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九
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也。”
译派遣骑士前往北军，因马匹不适合士兵使用，以“缺乏军需物资”的罪名弹劾并连续贬低其官阶，由此可知左右京辅的兵卒都是轮班到北军服役，并且隶属于中尉管辖。
臣按：此所谓都尉乃京辅之都尉也，与主南军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汉之畿兵始为番上，至其后也番上变为长屯，长屯变而远征，而畿兵之制坏矣。唐之畿兵始为府卫，至其后也府卫变为长从，长从变为禁军，而畿兵之制坏矣。此汉、唐内兵三变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为近古，臣既略仿其制一、制二具于“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间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熙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颖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盖有待也。臣按，汉、唐、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皆去边地辽远，非若我朝都燕，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北最近而东次之、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请如汉、唐、宋故事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俾守国之北门；其东也以永平为辅，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其西也以易州为辅，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带关隘；其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量其轻重缓
译臣按：这里所说的都尉，是指京畿辅地的都尉，与统领南军的都尉不同。
唐初，开始设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将关中地区划分为十二道，每道都设置军府。贞观三年，改以道为军，每军设置将军、副将各一人，负责督管耕战，由车骑府统辖。贞观六年，废除十二军，将骠骑改称统军，车骑改称别将。过了一年多，恢复十二军，每军设置将军一人，军中有坊的，设置主一人，负责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将统军改称为折冲都尉，别将改称为果毅都尉，总称为折冲府。全国十道共设置府六百三十四，都有名号，其中关内道有二百六十一个，都隶属于各个卫。府分为三等，兵员一千二百人的为上府，一千人的为中府，八百人的为下府。每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兵以三百人为一团，团设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设正；十人为一火，火设长。每火配备六匹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镢、凿、碓、筐、斧、钳、锯各一件，甲床二张、镰刀二把；每队配备火钻一个、胸马绳一条、首羁足绊各三条；每人配备弓一张、箭三十支，胡禄、横刀、砺石、大毡、毡帽、毡装、行縢各一件，麦饭九斗、米二斗，都由士兵自备，连同他们的铠甲、兵器都收藏在仓库中。如果有征发行动，就根据士兵入伍时登记的情况发放装备，那些轮值宿卫的士兵只供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是百姓年满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兵役，其中能骑善射的为越骑，其余的为步兵。隶属于各卫的，左右卫都统领六十府，其他卫统领五十至四十府，其余的隶属于东宫六率。凡是征发府兵，都下达符契，州刺史与折冲都尉核对符契后才发兵，如果全府出兵，则折冲都尉以下官员都随行，如果不是全府出兵，则由果毅都尉随行，人数较少则由别将随行，应当供给马匹的，由官府给钱让他们购买。
林駉说：“汉朝的畿兵起初是轮值宿卫，后来轮值宿卫变为长期屯驻，长期屯驻又变为远征，于是畿兵的制度就败坏了。唐朝的畿兵起初是府兵卫制，后来府兵卫制变为长从宿卫，长从宿卫又变为禁军，于是畿兵的制度就败坏了。这就是汉、唐内兵三次变化的缘由。”
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兵制，只有唐朝的府兵制最接近古制，臣已经在“军伍之制”条下略仿其制列出了第一、第二项，这里又详细叙述其制度如此，以显示京畿屯兵没有比府兵更好的了。然而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制度，祖宗所实行的子孙不可以轻易更改，一定要不违背当代君王的制度，不违背百姓的情理，而且又不失古人的用意，这样议论的人就没有罪过，而实行的人就可以长久而没有弊端。仰望圣明的国家建立于燕地兵强马壮的地方，如果真不因为臣地位卑微、愚钝而抛弃臣的话，那么杜牧所说的天下的大命就正在于此了，况且唐朝实行府兵制到百年后才中途改变，而我们这样做是在百年之后才开始创立实行，而且平时军卫的屯守、有司的管领一切都像以前一样，而在其中减少徭役、征科，这是民心所愿意的。伏望圣明留神审察，为圣子神孙建立万年不拔基业的方法，未必不在此处。
