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三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对曰：“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诛以快其志，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虽无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卫鞅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始皇并吞六国，毁先王之法，减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摽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目程决事，日悬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臣按：秦不师古，专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溃叛，后世所当以为鉴戒者也。
汉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极于大辟，死一身之外无余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产，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又况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则生女可以不举矣。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则人类不几于绝乎？所谓妖言之令，尤为无可凭据，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无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或至奸宄之生、祸乱之作，必明立禁条，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成夫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坐之，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乱，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其享国至四百余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后，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张汤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故士传言、庶人谤，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周厉王虽监谤，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监之而后隘矣。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其后又有妖言令，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虽然，是犹或发之于口、或笔之于书，得一据证，反是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观其言，明试以功，又考其事，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呜呼，异哉！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从而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指忠臣曰尔欲弑君，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尔虽不言不为吾知，尔之心也。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立法如此，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义不得以自伸，反贻暗昧之诛，喑呜而死，皆汤启之也。汤祸贼不足道，其报亦不旋踵，独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况立法以诏之乎。”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为人臣以事君，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译《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逮捕狐突说：“你如果来，就可以免罪。（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公子重耳在秦国。）”狐突回答说：“父亲教导儿子怀有二心，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刑罚不滥用，是君主的英明，也是臣下的愿望。滥用刑罚来逞快意，谁又能没有罪呢？”
臣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大义，以此权衡轻重来决定取舍。如果在上位的人道理不明，只顺从自己的私欲，甚至动用刑罚诛杀来快意自己的志向，那么凡是所厌恶的人，罪大的可以诛杀，罪小的可以定罪，人们就没有立足伸手的余地了。下面违背人心，上面违背天道，人虽然不能奈何我，但我又怎么能够奈何天道呢？
秦文公二十年，开始设立三族罪。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命令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连坐，不告发奸恶的人处以腰斩。秦始皇吞并六国，毁坏先王的法度，削减礼义官员的职权，专任刑罚，亲自标榜文书法令，白天断案，夜里处理文书，眼睛盯着决断事务，每天悬挂石磨般沉重的案件，于是奸邪之人纷纷产生，穿赭色囚服的人堵塞道路，监狱像集市一样拥挤，天下人忧愁怨恨，最终崩溃反叛。
臣按：秦国不效法古人，专用刑法，导致百姓无法生存而天下崩溃反叛，这是后世应当引以为鉴戒的。
汉高祖废除秦朝的苛法。汉惠帝想要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议论未决就去世了，吕后废除了这些法令。汉文帝元年，全部废除了收捕家属连坐的律令。
臣按：古代五刑极刑是大辟（死刑），死一人之外没有多余的刑罚，直到秦人开始有三族之法，罪行波及妻子和同宗兄弟，因为一个人有罪，而他的妻子本来是无罪的，何况是一个家族呢？父亲的家族同一血脉相传尚且不可以，又何况是母族、妻族呢？这是因为一个女子出嫁的缘故，而连累她的一家一族无辜之人以至于断绝宗族祭祀，如果推究这类事情直到义理的尽头，那么生女儿可以不抚养了。如果家家户户都以此为戒而不抚养女儿，那么人类不就几乎灭绝了吗？所谓妖言令，更是没有凭据，言语从人的口中说出进入人的耳朵，非常没有形迹，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话就定罪一个人尚且不可以，何况是他的家族呢？治理国家的人担心动摇民心迷惑大众，或者导致奸邪产生、祸乱兴起，必须明确设立禁令，必须见于手书写在简牍上，形成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才定罪，不然就会有如贾谊议论秦朝那样的情况了。贾谊的话说：“忠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妖言，这不仅不能禁止祸乱，反而因此产生祸乱以至于灭亡。”汉朝继承秦朝之后而全部禁止这些法令，它享有国祚长达四百多年，是理所当然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自从公孙弘用《春秋》之义约束下属，张汤用严苛的法令决断案件，于是见知法产生，废格沮诽穷治之狱被使用。张汤上奏颜异身为九卿，见到法令不便，不口头进言而在心中诽谤，判处死刑。此后有了腹诽法的判例，公卿大夫大多谄媚取容了。
