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二
方之中苟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宁，君身安得宁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译朝廷之中，如果一处发生变故，天下四方都会为此忙碌不安。百姓既然不能安宁，君主的身体又怎能安宁呢？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君主必定挑选贤臣，将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而国家的贤臣必定体察君主的心意，竭尽谨慎小心之心的原因所在。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德，悖乱天道，敝坏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凭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已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所收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拔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德惟义是已。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德惟义而已。德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德义人所同有也，惟德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已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说，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余，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系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德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已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说，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往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
译又说：“政令贵在持之以恒，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要只喜欢标新立异。商朝遗民的习俗奢靡，以能言善辩为贤能，这种不良风气尚未消除，您应当时刻记挂在心！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他们放纵骄横、凌辱有德之人，这实际上是违背天道的。败坏教化、崇尚奢华，千秋万代都同流合污。’如今殷商的众士依旧依仗宠幸，凭借奢侈而泯灭道义，穿着华丽的服饰以炫耀于人。他们骄横淫逸、自夸自大，最终将走向恶果。虽然已经收敛了他们放纵的心，但要加以防范和约束，仍然十分艰难。”
蔡沈说：“‘恒’是相对于‘暂’而言，‘异’是相对于‘常’而言，‘体’是指追求完备，‘要’是指众体汇聚的关键。政事应当纯粹专一，辞令应当简练真实，深深戒除自作聪明、追逐浮华末节和标新立异的行为。古人论述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因安逸享乐而豢养，其中能遵循礼制的很少。既然不遵循礼制，内心就没有制约，就会肆意骄横放纵，凌蔑有德之人，悖乱天道，败坏风化，奢侈华丽，千秋万代都同流合污。康王将要指出殷商士人凭借奢侈而泯灭道义的恶行，所以先引用古人关于世袭家族的论述来发起话题。”
吕祖谦说：“殷商士人凭借恩宠助长私欲，由来已久。私欲与公义相互消长，所以凭借奢侈必然导致泯灭道义，道义泯灭就没有羞耻厌恶的端倪，只是以服饰之美向人炫耀，自身的不美却不知羞耻，沉沦而不回头，骄横淫逸、自夸自大，各种邪念同时显现，将以恶果告终。迁都洛邑，用教化来规范他们，虽然已经收敛了他们放纵的心，但用来防范约束其邪恶的手段，仍然非常困难。”
臣按：先儒曾说，人的心在已经放纵的时候最难收回，在已经收回之后更难加以防范。如果病根还在，虽然一时收敛，遇到事情就会再次发作，这就是防范之所以困难的原因。由此看来，殷商人的病根已经深入膏肓，想要去除病根，不是法令所能禁止遏制的，必须推究病根产生的原因，寻求对症下药的方法来荡涤、调摄、保养，然后病根才能拔除，永远不再萌发。所谓对症下药，在于持之以恒的政令、切中要害的言辞，而用来调摄的方法，则在于恢复他们不能遵循的礼制。至于保养天和的妙药，就是下文所说的只有德和义罢了。
又说：“富有资财而能接受训导，才能长久延年。只有德和义，才是你们最大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有什么训导呢？”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全在于这些殷商士人，对他们既不能太刚硬也不能太柔弱，他们的德行确实需要修治。”
