为过。然是时燕民无罪而为乱者在子哙、子之，齐人既胜燕之后，即当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国之宝器，诛其君臣之作乱者，然后谋于燕之世臣耆旧，别立君而去，其于燕之土地、人民无所利之，如此，则是为邻国定乱非取而有之也。齐王虽非天吏，然存兴灭继绝之心、诛乱安人之意，亦庶几乎汤武之师矣。先儒谓汤十一征不是全灭其国取之，则是蹊田而夺之牛，齐王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则是灭绝其国矣，安能逆止诸侯之兵哉？此孟子为齐人画为区处取燕之策，可以为后世用兵定乱之法。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坚利也，米粟（谷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朱熹曰：“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环，围也。言四面攻围，旷日持久，必有值天时之善者。委，弃也。言不得民心，民不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张栻曰：“得道者顺乎理而已，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顺之，其王也孰能御之？失道
译朱熹说：“查考《史记》，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导致国家大乱，齐国趁机讨伐燕国，燕国士兵不抵抗，城门也不关闭，齐国于是大败燕国。‘运’是转变的意思。是说齐国如果更加暴虐，那么百姓将会转而向别人寻求救兵了。”
赵岐说：“征伐的道理应当顺应民心，民心喜悦就能符合天意了。”
齐国人讨伐燕国并占领了它，诸侯们将要救援燕国，齐宣王说：“很多诸侯都在谋划讨伐我，用什么办法来对待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就能统治天下的，商汤就是这样，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天下人相信他，他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就抱怨，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赶集的人不停止交易，耕田的人不改变劳作，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抚慰他们的百姓，如同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复活了。’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去征伐它，百姓认为大王是将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如果杀害他们的父兄，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增加了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这就激起了天下各国的军队。大王赶快发布命令，送回燕国的老人和小孩，停止搬走宝器，与燕国的众人商议，安立君主然后离开，那么还来得及阻止（诸侯的讨伐）。”
朱熹说：“‘千里畏人’，指的是齐王。‘一征’，是初次征伐。‘天下信之’，是相信他的志向在于救民而不在于施暴。这是说商汤之所以能凭借七十里土地而统治天下的原因，齐国夺取燕国，如果能像商汤征伐葛国那样，燕国人就会喜悦，而齐国就可以统治天下了。现在齐国不施行仁政而肆意残暴，就无法安慰燕国百姓的期望而让诸侯信服，因此不免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
齐国人讨伐燕国，有人问说：“您劝说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讨伐了。他如果问‘谁可以讨伐燕国’，我就会回答说‘作为天吏才可以讨伐’。”
吕大临说：“奉行天命叫做天吏。国家的废兴存亡都由天命决定，不敢不服从，像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
臣按：燕国和齐国都是诸侯国，燕国虽然无道，齐国不是天子却擅自发兵讨伐它，用《春秋》的法度来衡量本来就不应该，这就是孟子提出天吏说法的原因。况且燕国与齐国，土地相当，德行相近，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燕国的君主不应当把先君的位置让给别人，而燕国的臣子也不应当接受君位而不推辞，当时周王室微弱，不能行使九伐的权力，燕齐接壤，邻国发生变乱去救援纠正，也不算过分。但是当时燕国百姓无罪，作乱的是子哙、子之，齐人战胜燕国之后，就应当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赶快发布命令，送回燕国百姓的老人和小孩，安放燕国的宝器，诛杀作乱的君臣，然后与燕国的世臣耆老商议，另立君主然后离开，对燕国的土地、人民不图谋利益，像这样，就是为邻国平定动乱而不是据为己有。齐王虽然不是天吏，但是存有复兴灭亡、延续断绝的念头、诛杀乱臣安抚百姓的意思，也差不多接近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了。先儒说商汤十一次征伐并不是完全灭掉那些国家据为己有，如果是那样，就是践踏田地而夺走牛，齐王杀害燕人的父兄、囚禁燕人的子弟、毁坏燕人的宗庙、搬走燕人的宝器，这就是灭掉燕国了，怎么能预先阻止诸侯的军队呢？这是孟子为齐人谋划的处置燕国的策略，可以作为后世用兵平定动乱的方法。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圆三里的内城、方圆七里的外城，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包围起来攻打它必定有得天时的机会了，然而不能取胜，这是天时不如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装备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充足，却弃城而逃，这是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不靠划定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要，威慑天下不靠武器装备的锋利。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的人，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
