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六
臣按：司厉一官专主追征贼赃。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犹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庐之属）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与柝同）之，有相翔者诛之。
郑玄曰：“庐，客行道所舍。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相翔犹昌翔，观伺者也。聚之，聚击以宿卫之也。有奸人相翔于宾客之侧则诛之，不得令寇盗宾客。”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实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慑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军，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郑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御晨行者，御使须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谓夜禁也。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即此意。
修闾氏掌比国中（城内）宿（谓宿卫）互者与其国粥（养也，谓羡卒）而比其追（逐寇）胥（读为偦）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察也）。
郑玄曰：“禁径逾者、兵革趋行者、驰骋于国中者，皆为其惑众也。”
贾公彦曰：“邦有故，谓有寇戎、大丧札，皆恐有奸非，则令各守闾巷门，有执节公使者不几察也。”
刘彝曰：“掌比国中宿互柝者，谓检国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谓行马以断夜行者也，谓击柝以守门闾而传更者也。国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偦擒捕寇贼，获多者赏之，否则罚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谷以传更，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
译臣按：司厉这一官职专门负责追缴征讨盗贼的赃物。
野庐氏掌管疏通通往国都的道路直至四方边境，校核国都郊外及野外道路上的宿息之所（属于庐舍一类）、水井和树木，如果有宾客到来，就命令守卫道路的人聚集起来（“聚”与“柝”同义，指击柝警戒）守护，若有窥探伺机作案的人就诛杀他。
郑玄说：“庐，是旅客在道路上住宿的地方。达，是说巡行疏通道路，使其不陷落断绝。宿息，属于庐舍一类，是宾客住宿以及白天停留的地方。井，提供饮食；树，作为屏障遮蔽。相翔，犹如昌翔，是窥探伺机的人。聚之，是聚集击柝以宿卫警戒。如果有奸人在宾客旁边窥探伺机就诛杀他，不允许让寇盗侵害宾客。”
臣按：《周礼》中遗人的职责是：“凡是国都郊野的道路，十里设庐，庐中有饮食；三十里设宿，宿中有路室，路室中有物资储备；五十里设候馆，候馆中有积蓄”，这是为了接待宾客、军队服役以及使命往来的需要，这些事务已经由地官掌管了，而秋官中的野庐氏又负责往来巡查、校核并肃清守卫工作。由此看来，可以看出古代盛世防盗的措施无微不至，不仅仅是为了安定行旅往来，实际上也是为了显示国家威严的严肃。从前周定王派遣单襄公出使宋国，借道陈国去出使楚国，发现道路杂草丛生无法通行，从而知道陈国不能守住自己的国家，何况我们堂堂大朝，威名远震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顺仰望于京畿内外、国门之外，如果盗贼时时公开劫掠行旅，这种名声岂能传到遥远的地方去？当权者把这当作小事，所以不上报，大概是不了解《周官》设置野庐氏的用意、单襄公讥讽陈人的话语吧（臣请求严厉告诫捕盗官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的，负责追捕及统督的官员若未能抓获盗贼，都革除其冠服，以务必抓获为期限，超过三个月就罢免其官职。然而京师大而人多，风俗混杂五方之人，难以辨识，与其事后督责，不如事先预防，请求在都城之外分为几路，每路根据远近设立望楼，每楼从常备军中拨出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天轮换一次，轮流守卫楼上，放置鼓一面、白旗一面、烽火一处，遇到盗贼，楼上军士立即擂鼓举烟，用白旗指示盗贼前往的方向，楼下军士携带器械追赶，务必抵达盗贼所在之处，这样，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贼自然没有了。至于冬季河冰之后，在都城外设立东西两营，委派军官一人统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货物的允许预先投辞告知，集合众军，必须五辆车才一同出发，每辆车差派马军三名护送，军士的草料器具就令雇车的人供给，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从良乡到涿州、涿州到河间、河间到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这几处的该班官军在十月以后暂时免除赴操，让委派官员统领马军依次递送至交接处，遇到回车，仍令顺路护送回去，这样，道路就没有壅塞的祸患，商人官员没有畏途的担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到达近郊，抬头仰望九重宫殿在红云紫雾之中，就有登仙的快乐了）。
司寤氏掌管夜间时辰，根据星象划分夜晚，以此告知夜士、夜禁，阻止清晨行走的人，禁止夜间行走的人、夜间游荡的人。郑玄说：“夜士，是主管夜间巡逻警戒的人。”
王安石说：“御晨行者，是阻止使人必须等到天明才行走。禁宵行者，是禁止使人停止夜间行走。”
臣按：这就是所谓的夜禁。现在的制度是一更三点禁止行人行走，五更三点允许行人行走，就是这个意思。
修闾氏掌管校核国都城内宿卫互防的人以及国都的羡卒（多余兵卒），并校核追逐寇贼的人而赏罚他们，禁止抄近道越墙的人、携带兵器疾走的人以及在国都内驰骋的人。国家有变故就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闾巷门户，只有持有符节的人不加以检查。
郑玄说：“禁止抄近道越墙的人、携带兵器疾走的人、在国都内驰骋的人，都是因为这些人会惑乱民众。”
贾公彦说：“邦有故，是指有寇敌、大丧、瘟疫，都担心有奸邪之事，就命令各守闾巷门，有执符节公出的人不检查。”
刘彝说：“掌管校核国都城内宿卫互防柝者，是说检查国都城内夜士的守宿情况。互，是说用行马阻断夜间行走的人，是说击柝守卫门闾而传更报时。国家的羡卒让他们编成什伍以追逐擒捕寇贼，抓获多的赏赐，否则惩罚。”
