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译《学记》说：大凡学习的道理，以尊敬老师为最难。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术才能尊贵；道术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因此，君主对臣子不以臣下身份对待的有两种情况：当臣子担任祭祀中的“尸”时，君主就不把他当臣下对待；当臣子担任老师时，君主也不把他当臣下对待。太学的礼节，即使老师向天子进言，也不面向北方（表示臣服），这是为了尊敬老师。
陈澔曰：“严师如《孝经》严父之义，谓尊礼严重之也。无北面，不处之以臣位也。”
方悫曰：“严即尊也，严师即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以四海之富而师环堵之贫，此严师所以为难也。严师者，人严之也，人严其师则师道严矣。师所以传道，故师严然后道尊；学所以为道，故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以神言之，故为尸则弗臣；以道言之，故为师则弗臣。”
《大戴礼》：武王践阼，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王齐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监不远，视尔所代”。几铭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口戕口。”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事皇天，敬以先时。”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分。”
朱熹曰：“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铭焉。今其遗语尚幸颇见于礼书，愿治之君、志学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于师尚父欲有问焉，则以师礼尊之而不敢处以臣位，而师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轻屈其道，必以师道为尊，忘其身之为臣而君之为君也。君忘其身之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为臣，以道在己也。古之圣君其尊师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则无以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则又惕然恐惧而推演之以为铭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于目、每存乎心而将以施之天下国家，而为子孙千万世之贻谋也。此无他，予之者不轻，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则不轻视之，而兢兢业业，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铭凡十有四，今摘其辞语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辅相世代，君长人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达，通也，盖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说盖以德言之也，今齐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
又曰：“达尊之说，达，通也，三者不相值则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或相值则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圣耆老而祇奉嗣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齿德加焉，至论辅世长民之任，则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为屈伸以致崇极之义不异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齿也，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则不及于乡党，施于乡党者则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心、充于身、行于家、推于乡党而达于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子思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师弟之间意见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类也）德齐莫能相尚（过也），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译陈澔说：“‘严师’就像《孝经》中‘严父’的含义，是说尊敬、礼遇并使之庄重严肃。‘无北面’，是不把他当作臣子来对待。”
方悫说：“‘严’就是‘尊’的意思，‘严师’就是即使向天子请教也不面朝北（行臣礼）。凭借一人的尊贵去拜平民的卑微为师，凭借四海的富有去拜穷困的贫寒为师，这就是‘严师’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严师’，是人们尊敬他，人们尊敬他们的老师，那么师道就庄重了。老师是用来传授大道的，所以老师庄重然后道才尊贵；学习是为了求道，所以道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从神灵的角度来说，所以作为受祭的‘尸’就不把他当臣子；从大道的角度来说，所以作为老师就不把他当臣子。”
《大戴礼记》记载：周武王即位后，召见老师姜尚（师尚父）并问道：“黄帝、颛顼的大道还存在吗？还是已经恍惚不可得见了呢？”师尚父说：“记载在丹书上，大王如果想听，就斋戒吧。”武王斋戒三天，武王穿戴端正的冠冕，师尚父也穿戴端正的冠冕，捧着书进入，背着屏风站立，武王走下堂屋面向南站立，师尚父说：“先王的大道，不面朝北（行臣礼）。”武王向西转身再向东，面向东站立，师尚父面向西，讲述书中的话道：“恭敬胜过懈怠者吉祥，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道义胜过欲望者顺从，欲望胜过道义者凶险。凡事不努力就会歪曲，不恭敬就会不正，歪曲者会被废弃，恭敬者能传万世。”武王听到书中的话感到警惕恐惧，于是把告诫的话写在席子的四角，铭文说：“安乐之时务必恭敬”、“不做有悔恨的事”、“一举一动，也不可不铭记”、“殷商的鉴戒不远，看看你所取代的（殷商）”。几案的铭文说：“惶惶然只有恭敬，口口产生恭敬。口产生〇，口戕口。”镜子的铭文说：“看见你前面的（行为），考虑你后面的（后果）。”盘盥的铭文说：“与其沉溺于人（的谄媚），宁可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沉溺于人则无法挽救。”柱子的铭文说：“不要说怎么会有残害，灾祸将会发生；不要说怎么会有伤害，灾祸将会扩大；不要说怎么会有创伤，灾祸将会长久。”窗户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恭敬地侍奉皇天，恭敬地把握时机。”剑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必定施行德行，施行德行就会兴盛，违背德行就会离散。”