蔡沈说：“这是在说殷商士人不可不加以训导。富有资财而能接受训导，心就不会被外物转移，从而可以保全性命之正。然而训导并非外在设立的教条，只有德和义罢了。德是心的理，义是理的适宜。德义是人人都有的，以德义作为训导，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训导。然而训导不能凭私意而言说，应当考察古训作为依据，因为善行没有证据百姓就不会服从，如果不依据古训作为训导，还能依据什么作为训导呢？”又说：“当时四方没有忧患，小小的殷商百姓，经过三十多年的教化训导，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而康王却恳切地认为国家的安危全在于此，他不满足于小成就是这样，文王、武王、周公的恩泽深远长久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刚硬是为了保全他们，不柔弱是为了整顿他们，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确实得到了修治。”
陈经说：“礼义产生于富足，既然富足以养活身体，又用训导以滋养心灵，保全正性以顺应正命，这就是长久延年的原因。所谓能接受训导，难道是在人心、天理之外还有什么所谓的训导吗？德是人心所获得的，义是人心所适宜的，根植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这就叫做大训。古训所记载的也只是德义罢了，即用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来验证古代已经存在的，并非德义之外还有古训。毕公的教化本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百姓容易服从，参证于古代已经存在的，百姓容易相信，防范的方法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君陈还有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三种细罪不赦免的说法，这篇虽然历数商俗的不美，但只是致力于区别以产生他们的羞愧，用教训来引导他们的善行，没有一个字提到刑罚，纯粹以德化而刑罚搁置不用，确实如此。”
吕祖谦说：“秦始皇将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于用刚硬，唐德宗将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于用柔弱，都导致了动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以看出周朝以仁厚立国，考虑患难深远，爱护百姓深厚，处理事情既得当宽猛适宜，对待百姓又得当刚柔适中，所以使百姓能够顺应性命之正而保全义理之天，以前骄横放纵悖乱的人都能遵循礼制，放纵的心已经防范，泯灭的道义重新存在，恶行不终于恶而重新保全了本初的善。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们以古训作为训导，由此可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的良法要道，没有比古训更优先的。古人虽然已经离去，但他们的训诫之辞都记载在经籍之中，所以善于治理的人知道古训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教化百姓的关键，设立小学用古训来启发蒙昧，开设大学用古训来阐明道理，颁布经书让他们诵读，设立师儒为他们讲解，责成地方官督责，没有一处不建立古人的学问，没有一人不读古人的书，没有一家不行古人的礼。这样，那么普天之下即使是三户人家的小市场、八口之家、五尺高的儿童，都知道德义值得尊崇、礼教值得崇尚，然而奸恶顽固的不被教化、习俗的不美、治道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臣按：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诲之弟，可谓教养兼举矣。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无同）维楫（维以系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风雨时，五谷蕃熟，民不夭厉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眩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
译郑子产在郑国执政，都城和边邑都有法度，上下等级都有服饰规定，田地有疆界和沟渠，民居和井田有伍制，对忠诚节俭的人就跟随并奖赏他，对奢侈放纵的人就因此惩处他。一年后，年轻人不轻浮戏弄，老人不用提东西，孩童不在田埂上玩耍；两年后，市场上不预先定价；三年后，门户晚上不关闭，路上不拾取遗失之物；四年后，农具不用带回家；五年后，士人没有军籍，丧期不用命令就能治理好。造车的人歌颂说：“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之丰饶。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
臣按：子产执政，为百姓开垦田地，教导他们孝悌，可以说是教养兼举了。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改变风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这类事情不是俗吏所能做到的。俗吏所致力于的是刀笔筐箧之类的小事，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己担忧，我私下为陛下惋惜。不如现在制定经制，使君像君、臣像臣，上下有差别，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项事业一定，世世常安，然后有所持循了。如果经制不制定，这就如同渡江河没有缆绳和船桨，在中流遇到风波，船必定倾覆。”