臣按：成周时代防备奸盗，京畿之内有野庐氏，城内有修闾氏，因此都城内外奸邪无处容身，闾里之间整齐划一，门巷之列肃然安宁，即使有不逞之奸，也无由兴起，突然遭遇非常变故，有办法制服他们而不致猖獗。修闾氏掌管校核国都城内宿卫互防柝者，国中，是王城之中，校核合编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作为追逐窥伺的防备，各在闾巷之间设置互以阻断行走，即现在的鹿角之类，设置柝以传更，即现在的木柝之类，夜间行走有禁令则入息的人不趋向昏暗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晚的人都知道早晚的时辰。大概寇盗的兴起都在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意在闾巷之间存留这几项
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盖卫有所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余，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余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
译设置更夫，使他们不睡觉，以此作为防范奸邪盗窃的措施。这就是古代盛世时期，不仅天下没有大奸大寇，即使在街巷邻里之中，连撬开箱子、挖墙洞的小偷也没有的原因。唉，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呢？正因为要在细微之处将其杜绝，所以不使其蔓延滋长而变得重大且显著。
建国初期，在南京设立四十八个卫所，每个卫所各有营房，营房两端各设一门，本卫的官军就住在其中，遇到紧急警报时集结容易。又在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门巡逻京城内外，这正是《周礼》中修闾氏的职责。又在各坊里巷设立火铺，支更守夜，这与修闾氏所说的互相警戒、追捕逃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卫所有固定的居所，所以呼叫召集军队容易；巡逻有专门的职责，所以追捕逃犯的责任有所归属。祖宗防患于未然的用意是很深的。
如今京城沿袭前朝的旧制，街坊里巷参差不齐，卫所分散各处，士卒中名籍在尺籍上的聚散无常，严重的甚至住在几十里外的野外。幸好承平无事，一旦不幸发生意外变故，出于仓促之间，急欲召集军队，难道不难吗？臣愚以为，应在无事之前预先为有事做准备，请求恢复祖宗在南京的旧制。虽然时势不同，在守成之后进行创始的谋划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采用祖宗的意图，作为今天的防备，可以吗？
南京的卫所有四十八个，如今京城的卫所有七十多个，卫署随处散置，其中也有未设卫署的。况且军士虽然名籍在卫所中吃粮，至于操练等待调发则分散在各营。如果一定要使每个卫所各为一处，连比居住，肯定做不到。现在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则各属兵马司管辖。如今京城地大人多，聚集四海之人，混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多，奸邪之人实在很多。一座大城仅设五个兵马司，官僚十几员，兵卒百十人，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量有所不周，势态有所不及。
臣请求每城根据土地的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驻守其司署，相距以鼓声相闻为限。司署前用四根木头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在所辖地方，除官民及匠人外，凡看见操练的官军在地方居住的，不分租赁寄居及上班的，都让他们报名附册，就在本坊居住的军官中推举管操者一员，官职最高的或是侯伯，或是都督、都指挥，没有的话就由把总、指挥中为大家信服的人担任，奏闻朝廷作为地方总领。每季造册一次，册子做成后各为三份，一份留在本司，一份送兵部，一份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居住的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次，此外不许擅自起倩。
旧例，每个兵马司每年委派御史一员督察，现在既然多立分司，应当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到紧急警报，兵部下达命令给兵马司，行御史督令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这样，仓促事起就有备无患，虽然不是祖宗设立军营的初制，但在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也是其遗意的仿佛。
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沿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应当命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加倍。大铺的设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系互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
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小铜锣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余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
这样，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拦拒，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贼不得以纵横。这虽然是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
臣因此又有一个见解，从前周幽王举火戏弄诸侯，那么三代之时不仅边境置立烽火，而且
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
译宫禁之中也有这种情况。如今国家国运隆盛，恩德深厚，所谓拥有亿万年如磐石般稳固、如泰山般依靠四维支撑的宗庙基业，绝无意外之事发生。然而杞人担忧天塌，天哪有坠落的道理，杞人却担忧它，这种担忧确实是愚蠢的。然而这也不失为对天深切爱护的表现。臣愚昧地请求在皇城中预先储备两根高竿，一旦有突发不测之事，就在琼岛上树立高竿，悬挂红灯作为信号，事情的缓急程度以红灯的数量作为符信，预先广泛告知各位总戎大臣，使他们知晓其中的缘故。又在九门之上各立高竿以悬挂红灯，规定红灯数量的多少来显示缓急的区别，广泛告知各军，作为进军、停止或分散的命令。这样，就不必反复多次地命令申诫，六军和万民也能不言自明、不召自来，这也是愚者的一点考虑。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苏辙曰：“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士唯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