朱熹说：“周武王即位之初，接受老师姜尚丹书的告诫，说‘恭敬胜过懈怠者吉祥，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道义胜过欲望者顺从，欲望胜过道义者凶险’，退朝后在几案、席子、酒器、刀剑、门窗上没有不刻铭文的。现在这些遗留的话语幸好还能在礼书中看到不少，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立志求学的士人都不可以不去考察它。”
臣按：周武王对于老师姜尚想要有所询问，就用老师的礼节尊敬他而不敢把他当作臣子对待，而师尚父知道大道在自己身上，也不敢轻易屈从于大道，必定以师道为尊，忘记了自己是臣子而对方是君主。君主忘记了自己是君主，因为大道在臣子身上；臣子忘记了自己是臣子，因为大道在自己身上。古代的圣明君主尊敬老师就是这样，不是尊敬那个人，而是尊敬那个道。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得到那个道，得不到那个道就无法治理天下，然而不仅仅求得并得到了他的话，又感到警惕恐惧而推演它作为铭文，用来朝夕警戒反省，希望它经常映入眼帘、时刻存于心中，并将要施行于天下国家，作为子孙千万世的长远谋划。这没有别的，给予的人不轻率，接受的人知道重视，知道为什么重视就不轻视它，而兢兢业业，只怕不能保守而或许失去它。铭文共有十四条，现在摘取其中辞语容易理解的如下。
孟子说：“天下有普遍尊重的三种东西，爵位是一种，年长是一种，德行是一种。在朝廷上没有什么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什么比年长更尊贵的，辅助世道、君长百姓没有什么比德行更尊贵的，怎么能有其中一种而轻慢另外两种呢？”
朱熹说：“达，是通行的意思，大概天下普遍尊重的有这三种。曾子的说法大概是从德行方面说的，现在齐王只有爵位罢了，怎么能凭借这个轻慢年长和德行呢？”
又说：“关于‘达尊’的说法，达，是通行的意思，三者不相冲突就各自伸展其尊贵而无所屈从，如果相冲突就通观其重要之处而给予尊崇。所以在朝廷上，凭借伊尹、周公那样的忠圣老臣而恭敬地侍奉在嗣君左右，年幼的君主不敢凭借年长和德行凌驾于他们之上，至于讨论辅助世道、君长百姓的责任，那么太甲、成王本来就在伊尹、周公面前拜手稽首了，他们交替屈伸以表达极度尊崇的意义与孟子的话没有不同，所以说通观其重要之处而给予尊崇。爵位、年长，大概有偶然得到的，所以它们的尊贵施加于朝廷的就不及于乡里，施加于乡里的就不及于朝廷，而人们尊敬它们也有的出于表面而不是出于内心，只有德行得之于心、充实于身、施行于家庭、推广于乡里而通达于朝廷的。曾子说‘他凭借他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他凭借他的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子思说‘侍奉他罢了，怎么能说是与他交友呢’，孟子说‘怎么能有其中一种而轻慢另外两种’，师生之间意见的相合本来就是这样。”
又说：“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被召唤的臣子，想要有所谋议就亲自前往，他尊重德行、乐于大道如果不这样就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是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之，所以不劳苦而称王；齐桓公对于管仲是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之，所以不劳苦而称霸。现在天下土地相似、德行相当，没有谁能超过谁，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喜欢臣服那些教导自己的人而不喜欢臣服那些接受自己教导的人。”
朱熹曰：“大有为之君，大有作为非常之君也。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所教谓听从于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谓己之所从学者也。”又曰：“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辅广曰：“天地交而后万物遂，上下交而后德业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贤，惟知恃势以骄贤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谄时君，上日骄而下日谄，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与业涣散而无成，天下日趋于乱，而世俗犹以孟子为迂阔，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于天，德得于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贵贱少长而有异也，但所禀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后，故齿之长者先得之，禀之厚者全得之，我虽有之然或有所未尽，故于其齿之长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乐之而不敢疏，惟恐彼之不我亲、不我告而我终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则吾拥是虚器于臣民之上，则人将有负乘之讥彼其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业而贻厥子孙之孙谋欤？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乐道，而敬夫黄蒨之老、老成之贤，必先学焉而后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乐道如此，则凡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孰不敬贤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师儒）
《檀弓》：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郑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为之谥也。”
陆佃曰：“据《左传》所录，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修《春秋》之辞也，今记修之如此。”
陈澔曰：“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诔，大圣之行岂容尽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无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伤悼之意而已耳。称孔丘者，君臣之辞。”
