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六
）车（兵车）徒（步卒），如战之陈，皆坐（使坐听誓），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车徒皆作（起也），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铎，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聚足而进）徒趋，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决围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阕（鼓以三为节），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译兵车和步卒，排列得像作战时的阵势一样，全都坐下（让他们坐着听誓师），众官吏在阵前听誓，宰杀牲畜，拿着肉在阵前左右巡行，说：“不听从命令的人就斩首。”中军用鼙鼓发出号令，击鼓的人都敲三下鼓，司马摇动铃铎，众官吏竖起旗帜（把倒下的旗杆重新竖起来），兵车和步卒都起身（“作”即起身），击鼓行进，摇动镯铃，兵车和步卒都前进，到达第二标处就停止，敲三下鼓，掩着铃铎的口摇动它，众官吏放倒旗帜（再次把旗杆放倒），兵车和步卒都坐下，又敲三下鼓，摇动铃铎，竖起旗帜，兵车和步卒都起身，击鼓前进，摇动镯铃，战车急驰，步卒快走，到达第三标处就停止，坐下和起身都像刚才那样，然后击鼓，战车奔驰，步卒快跑，到达第四标处就停止，击鼓警戒三遍（鼓声以三下为一节），战车三次发射箭矢，步卒三次刺杀，然后击鼓退却，摇动铙钲且后退，退到第一标处就停止，坐下和起身都像刚才那样，于是进行狩猎。
吴澂曰：“仲冬农暇，故教大阅以简车马、习战陈，尤详于三时。莱所田之野，谓芟除田野以便驰驱也。表，所以正行列者，于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则三百步，又五十步为一表，则四表总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广当容三军，其步数随军多少可矣。建旗后表之中，谓第四表之中央也。质明弊旗，谓期众之至须早，故明以仆旗，后至者诛，皆坐以当听誓也。陈前，谓南面乡表也。中军，谓中军将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气也。鼓人，师帅、旅帅也。司马谓两司马，振铎以作众也。及表乃止，谓自后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铎摝者，掩铎之口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气也。又二鼓而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谓自第二表前第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车驰徒走，及表乃止，谓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谓戒攻敌也。每鼓一阕则车一转、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敌服矣。鸣铙且却，谓军退则卒长鸣铙以和众鼓。及表乃止，谓自前表至后表而止也。”
臣按：《周礼》四时皆教阅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为言收也，以冬方大阅，春则农务方殷，故收其众也；夏气炎燠，万物告成，故以茇止为名而教之以夜战之事；秋气肃杀，故以治兵为教而教之以昼战之法；冬则农事已隙则通以三时之教而并举焉，故谓之大阅也。国家大事在戎，而国之安危、下之生死所系，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冒锋镝，将可以全胜，卒可以全生，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不待言语告诏，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凡士卒坐作、进退、迟速、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如此，是惟不战，战无不胜矣。《周礼》振旅所辨者在鼓、铎、镯、铙，茇舍所辨者在号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于大阅则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师布陈缺一不可，三时则各专习其一，冬阅则兼用其三，专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贯通，是知先王教战之法虽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战非一人可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则难齐，必欲齐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声，声有不同则事亦随异，有旗物之节，节有异形则事亦随别，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尽记也；日多则难防，必欲防之，昼有昼之事，夜有夜之事，昼则为旗物之号，使之视龙、虎、鸟、龟之像而知所向，夜则为名号之别，使之闻门名、县鄙之名而契于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晓也。夫三时各辨一物，则习之熟而谕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并阅焉，又安能通融而尽其用哉？此岁终所以必有大阅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战之法，月凡三次，操练非严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阅止于四时尤为数矣，但所以立为之法者未必详尽，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尽心，臣愿特敕有司集会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为定制，颁之将领，俾其按此教习，每岁仲冬车驾亲临大阅之而施赏罚之典焉，如此，则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无敌矣。
