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三
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译上古时代，皋陶担任士官。士，是掌管刑狱的官员，他所主管的是刑狱事务，却首先将“蛮夷扰乱华夏”列为首要职责，况且蛮夷居住在边远荒僻之地，凭借险阻地势作为固守，不能用道理去开导，不能用言语去驯服，不运用军队武力是不行的，哪里是小小的刑法所能制约的呢？然而舜任命皋陶担任士官，却首先以此责成他，之后才提到强盗、窃贼和犯法作乱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君主治理国家，必定先去除那些阻碍我们治理的人，然后治理才能成功。那些阻碍我们治理的因素，大的在于蛮夷，小的在于强盗窃贼，必须让蛮夷和强盗窃贼不敢侵害我们善良百姓，那么内外安定，我们的政治教化施行起来就没有阻碍了。虽然如此，内部是外部的根本，内部没有祸端，然后外部祸患才不会产生。掌管刑狱的官员如果选得合适，那么禁令诘问有常规的刑罚，制服镇压有良善的法度，界限有确定的地方，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就暗中消除，在祸患刚刚萌发之时就遏制断绝，不必等到他们猖狂放肆之后才动用军队武力，这大概是圣人的深意吧。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
译《禹贡》记载：五百里为绥服，其中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振奋武备以捍卫。
蔡沈说：“之所以称为‘绥’，是因为逐渐远离王畿，取安抚安定之意，侯服之外四面又各有五百里。绥服内接王城千里，外接荒服千里，处于内外之间，所以内三百里推行文教，外二百里振奋武备，用文治内，用武治外，圣人用来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方法就是这样。这是将绥服五百里分为两个等级。”
臣按：《禹贡》五服的制度，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内部是甸服、侯服，外部是要服、荒服，而绥服居于其中，则处于华夏与夷狄之间。就这一服而言，其地域共五百里，内三百里推行文教，由此直到王城千里之内，是礼乐文物荟萃之地，所以在这里推行文教必然灿烂完备，衡量起来都相同；由此直到荒服千里之外，是关塞险阻阻隔之地，所以在这里振奋武备必然振作有为，修治而不松懈。
五百里为要服，其中三百里为夷，二百里为蔡。
蔡沈说：“要服，距离王畿已经很远，其文法比中原粗略，之所以称为‘要’，取简约之意，只是加以羁縻而已，绥服之外四面又各有五百里。蔡，即流放，将罪人流放到这里。这是将要服五百里分为两个等级。”
五百里为荒服，其中三百里为蛮，二百里为流。
蔡沈说：“荒服距离王畿更加遥远，对其经营治理比要服更为粗略，因为那里荒野，所以称为荒服，要服之外四面又各有五百里。流放罪人的地方，蔡与流都是安置罪人的地方，但罪行有轻重，所以地域有远近之别。这是将荒服五百里分为两个等级。”
臣按：前代儒者认为《禹贡》五服中，甸服、侯服、绥服属于中国，要服、荒服已是外国，圣人治理内详外略，从五服的名义就可以看出，治理中国则法度应当详细，以确保治理；治理外国则法度应当粗略，以不治为治。看五千里的范围，可见德化远播；看要服、荒服，可见法度不泛泛而施，圣人并不致力于扩张土地和穷兵黩武，就是这样。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往往不明轻重缓急的区别，既有对内详细而忽视外部的，也有专事外部而不顾内部的，还有内外都不在意的，都失之偏颇。虽然如此，这不仅是当世君主处理事务的偏颇，也是由其祖宗立法的失误造成的。回顾虞夏时代，设立五服制度，内二服用于治理内部，外二服用于治理外部，中间一服则兼治内外，既有治理内部的工具，又有防备外侮的措施，文教之外有兵卫，兵卫之外有流放，其法度一定而不可改变，其规制一定而可长久遵守，所以为子孙百姓考虑得很深远。
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
蔡沈说：“地域有远近，所以言辞有深浅。上面说五服的制度，这里说声威教化所及的范围，大概是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
臣按：中国的土地南北长，东西宽，所以《禹贡》说圣人声威教化所及，向东称为‘渐’，向西称为‘被’，都是指其地域而言，而对于南北只说‘暨’而不说其地域，可见圣人向明而治，自北向南日益开拓而深远，不可为之限定范围。向东延伸到海边，海之外地域就尽了；向西覆盖到流沙，流沙之外还有地域。‘渐’如水之浸润到底于海，‘被’则如天之无不覆盖，天所覆盖之处圣人的教化都可到达，在此振举而远方听闻称为‘声’，在此树立规范而远方效仿称为‘教’，其风声教化虽然说是无远弗届，但也只限于海边而已。虽然如此，其所以渐、被、暨以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只是使之听闻而向往、振作而感动罢了，未曾体察国情、规划田野、设置官员、分配职事而用内部治理的方法来治理他们。
