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六
以为然。
司市以商（通物曰商）贾（卖物曰贾）阜（盛也）货而行布（布谓泉也），国凶荒（谓五谷不熟）札（谓疫病）丧（谓死丧）则市无征而作布。郑玄曰：“金铜无荒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
译认为是这样的。
司市通过商人（流通货物称为商）和贾人（出售货物称为贾）来使货物丰盛，并推行货币（布指钱币）。国家遭遇凶年饥荒（指五谷歉收）、瘟疫（指疫病）或丧乱（指死亡丧事）时，市场就免除赋税并增发货币。郑玄说：“金铜没有荒年，因此当物价昂贵时大量铸造钱币来救济百姓。”
叶时曰：“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流于泉、布于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贾阜货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使行也，岂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欤？又按周景王时，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厉，于是乎量赍币、权轻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丧市无征而作布’，岂非民之物贵乃铸钱以饶民欤？”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故于是时市无征税，所以来商贾，来商贾所以阜食货，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之铸金作钱焉。盖以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周官》此法，其亦汤、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
外府（主泉货藏在外者）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之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
叶时曰：“外府掌布，虽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实小用则给之，是以贾疏亦云‘外府所纳、泉布所积，既少有小用则给之，若大用则取于余府’。后世凡百所用一出于钱，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尔。”
臣按：《周礼》掌财之官非一职，而专掌钱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赍载之出入，泉府掌卖买之出入。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戾（戾，恶气也），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国语》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钱有文其制始此，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盖民之所患有轻重，上则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要之，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臣按：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犹有刀布之属。秦一天下之币为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耳，其他皆不用。
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曰：“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刺字也）。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臣按：后世弛私钱禁始此。夫天生物以养人，如茶盐之类，弛其禁可也，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是时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
贾山曰：“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臣按：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钱也。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
译叶时说：“查考太公制定九府圜法，流通于泉、布散于布，泉取其流通之意，布取其布散之意，司市说‘依靠商贾使货物丰富从而让布流通’，布是希望它流布通行，这难道不是太公制定这九府法而君民通用吗？又查考周景王时，单穆公说‘古时上天降下灾祸，于是衡量赈济的币值、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司市说‘遇到凶荒疫病死亡时，市场不征税而发行布’，这难道不是百姓物品昂贵时铸造钱币来使百姓富足吗？”
臣按：布就是泉，泉就是钱，钱用来权衡百物，而用来流通它的是商贾，所以商贾使货物丰富之后泉布才能流通，当遇到凶荒疫病死亡的时候，商贾全部聚集而食物货物丰富，也得以救济匮乏、复苏困顿，所以这时市场不征税，用来招引商贾，招引商贾用来使食物货物丰富，然而又担心他们没有贸易的工具，所以为他们铸造金属制作钱币。大概因为米谷有丰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金铜则没有丰歉，可以靠人力来制作，所以为他们铸造钱币，让他们换取食物来救济饥饿。《周官》的这个方法，大概也是商汤、大禹因水旱灾害铸造金币的遗留意旨吧。
