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四
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为爵，死则有谥，周制虽爵及命士，死不谥也。”《曲礼》：己孤暴贵，不为父作谥。
译的。在殷商以前，大夫以上的人才拥有爵位，死后才有谥号；周代的制度虽然将爵位下延至命士，但命士死后并不给予谥号。”《曲礼》中说：自己身为孤儿却突然显贵，也不为父亲制作谥号。
吕大临曰：“父之爵不当谥，以己爵当谥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陈澔曰：“文王虽为西伯，不为古公公季作谥；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谥也。”
臣按：元人于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谥，是一时臣僚不学之过也。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郑玄曰：“类犹象也。”
孔颖达曰：“言谥，就君请谥也。谥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将葬之前使人请于天子，若公叔文子之子戍请于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类者，言此类聘问之礼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谥曰类，当为诔，谓诔而谥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陈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时犹言有数也。死则讳其名，故谓之谥，所以代其名也。贞、惠、文此三字为谥而惟称文子者，郑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谥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大臣有功德于世者，其谥皆自上赐云。
《论语》：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孔圉得谥为文以此而已。”
苏轼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吉，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臣按：《谥法》所谓文者非一，有所谓经天纬地者、道德博闻者、勤学好问者、慈惠爱民者、湣民惠礼者、锡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为文以勤学好问为谥，公叔文子之得为文以锡民爵位为谥。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朱熹曰：“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请谥，卫君谥以贞惠文子，见于《礼记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故得为文，初不以荐臣同升而得此谥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事君之美而称之，谓其所以得文之谥不但若其君之所称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谥法》所谓“锡民爵位”者焉，无愧于文之谥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言不仁之祸必至于此，可惧之甚也。”
尹焞曰：“《谥法》最公以成周之时，其子孙自以幽、厉、赧为谥，此孝子慈孙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谥法》，岂使子议父、臣议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爱不亦深乎？所以训后世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则身立、家齐、国治、天下平，不知本则纵欲恣暴，恶闻其过，入于灭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则为子议父、臣议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当陈善闭邪，引之当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党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谓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笔写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则非吾父，不肖吾君则非吾君，奈何以谥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谥，忠臣孝子不忍为也。”
臣按：《谥法》捐位乱常曰幽、杀戮无辜曰厉，二君者周之天子，继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恶谥而加之于君父，岂《春秋》为