译《论语》记载：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利，即使奖励百姓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偷。”
朱熹说：“意思是说，如果您不贪求财利，那么即使奖励百姓让他们去当盗贼，百姓也会知道羞耻而不偷盗。”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想要善良，百姓就会善良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
朱熹说：“执政者是百姓所观看效仿的，何必杀人呢？想要善良，百姓就会善良了。”尹焞说：“说杀人这样的话，难道是为上位者该说的话吗？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百姓会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百姓会争辩，何况是用杀人呢？”
臣按：宋代范祖禹向他的君主上疏，首先引用鲁地《论语》中这两章孔子回答季康子问话的内容，接着说：“我刚开始读这两章书时，曾经怀疑过，认为圣人的话主要在于教化，实行起来未必有近期的成效。等到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与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请求用严刑峻法来禁止，太宗嘲笑他们，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劳役繁多。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就不会当盗贼，哪里需要用严刑峻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丢失的东西，家门不关闭，商人在野外住宿。看到太宗的政事如此，才开始知道圣人的话不欺骗人，后世实行它必定有效。凭着小小的鲁国，季康子做宰相，孔子尚且用不贪求财利来劝说他以制止盗贼，何况天子治理天下呢？我见到熙宁年间有臣僚奏请另外设立惩治盗贼的严酷法律，自从实行这种法律以来二十多年，没听说盗贼减少停止，只听说他们越来越多罢了。古代开辟衣食的来源，设立教化的官员，首先提倡节俭，展示纯朴，有邪僻的百姓然后用刑罚来整顿他们，哪有不去治理根本而专门禁止末节的呢？”范祖禹所说的根本，就是开辟衣食的来源、设立教化的官员，首先提倡节俭、展示纯朴。然而首先提倡节俭、展示纯朴，不是没有贪欲且想要善良的人做不到的。君主以节俭纯朴为根本来治理国家，那么百姓的衣食就充足了，又得到人来教化他们，那么百姓都会感化向善，从而侍奉长辈、养育后代的资用都充足，放纵邪僻的行为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孔子说：“君子有勇力而没有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力而没有义就会当盗贼。”
苏辙说：“古代的圣人用义来制止作乱，用义来制止盗贼，让天下人都知道父子君臣的大义，那么谁还会去作乱呢？从前唐朝衰败时，燕赵地区的人，在八十年间多次作战来侍奉叛贼，竭尽全力、拼死不顾败亡来抵抗天子的军队，并认为这是忠臣义士理所应当做的。在这个时候，燕赵的士人只是没有义，所以把他们忠诚专一的心用在天下最悖逆的事情上，来抗拒天下最顺理的事情，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心志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心志，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没有不做的’，所以燕赵地区常常苦于士大夫太少。”
臣按：苏辙说用义来制止作乱、用义来制止盗贼，让天下人都知道父子君臣的大义，谁还会去作乱呢？我私下认为，作乱和盗贼都起源于血气的勇猛、心志的欲望。盗贼的起始是在乡里间，积累到成为大盗贼就会扰乱天下了。因此古代的圣王必定为百姓制定固定的产业，使他们侍奉长辈、养育后代的资用有剩余，用礼义来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是应当做的事，那么他们的心志有所涵养而不敢放纵欲望，血气有所制约而不敢违背情理，那么乡里之间偷窃的盗贼尚且不会发生，即使想要作乱，凭借什么来兴起呢？
秦二世时，征发贫苦百姓去渔阳戍守的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担任屯长。恰逢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了期限，按法律都要斩首。陈胜、吴广趁着天下愁怨，于是杀了将尉，对徒众说：“你们大家都误了期限应当斩首，即使不被斩首而戍守，死的人本来也有十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成就大名声。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众人都听从他。于是筑坛盟誓，号称大楚，攻打大泽乡，攻下了它。等到到达陈县，士兵有几万人。进入并占据陈县，于是自立为王。郡县苦于秦的严法，争着杀长官来响应他。派从东方来的人，把反叛的消息报告给二世，二世大怒，把报告的人交给官吏处置，后到的人说：“群盗只是像老鼠狗一样偷窃，郡守尉正在追捕，现在全部抓获，不值得担忧。”二世才高兴。
臣按：盗贼的兴起，大概是有原因的。秦自始皇以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害民命不是一天了，百姓没有生计，举手投足哪里不是杀身之地，如果有一条生路，百姓也不会寻死，不得已而在死中求生，这就是吴广、陈胜之徒所以造反的原因。二世继承始皇酷虐之后，在天下愁怨的时候，即使施行仁恩惠政，还恐怕不能补救，何况又遮蔽自己的耳目呢？盗贼已经很多了还声称没有盗贼，臣下有说盗贼的反而发怒，不该怒而怒，该忧而不忧，天下怎么能不乱呢？
汉武帝天汉年间，东方盗贼兴起，攻打城邑，夺取库中的兵器，释放死囚，杀死二千石官员，掠夺乡里，道路不通。皇上开始派遣御