《诗序》：《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朱熹曰：“先王之田，因此见车马之盛、纪律之严，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其所谓田者异乎寻常之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猎以讲武事，其所以为田者非荒于禽也。是时周室中微，▯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兴之功，《诗序》所谓“复文武之境土”者此也，东都之会久缺，田猎之礼不讲，于是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因田猎以选车徒，盖借蒐狩以讲武事，以益严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非专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诗。”
吕祖谦曰：“《车攻》《吉日》所以为复古者何也？盖蒐狩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
译吴澂说：“仲冬时节农事空闲，所以进行大阅兵来检阅车马、操练战阵，这比春、夏、秋三季更为详尽。莱地是用于田猎的原野，所谓‘莱’，是指芟除田野以便车马驰驱。‘表’是用来端正行列的标志，每百步立一个表，三个表就是三百步，再每五十步立一个表，那么四个表总共三百五十步，左右的宽度应当能容纳三军，其步数可根据军队多少来调整。在第四表的中央树立旗帜，称为‘建旗后表之中’。天亮时倒下旗帜，意思是要求众人必须早到，所以用倒下旗帜来明确信号，迟到者处死，都让他们坐在该听誓师的地方。‘陈前’，是指军队面向南方对着表。‘中军’，是指中军将领。‘令鼓者’，是指击鼓以振奋士气。‘鼓人’，是指师帅、旅帅。‘司马’是指两司马，摇动铎以振奋众人。到达表就停止，是指从后表前方行进到第二表。三次击鼓并掩住铎口摇动，掩住铎口而摇动，是为了停止行进、平息气息。又击鼓两次，车马疾驰、步兵快走，到达表就停止，是指从第二表前方行进到第三表。又击鼓三次，车马奔驰、步兵奔跑，到达表就停止，是指从第三表前方行进到第四表。‘鼓戒’，是指告诫攻击敌人。每击鼓一曲，车马就转动一次、步兵就刺击一次，到三次就停止，象征敌人已屈服。鸣响铙且后退，是指军队撤退时卒长鸣铙以协调众人的鼓声。到达表就停止，是指从前表行进到后表就停止。”
臣按：《周礼》中四季都进行教阅，但名称各不相同，春天叫“振旅”，“振”的意思是收拢，因为冬天刚进行过大阅，春天农事正忙，所以收拢众人；夏天天气炎热，万物成熟，所以以“茇舍”为名，教习夜战之事；秋天气候肃杀，所以以“治兵”为名，教习昼战之法；冬天农事已闲，就将三季的教习内容合并举行，所以称为“大阅”。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生死都系于此，在太平时期操练战阵之法，将来有事时驱使他们临阵作战、冒着刀箭，将领可以取得全胜，士兵可以保全性命，国家也因此得以保全安定。然而教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所辨别，事先辨别清楚，士兵就知道将领的意图和谋划，不需要言语告知，在耳目之间自然明白，耳目有所见闻，心中运转，手脚在外呼应，凡是士卒坐起、进退、快慢、开合的规律，都是将领意图想要做到的。这样，只要不战，一旦作战就没有不胜的。《周礼》中振旅所辨别的是鼓、铎、镯、铙，茇舍所辨别的是号名，治兵所辨别的是旗物，至于大阅则兼辨这三者。这三者在行军布阵中缺一不可，三季则各专习其一，冬季大阅则兼用其三，专习是为了精熟，合习是为了贯通，由此可知先王教战的方法虽然多样，但其关键不外乎“辨别”罢了。战争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天能结束的，人多就难以整齐，想要整齐，不能对每个人单独告诫，也不能对每件事单独教习，所以有金鼓的声音，声音不同则事情也随之不同，有旗物的节制，节制形状不同则事情也随之区别，如果不早加以辨别，等到临阵时才展示，必然不能全部记住；日子多就难以防备，想要防备，白天有白天的事，夜晚有夜晚的事，白天就用旗物的号令，让他们看到龙、虎、鸟、龟的图像就知道方向，夜晚就用名号的分别，让他们听到门名、县鄙之名就铭记于心，如果不早加以辨别，等到临阵时才展示，必然不能立刻明白。三季各辨别一物，那么习练就熟练而理解就深刻了，如果不将三者合并大阅，又怎能通融而尽其用呢？这就是年终必须有大阅教习的原因。如今朝廷教战的方法，每月三次，操练不因严寒、酷暑而停止，比起周人教阅只限于四季来说更为频繁，但制定这些方法的人未必详尽，而奉行这些方法的人大多不尽心，臣希望特别敕令有关部门召集文武大臣、掌管政事及通晓兵法的人，斟酌古今适宜之事，制定为定规，颁布给将领，让他们按照此规教习，每年仲冬皇帝亲临大阅并施行赏罚之典，这样，那么列屯坐食的士兵都会成为精兵，而用之于天下则无敌了。
《诗序》说：《车攻》，是周宣王恢复古制。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修缮车马、备齐器械，重新在东都会合诸侯，借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
朱熹说：“先王的田猎，借此显示车马的兴盛、纪律的严明，所以中兴的势头就在这里，他所说的田猎不同于寻常的田猎了。”