译吕大临说：“父亲的爵位不应当有谥号，用儿子自己的爵位应当有谥号而为之制定，这是用儿子的爵位加在父亲身上，想要尊崇反而使他卑微，这不是敬重父亲的做法。”
陈澔说：“文王虽然是西伯，也不为古公、公季制定谥号；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也不敢给太王、王季加上谥号。”
臣按：元朝人对于凡是追封臣子的父亲、祖父都加上谥号，这是一时臣僚不学无术的过错。安葬之后，拜见天子叫做“类见”，说到谥号叫做“类”。郑玄说：“类就是象的意思。”
孔颖达说：“说到谥号，是向君主请求谥号。谥号用来表彰德行，必须由地位尊贵的人裁定，所以在将要安葬之前派人向天子请求，就像公叔文子的儿子戍向君主请求来改变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所谓类，是说这类聘问的礼仪而实行。”
臣按：先儒说谥号叫做类，应当是诔，意思是诔述并制定谥号。
《檀弓》记载：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戍向君主请求谥号说：“时间有限，将要安葬了，请求用来改变他名字的字。”君主说：“从前卫国遭遇饥荒，夫子施粥给国家的饥饿者，这不是很仁爱吗？从前卫国有危难，夫子以死保卫寡人，这不是很坚贞吗？夫子治理卫国的政事，修治官制以便与四邻交往，卫国的社稷没有受辱，这不是很文雅吗？所以称夫子为‘贞惠文子’。”
陈澔说：“大夫、士三个月安葬，有时就是说有定数。人死了就避讳他的名字，所以称为谥号，用来代替他的名字。贞、惠、文这三个字作为谥号而只称文子，郑玄说‘文足以兼括其他’。”
臣按：自古以来谥号都向君主请求，春秋时代还是这样，后世才开始归属有关部门。我朝开始恢复古制，凡是大臣有功德于世的，他们的谥号都由皇上赐予。
《论语》记载：子贡问：“孔文子为什么称他为文呢？”孔子说：“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因此称他为文。”
朱熹说：“凡是人性聪敏的人大多不好学，地位高的人大多耻于向地位低的人请教，所以谥法中有以勤学好问作为文的，大概这也是人难以做到的，孔圉得到文的谥号就是因为这个。”
苏轼说：“孔文子让太叔疾休掉他的妻子，而娶了她，太叔疾与原来的妻子的妹妹私通，文子发怒，将要攻打他，向仲尼询问。仲尼不回答，命人驾车离开，太叔疾逃到宋国，文子让太叔疾的弟弟遗室孔吉，他为人如此而谥号为文，这是子贡疑惑而询问的原因。孔子不抹杀他的善言，能这样也足以称为文了，不是经天纬地那样的文。”
臣按：《谥法》所说的文不止一种，有所谓经天纬地的、道德博闻的、勤学好问的、慈惠爱民的、怜悯百姓惠施礼制的、赐予百姓爵位的，孔文子得到文是因为勤学好问作为谥号，公叔文子得到文是因为赐予百姓爵位作为谥号。
公叔文子的臣子大夫〇与文子一同升迁到公位，孔子听说后说：“可以称为文了。”
朱熹说：“文，是顺理而成章的意思，《谥法》也有所谓‘赐予百姓爵位叫做文’的。”
臣按：文子去世，他的儿子请求谥号，卫君谥为贞惠文子，见于《礼记檀弓》。他之所以得到文，是因为他修治官制以便与四邻交往，卫国的社稷没有受辱，所以得到文，起初不是因为推荐臣子一同升迁而得到这个谥号的。孔子因为他有知人忘己、侍奉君主的美德而称赞他，说他得到文谥的原因不仅仅像他的君主所称赞的那样，而这件事也符合《谥法》所谓‘赐予百姓爵位’的，无愧于文的谥号了。
孟子说：“残害百姓严重的就自身被杀国家灭亡，不严重的就自身危险国家削弱，给他们起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
朱熹说：“幽暗、厉虐，都是恶谥。如果得到了实情，那么即使有孝子慈孙非常爱戴他们的祖考，也不能废除公义而改变它。说不仁的祸患必然达到这个地步，非常可怕。”
尹焞说：“《谥法》最公正，在成周的时候，他们的子孙自己以幽、厉、赧作为谥号，这是孝子慈孙不能改变的原因。”
胡宏说：“从前周公制定《谥法》，难道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吗？合天下之公奉承君父以天道罢了，孝爱不是很深吗？用来训诫后世做君父的人，以立身的根本，知道根本就身立、家齐、国治、天下平，不知道根本就纵欲恣暴，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陷入灭亡天下都知道而自己不知道，不合天下之公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作为臣子，君父有不善的地方，应当陈述善道闭塞邪路，引导他们走上正道，如果生前不能纠正，死后又偏袒他们，这是不用天道奉承君父而不用人道侍奉君父，称为忠孝，可以吗？现在用笔描绘神像必定希望它像，不像我的父亲就不是我的父亲，不像我的君主就不是我的君主，怎么能用谥号确立神像而不像呢？所以不正的谥号，忠臣孝子不忍心做。”
臣按：《谥法》说抛弃职位扰乱常理叫做幽、杀戮无辜叫做厉，这两位君主是周朝的天子，继承他们世系的是他们的臣子，竟然敢用恶谥加在君父身上，难道《春秋》为
尊者、亲者讳之谓哉？盖君之谥则称天以诔之，臣之谥则请君以赐之，君之臣子虽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孙虽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谥法最公，秦人以为臣议君、子议父而除去之，郑樵谓以谥易名。名尚不敢称，况可加之以恶乎？失古意矣。
译所谓尊者、亲者避讳的说法吗？大概君王的谥号是称颂天意来撰写诔文的，臣子的谥号是请求君王来赐予的，君王的臣子即使想偏私自己的君王父亲，又能违背天理吗？臣子的子孙即使想偏私自己的父亲祖辈，又能违背君王的法度吗？先王的谥法最为公正，秦人认为这是臣子议论君王、儿子议论父亲而将其废除，郑樵说这是用谥号取代名字。连名字尚且不敢称呼，何况能加上恶谥呢？这失去了古人的本意了。