朱熹说：“天时，是指时日干支、孤虚旺相等一类。地利，是指险阻城池的坚固。人和，是指得到民心的和睦。三里、七里，是城郭较小的。郭，是外城；环，是包围。说四面围攻，旷日持久，必定有遇到天时好的时候。委，是抛弃。说得不到民心，百姓不为君主守城。域，是界限。说不战则已，战就必胜。”
张栻说：“得道的人只是顺应理罢了，举措顺应理那么人心就会喜悦信服，先王之所以能达到人和的原因就在这里并且达到了极致。多助的效果达到天下顺从的地步，他称王谁能抵挡呢？失道
则违拂人心，心之所暌，虽亲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虽有高城深池，谁与为守？”
译如果违背民心，人心背离，即使是亲人也会变得疏远，这难道不是孤立且危险吗？即使有高峻的城墙和深邃的护城河，又有谁来与你共同守卫呢？
臣按：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言者，万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权其轻重而言，则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争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虽得天时、地利，犹无得也。先儒谓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则地利之险有人以为之守，天时之善有人以为之乘，先王之守国家用天下，本末具举，如此，则固以得道得人心为本，而亦不废天时、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举，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临时可致者也，则又在乎平日省刑罚、薄税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则无敌于天下而为天吏矣，则虽地利不固而天时未顺，亦足以自守矣，况兼得天时、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孟子曰：“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舂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朱熹曰：“制行伍曰陈，交兵曰战。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
张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胜，则天下孰非吾敌？胜与负均为残民而逆行耳。”
许谦曰：“孟子之时，皆尚攻战，能者为贤臣，而孟子乃以为大罪。盖国君苟能行仁政以爱其民，使之饱暖安佚，则下民亲戴其上矣，其他国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归于此，人既乐归于我，我以亲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则其民岂肯与我为敌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时无义战之兵，二章言武王仁义之师无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汤武仁义之师必不用我善为战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灾。”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
译臣按：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句话，是万世用兵的关键。然而就这三者权衡轻重而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用兵争夺天下，如果不能得到人心的和睦，即使得到了天时和地利，也终究一无所得。前代儒者说，得到天下的人，无非是因为得到了民心；得到人心在于遵循道义，本着道义来赢得人心，那么地利的险要就有人愿意为之守卫，天时的有利就有人愿意为之把握。先王守护国家、治理天下，根本和枝节都一并举荐，像这样，固然以得道、得人心为根本，也不废弃天时、地利这些枝节。用兵的人固然希望这三者都能具备，然而能够收拢人心使之和睦的，又不是临时可以达到的，这在于平日减少刑罚、减轻赋税，用孝悌忠信来教导百姓，施行先王的政治来体恤百姓，像这样，就能在天下无敌，成为天的官吏，那么即使地利不稳固、天时不顺利，也足以自我防守了，何况还能兼得天时和地利呢？
孟子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有那一方比另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之间不能互相征伐。”