《周礼》记载：职方氏辨别九服的邦国，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藩服。
郑樵说：“《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的制度不同，详细考证制度没有不相符合的。禹的五服各五百里，是从一面计算；职方九服各五百里，是从两面计算。”又说：“周的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就是禹的甸服缴纳总秸、祇粟米的地方，周的侯服就是禹的采服、男服之地，周的男服就是《禹贡》推行文教之地，周的采服就是《禹贡》振奋武备之地，周的卫服就是《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的要服就是《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的夷服就是《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的镇服就是《禹贡》二百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
译臣按：禹划分的九州中，周王畿之外，要服、荒服、蛮服、夷服远远处于侯服、甸服、采服、卫服之外，它对当世的制度规定是严厉的，它对后世的考虑是深远的。又考证贾公彦说，“蕃”的含义是因为它最在外围，像藩篱一样，所以称为“蕃”，后世通称外国为“蕃”，大概就源于此。
《春秋》记载：隐公二年，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会见。
臣按：汉朝时，南匈奴单于在五原塞表示归顺，汉朝赐姓给他，让他成为藩属臣子，后来刘渊、刘聪成为晋朝的大患；唐朝到中叶，任用安禄山镇守范阳，后来全部用蕃将替换汉将，河朔地区的祸乱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唉！《春秋》时代，各国诸侯仅仅在坛坫之间会盟，尚且如此谨慎细微，何况将外族引入我国疆域之内，混杂在编户齐民之中，甚至又把兵权交给他们，让他们担任将领职务，列入禁卫军而专擅边疆军权，这是多么缺乏深思熟虑啊！虽然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仁爱之中不能没有道义，诚信之中不能没有智慧，不能苟且顺从眼前的利益，必须为身后长远考虑，处理事情一定要尽到道义，安置他们一定要各得其所，这不仅是为了保全我方并安抚他们，也是让他们能够保全用来报答我方恩义的资本。大概他们因为穷困而归附我们，如果不接受他们，不符合道义，所以不能不接受；既然接受了，就应根据他们的风俗来制定制度，顺应他们的形势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保卫我们的边境是可以的。给予他们爵位但不满足他们的所有欲望，赏赐他们金帛但不顺从他们的所有要求，任用他们为副将但不把独断大权交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自我安分，而我们也无后患了。然而，这是对待新归附者的方法。如果是长期归附、历经几代人的，必须逐渐采取措施，根据事态来处理，不让他们聚居在一起，不让他们专擅职位，不让他们联合职权，不让他们统领同类，不让他们镇守边疆，不让他们治理国家，他们聚集的地方，一个郡不允许超过一百人，他们居住的市集，一个县不允许超过十人，他们担任的官职，一个衙门不允许超过两人，这样逐渐消解他们的势力，根据时机来处理，使他们心服，让他们不知不觉，久而久之自然就会暗中消解并逐渐同化了。
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臣按：《费誓》篇开头说“前往淮夷，徐戎同时兴起”，而孔颖达说这里的戎大概是帝王所羁縻、居住在九州之内的，所谓的淮夷、徐戎不像后世外化之外的戎夷，大概是徐淮之间靠近边境的地方，自古以来有一种不熟习礼义的人罢了。
庄公三十年，齐人讨伐山戎。杜预说：“山戎，是北狄。”