胡寅说：“昏庸的君主和奸臣没有不厌恶忌恨言论的，汉武帝不是昏庸的君主，却相信张汤设立这个法令，为什么呢？古代设立诽谤之木来寻求诽谤之言，所以士人传言、庶民诽谤，既然允许诽谤，那么有口的人都能尽情表达意见了。周厉王虽然监视诽谤，也可见当时言论之路并不狭隘，监视之后才狭隘了。秦朝禁止两人私下交谈，那么两个人就不能互相说话了，后来又有妖言令，那么一个人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也不能独自进言了。虽然如此，这还或者是发之于口、或者笔之于书，得到一个证据，反是为非，加之罪罚，至于腹诽之法不是更奇怪吗？自从尧舜大圣尚且认为知人是难的，知人的方法必须从听言开始，所以敷奏以言，既观察他的言语，明试以功，又考察他的事迹，差不多穷尽了，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的人尚且不能知道，竟然探求心腹不用形迹而定罪。唉，奇怪啊！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中所藏怎么验证，现在指着孝子说你想要杀父，指着忠臣说你想要杀君，指着廉洁的人说你想要做穿墙挖洞的小偷，指着义士说你想要做盗贼，你虽然不说也不做，我知道你的心。那么凡是所嫉恶的人谁不可杀呢，立法如此，与商纣剖开比干观看七窍相差无几，使得贤人君子精忠不能向上表白，志义不能自我伸张，反而遭受暗昧的诛杀，含冤而死，都是张汤开启的。张汤祸害贼害不足道，他的报应也不旋踵，唯独汉武帝相信而任用他，可惜啊。史书说公卿大夫从此谄媚取容，求合的人不待这样也谄媚，何况立法来诏示他们呢。”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议论可谓切中要害了，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就自杀，天道好还，如此明显，作为臣子侍奉君主，何必要杀人来求自安其位呢？
汉武帝用法制驾驭下属，喜好尊崇任用酷吏，百姓更加轻视犯法，盗贼兴起，道路不通，于是派遣樊昆等人穿着绣衣持节发兵兴兵打击，所到之处可以擅自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诛杀很多，一郡多到万余人，散兵逃亡又聚众阻据山川的，往往成群居住无可奈何，于是制定沈命法说：“盗贼兴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定额的，二千石以下到小吏主管者都处死。”
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译此后，小吏害怕被处死，即使有盗贼也不敢揭发，官府也让他们不要说，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字诡辩来逃避法律制裁。
胡寅曰：“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是与之争也。夫民服之则驯，治之则骇，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临以严刑如草者，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何则？寡不胜众也。汉监不远，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抚以德、养以善，居上而宽，如天覆然，何至于为盗哉？”
臣按：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时以盗贼滋起，作为沈命法，非独不能止盗，反由是而盗贼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是一举而二失焉，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吕刑》云“民之乱罔不中”，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合，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不晓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例也），议者咸冤伤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贫耗，穷民犯法，乃使酷吏条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网罗之。呜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终也又用张汤、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则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仓禀实，知礼节”，必也制节谨度，薄税敛，宽力役，使其家给人足，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终有曰：“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且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云‘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十余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然观其疏，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虚美薰心，实祸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继言胥吏惨刻，狱犴冤枉；及其终也，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诏立廷平，然当时杨恽之死，正坐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于定国为廷尉，乃奏以为妖恶言，大逆无道，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而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观诸汉、唐末世之君可见矣，有国家者尚鉴之哉。
章帝时，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