臣按：古人多借田猎来讲习武事，他们所谓田猎并非沉迷于禽兽。当时周王室中衰，猃狁内侵，逼近京城，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就中兴之功，《诗序》所谓“恢复文武的疆土”就是指这个，东都的会合久已缺失，田猎的礼仪不再讲习，于是修缮车马、备齐器械，重新会合诸侯，借田猎来选拔车兵和步兵，大概是借蒐狩来讲习武事，以加强内修外攘的治理罢了，并非专为禽兽。
《吉日》，是赞美宣王田猎。朱熹说：“这也是宣王的诗。”
吕祖谦说：“《车攻》《吉日》之所以称为复古，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蒐狩之礼可以显示王赋的恢复，
可以见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矣。”
译由此可以看见军备物资的丰足，可以看见军队纪律的严明，可以看见上下级之间的情谊，可以看见统筹管理的周密，想要了解文武官员功业的人，通过这些也足以观察到了。
臣按：先儒谓宣王所以复文武功业者，固不止于二诗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诗而观之，则其车马徒御之所出可见王赋之复也，旌旄车旆之备、决拾弓矢之精可见军实之盛也，选徒则嚣嚣、徒御则不惊，行者有闻而无声，又可见师律之严也，会同有绎而助我举｛此手｝（积禽也），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见上下之情也，将用马力而既伯既祷，颁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见其综细之周密，盖一事之间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则其余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国曰：“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用兵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狝，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谨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猎以讲武事，所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时，不伤乎农，不害乎物，所以习驰驱之节、试击射之艺，盖非所谓外作禽荒从兽无厌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类，每岁仲冬以后，车驾亲临校猎，即古人遗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
何休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颐曰：“为国之道，武备不可废，必于农隙讲肄，保民守国之道也。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有警而为之则教之不素，岂所以保其国乎？”
臣按：大阅之礼，天子之礼也，而鲁以诸侯行之，故《春秋》书以见其僭礼，行之诸侯则为僭，行之天子则保民守国之道也。后世虽有教阅之事而其礼不备，在汉、唐亦间有行者，乞敕礼官会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汉、唐以来典故，著为大阅之礼，除逐月将帅自行教战外，每岁仲冬请车驾幸教场行大阅礼，以考校将领及军士技能，以赏罚升黜之，使天下四夷闻之知圣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乱之心。
《穀梁传》曰：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香草）以为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为辕门（车以其辕表门也），以葛（或作“褐”）覆质（质，椹也，以褐覆其椹）以为｛▯木｝（门中闑也），流旁握（谓两车彗头各去门边空握四寸），御幰（挂也）者不得入，车轨尘（谓车不得入门，车轨之尘不出辙），马候蹄（发足相应），揜禽旅（揜取众禽），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亦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习用武事，非徒以习战以行礼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义也。假艾兰之草以为防，置通帛之旃以为门，以毛布覆门闑恐伤其马足也，车之入门则碍之以车轴，以验其能御也，车辙之尘则欲其不远，马行之蹄则欲其相应，禽之群队则欲其不遗，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驰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驰则射者关弓命中矣，兽之过防者不许逐是则战之不逐奔走也，兽之面伤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杀迎降也，兽之不成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戮幼稚也。田虽以得禽为上，而战则以能射为先，故于颁禽之际又以射为去取焉。古昔盛时因蒐狩以习用武事，是以三军之众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运动，见闻贯熟，心意流通，一旦临于战陈之间，进退取舍咸中其节，是以军旅所至无不成功，由教阅之有素也。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译臣按：前代儒者说，宣王之所以能够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固然不仅仅在于这两首诗所提到的狩猎之事，但仅从这两首诗来看，车马和徒御的出动，可以看出王赋的恢复；旌旗车饰的完备、决拾弓矢的精良，可以看出军备的兴盛；选拔徒众则秩序井然，徒御则不惊扰，行进时只有声响而无喧哗，又可以看出军纪的严明；会合时有序列而协助我积累猎物，全部率领左右随从来宴请天子，又可以看出上下融洽的情谊；将要使用马力时既占卜又祈祷，分配猎物均匀而大厨房不充盈，又可以看出其统筹细致周密。大概在一件事之中具备五种美德，由此推知，其余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春秋》记载：桓公四年春季正月，在郎地狩猎。