胡安国说：“‘齐人’指的是齐侯，这里称‘人’，是讥讽齐侯讨伐戎人。北戎侵害燕国，不朝贡，桓公国内没有借口，国外没有跟随的诸侯，跨越千里险阻为燕国开拓土地，可以说能够修明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要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频繁用兵远伐，如果不纠正王法，讥讽他的罪过，将会开启后世君主劳役中原百姓去侍奉外夷、舍弃近处政事而重视远方策略的先例，耗尽我国民力去争夺不长草木的不毛之地，其祸患不可胜数，所以特别贬低称他为‘人’，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的警戒。”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说：“凡是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劳，就向天子进献，天子借此警戒夷人，中原各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
胡安国说：“军中获胜称为‘捷’，‘献’是下级进奉上级的用语。齐国讨伐山戎，带着所得战利品亲自前来夸耀，史书称‘来献’，是抑制齐侯的意思。后世宰相不赏赐边功，以阻止边境生事的人，是得到了《春秋》抑制戎捷的用意。”
臣按：作为中原诸侯，能够成就武功，消除戎狄的祸患，并带着捷报来进献，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不奉天子命令而越境出疆以开启边境祸端，消除戎狄的功劳小，擅自用兵的罪过大，这种趋势不可助长，不能用功劳来掩盖罪过，《春秋》谨微的深意就在这里。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与狄人结盟。宣公三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天，周王军队在茅戎战败。
程颐说：“周王军队对诸侯不说‘败’，因为诸侯不可与王对抗；对茅戎不说‘战’，因为茅戎不能与王抗衡。”
陆淳说：“王者对于天下，覆盖它像天，包容它像地，如果有不敬的臣子，就告谕他、训诲他，如果还不来归顺，就增进自己的德行而问他的罪，所以说王者的军队只有征伐没有交战。现在周王军队与茅戎为敌，这是取败之道，不是戎人能打败王的，所以用‘自败’来表述，以此深深讥讽周王。”
臣按：程氏说周王军队对茅戎不说‘战’，是因为茅戎不能与王抗衡，然而不说是‘不可’而说是‘不能’，可见王者之所以尊严而被天下畏服，不仅仅在于军队，一定有制服胜过人的根本，而人自然有不能抵挡的。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不知道自我反省并自强呢？
九年，秦人、白狄讨伐晋国。
胡安国说：“晋国常与白狄一起讨伐秦国，秦国也与白狄一起讨伐晋国，这里称‘人’，是贬斥的用语。武王讨伐商朝，在牧野誓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都参与了，为了铲除天下的残贼，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来，即使是蛮夷戎狄，用道义驱使也是可以的，如果同恶相济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
译胡安国说：“吴人主持会盟，这是因为先前晋国记载了吴国的赏赐，吴国已经僭越称王了，这里称他为‘子’，是为了纠正名分。自鲁定公以来，晋国丧失了霸业，不再主持中原的盟会，夫差暴虐横行，势力倾覆了中原大国，自称周王室对自己是长辈，而黄池之会的书法如此记载，大概是因为存亡由天决定，得失由人造成，不可违背的是天理，如果以人力胜过天命，那么事情就有由我掌控的部分了，所以《春秋》作为拨乱反正的书籍，是不可以废弃的。”
于越攻入吴国。
胡安国说：“吴国自从柏举之战以来，欺凌中原各国，黄池之会竟然参与了中原盟会，可以说是强盛了，而《春秋》紧接着记载于越攻入吴国，这就是所谓的根据事实选用辞藻，垂示警戒给后世，从而显现出深切明显的意义。曾子说‘要警惕啊要警惕，从你那里发出的，又会回到你身上’，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事情往往会有报应，用武力战胜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用武力战胜他。吴国曾经打败越国，于是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思；等到打败楚国，又有了骄傲对待齐国的志向；既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又与晋国人争夺尊长地位，自认为没有人能抵挡他，而越国已经攻入他的国都了。吴国争夺远方的国家而越国灭掉了它，越国又不引以为鉴而楚国灭掉了它，楚国又不引以为鉴而秦国灭掉了它，秦国又不引以为鉴而汉国灭掉了它，老子和曾子的话难道是欺骗人的吗？”
《礼记》说：那些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地区的国家，即使强大也称作“子”。