译胡寅说：“设立君主的目的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争斗，如果不致力于道德教化而依靠武力来行事，这就是在与民众争斗。民众顺服就会驯良，严加管制就会惊骇，与他们争斗就会奋起抗争。即使是毫无道义的君主，厌恶民众背叛自己，用严酷的刑罚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草芥一样，钱镈、耰锄等农具在土地上接连使用，也没有能够杀尽天下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少数敌不过多数。汉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秦始皇的时代。因此，用法制来管理民众不如用善政来养育民众，用政令来驾驭众人不如用德行来安抚众人，用德行安抚、用善政养育，居于上位而宽厚，就像苍天覆盖万物一样，怎么会走到做盗贼的地步呢？”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最终达到不用刑罚，设立死刑是为了最终停止死刑。汉武帝时因为盗贼兴起，制定了沉命法，这不仅不能制止盗贼，反而因此导致盗贼更多，而且又由此导致官吏互相包庇，盗贼更加猖獗，这是一举而两失，由此逐渐导致大乱并不难。《吕刑》说“民众的混乱没有不中道的”，这就是治理民众的方法没有比中道更好的了，所以先王立法制刑没有不用中道的，中道就没有过度也没有不足，可以长久使用而没有弊端，不过度而严厉也不不足而宽纵，过度而严厉则民众无法忍受而互相勾结作假来逃避罪责，不足而宽纵则民众无所畏惧而聚集起来争相犯罪。
起初，汉武帝时征发徭役频繁，百姓贫困耗竭，穷苦百姓触犯法律，奸邪行为层出不穷。于是派张汤、赵禹等人条陈制定法令，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的法律，放宽对深文周纳之罪的处罚，加重对纵容释放罪犯的诛杀。此后奸猾之人巧用法律，转而互相比照援引，禁令法网逐渐严密，律令烦琐苛刻，文书堆满了案桌，掌管法律的人不能全部看清。因此郡国承袭使用的人驳杂（不理解其用意），有的罪行相同但判决不同，奸吏趁机牟利（玩弄法律而收受钱财如同市场交易），想要赦免的人就附会生议，想要陷害的人就给予死罪的判例，议论的人都感到冤屈伤痛。
臣按：汉武帝因为百姓贫困耗竭，穷苦百姓触犯法律，于是派酷吏条陈制定法令，推求他们的罪责来罗织罪名。唉，何不反过来探求民众之所以触犯法律的原因呢？史书确实说“征发徭役频繁，百姓贫困耗竭”，民众之所以穷困以至于触犯法律是有原因的，开始既用桑弘羊、孔仅等人征发徭役频繁而把民众推向法网，最后又用张汤、赵禹等人律令烦苛而把民众陷入死地，汉武帝是多么不仁啊！那么想要民众不触犯法律，其道从何而来？回答说《管子》有话说“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一定要节制用度，减轻赋税，宽缓力役，使每家每户衣食充足，那么民众不穷困而人就不会触犯官府了。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陈述秦人用刑的过失，最后说：“乌鸦老鹰的卵不被毁坏而后凤凰才会聚集，诽谤的罪不被诛杀而后良言才会进献。所以古人有话说，山林沼泽藏匿疾病，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美玉隐藏瑕疵，国君包容耻辱。虽然陛下废除诽谤罪来招揽切直之言，打开天下人的口，拓宽规劝谏诤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简化法制、宽缓刑罚来废除严酷的狱讼，那么太平的风气可以在世间兴起，永远享有和乐与天一样没有极限，天下人非常幸运。”
臣按：温舒的奏疏真氏已经记载在前书中，并且说：“在鞭打拷问之下有什么求取不到的，所以囚犯受不了疼痛就编造言辞来迎合，官吏利于这样就指引道路来阐明，上奏时害怕被驳回就锻炼周内来罗织罪名。大概奏章定案时，即使是皋陶来审理也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成案众多，文辞构成的罪名明显，所以俗语说‘画地为狱议论不进入，刻木为吏期待不对质’。”这十几句话对于胥吏惨酷刻薄的情形、监狱冤屈的状况可以说尽述了，然而看他的奏疏，开始说秦朝时正直之言被称为诽谤、遏止过错被称为妖言，盛装先王不被任用，忠良切直之言都郁结在胸中，虚浮的美名熏心，实际的祸患被遮蔽，这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接着说胥吏惨酷，监狱冤屈；到最后，又以废除诽谤来招揽切直之言，打开天下人的口，拓宽规劝谏诤的道路，简化法制、宽缓刑罚来废除严酷狱讼来结尾。大意是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刑狱惨酷，刑狱惨酷是因为言路不开，言路之所以不开是因为把正直之言遏止过错的人当作诽谤妖言。宣帝认为他的话好，所以下诏设立廷平，然而当时杨恽的死，正是坐实南山荒芜、县官不足以尽力的言论，于定国担任廷尉，于是上奏认为是妖恶之言，大逆无道，那么温舒的话切中宣帝的过失而借秦朝来说罢了。胡氏说君主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人得以议论，哪有杀戮一人、钳制一嘴而能阻止平息的呢？宣帝在这里失去了君道。唉，君主的酷刑都足以失去人心而亡国，一旦如果有革新的决心还足以善后，只有杀害谏诤者则没有不亡的道理，看汉朝、唐朝末世的君主就可以看到了，有国家的人尚且以此为鉴啊。
章帝时，陈宠上疏说：“陛下即位，多次诏令群僚弘扬宽和之风，而有司执事没有完全奉行典刑，用法仍然崇尚深刻，断狱的人急于鞭打拷问的酷烈之痛，执法的人烦于诋毁欺诈放滥之文，有的因公行私，逞纵威福。现在应该荡涤烦苛之法，减轻鞭打拷问以救济众生。”皇帝采纳陈宠的话，诏令有司废除钻凿等惨酷的条款。
臣按：文致，谓其人无罪，文饰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部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书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言者。窦武、霍谞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及灵帝即位，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侯览怨张俭尤甚，乃命朱并上书，告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时上年十四，问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对曰：“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马端临曰：“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善哉问也。帝时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吕后时虽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于宣帝，始终以诽谤为言，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卒之善良受祸，国祚随之。后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狱虽若惨刻，然失人心、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然杀谏臣犹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杀也，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则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其国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蹠之诛，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至于唐犹盛，不可谓天无意也。
初，魏元丕与陆睿、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赐冲、烈诏曰：“睿反逆，违誓在彼，不关朕也，然犹不忘前言，听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
