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四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颐曰：“富者众之所归，惟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谦逊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奔驰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杨万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尔。舜征苗，不得已也。汉武征匈奴，岂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程颐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酺》之彖曰：酺，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酺，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
译臣按：《师》卦，万世以来论述用兵之道，都不超出此卦的范围。六爻之间，凡是军事上的应用，所谓出兵、驻军、将领带兵、统帅将领，以及奉天命讨伐有罪、凯旋班师赏赐，无所不有。前代儒者说，即使后世兵书繁多，也不如《师》卦六爻简略，而且所论述的是王者之师，与后世权谋之书相比，奇正变化相差甚远。治理天下的人，建立军队以树立武备，树立武备以保卫国家，保卫国家以安定百姓，怎么可以舍弃这个而去寻求别的途径呢？
《谦》卦：六五，不富有，但能以其邻，利于侵伐，没有不利。《象传》说：利于侵伐，是征讨不服从的人。
程颐说：“富有是众人所归附的，只有财富能够聚集人，六五以君位的尊贵而持谦顺的态度对待下属，众人所归附，所以不富有而能拥有其邻。邻，是亲近的意思。不富有而得到人们的亲近，作为君主而持谦顺，天下人都归心。然而君道不可以专门崇尚谦柔，必须威武相辅相成，然后才能怀柔服天下，所以利于进行侵伐。威德并著，然后尽到君道的适宜而没有不利。征讨不服从的人，是征讨那些文德、谦逊所不能使服的人，文德所不能使服而不用威武，怎么能使天下人奔走效力？这不是人君的中道，是谦的过当了。”
朱熹说：“以柔居尊位，在上而能谦，所以是不富有而能以其邻的象，大概跟随的人很多。还有未服从的，就利于征讨，而对于其他事情也没有不利。”
杨万里说：“征讨不服从的人，是因为不服从而征讨，是不得已。舜征讨三苗，是不得已。汉武帝征讨匈奴，难道是不得已吗？”
臣按：征，就是正。下面有不正，上面就纠正它；下面的人没有不正的事，而上面的人就兴师侵伐，那么上面的人已经不正了，怎么还能去纠正别人呢？在上面的人而且谦柔和顺，而下面的人却固执不服，桀骜不驯，他们的不正很严重了，上面的人专门崇尚文德而不奋起威武来纠正他们，就会流于姑息，失于宽纵，这是谦的过当，不是谦的好处，又怎么可以说是称量事物公平施予呢？
《豫》卦：利于建侯行师。
程颐说：“豫是顺而动，豫的意义所利于的是建侯行师。建立诸侯树立屏障，是为了共同安定天下，诸侯和顺那么万民悦服，军队的兴起，众心和悦那么顺从而有功，所以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又上面动而下面顺，诸侯跟随王师，众顺从命令的象，君主统领万邦聚集大众，没有和悦不能使他们服从。”
朱熹说：“豫，是和乐。人心和乐以应和上面的君主。”又说：“建侯行师，是顺动的大事。”
臣按：军队的兴起是为了百姓，兴师而民心不悦，那么所行的必定不是王者之师、仁义之举。所以人君举事既衡量自己，又询问众人，众心和悦然后顺从他们，如果有不悦必定中止，宁可失去权势给他人，也不失去人心给己众。
《夬》卦的《彖传》说：夬，宣扬于王庭，诚信地号令众人有危险；从私邑告谕，不利于从事军事；利于有所前往。
程颐说：“小人正盛的时候，君子之道未胜，怎么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他们，所以含晦等待时机，逐渐图谋消解之道。现在既然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应当在公朝显行，使人明知善恶，所以说‘宣扬于王庭’。君子之道虽然长盛，而不敢忘记戒备，所以至诚地号令众人，使知道尚有危险。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没有戒备就有不测的悔恨，是尚有危险，必有戒惧之心就没有祸患。圣人设戒的意思很深，然而君子治理小人因为他们的不善，必定以自己的善道胜他们，所以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敷布文德就是如此。从私邑告谕，是先自治。戎兵，是强武的事，不利于从事军事，是不宜崇尚壮武。”