陈澔说：“九州之外的国家不过是子、男爵位，朝见时接待的辞令只称他们为‘子’，即使有的国家因有功而增加土地达到侯、伯的数量，他们的爵位也不过是子，所以说即使强大也称作‘子’。比如楚国在春秋时期虽然是大国，但其爵位却称子。”
臣按：吴国的爵位本应是伯爵，《春秋》记载吴国不写“伯”而写“子”，大概是不以原本的爵位授予它。礼制所说的四方蛮夷即使强大都称“子”，考察《春秋》尤其可信。
从恒山到南河，相距千里而近；从南河到长江，相距千里而近；从长江到衡山，相距千里而远；从东河到东海，相距千里而远；从东河到西河，相距千里而近；从西河到流沙，相距千里而远。西边没有到达流沙，南边没有到达衡山，东边没有到达东海，北边没有到达恒山。
应镛说：“这里只提到东海，是因为东海在中国疆域之内，而西、南、北则在蛮夷边界之外。南边以长江和衡山为界限，百越地区没有完全开发。黄河举出东西南北，是因为河流环绕周遍，即使流沙的分界也与黄河相接。从秦朝以前，西北方向广阔而东南方向狭窄；秦朝以后，东南方向扩展而西北方向收缩。先王兴盛时，四方都有未完全到达的地方，不劳烦中原去侍奉外部。”
方悫说：“不足称为近，有余称为远。”
臣按：二帝三王兴盛时，他们所治理的地方四方相距也不很远，考察成周的旧疆域并对照后世的职方志就可以看出。洛阳作为王城，陆浑戎就紧邻其境，东边的莱、牟、介、莒都是夷地，淮南是群舒，秦是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一带是鲜虞、肥、鼓国，河东地区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都在荒服之外，当时中原拥有的宋、晋、齐、鲁、卫、郑等，总共不过当今几十个郡的土地罢了，周朝兴盛时尚且如此，那么夏、商以前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从秦朝以前西北广阔而东南狭窄，秦朝以后东南扩展而西北收缩，臣私下认为今天地势东南已经极尽于海，到了尽头，再也没有未尽之处，只有西、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到达海边，然而都被重重山岭、大漠绝域所限制，地气恶劣，人性又粗犷，不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有与无不足以影响中原的轻重，只有英明的君主将其视为瓦砾即可。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对齐侯说：“戎狄像豺狼一样，不可满足；中原各国亲近友好，不可抛弃。”
孔颖达说：“中原称为华夏，夏，是大，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美。”
僖公二十三年，起初，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到伊川，看见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百年，这里大概会成为戎狄之地吧？他们的礼仪先灭亡了。”秋天，秦国和晋国将陆浑戎迁到伊川。
吕祖谦说：“事物相互感召的速度快于风雨，地势平坦且人文明的是公刘治理豳地，以文明感召文明，不久就有了文武之兴；王地文明而人野蛮的是晋帝接纳款待，以野蛮感召野蛮，不久就有了耶律的俘虏。事物相互感召，没有不是以其同类进行的。居中天下而划分疆域的是伊洛，伊洛的百姓虽然居住在声名文物之地，心意所向已经在荒远绝漠之外了，所以以心感心，以气动气，怎能不发生陆浑的迁徙呢。唉，辛有可以说懂得事物变化的苗头了。”
臣按：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起于细微苗头的，在细微苗头之际，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所以识微的君子因细微而知显著、由近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说：“古时候天子守在四方蛮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部中原是其堂奥，外部疆域是其垣藩，垣藩之外就是外国了。所以天子布施德行政令，对内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
译以上为内外的界限（上）
卷一百四十四
▲内外的界限（下）
《论语》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朱熹说：“匡，是匡正的意思。尊崇周王室，抵御夷狄，都是为了匡正天下。”
臣按：孔子在其他章节中曾轻视管仲的器量，而在这里却推崇他的功绩，大概是从他的事功方面来说的。朱子认为汉高祖、唐太宗不能称为仁人，然而从战国到暴秦，祸乱到了极点，汉高祖出现而平定了天下；隋末残暴尤其严重，唐太宗出现而扫除祸乱以致达到贞观之治，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仁者的功绩吗？管仲的功绩也与此相同。
