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七
谶，托于怪神，欲以慑厌肃众而不知虚诞之可愧也。《易》曰：‘谦尊而光卑，不可逾。’文帝有焉。”
译谶纬之学，依托于怪异神灵，想要以此威慑、压制并肃清众人，却不知道这种虚妄荒诞之事是可耻的。《易经》说：“谦逊则尊贵而光辉，卑下则不可逾越。”文帝具备这种谦逊的美德。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诚而已，是诚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鱼，南越亦人也，孰谓不可以诚感乎？诚之谓言，真实无妄之谓也。真则无伪，实则无虚，无妄则诚矣。观汉文帝赐尉佗书，自言其为侧室子，而又言高后自临事，诸吕为变，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国家不幸之变故亦并及之，千载之下读之，犹使人心悦而诚服，况同时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闻之，宁能不感动其心乎？后世帝王，惟我圣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则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谓“惟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区区小丑，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颜师古曰：“爱人之壮，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臣按：或问朱子曰：“五饵之说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彼分明是遭饵，但恐金帛尽则复来。”观此说，则昔人谓谊为迂，谊岂迂者哉？盖用兵则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则利归其主，此所以乐从也。宋富弼说契丹以岁币，亦是此意，虽然金帛出于民，国家既竭民力以养兵，而又使出财以为赂，金帛有时而竭，而彼之贪饕无已，一旦无以应其求，则兵端起矣，宋人之于契丹、女真可见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贵乎谋始而必思为可继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王恢，燕人，习胡事，曰：“匈奴和亲，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疲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许之。
臣按：匈奴求和亲，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则是待之不以诚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则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则正辞以拒之，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或反因之以成衅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如此复之，非独善为之辞，理亦当如是也。
宣帝时，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称臣朝贺，无有二心，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使之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后世边夷来
译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最真实的，只有“诚”罢了。这“诚”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穿透金石、信服禽鱼。南越也是人，谁说不能用“诚”去感动他呢？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的意思。真就没有虚伪，实就没有空虚，无妄就是诚了。看汉文帝赐给尉佗的信，自称是侧室所生之子，又说高后亲自处理政事，吕氏发动变乱，这不仅是讲述自己出身的来历，也将国家不幸的变故一并提及。千年之后读这封信，尚且让人心悦诚服，何况当时的人，向来不知道内情，一旦听到这些，难道能不感动内心吗？后世的帝王，只有我圣祖开国之初所下的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则是说“朕本是淮右小民”，二则是说“朕本是淮右布衣”，此类言语不一而足。《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可以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区区小丑，本来就在天地化育之中了。
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匈奴轻慢侵掠，而汉朝每年赠送金絮、彩缯来供奉他们，沉溺于细微的娱乐而不考虑大患，这不是求安之道。”他想尝试设立属国，施行“五饵”“三表”来牵制单于。
颜师古说：“喜爱别人的勇壮，喜好别人的技艺，是仁道。守信为大，操守常义。爱好有实，承诺可期，即使十死一生，对方也必定到来，这是‘三表’。赐给他们华丽的服饰车马以败坏其目，赐给他们丰盛的食物珍味以败坏其口，赐给他们音乐妇女以败坏其耳，赐给他们高堂深屋仓库奴婢以败坏其腹，对于来投降的人，皇上召见宠幸他们，一起娱乐，亲自斟酒喂食以败坏其心，这是‘五饵’。”