朱熹说：“夬，是决。阳决阴，决的时候，必定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而也尚有危险，不可安肆，又应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那么利于有所前往，都是告诫的话。”
九二，警惕地号令，深夜有军事，不要忧虑。
程颐说：“内心怀有兢惕而外面严诫号令，即使深夜有军事，也可以不要忧虑了。”
臣按：前代儒者说“不利于从事军事”与“深夜有军事”相应，深夜有军事是说小人常伺机兴兵来侵犯君子，不利于从事军事是说君子不应当专尚威力来胜小人，大概君子感化小人本来自有其道，如果只以力量角斗，力量君子未必胜过小人而恰好败坏天下的大事，这是圣人深深告诫的原因。那么所谓君子胜小人的道是什么？回答说君子治理小人因为他们的不善，必定以自己的善道胜他们，用善来养育他们而横逆依然如故，那么就含晦等待时机，希望有机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
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译用来铲除祸害，同心协力以抵御共同的愤恨，谨慎小心地常怀危惧之心，不因对方衰弱就安逸放纵；战战兢兢地更加竭尽自我治理的方法，不依仗自己强大就逞强施威。内心怀着警惕，外表严守戒备，即使有突然在深夜发生的战事，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这样之后，才以严整的阵势、端正的旗帜，率领无敌的军队去讨伐有罪之人，那么哪里去不能成功呢？如果放纵那一时决断的勇气，只求在心中获得极大的痛快，那么不仅不能铲除祸害，反而会导致更大的祸害。圣人在《易经》的卦辞中如此反复叮咛、深切告诫，他为君子谋划可谓周到极了，拥有天下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边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伏惟圣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断断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几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德，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
译《萃》卦的象辞说：沼泽在地上，象征萃聚。君子因此整修兵器，戒备意外之事。
程颐说：“沼泽在地上是萃聚的卦象，君子观察萃聚之象来整修兵器，用来戒备意外之事。大凡事物萃聚，就会有意外之事，所以众人聚集就有争斗，物品聚集就有争夺，大抵既已聚集就多有变故了，所以观察萃聚之象而戒备。除，是说简练整治，去除弊病邪恶。整治后聚集起来，是用来戒备意外之事的。”
朱熹说：“除，是说修治并聚集的意思。”又说：“大凡物品聚集、众人兴盛的地方必定有争斗，所以应当预先防备，像人少的地方必定没有争斗，一旦人多起来自然就有争斗，所以应当预先防备。”
丘富国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用兵器会引发战乱，去掉兵器也会引发战乱。君子在萃聚的时代整修兵器，并非崇尚武力，只是用来戒备意外之事罢了，像秦人销毁兵器、唐末讨论裁军就不叫整修兵器。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极度的富庶，以至于穷兵黩武去征伐四方夷狄，这又哪里是戒备意外之事的含义呢？”
臣按：百姓生活在世上就像沼泽在地中，沼泽滋润大地而不使干燥，大地容纳沼泽而不使溢出，相互包容而不觉得过多。沼泽一旦出现在地上，就会日积月累，它的涌出没有穷尽，它的流淌没有归宿，那么必定有奔放溃决的危险了。拿百姓来比喻，在国家初建、人口稀少的时候，有土地足以容纳他们居住，有田地足以供给他们食物，因此彼此相安无事，上下都富足，安于乡土而不轻易迁徙，爱惜自身而保全同类，逐渐达到太平盛世之后，人口日益繁多，种类日益增多，土地狭小而田地不足以耕种，衣食供给不足，于是起来相互争斗掠夺而发生意外之事了。因此圣王根据时代制定制度，既提供充足的食物以顺应他们的生存，又提供充足的兵力以防备变故。