司马光曰：“杀生予夺，人君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宥则宥，可刑则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臣按：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所以持仁义者信也。不当死而死之非仁，当死而不死之非义，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为国？
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
译臣按：所谓“文致”，是指那人本无罪，却通过罗织罪名、修饰辞令，使其落入法网之中。
汉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人指使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等人在太学蓄养游学之士，结交各州郡的学生，彼此奔走效力，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使众人共同愤恨痛疾。案件移交三府审理，太尉陈蕃驳回说：“如今所查办的人，都是海内享有声誉、忧国忠公的大臣，这样的人尚且要宽恕十代，哪有罪行不显明就加以逮捕搜捕的道理？”不肯签署同意。桓帝更加愤怒，于是将李膺等人下狱于黄门北寺狱。供词牵连到杜密、陈翔、范滂等人二百多，有的逃亡未能捕获，都悬赏重金缉拿，使者四处奔走，相望于道。陈蕃上书极力劝谏，桓帝大怒，下诏罢免了他，从此以后无人再敢进言。窦武、霍谞又为此进言，桓帝心意稍解，于是下诏让二百多名党人都回归乡里，名字登记在三府，终身禁止做官。等到汉灵帝即位，陈蕃、窦武掌权，又举荐提拔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诛杀后，李膺等人再次被废黜。侯览尤其怨恨张俭，于是命令朱并上书，控告张俭等人结为朋党，图谋危害国家。当时灵帝年仅十四岁，问道：“党人凭什么作恶而要诛杀他们呢？”回答说：“他们想要做不轨之事。”灵帝说：“不轨之事是什么？”回答说：“想要危害国家。”灵帝于是批准了奏章。凡是党人死去的有一百多人，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疆，牵连逮捕拷问遍布天下，宗室亲戚都被残害灭绝，郡县因此残破不堪。
马端临说：“党锢之狱，起因于宦官憎恶正直、丑化正派，但想要加罪于人就必须编造借口。灵帝问曹节‘党人凭什么作恶而要诛杀他们’，真是问得好啊。灵帝当时年幼无知，不知道奸佞逢迎之人可亲，忠贤刚直之人可恶，所以发出此问。等到回答说是‘图谋不轨，危害国家’，就不再能穷究他们如何图谋、如何危害的具体情况，就立刻批准了奏章。自古以来昏庸暴虐的君主诛杀谏臣、杀害直士，像关龙逄、比干这类人，都是因为当朝进谏而遭受祸患，而在民间私下议论的人未曾被治罪。直到李斯才开始有禁止私下议论的法令，张汤才开始有腹诽的律令，都处以死罪。现在看党锢诸贤所犯的罪，就是私下议论和腹诽的罪，而曹节、王甫所做的，大概是沿袭李斯、张汤的旧伎俩罢了。至于株连根究，被定罪而死的人不可胜数，虽然说是君主昏庸、政治混乱，凶恶的宦官得以肆意施威施虐，但也有其由来。大概汉家的法律以死刑为轻典，而审理案件的官吏则以深究党羽为能事。孔子说‘开始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传文说‘制定法律如果出于贪婪苛刻，那将怎么办呢’，确实如此啊。”
臣按：路温舒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条尚存，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我认为审理案件的官吏只是小过失，其中最大的过失在于禁止诽谤和妖言。吕后时虽然废除了这种禁令，但路温舒向宣帝上疏，始终将诽谤作为话题，这说明虽然名义上废除了，实际上暗中沿用而不自知，他的子孙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左右凶恶邪恶之人于是沿用以铲除异己，其祸患甚至延续到朝代更替、累世而仍然炽烈，最终善良的人遭受祸患，国运也随之衰败。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其他刑罚虽然看似残酷刻薄，但丧失人心、加速国家灭亡的，没有比禁止诽谤和妖言的法令更严重的了。古语说杀害谏臣的国家必定灭亡，然而杀害谏臣还有固定的名目，不进谏的人未必被杀，只有用诽谤和妖言的罪名治人罪，就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概诛杀以钳制天下人的嘴，这样的国家灭亡，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北魏孝文帝因为犯罪被流放到边疆的人大多逃亡，于是规定一人逃亡，全家充作役夫。光州刺史博陵人崔挺劝谏说：“天下好人少，坏人多，如果一人有罪牵连到全家，那么司马牛就要承受桓魋的惩罚，柳下惠就要遭受盗跖的诛杀，不也太悲哀了吗？”孝文帝认为他说得好，于是废除了这项制度。
臣按：秦朝开始有夷族的刑罚，一人犯罪牵连到一家，而且牵连到母族和妻族，崔挺这番话真是仁爱之人的言论啊。秦朝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而博陵的崔氏世代成为北朝的大族，直到唐朝仍然兴盛，不能说上天没有意旨啊。
起初，魏元丕与陆睿、李冲、于烈都接受了不被处死的诏书。陆睿被诛杀后，赐给李冲、于烈的诏书说：“陆睿反叛作乱，违背誓言在他，与我无关，但我仍然不忘记以前的诺言，听任他自杀，免除他妻儿被杀，我本期望始终如一，而他自己背弃了。”
司马光说：“生杀予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大权柄，所以先王的制度虽然有八议，如果有罪也不直接赦免，一定在槐棘之下商议，可以宽恕就宽恕，可以刑罚就刑罚，所以君主得以施恩而不丧失威严，臣下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北魏对于勋贵之臣往往预先许诺不处死，他们骄横而触犯罪法，又接着杀掉他们，这是用不可信的命令使他们陷入死地啊。”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的大要在于仁义，用来保持仁义的是诚信。不该死而死不是仁，该死而不死不是义，已经许诺不死却又杀掉不是信，失去这三者，凭什么治理国家？
梁武帝疏简刑法，自从公卿大臣以来都不把审理案件放在心上，又专精于佛戒，每当判处重罪就整天不高兴，或者
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译有人谋反叛逆之事败露，（皇帝）也哭着宽恕他们。因此王侯们更加骄横，有的在大白天于京城街头杀人，有的在夜晚公然进行抢劫掠夺，有罪逃亡的人藏在主家，官府不敢搜捕，皇帝深知其中的弊端却沉溺于慈爱之心，不能禁止。
臣按：大禹泣囚，怜民之愚也；梁武泣囚，侥己之福也。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怜愚而泣，终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后，使之化愚为智、变恶为良；侥福而泣，虽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恶日起，卒致白昼杀人、公行摽掠，本欲侥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