胡安国说：“战争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狩猎是为了演练重大事务。用兵是为了训练军队，以此显示武力而威震天下；获取猎物是为了祭祀宗庙，以此显示孝心而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时节教习振旅，于是进行蒐猎；仲夏时节教习茇舍，于是进行苗猎；仲秋时节教习治兵，于是进行狝猎；仲冬时节教习大阅，于是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损害万物。田猎的地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的场所，侵害百姓和万物，百姓就会受苦，那么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旄的美观，都会头痛皱眉互相告知，能不谨慎吗？”
臣按：先王的田猎，是借着狩猎来演练武事，这就是所说的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治理时不忘记混乱。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必须有固定的时间，不伤害农事，不损害万物，以此来练习驰骋的节制、试验击射的技艺，这绝不是所谓在外沉迷于禽兽、追逐野兽没有满足的时候。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就是古代原圃、具囿之类，每年仲冬以后，皇帝亲自临幸校猎，这就是古人的遗制。
桓公六年秋季八月，举行大阅。
何休说：“不训练百姓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每年简阅徒众叫做蒐，每三年简阅车马叫做大阅，每五年大规模简阅车马和徒众叫做大蒐，这是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安定时不忘记危险。”
程颐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武备不可废弃，必须在农闲时讲习演练，这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方法。没有事情时妄动，有警报时却来不及训练，这难道是保护国家的方法吗？”
臣按：大阅的礼仪，是天子的礼仪，而鲁国作为诸侯却实行它，所以《春秋》记载以显示其僭越礼制。在诸侯那里实行就是僭越，在天子那里实行就是保护百姓、守卫国家的方法。后世虽然有教阅之事，但礼仪不完备，在汉、唐也偶尔实行过。请求命令礼官会同掌管兵权的人考究《周官》以及汉、唐以来的典故，制定为大阅的礼仪。除了每月将帅自行教战外，每年仲冬请皇帝幸临教场举行大阅礼，以考校将领和军士的技能，以此赏罚升降，使天下四方夷狄听到后知道圣人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治理时不忘记混乱，这样，就不敢萌生非分作乱的心思。
《穀梁传》说：借着蒐猎来练习武事，是礼仪中最重要的。用艾兰草作为界限，设置通帛的旃作为辕门，用葛布覆盖门闑，流旁握，御幰者不得进入，车轨尘，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越过界限的不追逐，这是不追逐奔逃者的道理；面部受伤的猎物不献，不成形的猎物不献，猎物虽然多，天子只取三十只，其余分给士众在射宫练习射箭。射箭中靶而田猎没得到猎物就算得到猎物，田猎得到猎物而射箭不中靶就算没得到猎物，这也是知道古代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
臣按：古代借着蒐猎来练习武事，不仅仅是为了练习作战和行礼，不仅仅是为了崇尚勇力和表彰仁义。借用艾兰草作为界限，设置通帛的旃作为门，用毛布覆盖门闑是怕伤害马足，车进入门时用车轴作为阻碍，以检验其驾驭能力；车辙的尘土希望不要远扬，马行走的蹄声希望相应，猎物的群队希望不要遗漏，像这样如果不是御者不失其驰是做不到的。御者不失其驰，那么射者就能开弓命中。野兽越过界限的不允许追逐，这是作战时不追逐奔逃者；野兽面部受伤的不允许献，这是作战时不杀投降者；野兽不成形的不允许献，这是作战时不杀年幼者。田猎虽然以得到猎物为上，但作战以能射为先，所以在分配猎物时又以射箭作为取舍的标准。古代盛世借着蒐猎来练习武事，因此三军将士耳目所沾染、手足所运动，见闻熟练，心意通达，一旦面临战阵之间，进退取舍都符合节度，所以军旅所到之处无不成功，这是因为教阅早有准备。
《左传》记载：隐公五年，臧僖伯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演练事务。每三年治兵，进入国境时振旅，归来时饮至，以清点军实、彰显文章、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从长幼、练习威仪。”
杜预曰：“蒐，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狝，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四时讲武，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谓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谓礼毕整容而还也，归而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
