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八
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译起而为盗。”
臣按：消除盗贼的法令最不可拖延，拖延则贼人的势力一天天壮大、同伙一天天增多，往往留下日后的悔恨。修治的四件事中，裁减冗官、任用良吏来安抚疲惫的百姓，是首要的任务，得到一个像龚遂治理渤海、虞诩治理朝歌那样的良吏，盗贼就不难消除了。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为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是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
译富弼对仁宗说：“我访查到，有很多凶险之徒，起初读书就想参加科举考试，等到成年后学业没有成就，虽然稍微能写文章，却不贴近科举应试，做官进身的道路没有，心里常常郁郁不乐，颇读史书传记，粗略知道国家兴亡的道理，以至于探寻兵书，学习武艺，因此夸大了胸襟胆识，于是产生了权谋之心，每当遇到灾异祥瑞，就有私下议论并自负其能，所图谋的非常宏大，轻视州县官员，既然不参加科举，又不另谋进身之路，往往隐藏姓名，潜藏踪迹，于是与其党徒秘密结党煽动。这类人散在民间实在很多，即使没有成形的阴谋也能引发祸端，关键在于得到他们并加以牵制，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请求命令可以信赖的臣僚多方访查，如果有这类人，作为草野遗逸推荐给朝廷，根据他们的才能，酌情给予恩命。”
苏轼对仁宗说：“只有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失为君子，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于没有进身之门，就会无所不为了。我希望特别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另开进身之门，古代不专门用文词取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多，王者用人如同江河，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奔赴那里，蛟龙在其中生长，等到它离开而流向别处，那么鱼鳖就没有地方安身，鲵鳅也就被控制了，希望采纳唐朝的旧制，让五路的监司和郡守共同选拔士人，那些人才、心力有足以过人而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推荐他们的才能使他们能够出仕，比照任子制度而不以流外官限制他们的升迁，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者提拔任用数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途径出现，而奸猾之党就可以被笼络收服了。”
苏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对神宗说：“扬雄说过，驾驭失去正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会成为敌人，而班固也论述剧孟、郭解这类人都有绝异之姿，可惜他们不进入道德的范畴，如果放纵于末流，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本性，如果驾驭得法，那么以前的奸猾之徒就都是忠良之士，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您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雄’，如果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祖，与盗贼有什么区别？我私下为朝廷考虑，认为穷尽他们的党羽而铲除他们，不如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为什么呢？他们的党羽不可能全部铲除，而他们的才能自有可用之处，从前汉武帝曾经派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到之处按军法从事，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说是紧急严厉了，而盗贼并没有因此减少，因为他们的党羽本来就不能全部铲除，朝廷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那么盗贼自然就会消亡，而豪杰之士就可以被驱使，请让我用唐朝的事来阐明这一点。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作乱，虽然宪宗英武也不能平定，看他们的主帅都是平庸的士兵，而能在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衡，只是因为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互相出来辅佐他们。我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地的主帅、京东、京西的职司以及徐州、沂州、兖州、单州、潍州、密州、淄州、齐州、鲁州、濮州的知州，告知他们这个意思，让他们暗中寻求辖区内的豪猾之士，或者家富而多权谋，或者精通术数而懂兵法，或者家富而好施舍，像这类人，都召见并劝奖，让他们通过告发抓捕盗贼来效命，登记他们的姓名上报朝廷，所抓获的盗贼根据轻重给予酬赏，如果抓获真正的盗贼大奸，随即录用，如果只是寻常的劫贼，就累计人数酬赏一个官职，使这类人羡慕这种利益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数人，那么一路自然就会竞相劝勉。在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目，那么以前的遗才就都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啸聚，也没有党徒了。”