孟子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从而使百姓安宁。”
又说：“《诗经》（《鲁颂·泮宫》篇）说：‘打击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人敢抵挡我们。’没有父亲没有君主的人，就是周公所打击的对象。”
朱熹说：“查考现在这首诗是歌颂鲁僖公的，而孟子却说是周公，这也是断章取义。”
臣按：《泮宫》这首诗是鲁僖公时的颂歌，而孟子两次引用它都以周公来说，前面说“周公正要打击他们”，后面又说“这是周公所打击的”，朱子说他是断章取义，这固然没错。然而断章而取其义，泛泛而言是可以的，但孟子却明确地两次指向周公，大概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歌颂僖公的人因为僖公曾经率领战车千辆、步兵三万跟随齐国讨伐楚国，所以叙述其始封祖先兼并夷狄的功绩来赞美他。下文接着用使您昌盛富足长寿的祝词，所谓的“您”是对祖先说的话，假托为周公的话，等到品味那两个“是”字以及“没有人敢抵挡”的话，大概是表示已然必然的辞句，不是祝颂期望的意思，孟子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他或许另有依据吧？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送来骁勇骑兵帮助汉朝。颜师古说：“貉在东北方，是三韩之类。”臣按：这是中国向外国借兵的开端。
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挂一样，凡是天子，是天下的首领，是居上的，现在匈奴侮辱轻慢、侵扰掠夺，极其不敬，而汉朝每年送去金银丝织品来供奉他们，匈奴征令君主共同进贡，脚反而居上，头却居下，倒挂如此，没有人能解救，还说国家有人吗？”
胡寅说：“《易经》说‘首领高出万物，万国安宁’，贾谊所谓天子是天下的首领，他对此有所见吗，还是他的话偶然相似？如果首领不出乎万物之上，那就与万物平等，就无法相互统率，而争夺分裂的祸乱就会兴起，还希望什么安宁呢？更何况头反而居下，脚却居上，违背常理，形势如同倒挂，苟且偷安眼前而不忧虑后患呢？”
臣按：贾谊认为汉朝侍奉匈奴，是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挂没有人能解救，国家无人。在文帝时代，开国功臣名将固然还有存活的，而贾谊说无人，然而贾谊这样说，那么贾谊一定有解救倒挂的方法。贾谊又说私下估量匈奴的部众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被一个大县的部众所困扰，陛下为什么不试用我担任属国的官员来主管匈奴，实行我的计策请一定系住单于的脖子而控制他的命运，伏倒中行说而鞭打他的背，使匈奴的部众完全听从陛下的命令，现在不猎杀猛兽却猎杀田猪，不搏击反叛的寇贼却搏击野兔，玩弄细微的娱乐而不图谋大的祸患，这不是为了安定啊，恩德可以远施，威严可以远加，而仅仅在数百里外威严命令就不被信服，可以为之流泪。这番话，他用来解救天下倒挂的方法就在这里吗？虽然如此，贾谊年轻而没有经历过世事，前面流泪的话符合《易经》《春秋》的宗旨，他的道理万世不变，后面流泪的话认为实行他的计策就可以系住单于的脖子，使他的部众完全听从陛下的命令，不知道皇帝如果任用贾谊，他的计策实行后究竟会怎样？最后说恩德可以远施，威严可以远加，仅仅在数百里外威严命令就不被信服，难道也是想要施恩德而加威严吗？恩德与威严用来施予和施加的事物，一定有本末，实行一定有次第，可惜贾谊说得不够详细，如果文帝看了他的话而有疑问，贾谊一定会有所陈述，选择而任用他，怎么知道他没有什么小的补益呢？
班固说：“《春秋》以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的人逐水随畜，以射猎为生，隔着山谷，阻塞着沙漠，天地用来隔绝内外。所以圣王不与他们订立盟誓，不主动进攻讨伐，与他们订立盟誓就会耗费财物而被欺骗，进攻讨伐就会劳师动众而招来寇贼，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而食用，他们的百姓不能臣服而畜养，所以疏远他们而不亲近他们，所以政教不及他们，正朔不加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来就惩戒而抵御他们，他们去就防备而守卫，他们仰慕道义而进贡就用礼让接待他们，羁縻不绝，使理亏在他们，大概是圣王控制外国的一贯之道。”
臣按：班固说圣王对于外国不与他们订立盟誓，那么后世与之通和的就是不对的；不主动进攻讨伐，那么后世穷兵黩武出塞的就是不对的。然而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