所谓充足兵力不仅仅指兵器，却只提兵器，大概是因为兵和农都出自百姓，农之所以区别于兵，是因为所持的器具不同，拿着耒耜耜钱镈的称为农，手持戈矛身穿甲胄的称为兵，其实都是百姓，提到器具那么人就在其中了。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是由于上面的人习惯于治安而不知道戒备。事情久了必定产生弊病，去除旧的而更新它，那么积弊就焕然一新；人聚集了必定会分散，收敛分散的而聚集他们，那么涣散的人就有约束，这样那么可担忧的事情都不足担忧了。私下认为我们圣祖继承元朝政治废弛之后，民俗凋敝之余，大力振作威武以建立国家，在内京城附近、在外边疆地区，设立卫所，每卫五个所，每所一千军队，交错驻扎在郡县之中作为百姓的保卫，大概不等到百姓萃聚之后才戒备意外之事，圣祖思患预防的心意深远啊。现在太平已有一百多年，人口的繁盛比国家初建时增加了几十倍，而兵力的数量反而不及十分之二三，这难道是《大易》根据《萃》卦之象来整修兵器、戒备意外之事的含义吗？伏望圣明留心军事，明确命令有关部门，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以及现有数目上报，下达给执政大臣，让他们详细探究军伍前后多少的原因，一定要恢复祖宗旧制，其道由何而来，或者另有其他策略，详细陈述，然后集合商议，去除旧的而更新它，收敛分散的而聚集他们，坚决认为必定对国家有益、必定对百姓无损然后才实行，大概符合《大易》《萃》卦之象，作为国家治理保全邦国千万年长久之计，宗庙社稷和百姓不胜庆幸。
圣人因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吉凶与百姓共同忧患，以神妙预知未来，以智慧收藏过去，谁能与此相比呢？古代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戮的人啊。
朱熹说：“圣人的德行，没有一丝尘俗的牵累，无事时他的心寂静不动，别人无法窥探，有事时神妙的智慧发挥作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是得其理而不借助杀戮之物的意思。”又说：“武虽然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有这种神武而不杀戮的心。”
臣按：神武不杀四个字虽然是圣人用来赞颂《易》卦的作用，然而武而称为神，神武而称为不杀，神武而不杀这一句话，确实是圣人文化的奥妙、运用武德的极致。仁包含阴阳生杀的精妙机制，仁义生成的教化，当事物尚未到来时，运用其神妙的机制而在细微、征兆之前进行测度，当事物已经过去时，收敛其明照的作用而包容于幽微阴密之地，因此用来确立武德就变化莫测，运用没有定法，仁厚而不伤害，广大而没有间隙，这就是帝尧广运的武德、成汤上天赐予的勇武。伏望圣人在上，体悟《大易》神智的德行，存有神武不杀的心，百姓有患难，不得已而使用武力，本着仁心而运用神智，凭借道义以施行德威，以不杀来实现杀的效果，那么圣武就昭示于天下，那么所谓的武德不仅与文德并称，而且与圣德神德的妙用，巍巍荡荡，与帝尧的德行同样广运了。
《虞书》记载：益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说：“广是大而无外，运是运行不息。大而能运就变化莫测，所以从威严可畏的角度来说称为武，从英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
译臣按：益赞颂尧的德行，不只说“德”，而且说“帝德”；说“广运”，不只说“广运”，接着又说“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用“乃”字，是为了表明帝德之所以能够广运，是因为具备这四种特质，而他之所以能显现为圣、神、文、武，是因为顺应时势而发挥出来的。以神圣为本，而表现为文武，这就是圣人的“文”之所以成为文思而光辉照耀四方，而他的“武”之所以成为神武而不滥杀的原因吧。
《尚书·商书·伊尹》说：“只有我们商王，广泛彰显圣武，用宽厚代替暴虐，亿万百姓都信服归附。”
蔡沈说：“圣武就像《易经》所说的神武而不滥杀，成汤的德威广泛彰显于天下，用我们的宽厚代替夏桀的暴虐，所以天下的百姓信服并归附他。”
臣按：前代儒者说，不只说“武”而称为“圣武”，是为了表明这种武力出于德义之勇，所以能够除暴救民以安定天下，这是圣武的实质。至于天下的百姓没有不信服归附的，这是圣武的功效。
《诗经·商颂·长发》第七章说：“武王树立旗帜，恭敬地手持斧钺。如火势猛烈，没有人敢阻挡我。韦、顾、昆吾三个叛国，不能得逞，天下截然归顺。韦、顾已经被讨伐，昆吾和夏桀也被消灭。”