秦观说：“自古以来盗贼之所以兴起，都出于连年水旱灾害、赋税横征暴敛、徭役频繁发动，所以愚民成为盗贼，在山海险阻之间玩弄兵器，作为苟且偷安之计，值得深深忧虑的是，其中夹杂着豪俊之人，为什么呢？人的豪俊就像马有骐骥、狗有卢犬，虽然向上看向下获取，一日千里而放纵蹄龊的变化，也是可怕的。从前周亚夫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我知道他们无能为了。’天下骚动，大将得到他就像面对一个敌国，听说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不久军队作乱，于是又失去河朔，剧孟、朱克融都是普通人罢了，而得失去就之间，关系到吴楚的成败、河朔的存亡，由此说来，盗贼之中有豪俊，难道不值得深深忧虑吗？我认为消亡大盗的方法，没有比笼络天下豪俊更大的了，天下豪俊被我笼络，那么那些卒材鼠辈即使有千百成群，也不足以放在牙齿之间了。国家取人的制度，选拔高的只有制策、进士，豪俊之士固然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的、椎鲁少文独可以任大事的，如果天下豪杰都是文武纵横之才，两科足以取之，如果有椎鲁少文的人就不能被取用了，这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没有遗才的。”
臣按：富弼、苏轼两位大臣所见略同，大概盗贼窃发，古今代代都有，那些纷纷攘攘之徒被人劫制，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也可以哄吓而去，不值得忧虑，所忧虑的是粗知文义识古今的人，他们的言论足以动众，智慧足以设谋，他们的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其容易
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译迷惑世人而欺骗百姓，这类人如果平时没有妥善安置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肯做坏事，那么一旦不幸发生变故，他们在中国就会成为盗贼的主谋，他们出境就会为夷狄效力，其造成的祸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
回想祖宗用人，在科举、岁贡之外，还设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等科目，下至富户、老人也在任用之列，这是因为天下广大，人才有能有所不能，所以用这些科目来对待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而没有遗漏。
近来执政者却把这些科目全部废除，只专任科举、岁贡两条途径，这很不符合祖宗的本意。
臣愚昧地希望恢复旧制的各种科目，以收揽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又命令有关部门，凡是士子中不熟习科举文章但有其他才能技艺值得称道的，都允许推荐上报，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考试，酌情授予官职。
长江以北的人才质朴鲁钝，固然有心里明白但嘴上说不出、嘴上说得出口但手上写不出的人，其中如果有了解边境情况、熟悉军事以及体力技能超过常人的，也允许以姓名上报，酌情任用为都司、卫所的幕僚，或补任或添注，或在武职中试用。
其中才能出众的人如果确实有显著功效，就不按常规次序提拔他们担任将帅或地方长官，日后为国家建立功名、抵御夷狄，也未必不依赖他们的作用。
如果这样，那么天下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任用而没有越位妄求的念头，国家所任用的人没有遗漏的人才而没有意外的担忧，黄巢必定不会贩卖私盐，张荣必定不会为阡能起草文书，樊若水必定不会测量江面，张元、吴昊必定不会被西夏所用，黄师宓必定不会主导侬智高的谋略，徐伯祥必定不会引导交趾人入侵。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大小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
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文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
译富弼对宋神宗说：“近来多次有群贼在白天闯入城池，打开军需物资和铠甲兵器等仓库，劫取衣甲、物资和布帛，分发给贼党。州里的兵士不足三十人，州官四散逃跑，贼徒肆意抢劫杀戮，毫无畏惧忌惮，官府势力无法控制。小股寇贼聚集尚且如此凌辱官府，此后若有大盗杀害官吏、占据州城，尽数夺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人数必定达到千万，与朝廷相抗衡。贼徒大肆劫掠财物，无限度地散施，那么贫民就会乐于跟随；肆意抢劫杀戮使人震惊恐惧，那么大小胁从者就会众多。朝廷奖赏必然有限，惩罚必然有法度，不能像贼人那样让人乐于跟随和被迫胁从。如果各地观望，奸雄相继而起，贼人遍布天下，那么国家大事就完了。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的动乱，都是由此而起，我日夜思虑，实在感到寒心。”
赵瞻对宋英宗说：“我见群盗杀害辅佐京师的郡县官吏，囚犯在京畿的监狱中叛乱，这些都是前代祸乱的萌芽，朝廷腹心之患，是最紧急的事务。然而政府不过发出关文移书作为督责的样子，州郡也不过准备巡逻人员作为按期会合的表象罢了。文书一上报，只是用习以为常的方式苟且求取查问，没有为国家穷究渊薮积奸的根源、堵塞万一不测之患的计策。”又说：“过去任用一名郡守，盗贼就屏息敛迹；现在联合数十名官员却不能禁止，为什么呢？大概是过去用人要求实效，而现在的官府只取空文。现在盗贼一起事，符牒四处奔走，就说‘我有文书下达一路了’，帅府就说‘我有文书下达郡县了’，按具（核查具报）就说‘我没有责任了’；郡县就说‘我有文书下达巡逻令尉了’，关白（报告）就说‘我没有责任了’；令尉就说‘我有文书下达坊里保伍了’，期会（按期会合）就说‘我没有责任了’。这种由来，难道不是自朝廷崇尚空文开始的吗？”