朱熹说：“《春秋》记载诸侯战争的事，必定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们擅自发动战争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道义而赞许他们的，只是其中那一方比另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是有的，像召陵之师这类就是。征伐是用来匡正人的，诸侯有罪，天子就讨伐并匡正他，这就是《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战争的原因。”
孟子说：“仁爱的人在天下无敌，用极度的仁爱讨伐极度的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舂米的木杵呢？”
朱熹说：“《武成》篇说武王讨伐商纣，商纣前面的士兵掉转戈矛攻击后面的军队向北逃跑，血流得能漂起木杵。孟子说这话，是因为这不可信，然而《尚书》的本意是说商人自相残杀，不是说武王杀了他们。孟子提出这话，是担心后世的人迷惑，并且助长不仁的心。”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国君喜好仁德，在天下就没有敌手了。向南面征伐，北狄就怨恨；向东面征伐，西夷就怨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武王讨伐殷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并不是来与百姓为敌的，百姓像山崩一样叩头礼拜。征伐的意思是匡正，各自想要匡正自己，哪里用得着作战呢？”
朱熹说：“编制行伍叫作陈，交战叫作战。百姓被暴君虐待，都想要仁爱的人来匡正他们的国家。”
张栻说：“不立志于仁德，而只想凭借功力取胜，那么天下谁不是我的敌人？胜与负都是残害百姓而违背正道罢了。”
许谦说：“孟子的时代，都崇尚攻战，能打仗的人被认为是贤臣，而孟子却认为这是大罪。大概国君如果能施行仁政来爱护百姓，使他们吃饱穿暖、安逸舒适，那么下面的百姓就会亲近拥戴他们的君主，其他国家的百姓受君主虐待，心里必定归向这里，人们既然乐于归向我，我用亲近君主的百姓去征伐虐待百姓的君主，那么那些百姓怎么会肯与我作对呢？”
臣按：孟子这三章都阐明征伐的事情，第一章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第二章说武王仁义的军队没有血流漂杵的事，第三章说商汤、武王仁义的军队必定不用那些自称善于作战的人。
《老子》说：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武力来逞强于天下。那件事容易遭到报应，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大军过后必定有灾荒之年，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果断行事就罢了，不敢凭借武力来逞强。果断而不矜夸，果断而不自夸，果断而不骄傲，果断是因为不得已，果断而不强行。事物强壮就会衰老，这就叫作不合道，不合道就会早早灭亡。
林希逸说：“兵器，是凶险的器具。我用它害人，别人也将用它害我，所以说那件事容易遭到报应。用兵的地方，农民不能耕种，所以荆棘丛生；用兵之后，伤害了天地的和气，所以必定有灾荒之年的灾难。”
臣按：臣子辅佐君主，应当用道来战胜天下，使天下的臣民都出于我的道化之下，如果不能用道来战胜而只凭借武力来逞强，那么用来辅佐君主的方法就不是正道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对手，我用武力加于人，别人也用武力加于我，一来一往，是必然的道理。况且兵器一起，农业必定荒废，杀戮既盛，天和必定受伤，在地上就生出荆棘，在天上就招致水旱，在人身上就导致疾疫，兵器虽然不可用，也不能不用，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果断。果断是什么意思？就是果断地实行他所要做的。用来铲除残暴、平定祸乱，不果断那么百姓的祸害就不能消除而没有尽头，像这样用兵，这就叫作善，不是用来在天下逞强，用来逞强就不是善了。然而所谓果断，如果矜夸自傲，能够停止而不止，倚仗强力来欺凌别人，那就不可以了。必定不要矜夸、不要自夸、不要骄傲、不要强行，不得已时，常在果断之中存有抑制谨慎的意思，像这样，那么我的兵器就不会过于强壮而衰老了。大概兵器直就是强壮，曲就是衰老，万物都是这样，所以说事物强壮就会衰老。如果用兵而矜夸自傲强行，可以停止而不止，那么必定过于强壮而衰老了，像这样，就是不能用道来辅佐君主，不能用道来辅佐君主就有迅速灭亡的道理，所以说非道早已。
又说：那精良的兵器是不吉利的器具。万物都厌恶它，所以
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译得道的人不居于上位。因此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用兵时以右边为尊。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器具，迫不得已才使用它，以平静淡泊为最高原则，所以不认为它是美好的。如果认为它是美好的，就一定会喜欢它，喜欢它的人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是不可能实现他在天下的志向的。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乃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为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宝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己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己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微，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读为袒，露袒谓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间滑（乱也）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搅也）沸（汤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