臣按：治理国家而不制定经制，这就如同渡江河而没有缆绳和船桨，船没有缆绳和船桨则船必定倾覆，国家没有经制则国家必定混乱。经是百世的常道，制是一时的成法，有常道作为持循的根本，有成法作为持循的工具，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大体，不是通儒不能知道的，俗吏哪里值得知道这些呢？
汉武帝时，严安上书说：“现在天下人民用财奢侈浪费，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有节奏，杂用五色使有花纹，五味丰盛摆满面前，以展示欲望给天下（展示给他们使他们羡慕向往）。百姓的情性见到美好就向往，这是教百姓奢侈。我希望为百姓制定制度以防备他们的淫逸，使贫富不相炫耀以调和他们的心，心既和平，那么盗贼消亡、刑罚减少、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五谷丰熟，百姓不夭折生病。”
臣按：百姓之所以奢侈浪费，多表现在车马、衣裘、宫室、饮食这四个方面，如果真能建立制度，凡是所乘坐的车马、所居住的宫室、所穿着的衣裘、所使用的饮食都有等级次第，上级可以兼用下级，下级不得僭越上级，使官民上下所看到的听到的熟悉，那么他们心中所存的志向就确定了，志向既确定，那么有余的人不敢对自己恣意妄为，不足的人不敢羡慕向往别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就实行了。
文翁担任蜀郡太守，仁爱喜好教化，见蜀地偏僻简陋有蛮夷风俗，文翁想诱导他们进步，于是选拔郡县中小吏中开通敏锐有才能的人，亲自告诫勉励，派遣他们到京师跟随博士学习，几年后都学成回来，文翁任命他们为重要职位。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招收下县子弟作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优秀的用来补充郡县官吏，次等的作为孝悌力田，官吏百姓以此为荣，几年间争着想做学官弟子，富人甚至出钱来求得入学，因此大行教化，蜀郡的学者比得上齐、鲁了。
臣按：天下的风俗未必都美好，君王的教化未必都能遍及，大概因为地图广阔，深谷大川制度不同，百姓生活在其中风俗各异，君王一人不能一一亲自经历，而他所制定的条教又未必都能一一符合当地风俗，因此有赖于承流宣化的官吏，随其地因其俗来倡导率领教导他们，像文翁治理蜀郡就是这样。所以君王治理国家没有比崇尚教化更大的了，想要崇尚教化没有比先学习古训更重要的了，想要百姓学习古训就在于设立学校。学校既设立，有师儒为他们指教，有经书作为他们的准则，使他们知道善的应当做、恶的不应当做，欣然顺从，翕然教化，都革除他们旧染的风俗而兴起礼义的风气，这确实是君王治理太平的根本而优秀二千石的职责。
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以治理，延寿想用礼让教导他们，担心百姓不听从，于是历次召见郡中长老中被乡里信任的几千人，摆设酒食亲自与他们相对，以礼意接待，人人询问风俗，百姓所疾苦的事情为他们陈述，和睦亲爱，消除怨恨的道路，长老都认为方便。于是与他们议定嫁娶、丧祭的仪品，大致依据古礼，不得超过法度，又命令文学、校官、诸生穿皮弁执俎豆为官吏百姓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他们的教导。后来入京担任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没有敢以诉讼自己申辩的。
臣按：延寿与百姓议定嫁娶丧祭的仪品，大致依据古礼，不得超过法度，这确实是得到教化百姓的根本。大概百姓之所以贫困窘迫而流于邪淫，其根源都出于婚嫁、丧祭没有制度。婚嫁、丧祭，是百姓生活中不能没有的，民间一遇到婚嫁、丧祭，富者倾尽资财以显示美观，贫者抵押借贷以相互效仿，流俗的相尚、邪说的迷惑，以至于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的境地，因而引起争讼导致祸乱的也有。汉朝时异端之教还不甚炽盛，现在距离那时千年了，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百姓的蠹惑，不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那么民财愈匮乏而民性愈荡
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升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译幸好有朱熹的《家礼》一书，简易可行，请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凡是民间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依照此礼执行，有不执行的，以违反制度论处。地方长官在考核政绩时，以教导百姓实行古礼为最优，这虽无明文规定，但即使有其他优秀政绩，也不在升迁举荐之列。如此，礼教得以推行而民俗变得美好，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教育，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遍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历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远，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赐金、征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微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阋、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苟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转颍川太守，肃宗巡幸再幸颍川，辄赏赐恩宠甚厚。