宋徽宗熙宁四年，在京畿四面设置辅郡，以颍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令四辅屏护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以各以二万人为定额。
臣按：自古建立都城的人都在附近之地设立为辅郡，作为京师的屏障。汉朝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朝也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朝初年来不及建立，直到徽宗时也在京畿郡县设立四辅，每辅屯兵二万人为定额。我朝建国于江南，在凤阳屯驻重兵，凡是京师的军队都分散在江北、滁和等地进行屯田，虽然没有名为辅郡，但显然有藩屏的意思。太宗皇帝从北平入正大统，于是在此建都，起初还以行在为名，设立一行部来统领，后来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同旧制，凡是京卫的军队都分出一半来此，并征发江南富民来充实这里，而去掉了行在的名称，这样万万年不拔的基业就永远确定在这里了，然而京畿之间还没有辅郡，大概是有所等待。臣按，汉、唐、宋的辅郡都是依据郡治而设立，今天的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坚固，因为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都距离边地遥远，不像我朝都燕，则自然以都城为北边的屏障，北最近，东次之，西又次之，南最远。请求依照汉、唐、宋的旧例设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制而增加藩守的军队，使其守卫国家的北门；东边以永平为辅，以守卫松亭一带关隘及扼守辽东的要害；西边以易州为辅，或者真定，以守卫紫荆一带关隘；南边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的要冲；又从此向南，在徐州屯兵，以贯通两京的咽喉。每处屯驻重兵一二万，衡量其轻重缓
急以多寡其数，罢两直隶、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班军，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驭轻，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墙壁，然后堂室坚固，内呼而外应，若设关捩然，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尊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译迅速根据人数的多少来核定数目，裁撤两直隶、河南、山东前往京城操练备战的班军，让他们就近屯驻守卫，作为京师的屏障，遇到京城有事时再调发他们。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巩固外部以屏蔽内部，依靠重兵以驾驭轻兵，这就好比人的家宅必须有藩篱、墙壁，然后厅堂居室才能坚固，内部呼叫而外部响应，如同设置了机关枢纽一样，中间有所动作而四周的机关全部响应，这样贪图我们财物的盗贼就不敢轻易侵犯了。近年以来，征调两直隶、河南、山东的军队赴京上班操练备战，每半年轮换一次，正当新班军起程而旧班军尚未返回时，城池虽然设有守卫但队伍空缺的情况时有发生，幸好没有出事也就罢了，万一有不法之徒乘虚作乱，将靠什么来支撑局面呢？如果设立为辅助郡县，让他们就近屯驻守卫，那么军士就能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而人口日益繁衍，国家节省转运输送的劳苦而调发军队容易集结，边疆具备充足的防御器具而关隘有人守卫，这样，都城就会巩固，宗庙社稷就会尊贵安宁了。万一我的建议可以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对于国家大计不是没有补益的。
以上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湿卤也）、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汉以来之一县，千乘之国即秦汉以来之一郡。
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州牧之遗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汉兴踵秦，置材官于郡国。
易祓曰：“汉不特置材官而已，《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本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而谓其兵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余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余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兵虽以禁名，其实皆非禁旅也。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
译以上京辅的驻军
▲郡国的守备
周朝的制度，大国拥有三军，次国拥有两军，小国拥有一军。臣按：封建制度以前的诸侯国，就是秦汉以后的郡，名称和制度虽然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一个同（行政单位）方圆百里，总土地面积为一万井，除去山川、低湿盐碱地、城池、居民区、园林、街道占用的三千六百井，实际用于征收赋税的土地为六千四百井，配备战马四百匹、兵车一百辆，这是卿大夫采邑中最大的，称为百乘之家；一个封国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总土地面积为十万井，实际用于征收赋税的土地为六万四千井，配备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这是诸侯国中最大的，称为千乘之国。