译臣按：佳的意思是美，战争是凶险的事情，却把它称为佳美，这实在是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的器具。正因为它是凶险的器具，所以在使用时，万物没有不厌恶它的，然而人却有的认为它佳美而不厌恶，难道反而是把兵器当作佳美的吗？有道的人心境恬淡而志趣无为，只以道德为乐，不把兵器当作佳美，怎么肯把自己置于凶险之地而把杀人当作快乐呢？后世的君主如果把用兵当作佳美、把杀人当作快乐，原本想要借此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最终却导致身死国灭的太多了，老子所说的话是值得深深警戒的。
又说：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计使用军队，用无为来取得天下。
臣按：老子所说的这三句话，所谓用正道治理国家、用无为来取得天下，与圣人的道理没有不同。用奇计使用军队，解说的人说奇是诈术，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所说的奇，就像所说的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避开敌人坚实之处攻击其虚弱之处、抓住时机设下埋伏，并不是所说的偏邪不正。
又说：善于为将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愤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与敌人正面交锋，善于用人的人把自己放在下属之下，这就叫做不争的美德，这就叫做善于利用人的力量。
臣按：为将的人必定以文事为主，而勇武自然不是用来称善将的标准。作战是为了执行上天的讨伐，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以愤怒作为作战的动力，不是善于作战。与人作战而获胜，不是善于战胜，不与敌人作战而敌人就顺服，这才是善于战胜。用人而把自己放在下属之下，不凭借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不凭借自己拥有的东西凌驾于别人之上，那么在用人之道上就是善了。像这样的人，都是具有不争的美德而能够利用人的力量的。
又说：用兵有句话，我不敢做主动进攻的一方而只做被动应战的一方，不敢前进一寸而宁可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行军而没有阵势，搏斗而没有手臂，面对敌人而没有敌人，手持兵器而没有兵器。祸患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轻敌几乎会丧失我的法宝，所以两军相对，心怀哀戚的一方获胜。
臣按：老子所说的用兵有句话，是说世上用兵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先动手而只是应战，这就是不敢做主动进攻的一方而只做被动应战的一方；我前进时固然连一寸都不敢抢先，如果后退即使退到一尺也不计较。行军然后才能行军，我使用军队行军却好像没有行军；搏斗必定用手臂，我指挥军队就像人的搏斗却不用手臂；遇到敌人必定顺势而为，我所顺应的敌人却好像没有敌人；持握必定用兵器，我所持握的兵器却好像没有兵器，像这样的做法大概是以不争为美德。然而争固然不可以，轻敌也不可以，所以行军的祸患，轻敌是最大的，轻敌而忽视它，不把它当作悲哀反而当作喜事，那么我用来作为国家法宝的东西，几乎就要丧失了吗？所以两个敌对的国家，两军相对，其中一方自认为处于哀戚地位的常常获胜，哀戚的人不把用兵当作喜事，常常忧惧悲伤地思念。正因为他不喜欢用兵，他的意志常常有哀怜之意，惟恐出现失误而丧失我所依赖的法宝，那么法宝就常常为我所有了。法宝是什么？国家的法宝在于百姓。用兵而能心怀哀戚，这也不同于把兵器当作佳美的人了。不把兵器当作佳美而当作哀戚，不是不得已不使用，那么必定不至于失败而丧失我所拥有的法宝了。
《荀子》说：观察国家的强弱、贫富是有征验的，上面不崇尚礼制那么军队就弱，下面不爱惜百姓那么军队就弱，自己的承诺不守信那么军队就弱，奖赏不逐渐推行那么军队就弱，将领不能胜任那么军队就弱。
臣按：国家的强弱在于军队，就《荀子》的话反过来看，所以上面崇尚礼制那么军队就强，下面爱惜百姓那么军队就强，自己的承诺能守信那么军队就强，奖赏按照逐渐推行的方式那么军队就强，将领能胜任其职那么军队就强。观察别人的国家不必看他的士兵，看这五方面有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那么它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
临武君（大概是楚国的将领，不知道他的姓名）与孙卿在赵成王面前议论用兵，大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回答说：“上面得到天时，下面得到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动，后发动，先到达，这是用兵的要术。”孙卿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代的道理，凡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民心，弓矢不调和那么后羿也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马匹不和顺那么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士兵百姓不亲近依附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必定获胜。所以善于使百姓依附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罢了。”