译杜预说：“‘蒐’，是搜索并选取没有怀孕的野兽；‘苗’，是为庄稼苗除去害虫；‘狝’，是杀戮，以杀戮为名，顺应秋季肃杀之气；‘狩’，是围守，冬天万物都已成熟，捕获了就取用，不再有所选择。四季进行军事演习，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操练，出征时称为‘治兵’，意思是开始整治军事事务；回师时称为‘振旅’，意思是礼仪结束后整顿队伍而返回，回到宗庙举行饮宴，用来清点车马、步兵、器械以及所获得的猎物。”
林尧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车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贵贱，谓田猎之制，贵者先杀，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贵贱。辨等列，谓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进退皆是也。顺少长，出则少者在前，趋敌之义；还则少者在后，殿师之义，皆所谓顺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猎之礼每年而四举，三年而大举，出而谓之治兵，入而谓之振旅，归而饮至于庙以数军实，然不谓之治田而谓之治兵，不谓之田实而谓之军实，以见蒐、苗、狝、狩之行虽曰以田，实以习战也。若其所谓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而总结之曰习威仪，则又以见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顺，无非以肄习武事之威仪，使其有威而可畏，有仪而可象焉。后世田猎之礼惟以从禽纵欲为乐而已，无复古人讲武之制，所谓教阅者徒应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击、刃之所刺皆无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虚文而无实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周王也），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见用之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以货物易资财）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明定其辞不贰价也），公曰：“可已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敬之心）。”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谷）、释宋围（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战而霸（明年战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晋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晋文公欲用其民以战，而子犯以民未知义与信与礼，故未可用也。文公于是示之义、示之信、示之礼，然后用之，故一战而能成伯功，盖有合乎孔子答樊迟之问，所谓上之所好，礼、义、信之三事也。然圣人所谓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则欲民之用而故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虽然，文公伯者，尔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后用之焉，后世则驱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恤民之从违。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地名），且抚其民，分贫（贫乏者分与之）振穷（穷用者救振之），长孤幼（孤而幼者长育之），养老疾（老而贫者赡养之），收介特（单身者收录之），救（恤也）灾（天灾）患（人患），宥（宽也）孤寡，赦罪（重罪）戾（轻戾），诘奸慝，举淹滞（有才德而淹滞），礼新（羁旅方新者）叙旧，（勋故）禄勋（有功）合亲（九族之亲），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结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孔颖达曰：“兵者战器之名，战必令人执兵，即名人以为兵也。简兵，谓料简其强弱，集而简之，且慰抚其人民也。分贫振穷以下，皆抚民之事也。”
臣按：简兵而且抚其民，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为民而设兵，兵备而民失其所，孰与养其兵哉？本朝于边地命大臣守备而兼巡抚之任，即此意也。《王制》：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
郑玄曰：“有发，谓有军师发卒。”
孔颖达曰：“国有军旅以发士卒，是司马之事，王则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车及衣甲之仪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众又主教，故与司马相参也。”
臣按：先儒谓司徒教士则使司马论其材，故出任之为比长、乡大夫、伍长、军将，其材无不宜；司马治军则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为比闾族党州乡、伍两卒旅军帅，其事无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
