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
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译仇敌不会主动发动攻击，与朋友结仇的人不会同处一国。
吕大钧说：“杀人者抵命，这是古今通行的刑罚。如果杀人合乎道义，那么杀人者就没有罪过，因此法令规定不要报仇，这是调人的职责；如果杀人不合道义，那么杀人者应当处死，应该向官府控告由官府处决他，这是士师的职责。这两种情况都不需要个人去复仇，然而关于复仇的记载却混杂地出现在经传中，考察其中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仇人势力强盛，拖延时间就无法将其抓获，所以遇到时就杀了他，来不及向官府控告。父亲是儿子的天，不能为父亲报仇，就无颜面对皇天了，报仇的决心是誓不与仇人共存于世，这就是所谓‘不共戴天’的原因。”
马希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惟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
译马希孟说：“先王以恩义来论断情理，以情理来契合道义，恩义越大的，情理就越深厚；情理越深厚的，道义就越隆重。因此，无论是父亲、兄弟还是朋友，他们成为仇敌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报答仇敌的方式却不同。有的不共戴天，誓死要杀死仇人，以与仇人同生为耻；有的不等待仇人反击，准备擒杀仇人，并为此做好防备；有的不与仇人同处一国，打算远离仇人，厌恶与他比邻而居。唉，圣人不能使世间没有仇敌，也不能使人们放下仇怨而不报复，只是根据情理和道义来衡量罢了。至于《公羊传》论述九世之仇，就失之于过分，所报复的对象与所承受的冤屈不相称了。汉代时，孝子见到仇人却不敢报复，就失之于过于严苛，使得孝悌之情无法伸张。”
游桂说：“圣人治理天下，对于暴乱之人用公法来制裁，如果仅用公法不足以制裁，就依据私义来制裁，因此暴乱之人无处逃避罪责，而百姓能安居乐业。所谓仇敌，都是王法诛杀所不及、公法有时失之的地方，圣人依据礼制来制定法则，说某类仇敌是儿子与父亲不共戴天的，某类仇敌是兄弟必须报复而不等待反击的，某类仇敌是朋友不同处一国的。这三种仇敌都以杀人为前提，人的子弟、朋友都可以报复并杀死仇人，不共戴天，那么世间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父母了；不等待反击，那么世间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兄弟了；不同处一国，那么世间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朋友了。自从秦朝以来，私仇都不允许报复，下层百姓私下互相残杀而死却无处申诉的，不知有多少。儿子为父报仇而将案件上报的，有关部门常常不知道如何处理。到了唐代，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的议论兴起，陈子昂主张为父报仇者应处死但表彰其乡里，柳宗元已经驳斥了他，虽然驳斥了但起初没有一定的定论，韩愈说：‘儿子为父母报仇，将案件上报尚书省，让百官集议后奏闻。’这个说法大致得当，但也不能阐明先王的制度，所以复仇之事如果要想遵循古制，那么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才行。三代时，皇极确立而公法施行，治理不只出于法律，私义得以参与其中，现在想依循古制允许人们复仇，那么对于官员来说，道义和法律都有不足之处；不允许复仇，则伤害了孝子顺弟、贤人义士的心。”
顾元常说：“太平盛世，纲纪井然，怎么会有私下报仇的事呢？然而事变万千，怎么能用同一标准来论断呢？比如父母出于道义忽然被强盗劫杀，做儿子的岂能容忍，如果在旁边必定奋力搏斗与之同死，不在旁边必定寻访探查杀死仇人而后已，这是人子极度的悲痛追思，几乎不想活，即使仇人在穷荒绝域，也必定要寻杀他以洗雪父母的冤屈，所以不共戴天。然而仇敌也不止一种，又要看轻重如何，比如父母因事被人陷害，做儿子的也应当平心自反，不能专门以报复为心；或者被人挟持王命而矫诏杀害，虽然是做儿子的极度仇恨，但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应当为之饮恨而不能以必定报复为心。凡此之类都应当随事斟酌，倘若不顾事情的曲直、形势的可否，各自挟持复仇的道义来互相构陷伤害，这就是刑罚之民大乱的道路。”
《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被依法诛杀，儿子复仇，是互相杀戮的道路，复仇不消除祸害。”（定公四年）