臣按：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盖孔子儒教之宗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自哀公诔之之后，后世帝王屡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汉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诗》《书》之主，得天下之初其于他神不见有所尊敬，而于孔子独以太牢之礼祀焉。盖孔子万世帝王之师，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为之起敬，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汉四百年之治所以几于三代者，盖祀鲁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时，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臣按：后世封孔子子孙俾奉其后者始此。
梅富上书于其君曰：“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以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臣按：此孔子谥宣之始。光武建武五年，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祀于过鲁之日，武帝兴学校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于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
译朱熹说：“大有作为的君主，是指有非凡作为的君主。先向他学习，以他为师，后来才任用他为臣。‘所教’指的是听从自己指挥、可以役使的人；‘所受教’指的是自己所跟随学习的人。”又说：“这一章表明，宾客和师长不以奔走侍奉、顺从迎合为恭敬，而以提出责难、陈述善道为敬重；君主不以地位崇高、富贵显赫为重，而以崇尚道德、尊重士人为贤明，这样上下沟通，道德功业就能成就了。”
辅广说：“天地交感而后万物生长，上下沟通而后道德功业成就，这是自然的道理。世道衰微，君主不知道礼贤下士，只知道依仗权势来傲视贤者；臣下不知道自重，只知道自我贬低来谄媚当时的君主。上面日益骄横，下面日益谄媚，上下之情隔阂而不相通，道德与功业涣散而无法成就，天下日益走向混乱，而世俗之人还以为孟子迂腐不切实际，实在可悲啊。”
臣按：道源于天，德体现于人，人人都有，起初并不因贵贱、年长年幼而有差异，只是所禀受的气有偏全之分，所得到的德有先后之别，所以年长者先得到，禀受深厚者完全得到。我虽然也有德，但或许有所未尽，所以对于年长而完全得道的人，尊敬他们而不敢怠慢，喜爱他们而不敢疏远，只怕他们不亲近我、不告诉我，使我最终如此罢了。既然这样，那么我凭借这空虚的权位居于臣民之上，人们将会指责我背负重物却坐在车上（比喻德不配位），遭受讥刺，凭什么成就治世的功业、保全先王的基业并给子孙留下长远的谋略呢？这就是古代帝王崇尚道德、喜爱道义，尊敬黄发苍颜的老人和老成持重的贤者，一定要先向他学习而后才任用他为臣的原因。唉，君主崇尚道德、喜爱道义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凡是在听闻、观感之下有所领悟的人，谁不敬重贤者而重视道义呢？（以上关于尊敬师儒）
《檀弓》记载：鲁哀公为孔丘作诔文说：“上天没有遗弃这位老人，却不再辅佐我的位置了。唉，真令人悲哀啊！尼父。”郑玄说：“尼父，是根据他的字来作为谥号。”
陆佃说：“根据《左传》所记载，哀公的诔文是‘苍天不怜惜，不肯留下一位老人，来辅佐我独自在位’，这不是《春秋》的修辞，现在《檀弓》记载的经过修饰后是这样的。”
陈澔说：“撰写谥号的人先列举他生前的实际行为，这叫做诔。大圣人的行为怎么能全部列举呢？只是说上天不留这位老成之人，没有辅佐我位置的人，以此寄托他的哀伤悼念之意罢了。称孔丘，是君臣之间的称呼。”
臣按：这是后世追谥孔子的开始。孔子是儒教的宗师，所谓为天地确立精神核心，为百姓确立生命意义，为过往的圣人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盛世。自从哀公作诔文之后，后世帝王屡次加以褒扬尊崇，尊重他这个人是为了尊重他的道，哀悼死者是为了警示生者。
汉高祖十二年，皇上从淮南回来，经过鲁地，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
臣按：高祖是不从事《诗》《书》的君主，刚得到天下之初，对于其他神灵没有看到有所尊敬，唯独对孔子用太牢之礼祭祀。大概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人心中有天理的人自然对他产生敬意，这是秉持常理、喜好美德的良心。汉朝四百年治理之所以接近夏商周三代，大概是用太牢祭祀鲁地孔子的效果。
汉元帝时，孔霸因为担任帝师被赐予爵位，号称褒成君，奉祀孔子后代。臣按：后世封孔子子孙让他们奉祀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
梅富上书给君主说：“仲尼的庙宇不在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入平民户籍，让圣人享受平民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思。现在陛下如果能依据仲尼的素来功德来封赏他的子孙，那么国家必定获得福佑，而且陛下的名声将与天无极，为什么呢？因为依据圣人素来的功德封赏他的子孙，以前没有先例，后来的圣人必定以此为法则，不灭的名声难道可以不努力追求吗？”
汉平帝元始初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臣按：这是孔子谥号“宣”的开始。光武帝建武五年，驾临鲁地，派大司空祭祀孔子。
汉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经过鲁地，驾临阙里，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演奏六代音乐，大会孔氏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六十三人，命令儒者讲解《论语》。章帝对孔僖说：“今天的聚会，对你家族有光荣吗？”孔僖回答说：“我听说英明的君王、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现在陛下亲自屈尊万乘之尊，辱临我这简陋的地方，这是推崇礼敬先师，增添圣德的辉煌，至于光荣，不是我敢承受的。”章帝笑着说：“如果不是圣人的子孙，哪会有这样的话呢？”于是任命孔僖为郎中，赐予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从前有人说，古人建立学校没有不以祭祀礼仪为先的，高皇帝虽然在战乱匆忙之中，还能在路过鲁地时修筑祭祀，武帝兴办学校却唯独没有听说有释奠之礼。明帝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祭祀圣师周公，孔子起初似乎不知道，所以独自推崇宣圣的意思，到了永平十五年驾临孔子宅第，祭祀仲尼，章帝、安帝都驾临阙里祭祀孔子，演奏六代音乐，那么推崇文治、重视道义到了极点。假使当时的儒学大臣能用古人释奠之礼来推广它，那又怎么增加呢。
魏文帝黄初二年，下诏说：“从前仲尼具备大圣的才能，怀有帝王的器量，处在衰周的末年，没有受命的运势