程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无他术，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劝得其道而天下乐为善，惩得其道而天下惧为恶，二者为政之大权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故历代圣君贤相莫不持此以励世风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励世以为劝惩者，非徒有一时之赏罚，而又有百世之荣辱焉。百世之荣辱，谥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后世之人不必考其履历、究其始末，一闻其谥即知其人，其所以劝化人心，使之为善以持己、尽忠以事君，其激发之机、转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记正义谥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臣按：谥法不见于五经，其书见于世者，有《周公谥法》、有《春秋谥法》、有《广谥》、有《今文尚书》、有《大戴记》、有《世本》、有《独断》、有刘熙之书、有来奥之书、有沈约之书、有贺琛之书、有王彦威之书、有苏冕之书、有扈蒙之书、有苏洵之书，皆汉魏以来儒者取古谥法而释以己说，而各为之法也。其说不一，有一谥而取义数端。臣愚以为，古今异宜，请自今节惠定谥者本于古法而参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于古而于今人之听闻不惑云。
晋贾充老病，自忧谥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孙为嗣。太常议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殽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殽’，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帝不从，更谥曰“武”。
臣按：充奸回弑逆，谥之以荒固为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谥，然后世不因武帝之谥遂以充为善人，贾模谓“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赠谯王承、戴渊、周涘等官，周札故吏为札讼冤，尚书卞壸议以为札开门延寇，不当赠谥。王导以为往年敦奸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宜与周、戴同例。郗鉴以为周、戴死节，周札延寇事异赏均，何以劝沮？
臣按：周札始虽延寇，终则死职，其于赠典在于可否之间，虽以明帝寇乱之余偏安一隅，而于一臣之赠典而群臣犹执议如此，后世则顾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显晦有无而已，虽有赠谥不足以为劝沮。
北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及卒，尚书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加谥文灵。”
唐许敬宗卒，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王福畤议以为：“谥者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
臣按：许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然此犹非其罪之大者，若论其赞高宗立嬖后、杀忠良之罪，谥之以缪犹为幸矣。当时戴至德谓王福畤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曰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不负许氏矣。”当咸亨中昏主临朝而臣下犹斤斤执法持论如此，虽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谥，虽终于改易，然载其事于史，千载犹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谨哉。
唐杨绾卒，太常谥文贞，或谓其与元载交游，尝为载荐，太常谥不当。梁肃议曰：“谨按《谥法》，贞之例有三，清白守节曰贞、大宪克就曰贞、忧国忘死曰贞；文之义有六，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
译程颐说：“古代的君子辅佐君主而能使天下达到大治，没有其他方法，只是善恶分明，劝善惩恶的道理得以贯彻罢了。劝善得其道，天下人就乐于行善；惩恶得其道，天下人就畏惧作恶。这两者是施政的大权柄。然而实行这些必须从朝廷开始，而最重要的没有比得上谥法的。为什么呢？刑罚虽然严厉，只能警戒一时；爵位赏赐虽然厚重，却影响不到后世。只有美恶的谥号一旦确定，荣辱的名声就永垂不朽了，所以历代的圣君贤相没有不凭借这个来激励世风的。”