何休说：“不受诛，是罪不当诛。如果父亲被依法诛杀，儿子复仇，就会反过来讨伐他的儿子，一往一来叫做推刃，只取仇人自身，不得连累仇人的儿子，否则又将恐怕害了自己而杀死他。”韩愈说：“诛，是上级施加于下级的用词。”
臣按：《公羊传》因为论述伍子胥报仇而说这些话，大概是指列国争杀报复的事不是王法。君主诛杀臣民没有报复的道理，如果有官员假借法律以致人于死，就应当向君主申诉以正其罪，也不应当私下报复。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亲手杀了赵师韫，自己囚禁后到官府自首，武后想赦免他的死罪，右拾遗陈子昂上疏说：“先王设立礼制来引导人，明确刑罚来整顿政事。枕戈待旦仇敌，是人子的道义；诛杀罪人禁止混乱，是王政的纲纪。然而没有道义不能训导人，混乱纲纪不能明正法律，元庆报父仇，约束自身归罪，即使是古时的烈士也不能超过他。然而杀人者死，是统一的制度，法律不能有两样，元庆应当伏法；传文说父仇不共戴天，是劝人的教化，教化不能苟且，元庆应当赦免。我听说刑罚是用来制止混乱的，仁德是用来利益崇德的，现在报父仇不是混乱，行子道是仁德，仁德而没有利益，与同乱者一起诛杀，这叫能刑，不可以训导，然而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所以礼防不胜，先王用刑罚来制约。现在肯定元庆的节义就废除了刑罚，考察元庆之所以能感动天下，是因为他忘记生死而达到德行的境界，如果释放罪责以利他的生存，是夺他的德亏他的义，不是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的节义。我认为应当正定国家的典章，将他置于刑罚，然后表彰他的乡里墓地是可以的。请求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典章。”
柳宗元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混乱，刑罚的根本也在于防止混乱，表彰与诛杀不能同时施行，诛杀
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译表彰那些本该惩罚的人，这叫作泛滥；惩罚那些本该表彰的人，这叫作僭越。如果真把这种做法昭示天下，流传后世，那么追求道义的人将不知方向，躲避祸害的人将不知立足，这不能成为常法。大抵圣人的制度，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推本实情来端正褒贬，统一于一个标准罢了。
假如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公罪，而师韫的杀戮只是出于私怨，他逞弄官吏的威风，虐待无辜，州牧不知道这是罪过，刑官不知道过问，上下蒙蔽，呼号申诉无人听见。而元庆能把仇人戴天共日视为大耻，把枕戈待旦视为合乎礼制，处心积虑地去冲击囚禁之人（指师韫）的胸膛，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这是遵守礼制而践行道义。执法的人应当感到惭愧，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惩罚他呢？
假如元庆的父亲不能免于罪责，师韫的杀戮也不违背法律，那么他并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法律是可以仇恨的吗？仇恨天子的法律而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而凌驾于上级之上。逮捕并诛杀他，是用来端正国家法典的，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
译唐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的父亲被秦果杀害，梁悦杀死仇人后到县衙请求治罪。皇帝下诏说：“按照礼制，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按照法律，杀人者必须抵命。礼和法律是王道教化的根本，这两种说法不同，下达尚书省商议。”