隋文帝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令斩之。高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殿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又为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竟于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无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之，欲人莫测吾之所为而知所畏惧，将以得其情而摄其心也。呜呼，圣人所谓智者岂若是耶？彼盖自智其智，非吾圣人之智也。智与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则本于诚焉，诚以用智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谋诡诈以为智，天之未定则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则因之以灭宗祀，后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鉴哉。
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米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轻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随其多少、大小而权之也。盗一钱者则坐以死，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为盗者不为盗则已，如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谨，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擢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索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及凤凰晒开、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等名，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于佛氏所说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至阎立本图《地狱变相》形于绘画则人之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为恶，后世为恶者乃以刑为行恶之具，其惨酷有如武后时酷吏之所为者，盍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还，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贵，人虽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虽尊贵，彼虽卑贱，同一知识蠢动也，我与彼均禀性赋形于天地间，天生我亦犹生彼也，不畏于人，独不畏于天乎？
武后长寿元年，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谋反。先是，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仁杰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即承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令其子上冤状，武后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
译臣按：大禹为囚犯哭泣，是怜悯百姓的愚昧；梁武帝为囚犯哭泣，是侥幸求取自己的福报。虽然都洒下眼泪，但用心却不同。因怜悯愚昧而哭泣，最终仍将他们置于法律制裁之下，以此来警戒后人，使他们由愚变智、由恶变良；因侥幸求福而哭泣，虽然看似免除了死罪，然而法度日益松弛，奸恶之人日益增多，最终导致白天杀人、公然抢劫，本想为自己求福，反而给他人招致祸患，这就是所说的求福不得而祸患随之而来的情况。佛教不值得凭信就是这样，后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啊。
隋文帝向来不喜欢学习，既然凭借智谋获得了高位，因而以法律条文自夸，以明察秋毫的态度对待下属，常常让身边的人窥探内外情况，稍有过失就加上重罪，又担心令史贪污受贿，派人送钱帛给他们，一旦犯法立即斩首。经常在殿廷上打人，一天之中有时多达三四次，曾经因问事发怒，鞭打不够狠，就下令斩首。高等进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廷不是执行刑罚的场所，文帝不采纳，又在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决进谏也不听从，竟然在殿廷执行死刑。文帝不久后悔，宣慰冯基并愤怒于那些不进谏的大臣。
臣按：智者做他本无事可做之事，人们厌恶智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过于穿凿附会。文帝既然凭借智谋获得了高位，所以凡事都用所谓的智谋来处理，想要让人无法揣测他的所作所为从而知道畏惧，以此来掌握实情并震慑人心。唉，圣人所说的智者难道是这样的吗？他们大概是以自己的智谋为智，而不是我们圣人的智。智与仁、勇是天下三种通达的德行，缺一不可，而其根本在于真诚。以真诚运用智谋，就是所说的做本无事可做之事。唉，隋文帝使用奸诈诡计作为智谋，天命未定时就凭借它窃取了天位，天命已定时就凭借它灭亡了宗庙祭祀，后世的君主如果有任用私智的，应当以文帝为鉴啊。
文帝崇尚严酷急切而奸邪之人不止，制定了盗窃一钱就弃市处死的法律，听到或看到不告发的判处死刑，从此四人共同盗窃一块瓦片、三人共同偷窃一个瓜，立即执行死刑。有几个人劫持办事人员并对他们说：“我难道是求财的人吗，只是替被冤枉的人求情罢了。你替我上奏皇帝，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制定法律没有盗窃一钱就处死的，如果不替我上报，我再来就不顾性命了。”皇帝听说后，停止了盗窃一钱弃市处死的法律。
臣按：先王根据情理来制定法律，就像秤衡量轻重一样，少的不能算多，大的不能算小，物品有多少、大小，秤都以无心对待，随着其多少、大小来权衡。盗窃一钱的判处死刑，盗窃万钱的又怎么加重呢？这样制定法律，是教导天下做盗贼的人不做盗贼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做盗贼就做大的而不做小的，宁愿取多的而不取少的，这难道是所说的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吗？
唐武后自认为长期专断国事，而且内行不谨慎，想要大举诛杀来威慑众人，于是大开告密之门，提拔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让他审理诏狱，索元礼审讯一人必定让他牵连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之流效仿他，纷纷继起，私下蓄养数百无赖，专门以告密为事，想要陷害一人就让多处同时告发，事情状况完全一样。来俊臣与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数千字，教导他们的门徒网罗无辜，编织成谋反的罪状，构造布置都有条理。太后得到告密者就让索元礼等人审讯，竞相使用审讯囚犯的酷法，制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以及凤凰晒开、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等名称，有的倒悬用石头吊住头部，有的用醋灌鼻。每得到囚犯就先陈列刑具给他们看，都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胡寅说：“自古酷刑没有比武后时期更严重的，其技术和器具都不合人情，大概出自佛家所说的地狱之事。佛的本意是用恐怖来震慑愚人使他们相信，然而其说法从南北朝泛滥到唐代，没有用来审理狱案的，佛的话在经册中，知道的人少，到了阎立本绘制《地狱变相》形成绘画人们得以看见，残酷刻薄的官吏智巧因此滋长了。所以只有仁人的言论利益广博，佛本以善言来说治理鬼魂在幽暗间的罪过，没想到其弊端使人真的遭受这样的痛苦。唉，也太不仁了。”