臣按：周朝的制度，百乘之家相当于秦汉以后的一县，千乘之国相当于秦汉以后的一郡。
五个国家组成一个属，属设有长官；十个国家组成一个连，连设有统帅；三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卒，卒设有正官；二百一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州，州设有州牧。
臣按：周朝设置连帅、州牧，大概是为了让小国与大国相互维系，等级制度层层相承，从而聚合分散的力量并统辖不同的地区。汉、唐、宋各朝的郡国虽然都有军队，但分散而没有统一指挥，只有本朝在府州设置军队，在各县要害之地设立卫所，又在总汇之地设立都指挥使司来统辖它们，这大概是继承了周朝连帅、州牧的遗意。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在郡中设置材官。汉朝兴起后沿袭秦制，在郡国设置材官。
易祓说：“汉朝不仅仅设置材官而已，《汉官仪》记载：‘高祖命令天下选拔能够拉开强弓、勇猛有力的人，担任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兵，常在秋后讲习演练并考核，各有定额，平原地带使用车骑，山地险阻使用材官，水网地区使用楼船。’大概这三种兵种是各自根据当地的地形适宜来设置的。”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军队没有区别，郡设有都尉，辅助郡守掌管武职和甲兵，在王国中则内史相当于郡守，中尉、北都尉相当于都尉，侯国也有相秩氏，天子命令郡国的长官统领军队，必须有虎符才能发兵。
臣按：古人说侯国的军队既隶属于郡，而王国的军队也是天子所有，不能擅自使用，这都是为了防微杜渐以尊崇京师。我朝对亲藩都设置护卫，但只供给他们使令，不允许他们调遣，遇到国家有事也征调他们，这种防微杜渐以尊崇京师的意思与汉朝相同。
唐朝制度，高祖武德初年设置军府，将关中地区划分为十二道，由骠骑、车骑两将军统领。太宗贞观十年，改称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各府总称为折冲府。天下十道中，关中道设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设置府六十二，河东道设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设置府十四，山东道设置府十，陇右道设置府二十九，淮南道设置府六，江南道设置府二，剑南道设置府十，岭南道设置府三十，总共设置府五百六十四，都有名号。
臣按：这是唐朝府兵制度，不仅京畿地区有，天下十道凡是州郡没有不有的。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开始称为节度使，而其军队称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的军队最初起源于边防将领的屯防，唐天宝以后王室日益衰微，武夫战卒凭借战功从行伍中崛起都被任命为节度使，于是方镇在内地相望，大的连接十余州，小的兼辖三四州，方镇兴起而唐朝的威令不再施行了，假使唐朝的君臣始终保留高祖、太宗的府兵制度而不改变，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史臣说方镇的军队起初权重在外，土地、民赋不属于天子，等到他们强盛时，号令、征伐也不属于天子，再严重些，甚至没有一尺土地而不能庇护其妻子、宗族，以至于灭亡。唉，后世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千万不要轻易改变祖宗的法度而将兵权授予外人，以致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
宋朝制度，军队有禁军、厢军、乡军。建国初期，将勇猛者全部选拔送往京城补充禁卫军，其余留在本城的为厢军，是各州的镇兵，各自隶属于本州，专门用于服役，内部统属于侍卫司；乡军是从户籍中选拔，或由当地百姓应募，在当地团结训练，作为防守的军队。
臣按：宋朝州郡的军队，自元丰以后都升格同于禁军，军队虽然以禁军命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禁旅。
各州设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也如此。马步军各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设置都监监押来统领他们，每年按时简阅训练。下州及军监只有牢城兵，则军校职务随宜裁制。
陈傅良说：“自建隆三年起，用各郡本城兵供应各种劳役，或更戍他郡，不仅仅是为了役使闲散民户，而是为了使他们身体劳苦、远离妻子儿女，让他们习惯南北风土的不同，而不能在本营坐吃闲饭，大概是因为劳苦他们就容易驱使、分散他们就容易供养，这是太祖的神妙谋略。三司禁旅在州郡就粮，也不能常在京城坐吃闲饭。”
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偏天下，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译军队。自从各郡分别设置禁军，于是严厉颁布差役出征、侵占破坏的命令，并从厢军中选拔壮城兵（元丰年间从厢军中选拔壮城兵）进入作坊，各作坊设置指挥使，于是军中禁军没有领取粮饷的，禁军在城中防守依托，而厢军也升格为禁军，不再承担戍守服役了。供养士兵的费用遍布天下，敌人侵犯京城时却无能发射一箭，这是因为不遵守祖宗的旧制啊。”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浸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余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