韩愈说：“儿子为父亲报仇，在《春秋》《礼记》中有所记载，在《周官》及诸子史书中也屡见不鲜，没有谴责并治罪的。这在律法中本应详细规定，但律法中没有这一条款，并不是遗漏了条文。大概是因为：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训导；允许复仇，人们就会倚仗法律擅自杀人，无法禁止这种开端。虽然律法本源于圣人，但执行律法的是官吏，经书所阐明的，是用来约束官吏的。在经书中反复申明其义理，而在律法中深藏其条文，其用意是让执法官吏一律依法判决，而通晓经术的士人得以引用经书来议论。《周官》说：‘凡是杀人合乎道义的，命令不得报仇，报仇的处死。’义，就是适宜，明确杀人如果不合乎道义，儿子可以报仇，这是百姓之间的仇杀。《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处死，儿子报仇是可以的。’没有被依法处死，是指罪行不应当被处死。‘诛’是上级对下级使用的词，不是百姓之间的互相杀害。又《周官》说：‘凡是报仇的人，向狱官报告，杀人无罪。’意思是将要报仇，必须先向官府报告才无罪。现在陛下垂念典章制度，思考确立定制，爱惜官吏的职守，怜悯孝子的心，表示不独断专行，向群臣征求意见。臣愚以为，复仇的名义虽然相同，但事情各不相同。有的是百姓互相仇杀，如《周官》所称，可以在今天实行；有的是被官府处死，如《公羊传》所称，不可以到今天实行。又如《周官》所称将要报仇先向狱官报告则无罪，如果是孤苦幼小、体弱力衰的人，怀着微小的志向等待敌人的破绽，恐怕不能自己向官府报告，不能以此作为今天的定论。那么，杀与赦不能一概而论，应当确立制度说：‘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事发后详细陈述事情经过上报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后奏闻，斟酌适宜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经和律就不会失去其宗旨了。”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有人告发他的罪行，皇帝下诏让监察御史杨汪去查办，告发者又告发张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董元礼用军队包围杨汪胁迫他洗清张审素的罪行，不久官吏们一起杀了董元礼，杨汪得以脱身，于是判定张审素确实谋反，将他斩首，没收其家产。当时张审素的儿子张蛙、张琇都年幼，因连坐被流放到岭南，不久逃回，在京城亲手杀了杨汪，在斧上系上表文，陈述父亲冤屈的情况，被官吏抓获。中书令张九龄等都称赞他们孝烈，应当宽恕死罪，裴耀卿、李林甫等陈述不可，皇帝也认为如此，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情义，道义上不顾惜生命，但是杀人而赦免他，这种途径不能开启。”于是下敕令说：“国家设立法律旨在制止杀戮，各自伸张为儿子的志向，谁不是奉行孝道的人，辗转互相仇杀，哪有尽头。咎繇担任士师，法律必须执行，曾参杀人，也不可宽恕。应当交付河南府杖杀。”士人和百姓都怜悯他们。
胡寅说：“复仇是根据人的至深情感，来确立臣子的大义的。有仇不报，那么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所以说父亲的仇不与仇人共戴天，君主的仇视同父亲。张审素未曾谋反，被人诬告，杨汪受命前往查办，却以谋反上报，张审素因此被斩首，这是杨汪的罪过。张蛙与张琇愤恨父亲死得冤枉，亡命报仇，他们的过失在于没有向司法官诉讼，他们的志向也是值得同情的。张九龄想要宽恕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而裴耀卿、李林甫下敕令的话，多么悖理啊！设立法律的意图固然想要制止杀戮，但是儿子的志向不能伸张，这怎么能作为教化呢？况且说曾参杀人也不可宽恕，这是只看到杀人者死，而没有看到复仇的道义。杨汪无理杀害张审素，而张蛙、张琇杀杨汪，事情恰好相当，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司法官而擅自杀人来定罪，仍然怜悯他们的志向，那么免除死罪而流放是可以的。如果直接杀了他们，这是杨氏一人抵偿张氏三人的性命，不也太偏颇了吗？”
臣按：复仇的道义是百姓秉承的天性，天地自然的道理。事情虽然看似变化，但变化而不失去正道，这就是常道了。用五行的理论来推论，比如金生水，金被火克制，水必定报复它；水生木，水被土克制，木必定报复它；木、火、土三行都是如此。人禀受五行而有生命，有给予生命的一定有报答它的，人所受生的必定报答其所由生的，因此互相保护爱护、互相护卫，不敢互相残杀，不仅是畏惧公法也是畏惧私义，不仅是念及天理也是念及人情，这是人之所以与人相安无事、相忘于江湖而得以实现其生存快乐的原因。然而人世有无穷的变化，王法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天理有未确定的时候，或者互相杀害，杀害得不符合其罪行，泯灭得不留存其痕迹，紧急得不允许其迟缓。因此被杀的人如果是父亲，儿子说父亲是生我的人，而别人杀了他，这就是消灭我，我凭什么生存？必定杀他以报答我所受生；被杀的人如果是兄长或弟弟，兄长或弟弟说兄长或弟弟是我同生的人，而别人杀了他，这就是蔑视我，必定杀他以报答我同生，我不报答他，别人假使杀我而我兄长或弟弟不为报仇，我该怎么办；被杀的人如果是交好游从的朋友，交好游从的朋友说如果与我交好游从，他并非不知道，而杀了他，这就是藐