臣按：先王制定刑罚本是为了制约百姓使他们不敢作恶，后世作恶的人却把刑罚作为作恶的工具，其残酷有如武后时期酷吏的所作所为，何不思考说我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人，人用这种方法加害我，我能忍受吗？天道好还，我害人来保全自己的富贵，人虽然奈何不了我，但天道如何呢？我虽然尊贵，他们虽然卑贱，同样是具有知识和感知的生物，我和他们都禀受天性和形体于天地间，天生我也如同生他们一样，不畏惧于人，难道不畏惧于天吗？
武后长寿元年，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同平章事狄仁杰等人谋反。在此之前，来俊臣奏请降下敕令，一问就承认谋反的得以减死，等到狄仁杰下狱，来俊臣用这个引诱他，狄仁杰就承认谋反属实，来俊臣于是稍微宽待他。狄仁杰让他的儿子上诉冤状，武后阅览后问来俊臣，回答说：“狄仁杰等人下狱，不曾剥夺他们的巾带，起居安适。如果没有事实，怎肯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
綝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綝视之，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綝奏之。乐思晦男数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武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武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
译周兴前往查看，来俊臣暂时借给狄仁杰等人头巾和腰带，让他们排列站在西边，让周兴观看，来俊臣伪造了狄仁杰等人谢恩死罪的奏表，让周兴上奏。乐思晦的儿子只有几岁，被没入司农寺，他上书告变，得以被召见，武则天询问情况，他回答说：“臣的父亲已经死了，臣的家已经破败了，只是可惜陛下的法律被来俊臣等人玩弄，陛下如果不信臣的话，可以挑选朝廷中忠诚清正、陛下向来信任的大臣，伪造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没有不承认谋反的。”武则天心里稍微醒悟，召见狄仁杰说：“你承认谋反是为什么呢？”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就已经死在拷打折磨之下了。”武则天说：“为什么写谢恩死罪的奏表？”狄仁杰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拿出奏表给他看，这才知道那是伪造的。
臣按：路温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刑具之轻者也，人之肌肤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后世人主观武后时来俊臣治狄仁杰谋反之狱，及详乐思晦幼男之言，与仁杰召见之对，则酷吏害人之情状、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见矣。
武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中间疑有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悦，曰：“烝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臣按：武后虽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尝无也，虽以一时酷吏逢其恶用淫刑以逞，彼虽昧于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卒亦未尝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无不坐诛，而当时宰臣顺成之者亦咎其陷己于淫刑焉。后世人主观仁杰之对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狱必须自引所犯者于前，躬自诘问而毋为所蔽，为刑官者毋逢君之恶，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诛戮之及、咎怨之归也。
武后时，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恶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贵者往往假是诬人以求爵赏，人主不之察而听之，其致人于死地辄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绝人之宗祀，其为仁政之累、和气之盭也大矣。遇有斯狱必须隔别而问，证佐既明，必须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为诘问，许其面辩，不付其狱于所执之人，必察其详于外廷之讯。如此，则奸状无不明，刑狱无不当矣。
玄宗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奭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煆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置为刑狱，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孙当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汉唐以来，乃有诏狱之名，及有起大狱者，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后世人臣有请于祖宗常狱之外别起狱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肃宗时，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贾至上疏曰：“《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能亦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下其事令百官议，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