臣按：大盗兴起，必然劫掠刑狱，必然掠夺公库，必然杀害官吏，自古祸乱兴起都始于这些，逐渐发展到极点，四海涂炭，宗庙社稷化为丘墟，都起于一州一县的积弊。有国家的人思患预防，岂能容许迟缓呢？过去群盗剽掠淮南，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不能抵御，命令富民拿出金帛、准备牛酒，派人迎接慰劳并厚赠他们，盗贼高兴直接离去，没有成为盗贼。事情上报后，富弼想要诛杀晁仲约，范仲淹想要宽恕他。臣私下认为，富弼想要诛杀是出于法，范仲淹想要宽恕是出于情，请斟酌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晁仲约不抵御让他们越过边境，固然有罪；如果没有城郭可以作为屏蔽、没有士卒可以拒敌，又没有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受害，不如用计策救援，不还是胜过坐视一郡生灵失去所依吗？这过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的罪责在于事前而不在于临事之际。受人委托放牧牛羊却不为之设防，致使被盗贼窃取，那么牧人不能无罪；责罚他不能设防的罪责是可以的，现在盗贼来了他能用计策击退使牛羊不失，却坐以丢失牛羊的罪责就过分了。臣说州郡的罪责在于事前而不在于临事之际，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城池不修筑、兵卒没有定额，难道只是州郡的罪责吗？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也应当分担责任。臣请求从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没有城池且处于要害之处，就商议筑城置军；那些不可置军的地方，就命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雇佣工匠依次进行，就使用附郭市民，免除他们的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定额数守卫；其余州县地狭民少不可筑城守卫的，也量给丁夫守卫。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都寄存在郡库，犯罪重囚都监禁在郡狱。有城池的地方如此，那么凡有官府都有城守，百姓有依附之所，军队有御备之具，将来被寇贼攻劫，罪责有所归属，他们也就没有借口了。这虽然是一州一县之事，积累起来，天下宗庙社稷的安宁未必不由此而来，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应当深切注意。
苏轼对宋神宗说：“臣前任密州时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之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好做盗贼，为患最甚，因此为陛下谋划对待盗贼的策略。等到移守徐州，阅览山川形势，考察风俗所崇尚并考证于载籍，然后才知道徐州是南北的襟要之地，京东诸郡安危所系。臣观察此地，三面被山环绕，只有西边是数百里平川，西走梁宋，如果楚人开关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像屋上倾倒瓶水一样迅猛。此地适宜种植粟麦，一熟就能饱食数年。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只有南面可通车马，戏马台在那里，高十仞，广袤百步。如果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集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作为城相表里，并在城中积三年粮，虽然用十万人也不易攻取。其民都高大，胆力绝人，喜好剽掠，稍有不如意就有飞扬跋扈之心，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沛
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译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百里范围之内，当地人因此自我夸耀，凶暴桀骜的风气积累而成习俗，魏太武帝用三十万大军攻打彭城都不能攻克，而王智兴以平庸的士兵才能却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不能征讨，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便利、士兵勇猛强悍的缘故吗？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地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盖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既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