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诉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仇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译我若如此，必定杀死仇人来报答我所亲近的人；如果不报，别人就会杀我，而我却与仇人交好往来，这叫我如何自处呢？天下凡是有生命的人，都愿意为彼此而死，那么那些不得志的歹徒、不仁义的人就不敢产生杀人的念头，因为他们顾虑到被害者的子孙、兄弟、朋友和同伴，一定会向上禀告天子，向下禀告方伯，向官府申诉，在登闻鼓和石上鸣冤。然而王法虽然公正，刑官虽然明察，但如果没有人申诉控告，冤屈就无法上达，所以圣人制定礼法，规定凡是为人子、为人兄弟的，如果有父母兄弟的仇人，就必须向官府申诉；如果不幸没有子孙兄弟，那么即使不是血缘亲属的朋友，也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如果向官府申诉而官府不替他们报仇，或者因为势力偏远、力量薄弱，事情紧急而心情迫切，一时无法让官府知晓，于是奋起义愤而报仇，这也是公义所允许的。礼中所说的“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大概是说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朋友，心中常存这种念头，一定要为父亲报仇，一定要为兄弟报仇，一定要为朋友报仇；不然，我就不与杀我父亲的人同戴这天空，遇到杀我兄弟的人必定不放下兵器，与杀我朋友的人必定不共处一个国家，极言一定要杀死仇人来报仇，不仅仅如此而已。解释礼的人却专门认为这是私下报仇，这就狭隘了，礼其实是兼论公私的，不能通过公力报仇就必定通过私力报仇，这是断然必然的，这是先王制定礼的意图。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皇极建立而公道彰明，不是士师就没有擅自杀人的官吏，不是天命就没有枉死的人，不仅没有不能报仇的仇，而且也没有可以报仇的仇。然而先王以好生为德，常常担心有人不得善终，或者有人残害他们的生命，所以既依据天地相生的道理，制定刑罚的常规来辅助教化，又根据五行相克的道理，阐明报复的道义来垂示训诫，使人人知道杀害他人亲属朋友的人必定死，杀害自己亲属朋友的人必定报仇，从而都不敢互相残害以丧失生命，互相容忍以忘记死亡，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没有冤声、上天没有乖戾之气、世间没有祸乱发生的原因。自从秦汉以来，这种道义不再彰明，一切都用法律来治理天下，只知道上面有法律而不知道下面有道义，所谓复仇的道义世间不再讲求，直到唐代陈子昂、韩愈、柳宗元才因为恰好有报复父仇的人而各自发表见解，总之都是对的，但还没有说尽。谨按《周官》朝士篇规定：“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不是说为人子或弟亲手用刀刺向仇人，凡是陈述其不当死的缘故以及被杀的原因上报官府，都是想要报复仇仇。既然陈述了情由罪状而告知官府，而仇人或者隐蔽、或者逃亡、或者负隅顽抗，报仇的人能够肆意杀死他以报复亲人的仇，就没有罪。大概君主立法是为了保全百姓，无罪的人固然不允许别人枉杀，有罪的人也不容许别人擅杀，这是为了彰明天讨而安定百姓的生命。如果杀人的人别人也杀他以报仇，说我是报复我亲交之仇，不分道理的是非、事情的误谬，互相报复，没有止境，那又何必用国家法律呢？孟子说“做士师就可以杀人”，明白地表示不做士师就不可以杀人。朝廷应当明确制定法律，说：“凡是有父兄亲属被人杀害的，除了误杀、戏杀、过失杀之外，如果是故意以及不合情理致死的，亲属邻里立即为他保护其子孙及凡是应当报仇的人，赴官告诉；如果没有亲属，邻里朋友都允许，府县有阻碍就赴藩臬，藩臬有阻碍就赴朝廷，直接赴诉的不算越级诉讼。如果官府徇私畏势，拖延岁月，不拘捕那个人而为他伸理，报仇的人奋起义愤杀死仇人，所在地方立即上报，特别敕令理官审讯。如果被杀的人确实有冤状而有关部门不捉拿那个人、不审理案件，就追究经过的官府，以赃罪定罪除名，而报仇的人不连坐；如果有关部门正在拘捕而因为其他缘故导致拖延，就判处杀人者以擅杀有罪者的罪而不致死。如果不告官，不出当天就报仇杀人的，官府审讯，杀人得当罪的不定罪；如果超出当天，不告官而擅杀的，就判处其亲属、邻里以知情故纵的罪，而报仇的人所杀的仇果真是可杀的，就论以情有可矜，定罪而免死。如果官吏假借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法有常条，不允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如果屡次申诉不伸而杀人的，就上报，委任大臣审讯。