外府（主管存放在外面的泉货）掌管邦国布（即泉）的收入和支出，用来供给百物并等待邦国的使用，凡是祭祀、接待宾客、丧葬礼仪、诸侯会盟、军事行动，供给这些财务用度的币，以及赏赐给臣下的财物用度（赍，指路途上的财物用度），凡是邦国的小额用度都从这里领取。
泉府（主管泉布的府库）掌管利用市场的征收布，收购市场上那些滞销且阻碍民用的货物。
叶时说：“外府掌管布，虽然说用来供给百物等待邦国使用，但实际上小额用度就供给它，所以贾公彦的疏也说道‘外府所收纳、泉布所积蓄的，既然少有小用度就供给它，如果大用度就从其他府库取用’。后世各种用度一概出自钱币，竟然不知道周人外府的布只是用来供给小额用度罢了。”
臣按：《周礼》中掌管财物的官员不止一个职位，而专门掌管钱布的只有外府、泉府两个官职，外府掌管赍载的出入，泉府掌管买卖的出入。大概天下百货都依靠钱币来流通，沉重的东西无法搬运，没有钱币就不能运送到远方；滞销的东西无法流通，没有钱币就不能普遍救济；大的东西无法分割，没有钱币就不能用于小额消费，这是因为货物沉重而钱币轻便、货物滞销而钱币无处不通的缘故。
周景王时担忧钱币轻贱，打算改铸大钱，单穆公说：“古时上天降下灾祸，于是衡量赈济的币值、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百姓担忧钱币轻贱就为他们制作重币来流通（币轻则物贵），于是有母币权制子币而流通，百姓都能得到便利。如果百姓不能承受重币，就多制作轻币来流通，也不废除重币，于是有子币权制母币而流通，大小都利于百姓。现在大王废除轻币而制作重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资财，能不匮乏吗？如果匮乏，大王的用度将会有所缺乏，缺乏就会向百姓厚取，百姓供给不上就会产生远走的念头（指离开他们的家乡），这是疏远百姓啊。”景王不听，最终铸成了大钱。钱文写着“宝货”（《国语》注作大泉五十），内外都有周郭（内圈叫好，外圈叫肉），用来鼓励农耕、赡养不足，百姓蒙受利益。
臣按：钱币上有文字的制度从此开始，单穆公这番话是后世论述钱货子母相权学说的来源。重的为母，轻的为子，重的行使贵价，轻的行使贱价，贵贱相互权衡而并行。大概百姓所担忧的有轻重，上面掌握操纵的权力，相互权衡而流通，总之，担忧轻贱就制作重币，担忧沉重虽然制作轻币但也不废除重币，因为子币可以废除而母币不可废除的缘故。
秦统一天下后，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地如同周钱，钱文写着“半两”，重量与文字相符，作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和宝藏，不作为货币。
臣按：虞、夏、商的货币，金分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到周代圜法，金只使用黄色的，然而还有刀布之类。秦统一天下的货币为两种，只使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罢了，其他都不使用。
汉文帝废除了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让百姓自由铸造。
贾谊说：“法律规定天下公众可以铸造铜锡为钱，敢掺杂铅铁或其他技巧的，其罪是黥刑（刺字）。然而铸钱的实情，不掺杂技巧就无法获得利润。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律有引发奸邪的，现在让平民掌握造币的权力，各自隐蔽地铸造，因而想要禁止他们获取厚利和微小的奸邪，虽然每天报告黥刑的罪犯，这种势头也不会停止。”
臣按：后世放松私铸钱币禁令从此开始。上天创造万物来养育人类，像茶盐之类，放松禁令是可以的，钱币是利权的所在，废除禁令那么百姓就能独占其利了，利是争夺的开端。这时吴王濞就在山上铸钱，财富比肩天子，后来最终反叛。
贾山说：“钱币，是没有用的器物却可以换取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让百姓来制造，这是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可以长久。”
臣按：钱币带来的利益，能使贫贱变得富贵，使贫穷变得富有，愚昧的百姓，谁不厌恶贫贱而贪图富贵呢？只是没有途径得到罢了，用来得到它的就是钱币。掌握钱币权力的在上面，下面没有途径得到它，所以甘愿安守
分耳，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译这不过是权柄罢了，如果放弃这种权柄而让下属得以掌控，那么凡是厌恶卑贱而想尊贵、厌恶贫穷而想富有的人都会趋之若鹜，这不仅会引发抢劫掠夺的开端，更是招致祸乱聚集的根源，古人将山海的利益不用于分封，确实是有其道理的。
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镕。
臣按：秦世八铢失之太重，汉初榆荚失之太轻，武帝罢三铢钱铸五铢钱，最得轻重之宜。
元帝时，贡禹请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为衣，米谷以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顾欲以之代钱，则布帛不免于寸裂，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匹、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币无用者也，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谷以代钱用者，官府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