，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时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译在洙水、泗水之上施行教化，当时王公贵族没有谁能任用他，于是退而考察五代的礼制，修习素王（孔子）的事业，依据鲁国史书编撰《春秋》，通过太师校正《雅》《颂》，千年之后没有人不尊崇他的文章来进行著述，仰慕他的圣德来成就谋略，这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旷世难逢的大圣人，是亿万年来的师表啊。遭遇天下大乱，历代祭祀毁坏，旧居的庙宇毁弃而不加修缮，褒成侯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阙里听不到讲习歌颂的声音，四季看不到祭祀的席位，这难道是所谓崇尚礼制、报答功德，盛德之人百代必定祭祀的道理吗？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一百户，奉祀孔子，命令鲁郡修葺旧庙，设置一百户吏卒来守卫，又在其外广泛建造房屋来居住求学之人。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年祀渐远，灵光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谥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礼。”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师，得无拜之。”即拜奠于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圣，途之人犹知之，岂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异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则配乎天地，如以功则贤于尧舜。斯臣也，当周太祖时以拜孔子为不可，则当石高祖时必以拜契丹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国家所患莫甚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其君不得闻大道，浅俗之论易入，义理之言难进，人主功德高下一系于此，然则学乎学乎，岂非君臣之急务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帝服靴袍，诣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初，有司定仪止肃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谥曰“玄圣文宣王”。先是，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宣圣故事，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图》及《庄子》之言，加以玄圣，其后又以犯圣祖讳改至圣。
臣按：宋真宗幸阙里奠孔子，有司定仪注止肃揖，帝不从，特行再拜礼，可谓知礼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靴袍，况其所以至圣人之居者乃为封禅之故，非诚也，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要皆非礼之礼。心既不诚，名又不正，圣人在天之灵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曰王曰帝有与否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磬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为儒道之宗、万代纲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赖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经则所谓十圣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详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后世知有彝伦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闻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泽，一皆吾圣人作经垂训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于盛德大业者固皆崇重其道，则虽幼冲之君如汉平帝、不学之主如周太祖、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见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间于智愚、贤不肖与古今也，矧夫聪明睿智之君而处夫崇高富贵之位，且又当夫重熙累洽之时，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虽然，与其崇圣人以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唐玄宗谥圣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渎伦，圣道安在？宋真宗加圣谥以至圣，似矣，然伪作天书，圣道如何？臣故曰与其崇圣人之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以上褒崇先圣）
魏齐王正始七年，始以颜回配享孔子。臣按：此后世以颜回配享孔子之始。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
臣按：唐太宗诏以诸儒从祀孔子皆其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卜子夏、毛苌有功于《诗》，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于《春秋》，伏胜、孔安国有功于《尚书》，高堂生、戴圣有功于《礼》，王辅嗣有功于《易》，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通有功于诸经者，何休、杜元凯、范宁则又有功于三传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时七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下诏说：“弘扬我王朝教化在于儒学，能够阐发此道以启迪众生，那么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夫子的了。所谓上天所降，将圣多能，德行与天地相配，身姿如日月高悬，所以能确立天下的根本，成就天下的大法，美化政教、移风易俗，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人们直到今天还受着他的恩惠，难道不令人赞叹吗？年代逐渐久远，灵光更加显著，虽然历代都有褒扬称颂，但还不够崇高显赫，与他的实际功德不相符，人们会怎么说呢？孔夫子既然被称为先圣，可以追封谥号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的谥号始于此时。
五代周太祖前往曲阜，拜谒孔子祠。祭奠完毕准备致敬时，左右侍从说：“仲尼是人臣，没有致敬的礼节。”皇上说：“文宣王是百代帝王的老师，难道可以不拜吗？”于是就在祠前拜祭。
胡寅说：“孔子是大圣人，路上的行人尚且知道，难道是因为地位吗？如果因为地位，他本来就是异代的陪臣；如果因为道义，则与天地相配；如果因为功绩，则胜过尧舜。这位臣子，在周太祖时认为拜孔子不可，那么在石高祖时必定认为拜契丹可以了。所以君子有言，天下国家所担忧的没有比在位者不学习更严重的了，在位者不学习，那么君主就不能听闻大道，浅薄俗气的言论容易进入，义理的言论难以进献，人主的功德高低全在于此，那么学习啊学习，难道不是君臣的急务吗？”