译开宝八年，征发渭州平原、藩源两县的百姓修筑城墙和壕沟，于是将他们编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驻在戍守的寨堡中。能够自己置办马匹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如果逃避服役或死亡，就由亲属代替。
陈傅良说：“这就是所谓的义兵。太祖皇帝有志于建立民兵制度，咸平五年才开始设置营伍并升格为禁军，后来逐渐有了点差征发的法令。韩琦担任宰相时，刺字征发陕西义勇，司马光六次上疏争辩都不被听从。不久新法施行，于是罢免了强壮弓箭手而推行保甲法，天下因此动荡不安。总之，这都是因为将刺配充军作为制度，失去了祖宗的本意，而民兵制度也就无法恢复了。”
臣按：前代的州兵都没有固定的制度，有的依靠本地百姓自我防守，有的派遣禁军出外屯驻，有的从户籍中选拔，有的通过招募，有的因有警报而让百姓团结起来，都是根据土地的适宜、顺应民俗的便利，或增或减，或废或置，不仅没有固定的制度，也没有固定的数量。只有我朝自平定之初就设立卫所，用来护卫州县，一个卫必定有五个所，一个所必定有一千军，又分设藩镇和边关来统制，从而设立了都卫，后来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一百多年，比起汉、唐、宋的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然而太平日子久了，军备难免松弛，军伍难免缺额。旧例遇到缺额，卫所派遣旗军到原籍直接勾补，其流弊甚至导致勾补来的人反而少于遗漏的人，得不偿失。于是采纳建议者的计策，每年分派御史清理勾补，但也只是有名无实，对事情没有益处。近来有人建议要考核御史勾补的数量作为升降官员的依据，但这也只是害了平民，对军政没有益处。臣曾经考察历代的制度，都是在草创之初军伍数量少，而末世则有冗滥的过失，只有我朝是先多后少，为什么呢？前代的制度大都是因一时之事而随事设置，只有我朝圣祖斟酌古今，确立了一代的制度，让子孙百世遵守。当初制定军伍时，内地多是抽取丁壮垛集，边地多是有罪谪戍，岁月久了，奸弊日益滋生，有的改换姓名，有的变乱版籍，有的暗中分户，有的私自分居，彼此互相隐瞒，上下互相蒙蔽，于是导致簿册难以理清，追查没有踪迹。其中丁尽户绝的固然有，但正户还在却连累他人的也不能没有。为今之计，请求敕令兵部全面清理，凡是天下都司卫所都要造册，开列本卫或所原设的额数有多少、现在实际有多少、缺额有多少，不论存亡，详细开列，写明籍贯及充军的原因。仍行文户部下达天下布政司，以及府州县也要造册，开列各州县军户有多少、现在充当的有多少、查无姓名籍贯的有多少，彼此对照以看清实际数量。卫所现在吃粮的有多少、缺额不补的有多少，兵部分类奏闻，召集文武大臣集议，所缺的必须用什么方法然后才能得到足够的军伍以恢复国初的旧制，必须不违背民情而导致怨恨，不危害百姓而激起变故，讲明根究，反复多次，然后付诸施行。这样，那么众议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会徒劳无功。天下的事情好比器具一样，有新必有旧，而坏了的又为之制定新的，那么其用途就不会穷尽了。今天的军伍可以说是旧而坏了，如果现在不为它制定制度，我担心会日益严重，积累到一无所有，一旦有事而一定要使用它，在仓促之际，将会后悔莫及。国家大事没有比军事更大的，国家安危所系，国运长短所关，实在不可不加以重视。那些做庸臣的人不为长远考虑，他们的意图只想应付眼前，把责任留给后人，大概是因为官职不是世代所有的缘故。至于圣明的君主继承列圣的宏大基业以传给万世万代的圣子神孙，怎么能不为长远考虑呢？唐人有言，凡是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功，那淮蔡的土地不过一州罢了，固然不可没有决断，何况这伟大的基业、广阔的疆域、亿万年之久，所以使君主深深忧虑、效法天道创造之雄断的，又应当如何呢？臣不胜恳切之情。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说：“百姓之所以害怕被编入兵籍，不只是因为刀箭石块的艰难，而且是因为离开乡土，终身与亲人宗族永远隔绝。现在如果轮流休战戍守，终究是不离开本乡，希望边事逐渐安宁，就能卸下重担安居乐业。从前太宗征发两河的人作为乡兵，子孙中明智的人也哀悼他们失去产业，不如利用两河的强壮之人让他们捍卫边疆，强壮的入籍，衰老的出役，不穿官府的布帛、不吃官府的粮食，边疆不缺戍守，百姓不离开农业，何必一定要蓄养在营堡中然后成为官军呢？”又说：“强壮弓手各自在郡县，没有离开农业，如果朝廷采用汉代更戍的方法，依据唐代防秋的法规，入耕出战，轮流防戍，那么就是农人不停止耕作、兵备不缺乏，不依赖国库粮仓的积蓄，常能得到丁壮之人。现在既然编入正兵，安置在连营中，那么他们的衣食财用终身都要仰赖官府了。”
臣按：百姓不愿意当兵，确实像张方平所说的那样，而当今北方的人还有乐于当兵的，而南方的人被征补军伍就像被处死一样，然而今天天下卫所的军伍已经损失大半，如果一定要像
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儆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罪亦如之。