临武君说：“不是这样。军队所看重的是势力，所实行的是变化诈术，善于用兵的人让人恍惚遥远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孙武、吴起使用它无敌于天下，难道一定要等待使百姓依附吗？”孙卿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仁人的军队，王者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势力；所实行的，是攻夺变诈，这是诸侯的事情。仁人的军队不可以用诈术欺骗，那些可以被诈术欺骗的，是怠慢的、暴露的、君臣之间混乱而有离心离德的，所以用夏桀欺骗夏桀，还有巧拙有幸中的可能，用夏桀欺骗尧，好比用鸡蛋投掷石头、用手指搅动沸水，像奔赴水火，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所以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子对待君主、下属对待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就像手臂保护头目而覆盖胸腹，用诈术袭击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译臣按：荀卿这番话是论述回归根本的道理。所谓用兵的关键在于使百姓归附，百姓不归附，那么商汤、周武王也不能保证必胜；如果依靠权谋势力施行欺诈，对付敌人尚且有高下之分，如果遇到仁义之君，百姓归附而将领效命，那权谋势力还有什么用呢？
陈嚣问孙卿子说：“先王议论用兵，常以仁义为根本，仁爱的人爱人，合乎义的人遵循道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拥有军队，是为了争夺。”孙卿子说：“仁爱的人爱人，因为爱人所以厌恶别人伤害他们；合乎义的人遵循道理，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厌恶别人扰乱他们。那军队是用来禁止暴行、消除祸害的，不是为了争夺。所以仁人的军队，驻扎的地方神妙莫测，经过的地方感化人心，就像及时雨降临，没有人不喜悦。”
臣按：荀卿这番话可以看出，帝王的军队如果不是为了禁止暴行、消除祸害，不敢轻易出动，因此成为仁义的军队，所以驻扎的地方神妙而不可测度，经过的地方感化融合而没有痕迹，这就是它之所以为王道，上下与天地一同流转的原因，本来就不是霸业那种小小修补缝隙的功效所能比拟的，又怎么可能是因小忿、争小利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呢？
《三略》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使国家荒废，致力于广施德政的人会使国家强大；能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安定，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残暴。残暴毁灭的政治，会世代遭受祸患。制定超过制度的法规，即使成功也必然失败。舍弃自己而教导别人是逆势，端正自己而感化别人是顺势。逆势是动乱的招致，顺势是治理的关键。又说：圣王使用军队，并不是乐于这样做，而是用来诛杀暴乱、讨伐混乱。用正义去诛杀不义，就像决开江河去浇灭小火，面对深不可测的地方去推挤将要坠落的人，必定能战胜。之所以从容恬淡而不进攻，是因为痛惜伤害人和物。军队是不祥的器物，天道厌恶它，不得已才使用它，这是符合天道的。人在道中，就像鱼在水中，得到水就生存，失去水就死亡，所以君子常常畏惧而不敢失去道。
臣按：《三略》这本书，有人说它是姜太公的书，然而其中引用的《军谶》以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话语，都不是三代以前的言辞，然而汉光武帝曾经引用它的话作为诏书，那么这本书的流传也已经很久了。其中值得采纳的很少，然而这几句话大致不违背圣贤的宗旨，所以记录下来，不因为人而废弃言论。
《司马法》说：杀人是为了安定人，杀他是可以的；攻打他的国家是为了爱护他的百姓，攻打他是可以的；用战争来停止战争，即使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所以仁德使人亲近，义理使人喜悦，智慧使人依赖，勇敢使人方正，诚信使人信任。在国内得到爱护，是用来防守的；在国外得到威势，是用来作战的。作战的原则，不违背农时，不经历百姓的疾苦，这是为了爱护我们的百姓；不在丧期发动战争，不趁凶险之时发动战争，这是为了爱护敌国的百姓；冬天夏天不兴师动众，这是为了同时爱护双方的百姓。所以国家虽然强大，喜好战争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必然危险。
先王的治理，端正名分治理事物，建立国家区分职分，按照爵位分配俸禄，诸侯喜悦归顺，海外来朝服，诉讼平息而军队停息，这是圣德的治理。其次，贤明的君王制定礼乐法度，于是设立五刑，兴起甲兵来讨伐不义。礼与法，是表里关系；文与武，是左右关系。
陈师道说：“齐威王派他的大夫追述古代的《司马兵法》，附加上先齐大司马田穰苴的学说，称为《司马穰苴兵法》。那所谓的古代《司马兵法》，是国家的政典；所谓的《穰苴兵法》，是太史迁所论述，现在博士弟子所诵读讲解的。从前周公制作政典，司马守护它来辅佐天子平定邦国、端正百官、均衡万民，所以征伐出自天子，等到上面废弃了政典、下面失去了职分而周朝衰落了，所以征伐出自诸侯，政典的采用与废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太史迁只看到七国楚汉的战争以欺诈取胜而自己本来未曾实行正道，于是把仁义当作虚名而怀疑三代只是空有形式，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了。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的文字现在书中都没有，那么也不是齐国的全书，然而书说‘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说‘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说‘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这些先王的政令有什么难的呢？”