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译中丞史、丞相长史督责他们，不能禁止，于是派遣光禄大夫范琨等人穿着绣衣，手持符节和虎符征发军队去征讨，所到之处可以擅自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诛杀的人很多，一郡多至一万多人，过了几年才稍微擒获了他们的头目，散兵游勇逃亡后，又聚集党羽凭借山川险阻的，常常成群结队居住，无可奈何，于是制定了沈命法，规定：“盗贼兴起没有发觉，发觉后捕杀数量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直到主管的小吏都处死”。此后小吏害怕被诛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官府也让他们不要说，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隐瞒，用文书言辞来逃避法律制裁。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自行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官署）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内官也）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译臣按：制定法律来清除盗贼，不可不严厉，也不可过于严厉。不严厉，则官吏不肯用心除贼，最终酿成大祸；过于严厉，则官吏害怕罪及自身，上下互相蒙蔽以逃避法律，从而逐渐导致大乱，这两种做法都不是中庸之道。盗贼兴起，一定要推求导致他们为盗的原因；既然找到了原因，一定要探究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缘由；既然知道了缘由，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行为，用对待百姓的态度对待百姓，而不是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对待百姓。如果这样做了，百姓仍然像以前一样为盗，然后再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对待他们。大致来说，百姓之所以为盗的原因，不在朝廷就在官吏；如果都不是，那就是奸民趁机生事。国家不幸而有盗贼兴起，一定要反思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祸患起于朝廷，就反省自责，废除弊政；起于官吏，就追究根源，诛杀驱逐那些人；如果只是出于奸民，就一定要迅速剿灭，严厉惩罚以警示众人，使其不至于蔓延。这样处理，或许能符合中庸之道吧。
汉宣帝时，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同时兴起。皇上选拔能治理的人，丞相、御史举荐龚遂，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召见时问他将如何治理盗贼，龚遂回答说：“渤海地处偏远，未受圣上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让陛下的子民在陛下的大泽中戏弄兵器罢了。现在陛下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要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混乱的百姓如同整理乱绳，不能急躁，只有慢慢梳理才能理顺。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约束我，让我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皇上答应了他，并赏赐黄金送他上任。龚遂乘坐驿车到达渤海郡界，郡中发兵迎接，龚遂都让他们回去了。他发文书告诫所属各县：“停止追捕的官吏，凡是拿着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盘问，拿着兵器的人才算盗贼。”龚遂独自乘车到郡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刻解散，扔掉兵器弩箭而拿着镰刀锄头，于是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于是打开粮仓赈济贫民，选用良吏，安抚养育百姓。齐地风俗奢侈，喜好工商业，不从事耕作，龚遂亲自带头节俭，劝勉百姓致力于农桑，按人口规定种树蓄养牲畜。百姓有携带刀剑的，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犊，说：“为什么带着牛和小牛犊呢？”他慰劳巡视，郡中都有积蓄，诉讼止息，后来入朝担任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因为渤海盗贼兴起，选拔能治理的人，丞相举荐龚遂应诏，可以说是得人了。以现在的眼光看，虽然说是龚遂的才能，但如果没有丞相的举荐，皇帝就没有办法任用他。宣帝召他到殿庭，亲自审问，放宽法律限制，用厚赐宠信他，这就是龚遂尽心效力，使郡中盗贼全部平定而都成为良民的原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宣帝关心民间疾苦，即使是偏远的郡县、二千石的官吏，他都如此恳切，大概是不想辜负上天的托付、祖宗的传承，也不愿虚受臣民的供奉爱戴吧。
甘露元年，免去京兆尹张敞的官职。几个月后，京师官吏百姓松懈放纵，击鼓报警的事多次发生，冀州地区有大盗贼。天子派使者到张敞家中召见他，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他一到任盗贼就屏息潜踪。
臣按：朝廷不可没有有声望的大臣，有声望的大臣一个足以抵得上十个有才能的大臣。才能的有无固然在于个人，而声望则系于君主优待宽容以培养而成。朝廷有这样的有声望的大臣，天下人早就听闻他的名声，一旦有繁杂难办的事，委任他处理，就能事半功倍。盗贼虽然说是小人，但没有智谋术数的人也不能聚集众人。他们敢于犯天诛而做灭族的事，不是不知道王法严厉，而是自恃其能，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而一旦听说有智谋术数超过自己的人，他们的气势自然沮丧，跟随他们的人也就涣然解散了。宣帝起用张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论述遏制盗贼的关键（上）
▲遏制盗贼的关键（中）