桓帝时，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刘陶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夫欲民殷财阜，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徒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尔，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吴孙权始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臣按：后世铸大钱始此。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齐高帝时，奉朝请孔涘上书曰：“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之患在于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之弊在于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以盗铸而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所以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得货之宜也，以为开置钱府，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则府库以实、国用有储。”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鋋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几变矣，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蕡缳或为荇叶，又不知其几变矣，惟唐之开元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当三、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变，惟其质制如开元者则至今通
译汉武帝时期，有关部门说三铢钱太轻，轻钱容易让人做奸诈之事，于是又请求各郡国铸造五铢钱，在钱的边缘铸上轮廓，使其无法通过磨削来取铜熔化。
臣按：秦朝的八铢钱失之太重，汉初的榆荚钱失之太轻，汉武帝废除三铢钱而铸造五铢钱，最符合轻重适度的原则。
汉元帝时期，贡禹请求废除开采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职，不再将钱币作为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粮食，让百姓专心从事农桑，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币，布帛不能按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用来做衣服，米谷用来做食物，是人生急需的物品，一天都不能缺少。如果想要用它们代替钱币，那么布帛难免会被寸寸撕裂，米谷难免会被颗粒丢弃，织女积累丝线才能织成一丈一匹，农夫积累米粒才能装满升斗，这难道容易做到吗？况且谷帛是有用的物品，钱币是无用的物品，孔琳所说的圣王制定无用的货币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浪费的费用，又省去了运输的辛苦。现在如果分用谷帛作为货币，那么造成的损耗非常多且劳苦，在商贩手中毁坏，在切割使用中耗弃，由此看来，贡禹的这个策略决不可用，假如有的偏远地区用撕裂布帛、丢弃米谷来代替钱币使用，官府尚且应当禁止，何况把它定为法令呢？
汉桓帝时期，上书的人说人们因为货币轻、财物薄而贫困，应当改铸大钱。
刘陶说：“现在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不可以一天忍受饥饿，所以食物是最紧急的。议论的人不明白农业的根本，多谈论冶炼铸造的便利，想要百姓富裕财物充足，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劳累就足够了，只是想要铸造钱币统一货币来挽救弊端，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上栖息鸟儿，水和树木本是鱼鸟赖以生存的地方，使用不当必然导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说的“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不可以一天忍受饥饿”，这是至理名言。百姓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没有粮食，臣希望国家确定市场价格始终以米谷为根本，下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内让市场逐月向朝廷报告米价，在地方则邻里每天上报给县，县每月上报给府，府每季上报给藩镇，藩镇上报给户部，让上面的人知道钱粮的数量，用这个来检验百姓食物是否充足，作为调剂转移的方法，务必使钱币经常不至于多余、粮食经常不至于不足。价格经常平稳，那么百姓就没有受饥饿之苦的了，其余货物百姓可以有无相济的，不必计较。不仅如此，也可以借此来确定科差、制定赋税、计算工役。
吴国孙权开始铸造当千钱，既然太贵重，只有空名，民间对此感到患害。
臣按：后世铸造大钱从此开始。上天设立君主作为百姓的主宰，是让他掌管天下的利益，不是让他独占天下的利益。日中为市，让百姓交易以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物品不都有，所以有货币的制造。必须物品与货币两相相当而没有轻重悬殊的偏颇，然后才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当时的君主臣子只是因为用度不足的原因，设立谋取利益的计策，来欺骗天下的人、来收取天下的财物而独占利益给自己，这难道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吗？适宜它最终不可实行。