许荆为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民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歌，征拜谏议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争讼为教化不行，而任咎于己，且至上书言状，乞诣廷尉，然非其平昔设为丧纪、昏姻制度使民知礼禁，而遽然而为此举，则是矫激好名非真实也，君子所不贵。
仇览为遂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以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
译黄霸担任颍川太守时，制定教令，设立父老、师帅、伍长等职位，在民间推行，劝导人们行善防奸。黄霸大力推行教化，然后才施行诛罚，致力于成就保全下属官吏，凡是治理之道，只是去除那些过于严苛的措施罢了，凭借外表宽厚、内心明察赢得了官吏和百姓的心，治理成效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赞说：“颍川太守黄霸，宣示诏令，百姓向往教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日益增多，种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路上不拾取遗物，赡养照顾鳏寡，救济帮助贫穷，监狱中有时八年没有重罪囚犯，官吏百姓向往教化，兴起于道义，可以说是贤人君子了。《尚书》不也说‘辅佐大臣多么贤良’吗。赐爵位关内侯、黄金百斤，俸禄中二千石。”而颍川郡中孝顺悌敬、有德行义气、民间三老和力田者都按等级赐予爵位和丝帛，几个月后，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升任御史大夫。
臣按：君主想要政教在天下施行，如果没有循良的臣子承续流风而向下宣示教化，其势不可能遍及。汉宣帝留心治理，多次下达恩泽诏书，官吏如果不奉行宣示，黄霸选择良吏分区域宣示诏令，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然后制定教令在民间推行，百姓知道太守的教令都是秉承天子的意旨，所以容易信服遵从。等到教化已经施行，天子听说后又每天下诏称赞，首先说“宣示诏令，百姓向往教化”，并列举其政绩的美好，且赐爵位和黄金，并推及到郡中贤能的百姓。唉，汉朝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其君主追求治理、臣子施行治理都有古代遗留的意旨，后世则只以文书簿籍、财赋为急务，没听说有顾及教化的。即使有教化的言论也没有实际内容，做官吏的本来就没有空闲顾及教化，万一不触犯法律条文侥幸罢了，何况指望增加俸禄、赐金、征召入朝担任显官呢？后世有志于教化的君主应当以宣帝为法度，有志于教化的官吏应当以黄霸为法度。
卓茂担任密县县令，用心恳切，视百姓如子女，举荐善人并加以教导，口中没有恶言，官吏百姓亲近喜爱他而不忍心欺骗他。有人告发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卓茂询问后知道是他出于恩意赠送的，不是亭长索取的，对那人说：“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仁爱，知道互相敬重侍奉。现在邻里长老尚且馈赠礼物，这是人道相亲的原因，何况官吏与百姓呢？官吏只是不应当凭借威势强力索取罢了。大凡人生在世，群居杂处，所以有经纪礼义来互相交接。亭长一向是善良的官吏，逢年过节赠送礼物，是合乎礼节的。”那人说：“如果这样，法律为什么禁止它？”卓茂说：“法律设立大法，礼制顺应人情。现在我以礼教导你，你一定没有怨恨；如果用法律惩治你，你手脚该往哪里放呢？一家之内，小事可以论处，大事可以处死。暂且回去想想吧！”于是那人接受了他的训导，官吏感怀他的恩德。几年后，教化大行，路上不拾取遗物。
臣按：卓茂所说的“法律设立大法，礼制顺应人情”，专门用礼教来教化百姓而不用法律惩治，真是古代所说的循良官吏，如果天下郡县都能得到这样的人来治理，并知道缓急轻重，那么天下就会日益达到太平了。
鲁恭担任中牟县令，专门以德化治理，不依赖刑罚。邑人许伯等人争夺田地，历任守令都不能决断，鲁恭为他们公平审理曲直，他们都退下而自责，停止耕作互相谦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能施行，是因为利心胜过而义心微弱，民间的诉讼多起于财产，兄弟因此互相争吵、骨肉因此互相残杀都从这里开始，做守令的如果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那么诉讼就不会兴起，人和而风俗淳厚了，教化难道还有不能施行的吗？
秦彭升任山阳太守，用礼来训导百姓，不依赖刑罚，崇尚儒雅，敦厚明晓学校，每逢春秋举行飨射仪式就修习升降揖让的礼仪，于是为人设立四诫，来定六亲长幼的礼节，有遵奉教化的人提拔为乡三老，常在八月赠送酒肉来劝勉他们。官吏有过错就罢免遣散罢了，不加耻辱，百姓怀有爱戴，没有人欺犯。后来转任颍川太守，肃宗巡幸两次到颍川，每次都赏赐恩宠很厚。
许荆担任桂阳太守，郡境濒临南方，风俗脆弱浅薄，不认识学问义理，许荆为他们设立丧纪、婚姻制度，让他们知道礼制禁令。曾经春季巡视到耒阳，县民有蒋均兄弟争夺财产，互相诉讼，许荆面对他们叹息说：“我肩负国家重任而教化不能施行，罪责在太守。”于是回头让官吏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前往廷尉受审，蒋均兄弟感悟，各自请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颂歌唱，征召拜为谏议大夫。