如果被杀的人有冤而有关部门不为伸理，就免除报仇者的死罪而流放他，像胡氏处理张蛙那样，而重坐经过的官府之罪；如果被杀的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那就再根据事情权量轻重。”这样，就对于经义和律法都没有违背，人们知道仇必定会报而不敢互相杀害以保全生命，知道法律有禁令而不敢擅自杀人以触犯法律，那么天下就没有难处理的事，国家就没有难断定的案件，人世就没有不能报的仇，地下就没有枉死的鬼了。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哀母冢，有司释之，公哀手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诏令给、舍议，杨椿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绞，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哀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哀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
以上明复仇之义
卷一一一
▲简典狱之官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郑玄曰：“猾，乱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万世命官掌刑之始。盖帝世兵刑合而为一，所谓“蛮夷猾夏”，三代以后则属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贼奸宄而已，而后世群行攻劫之寇则亦以属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吕祖谦曰：“奸慝隐而难知，故谓之诘。推鞫穷诘而求其情也；暴乱显而易见，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谓之士师，在周谓之司寇，在汉谓之廷尉，唐宋以来刑部尚书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国名）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罚而以苏公敬狱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书以为后世司狱之式也。《左传》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狱，培植基本以长我王国，令于此取法而有谨焉，则能以轻重条列用其中罚而无过差之患矣。”
陈栎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
臣按：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所以为此者，固出于其君之心，而所以广君之虐于天下者则其臣为之也，观诸秦隋以来可见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举苏公敬狱为言，且欲以为式于天下后世，然不谓之治狱而谓之敬狱，而又欲后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虽则以告太史而实以之而告于王也，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陈》：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为生杀，惟当审其轻重之中也。”
陈经曰：“君之喜怒无常情，法之轻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从君可也，非从君，乃从理也；君言苟未是，则从理可也，从理乃所以从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
译宋高宗绍兴末年，盗贼发掘了王公哀母亲的坟墓，主管官员释放了盗贼，王公哀亲手杀死了盗贼。事情上报后，他的兄长王佐担任吏部员外郎，请求缴纳官职以赎王公哀的罪过。皇帝下诏让给事中、中书舍人商议，杨椿等人说：“发掘坟墓、打开棺材的人，按律应当绞刑。王公哀起初抓获盗贼，不敢擅自杀死而将其交给官府，案件判决后官吏却释放了他，让他大摇大摆地出入街巷，与平民并列，那么地下的耻辱沉痛郁结，终究无法伸张，作为人子尚且应当将自己比作常人。王公哀杀死掘墓人，按法律应当处死，他人无罪；请求纳官赎罪的申请，应当不允许；故意放纵导致失刑，是主管官员的罪过，应当按律惩处。”皇帝认为说得对，下诏王公哀降一级官职，依旧供职，绍兴府负责此事的官员都抵罪。