臣按：古代先哲君王用来激励世风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不仅仅有一时的赏罚，还有百世的荣辱。百世的荣辱，就是谥号。概括他一生的美德，加上一个字的褒扬，使后世的人不必考察他的履历、探究他的始末，一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这个人，他用来劝化人心，使人为了修养自身而行善、为了侍奉君主而尽忠，这种激发的契机、转移的妙用，是多么精妙啊。
《史记正义谥法解》说：只有周公旦、太公望开创了继承王业的基业，在牧野建立了功勋，等到将要安葬时，才制定谥号，于是叙述了谥法。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称号是功绩的标志，车马服饰是地位的彰显，因此大的德行承受大的名号，小的德行承受小的名号，行为出于自己，名声产生于他人。
臣按：谥法没有记载在五经中，流传于世的书有《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今文尚书》、《大戴记》、《世本》、《独断》、刘熙的书、来奥的书、沈约的书、贺琛的书、王彦威的书、苏冕的书、扈蒙的书、苏洵的书，都是汉魏以来的儒者选取古代的谥法而用自己的学说解释，各自制定了法则。他们的说法不统一，有一个谥号却取义多种。臣愚昧地认为，古今情况不同，请从今以后节制、惠定谥号的人以古法为根本，同时参酌当今适宜的，大概不违背古法，而让今人的听闻不感到困惑吧。
晋朝贾充年老多病，自己担忧谥号流传后世，侄子贾模说：“是非对错时间久了自然显现，不可掩盖。”贾充死后，以外孙为继承人。太常寺商议谥号，博士秦秀说：“贾充违背礼制、沉溺私情以致扰乱人伦，从前殽国收养外孙莒公子为继承人，《春秋》记载‘莒人灭殽’，断绝了父祖的血食祭祀，开启了朝廷动乱的根源，按照《谥法》昏乱纪纲法度叫做‘荒’，请求谥号为荒公。”皇帝不听从，改谥号为“武”。
臣按：贾充奸邪叛逆，谥号为荒本来已经是幸运的了，而武帝却曲意加上美谥，但后世并不因为武帝的谥号就认为贾充是好人，贾模说“是非对错时间久了自然显现，不可掩盖”，这话确实可信啊。
明帝追赠谯王承、戴渊、周涘等人官职，周札的旧部为周札申诉冤屈，尚书卞壸议论认为周札开门招引敌寇，不应当追赠谥号。王导认为往年王敦的奸逆尚未显露，我们都没有察觉，与周札没有区别，既然察觉了他的奸逆，周札就以身许国，随即被诛杀，应当与周、戴同例。郗鉴认为周、戴死守节操，周札招引敌寇，事情不同却赏赐相同，用什么来劝善惩恶呢？
臣按：周札起初虽然招引敌寇，最终却死于职守，他对于追赠的典礼在可不可之间，虽然明帝在寇乱之后偏安一隅，但对于一个臣子的追赠典礼群臣还如此坚持议论，后世则只看死者的情由如何、生者的显赫或隐晦有无罢了，虽然有追赠谥号也不足以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北魏郑羲任西兖州刺史，贪婪鄙陋，纳女儿为嫔妃，被征召为秘书监。等到他死后，尚书谥号为宣，诏书说：“盖棺定谥，激浊扬清，郑羲虽然早有文业但治理缺乏廉洁清明，尚书为何竟然遗忘至公，违背明典，按照《谥法》博闻多见叫做‘文’、不勤成名叫做‘灵’，加谥号为文灵。”
唐朝许敬宗死后，袁思古议论许敬宗抛弃长子于荒远边疆、嫁小女儿给夷狄，按照《谥法》名与实不符叫做‘缪’，请求谥号为缪。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控告袁思古与许氏有怨仇，请求改谥号。王福畤议论认为：“谥号得失在于一朝，荣辱影响千载。如果嫌隙属实，应当依据法度推究绳墨，如果不然，道义上不可改变。”
臣按：许敬宗奏请将他的儿子许昂流放岭南，又把女儿嫁给蛮酋冯盎的儿子，大量收受他们的财物，所以袁思古议论到这些。然而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罪过，如果论及他辅佐高宗立宠妃为后、杀害忠良的罪过，谥号为缪本来已经是幸运的了。当时戴至德对王福畤说：“高阳公（许敬宗）的任用待遇，为何要谥号为缪？”回答说：“从前何曾既忠诚又孝顺，仅仅因为每天花费万钱，秦秀谥他为缪。许敬宗的忠孝不如何曾，而在饮食男女方面的过失超过他，谥号为缪不亏待许氏了。”在咸亨年间昏君临朝而臣下还如此斤斤计较地执法持论，虽然那些受任用的臣子略不肯稍微宽假他的谥号，虽然最终改换了，但记载这件事在史书中，千载之后依然如一日，士人君子立身制行能不谨慎吗。
唐朝杨绾死后，太常寺谥号为文贞，有人说他与元载交往，曾经为元载推荐，太常寺的谥号不恰当。梁肃议论说：“谨按《谥法》，‘贞’的例子有三种，清白守节叫做‘贞’、大宪克就叫做‘贞’、忧国忘死叫做‘贞’；‘文’的意义有六种，经纬天地叫做‘文’、道德博
闻曰文、湣民接礼曰文、不耻下问曰文、慈惠爱人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名既不备，事亦殊贯，又安可以并责于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则士文伯、孔文子且无经纬天地之文，孟武伯、宁武子又非克定祸乱之武，若以废礼不称其名，则臧孙辰纵逆祀不得谥文，管夷吾台门反坫不得谥敬。是知议名之道取其所长则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则遗其小节，使善恶决于一字，褒贬垂于将来，盖先王制谥之方也。且人无全才，能不必备，魏徵立言正色，其节大矣而昧于知人，苏瑰封诏沮邪，其志明矣，终不能守，故《春秋》为贤者讳过，传称‘不以一眚掩大德’，语曰‘无求备于一人’，此魏、苏二公所以为文贞也。谨上参典礼，近考故事，杨公之名请如前议。”