臣按：有人问朱子：“‘五饵’之说怎么样？”朱子说：“伊川说宋朝正好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他们分明是中了饵，只是恐怕金帛用尽后他们又会来。”看这个说法，那么前人认为贾谊迂腐，贾谊难道是迂腐的人吗？大概是用兵则利益归于臣下，不用兵而讲和则利益归于君主，这就是他们乐于听从的原因。宋朝富弼用岁币来说服契丹，也是这个意思。虽然金帛出自百姓，国家已经竭尽民力来养兵，又要出财作为贿赂，金帛有时会用尽，而他们的贪婪没有止境，一旦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战事就开始了，宋朝对待契丹、女真的情况可见一斑。这就是君子做事，之所以贵在谋划开始并一定要考虑能否持续的原因啊。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求和亲，天子下诏让群臣议论。王恢，燕地人，熟悉胡人事务，说：“匈奴和亲，不过几年就会再次背弃约定，不如不答应，兴兵攻打他们。”韩安国说：“匈奴迁徙如鸟飞，难以制服，现在行军几千里与他们争利，人马就会疲乏，敌人以完整之师对付我们的疲敝，这是危险之道，不如和亲。”议论的群臣多附和韩安国，于是答应了和亲。
臣按：匈奴请求和亲，割让所爱的人给他们固然不可以，又假借家人之女给他们，这是对待他们不真诚，尤其不可以。如果他们不曾侵犯我们而我们兴兵攻打他们，那么理亏在我们，理直在他们，这可以吗？正当他们有所请求时，就用正当的言辞拒绝他们，说中国女子不习惯外国水土而且多病，况且人生长短不常而女子性情不定，或许反而因此造成嫌隙，不如各自坚守疆界，敦行礼义更为长久。这样回复，不仅是善意的言辞，道理也应当如此。
宣帝时，议论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以趁其混乱，举兵消灭他们，下诏询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回答说：“《春秋》记载晋国士丐率军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返回，君子推崇他不攻打丧国，认为恩德足以使孝子信服，道义足以感动诸侯。前单于仰慕教化趋向善道，派遣使者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没有不知道的，不幸被贼臣所杀，现在攻打他们，是乘乱而幸灾乐祸，他们必定奔走远逃。不依仗道义兴兵，恐怕劳而无功，应该派遣使者吊唁慰问，辅助其微弱，拯救其灾患，四夷听说后都会尊重中国的仁义，如果蒙受恩德得以恢复其位，必定称臣服从，这是德行的盛大。”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进献贡品，准备返回时，自称想要投降，说：“如果不接受我，我就自杀，终究不敢回去。”使者上报，下诏让公卿议论。议论者有人说应该按旧例接受他的投降，谷永、杜钦认为：“汉朝兴起，匈奴多次成为边患，所以设立金爵的赏赐来等待投降者。现在单于称臣朝贺，没有二心，接待他应该与以往不同，现在既然已经享用了他的聘贡之礼，又接受他的逃亡之臣，这是贪图一个人的获得而失去一个国家的心，拥有有罪的臣子而断绝仰慕道义的君主。假如单于刚即位，想委身中国，不知道利害，让他诈降来占卜吉凶，接受他就亏损德行阻碍善道，使单于自我疏远，不亲近边吏；或者设置反间，想因此产生嫌隙，接受他就正合他们的计策，使得他们归咎于我们而指责我们理直，这确实是边境安危的根本、军队动静的关键，不可不详细考虑。不如不接受，以彰显日月的诚信，抑制欺诈的阴谋，怀附亲近之心，这样才方便。”
臣按：谷永、杜钦的这个建议符合帝王诚信之道，后世边夷来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则亦未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所适。”
臣按：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之为贤。”班彪之处北匈奴，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可为后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母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御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断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
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将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盖经事多耳。”
臣按：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须择其人，不得其人，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难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体，惟顾目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假上旨以许予，教敌人以请求，启其所未知，逄其所欲，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启衅端、开边隙者，皆此辈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苟逭一时者，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如范陵者。曹公为此言，自谓其经事多，岂不信哉？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