宋真宗咸平三年，前往曲阜县，拜谒文宣王庙。皇帝穿着靴袍，到庙中酌酒献祭，庙内外设置黄麾仪仗，孔氏家属陪列。起初，有关部门制定礼仪只行肃揖礼，皇帝特意行了再拜礼，又去墓前祭奠拜祭，追封谥号为“玄圣文宣王”。在此之前，下诏让有关部门查考汉唐褒扬尊崇宣圣的旧例，起初想追封为帝，有人说：“宣父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当加帝号。”所以只增加美名，于是依据《春秋演孔图》及《庄子》的话，加上玄圣，后来又因为触犯圣祖名讳改为至圣。
臣按：宋真宗前往阙里祭奠孔子，有关部门制定的礼仪只行肃揖礼，皇帝不听从，特意行再拜礼，可以说是懂礼了。然而不穿玄端礼服而用靴袍，况且他来到圣人居处的原因竟然是为了封禅，并非诚心，他所加的谥号采用纬书异端之说，至于改谥又因为黥卒所说的妖妄之神而避其讳，这都是不合礼的礼仪。心意既不真诚，名分又不正，圣人在天之灵难道肯接受吗？况且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帝王的老师，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叫王叫帝有与否都不足以影响我们圣人的轻重。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书说：“在孔子之前圣明的，没有孔子无法阐明；在孔子之后圣明的，没有孔子无法效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人。我继承大业，敬仰美好的风范，遵循古代治世的良规，举行追封的盛典，可以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远维护圣教的尊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哪里能穷尽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是儒道的宗师、万代纲常的主宰，上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依靠他得以阐明，没有孔子的六经，那么所谓十圣人的事迹世人或许不能详细了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后世知道彝伦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听闻大道的要领，小人得以蒙受至治的恩泽，这都是我们圣人作经垂训的功劳。所以帝王有志于盛德大业的，固然都尊崇重视他的道，那么即使是年幼的君主如汉平帝、不学习的君主如周太祖、多欲的君主如元武宗都知道尊崇重视他，可见天理在人心，那秉持常道喜好德行的本性起初并不区别智愚、贤不肖与古今，何况聪明睿智的君主处在崇高富贵之位，又正值太平盛世，怎么能不知道尊崇重视他呢？虽然如此，与其用虚名尊崇圣人，不如用实理遵行圣人。唐玄宗谥圣人为文宣，似乎对了，然而麀聚渎伦，圣道在哪里？宋真宗加圣谥为至圣，似乎对了，然而伪作天书，圣道如何？臣所以说与其尊崇圣人的虚名，不如遵行圣人的实理。（以上褒崇先圣）
魏齐王正始七年，开始让颜回配享孔子。臣按：这是后世以颜回配享孔子的开始。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
臣按：唐太宗下诏让诸儒从祀孔子，都是他们对圣人的经书有功的人。卜子夏、毛苌对《诗》有功，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对《春秋》有功，伏胜、孔安国对《尚书》有功，高堂生、戴圣对《礼》有功，王辅嗣对《易》有功，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通对诸经有功，何休、杜元凯、范宁则又对三传有功，然而子夏在十哲之列，而这里又列出他，是因为当时七
十二子虽列像庙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于《诗》得在从祀之列，至开元七年，七十二子始从李元瓘请得从享祀。
译十二位弟子虽然画像陈列在庙堂之中，却未能享受祭祀，只有子夏因为对《诗经》有功而得以列入从祀的行列，直到开元七年，七十二位弟子才根据李元瓘的请求得以从享祭祀。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王，乃赠颜子为公、闵子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臣按：此后世追赠孔门弟子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颜回为兖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郕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又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为伯。臣按：此后世从祀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丰七年，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从祀。臣按：此后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徽宗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临川伯王雱从祀。
臣按：宣圣庙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岂容一毫私意于其间？而奸党之徒乃敢欺天罔圣，以扶翼其恶党以为自己奸利之地，时君可欺而圣人在天之灵其可欺乎？徽宗烛理不明而为奸党所蔽，虽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适所以彰其莫大之恶而增其极恶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又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世罪人，岂宜从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诚有功于圣门。三臣者俱尝被诏追褒，兼准御笔，秩熹于从祀，如栻、如祖谦宜升从祀。”诏从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颜回、曾参、孔愊、孟轲并配孔子。
元文宗加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郕国宗圣公、孔愊沂国述圣公、孟轲邹国亚圣公，是岁始以董仲舒从祀。