臣按：许荆以郡民兄弟互相诉讼为教化不能施行，而把罪责归于自己，甚至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前往廷尉受审，然而如果不是他平日设立丧纪、婚姻制度让百姓知道礼制禁令，而突然这样做，那就是矫激好名不真实，君子所不贵重的。
仇览担任遂亭长，劝导百姓从事生产，制定科令，至于瓜果蔬菜有限制、鸡猪有数量，农事完毕后，就让子弟群居，回到学校学习。那些轻浮游荡放纵的人都被役使从事田桑，严格设立科罚。亲身帮助丧事，赈济体恤穷寡。一年号称大化。仇览刚到亭时，有个人叫陈元独自与母亲居住，而母亲到仇览处告陈元不孝，仇览惊讶地说：“我近日经过陈元家，房屋整洁，
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译按照农时进行耕种。这个人并非本性恶劣，应当是教化还没有到达的缘故罢了。母亲守寡抚养孤儿，辛苦自身直到年老，怎么能在一天之中放纵愤怒，想要使儿子陷入不义的境地呢？”母亲听后感动悔悟，流着泪离开了。陈览于是亲自到元家，与他的母子一起饮酒，趁机向他们陈述人伦孝道的行为，用祸福的道理来开导他们，元最终成为了孝子。
臣按：仇览一亭长耳，视今乡老、里长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于闾里之间，凡为民之长者皆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奔驰者哉？
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合自责，然后科行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吏民为立祠。后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学宫，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齐苏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同住。
后魏封回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劝令别处，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谓中州之域渐染山民之俗，其为治化之累大矣，请痛禁之。
清河王励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无处无之，民之祀神虽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见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赀产以备牲牢耳，宜为明禁，惟许以鸡鹜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师巫。盖民愚而惑，苟有疾厄必事祈祷，虽冒禁犯罪不顾也，惟禁其惑诱之人则自然止息。
隋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耽，妄起风谣，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祖送郊外，资以财物，于是人皆劝励，风俗大改。
唐高士廉为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异财，罕通假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岁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着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岁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
译臣按：仇览不过是一个亭长罢了，看如今乡老、里长这类差役，竟然能以教化百姓为职事，何况那些受天子委托治理千里、百里疆土的人呢？假使普天之下，大到一郡，次到一邑，下至闾里之间，凡是做百姓长官的人都能以教化为要务，天下会有不奔走归顺的人吗？
吴祐调任胶东相，政令只崇尚仁爱与简约，以身作则来感化众人。百姓有相互争讼的，他就关上门自责，然后依据法律处理诉讼，用道理来晓喻他们，有时亲自到乡里，极力调解和解。从此争讼减少平息，官吏和百姓不再互相欺骗。
任延担任九真太守，骆越的百姓没有嫁娶的礼法，任延于是发文书给所属各县，让男子二十岁到五十岁、女子十五岁到四十岁的，都按年龄相配结婚。那些贫穷无力支付聘礼的，让长吏以下各自节省俸禄来赈济资助他们，同时结婚的有两千多人。这一年风雨调和适时，谷物庄稼丰收。官吏和百姓为他立祠祭祀。后来任延被任命为武威太守，首先铲除暴虐害民的人，官吏和百姓得以喘息。随即建造学校，凡是掾吏的子孙都让他们到学校学习，免除他们的徭役，经书章句精通后，全部显贵提拔，郡里于是有了儒雅的人士。
齐国的苏琼担任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多年不能决断，各自援引证据，甚至牵连到上百人。苏琼召来乙普明兄弟晓谕他们说：“天下难得的是兄弟，容易求得的是田地，假如得到了田地却失去了兄弟，心里怎么想？”于是流下眼泪，各位证人没有不流泪的，乙普明兄弟磕头请求到外面再想想，分开居住十年后终于同住。
后魏封回担任安州刺史，山民质朴，父子宾客同睡一室，封回上任后劝令他们分住，那里的风俗于是改变。
臣按：如今所谓中州的地区逐渐沾染了山民的风俗，这对治理教化是大大的拖累，请严厉禁止。
清河王高励担任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那里的风俗敬奉鬼神，祈祷的人必定用牛和酒，以至于耗尽家产。高励感叹说：“伍子胥是贤人，难道应该损害百姓吗？”于是告谕所属地区，从此就停止了。