汉灵帝时，巨鹿人张角信奉黄老道，用妖术教授，号称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用咒语符水治病，让病人跪拜忏悔过错，派遣弟子游历四方，辗转欺骗引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没有不响应的，堵塞道路，郡县反而说张角用善道教化，被百姓归附。杨赐上言：“应当命令州县甄别流民，护送他们回原籍，以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诛杀他们的首领，可以不劳而治。”奏事留在宫中未决。司徒掾刘陶又上疏重申杨赐之前的建议，皇帝完全不放在心上。张角于是设置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自设立首领，散布谣言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在京城官署门及州郡官府都写上“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人先收集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同时起事。到了这时，张角的弟子唐周告发，于是先逮捕马元义车裂处死，下诏三公、司隶校尉查办宫省直卫及百姓中信奉张角道的人，诛杀千余人。张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暴露，急忙命令四方，同时起事，都戴黄巾作为旗帜，到处焚烧抢劫，长官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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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余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译臣按：黄巾之乱的发生，始于张角用符水治病，于是辗转相互欺骗诱导，时间长达十余年，人数多达数十万，天下九州中有八州的人跟随他，宫内宦官、京城近卫，没有不信奉他的道术并参与他的阴谋的，其根源都起于符水咒病罢了。如今天下往往有用这种方法治病以谋求衣食的人，而京师尤其多，不仅不禁止断绝他们，反而为他们建立祠庙，任用他们担任清贵显要的职务，那么就不只是下层百姓被他们迷惑了。唉，先王时代，用邪道迷惑众人的人必定被诛杀，正是担心他们迷惑世人从而逐渐导致大乱，有志于防止动乱的人能不警惕于细微之处吗？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余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及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
译灵帝因为黄巾军日益兴盛，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对党人的禁令，并拿出内库的钱财和西园马厩的马匹来犒赏军士。中常侍吕强说：“党锢之祸积怨已久，人们心中怨恨愤怒，如果不赦免宽恕，他们就会与张角合谋，变乱会更加严重。请先诛杀身边贪婪污浊的人，大赦党人，考核选拔州牧郡守的才能，那么盗贼就没有不能平定的了。”灵帝恐惧而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宦官赵忠、张让等人尊贵受宠，他们的宅第比拟皇宫，等到封谞、徐奉等人的罪行暴露，灵帝责问各位中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想要图谋不轨，都让他们被禁锢，现在党人反而为国家所用，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
臣按：张角的叛乱积蓄了十多年，而跟随他的人几乎遍布天下，那么即使内官在天子身边也与他们通谋，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的，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贤人君子，都被中常侍以图谋不轨的罪名禁锢了，所以举世之人无不闭口结舌，吕强说不赦免党人就会与张角合谋，这大概是用危言来激怒皇帝罢了，党人难道是作乱的人吗？由此可知，治理国家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疏通言论更紧急的了，言论不通，即使天下如此之大，也都跟随一个贼人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黄巾之乱如果不是他们的党徒自己说出来，灵帝最终也不会知道。唉，后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再次占据宛城抗拒朱俊，朱俊击鼓攻打其西南，贼人全部兵力奔赴那里，朱俊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偷袭其东北，乘势登城而入，韩忠于是退守小城请求投降。各位将领打算答应他，朱俊说：“兵法本来就有形式相同而形势不同的情况，过去秦末项氏时期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奖赏归附者来鼓励人来投奔，现在海内统一，只有黄巾制造叛逆，接纳投降不能鼓励善良反而开启叛逆之心，让贼人有利就进战，不利就乞降，放纵敌人助长寇乱，不是好的计策。”
臣按：处理事务的人应当知道天下的大义，朱俊说秦末项氏时期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奖赏归附者来鼓励人来投奔，现在海内统一，只有黄巾制造叛逆，所以不接纳他们的投降以放纵敌人助长寇乱，认为形式相同而形势不同。唉，这难道仅仅是形势吗？大义也不过如此罢了。
交阯盛产珍宝货物，前后的刺史大多没有清廉的品行，所以官吏百姓怨恨叛乱，拘捕了刺史。朝廷选拔贾琮担任交阯刺史，贾琮到任后，审讯叛乱的情况，大家都说：“赋税征收过重，百姓无不贫困，京城遥远，申诉冤屈无处可去，百姓无法生活，所以聚集成为盗贼。”贾琮立即发文告示，让各自安定他们的产业，招抚流散的人口，免除徭役，诛杀为首作恶的大害者，选拔良吏，试用担任各县长官，一年之间荡平安定，百姓得以安宁，街巷道路为之歌唱道：“贾父来得晚，让我先造反。如今见到清平，官吏不敢吃饭。”
苏洵说：“天下的形势远近应该一样，依我看来，近处的忧患不如远处的忧患深重。现在广南、川峡通常被认为是远方，而朝廷稍微有所优待的人不再派往那里，况且那地方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地所产又非常丰富，明珠、大贝、纨锦、布帛都极其精美，水运出境而利益百倍，所以官吏不能都清廉，如今赋税日益加重，科敛日益烦扰，疲惫的百姓无法承受，官吏又在其中谋取私利，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暗中起事，几十个州郡望风奔溃，近来侬智高在广南作乱，乘胜夺取九城如同反掌。国家设置城池、供养士卒、积蓄器械、储备米粟作为战守准备，而凶恶的竖子一起事，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这是官吏不贤能啊。”
臣按：天下的地势虽然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同仁，起初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看贾琮的政绩、苏洵的议论，清楚地知道远方百姓之所以容易动乱的原因，不是百姓的习性如此，而是治理他们的人不得其人。大概远方州县得到一个良令如同得到三千胜兵，得到一个良守如同得到三万胜兵，得到一个良部使者如同得到三十万胜兵，当相安无事的时候，一方数千里之地如果得到二三十位贤能的守长就足以安定了，不幸百姓穷困起来成为盗贼作乱，如果不是得到数十万人马钱粮就不容易平定了。唉，当道的大臣掌管选拔官员的人，何苦不为国家考虑，不为地方考虑，而专门为做官的人考虑，不权衡轻重缓急，而拘泥于远近内外的计较呢？不仅是不明智，大概也是不忠诚啊。