臣按：自礼经有释奠于先圣先师之说，唐贞观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圣经以为先师从祀先圣庙庭，至宋神宗进荀况、扬雄、韩愈于从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专于一经，其后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虽是群奸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经义》之功，理宗崇尚理学，列周惇颐等七大儒于从祀，后又兼秩司马光、邵雍，盖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诸儒，如荀况之性恶、扬雄之诎身、王弼之虚无、贾逵之谶纬、戴圣之贪残、马融之荒鄙、杜预之短丧，多得罪圣门者，其间纯正如董仲舒者顾不得侑食，至于元天历中始秩祀焉。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去扬雄之祀，正统改元，用言者从祀吴澂，后又以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列在从祀，此数儒者皆于经有发明之功，故特祀之。夫从祀于孔子之庙堂者，必其人于孔子之道有所合而无所愧，然后可以与焉，不轻与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举也）秩（常也），节（礼也）祭先师先圣焉。
陈澔曰：“天子视学之日，初明之时，学中击鼓以征召学士，盖警动众听使早至也。有司，教《诗》《书》、礼、乐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轻举动，惟于学宫时常临视，虽曰以举贤敛才，而实以崇儒重道也。
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亲行其礼。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袒割辟雍之上，尊养老更飨射礼。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
太宗召天下纯儒耆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帛，广学舍千二百区。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国子监。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国子监。将出，顾见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诏觉讲《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国子监，召孙奭讲《尧典》《说命》。
哲宗元祐中，幸国子监，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御端化堂，命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
臣按：哲宗视国学，或谓吕大防曰：“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王，于是赠颜回为公、闵子骞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臣按：这是后世追赠孔子门徒为公、侯、伯的开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颜回为兖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郕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又下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均为伯。臣按：这是后世配享孔庙的儒者有封爵的开始。
宋神宗元丰七年，让孟子与颜回一同配享孔子，荀况、扬雄、韩愈配享。臣按：这是后世让孟子配享孔子的开始。宋徽宗大观二年，下诏让子思配享。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临川伯王雱配享。
臣按：孔子的庙堂是大公至正的地方，哪里容得下一毫私意在其中？而奸党之徒竟然敢欺天罔圣，用来扶持他们的恶党，作为自己谋取奸利之地，当时的君主可以欺骗，但圣人在天之灵难道可以欺骗吗？徽宗明辨事理不明而被奸党蒙蔽，虽然说是褒崇王安石，却不知道这正好彰显了王安石极大的罪恶，并增加了他极恶的罪过。
宋理宗淳祐元年，下诏说：“我认为孔子的道，自从孟子之后没有得到传承，到了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正见识并努力践行，深入探究圣人的境界，千年断绝的学问开始有了归属，中兴以来又得到朱熹精思明辨，内外融合，使《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这些书的根本和枝节都透彻明白，孔子的道因此在世上更加光大，下诏让学宫将他们列入配享，以表示崇尚奖赏的意思。”又认为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世间的罪人，哪里适宜配享？
景定二年，皇太子说：“乾道、淳熙年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确实对圣门有功。三位大臣都曾受诏追封褒扬，并且依据御笔，将朱熹列入配享，像张栻、吕祖谦也应该升格配享。”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度宗咸淳三年，开始让颜回、曾参、孔伋、孟轲一同配享孔子。
元文宗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轲为邹国亚圣公，这一年开始让董仲舒配享。
臣按：自从礼经中有向先圣先师释奠的说法，唐贞观年间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因对圣经有功而作为先师配享先圣庙庭，到宋神宗将荀况、扬雄、韩愈列入配享，这三个人他们的功劳又不专于一经，其后徽宗让王安石配享以及祭祀王雱，虽然是群奸的私意，但也因为王安石有撰写《三经义》的功劳，理宗崇尚理学，将周敦颐等七大儒列入配享，后来又兼及司马光、邵雍，大概因为这九位儒者重新阐明了圣道，使其在世上大显。自从唐人列祀诸儒，如荀况的性恶论、扬雄的屈身事敌、王弼的虚无主义、贾逵的谶纬迷信、戴圣的贪婪残暴、马融的荒淫鄙陋、杜预的短丧，大多得罪圣门的人，其中纯正如董仲舒的反而不能陪食，直到元朝天历年间才开始祭祀他。我朝圣祖开国之初，首先去掉了扬雄的祭祀，正统改元，采纳言官的建议配享吴澄，后来又让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列入配享，这几位儒者都在经学上有阐发之功，所以特别祭祀他们。配享在孔子庙堂的人，一定是他的行为与孔子的道相合而没有愧疚，然后才可以参与，不轻易给予是为了重视这件事，重视这件事是为了重视这个道。（以上讲述褒奖祭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视察学校，清晨击鼓召集，用来警示众人。众人到了然后天子才到，于是命令有关官员行事，举行常规礼仪，节制祭祀先师先圣。
陈澔说：“天子视察学校的那天，天刚亮的时候，学校中击鼓来征召学士，大概是警示众人听觉使他们早点到达。有司，是教《诗》《书》、礼、乐的官员。”
臣按：天子的尊贵不轻易举动，只有在学校时常亲临视察，虽然说是为了选拔贤才，但实际上是为了崇尚儒学重视道义。
汉明帝中元元年，初次建立三雍，亲自举行礼仪。天子头戴通天冠，身穿日月衣，具备法驾的仪仗，盛大的清道仪式，在辟雍之上袒露手臂割牲，尊养老者，举行飨射礼。唐高祖武德七年，驾临国子学，亲临释奠。
唐太宗召天下纯正的儒者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学官，多次亲临观看释菜，命令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给他们帛，扩建学舍一千二百区。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驾临国子监。二月，又驾临。四年四月，又驾临。