臣按：鬼神无处不在，百姓祭祀神灵虽然是因为风俗崇尚的过失，但也足以看出鬼神自然感通的妙理，只是不可耗尽家产来准备祭祀用的牲畜罢了，应当明确禁止，只允许用鸡鸭小猪，有用牛祭祀的，治其巫师之罪。大概百姓愚昧而迷惑，如果有疾病灾祸必定从事祈祷，即使冒着禁令犯罪也不顾，只禁止那些迷惑诱导的人，自然就会停止。
隋朝梁彦光担任相州刺史，当时人情险恶，胡乱兴起风谣，梁彦光想要革除这种弊端，用俸禄招致山东的大儒，每乡设立学校，不是圣哲的学业不得教授。常在季月召集亲自策试，有勤学优异、聪明有闻名的，升堂设宴，其余的都坐在廊下，有好争讼、懒惰学业无成的坐在庭中，摆设粗劣的餐具。等到学业大成，应当举行宾贡之礼，在郊外送行，资助财物，于是人们都受到鼓励，风俗大为改变。
唐朝高士廉担任益州长史，蜀地风俗浅薄，畏惧鬼神而厌恶疾病，父母病危不亲自扶持，杖头挂着食物，远远地喂食，兄弟分家，很少通融借给。高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改正的亲自率领官吏到门前劝谕，因此一乡和乐大多成为孝悌之人，又命令儒生讲论经典，勉励后辈，教化复兴。
韩愈担任潮州刺史，下发文书请求设置乡校说：“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顿，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想要用德礼，没有不由学校师生开始的。这州学校荒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没听说有学业完成贡于朝廷、在官府应试的人，官吏百姓眼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的行为不劝勉，也是县的耻辱。十户人家的小城必定有忠信的人，如今这州有一万多户，难道没有庶民吗？刺史、县令不亲自做老师，乡里后生无处学习，你赵德秀才深沉雅致专静，颇通经书有文章，能知道先王之道，论说且排斥异端而尊崇孔子，可以做老师了。请求代理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门掌管州学以督促学生，兴起和乐之风，刺史拿出自己的俸禄一百千作为本钱，收取盈余来供给学生饮食。”从此潮州人日益趋向文学，立祠祭祀他至今。
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让学者写文章，亲自讲解指导，与学者以客主之礼相待，观游宴饮也参与，因此风俗一变，每年贡士很多。后来常衮去世，闽人让常衮配享于学宫。
宋朝韩琦知并州，河东风俗混杂羌夷，用火葬，韩琦为他们买田，封表刻石，规定允许葬在其中，人们于是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没有焚尸的风俗，直到佛教从西域进入中国才开始有，做儿子的竟然忍心将父母的体魄付之烈焰，不孝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韩琦在郡中唯独能禁止，如今此风犹存，百姓习以为常，非严刑痛禁不能止，请著为法令，有犯禁的以毁伤父母的律令问罪，并治其举火之人的罪，这也是崇尚孝道、美化风俗的一个方面。
陈襄担任仙居令，百姓不知教化，陈襄在正岁耆老来贺时写文章一篇，说：“做我的百姓，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译父亲仁义，母亲慈爱，兄长友善，弟弟恭敬，儿子孝顺，夫妻之间充满恩爱，男女之间界限分明，年轻后辈接受教育，乡里之间讲究礼仪，贫穷患难时亲戚互相救助，婚丧嫁娶时邻里互相协助，不荒废农业生产，不做盗贼，不学习赌博，不喜好争讼，不以恶势欺凌善良，不以财富吞并贫困，行走的人互相让路，耕作的人互相让出田界，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这就是礼义的风俗了。”让门人在庭院中诵读，并且晓谕他们说：“我的任期届满就要离去，你们有子弟就赶快送他们去上学。”于是老人们互相交谈，感激他的恩德，感叹不已，一致听从他的建议，求学的人纷纷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苟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德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余仲宽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剑尤甚。仲宽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遍达，人非一类而疏远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宁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
卷八三
▲严旌别以示劝
《周书毕命》曰：旌别淑（善也）慝（恶也），表厥宅里，彰善瘅（病也）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别恶，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异善人之居里，如后世旌表门闾之类，显其为善者而病其为不善者，以树立为善者风声，使显于当时而传于后世，所谓旌淑也。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礼记》曰‘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为恶之祸而慕为善之福，所谓所别慝也。”
吕祖谦曰：“荣辱不止于一时而流芳，遗臭将传百世而未泯，所谓树之风声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风声所传则可以鼓动千百年之远，虽事往迹陈而兴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岂真欲绝之而置之人类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归于善而已，此旌别之本心也。”