译臣按：彭城是天下南北交通的要冲，其地理形势、风俗民情、物产资源，苏轼已经说得很透彻了。虽然如此，汉唐定都关中时，此地在当时属于偏远郡县；宋朝定都汴梁时，此地在当时属于陪都辅佐之地；而在今天，它位于南北两京之间，是漕运必经之地。当今天下十三藩中，有九个藩地的物资都要由此北上，向南数百里则是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其重要性不仅汉唐宋时期可比。臣在“京辅屯兵”条下请求在此地设立大镇，任命一名大将统领江淮地区的官军在此驻守，一来守护漕运，二来屏蔽皇陵，同时借此镇压地方的盗贼，这样两京之间就有通融之势，万里疆域没有隔绝之患，国家宗庙社稷的安定就会像磐石一样稳固了。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县百姓方腊世代居住县堨村，依托邪道迷惑民众。县境帮源等峒山谷幽深险峻，方腊拥有漆园，官府造作局屡次残酷索取，方腊怨恨却不敢发作。当时朱勔在苏州主持应奉局，花石纲的骚扰，使家家户户都产生怨恨，方腊因民众无法忍受，暗中聚集贫困无业之徒，以诛杀朱勔为名发动叛乱。他自封为圣公，建立年号，设置官吏将帅，共攻陷六州五十二县，杀害平民二百万。凡是抓获官吏，必定割断其肢体，挖出其肺肠，或者熬成膏油，用乱箭射杀，受尽酷刑毒害，以发泄怨恨。警报奏报到京师时，朝廷正聚集兵力准备北伐，王黼隐瞒不报，于是叛军凶焰日益炽盛，依附的人众多，东南地区大为震动。皇帝看到奏疏后才大惊，于是停止北伐的议论，任命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领禁军及秦晋地区的蕃汉军队十五万人讨伐叛军。童贯到达吴地，看到民众被花石纲骚扰困苦，众人说：“贼寇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童贯随即奉诏停止花石纲，吴地民众非常高兴。
臣按：盗贼的兴起，如果不借助众人的力量，是无法独自做到的。然而人心各异，见解不同，一旦想要让他们共同舍弃生命去赴死，这难道容易吗？必定有激发他们愤怒并满足他们欲望的因素，不这样愤怒就无法消除，不这样欲望就无法实现，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舍弃生命去赴死，而在死亡中寻求生机，以此来宣泄不平之气并成就其巨大欲望的原因。方腊造反，看到官吏被杀，遭受极其惨毒的刑罚，大概是因为平日受其侵害，想要报复却无路可走，现在才甘心如此。官吏放纵私欲以害民，遭受惨毒，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然而也有秉承上级意旨、遵循众人惯例，内心实在不忍，不得已而逃避一时责任才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罪责也应当有所区分吧。柳宗元曾说，形势不同而道理相同，唉，怎能不反省呢，怎能不思念呢！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说：“江阴、通泰是长江的门户，镇江、真州次之，建国初期设立万户府以镇守此地，如今戍守将领不得其人，导致贼寇舰船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寇仅三十六人，官军上万却无法进讨，反而被贼寇打败，后来竟然借助盐徒之手，虽然能成功，难道不贻笑远近吗？应当迅速选拔智勇之人以图谋后续战功。”
臣按：自古以来，盗贼为害民众的没有比盐徒更严重的了，因为厚利所在，人们趋之若鹜，不顾生死。正因为利益重大，所以能让人拼死效力，他们拼死效力，而我们用有求生之路的人去抵御他们，这就是我们人多却不能制服他们少的原因。此事关系重大，国家对于盐税，不过是众多利益中的一项罢了，其利益的有无都不关乎国家的轻重，而其危害的有无却实在关乎国家的治乱安危。因此，远则有唐一代的祸患没有比黄巢更大的，近则前元一代的祸患没有比张士诚更大的，黄巢与张士诚都是盐徒。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人，应当预先思考消除祸患的方法，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而使其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
至正八年，台州百姓方国珍作乱，聚集众人于海上，侵犯温州。十一年，任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伐他。十二年，方国珍再次叛乱，杀死台布哈，不久又任命纳琳讨伐他。十三年，听从特呼特穆尔的建议，授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的官职，方国珍不接受任命。十六年，方国珍再次投降，被任命为海道漕运万户。不久，又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前的正人君子曾说，元朝失去天下，是被招安的说法误导了。为什么呢？君主之所以能建立国家，是因为有法纪纲常；之所以能振作法纪纲常，是因为有赏罚。赏赐必定加于善人，刑罚必定施于恶人，使天下人知道什么是鼓励、什么是惩戒，那么治理的根本就确立了。方国珍这样的人，在天下太平无事之时，一旦敢做叛乱的首领，为元朝考虑，应当痛加诛剿以惩戒那些心怀不满的民众，却听信他人言论，实行招安的策略，不仅不加以罪责，反而授予官职，这是用奖赏善人的手段来鼓励恶人。从此那些心怀不满的之徒纷纷效仿、相互诱胁，事情侥幸成功或许能成为王侯，不成功也不失州县之官，因此盗贼蜂起，元朝因此灭亡。虽然如此，难道只是元朝吗？宋人有诗说：“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那么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了。那么国家在不得已而遇到此时有此寇乱，该如何处置呢？消除祸乱的人必定要折除其萌芽，
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译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百姓无故首先挑起祸乱，一定要联合天下的力量去攻打他们，遏制并断绝其萌芽，使其不至于蔓延扩散，决不可使用招安的计策。万一迫不得已而使用招安，一定要向天下宣告说：除了首要的恶人某某一名不予赦免外，自首者名单之外的同党，如果有能自首或者捆绑首恶前来的人，都宽恕他们的罪行，酌情给予奖赏。让当世的人都知晓朝廷对首要作乱者的诛杀严厉，确实不会轻易宽恕，那么祸乱的根源就被堵塞了。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