译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皮衣，再次请求和亲，并请求提供音乐，还请求率领西域各国的胡人宾客一同前来朝见。皇帝将此事下达给三府商议如何酬答合适，司徒掾班彪说：“我听说孝宣帝告诫边境守尉说：‘匈奴是大国，多变诈，交往中掌握实情就能抵御敌人、挫败其攻势，应对失当就会反而被轻视欺侮。’如今北匈奴看到南单于来归附，害怕他们图谋自己的国家，所以多次请求和亲，又远道驱赶牛马与汉朝进行贸易，重重派遣有名望的王侯，进贡很多物品，这都是对外显示富强来互相欺骗罢了。我看到他们进贡越重，就知道他们国家越空虚；归附亲善越频繁，他们的恐惧就越多。然而现在既然不能帮助南匈奴，也不宜断绝与北匈奴的关系，羁縻安抚的原则，礼节上没有不回答的。我认为可以稍微增加赏赐，大致与他们进贡的价值相当，酬答的言辞，一定要有所针对。”
臣按：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但也以能预先察觉为贤明。”班彪对待北匈奴的做法，大概掌握了预先察觉的道理，他所起草的文书委婉详尽，可以作为后世代言人的法则。
班固说：“和亲的议论，始于刘敬，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新遭受到平城之难，所以听从他的话，约定结为和亲，用财物贿赂单于来救安边境。孝惠帝、高后时期遵循而不违背，匈奴的侵扰掠夺并没有因此减少停止，而单于反而更加骄傲无礼。等到孝文帝时，开通关市，把汉朝女子嫁给他，增加贿赂，每年用千金，但匈奴多次违背约定，边境屡次遭受他们的侵害，因此文帝中年时赫然发愤，于是亲自穿上军装，亲自驾驭鞍马，带领六郡良家子弟中有才能勇力的人在上林苑驰射，讲习战阵，聚集天下精兵驻扎在广武，咨询冯唐讨论将帅之事，感叹叹息思念古代的名臣，这就是和亲没有益处已经明显的效验。董仲舒亲眼见到四代的事情，还想再次遵守旧例，稍微增加约定，认为义能感动君子，利能打动贪婪的人，像匈奴这样的人不能用仁义来说服，只能用厚利来结盟于天罢了，所以给他们厚利来淹没他们的意图，与他们在天盟誓来坚定约定，扣留他们心爱的儿子来牵制他们的心，匈奴虽然想反复无常，能奈何失去厚利呢？能奈何欺骗上天呢？能奈何杀害爱子呢？征收赋税进行贿赂不足以抵偿三军的费用，城郭的坚固没有不同于贞士约定的，却使边境守境的百姓，父母宽缓衣带，幼儿吞咽食物，胡马不窥探长城而紧急文书不在中原传递，不也是对天下便利吗？考察董仲舒的议论，对照实际行事，才知道它不符合当时情况而对后世有缺失。在孝武帝时，虽然征伐攻克收复，但士兵马匹死亡也大致相当，虽然开辟河南的荒野、建立朔方郡，也放弃造阳以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次来投降汉朝，单于也就扣留汉朝使者来互相报复，他们的桀骜不驯尚且如此，怎肯用爱子作为人质呢？这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言论。如果不设置人质，空约和亲，这是沿袭孝文帝过去的悔恨而助长匈奴无尽的欺诈。边境不选拔有守境武略的臣子，修缮障塞防备的器具，磨砺长戟、劲弩的器械，依靠我们用来对待边境寇敌的方法，却致力于向百姓征收赋税，远行贿赂，剥削百姓来奉养寇敌，相信甜言蜜语遵守空约，而指望胡马不窥探，不是太过分了吗？规划事情提出建议，不图谋万世的利益而只依赖一时的事情，不可以作为长远的经略。”
臣按：班固引用董仲舒关于和亲的话，说他不图谋万世的利益而只依赖一时的事情，断定说董仲舒的话有疏漏。确实有疏漏啊，董仲舒这话大概与贾谊的五饵之说大致相同，他说给他们厚利和亲，后世也有用这种方法来诱饵祸患、平息争斗的，然而没有益处。唐朝派遣公主、宋朝缴纳岁币，白白耗费民财，损害国威，后来的效果怎么样呢？后人应当以此为鉴。
魏毋丘俭担任安定太守，将要去上任，魏公曹操告诫他说：“羌胡想要与中国交往，自然应当派人来，千万不要派人去，好人难得，一定会教唆羌胡胡乱提出请求，借此想要谋取私利，不听从就会失去异族的心意，听从就会发生无益的事情。”到了任上，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人中，范陵果然教唆羌人自己请求成为属国都尉，曹操说：“我预先知道会这样，大概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多啊。”
臣按：曹操说羌人想要与中国交往，自然应当派人来，千万不要派人去。这确实是练达事理的话啊，大概中国与外域疆域隔绝，无事时正不必琐碎地互相往来，非非常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如果不得已，必须选择合适的人选，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宁可承受责备也不轻易开启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好人难得。那些不善的小人，不明大体，只顾及眼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都不暇考虑，往往顺从敌情来谋取自身利益，假借上意来许诺，教唆敌人提出请求，开启他们未知的欲望，逢迎他们的欲求，答应他们不一定能得到的事情，之后不符合他们的意图，因而引发争端、开启边隙的，都是这类人做的。然而其中固然有被利害所威胁，苟且逃避一时的人，也有反而假借敌势来谋取自身荣利的，像范陵那样。曹操说这话，自称经历的事情多，难道不可信吗？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必须审慎选择人选，一定要知道礼义、有气节、通晓古今、识大体的人，然后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朝，德裕为相，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人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计陷之，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急攻数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将吏对臣无不陨涕，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人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可见矣。”