译建国之初强行征召百姓为兵，必然导致生变，如果沿袭旧制不停止，就会日益严重，恐怕失去的就不止是大半江山了。近年来，每逢紧急警备，征调民丁协助官军，守卫其家乡城邑，已有既定规制，百姓对此已习以为常，这也是一条良好的防御之法。今后太平无事之时，不必征调集结；倘若遇到荒年歉收或灾变，万不得已时才征调集结，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为“民”则百姓心中不疑，不许巧立名目，另外差遣服役或调往远方，稍觉无事就立即让他们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借此巧立名目征收赋税、差役占役不止的，按御史犯赃罪论处；上司及分巡官员未能察觉的，罪责相同。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下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臣谨载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条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隋，缓急恐不可用，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储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则人之身，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惫，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
译宋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上言：“有边疆百姓应募担任弓弩手的，请求赐予他们闲置的田地，免除他们的徭役，用警戒参伍的方式编为正规军队，这样官府就没有资粮和军械的费用。”皇帝下诏每人赐田一顷，出一名披甲士兵，拥有三顷田地的出一匹战马。
臣按：如今州县的军户多有壮丁死尽、户口断绝的情况，他们的住宅田产必定有人继承承受。除了生前立契明确卖出的之外，由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以及府州县官员逐一查究，将田产收归官府。如果有愿意代替服役的人，就把这军户绝户的田地赐给他；如果是边疆军队，就就近分配。又行文户部通令天下，凡是没收归官的田土在二十年以上的，不分是否有人承佃，全部清理出来，依照宋朝的先例赐给百姓作为军户，这也是扩充兵源的一个策略。
宋仁宗庆历二年，登记河北强壮民丁挑选为义勇，全部抄录民丁增广其数量，河东也挑选刺字如同河北的法令。后来议论的人认为义勇是河北的伏兵，按时讲习，不需要储备粮饷，符合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可惜他们被束缚在各郡，遗忘了大的用途，只作为城防的预备。如果让守臣分别统领，按时检阅训练，敌寇到来就像鸟群一样聚集赴援。朝廷下达这个议论，河北帅臣李昭亮等人议论说：“过去唐朝泽潞留后李抱真登记户丁男子，每三人选其一，农闲时分组角射，年终集体测试以示赏罚，三年后都善于射箭，全部下得到精兵二万，既然没有粮饷府库更加充实，于是修缮甲兵作为战具，于是雄视山东，当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这是近代的显著成效，而有的人认为民兵只能城守，难以备战阵，实在不是通论。暂且让所在地点集训练，两三年间武艺稍精，逐渐习练行阵，遇到警报能得到像李抱真那样的将领统御，制定阵队，明示赏罚，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
臣按：这是前代点集民兵的显著成效。
皇祐年间，京东安抚使富弼上言：“臣先前因为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的达到十余万人，臣既怜悯他们濒临死亡，又防备他们成为盗贼，于是招募其中强壮的人作为厢兵，后来挑选特别强壮的人得到九指挥，教习武技，已经类似禁军，现在只用厢军的俸禄粮饷而得到禁军的效用，可以让他们效死战斗而没有骄横难制的祸患，这是当世的大利。”皇帝下诏分别设置在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臣按：这是前代因饥荒招募百姓为兵的显著成效，臣谨慎地将这些事宜记载在“固邦本恤民之患”条目下。
宋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上言：“河朔无事，军政稍微松弛，将领骄横士兵懈怠，缓急之时恐怕不可用。目前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定没有警报紧急，然而居安思危，是有国家的常备，事情不预先讲习，难以应变。臣已经告诫本路将吏，申明严正赏罚，加意抚慰，擅自再次采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的法令约束，稍加增减，另立条目，想要请求朝廷立法，稍微赐予优待，明确设立赏罚，以示劝勉惩戒。”
陈傅良说：“约束弓箭社像庞籍、苏轼那样，那么人情不被扰乱而边备修治了，这是今日所应当讲习的。”
臣按：庞籍所奏的约束法令无可考证，在此之前知定州滕甫说“河北州县靠近山谷的地方，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大概是顺应他们的风俗而加以约束制定为法令。私下认为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太宗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那就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今日距离太祖时不止像治平距离建隆、开宝那样远，而我们的内外兵数不及国初的十分之三四。在宋朝的人只担心兵多以至于冗杂，而储蓄不足以供给，而我们今日只担心兵少以至于衰弱，警报紧急时没有可用的；在宋朝之所以兵多是因为兵无定制，可以日益增加而招募刺配的纷乱，像我们之所以兵少，是因为兵有定数不可以增加，而逃亡死绝的没有止息。况且如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如人的身体，中年以后血气逐渐衰弱，肢体困惫，病虽然未至于革除而其势则渐渐将至，这正是居安思危之日，思患预防之时。顺应事势、体察民情、随时制宜以绵延我们国家长久的福祚，端赖于今日。先儒有言，水未到而预先设防，水虽不到也没有害处，说水不足忧，而不设防，一旦水到则防无所及了。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理的莫过于此，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领，所以在“郡国之守”之下，既略述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此向明时告谕，其中或许有适宜于今日的，斟酌而使用，或许能有所补益。