臣按：宋人编纂兵法选择其中切要的为七书，而《司马法》比其他各家更优，其中的言论大多值得采纳，而这几句话尤其突出。
《尉缭子》说：大凡军队不攻打没有过错的城市，不杀害无罪的人。杀害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财物，奴役别人的子女，这些都是盗贼行为。所以军队是用来诛杀暴乱、禁止不义的。军队所施加的地方，农夫不离开他的田地，商人不停止他的店铺，士大夫不离开他的官府，因为军事决策，在于一人，所以军队不流血而天下亲近。又说：欲望产生于没有节制，邪恶产生于没有禁止。最好的是神妙的教化，其次是顺应事物，最下的是不剥夺百姓的农时、不损害百姓的财物。禁止必须依靠武力才能成功，奖赏依靠文治才能成功。又说：军队是凶险的器物，争夺是违背道德的行为。事情必有根本，所以王者讨伐暴乱以仁义为根本。战国时期为了树立威势、抵抗敌人、相互图谋而不能废除军队。军队以武力为根基，以文治为种子，武力为外表，文治为内里。能审察这两者，就知道胜败了。文治用来观察利害、辨别安危，武力用来侵犯强弱、用力攻守。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译臣按：先儒认为《尉缭子》虽然未能纯粹体现王道政治，但也可以说是窥见了根本的大统，而这几句话大概可以算是古人仁义之师的可取之处，至于其他篇章以杀戮来施教，舍弃不用就可以了。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而齐用王子（子成父），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法也），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摄伏，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则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御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
译《史记》说：战争，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平定乱世、消除险阻、解救危难的。自从有血有角的野兽受到侵犯就会搏斗，何况人怀着好恶喜怒的情感，高兴时爱心产生，愤怒时毒害施加，这是情性的常理。从前黄帝有涿鹿之战来平定火灾，颛顼有与共工交战来平定水害，成汤有征伐南巢来灭绝夏朝的混乱，交替兴起又交替衰败，胜利者执政，这是上天所赋予的。从此以后，名士相继兴起，晋国任用舅犯而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明确军纪，赏罚必定守信，最终称霸诸侯，兼并各国土地，虽然比不上三代时的诰命誓约，但自身受宠、君主尊贵，在当时显赫扬名，难道不能说是荣耀吗？难道与那些世俗儒生不明大体，不权衡轻重，随意说只靠道德教化，不应当用兵，大到导致困窘受辱、失守国土，小到导致侵犯削弱，于是固执不变等同吗？所以教鞭不可在家废用，刑罚不可在国家废除，诛伐不可在天下停止，只是使用有巧妙与笨拙、施行有顺逆罢了。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脚追四马，勇力并非微弱；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谋并非轻微；秦二世驻扎军队在无用之地，连年用兵于边境，力量并非弱小；结怨匈奴，祸患牵连越国，势力并非单薄。等到威势耗尽、权势极尽，里巷百姓成为敌国，过错产生于穷兵黩武而不知满足，贪得之心不息。
臣按：司马迁将此记载于《律书》，谈论律法却先谈论战争，不谈论战争的使用而谈论战争的停止，首先追溯战争起源并涉及春秋、战国善于作战的人士，其次涉及桀、纣、秦二世的过失，最后以汉文帝拒绝陈武的建议作结。大概是希望当世君主停止战争、休养生息、安抚和睦、通使往来，使民心欢畅融洽，阴阳和谐，作为制定律法的根本，其用意是好的。但他认为孙武等人明确军纪，自身受宠、君主尊贵是荣耀，这还带有战国时期的风气。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消除百姓祸害，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呢？至于所谓世俗儒生不明大体，不权衡轻重，这个“权”字，确实是决定用兵与否的关键。臣认为权衡轻重从事务角度说，不如权衡是非从道理角度决断更为得当。
汉高祖时，陆贾常常上前讲述《诗》《书》，皇帝骂他说：“我父亲在马上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文武并用，是长久之道。”
臣按：文武并用，是长久之道，必定古代有此言论而陆贾称引，这八个字，古今治理国家，所以确立国家根本、成就国家治理、延长国家国运确实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承受天命以安定民生的，哪里可以只用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呢？
陆贾说：“天下安定，注意丞相；天下危乱，注意将领。将相和谐则士人乐于归附，天下即使有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