北魏孝文帝任命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州土地过去多有劫盗，李崇命令每个村落设置一座楼，楼上都悬挂鼓，盗贼发生的地方乱击鼓，旁边村落最先听到的人以一击为节拍，接着两击三击，顷刻之间声音传播百里，都派人守卫险要之处，因此盗贼发生没有不被擒获的。此后各州都效仿他，从李崇开始。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的方法，现在也可以实行，然而可以在盗贼发生的时候实行，平时不用也可以。
孝明帝时，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用度耗竭，预征六年的租调还不够，于是罢免百官所供给的酒肉，又对进入市场的人每人收一钱税，以及邸店都有税，百姓嗟叹怨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夷夏百姓相聚作乱，难道有其他的怨恨吗？正是因为守令不得其人，百姓无法忍受其命运罢了。应当趁此时早加慰抚，应当把郡县分为三等，清官
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译官吏选拔任用的方法，不应拘泥于任职年限的停补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升降，对称职的人补充到京城的名位官职中，如果未曾担任过地方长官就不能担任中央官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冤屈可以得到伸张，强暴之风自然就会平息了。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余，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余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
译臣按：北魏时期，因为盗贼频发，征讨不停，导致国家财政耗尽，于是实行各种搜刮民财的法令。议论的人将罪责归咎于地方长官用人不当，这确实是正确的。现在应当制定法令：如果州县境内盗贼聚集达到五十人以上，半年内未能抓获，亲民官要革去官职；一年内未能抓获的，予以除名；府官及分巡官依次递减处罚。如果抓获的盗贼数量达到总数的十分之三，就可以免除罪责。
隋炀帝谋划讨伐高丽，下诏在山东设置军府，命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征发民夫运送粮食到边塞，前往的车牛大多没有返回，士兵死亡过半，农业生产失去时节，谷价暴涨，东北边境尤其严重，一斗米价值数百钱。运去的粮食有的粗劣，命令百姓购买来偿还，又征发六十二万鹿车夫，两人共同推运三石米，路途险远，不足以充作干粮，到达驻地后无法缴纳，都因害怕获罪而逃亡，加上官吏侵吞掠夺，百姓穷困，于是开始聚集成为群盗。邹平民王薄率领众人占据长白山，在齐、济一带抢劫，自称知世郎，意思是世事可知了，又创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互相感化劝诱，躲避征役的人大多前往归附他。于是平原人刘霸道、漳南人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都聚集众人作乱，从此各地群盗像蜂群一样兴起，数不胜数，人数多的达到万余人，攻陷城池。
臣按：《周书》上有记载：“安抚我，他就是君主；虐待我，他就是仇敌。”所谓虐待百姓严重的情况有三种：征发戍守没有止境、劳役没有止境、征收赋税没有止境，只要具备其中一种，都足以导致动乱，作为统治者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我的祖先都出身平民，我侥幸承蒙祖宗的福荫才有今天，虽然贵贱不同，但好生恶死、好逸恶劳、好取恶予的本性是一样的。假设我处在百姓的位置，上面的人这样虐待我，一定要取尽我的钱财，让我的父母受冻挨饿，一定要耗尽我的体力，使我的亲属离散死亡，我能忍受吗？一旦他们背叛我起来作乱，我的地位能安稳吗？身体能快乐吗？不安稳不快乐，那么我不能不操心，即使凭借势力去平定他们，损失也很多，何况未必能平定呢？古语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得到民心就是天子，失去民心就是独夫，得到民心的方法没有别的，珍惜民财、爱惜民力罢了。民财自然充足，民力自然有余，就能得到民心了，这是保全天下、延续国运的第一要务。
唐懿宗咸通九年，起初，南诏攻陷安南，下诏徐泗地区招募士兵两千人前往救援，分派八百人另外驻守桂州，起初约定三年轮换一次，到这时驻守桂州的士兵已经六年，多次请求换防返回。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情严厉苛刻，押牙尹戡等人掌权，因为军费空虚，不能出兵，请求让士兵再驻守一年，驻守的士兵听说后愤怒，都虞候许佶等人作乱，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抢劫军库兵器向北返回，所经过的地方抢劫掠夺，州县无法抵御。皇帝下诏派遣宦官赦免他们的罪过，押送他们回徐州。庞勋等人用私人财物制造铠甲兵器旗帜，招集亡命之徒，人数达到千人，攻陷宿州城，聚集城中的财物招募士兵，得到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不久攻陷徐州城，城中愿意跟随的有一万余人，庞勋又招募人为兵，人们贪图抢劫的利益，都砍断锄头头部磨尖，拿着它来应募。因此贼众日益增多，官军多次失利，于是攻破鱼台等县，又攻陷都梁城，占据淮口，漕运驿路断绝，庞勋又分派将领向南侵犯舒州、庐州，向北侵犯沂州、海州，攻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肆抢劫泗州。庞勋自认为天下无敌，写露布散布各寨，乘胜包围寿州，抢劫各道进贡的商货。不久各道军队在宋州大规模集结，庞勋开始恐惧，应募的人越来越少，庞勋于是驱赶百姓为兵，征收富户和商人的钱财，十成中取走七八成，杀死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庞勋从九年七月作乱，到第二年八月才被官军平定。
胡寅说：“用什么来聚集人？是财富，所以节省费用节制用度，是害怕穷尽而招致祸患。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所以明确约定谨慎政令，是害怕欺诈而人心背离。徐州士兵之所以叛变，是因为崔彦曾失信罢了，崔彦曾之所以失信，是因为军费空虚罢了。自从宣宗末年各藩镇相继驱逐主帅而叛乱，议论的人认为这是藩镇削减士兵衣粮以充作贡品所导致的，何况懿宗穷奢极侈，花费无数，那么搜刮钱财的方法一定更多，岐州府调度仅够自给，一旦发生变故就无法应对，像徐州就是这样。那么节俭和守信，难道不是治国的急务吗？”
臣按：唐末的动乱从此开始。宋祁说：“《易经》说‘在易国丢失了牛’，有国家的人知道警惕西北的敌虏，却不知道祸患产生于没有防备。唐朝灭亡于黄巢，但祸根始于桂林，《易经》的意思很深啊。后世的君主应该借鉴前代灭亡的原因而在今天兢兢业业，节省费用节制用度以满足国家之用，明确约定谨慎政令以取信于民，而不要逐渐导致像唐朝桂林那样的动乱啊。”