胡寅曰：“司马公之言过矣，使维州本非唐地，既与之和，弃而不取，姑守信约可耳。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乃欲守区区之信，举险要而弃之，可乎？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实也。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谓之信也。取我故地，乃义所当为，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又斥德裕为利、僧孺为义，是皆无所据矣。故以维州归吐蕃，弃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下维州遣兵据之，洗数十年之耻，追奖悉怛谋，赠以官秩，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维州悉怛谋之事，司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论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即密以其事闻之，朝廷且致书宰执，俟报下而行焉，报可则行，不可则姑已之，以待机会之来，如此，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且亦不起边衅矣。不然，若其人既归其地，已为吾所据，业已如此，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归其地而不予其人，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由是观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呜呼，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计得矣，如公义何？
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犹屈于突厥，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废朝三日，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其屈礼之之甚也。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不从，此盛王之谋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谓隆礼谨
译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率领全部部众投奔成都。李德裕派遣军队占据该城，详细上奏了情况，皇帝将此事交给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家都请求按照李德裕的策略行事。牛僧孺说：“吐蕃的疆域，四面各达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损害它的势力。近来双方修好，约定撤除戍守的士兵，中原王朝抵御外族，以坚守信用为最上。如果吐蕃前来责问说为何失信，他们在蔚茹川养马，登上平凉阪，万匹骑兵尾随回中，怒气冲冲地直逼而来，不到三天就会到达咸阳桥。这时候，在西南数千里之外得到一百个维州，有什么用处呢？白白抛弃诚信，有害无利，这是普通百姓都不做的事，何况是天子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让李德裕将维州城以及悉怛谋等人全部归还给吐蕃，吐蕃在边境上将他们处死，极其残酷。
到了唐武宗朝，李德裕担任宰相，进言说：“维州占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处在吐蕃人平川要冲的位置，是汉地出兵的道路。当初，河州、陇州全部沦陷，只有这里独自留存，吐蕃用计谋攻陷了它，称为无忧城，从此得以集中兵力对付西边，欺凌邻近的郡县。韦皋想要经营河州、湟州，必须从这座城开始，紧急攻打多年，最终没能攻克。臣到西蜀时，城中空虚，他们来归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都愿意归附朝廷，可以削减八处镇的兵力，坐收一千多里旧地。况且在维州投降前一年，吐蕃还包围鲁州，哪里顾念盟约？当时不赞同臣的人，是畏惧风声而憎恨臣，下诏让臣捉拿并送还悉怛谋等人，让他们自己杀戮，臣多次上表陈述议论，请求怜悯宽恕，回复的诏书严厉急切，最终让臣捉拿送还，将领官吏面对臣没有不流泪的，吐蕃主帅就因此在边境上杀了这些人，断绝了忠诚归附的道路，满足了凶恶残暴的情欲。请求追奖忠魂，分别加以褒奖赠官。”皇帝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司马光说：“议论的人大多怀疑维州的取舍，不能决断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是非。我认为唐朝刚与吐蕃修好就接纳了他们的维州，从利益来说，维州小而信用大；从危害来说，维州缓而关中急，那么为唐朝谋划，应该先做什么呢？悉怛谋在唐朝则是向往教化，在吐蕃不免成为叛臣，他遭受诛杀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况且李德裕所说的是利益，牛僧孺所说的是道义，普通人追求利益而忘记道义，人们尚且以此为耻，何况是天子呢？譬如邻居有牛逃跑进入我家，有人劝哥哥归还，有人劝弟弟占有，劝归还的人说‘占有它不义，而且会导致诉讼’，劝占有的人说‘他曾经占有过我们的羊，何必拘泥于道义。牛是大牲畜，卖掉它可以使家庭富裕’，由此看来，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是非就可以看出来了。”