臣按：陆贾此言虽然当时是为陈平谋划以对付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故，没有将相不和而能安定的，这是百代所相同的。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说：“我听说，拯救混乱诛杀暴虐叫做义兵，兵义者称王；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起兵叫做应兵，兵应者获胜；争夺怨恨小事、不能忍耐愤怒叫做忿兵，兵忿者失败；贪图他人土地财宝叫做贪兵，兵贪者破败；倚仗国家强大、夸耀民众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叫做骄兵，兵骄者灭亡。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事，也是天道。”
臣按：魏相论述用兵的名称有五种，开头用“我听说”来说，大概是自古有此言论而魏相引用作为对宣帝的告知。后世君主有想要用兵的，必定以其所遇到的敌人、所做的事情用这五种名称来衡量，在这五种情况中究竟符合哪一种呢？必定符合义而称王、符合应而获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如果或有类似于所谓忿、贪、骄的则立即停止，而不使其陷入败破灭的境地，那么所施行的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了。
宋欧阳修对仁宗说：“自古王者治理天下，虽然有忧劳之心而不知道治理的要领则心越劳累而事情越违背，虽然有纳谏的明智而没有力行的果断则言论越多而听信越迷惑。伏思圣心所最忧虑而当今所最缺乏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狄的策略、没有可任用的大臣。这五种陛下忧虑其末节，而臣认为现在都有，然而陛下没有得到而使用的，为什么呢？说朝廷有三大弊端，什么叫三大弊端？一是不谨慎号令，二是不明确赏罚，三是不责求功效，三大弊端在上层因循，则万事在下层废坏。”
臣按：欧阳修在仁宗时上此奏疏，其言论虽然为宋朝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的，正是由于这三者罢了。如果真能谨慎号令的颁布、明确赏罚的施行、责求功效的效果，那么军队将领财用不担心其没有，任用有其大臣、抵御戎狄有其策略了，内修外攘，百事具备，威武哪里有不振的呢？
韩琦对仁宗说：“现在献策陈述边防事务的，不过希望朝廷选择将帅、训练士兵、修缮兵器、营建
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译城隍之地，广泛积蓄资财粮草，以等待狡猾的羌人出现可战胜的时机，这是安定边疆、抵御敌寇的迫切要务，然而一般人的思虑都能想到这一点。臣私下认为，这不过是外部的忧患罢了，即使是汉唐全盛的时期，难道能使四方夷族常常自行逃窜潜伏，而保证他们不成为盗贼吗？至于法度不确立、忠奸不分辨、赏罚不严明、号令不取信、无谓的耗费没有节制、随意的赏赐没有定规、追求宴饮安逸的游乐、放纵宫廷的奢侈靡费、接受妇女请托的干预，容许亲近宠幸之人侥幸获利，这就是臣所说的内部祸患。况且四方夷族向内窥探中原，必定是观察裂痕然后才行动，所以外部忧患的兴起，必定始于内部祸患。臣现在为陛下谋划，不如先治理内部祸患以消除外部忧患，内部祸患既已平定，外部忧患自然平息，这就好比树木有根本和枝梢，没有根本稳固而枝叶不繁盛的。
臣按：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纪纲、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幸，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
已上总论威武之道（下）
卷一一七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盗捕贼），以令贡赋（施政令以贡赋之事）。
郑玄曰：“用，谓使民事之也。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
臣按：此即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旅，五旅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有夫有妇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唯田与追胥竭（尽也）作（行也）。
贾公彦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唯田与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羡卒尽行也。”
吴澂曰：“以田赋出军，古法也，今则难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近止数十里，远则数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惮，室家无怨恩。秦汉以来，万里长戍，民之惮行如往弃市，于斯之时，乃假《周官》之说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农既分，制虽非古，然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若夫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斯尽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赋而出军，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阶级相承以为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盖有事则随时起调，无事则依旧输纳，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随阙而随补。军伍无有空也，多用则多起，分数无不足也。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非无兵也，用之则布满于行陈，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复，可慨也夫。