译史官说：文德、体恤百姓称为“文”，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称为“文”，慈爱施惠爱护他人称为“文”，修养德行招致远方之人称为“文”。名号既然不能完备，事迹也各不相同，又怎么能用同一个名号来一并要求呢？如果完美的美德真的只体现在一个名号上，那么士文伯、孔文子就没有经纬天地的“文”德，孟武伯、宁武子也就不是能够平定祸乱的“武”德；如果因为废弃礼制就不给予相应的名号，那么臧孙辰即使违背祭祀次序也不能谥为“文”，管夷吾即使有台门反坫的僭越也不能谥为“敬”。由此可知，议定名号的道理在于取其所擅长而舍弃其所短，铭记其重大德行而忽略其细小过失，使善恶由一个字来决断，褒贬流传于后世，这大概是先王制定谥号的方法。况且人没有全才，才能不可能都具备，魏徵立言正色，他的节操很大，但在知人方面有所欠缺；苏瑰封还诏书以阻止奸邪，他的志向明确，最终却不能坚守，所以《春秋》为贤者隐瞒过错，传文说“不因一次过失而掩盖大的德行”，俗语说“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这就是魏、苏两位公卿被谥为“文贞”的原因。恭敬地向上参照典礼，就近考察旧例，杨公的名号请求按照之前的议定办理。
故相吕卒，独孤及议谥曰肃，严郢驳，益加以忠肃，及重议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周公杀三监、诛淮夷，晋重耳一战而霸诸侯，武功盛矣而皆谥曰文；以冀缺之恪德临事，宁俞之忠于其国，其文德岂不优乎而并谥曰武，固知书法者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战国之君，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事业不一，谓一名不足以纪其善，于是乎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谥，虽渎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直言极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谓萧瑀端直鲠亮近贞，性多猜贰近褊，言褊则失其謇正，称贞则遗其吝狭，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贞褊，其余举凡推类大抵准此，皆有为叠为之也。若迹无殊途、事归一贯则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谥成、王圭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其流不可悉数。此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其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
故将郭知运卒已五十年，其子英乂请谥，太常谥曰威，左司员外郎崔厦驳，以知运卒时赗赠已加，今已逾时，不宜谥，独孤及重议曰：“赠、谥一也，赠者一时之宠，谥者不刊之令，以岁久而废易名，是王泽浃于天下而独隔于一人也。当开元时，吐蕃以举国之师入五原塞，知运讨平之以张王室，今朝廷方将命将帅以征不服、讨不庭，宜褒之以劝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废大典。况夫谥法者考其言行事业之邪正，必以一字褒贬之，使生者闻美谥而慕、睹恶谥而惧，不待赏罚而贤不肖皆劝，是一字之谥贤于三千之刑，本非为殁者之子孙以为哀荣宠赠之具。”
臣按：说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臣于赠谥之典亦云。盖爵禄所以荣生者，使之兴起以建立事功，至于赠谥非但以荣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权者乃怀生前忌克之私，当予而不予，徇死者子孙之请，不当予而予，其得罪于名教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赠太师、中书令，特赐谥文正，司马光言：“谥者行之迹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所以劝善沮恶，不可私也。谨按令文，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皆录行状，申省议定奏闻，所以重名实、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概以公议定谥于中而后宣示于外，臣谓宜择中流之谥，使与行实粗相应者赐之，亦非群臣所敢议也。今乃谥以至美无以复加之谥，如竦者岂易克当？所谓名与实爽、谥与行违，传之永久，何以为法？”光又言：“竦得此谥，不知复以何谥待天下之正士、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为大邪，虽谥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恶而适足以伤国家之至公耳。且谥法所以信于后世者，为其善善恶恶无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败之，使忠良隽杰之士蒙美谥者后世皆疑之，则谥法将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无谥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贞，宋人避讳易贞为正，盖谥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东宫旧臣，特赐以此谥，光上疏以为竦不足以当此谥，因改谥文庄，《诗》所谓“好是正直”，光盖有之，仁宗其《书》所谓“从谏弗咈”者与。其后光薨，卒得是谥，其真无忝矣。