宋太宗端拱元年，驾临国子监。将要出去时，回头看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正聚集学生讲书，下诏让李觉讲解《易》卦。淳化五年，又驾临国子监，召孙奭讲解《尧典》《说命》。
宋哲宗元祐年间，驾临国子监，到文宣王殿举行释奠礼，驾临端化堂，命令祭酒丰稷讲解《尚书无逸》。
臣按：哲宗视察国学，有人对吕大防说：
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今皆无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帛之赏后日何可继也？政恐惜费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谓至论，盖天子视学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为美观而已也。盖学校礼义之所在，圣贤道德之所宗，万乘所以必亲临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师，作兴人才以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赏、金帛之赐，何所见之小哉？盖君子之所重者道义也，小人之所嗜者则在于禄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师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称厥职为惧，赖主上之宠灵，以光贲我学宫、崇重乎师道，而吾之所感荷者虽九锡之荣、万镒之富，不足以仿佛之矣，一阶半级、匹帛铢金焉能为有亡哉？万一君恩以吾教训之有方、讲论之明切而有锡焉，受之可也。我圣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学，车驾屡临幸焉，列圣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赐茶，兼有衣币之赐，锡以玺书以勉励我师生者，谆切详悉，往往勉以圣人为学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锓于梓，士子入学之初俾之庄诵佩服。士习丕变，人才汇兴，有由然哉。（以上视学）
译祖宗视察学校，如果没有爵位官命的赏赐，就有金银布帛的赏赐，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大防说：“古代天子视察学校本是常事，重在表达德意，这点小恩惠哪里值得称道？我本来希望天子时常驾临，金银布帛的赏赐日后哪里能持续不断？只怕是吝惜费用而停止罢了。”大防这番话可说是极有见地的言论，因为天子视察学校是为了尊崇儒学、重视大道，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已。学校是礼义所在的地方，是圣贤道德所尊崇的地方，万乘之君必定亲自前往，是为了尊崇儒道、敬重先师，振作兴起人才以维护世道人心，而有些人却希望得到爵位俸禄的赏赐、金银布帛的馈赠，他们的见识多么短浅啊！君子所看重的是道义，小人所贪恋的则是俸禄利益。承受君主的恩惠，将师儒的职责托付给我，我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其职；仰赖主上的宠信与光辉，使我们的学宫增光添彩，尊崇师道，我所感激的，即使是九锡的荣耀、万镒的财富，也不足以比拟万一，那么一阶半级的官阶、匹帛铢金的赏赐，又怎么能说是有或无呢？万一君主因为我的教导有方、讲论明切而有所赏赐，接受也是可以的。我们圣祖刚取得天下，首先建立太学，车驾屡次亲临，历代圣君相继继承，都遵循这一做法，赐座赐茶，兼有衣帛的赏赐，赐予玺书以勉励我们师生，语重心长、详尽细致，常常以圣人为学的道理来勉励我们，期望达到帝王造就人才的效果，并将这些刻在木板上，让士子入学之初庄重地诵读并铭记于心。士风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人才纷纷涌现，是有原因的啊。（以上为“视学”部分）
以上崇师儒以重道
卷八一
▲谨好尚以率民
《尚书君陈》篇：王若曰：“尔惟风，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君陈克由周公之训，则商民亦由君陈之训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陈代周公尹东郊策命之辞，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其言本诸此。风譬则君也，草譬则民也，风之为气劲而力，草之为物柔而弱，以劲而有力之风而加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转移之势岂止于风，而民之处下也其随顺之形则甚于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其感孚之妙、转移之易、顺从之速，其犹风之于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浇薄者以诱于习俗而为物所迁耳。然厚者既可迁而薄，则薄者岂不可反而厚乎？反薄归厚，特非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尔。民之于上，固不从其令而从其好，《大学》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盖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则典与我犹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则所敬之典无非实有诸已，实之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时乃罔不变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无恶，有善故其有生之初无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后蔽于外物、诱于习俗，于是乎其厚者始变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则固淳如也，在上者诚能敬典而在德，于凡所谓人伦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实而有诸已，凡吾所令于民以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为典常者也，则吾之一身周旋动履于大道之中，由是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莫不迁善而改过，变恶以为美、化顽为仁、反薄归厚，荡荡平平皆升进于大道之中无反无侧矣。
《君牙》篇：王若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之诰命。