译臣按：路温舒曾说，在鞭杖拷打之下，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呢？鞭杖是刑具中较轻的，人的肌肤尚且有所不能忍受的，何况使用非法的重刑呢？后世的人观察武则天时期，来俊臣审理狄仁杰谋反的案件，以及详细考察乐思晦幼子的言论，与狄仁杰被召见时的对答，那么酷吏害人的情状、罪人认罪的原因，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武则天对侍臣说：“近来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大多牵连援引朝臣，说他们谋反，中间怀疑有不实之处，我派亲近的大臣到监狱中审问，得到他们亲手写的供状，都自己承认服罪，我不再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那么以前死的人难道没有冤屈吗？”姚元崇回答说：“自从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大都是周兴等人罗织罪名自以为有功，陛下派亲近大臣审问，亲近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怎敢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有翻供，害怕遭受残酷的毒刑，不如快点死。幸赖上天开启圣明的内心，周兴等人被处死，臣用全家百口的性命为陛下担保，从今以后朝廷内外的臣子不再有谋反的人，如果稍微有实据，臣请求承担知情不报的罪责。”武则天很高兴，说：“当时的宰相都顺从促成这些事，陷我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的话，很符合我的心意。”赐给姚元崇钱一千缗。
臣按：武则天虽然是女性君主，但她本心中的天理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虽然因为一时酷吏迎合她的恶念，使用滥刑来逞欲，他们虽然在起初蒙昧，但事情久了天理就确定了，事情过去了善心就产生了，最终也不是不知道那是错误的，所以酷吏没有不被处死的，而当时顺从促成此事的宰臣也怪罪他们把自己陷于滥用刑罚之中。后世的人观察狄仁杰的对答以及姚元崇的这些话，凡是有大案，必须让被告亲自陈述所犯的罪行在面前，亲自审问而不被蒙蔽，担任刑官的人不要迎合君主的恶念，担任大臣的人一定要纠正君主的过失，不要使日后君主悔悟时诛戮波及、怨恨归咎于自己。
武则天时期，侍御史周矩上疏说：“苛刻的官吏以深刻为功劳，凭空捏造争强好胜，互相夸耀残酷，塞住耳朵套上头枷，折断肋骨签入指甲，悬吊头发熏烤耳朵，残害肢体，在监狱中糜烂，号称‘狱持’；或者连日节食，连夜缓问，昼夜摇撼，使不能睡眠，号称‘宿囚’。这些人如果不是木头石头，且为了救眼前的急，苟且求取延缓死期。臣私下听百姓议论，都说天下太平，何苦一定要谋反，难道被告的都是英雄，想谋求帝王之位吗？只是不能忍受拷打毒害而自诬罢了。希望陛下明察，周朝用仁德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希望陛下宽缓刑罚使用仁德，天下人非常幸运。”
臣按：君主所深深厌恶的是反叛，而小人想要追求富贵的人往往借这个诬陷别人以求取爵位赏赐，君主不察明而听信他们，导致别人死地往往达到十百人之多，使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断绝别人的宗族祭祀，它对仁政的拖累、对和气的违背太大了。遇到这样的案件必须隔离审问，证据佐证既然明白，必须得到他们谋反的器具，带到御前，亲自审问，允许他们当面辩驳，不把案件交给执掌刑狱的人，一定要在朝堂外详细审察。这样，奸邪的情状没有不明了的，刑罚案件没有不恰当的了。
玄宗天宝初年，李林甫做宰相，兴起大案来诬陷异己的人，宠信任用吉温、罗希奭做御史，两人都跟随李林甫的意愿，深浅煆炼成案，没有人能自己脱身的，当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设置刑狱，有一定的名称，有一定的处所，祖宗成法，子孙应当遵守它不敢增加是可以的。汉唐以来，却有诏狱的名称，以及兴起大案的人，这是在常规法度之外另外设立异名，用来把人罗织到死地，所以张扬奸臣的威风，失去天下人的心，都是由于这个。后世臣子有请求在祖宗常规刑狱之外另外兴起案件的，一定是奸邪的人，君主应当严厉斥责他。
肃宗时期，将军王去荣因私怨杀了本县县令，应当处死，皇上因为他善于使用火炮，免死，让他以平民身份在陕郡效力。贾至上疏说：“《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如果纵容王去荣，可以说是产生祸患的渐端了。议论的人说陕郡刚收复，不是那个人不能守卫，那么其他没有王去荣的地方，凭什么也能坚守呢？陛下如果因为炮石这一项技能就免除诛杀，现在各军中技艺超群的人实在很多，一定依仗他们的才能到处犯罪，皇上又怎么制止他们呢？如果只赦免王去荣而诛杀其余的人，那就是法令不统一而诱人触犯罪责。现在爱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必然要杀十个像王去荣那样有才能的人，不也是伤害更多吗？王去荣是逆乱的人，哪有在这里逆而在彼处顺，在富平乱而在陕郡治，对县令悖逆而对君主不悖逆的呢？”把这件事下达让百官议论，韦见素等人议论认为：“法律是天地的重大典章，帝王尚且不敢擅自杀人，而小人得以擅自杀人，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了君主。王去荣既然杀人不死，那么军中凡是有技能的人也自认为没有忧虑，到处暴横，做郡县长官的不也很困难吗？陛下是天下的君主，爱护没有亲疏，得到一个王去荣而失去万民，有什么好处呢？按律法，杀本县县令列在十恶之中，而陛下宽恕他，王法不行，人伦道义屈辱，臣等奉诏不知听从什么。国家以法律治理，军队……”
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乎？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译凭借法制取胜，如果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慈爱的母亲也不能驱使她的儿子。陛下优厚地供养战士，但每次作战却很少获利，这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法制吗？如今陕郡虽然重要，但也不如法制紧迫。有了法制，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攻克的，何况是陕郡呢？没有法制，陕郡也无法治理，得到它又有什么益处？而舍弃根本去追求末节，陕郡并不因此存亡，但王法的有无，却关系到国家家庭的轻重安危。这正是我们诚心恳切地希望陛下坚守贞观年间法制的原因。皇上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臣按：肃宗之于一王去荣杀县令而不正其罪，贾至既言之，韦见素等又言之，谆复明切如此，而肃宗竟不悟焉，其后卒至法令废弛，士卒桀骜，终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杀医官韩宗卲等二十余人，收捕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平章事刘瞻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卲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
臣按：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杀医者二十余人，而收捕亲族至三百余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独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爱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爱其父与子，人有贵贱而痛戚之情则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于误亦在所宥，况医所能生者不死者尔，数之尽者，医岂能延哉？刘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独不仁，盖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吴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绝人之世也。