仁宗朝陈执中卒，知太常礼院韩维上谥议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后宫之丧问所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为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以承答天问而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遂使圣朝大典著非礼之举，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当秉道率礼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仪百官，执中不务出此，而方杜门深居谢绝宾客，曰我无私也、我不党也，岂不陋哉？谨按《谥法》宠禄
译所以宰相吕肃公去世，独孤及议定谥号为“肃”，严郢驳议，建议增加为“忠肃”，独孤及重新议定说：“周朝王道衰微，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畏惧，《谥法》也是《春秋》的微妙旨意，在于惩恶劝善而不在于哀荣，在于评议美恶而不在于字数多少。周公诛杀三监、讨伐淮夷，晋国重耳一战而称霸诸侯，武功盛大却都谥为‘文’；凭借冀缺的恭敬德行处理事务，宁俞的忠于国家，他们的文德难道不优秀吗？却都谥为‘武’，本来就知道书写史法的人必定称述其大略而忽略其细节，所以说‘文’就不说‘武’，说‘武’就不说‘文’。夏商周三代以后淳朴散失礼制败坏，于是有了双字的谥号，这不是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微的周朝，施行到战国时期的君主，汉朝兴起，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以文武大略辅佐汉朝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认为一个名字不足以记载他们的善行，于是有了‘文忠’、‘文成’、‘景桓’、‘宣成’的谥号，虽然亵渎礼制很严重，但还是褒奖没有失当。唐朝兴起，参用周、汉的制度，认为魏徵以王道辅佐时政接近‘文’，直言极谏、爱戴君主而忘记自身接近‘贞’，两种德行都优秀，废弃一种都不可以，所以叫‘文贞’；认为萧瑀端庄正直刚毅接近‘贞’，性格多猜忌偏狭接近‘褊’，说‘褊’就失去了他的刚正，称‘贞’就遗漏了他的吝啬狭隘，不是一个字所能命名的，所以叫‘贞褊’，其余的大致推类都根据这个标准，都是有原因而叠加命名的。如果事迹没有殊途、事情归于一贯就直接用一个字命名，所以杜如晦谥‘成’、王圭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这类情况不可一一列举。这些都是当时以功名显赫居于宰相职位的人，谥号不过一个字，没听说他们的子孙佐吏有因为字数少而称冤屈的。由此说来，双字不一定表示褒奖，单字不一定表示贬低。”
所以将领郭知运去世已经五十年，他的儿子郭英乂请求赐谥，太常寺谥为“威”，左司员外郎崔厦驳议，认为郭知运去世时赙赠已经加封，现在已过时，不宜赐谥，独孤及重新议定说：“赠和谥是一样的，赠是一时的恩宠，谥是不刊的定论，因为年代久远就废弃更改名号，这是王恩遍及天下却唯独隔绝于一个人。在开元年间，吐蕃以全国兵力进入五原塞，郭知运讨平他们以张扬王室，现在朝廷正将任命将帅去征讨不服从、讨伐不朝见的人，应该褒奖他来鼓励掌握兵权的人，怎么可以因为埋葬久远就废弃大典。况且谥法考察人的言行事业的邪正，必定用一个字来褒贬，使活着的人听到美谥而羡慕、看到恶谥而畏惧，不等待赏罚而贤良和不肖的人都受到劝勉，这一个字的谥号胜过三千条刑罚，本来不是为了去世者的子孙作为哀荣宠赠的工具。”
臣按：有人说《春秋》用一个字来褒贬，一个字的褒奖比黼衮还要荣耀，一个字的贬斥比斧钺还要严厉，臣对于赠谥的典礼也这样说。大概爵禄是用来荣耀活着的人，使他们兴起以建立事功，至于赠谥不仅用来荣耀死者，也是用来激励活着的人。世上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却怀着生前忌刻的私心，应当给予而不给予，顺从死者子孙的请求，不应当给予却给予，他们得罪名教也太大了。
宋仁宗朝夏竦去世，赠太师、中书令，特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谥号是行为的痕迹，行为出于自己，名声产生于他人，用来劝善止恶，不可以有私心。谨按法令条文，各种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都记录行状，申报省部议定奏闻，这是为了重视名实、显示至公。现在不委托给有关部门，一概由公议在中宫定谥然后宣示于外，臣认为应该选择中等的谥号，使与行实大致相应的赐给他，也不是群臣所敢议论的。现在却赐以最美好无以复加的谥号，像夏竦这样的人难道容易担当得起？所谓名与实不符、谥与行违背，流传到永久，拿什么作为法则？”司马光又说：“夏竦得到这个谥号，不知道再用什么谥号对待天下的正士、良士？况且天下的人都知道夏竦是大奸邪，虽然赐谥为‘正’，这不足以掩盖夏竦的恶行而恰好足以伤害国家的至公。而且谥法之所以取信于后世，是因为它善善恶恶没有私心，现在因为一个臣子的缘故败坏它，使忠良俊杰之士蒙受美谥的后世都怀疑它，那么谥法还有什么用呢？”