《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小曰羔）羊（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为裘），素（白也）丝五紽（以丝饰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于家）自公（从公门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谓此诗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风和气，所在生辉，故人才之所成就，验诸在野则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观诸在朝则委蛇之大夫节俭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浅深远近论者也，然则人君一身为风化之本，乌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植，綍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于《关雎》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则其薰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驺虞》为鹊巢之应，而见王道之成其必有所传矣。”
陈鹏飞曰：始于《鹊巢》之夫妇而人伦正，中于《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伦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驺虞之仁心，则王道成矣。
《礼记坊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已，则民作孝。”
吴澂曰：“言人子善称亲、过称已则民化之，皆兴起而孝于亲。”子曰：“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郑玄曰：“长民，谓天子诸侯也。”
译以上推崇师儒以尊崇道统
卷八十一
▲谨慎喜好崇尚以引导百姓
《尚书·君陈》篇说：成王说：“你就像风，百姓就像草。”
蔡沈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君陈能够遵循周公的训诫，那么商朝的百姓也会遵循君陈的训诫了。”
臣按：这是成王任命君陈代替周公治理东郊时的策命之辞，孔子回答季康子问政时的言论就源自这里。风比喻君主，草比喻百姓。风作为气流强劲有力，草作为物体柔弱脆弱，用强劲有力的风吹拂柔弱的草，它倒伏得容易且迅速是可以想见的。君主居于上位，其转移风俗的态势岂止像风，而百姓处于下位，其顺从的形态则比草更甚。君主以神妙的教化使百姓适宜，那么其感化信服的精妙、转移风俗的容易、顺从的迅速，就像风对于草一样，有一种不知其然而然的效果。
“百姓本性淳厚，因受外物影响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你如果能恭敬地遵循常道并修养德行，那么他们就没有不改变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
蔡沈说：“说的是百姓的生性本来淳厚，之所以变得浇薄，是因为被习俗诱导而被外物改变罢了。然而淳厚既然可以改变而变得浇薄，那么浇薄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变得淳厚吗？由浇薄回归淳厚，绝不是靠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百姓对于上级，本来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听从他的喜好，《大学》说‘上级所命令的与所喜好的相反，百姓就不听从’，也是这个意思。敬典，就是恭敬地对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常道。在德，就是获得这些常道并体现在自身上。大概知道敬典却不知道在德，那么常道与我就是两回事，只有敬典并且在德，那么所恭敬的常道无非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心中，实在的德行感化人比敲鼓击桴还要快，所以当时就没有人不改变，确实升进于大道。”
臣按：人出生时，本性本来有善而无恶，因为有善，所以出生之初没有不淳厚的，等到出生后，被外物遮蔽、被习俗诱导，于是那淳厚的本性开始变得浇薄了。然而先前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来面目，本来还是淳朴的。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敬典并且在德，对于所有所谓人伦常道都兢兢业业地恭敬对待而不忽视，都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心中，凡是我命令百姓作为政教的内容，就是我喜好并作为常道的东西，那么我这一身周旋行动都在大道之中，由此在听闻观感之下的人没有不迁善改过、变恶为美、化顽为仁、由浇薄回归淳厚的，浩浩荡荡平平坦坦都升进于大道之中，没有偏邪没有歪曲了。
《尚书·君牙》篇说：穆王说：“你自身能够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心中正。”
蔡沈说：“教化的根本在于君牙自身端正、中正，百姓效法他，这是人所共同认可的。正从身体来说，希望他所处的行为没有邪僻；中从心来说，希望他所存的念头没有邪思。孔子说：‘我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周公说：‘带头从中正做起。’”
臣按：这是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时的诰命。
《诗序》说：《羔羊》篇，是《鹊巢》篇功德所导致的。召南的国家被文王的政治教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德行像羔羊一样。羔羊的皮（用来做皮衣），白色的丝线五道（用丝线装饰皮衣的名称），退朝回家吃饭（从公门出来），从容自得的样子。
朱熹说：“南国被文王的政治教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衣服有常度而从容自得像这样。”
臣按：先儒说这首诗是文王造就人才的成效，像春风和气，所在之处都生辉，所以人才所成就的，验之于在野则是威武的武夫、公侯的心腹，观之于在朝则是从容的大夫节俭正直。文王的教化不能用浅深远近来论，既然如此，君主一身是风化之本，怎么能不谨慎他所出的源头呢？
又说：《驺虞》篇，是《鹊巢》篇的应验。《鹊巢》的教化施行，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天下普遍受到文王的教化，那么各类生物繁衍生长，按时打猎，仁爱像驺虞一样，那么王道就成就了。
朱熹说：“文王的教化始于《关雎》而到《麟趾》那么其教化深入人心了，体现在《鹊巢》而到《驺虞》那么其恩泽及于万物了。大概意诚心正的功夫不息且长久，那么其熏陶渗透、融合周遍，自有不能停止的，不是智力的私心所能达到的。所以序以《驺虞》为《鹊巢》的应验，而看到王道的成就必然有所传承。”
陈鹏飞说：始于《鹊巢》的夫妇而人伦端正，中于《羔羊》的君臣而朝廷治理好，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好，使天下都受到文王的教化而有驺虞的仁心，那么王道就成就了。
《礼记·坊记》：孔子说：“有善就归功于父母，有过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孝道。”
吴澂说：“说儿子有善归功于父母、有过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效仿，都兴起而孝顺父母。”孔子说：“治理百姓的人，朝廷尊敬老人，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孝道。”郑玄说：“长民，指天子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