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曰：“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余。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
译臣按：治理国家的大纲在于文治与武功。如果文治修明而武备不充足，就像天有阳而无阴、地有柔而无刚、人有仁而无义一样。因此，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以文德治理天下，但用来辅助文治、使其长久安定治理的，没有不依靠武事的。然而，武力的作用，不在于使用它才算有功，而在于不使用它才是最大的功效。因为“武”字的含义是以停止干戈为义，所以国家常常让武备与文教并行，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在无事的时候就进行防备，以此来遏制祸乱在萌芽状态，保卫长治久安，不等到事情临头才开始准备、有了事才去防备，否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广泛考察经史中记载的威武之事，详细记载下来，并举出韩琦关于先治理内患的说法作为结尾。过去所说的上策没有比自我治理更好的了，韩琦说自我治理的策略，是建立纪纲、区分忠奸、严明赏罚、慎重号令、节省浮费、废除横赐、减少游乐、禁止奢靡、杜绝请托、抑制侥幸，能够实行这几条，国内就没有祸患了；国内既无祸患，那么威武的根本就确立了，即使有外患，又何必担忧呢？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下）
卷一一七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说：于是统计万民的卒伍来使用他们，五个人编为一伍，五伍编为一两，四两编为一卒，五卒编为一旅，五旅编为一师，五师编为一军。用来发动军旅，用来从事田役（劳力之事），用来比对追捕（追逐寇贼）胥吏（伺察盗贼捕捉罪犯），用来命令贡赋（施行政令以征收贡赋）。
郑玄说：“用，是指让百姓从事这些事务。伍、两、卒、旅、师、军都是军队的名称，两是二十五人，卒是一百人，旅是五百人，师是二千五百人，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这些都是先王根据农事来制定军令的。希望他们恩惠足以互相体恤，道义足以互相救助，服饰仪容互相区别，声音相貌互相认识。”
臣按：这就是五家编为一比，五比编为一闾，四闾编为一旅，五旅编为一党，五党编为一州，五州编为一乡的制度。
于是平均分配土地，来核查人口从而周详地知道人数。上等土地，一家七口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口人，可以服役的每两家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口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二人。凡是征发徭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把其余的人作为羡卒（富余的人），只有田役和追捕盗贼时才竭尽人力出动。
贾公彦说：“凡是征发徭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把其余的人作为羡卒，意思是说，一家兄弟虽然多，除去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的都是羡卒。只有田役和追捕盗贼时才竭尽人力出动，不只是正卒一人，那些羡卒也都出动。”
吴澂说：“根据田赋来出兵，是古代的法度，现在却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古代田役和追捕盗贼都在一个乡之中，近不过数十里，远也不过数百里，他们行动迅速而期限短，所以壮丁没有畏惧，家庭没有怨恨。秦汉以来，万里长期戍守，百姓害怕出行就像去受死刑一样，在这个时候，竟然借用《周官》的说法来抽取民丁，非常可悲。现在兵农已经分离，制度虽然不符合古制，但是士兵接受粮饷供给，不耕种而吃饭，虽然辛劳却不怨恨；百姓缴纳赋税，免于征发服役，虽然贫穷却不劳苦。至于募兵的法度，悬挂重赏，让百姓自愿应募，又让他们二十岁准备服役、五十岁免除军役，这就尽善尽美了，这是斟酌得当的。”
臣按：成周时期根据田赋来出兵，必须先平均土地的优劣，遍知人丁的多寡，又在人口中考查身力的强弱能否胜任事务，如果一家七口人中有三人能胜任事务，只用其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作为羡卒。使用正卒一人，联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等级相承形成伍、两、卒、旅、军、师的制度，根据土地情况征发则百姓没有贫困窘迫，不胜任事务的不使用则士兵没有疲弱。这个制度一旦确定，遇到征伐就发动他们作为军旅，应当教阅时就让他们从事田役，遇到盗贼就比对使他们参与追捕，遇到闲暇时就命令他们缴纳贡赋，大概是有事就随时征调，无事就依旧输纳，每个正卒之外都有余丁作为副手，随缺随补。军伍没有空缺，多用就多征发，数额没有不足。先儒说先王兵源充足却好像没有军队，不是没有军队，而是使用时布满行列，不使用时收敛回归田野乡里，这是万世没有弊端的军政。后世舍弃没有弊端的法度而使用有弊端的法度，古制一旦丧失，永远不能恢复，真是令人感慨啊。
大司马，凡是制定军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由下大夫担任；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一伍，伍都有长，一军则有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说：“一军的制度，人数是一万二千五百，减少一人就不够，增加一人就多余。大国的三军，地方百里而人口仅仅足够凑足三军；次国的二军，地方七十里而人口仅仅足够凑足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