郑玄曰：“教于田猎，因田猎之礼教民以战法也。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谓教田猎继以习五戎，与《车攻》因田猎而选车徒同意，上言教下言习者，我教之故彼习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为伍故也。田猎所以
译林尧叟说：“‘昭文章’，昭，就是显著的意思，指君、大夫、士的车马服饰、旌旗各有不同的纹饰图案。‘明贵贱’，是指田猎的制度，地位尊贵的人先射杀猎物，以此来显示君、大夫、士、庶人之间的贵贱差别。‘辨等列’，是指辨别上下的等级行列，无论是坐下起立、前进后退，都符合这一原则。‘顺少长’，指出征时年轻人走在前面，这是奔赴敌人的道义；返回时年轻人走在后面，这是护卫军队的道义，这些都叫做‘顺’。”
臣按：成周时代，田猎的礼仪每年举行四次，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田猎，出征时称为‘治兵’，凯旋时称为‘振旅’，归来后在宗庙饮酒祭神以清点军资，然而不称之为‘治田’而称之为‘治兵’，不称之为‘田实’而称之为‘军实’，以此来表明蒐、苗、狝、狩这些田猎活动虽然名义上是打猎，实际上是为了练习作战。至于其中所说的‘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并总结为‘习威仪’，这又表明凡是所彰显、所明示、所辨别、所顺应的，无非是为了练习武事的威严仪态，使他们既有威严令人敬畏，又有仪态可供效法。后世的田猎礼仪只是以追逐禽兽、放纵欲望为乐罢了，不再有古人讲习武事的制度，所谓的教阅只是应付故事，箭射向哪里、戈击向哪里、刃刺向哪里都没有实际的目标，所演练的都是虚文而没有实用。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开始回国教化百姓，两年后想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出兵安定襄王（周天子），回国致力于让百姓获利，百姓怀念生存之道了，将要使用他们时，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还没有明白使用他们的信用。”于是攻打原国来展示信用，百姓用货物交换资财时不追求丰厚，明确约定价格不改变，晋侯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仪，还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于是举行大蒐礼来展示礼仪，设立执秩官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命令不迷惑之后才使用他们，出兵解除谷地的戍守（第二年楚子派申叔撤去谷地的戍守）、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第二年楚子派子玉撤去宋国的包围），一战而称霸（第二年战于城濮），这是文德教化的结果（由晋侯以文德教化百姓）。
臣按：晋文公想要使用百姓去作战，而子犯认为百姓还不知道义、信、礼，所以不能使用。晋文公于是向他们展示义、展示信、展示礼，然后才使用他们，所以一战就能成就霸业，这大概符合孔子回答樊迟问政时所说的，上位者所喜好的是礼、义、信这三件事。然而圣人所说的喜好，是内心真正喜好，自然能招致百姓的敬服和真情，而晋文公则是想要百姓被使用而故意这样做来展示给他们看，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虽然如此，晋文公作为霸主，他在役使百姓时还必定要先使百姓心服然后才使用他们，后世则是驱赶百姓罢了，只要遂了自己的欲望，哪里还顾恤百姓的顺从或违抗。
昭公十四年，楚子派然丹在宗丘（地名）检阅上国的军队，并且安抚那里的百姓，救济贫困者，赈济穷困者，抚养孤儿幼童，赡养老弱病残，收容单身者，救济天灾人患，宽待孤寡，赦免重罪轻过，查办奸邪，举用被埋没的人才，礼遇新来者，叙用旧臣，奖赏功臣，和睦亲属，任用贤能之人担任官职。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国的军队，也像然丹那样做。与边疆邻国结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后才用兵，这是符合礼制的。
孔颖达说：“兵是作战器械的名称，作战必定让人手持兵器，所以称人为兵。检阅军队，是指考察军队的强弱，集合起来检阅，并且慰抚那里的百姓。分贫振穷以下，都是安抚百姓的事情。”
臣按：检阅军队并且安抚百姓，大概因为百姓是军队的来源，为了百姓而设置军队，军队完备而百姓失去安居之所，哪里比得上养育百姓呢？本朝在边境任命大臣负责守备并兼任巡抚的职责，就是出于这个意思。《王制》说：有战事发生时，就命令大司徒教习士兵使用车甲。
郑玄说：“有发，是指有军队出兵。”
孔颖达说：“国家有军旅行动而征发士卒，这是司马的职责，君王则命令大司徒教习乘坐兵车及穿戴铠甲的仪容，必定是大司徒，因为大司徒主管民众又主管教化，所以与司马相互配合。”
臣按：先儒认为大司徒教习士兵就让司马评定他们的才能，所以出任比长、乡大夫、伍长、军将，他们的才能没有不合适的；司马治理军队就让大司徒教习他们的事务，所以入居比闾族党州乡、伍两卒旅军帅，他们的事务没有不治理好的。
《月令》说：季秋之月，天子就在田猎中教习以练习五种兵器。
郑玄说：“在田猎中教习，是借着田猎的礼仪教习百姓战法。五戎，是指五种兵器，弓矢、殳、矛、戈、戟。”
臣按：先儒认为教习田猎接着练习五种兵器，与《车攻》借着田猎选拔车兵步兵的意思相同，上面说教下面说习，是我教他们所以他们练习。兵器必定是五种，是因为兵法中五人为一伍的缘故。田猎之所以
得利，军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恶莫甚于死，以所恶寓所欲而习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马秋狝教治兵，其以是欤。
译获得利益，是军队之所以愿意效死的原因。人们所渴望的没有比利益更大的，所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甚的。将人们所厌恶的（死亡）寄托在人们所渴望的（利益）之中，并使之成为习惯，这是先王深远的用意。大司马在秋天进行狩猎以训练军队，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以上论简阅之教（上）