朱熹说：“武王，就是成汤。虔，是恭敬。意思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说成汤既受天命，树立旗帜、手持斧钺去征讨不义，夏桀与三个叛国都不能实现他们的恶念，而天下截然归顺商朝。先讨伐韦国，再讨伐顾国，再讨伐昆吾，最后讨伐夏桀，当时用兵的次序就是这样。”
臣按：前代儒者说，树立旗帜、手持斧钺，不敢不恭敬，这就是所谓临事而畏惧谨慎。成汤凭借上天赐予的勇智资质，以至仁讨伐至不仁，尚且如此恭敬谨慎，何况没有成汤的德行和才能，所面对的又不是韦、顾、昆吾那样的敌人，却可以恣意妄为而不畏惧呢？
《诗经·殷武》第一章说：“奋发那殷商的武力，奋起讨伐荆楚。深入其险阻之地，聚集荆楚的军队。使其截然归顺，这是成汤子孙的功业。”
朱熹说：“《殷武》，是歌颂殷王武力的诗。汤孙，指高宗。旧说认为这是祭祀高宗的乐歌，大概自从盘庚去世后殷道衰微，楚人背叛，高宗奋发用武去讨伐楚国，深入其险阻之地以招致其民众，完全平定其土地使其截然齐一，这都是高宗的功劳。《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
李雩说：“楚国是夷狄的国家，世道混乱时就先背叛，世道太平时就后归服，商朝中期衰微时，楚国常常成为祸患，高宗因此讨伐它。”
朱善说：“自古中兴的君主没有不以武德取胜的，大概因为继衰乱之后，内部法度已经松弛、纪纲已经败坏，外部诸侯已经背叛、四夷已经兴起，如果不是用武德来战胜，怎么能举起已经坠落的王纲、聚合已经离散的人心、拨乱反正呢？像殷朝的高宗就是这样，确实无愧于作为成汤的子孙了。”
臣按：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这是极其艰难的事情，然而诗人颂扬高宗不只说“武”而说“殷武”，又认为是成汤的功业，是为了表明高宗之所以用武力远伐暴乱，不过是继承先世的余烈，以孙子的身分完成祖辈的功业罢了，那么后人所成就的功业，哪一项不是前人的遗绪呢？
《诗经·皇矣》，是赞美周朝的诗。其第五章说：“上帝对文王说（这是假托天命文王的言辞），不要那样攀援依赖，不要那样贪慕爱恋，要率先登上大道的极致。密须氏不恭敬，敢于抗拒大国，侵犯阮国前往共地。文王大怒，于是整顿军队，去遏制前往共地的密须军队，以厚植周家的福泽，以回应天下人的心愿。”
孟子说：“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朱熹说：“人心有所攀援依赖，有所贪慕爱恋，就会沉溺于人欲的洪流而不能自拔。文王没有这两种毛病，所以唯独能先知先觉以达到大道的极致，这大概是上天实际上命定的，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所以当密须氏不恭敬，敢于违背天命，擅自兴兵侵犯阮国前往共地时，文王大怒整顿军队前去，遏制其军队以厚植周家的福泽，并回应天下人的心愿。这也是因为该怒而怒，起初并没有任何攀援依赖和贪慕爱恋，这是文王征伐的开始。”
王安石说：“有所攀援依赖和贪慕爱恋，得不到欲望而发怒，那么这种怒就是私怒罢了，文王的怒是与百姓同怒，不同于人的私怒。”
臣按：怒是七情之一，发怒而没有攀援依赖和贪慕爱恋，就是发怒而合乎中道，合乎中道而符合节度，这就叫做和。圣人一心达到中和的极致，这是不轻易发怒，而他所发的怒一定是该怒且不可不怒的，没有偏颇乖戾，将天理人情合于一心，所以一怒就可以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些秦始皇、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是怒不该怒的事情，所怒的是一己之私，一怒就害了天下的百姓，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
译第七章说：上帝对文王说，我眷念你光明的德行，不靠大声疾呼和严厉脸色，也不靠夏历的变革（意旨不详）。不刻意辨识，不刻意知晓，顺从上帝的法则。上帝对文王说，咨询你的敌国，联合你的盟国，用你的钩梯，和你的临车、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司马迁说：“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陷害西伯，纣王把西伯囚禁在羑里，后来赦免了西伯，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可以专断征伐。进谗言陷害西伯的是崇侯虎，西伯回国三年后，讨伐崇侯虎并建立了丰邑。”
朱熹说：“这是说上帝眷念文王，称颂他的德行深微，不显露其形迹，又能不故作聪明以遵循天理，所以又命令他去讨伐崇国。吕氏认为这是说文王德行不显露而功业无痕迹，与天同体罢了，虽然兴兵讨伐崇国，无不是顺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出于私意。”