臣按：宋朝以前臣子没有谥“文正”的，文正就是唐朝的文贞，宋朝人避讳改贞为正，大概是谥号中最美好的。宋仁宗因为夏竦是东宫旧臣，特别赐给他这个谥号，司马光上疏认为夏竦不足以担当这个谥号，于是改谥“文庄”，《诗经》所说的“喜好正直”，司马光大概有这种品德，仁宗大概是《尚书》所说的“听从劝谏不违逆”的人吧。后来司马光去世，最终得到这个谥号，他确实没有辱没它。
仁宗朝陈执中去世，知太常礼院韩维上谥议说：“皇祐末年，天子因为后宫的丧事询问丧葬祭祀的礼仪，陈执中位居上相，不能总领率领群臣考正仪典，来承接回答天子的询问而治理丧事，皇仪不是嫔御的礼仪，追册位号，在宫闱中有嫌隙，建庙用乐，超过祖宗旧制，于是使圣朝大典出现非礼的举动，这是不忠的大罪。宰相应当秉持道义率领礼制来辅佐天子，端正自身率领家庭来规范百官，陈执中不致力于这些，反而闭门深居谢绝宾客，说我没有私心、我不结党，难道不浅陋吗？谨按《谥法》宠禄”
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执中出入将相，以一品就第，可谓宠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为不逢，死之日贤士大夫无述焉，可谓不勤成名矣，请合二法谥曰荣灵。”
译光大称为荣，不勤勉而获得名声称为灵。他秉持中庸之道，出入于将相之位，以一品官阶荣归故里，可以说恩宠和俸禄非常显赫了；他身处高位、执掌政令，并非没有遇到机遇，但在他去世时，贤能的士大夫们却没有留下对他的称颂，可以说是不勤勉而获得名声了。请合并这两种法则，谥号为荣灵。”
臣按：韩维上陈执中谥议而责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礼之失，以为其不忠之罪而谥以荣灵。呜呼，使此议行，则凡为臣子者生前所为虽或侥幸以免王庭之诛，然身殁之后公义凛然终不可掩。人生不满百，宠荣富贵之日不过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谥播于人口、录之史册殆至千万年而无穷，是则谥法之行，其为世教之助盖亦非浅浅也，世主往往昵于所好而自败其彝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时，太子太师致仕殴阳修卒，尚书省移太常请谥，李清臣为谥议曰：“公惟圣宋贤臣，一世学者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述作数十百万言以傅先王之遗意，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真可谓文矣。考按《谥法》，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逖、宋杨亿皆谥文，太师宜以文谥。然公常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于文而传之以忠，议者之尽也，请谥文忠。”
宁宗庆元六年，京镗卒，赐谥文穆，既而其子请避家讳改文忠，言者以为杨亿巨儒，既谥曰文，议欲加一忠字竟不之与，夫欲加以一字犹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极美乎？望敕有司，自今谥议务当其实，其或不然，当推以法以选举不实论，若定谥以下其子孙请再更易者，以违制论。从之。
臣按：先正有言，国家所以驭臣下者不过祸福荣辱而已，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荣，不善者生遇其祸、死蒙其辱，天下虽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善者不知所劝，恶者不知所惧，臧否颠倒，不可复振，其为害可胜道哉？臣惟生者之祸福出于一时之蒙蔽、众论之不公，人众者胜天，固可以侥幸而苟免，然而事久则论定，天定则胜人，至于盖棺事则定矣，然犹以偏爱之心持不公之论，以愚而为贤，当辱而反荣，是终无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为《谥法》以为死后荣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谥，恶者予之以恶谥，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世教，而实得罪于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谥则请命于天，臣之谥则请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负君之托、逆天之理、违国之法，虽一时逭于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议谥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应得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虽设太常博士而不掌谥议，洪武初惟武臣有谥，至永乐中文臣始得谥，盖自姚广孝、胡广始也，自后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谥皆出恩赐。然臣窃以谓，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贤否未易尽知，请自今以后，有应得谥者未赐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订以闻，然后从中赐下，如此，则得之者以为荣，不当得者不因其亲故之嘱托，其当得者不为朋党之掩蔽，国家激劝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为世教之助夫岂细哉？