臣按：残害人的尸体与残害人的身体，虽然有生死之别，但孝子爱护亲人的心意却不因生死而不同。王公哀向官府控告发掘坟墓的盗贼，官府不替他审理反而杀了他，大概是因为所杀的是发掘坟墓应处死罪的盗贼，所报的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朝廷判主管官员的罪，这是对的，但降王公哀一级官职，难道是用来作为教训的吗？如果王公哀不向官府报告而擅自杀人，定罪是可以的，现在既然已经报告官府，而官府释放了盗贼，那么故意放纵导致失刑，罪责有所归属了。
以上阐明复仇的道理
卷一一一
▲简化典狱的官员
《舜典》说：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强盗杀人犯法作乱，你担任士师。”
郑玄说：“猾，扰乱的意思。成群结队抢劫叫寇，杀人叫贼，在外叫奸，在内叫宄。士，是司法官。”
臣按：这是万世任命官员掌管刑罚的开始。大概帝舜时代兵权和刑罚合而为一，所谓“蛮夷扰乱华夏”，三代以后则归属兵官，而刑官所掌管的就是寇贼奸宄罢了，而后世成群结队抢劫的强盗也归属兵官了。
《周官》说：司寇掌管国家的禁令，查究奸邪，惩罚暴乱。
吕祖谦说：“奸邪隐蔽而难以知晓，所以称为查究。推究审讯穷尽查问以求得实情；暴乱显而易见，直接惩罚就可以了。”
蔡沈说：“秋官卿主管寇贼法禁，查究奸邪，惩罚强暴作乱的人。掌管刑罚不叫刑罚而叫禁令，是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
臣按：司寇，是六卿之一，在虞廷称为士师，在周朝称为司寇，在汉朝称为廷尉，唐宋以来就是刑部尚书侍郎。
《立政》说：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恭敬地处理他所经手的案件，以延长我王国的寿命。这样就有谨慎，以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
蔡沈说：“这是周公因言谨慎刑罚而以苏公恭敬处理案件的事告知太史，让他一并记录作为后世掌管狱讼的法则。《左传》记载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周公告知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能够恭敬他所经手的案件，培植基本以延长我王国的寿命，让在此取法而有谨慎，就能以轻重条列使用中正的刑罚而没有过差的祸患了。”
陈栎说：“苏公作为司寇在于恭敬，后人效法苏公在于谨慎，能谨慎就能恭敬了，固然为后世的狱官考虑，尤其为后世的君主用人作为狱官考虑，能像苏公的就任用，否则就斥退。”
臣按：苏公只是一个狱官，恭敬他所经手的案件，说他能使天下没有冤狱就可以了，而周公却说他能延长我王国的寿命，并且让太史记录作为后世掌管狱讼的法则，那么治理天下难道没有其他方法而一定要以刑狱培植国家的基本吗？孟子说：“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仁的效果遍及天下不是一百年就能融洽的，不仁的效果一天实行就有一天的祸害、一年实行就有一年的祸害，大概不到一天就遍布全国了。所以这样做，固然出于君主的心，而所以扩大君主的暴虐于天下的则是他的臣子做的，从秦隋以来就可以看到了。人君不仁的政策固然不是一件事，但都借刑罚来实行，借刑罚来立威尤其是不仁政策中最大的。周公告知成王关于立政用人的事，最后举苏公恭敬处理案件的话，并且想要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然而不称为治理案件而称为恭敬案件，又想要后人取法而有谨慎。所谓恭敬、所谓谨慎，恭敬就是存于心不敢忽视，谨慎就是见于事不敢放肆，虽然是以告知太史而实际上是以此告知君王，让作为狱官的人能用恭敬谨慎来治理案件，而任用狱官的人又能选择恭敬谨慎的人来任用，那么凡是治理案件的都是仁政而不仁的事就不能实行了，所实行的无非是仁政就能重视民命了，能重视民命就足以延长国运了，民命长久乃是天命长久的原因。
《君陈》说：王说：“殷民在刑罚中，我说处刑，你不要处刑；我说宽恕，你不要宽恕，只取其中。”
蔡沈说：“说殷民在刑罚中的，不可顺从君主来决定生杀，只应当审察轻重的中正。”
陈经说：“君主的喜怒没有常情，法律的轻重有常理，不顺从君主而顺从理的中正可以。君主的话如果是，顺从君主可以，不是顺从君主，而是顺从理；君主的话如果未是，那么顺从理可以，顺从理就是顺从君主。”
臣按：成王以此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