严粲说：“崇侯进谗言陷害文王，而文王讨伐他，看起来像是报私怨，然而崇侯虎助纣为虐，是天下人所共同愤怒的，文王奉行天意讨伐罪人，哪里容得下私心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纯粹合乎天理，所以喜怒都与天意相合，所仇视的不是私怒，所联合的不是苟且结盟。”
第八章说：临车冲车缓缓行进，崇国的城墙高大耸立。俘虏连续不断，割下的耳朵整齐安放（不轻暴）。祭祀上帝，祭祀始造军法者，招致远方之人，使他们来归附。四方因此不再轻侮。临车冲车强盛威武，崇国的城墙坚固强壮。于是进攻，于是纵兵，于是断绝，于是消灭。四方因此不再违逆。
左氏说：“文王讨伐崇国，三十天没有投降，文王退兵修明教化后再去讨伐，崇国凭借营垒投降。”
朱熹说：“这是说文王讨伐崇国之初，缓攻徐战，告祭群神，以招致归附之人，四方无不畏惧服从。等到最终不服从就纵兵消灭他们，四方无不顺从。起初进攻缓慢、作战徐缓，不是力量不足，也不是显示软弱，是为了招致归附而保全他们。等到最终不投降而纵兵消灭他们，是因为天诛不能停留，罪人不能不抓获的缘故。这就是所谓的文王的军队。”
臣按：先儒认为文王的征伐始于密国，是王业的开始；终于崇国，天下于是没有不服从的，是王业的完成。文王讨伐崇国的军队，诗人在末章形容文王之所以缓攻、徐战的方法，招致归附的原因，以及最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的意思。朱子对此的解释明白详尽，后世帝王讨伐叛乱、惩治罪人应当以此为法。
《文王有声》第一章说：文王有声威，啊，声威盛大。啊，寻求他的安宁，啊，观察他的成功。文王真是伟大啊。第二章说：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武功。已经讨伐了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就是崇国的土地）。文王真是伟大啊。
孔颖达说：“武功不仅仅指讨伐崇国，所讨伐的邗、耆、密须、昆夷等都属于武功，特别提到讨伐崇国，是因为它的功劳最大、征伐最后，所以特别提及，为建立城邑做铺垫，意思是功业完成才建立城邑。”
朱熹说：“这首诗讲文王迁都丰邑、武王迁都镐京的事情，而首章推究本源说文王的声威，非常盛大啊。大概是为了寻求天下的安宁而观察他的成功，文王的德行如此，确实能胜任君位啊。”
臣按：先儒认为文王之所以声威盛大，根本在于征伐，而他之所以征伐不过是为了寻求天下安宁并观察他的功业基础于成功罢了。大概是因为既为人君就应当奉行天道以安抚百姓，百姓有不安定必定有违逆天命导致这种情况的人，于是奉行天命讨伐他们的罪过，使他们不敢侵害我们的百姓。罪人已经抓获，而安抚聚集生聚的人不能没有居所，所以又为他们建立城邑让他们居住。凡是像这样的，不是贪图功劳以树立威势，不是扩张土地以依附众人，而是尽我作为君主的道义以不辜负上天托付的意思罢了。
《大明》第七章说：殷商的军队，会集得像树林一样（形容人多）。在牧野陈列阵势，只有我的军队兴起。上帝监视你们，不要有二心（指武王）。
朱熹说：“这一章讲武王讨伐纣王的时候，纣王的军队会集像树林一样来抵抗武王，都在牧野陈列阵势，那么只有我的军队有兴起的势头罢了。然而众人心中恐怕武王因为众寡不敌而有所疑虑，所以勉励他说：上帝监视你们，不要有二心。大概知道天命必然如此而赞其决断。然而武王并非一定有所疑虑，这是假设的说法以显示众心相同，不是武王不得已。”
臣按：这首诗可以看出武王讨伐纣王，大概是承受上帝的命令，好像上帝赫然在上监视督责一样，所以众人勉励他不要有二心。大概人心就是天心，人心所想要的就是帝命所降临的，如果违背人心而肆意实行自己的意志，那么人心就不归附，人心不归附就是上帝不降临，上帝不降临那么他的心中就不能没有疑虑，他的心中既然
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译如果有疑虑，那么即使有众多的士兵、贤能的将帅，又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因此，圣明的君主兴兵动众时，常常反过来向内心探求，说：“上天正在监察我吗？”如果衡量天理而相合，那么上天的旨意就在这里了，然后才果断地去做而不犹豫；如果不相合，就惶恐不安而不敢稍有安心。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闇闇（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卷一一五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令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強弱虛實以定其名