南齐高帝时期，奉朝请孔涘上书说：“铸造钱币的弊端在于轻重屡次更改，重钱的祸患在于难用，而难用却没有累赘；轻钱的弊端在于盗铸，而盗铸的祸患深重。人们之所以盗铸而严厉的法令不能禁止，是因为上面铸造钱币爱惜铜料吝惜人工，所以爱惜铜料吝惜人工的人认为钱币是无用的器物用来通交易，务必想要让它轻而数量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细考虑它的祸患。自从汉朝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四百多年，制度有废兴而不改变五铢的，是因为它的轻重符合货币的适宜，认为开设钱府，大规模熔铸，钱重五铢完全依照汉法，那么府库充实、国家用度有储备。”
臣按：上天设立君主以养育百姓，赋予他利权，让他通融以救济天下，不是专门为了一个人一家使用。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的是货币，金银之类细分则损耗，布帛之类片析则废弃，只有铸造铜作为钱，物品多则给予多，物品少则给予少，只有使用而都能得到。况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币是合天人以成其器，铜是天生之物，铜铸成钱则是人为的了。自古论钱法的人很多，只有南齐孔鋋所说的不惜铜、不爱工，这两句话是万世铸钱不可改变的良法。铜出于天我无所惜，工成于人我无所爱，那么钱币作为钱币，体质厚而内外适中，制作工整而轮廓周正，造一个钱费一个钱，本钱多而人工费，即使驱使他铸造他也不会做，何况冒着禁令犯法而盗铸呢？然而自从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道变化多少次了，只有汉朝的五铢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蕡缳或为荇叶，又不知道变化多少次了，只有唐朝的开元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当三、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然而都实行不久就立即改变，只有质制如开元的则至今通行
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伪滋，古钱之存于世者无几，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其文虽旧，其器则新，律非无明禁也，彼视之若无，作之者无忌，用之者无疑，销古以为今，废真而售赝，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为今之计，莫若拘盗铸之徒以为工，收新造之钱以为铜，本孔鋋此说别为一种新钱，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货，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请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访缉盗铸所在，亲临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罚，就于其私铸之所立场开炉，就用其徒以为工作，见丁著役，着籍定期，给廪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则铸作之工不征于民而得之矣。次敕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得数百万，发下户部，分散天下于阛阓市集所在，用绳联贯古钱百文，随处悬挂以为式样，使小民知如此样者是为旧钱，非此样者皆俾其具数赴官首告，官为收之，每伪钱十斤量赏以新钱六七斤，则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则鼓铸之铜不求之民而得之矣。虽然，贫民之家仅有千百之钱，恃此以为生计，一日无之则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动经岁月，彼安能待哉？请于未出令之先，预令内外帑藏拘刷无用之铜器、没入之伪钱，尽行送赴开炉去处，照样铸造，一年之后新钱既成，方行倒换之令，倒换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尽矣。夫然则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剂、今日之新规，行之既久，虽不能保其无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无害焉。所以为新制者当如何？曰每钱以十分为重，中间钱文必以古篆，或用年号、或别制佳名，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上书“皇”、下书“明”，轮郭之旁周回凿以花纹，每文计用铜十五分，剉磨之余去五而存十。新钱既成之后，又令天下输旧钱于官以易新者，将所得旧钱周以细纹如新钱制，其漫亦划以二字，或两旁或上下，然后散之，仍诏告天下非此二样钱不许用，而又申明废铜赴官中卖之律，鉟销为器者有禁，漏出外国者有刑，如此，则钱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兴作必约工计本，今耗铜而费工其多，如此国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之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
译实行吧。可惜世道衰落而巧诈虚伪滋生，古代钱币留存于世间的已经不多，凡是市场上流通使用的都是盗铸的伪币，虽然文字还是旧的，但器物却是新的。法律并非没有明确的禁令，但人们对此视若无睹，铸造者毫无顾忌，使用者毫不怀疑，熔化古钱来铸造今钱，废弃真钱而售卖假钱，到处都是这样，最终也无可奈何罢了。