唐僖宗时，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南衙（宰相）和北司（宦官）互相矛盾，从懿宗以来奢侈日益严重，用兵不停，赋税征收更加急迫，关东连年水旱灾害，州县不据实上报，上下互相蒙蔽，百姓流离失所饿死，无处控诉，聚集成为盗贼。
，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译各地起义军纷纷兴起，州县兵力薄弱，加上长期和平，百姓不习惯作战，每当官军与盗匪相遇，大多战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开始在长垣聚集数千民众起事，第二年宛朐人黄巢也聚集数千民众响应王仙芝。黄巢年轻时与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为生，黄巢擅长骑射，喜好行侠仗义，粗略读过一些书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沦为盗匪。他与王仙芝攻占掠夺州县，在山东地区横行无忌，那些被沉重赋税困扰的百姓争相归附他们，几个月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宏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
译范祖禹说：“自古以来，贼盗的兴起、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横征暴敛，而百姓失去生计的人很多造成的。唐朝末年，政令出自宦官，不仅赋税剥削严重，又贩卖各种物品，完全夺取百姓的利益，所以有私盐之盗，致使百姓没有衣食的来源，想要不灭亡可能吗？”
臣按：天地生养人类，其中愚笨蠢拙的是百姓，聪慧机敏的是士人，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各自寻求赖以生存的资源则是相同的。因此国家兴盛时，仕途通畅而聚敛的政策不施行，士人有士人的职业，百姓有百姓的产业，有办法自谋生计，所以把死亡看得很重，不敢轻视自己的生命，害怕或许会陷入死地，所以盗贼不兴起，祸乱不发作。在唐朝的时候，假如黄巢一举考中进士，或者在进士科之外另有进身的途径，那么黄巢就不会贩卖私盐了。假如盐没有禁令，那么黄巢必定终身从事盐业，即使有禁令但没有大罪，黄巢必定不会改行做强盗。假如当时百姓有恒定的职业，官府没有厚重的赋税，百姓都有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金，黄巢即使做强盗，也不过是抢劫埋藏财物的豪强罢了，怎么能在几个月之间聚集数万人横行天下，追逐天子而侵犯宫阙呢？所以英明圣哲的君主必定用多种方法来选拔士人，不把利益全部夺走而留给百姓。
广明元年，黄巢攻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拜见。黄巢入城慰问，街巷里弄安然平静。张承范等人率领神策弩手从京城出发，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贿赂宦官混入军籍，厚得粮饷赏赐，只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烈马，依仗权势意气用事，未曾经历过战阵，听说要出征，父子聚在一起哭泣，大多用金银布帛雇佣病坊的贫民代替自己去，往往不能操持兵器。张承范等人到达潼关，在草丛中搜出村民一百多人，让他们搬运石头、打水作为守御的准备，与齐克让的军队都断绝了粮食，士兵没有斗志，黄巢到来，高声大喊，声音震动黄河华山一带，士兵饥饿得很厉害，于是烧毁营寨而溃散。贼军从潼关进入长安，黄巢自称齐帝，改年号为金统。
臣按：黄巢进入潼关时，唐朝的兵力和粮食都没有了。唉，还怎么治理国家呢？黄巢以一个普通百姓，捋起袖子一呼，众人达到数十万，而堂堂朝廷竟然让敌寇兵临城下，曾经没有几百可以抵御敌人的士兵，曾经没有几个月可以供给军队的粮饷，不知道平日朝廷之中，官僚坐在官署分掌事务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舟车每天每月运送的物品在哪里。虽然说太平日子长久，储备废弛，然而自从田承嗣叛乱开始到现在也已经七年了，皇帝虽然没有醒悟，而文武群臣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及，一时南衙大臣都出自北司之门，即使不为国家打算，难道不为自身家庭打算吗？何不思考说：贼军如果入关，我用什么人抵御他们？今天的禁军都是市井小人，怎么能抵御敌寇？即使有人，又从哪里得到军饷呢？贼军到达潼关没有防备，必定长驱直入京城，天子必定出逃，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安置在哪里呢？唉，后世君主看到史书到这里，必定在心中反思，而思考如何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信任君子而疏远斥退宠幸的近臣，不要让国家一旦不知不觉达到这种无可奈何的地步，那么永远没有祸患而常享安乐了。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次派人巡视县镇事务，所到之处多有索取。有两个人经过资阳镇，唯独没有索取，镇将谢宏让邀请他们不来，自己怀疑有罪，逃入群盗之中，捕盗使杨迁诱骗谢宏让出来自首而逮捕他送给使者，说是讨击擒获以求取功劳，陈敬瑄不过问就杀了他，极其惨酷，看见的人都觉得冤屈。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务违期，逃避杖刑逃亡，杨迁又诱骗他，阡能刚出来，听说谢宏让的冤屈，于是大骂杨迁离去而发愤做强盗，驱赶良民不跟从的就全家杀之，过了一个月众人达到万人，建立部伍，设置职役，横行在邛州雅州之间，攻陷城邑，所过之处血流成河。起初蜀中很少盗贼，从此纷纷竞相兴起。
臣按：盗寇的产生本来有百姓穷困而做的，也有官吏将帅激发而导致的，这又不可不知道。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让盗贼互相举报，用他们所举报资产的一半赏赐举报者，或者亲戚为首领则论处其同伙而赦免举报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又新郑乡村组织为义营，各自设立将佐，一户做强盗连累整个村子，一户被盗连累整个将领，每当有盗贼发生就鸣鼓举火，壮丁云集，盗贼少百姓多，没有能逃脱的，因此邻县充斥而这一境独自清静，请让其他县都效仿，也是制止盗贼的一种方法。”
臣按：窦俨所说的新郑义营的方法，可以与北魏时李崇在村中设置鼓楼的方法合而为一，如果真的这样，乡村的盗贼就没有容身之处了。至于他所说的盗贼互相举报给予赏赐的方法，如果真的实行，贼党互相猜疑，不能长久聚集。从前崔安潜拿出库钱一千五百缗分放在三个市场，在榜文上写着：有能告发捕捉一个盗贼赏钱五百缗，盗贼不能单独行动，必定有同伙，同伙告发捕捉，免除其罪，赏赐与平民相同，不久有捕捉盗贼而来的人，盗贼不服说：你和我一起做盗贼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捕捉我？我和你同死罢了。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为什么不捕捉他而来，那么他