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疾与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且以祖宗近事较之，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伏望浚发德音，详为条，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圣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莫先于此。”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四刑惟残人之肌体，宫刑则绝人之种类，故虽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惨，大辟虽曰身首异处，然止于一身一时，而宫刑则上阏先传、下绝后继，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无古宫刑，亦无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为嗣之例，祖宗以来，凡人侍掖庭者多取军旅中不得已所系累之幼稚，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
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程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颐曰：“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
吕祖谦曰：“《师》以二为主，二将帅也，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比》以五为主，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比》所以次《师》者，言众虽听命于将帅，而心当亲辅于君也。”
《杂卦》曰：《比》乐《师》忧。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
译臣按：肃宗对于王去荣杀害县令却不惩治其罪，贾至已经进言，韦见素等人又进言，反复劝谏如此恳切明白，而肃宗竟然没有醒悟，后来终于导致法令废弛，士卒骄横，直到唐朝灭亡都未能振作，其根源未必不源于此。
懿宗的同昌公主去世，皇帝悲痛不已，杀死了医官韩宗邵等二十多人，逮捕了他们的亲属三百多人关押在京兆狱中，宰相刘瞻进言认为：“寿命长短，是人的定数。昨天公主患病，深深牵动圣上的慈爱，韩宗邵等人在诊疗时，只求疾病痊愈，施展各种医术，并非不尽心，但祸福难以改变，最终导致失误。推究他们的情状，也值得哀怜，却将老老少少三百多人戴上刑具关押，路上百姓叹息，怎么能让一位通达事理、知晓命运的君主，陷入肆意残暴、不明事理的诽谤呢。希望稍微回转圣上的思虑，宽恕释放被关押的人。”皇上看了奏疏很不高兴。
臣按：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己及人罢了。懿宗因为一个女儿的缘故杀死了二十多个医生，逮捕亲属多达三百多人，知道悲痛自己女儿的死亡，难道别人的死亡就不值得悲痛吗？那二十个人都有父母子女，我爱我的女儿，他们的父母子女也爱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人虽有贵贱之分，但悲痛的情感是一样的，我女儿的死亡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是出于失误也在所宽恕，况且医生所能救治的是本来不该死的人，寿命已尽的人，医生怎么能延长呢？刘瞻的话痛切而懿宗没有醒悟，不仅是不仁，也是不智。
宋至和年间，太常博士吴及进言：“古人废除肉刑，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如今宦官之家争相求取别人的儿子，灭绝人伦，希求爵位俸禄，孩童有什么罪，陷入刀锯之下因而夭折的很多。因病夭折，是太平盛世所羞耻的；有罪而受宫刑，是先王所不忍心的，何况既无疾病又无罪过呢？我听说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唐太宗规定不得超过百人，况且拿祖宗近事来比较，祖宗时宦官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臣愚以为胎卵受伤而凤凰不至，宦官众多而继嗣未育，恳请陛下发出德音，详细制定条例，禁止进献宦官的一切行为暂时停止，擅自阉割孩童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那么天心必定感应，圣上后裔必定繁衍，招致福祥、安定宗庙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其他四刑只是残害人的肌体，宫刑则断绝人的后代，所以即使是死刑的重大也不如宫刑的残酷，死刑虽然说是身首异处，但只限于一个人一时，而宫刑则是上断绝祖先传承、下断绝后代延续，不仅仅限于一个人一世。当今世上没有古代的宫刑，也没有宋朝宦官之家取别人儿子为后嗣的例子，祖宗以来，凡是侍奉后宫的人多是从军旅中不得已牵连的孩童中选取，免除他们的死罪而让他们生存，这是至仁的
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经·师卦》的象辞说：地中有水，象征师。君子以此包容民众、蓄养大众。
程颐说：“《师》卦，坤上坎下。从两个卦体来说，地中有水是众人聚集的象；从两个卦的含义来说，内险外顺，在险道中以顺行，是行军的义理；从爻来说，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是统率大众的象，《比》卦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而在上位，是君主的象，《师》卦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的主宰而在下位，是将帅的象。地中有水，水聚在地中是众人聚集的象，所以称为师。君子观察地中有水的象，以此包容保护民众、蓄养聚集大众。”
朱熹说：“师，是兵众。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代寓兵于农，将极险隐藏在大顺之中，将不可测藏于至静之中，水不超出地，兵不超出民，所以能够养育民众就可以得到大众了。”
臣按：先儒说古代兵农合一，平时是比闾族党的民众，服役时是卒伍军旅的大众，在无事之时包容蓄养他们，在有事之日使用他们，这大众就是这民众，包容他们则保护爱护而不伤害，蓄养他们则聚集相处而不离散，有包容他们的缘故所以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我发展，有蓄养他们的缘故所以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互保卫。国家拥有大众也就像土地拥有险阻一样，土地有险阻则人不敢逾越，国家有军队则人不敢侵犯，然而军队虽然是险阻但使用它又必须以顺，不顺就不行动。
《序卦》说：师是大众，大众必定有所亲附，所以接着是《比》卦。
程颐说：“人类必定相亲相辅然后才能安定，所以既有大众就必定有所亲附，《比》卦所以排在《师》卦之后。”
吕祖谦说：“《师》卦以二爻为主，二爻是将帅，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所听命的对象；《比》卦以五爻为主，以一个阳爻作为众多阴爻所亲辅的对象。《比》卦所以排在《师》卦之后，是说大众虽然听命于将帅，但内心应当亲辅君主。”
《杂卦》说：《比》乐《师》忧。苏轼说：“有亲附就快乐，动用大众就忧虑。”
余芑舒说：“在上位而得到大众所以快乐，居下位而承担大众所以忧虑。居中天下而立，安定四海民众，是《比》卦的快乐；鞠躬尽力，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