如今的对策，不如拘捕盗铸钱币的人让他们充当工匠，收缴新铸造的钱币作为铜料，根据孔鋋的说法另外铸造一种新钱，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流通天下的货物，革除天下的积弊，造福天下的百姓。（请先命令有关部门派人分赴各地，查访缉捕盗铸钱币的地点，亲自到达那里，拘集相关人员，免除他们的罪罚，就在他们私铸的地方设立工场开炉，任用这些人作为工匠，登记在册定期服役，供给粮食让他们吃饭，设置官员来监督他们，这样，铸造钱币的工匠就不必向百姓征发而得到了。其次命令内库精选唐宋以来的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的，得到数百万枚，下发给户部，分散到天下集市所在的地方，用绳子串联起一百枚古钱，随处悬挂作为样式，让百姓知道像这样的是旧钱，不像这样的都让他们登记数量向官府自首举报，官府予以收购，每十斤伪钱赏赐六七斤新钱，这样百姓不损失利益，官府得到铜料，这样，铸造钱币的铜料就不必向百姓索取而得到了。虽然如此，贫民家中仅有千百枚钱币，依靠这些维持生计，一天没有就会失去依靠，官府改造钱币动辄经过岁月，他们怎么能等待呢？请在未发布命令之前，预先命令内外库藏收缴无用的铜器、没收的伪钱，全部送到开炉的地方，照样铸造，一年之后新钱铸成，才实行兑换的命令，兑换得多了，依次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就全部消除了。这样，天下所使用的都是前代的真钱、今日的新规，实行久了，虽然不能保证没有弊端，但也可以维持百年有利而无害。那么新的制度应当如何制定？回答说：每枚钱币以十分为重量，中间的钱文必须使用古篆，或者使用年号，或者另外制定美好的名称，其表面加上楷书二字作为标识，上面写“皇”、下面写“明”，外缘周围凿刻花纹，每枚钱币计算使用铜十五分，经过锉磨之后去掉五分保留十分。新钱铸成之后，又命令天下向官府缴纳旧钱来兑换新钱，将所得的旧钱四周刻上细纹如同新钱的制度，其表面也刻上二字，或者在两旁或者在上下，然后散发出去，仍然诏告天下除了这两种样式的钱币不允许使用，并且重申废铜必须到官府中出售的法律，熔化铜器有禁令，铜料流出国外有刑罚，这样，钱币制度流通而公私都便利了。有人说凡是兴办工程必须计算工本，现在耗费铜料和人工很多，这样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臣所以说上天设立君主来养育百姓，赋予他利权的支配，让他通融调剂来救济天下，并不是专门为了一个家族一个人使用的。）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轻重以铢，今之一两即古之二十四铢，计一钱则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则今一钱为古之七铢以上，凡造一钱用铜一钱，此开通元宝所以最得轻重大小之中也。此后之钱，如宋元太平、淳化之类皆仿此制，至今行之，后有作者皆当准此以为常法。
以上铜楮之币（上）
卷二七
▲铜楮之币（下）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秋，仿汉文不禁私铸，敕百僚详议可否，录事参军刘秩议曰：“《管子》谓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汉文帝放铸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亦不闻其大治，何也？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利以为人则上和于义而利在其中，利以为己则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圣人之制事无往而不以义，惟义是主，择其有利于人者而定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间为利之途辙孔多，钱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谓贫可使富、贱可使贵、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上焉者不至为刘濞以灭家，下焉者不至为邓通以亡身，则利权常在上，得其赢余以减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赈贫穷、惠鳏寡，使天下之人养生丧死皆无憾，是则人君操利之权资以行义，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易》曰“利者义之和”，岂不信然。所谓操之之权奈何？刘秩曰：“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是也。
宪宗元和中，敕禁私贮，见钱不许过五千贯。
臣按：昔人有言买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于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宪宗徒以钱重物轻之故，立畜钱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铸钱，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乃立监铸钱，凡民间铜器、佛像皆毁以铸钱。
世宗谓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乎？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臣按：世宗毁佛像以铸钱，毅然不惑，可谓刚明之主。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自后改元必更铸，以年号为文。
臣按：铸钱以年号为文始于刘宋孝建，宋自开宝每更一号必铸一钱，故每帝皆有数种钱，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号而铸十种钱。呜呼，铸铜以为钱，国固享其利矣，然铜炭于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于民，民得无受其害乎？矧供给官吏，监督匠役，镕液耗损、造作违式、辇运致远，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观之，则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圣祖未建极之前即创“大中通宝”，既登基之后又铸“洪武通宝”，暨太宗铸“永乐通宝”、宣宗铸“宣德通宝”，百年之间仅此四种钱，自时厥后未闻有所铸造，然未见民用之乏、国用之亏也。