以上举赠谥以劝忠
卷八五
△備規製
▲都邑之建（上）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麵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並、營，幽與並、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
译臣按：韩维上奏陈执中的谥议，指责他身为大臣不能纠正典礼的缺失，认为这是他不忠的罪过，因此给他谥号“荣灵”。唉，如果这种谥议得以实行，那么凡是做臣子的人，生前即使侥幸免于朝廷的诛罚，但死后公义凛然，终究无法掩盖。人生不满百年，受宠富贵之日不过三五十年罢了，而不好的谥号在人口中流传、记录在史册中，几乎长达千万年而无穷尽。由此可见，谥法的实行，它对世教（社会教化）的帮助，大概也不是浅薄的。世上的君主往往因为偏爱而自我败坏常典，怎么思考得如此不周呢！
神宗时，太子太师致仕的欧阳修去世，尚书省移文太常寺请求谥号，李清臣撰写谥议说：“您是圣宋的贤臣，是一代学者所师法的榜样，通晓道德，体现在文章中，穷究阅览六经，著述数十百万言以传达先王的遗意。当天下沉溺于末流习气，崇尚章句声律的时候，听到您的风范，一变而为古文，都知道趋向崇尚根本，太师在教化和治国之道上的功劳最多，真可以说是‘文’了。考察《谥法》，唐代的韩愈、李翱、权德舆、孙逖，宋代的杨亿都谥为‘文’，太师适宜以‘文’为谥。然而您曾参与天下政事，向仁宗进言请求早日下诏确立皇子，使有明确的名分以安定人心，以及两次参与定策谋划，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谥法》说‘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文’而传以‘忠’，是议者尽到了本分，请求谥为‘文忠’。”
宁宗庆元六年，京镗去世，赐谥号“文穆”，不久他的儿子请求避家讳改为“文忠”，谏官认为杨亿是大儒，已经谥为“文”，议者想要加一个“忠”字最终没有给予，想要加一个字尚且不可以，何况两个字都想达到极致的美呢？希望敕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谥议务必符合实际，如果不这样，应当推究以法律按选举不实论处，如果定谥后其子孙请求再次更改的，按违制论处。皇帝听从了。
臣按：先正有言，国家用来驾驭臣下的不过祸福荣辱而已，行善的人生前享受福分、死后接受荣耀，不善的人生前遭遇祸患、死后蒙受耻辱，天下即使想要不安定，也不可能。如果有不贤的臣子，生前窃取禄位、死后窃取荣名，善良的人不知道被什么鼓励，邪恶的人不知道被什么畏惧，善恶颠倒，无法再振兴，它的危害岂可胜道！臣认为生者的祸福出于一时的蒙蔽、众论的不公，人多势众胜过天命，固然可以侥幸而苟且免罪，然而事情久了论断就会确定，天命确定就会胜过人为，至于盖棺定论之时，仍然以偏爱之心持不公之论，以愚为贤，应当受辱反而受荣，这是终究没有天道了。因此三代明王设立《谥法》作为死后荣辱的典制，善的人给予美谥，恶的人给予恶谥，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而世上的昏君僻臣却以一己之私掩盖天下之公，不仅得罪于世教，而且实在得罪于天帝。三代以前，君主的谥号请命于天，臣子的谥号请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天言，人代天言而违背天道，天必定惩罚他；君主不自定而让臣子代定，臣子承君命而辜负君主的托付、违背天理、违反国法，虽然一时逃避人间的刑罚，但如天道何？唐宋议谥由太常博士掌管，凡是依法应得谥号的，考察其行状，撰定谥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复核确定。本朝虽然设有太常博士但不掌管谥议，洪武初年只有武臣有谥，到永乐年间文臣才开始有谥，大概从姚广孝、胡广开始，此后文臣也多有谥号，然而我朝的谥号都是出于恩赐。然而臣私下认为，九重之上的君主对于臣下的贤否不容易完全知晓，请从今以后，有应得谥号的在赐谥之前，先下诏有关部门让他们考订上报，然后从中赐下，这样，得到谥号的以为荣耀，不应当得到的人不因为亲故的嘱托而得到，应当得到的人不被朋党所掩盖，国家激励劝勉臣子的大端在于此，它对世教的帮助难道细微吗？
以上列举赠谥以劝勉忠诚
卷八五
△备规制
▲都邑之建（上）
《书·禹贡》说：冀州。
蔡沈说：“冀州，是帝都之地。八州都说疆界而冀州不说，是因为其余州所至可见，也是用来尊崇京师，显示王者无外的意思。”
臣按：朱熹《语录》：“冀都正是天地中间，好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的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的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自华山来至中为嵩山，是谓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为第三重案。”看这话，就知道古今建都之地都没有超过冀州的可知了。虞夏之时天下分为九州，冀州在中国之北，其地最广而河东、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为幽、并、营，幽与并、营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风水之说起于郭璞，谓无风以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