卷一二七
▲简阅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谓善人有忠爱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尽本末兼该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务农亦本也，讲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该且必七年而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呜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后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犹未可也，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后世召募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盗贼、衽金革之戎夷，其败也宜哉，其克有济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张栻曰：“所谓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长幼之义，使皆有亲其上、死其长之心，而又教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驱之战，是弃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圣人所谓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亲上之义，然后使之执干戈、擐甲胄、习弓矢以敌王所忾而卫社稷，如此，则心专于内而坚、气奋乎外而果，有不战，战则无敌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礼义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也。用之，使之战也。”
辅广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敌忾御侮，临陈之际皆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矣，不然，则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谓之殃民，在尧舜之仁政，岂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为言，由是观之，非独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虽二而教则一，要归于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后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谓为弃其民，孟子谓为殃其民，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驱之以临锋镝，则虽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实与弃之、殃之也何异？呜呼，为民父母不能生养之、福祐之而弃之、殃之，矧又所争者乃以土地名称之细故，是则孟子所谓民贼者也，尧舜之世岂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尧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尧舜之位、临尧舜之民者，乃欲自为尧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为哉？
汉制，常以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都试课，殿最。
东汉制，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鬛，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陈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陈，名曰乘之。
臣按：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而东汉所肄者乃六十四陈，盖六十四陈即八陈演之为八八六十四也。所谓纁刘，即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也。媵音刘，刘杀也，盖欲习战陈之法，先斩牲以为礼也。
灵帝中平五年，诏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胄介马，行陈三匝而还。
盖勋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秪黩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除地为场，四出立五表，又别巉地于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于巉所，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巉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仪悉备，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战队之法。凡教为陈，少者在前、长者在后，