宋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
胡寅曰：“铸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
译唐高祖武德四年，废除五铢钱，铸造开通元宝钱。每十枚钱重一两，计算一千枚重六斤四两，取得了重量和大小上的适中标准。
臣按：太公的圜法，凡是货币的重量以铢来计算，现在的一两即古代的二十四铢，计算一枚钱则重二铢半以下，古代秤比现在秤轻三分之一，那么现在一枚钱相当于古代的七铢以上，凡是铸造一枚钱用铜一枚，这就是开通元宝之所以最得轻重大小适中的原因。此后的钱币，如宋元时期的太平、淳化等类都仿效这个制度，至今还在实行，后来的制定者都应当以此为常法。
以上铜楮之币（上）
卷二七
▲铜楮之币（下）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秋，仿效汉文帝不禁私铸的做法，下诏让百官详细议论可行与否，录事参军刘秩议论说：“《管子》称刀布为下币，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应对人事而平定天下，如果舍弃它而任凭人们私铸，那么上面无法控制下面，下面无法侍奉上面。物品便宜则伤害农民，钱币便宜则伤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观察物品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品贵重则钱币轻贱，钱币轻贱是因为物品多，物品多就制定法令收购它使它减少，减少了就贵重，贵重了就制定法令散发它使它轻贱，轻重变化的根本必然由此而来，怎么能假手于人呢？”又说：“铸造钱币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铅铁则钱币劣质，不严厉禁止不足以惩戒，堵塞私铸的路径人们尚且冒着死亡触犯禁令，何况开启源头呢？这是设置陷阱而诱导人们进入啊。”
臣按：利益存在于天下本来不可禁止，也不可不禁，汉文帝放任私铸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铸者抵死、邻里连坐，也没听说大治，为什么呢？利益作为利益，处于义之下、害之上，以利人为目的则向上合乎义而利在其中，以自利为目的则向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所以圣人的制度没有不依循义的，只以义为主，选择有利于人的定为中制，使天下的人都蒙受利益而不遭受危害。天地间求利的途径很多，钱币是寄托利益的器具，古人所说的贫穷可使富裕、卑贱可使尊贵、死亡可使生存，具有神通的物品。上面的人如果以利于天下为心，必定严格掌控它使它不至于旁落，上面的人不至于像刘濞那样灭家，下面的人不至于像邓通那样亡身，那么利权常在上面，获得盈余来减免田租、节省力役，又由此来赈济贫穷、恩惠鳏寡，使天下的人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这就是君主掌握利权用来施行义，使天下的人不遭受危害而获得利益。《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难道不是这样吗。所谓掌握它的权柄怎么做呢？刘秩说：“物品便宜则伤害农民，钱币便宜则伤害商人，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观察物品的贵贱、钱币的轻重，物品贵重则钱币轻贱，钱币轻贱是因为物品多，物品多就制定法令收购它使它减少，减少了就贵重，贵重了就制定法令散发它使它轻贱，轻重变化的根本必然由此而来。”就是这样的。
唐宪宗元和中，下诏禁止私藏，现钱不许超过五千贯。
臣按：从前有人说买田的人志向在于吞并，所以必须由上面的人立法来限制其顷亩，蓄钱的人志向在于流通，起初不必由上面的人立法来教导其贸易。宪宗只因为钱重物轻的缘故，设立蓄钱的限额，不也太过分了吗！
五代后周世宗因为长久不铸钱，百姓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于是设立铸钱监，凡是民间铜器、佛像都毁坏用来铸钱。
世宗对侍臣说：“佛用善道教化人，如果立志于善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就是所说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的志向在于利于人，即使是头目也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也不是所吝惜的。”
臣按：世宗毁坏佛像来铸钱，毅然不迷惑，可以说是刚明之主。
宋初钱币文字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此后改元必定重新铸造，以年号为文字。
臣按：铸钱以年号为文字始于刘宋孝建年间，宋朝自从开宝年间每次更改一个年号必定铸造一种钱币，所以每个皇帝都有几种钱币，最多的是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九次改年号而铸造十种钱币。唉，铸造铜来作为钱币，国家固然享受其利益了，然而铜炭从哪里出产、工匠用什么人，不免取之于民，百姓难道不受其害吗？况且供给官吏，监督匠役，熔炼耗损、造作违式、运输致远，吏民因此得罪破家的有什么没有的，由此看来，这就是用古人利民的方法害民，百姓没见到利益而先遭受危害了。我圣祖在建立极权之前即创“大中通宝”，登基之后又铸“洪武通宝”，等到太宗铸“永乐通宝”、宣宗铸“宣德通宝”，百年之间只有这四种钱币，从那时以后没听说有所铸造，然而没见到民用缺乏、国用亏损。
宋朝自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废除铜禁，奸民每天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再讥察钱币的外流，国用日渐消耗。
胡寅说：“铸钱为器，其利十倍，钱币用来权衡百货、平抑高低，它的铸造不计费用、不谋求利息，现在销毁它，能不禁止吗？虽然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