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译应当处死，你已受赏了。你既然已被抢先一步，又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立即命令给捕获者钱，让盗贼看见，然后在集市上凌迟处死盗贼，并灭其家族。于是众盗贼与其同伙互相猜疑，无处容身，纷纷逃散出境。这方法虽然好，然而用官钱只能暂时施行而不能长久，不如像安潜那样用告发者所得资产的一半来赏赐，才可以长久实行。今后如果有盗贼被同伙抓获却不服罪的，也可以用安潜的话来折服他。
以上论遏盗之机（中）
卷一三八
▲遏盗之机（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
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
译以上论述遏制盗贼的机宜（中）
卷一三八
▲遏制盗贼的机宜（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百姓王小波发动叛乱。起初，蜀地灭亡后，其府库中的积蓄全部运往汴京，此后主事者在常规赋税之外又设立博买务，禁止商人私下买卖布帛。蜀地土地狭小人口稠密，耕种收获不足以供给生活，因此兼并土地的人更加通过贱买贵卖来谋取利益，青城百姓王小波于是聚集众人发动叛乱，并且说：“我痛恨贫富不均，现在为你们平均分配。”贫苦的人争相依附，于是攻打青城，掠夺彭山，杀死县令，邻近的县邑响应。王小波被流箭射中而死，他的党羽推举王小波妻子的弟弟李顺为统帅，侵犯掠夺州县，人数达到数十万，冒称大蜀王。皇帝下诏让张咏担任益州知州，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事。当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人统领军队讨伐盗贼，逐渐取得成效，却驻军不再前进，专门从事饮酒赌博和掠夺，残余的盗贼躲藏在山谷中，依仗险要地势集结，势力再次壮大，州县大多陷落。张咏到达后，用言语激励上官正等人，勉励他们亲自行动，并且丰盛地准备酒食为他们饯行，酒喝得正酣时，举起酒杯对军校说：“你们蒙受国家厚恩，没有什么可以弥补职责，这次行动应当直抵盗贼营垒，平定消灭这些坏人，如果拖延时日耗费军力，那么此地将成为你们的死所。”于是决意深入进军，大体上取得了胜利。当时盗贼掠夺之际，百姓多被胁迫跟随，张咏发文以恩德信义晓谕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归田园故里，并且说：“从前李顺胁迫百姓成为盗贼，今天我将盗贼转化为百姓，不也可以吗？”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变的士兵刘刃聚集数千人，驱逐都巡检使，掠夺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守的士兵发动叛乱，拥戴王均为统帅。王均冒称大蜀，改元化顺，攻陷汉州。
吕中说：“李顺的党羽刚平息而刘刃兴起，刘刃的党徒刚平定而王均起事，为什么蜀地百姓如此喜好作乱呢？大概是因为蜀地百姓勇猛强悍，又习惯于僭越称帝的旧习，所以容易被诱发作乱。然而平定李顺党羽的是张咏，平定刘刃叛乱的也是张咏，换成牛冕则王均反叛，地方长官难道可以任用不恰当的人吗？张咏两次出使蜀地，真宗说‘得到你治理蜀地，没有西顾之忧’，这是为蜀地选择张咏，而不是为张咏选择蜀地。”
臣按：苏洵曾经拟作张方平的话，说：“百姓没有固定的本性，只取决于上级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百姓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约束盗贼的法律约束他们，用斧钺之令对待那些战战兢兢、屏住呼吸的百姓，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抛弃父母所依赖的身体而投身于盗贼，所以每每发生大乱。如果用礼义约束他们、用法律驱使他们，蜀地百姓是最容易做到的，至于逼迫急了而产生变乱，即使是齐、鲁之地也是如此。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态度对待蜀地百姓，蜀地百姓也会用齐、鲁百姓的标准来对待自己。”苏洵的话虽然像是假设，但也确实有这个道理。大概秉持常理、喜好德行的本性，喜好善行、厌恶恶行的心理，人人都有，谁肯甘心做非作恶呢？因为上级不用人的常理对待他们，他们习惯知道是这样，所以也自甘堕落，将自己置于不合常理的境地而不自我爱惜。唉，作为上级的人将百姓寄托给地方长官，怎么可以专门委任那些头戴柱后惠文冠、身穿峨峨武弁的武官呢？
仁宗庆历年间，贝州宣毅军士兵王则占据城池反叛。王则是涿州人，起初因为年成饥荒流落到贝州，自卖给人家放羊，后来隶属宣毅军担任小校。贝州、冀州风俗崇尚妖术幻术，一起研习《五龙》《滴泪》等经典以及各种图谶书籍，说“释迦佛衰败谢世，弥勒佛应当出世”。王则与母亲诀别时，曾经在背上刺“福”字作为标记，妖人于是妄传王则名字隐现，争相信奉侍奉他。州吏张峦、卜吉主持谋划，党羽牵连德、齐等州，约定在正月初一切断澶州浮桥发动叛乱，恰逢他的党羽潘方净带着书信拜见北京留守贾昌朝，事情败露被抓获，所以不等约定日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与官员属吏拜谒天庆观，王则率领他的徒众劫取库中兵器，逮捕张得一囚禁起来，杀死通判董元亨等人。王则冒称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事情上报，任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定叛乱。
臣按：盗贼的暗中发动，往往用妖术迷惑众人，伏读律文有说：“凡是巫师假借邪神降临，书写符咒、咒水，扶鸾祷圣，自称端公、太保、师婆以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所有左道扰乱正道之术，或者隐藏图像、烧香聚集众人，夜晚聚会早晨散去，假装修善事，煽惑百姓，为首者绞死，随从者流放。”法律可以说是严厉了。圣祖制定法律之初，他的考虑多么深远啊，然而想要禁绝其源头，应当从京师首善之地开始，应当敕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员，凡是京城内外有假借鬼神降神、书写符咒以治病报事给百姓的人，立即让街坊火甲具名上报官府追究惩治并驱遣他们，那些应当禁治而不禁治以及宽容纵容的人，处以重罪，并且通行天下，凡人家中收藏异书的人都允许赴官领取赏金，三个月之后不自首的，他人首发则处以重罪，这也是治理朝廷遏制动乱的一种方法。
欧阳修说：“近日盗贼纵横，如果不早作图谋，恐怕留下后悔。我计算当今抵御盗贼不过四件事，一是州郡设置军队作为防备，二是选拔捕盗的官员，三是明确赏罚的法律，四是去除冗官任用良吏，以安抚疲惫的百姓使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