译元朝末年，盗贼像蜂群一样纷纷兴起，官府无法控制。等到征发民夫开凿河道，民心更加愁苦怨恨，萌生叛乱之意。栾城人韩山童宣扬“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河南及江淮地区的愚昧百姓一致相信他。他的同党刘福通等人同时起兵，以红巾作为标志。不久韩山童被擒，刘福通于是攻下颍州，占据朱皋，攻打罗山等县，攻陷汝、宁、光、息等府州，部众达到十万。
臣按：太平时期，国家有所征调、戍守，常担忧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想编民为兵，又恐怕他们嗟叹怨恨或生其他变故，不仅主管兵事的人不敢主张此议，而建议的人也不敢提起此言。为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为何公家做事如此艰难而私人行事却如此容易呢？必有其缘故。高高在上、庄严布列的君主，请试着思考一下。
以上论述遏制盗贼的契机（下）。臣按：自古以来论述盗贼的人很多，只有宋代秦观的话最为切中要害，谨全部录下作为后世的鉴戒。秦观的话说：“太平之世，内无大臣专权的祸患，外无诸侯不服的忧虑，所从事于军事的，只有敌国和盗贼罢了。敌国的危害，士大夫论述得详细、熟稔，至于盗贼的变故，则不曾有人论述过，难道是智慧不及吗？是他们认为不值得忧虑。天下的祸患常产生于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从前秦称帝后，认为六国已亡，海内没有值得忧虑的，对秦有危害的只有匈奴，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击退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的叛乱却在行伍阡陌之间兴起。由此说来，盗贼未曾没有。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敌国的兵甲马匹如云，矢石如雨，牛羊骆驼转运不绝，其人熟练而整齐，其兵器犀利而精良，所以当它侵犯边境时，利于速战以挫其锐气。盗贼则不然，凭借险阻，依靠抢劫，聚集亡命之徒，胜则乌合，没有法制约束，败则像野兽一样逃窜，没有恩信联结，然而举竿持棒，郡县的士兵有时不能制服，只是人人有必死之心罢了。所以当它群起时，速战以挫其锐气，不要逼迫以离间其心，如果不速战以挫其锐气则迟缓而势力放纵，如果不避免逼迫以离间其心则急切而变故发生。现在老虎这种动物，咆哮则风生，发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所以捕虎的方法，必须先设机阱，旁边放置网罟，用利戟撞击，用强弓射击，鸣金鼓而乘胜追击，不旋踵而无虎了。至于蛇与鼠则不然，虽然其毒足以害人而没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蛀蚀物体而没有震恐百兽之威，然而不可以骤然捕捉，因为急了就会进入窟穴，所以捕蛇鼠的方法必须环绕其窟穴而等待，用艾草熏、用水灌，它将无处觅食而出来，那么短棍就可以致其死命。夷狄是虎，盗贼是蛇鼠，虎不可以用艾熏水灌，蛇鼠不可以用弓射戟撞，所以说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方法不同。虽然如此，平定盗贼并不难，杜绝盗贼才难，平定而不杜绝，其弊端有二，不可不知，就是招降与穷治。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凡是盗贼兴起必有枭雄桀骜而难以制服的人，追讨的官员素无奇略，不知道计谋如何消除，就往往招降其首领而使其投降，那些奸恶的百姓看见有罪的人未必死，就说与其低头顺气以忍受饥寒之辱，不如剽掠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此说来，这是诱导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是盗贼的首领已经伏法，而刀笔吏不能长远考虑，反而简略节度而疏漏目光，就往往穷治其党羽、胁迫他们，百姓看见被污染的人必定不能免罪，就将说与其受刑具束缚，束手就毙，不如逃遁山海，脱身求生，由此说来，这是驱赶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穷治更深的。况且王者用来感化服从天下的，是恩惠与威严，恩惠及于有罪的人则伤害恩惠，杀戮及于无辜的人则损害威严，威严恩惠两失而想要天下人心畏而力服，尧舜也不能做到。《夏书》说：‘歼灭其首领，胁从者不治，旧染污俗，都给予革新。’大概首领尽杀而不赦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足以安反侧之心，像这样，天下的人谁肯舍生路而投必死之地呢？”唉，自古以来平定盗贼已乱之策，没有超过秦观之论的，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国家治理，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然没有盗贼的生发了，不幸而有，当它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
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译这是成效。为什么呢？因为盗贼刚起事时，用来煽惑平民、鼓动其同党的人，都说“朝廷的政令无法推行，卫所的官军向来怯懦，城池的守备不坚固”，随即与他们约定日期，说某日攻打某城，又某日攻打某城，不出一个月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等到约定的日期到来，情况却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于是众人看到他们的话没有应验、谋划没有效果，知道事情肯定无法成功，自然就会瓦解离散。由此看来，秦观所说的平定盗贼与驾驭敌国的方法不同，从我所见的情况来验证，尤其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