胡寅说：“司马公的话过分了。假如维州本来不是唐朝的土地，既然与吐蕃和好，放弃而不夺取，姑且坚守信约罢了。维州本是唐朝的土地被吐蕃侵占，却想要坚守小小的信用，把险要之地抛弃，可以吗？牛僧孺所说的三天到达咸阳，只是用大话恐吓文宗，并非事实。夺取我们的土地却用盟约来约束，这正是蒲国人用来要挟孔子的做法，不能称之为信。收复我们故有的土地，是道义上应当做的，司马公不用道义来判断，却用利害关系来说话，又指责李德裕为利、牛僧孺为义，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把维州归还吐蕃，抛弃祖宗的疆土，捆绑送还悉怛谋，阻碍归附之心，牛僧孺是用小信妨碍大计。攻下维州派遣军队占据它，洗刷几十年的耻辱，追奖悉怛谋，赠予官职，李德裕是用大义谋划国事。这就是这两个人的是非辨别。”
臣按：维州悉怛谋这件事，司马氏认为牛僧孺是对的，胡氏认为李德裕是对的，他们所议论的是牛、李二人已经发生的是非，臣请就他们尚未发生的情况来做出处置。李德裕刚得到悉怛谋的归附诚意，就秘密将此事上报朝廷，朝廷并且致信宰相执政，等待批复下来再行动，批复允许就行动，不允许就暂且停止，等待机会的到来，这样，就不失去归附之心而给他们留下祸患，而且也不会引发边境争端。如果不这样，如果那个人已经归附，那块土地已经被我们占据，事情已经这样，不等他们请求就明确告知，归还土地而不交出那个人，那么他们感激我们的恩信而归附的人也不会遭受残酷的毒害了。由此看来，这两个人都有过失，李德裕的过失在于急于求取功名，牛僧孺的过失在于报复私怨，在两人之中来说，急于求取功名的还算是比那个好一些。唉，假借国家的事情来实行私欲，在私计上得到了满足，那公义又该怎么办呢？
范仲淹议论和、守、攻、备四种策略，他的和策说：“元昊未曾受挫就请求通好顺服，实际上是图谋休养生息，所获得的是大利，所屈服的是虚名，然而请求繁多，奸诈的阴谋难以测度，国家以百姓为念，不能不接纳，就像唐高祖、太宗顺应天意人心，百战百胜，仍然屈从于突厥，当那个君主刚死时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三天，派遣百官到馆舍吊唁他的来使，那是极其屈尊行礼的做法。又太宗率领六骑在渭水之上，见到颉利并与他谈话，又亲自与他结盟，颉利退去后，左右劝击打他，太宗不听从，这是盛明君王的谋略。陛下如果像唐高祖、太宗那样尊崇礼制、谨慎守信，以结盟友好为权宜之计，选拔将领、磨砺兵器以攻守为实事，他们不违背盟约我们就安抚接纳不懈怠，他们将要辜负恩德我们就攻守都适宜，这样，结好的策略就没有失误了。”
臣按：范仲淹所说的尊崇礼制、谨慎守信
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
译把盟约友好当作权宜之计，选拔将领、磨砺兵器以攻守为实际事务，后世在迫不得已而采取和亲政策时，应当以这番话作为权衡的标准。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臣按：昔以谓战、守、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战则为唐太宗，欲守则为汉光武，欲和则为汉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后内，执一而废二，以鏖兵为战，以画地为守，以解弛为和，则以战乃秦氏、隋氏之战，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由是观之，则知战、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
卷一四八
▲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
臣按：或处乎内，或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
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孙觉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惠养万物，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遣使劳还，恩意愈笃，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夫以夷狄之患虽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
臣按：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推而言之，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而《诗》之为《诗》，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无非和平正大之音，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自《小雅》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渐微，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俨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复其旧焉。夫以帝王为治，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言：“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音完）苇竹萧（蒿也），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鋋延（铁把）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