译《诗序》说：《酌》这首诗，是宣告武王大功告成。诗中说：“啊，盛大的王师，遵循修养之道，顺应时势的晦暗。等到光明普照之时，才穿上戎衣，大举征伐。我们受宠地接受了这武王建立的功业，那威武的样子，正是武王所为。因此得以继承，实在是以武王的事为准则，确实可信。”
朱熹说：“这是歌颂武王的诗。说武王起初拥有盛大的军队却不用，退而自我修养，与时势一同隐晦，等到光明普照之后，才一穿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受宠地接受这威武的王者之功，他们所以能继承的，也只是以武王的事为准则罢了。”
臣按：前代儒者说这首诗歌颂武王的武功，说武王起初虽然拥有很盛大的军队，却退而自我修养，与时势一同隐晦，不显露其踪迹，直到时机成熟、光明普照之后，才一穿戎衣而天下迅速安定，这就是武王武功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后来的君王于是受宠地接受这威武的武功，他们所以能继承的，也只是以武王的事为准则罢了。不提前行动，不落后懈怠，君王用兵能像这样，也就是武王了。
《鲁颂·泮水》第五章说：“贤明的鲁侯，能够彰明他的德行。既然建了泮宫，淮夷就臣服了。威武的虎臣，在泮宫献上割下的左耳。审问囚犯像皋陶一样善，在泮宫献上俘虏。”
朱熹说：“古代出兵前在学宫接受成命，回来时在学宫举行释奠礼，并报告审讯和割耳的情况，所以诗人因为鲁侯在泮宫而希望他有这样的功绩。”
第六章说：“众多士人整齐有序，能够扩大德行的善意。威武地出征，遏制东南的淮夷。气势盛大，不喧哗不张扬。不经过诉讼，在泮宫献上功劳。”
第七章说：“角弓强劲，束矢疾飞。战车广大，步兵和车夫不倦怠。已经攻克淮夷，非常顺从不违令。巩固你的谋略，淮夷最终被俘获。”
司马光说：“接受成命和献上战利品，没有不在学宫进行的，之所以这样，是想让他们先礼义后勇力。君子有勇无义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做盗贼，如果只训练勇力而不让他们知道礼义，那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臣按：朱熹说建泮宫、攻克淮夷的事，其他没有考证，所以不断定是僖公的诗，而且把攻克淮夷当作颂祷之辞，那么诗中所说的献左耳、献囚犯、献功劳，未必真有这些事。然而事情虽然未必有，但品味其辞，说‘克’而称为‘既’，‘既’是已经完成的语气。查考《春秋》，僖公十三年鲁曾跟随齐桓公在咸会盟，为淮夷侵害杞国的事；十六年曾跟随齐桓公在淮会盟，为淮夷侵害殽国的事。当时，主会的是齐桓公，僖公跟随，作颂的人因为公也曾参与齐的会盟，所以把齐的功劳拿来歌颂鲁吗？事情的有无固然不能确定，臣把它记载在这里，以显示接受成命和献上战利品的礼仪都在学宫，不只是礼书上有这样的话，古人确实实行过，不是空话。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卷一一五
▲总论威武之道（中）
《曲礼》说：排列朝仪、治理军队，临任官职、执行法令，没有礼的威严就不能实行。
吴澄说：“排列朝仪各有位次，治理军队各有部分，临任官职各有职责，三者都有法度，因为有礼，所以有威严而法度得以实行。”
臣按：前代儒者说威严使人不敢侵犯，严肃使人不敢违抗，所以能产生威严的只是礼。因此朝廷的礼仪、官府的治理，虽然都不能没有礼，而在军队的法度上尤其应当崇尚威严，但如果只崇尚威严而不以礼为本，那么所谓的威严就是矫揉造作的样子，严肃就是暴戾的气象。
《春秋》：隐公二年十二月，郑人伐卫。
胡安国说：“郑人伐卫，是讨伐滑国的混乱。凡是出兵声罪致讨叫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叫侵，两军相接叫战，包围城邑叫围，进入国都叫入，迁移朝市叫迁，毁坏宗庙社稷叫灭，用诡道战胜叫败，全部俘虏叫取，轻装突袭叫袭，敌人离去后追击叫追，聚兵防守叫戍，以弱借强而能左右叫以，都记载事实以明轻重。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报怨呢？”
臣按：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没有王命而自行用兵就是作乱。《春秋》记载“郑人伐卫”，是春秋以来列国兴兵的开端。胡氏根据记载的“伐”字推而详之，用兵的名称共有十三个，叫伐、侵、战、围、入、迁、灭、败、取、袭、追、戍、以，以显示用兵之事，其类别名称有如此之多。兴师讨伐别人的罪过，必须先审察其大小远近、强弱虚实以确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