胡安国对宋钦宗说：“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当平衡则安，偏重则危。过去东汉末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认为四方兵寇是因为刺史威权轻，应当改置州牧，等到刘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州、曹操取兖州，争相割据，从此不再有王室了。五大在边，古人所警戒，以身体使唤手臂在理上才适宜，想要请求在所设置的帅司，
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译选拔重臣，授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负责军事事务，每年年终考察其辖区，若有紧急军情，京城戒严，就由各帅指挥所属守将迅速救援，这样，既形成了拱卫王室的气势，又没有尾大不掉的隐患。
臣按：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以统属郡，以辅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论郡国之守
卷一二○
▲本兵之柄
《舜典》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详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详于政而略于化，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成周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故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帝舜命皋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蛮夷猾夏为言，是则后世兵官所掌之事也，岂不以兵乃刑罚之大者乎？班固作《汉书》，志刑罚而不志兵，乃杂兵于刑罚之中言之，所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来者尚矣。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工之陈，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固有以见于此也。由是观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国之侯）命掌六师。
蔡沈曰：“命掌六师，命为大司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盖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时已能收其兵权，故羲和之征犹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其兵权，如汉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之类。”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于刑官，未有专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师，然则兵司之设其在有夏之世欤。前代掌兵之官无定制，五代以来虽设枢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建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其后废中书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为五军，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二员，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与爵并入衔，其后止书其衔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旧制也。
《周官》曰：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吕祖谦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师，举政典以誓，则邦政掌于司马旧矣。国之大事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何也？天下无事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从出也，天下有事，举兵讨乱，邦之存亡安危系焉，其为政之大固不待论矣，此戎政所以独谓之政也。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