译以上论述简阅之教（上）
卷一二七
▲简阅之教（下）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
朱熹说：“教导百姓，是教导他们孝悌忠信的品行、务农讲武的方法，百姓知道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效死，所以可以投入战争。”
臣按：先代儒者认为善人有忠爱恻隐之心，而他教导人又具备尽本兼末、全面涵盖的方法，孝悌忠信是本，务农也是本，讲武的方法是末，本末兼该而且必须七年才仅仅可以投入战争，用兵难道是容易说的吗？唉，凭借忠良平易正直的善人来教导孝悌忠信的良民，然而必须经过七年的长久才可以投入战争，不到七年还是不可以的，“可”是仅仅可以而有所未尽的说法，后世招募乌合之众来抵御必死的盗贼、面对金革之戎夷，他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能够成功的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做抛弃他们。”
朱熹说：“以，是用。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必定有败亡的灾祸，这是抛弃他的百姓。”
张栻说：“所说的教导，是教导君臣、父子、长幼的道义，使他们都有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心，而又教导他们像《司马法》那样的节制。如果没有教导就驱使他们作战，这就是把他们抛弃在死地罢了。”
臣按：圣人所说的教导百姓，不只是教导他们的武艺，必须先教导以文事，必须让百姓知道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然后让他们拿起干戈、穿上甲胄、练习弓矢来对抗君王所愤怒的敌人、保卫国家，这样，内心专一而坚定，外在气势振奋而果断，不战则已，战则无敌。
鲁国想让慎子做将军，孟子说：“不教导百姓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
朱熹说：“教导百姓，是教导他们礼义，使他们知道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服从长上。使用他们，是让他们去作战。”
辅广说：“能像这样教导百姓，才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使他们对抗愤怒的敌人、抵御侮辱，临阵之时都像手足捍卫头目、子弟保卫父兄一样，不然，这就是把他们陷入死地，所以叫做祸害百姓，在尧舜的仁政中，难道会容许吗？”
臣按：孔孟是百世文教的宗师，而谈到武事却切切以教导为言，由此看来，不只是文有教导而武也有教导，名义虽然不同而教导则是一致，最终归于明了百姓的本性、保全百姓的生命罢了。然而必须百姓本性明了而后他们的生命可以保全，如果不教导百姓就使用他们，孔子说这是抛弃百姓，孟子说这是祸害百姓，作为上位者平日不知道如何教导百姓，却一旦驱使他们面对刀箭，那么虽然不加以斥逐、施加刑戮，其实与抛弃他们、祸害他们有什么不同？唉，作为百姓的父母不能生养他们、福祐他们反而抛弃他们、祸害他们，况且所争夺的不过是土地名称的细小缘故，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贼，尧舜的时代难道会容许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尧舜的时代尚且不包容，何况居于尧舜之位、面对尧舜之民的人，竟然想要做尧舜时代所不容许的人所做的事吗？
汉代制度，常在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合都试考核，评定优劣。
东汉制度，立秋之日从郊祀礼毕开始，开始宣扬威武，在郊外东门斩杀牺牲以荐祭陵庙。其仪式，皇帝乘坐戎路，白马红鬃，亲自执弩射杀牺牲，牺牲用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乘坐获车，驾四匹马奔驰送往陵庙，回宫后，派遣使者带着束帛来赏赐武官。武官练习兵器、习战阵的仪式，斩杀牺牲的礼名叫刘，武官都练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叫乘之。
臣按：汉代继承秦制，三时不讲武，只有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合五营士兵为八阵进退，名叫乘之，而东汉所练习的却是六十四阵，大概六十四阵就是八阵演变为八八六十四。所谓纁刘，就是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媵音刘，刘杀也，大概想要练习战阵之法，先斩杀牺牲作为礼仪。
灵帝中平五年，诏令征发四方军队讲武，在平乐观下筑起大坛，上面建立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坛东北筑小坛，又建立九重华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天子亲自出临军队，驻在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仪完毕，皇帝亲自穿上甲胄骑上马，行阵三圈后返回。
盖勋说：“先王耀德不观兵，现在敌寇在远方而设置近阵，不足以昭示果毅，只是黩武罢了。”
唐代制度，仲冬之月在都城外讲武。前期十一天，有关部门奏请讲武，兵部承诏，于是命令将帅简选军士，清理土地作为场地，四面立五表，又在北厢南向别开土地作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天，尚舍奉御在巉所设置大次及御座，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巉之中及四角都建立五彩牙旗，旗鼓、甲仗、威仪全都具备，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导战队的阵法。凡是教导为阵，年少者在前、年长者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