译以上论述的是征讨与绥和的道理。臣认为：过去认为作战、防守、议和都是应对敌人的手段，而不是制服敌人的根本。制服敌人的根本，在于能够战、能够守、能够和。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是巩固核心并调动四肢的方法。大概竭尽我们治理中原的方法去作战，其中包含防守和议和；防守之中包含议和和作战；议和之中也包含作战和防守，像圆环一样没有尽头，交替发挥作用。情况不同，应对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关键是要让制服敌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并且我们的力量常常有余。想要作战，就效仿唐太宗；想要防守，就效仿汉光武帝；想要议和，就效仿汉文帝，如此罢了。如果只重视外部而忽视内部，固执一端而废弃其他，把激烈厮杀当作作战，把画地为牢当作防守，把松懈懈怠当作议和，那么这种作战就是秦朝、隋朝的作战，这种防守就是后梁的防守，而这种议和就是后晋的议和了。由此看来，就知道作战、防守、议和这三者，古今驾驭外国的道理不出于此，汉人所说的治理军事的三种策略都包含在其中。然而就这三者来说，上策莫过于防守。防守而敌人侵扰要求不止，然后衡量敌我力量、审察时势，或者与之作战，或者与之议和。所以作战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防守，不是为了贪图他们的土地而侵犯他们；所以议和是为了安定我们的防守，不是因为畏惧他们的强大而屈服于他们。因此，作战而敌人服从我，我也不忘记作战而专一于防守；议和而敌人信服我，我也不忘记作战而专一于防守。作战、防守、议和，都是应对敌人的手段，而用来制服敌人的关键在于顺应形势、跟随时机、应对变化，可以作战也可以不作战，可以议和也可以不议和，其运用在于我们的一心，但归根结底只在于守护我们的疆域罢了，这就是三者之中又以防守为根本的原因。
卷一四八
▲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说：周文王、周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患，开始于忧劳勤勉，结束于安逸快乐。
臣认为：有的处于内部，有的居于外部，这是天然形成、地理设定的，以山川作为疆域界限，用来区分生物种类，使它们不相混淆、不相侵犯超越。因此自古圣明的帝王一定严格区分内外，治理内部一定详细谨慎而没有一件事不准备周全，治理外部一定严格严密而没有一点空隙可乘，这就是他们开始忧劳勤勉而最终安逸快乐的原因吧。
又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方蛮夷就会交相侵犯，中原就衰微了。
孙觉说：“《小雅》是王道秩序的体现，凡它所讲的都是纲纪人伦，恩惠养育万物，君臣以诚相待而知道群臣百姓的乐苦，派遣使者慰问归来，恩意更加深厚，反复以自我治理为先，所以能使周道中兴，蛮夷远遁。虽然蛮夷的祸患即使兴盛，是王者不能避免的，只有懂得自我治理的人才能战胜它。”
臣认为：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就消亡了”，推而广之，可以看出王道兴盛时治理的踪迹昌盛，而《诗》之所以成为《诗》，用来在朝廷宴饮之际宣畅歌咏，欢欣和悦以沟通群臣百姓的情感，恭敬斋庄以发扬先王的德行，无非是和平正大的音调，内部治理既已修明，那么外部治理就没有不举行的。自从《小雅》的诗篇废弃，内部治理就不修明了，内部治理不修明那么纲纪废弛、政教混乱，又怎么治理外部呢？
又说：周宣王能够内部修明政事，外部抵御蛮夷，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修治车马、备置器械，再次在东都召集诸侯。
臣认为：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周王室逐渐衰微，八代传到周厉王胡暴虐无道，周人驱逐他出居彘地，俨狁内部侵犯，逼近京城。周宣王即位，内部修明政事，外部抵御蛮夷，于是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世恢复旧观。帝王治理天下，先内后外，一定内部政事无不修明，然后外部蛮夷才能被抵御排斥，由此可知内部修明是外部抵御的根本。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说：“我听说用兵临战交锋紧急时有三件事，一是得到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熟练，三是兵器锋利。兵法说：丈五深的沟渠，淹没车轮的水流，山林积石和常流之水，丘陵草木所在的地方，这是步兵的地形，车骑二人抵不上一人；土山、丘陵连绵相接，平原广野，这是车骑的地形，步兵十人抵不上一人；平缓的山陵相距较远，川谷在中间，仰高临下，这是弓弩的地形，短兵器百人抵不上一人；两军阵势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这是长戟的地形，剑盾三人抵不上一人；芦苇竹萧，草木茂密，枝叶相接，这是矛鋋延的地形，长戟二人抵不上一人；弯曲道路互相埋伏，险要地势互相逼近，这是剑盾的地形，弓弩三人抵不上一人。士兵不选拔训练，士兵不熟练，起居不精细，动静不集中，追求利益赶不上，躲避危险不彻底，前击后解，与金鼓的声音不相协调，这是不熟练训练士兵的过错，百人抵不上十人；兵器不完备锋利与空手相同，铠甲不坚固严密与裸露身体相同，弩不能射远与短兵器相同，射击不能命中与丢失箭矢相同，命中不能穿透与丢失箭头相同，这是将领不检查兵器的祸患，五人抵不上一人。”
臣认为：晁错这番话指出地形各有适宜之处，以及士兵相当的数量，而最终归结过错于不熟练训练士兵、将领不检查兵器。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