臣按：此条已载“正百官”下，然此复载之者，威武之道必本于兵，兵政之大者实掌于此官。窃惟唐虞之世设为九官，而独无所谓兵官者，盖是时风气初开，人心纯朴，虽有蛮夷猾夏、盗贼奸宄，特小小为害而已，然犹未至如后世之昌炽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讨随时命官，故三苗逆命则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尝特设官以掌兵政专征伐也。及得三苗，不过分比之，而其首恶亦止于窜逐之而已，非若后世犁庭扫穴而诛绝之也。夏之时始有掌六师、举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马居其一，为治之事无非政者，而独以统六师、平邦国为政典，则时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为政莫急于兵可见矣。噫，于此可以观世变矣，然在周
译臣按：安国请求选拔重臣，将外地的兵权交给他，让他统领各郡，以辅佐王室，这个策略确实很好。
宋孝宗时，陈俊卿担任宰相，上奏请求：“应当从有三名男丁的民户中抽取一人作为义民，授予他们弓弩，教他们作战阵法，在农闲时聚集起来训练他们，沿江各郡也采用这种方法，要使大部队驻扎在要害必争之地，等待敌人到来再决战，所有民兵各自守卫自己的城池，互相作为掎角之势，以壮大声势。”又说：“国家供养军队费用很高，招募士兵很难，只有这个策略可以守卫边疆、壮大军势，而那些乐于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人都以骚扰百姓为借口，天下的事情想要成就大业，怎么能没有小的骚扰呢？只要守卫的长官是得人心、体谅国家的人，自然不至于大骚扰了。”
臣按：既然有列屯坐食的军队，又征发民丁，那么百姓已经缴纳赋税来供养军队了，却又不能免除自身的劳役，说这不骚扰百姓是不可以的。这类议论，除非非常不得已，切不可采用。
以上论述郡国的防守
卷一二○
▲兵权
《舜典》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你担任士。
董琮说：“有人说帝王的时代详于教化而略于政令，王者的时代详于政令而略于教化，虞朝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成周时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所以这蛮夷扰乱华夏也用来任命皋陶。”
臣按：帝舜任命皋陶担任士，是刑官，却以蛮夷扰乱华夏来说，这是后世兵官所掌管的事情，难道不是因为兵是刑罚中最大的吗？班固写《汉书》，记载刑罚而不记载兵，于是把兵混杂在刑罚之中来说，所谓圣人依据天的秩序而制定五礼，依据天的讨伐而制定五刑，大刑使用甲兵、中刑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凿、薄刑使用鞭扑，大的在郊野陈列，小的在市集朝廷执行，这由来已久了。自从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之阵，唐虞之际至治的极点，还流放共工、放逐三苗、放逐三苗、诛杀鲧然后天下服从，夏有甘扈之誓，殷周用兵平定天下。天下平定后，收藏干戈，用文德教化，却还设立司马之官、设置六军之众，依据井田制制定军赋，本来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由此看来，有虞九官的任命，只说刑而没说兵，而兵在其中了。
《胤征》说：只有仲康（太康之弟）开始统治四海，胤侯（胤国之侯）命令掌管六师。
蔡沈说：“命令掌管六师，是任命为大司马。仲康刚即位，就任命胤侯掌管六师，第二年才有征讨羲和的命令。必定从开始来说，大概是史臣称赞仲康刚即位时就能收回兵权，所以征讨羲和还能由天子发出。”
林之奇说：“仲康即位之初，就能任命胤侯掌管六师以收回兵权，如同汉文帝从代邸进入即皇帝位，夜里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之类。”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于刑官，没有专门掌管兵政的人，到这时仲康才任命胤侯掌管六师，那么兵司的设置大概是在夏朝吧。前代掌管兵权的官没有定制，五代以来虽然设立枢密院，但都由文臣充任，只有我们圣祖开国之初首先建立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列，后来废除中书省分设六部，也分大都督府为五军，设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二员，那些用公、侯、伯担任府事的，官与爵并入衔，后来只写其衔说掌管某府事的某侯或伯，不是旧制了。
《周官》说：司马掌管邦政，统领六师，平定邦国。
吕祖谦说：“自从夏朝任命胤侯掌管六师，举行政典以誓师，那么邦政由司马掌管已经很久了。国家的大事何尝不是政，唯独戎政称为政，为什么呢？天下无事时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才开始有所施行，这本来就是政的出处，天下有事时，举兵讨乱，国家的存亡安危系于此，其为政之大本来不用讨论了，所以戎政唯独称为政。统领六师而称为平定邦国，那么王者用师的宗旨，只是想要平定邦国中不平的地方罢了。”
臣按：这条已记载在“正百官”下，然而这里再次记载，是因为威武之道必定本于兵，兵政的大者确实由这个官掌管。我私下认为唐虞之世设置九官，而唯独没有所谓兵官的，大概是那时风气初开，人心纯朴，虽然有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宄，只是小小的为害而已，然而还不至于像后世那样昌炽毒害，所以只任命刑官掌管，遇到征讨随时任命官员，所以三苗违抗命令就任命掌管邦土的司空，不曾特设官以掌管兵政专征伐。等到平定三苗，不过是分别安置他们，而其首恶也只放逐而已，不像后世犁庭扫穴而诛绝他们。夏朝时才开始有掌管六师、举行政典的官，周朝分六典而司马居其一，治理的事情无非是政，而唯独以统领六师、平定邦国为政典，那么当时所崇尚的在兵，而政之为政没有比兵更急迫的可见了。唉，在这里可以观察世变了，然而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