陈栎曰：“旌别淑慝一句，纲也；表厥至风声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别慝也。东郊之政以保为厘，旌别淑慝者厘也，义之尽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归于善者，以保为厘也，仁之至也。又树立为善者之风声，见其善善之长，俾为恶者畏慕，见其恶恶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爱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为治在乎明好恶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向方，趋于善而不流于恶，则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也。苟混混然而无所旌别，则为善者不知其可为而自怠，为恶者不知其不可为而日肆
译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百姓因事来到县城，他必定告诫他们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他根据乡村的远近划分保伍组织，让他们在力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中互相救济；对于孤苦无依、残疾废疾的人，责令其亲属宗族负责照顾，使他们不至于失所；对于途经此地的旅客，生病时都有地方供养。各个乡村都设有学校，闲暇时他亲自召集父老乡亲与他们交谈，纠正儿童所读书籍的句读，如果教师教得不好就予以更换。当地风俗起初非常粗野，不知道学习，于是选拔优秀的子弟聚集起来加以教育，乡民结社，制定科条，表彰善行、区别恶行，使人们有劝勉之心和羞耻之感。他在县任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仅三年，他的道德教化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让他长期担任这个职务，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现在地方长官以九年为任期届满，朝廷如果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其中必定有超出常人、能够以明道的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的人，太平治世的根基就在于此。
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时，因为当地习俗不懂得礼仪，他选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张贴出来展示给大家，命令父老解说以教育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女聚集在僧舍举行传经法会，女子不嫁人的就建造庵舍居住，朱熹全部禁止了这些行为。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先用礼教来改变风俗，现在他所著的《家礼》我太宗皇帝已经表彰并颁布天下，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推行，并命令提学御史监督，有不遵行的就以违抗制度的罪名治罪。这样礼教就能兴起推行，而邪说异端不需要禁止革除自然就会消亡。
余仲宽担任剑州顺昌县令，当时福建风俗生儿子多的家庭，到了第三四个儿子，后面的都不养育，因为家产不足以供养；如果是女儿，往往不等生到第三个就溺死，建州和剑州尤其严重。余仲宽于是撰写《戒杀子》一文，召集各乡为人信服、有威望的父老，让他们列坐在廊下，用俸禄置办酒食，亲自斟酒给他们喝，拿出那篇文章让他们回去劝告乡人，不得杀害子女，一两年间活下来的孩子数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将这件事上报，朝廷嘉奖他，就提升余仲宽一级官职，并让他继续留任，又让他立法在一路推行。
臣按：溺杀子女的习俗至今在浙东地区最为严重，请求从今以后，凡是任命为浙东地方长官的人，任期届满考核时必须在考语中写明“自从到任之后，百姓没有溺杀子女的现象”，如果有不实之处，就降职一级。这样，民间养育子女的一定会增多，户口日益增加，这也是仁政的重要方面。
以上是用广施教化来改变风俗。臣按：治理天下的是君主，用来治理的是百姓，推行君主的治理而使之落实到百姓身上的是官吏。治理的方法有两种，叫做政和教，政是用法令来推行的，容易；教是用道义来推行的，困难。教化的根本虽然在于君主端正自身、治理好家庭以作为感化的契机，然而地方不是一方，偏远地区不容易普遍到达；人不是同一类，疏远的人不容易立刻触及。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上位，知道教化是治理天下的急务，就必定设立学校、阐明礼义、制定条令来晓谕引导百姓，使他们都局限于道义之中而形成淳厚的风俗，又必定选择地方长官来推行我们的政教，反复告诫，使他们知道朝廷意向所在，而他们在施政时必定以教化为先，改变不好的风俗成为好的风俗，教化不良的人成为良善的人，使人人善良、家家和顺，从家庭到县城，从县城到郡府，民风士习如同一条律令，那么天下之大，太平治世的根基实际上是从这里积累起来的。
卷八三
▲严旌别以示劝
《周书·毕命》说：表彰善人、区别恶人，标出他们的居住里巷，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不遵循训典的，就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畏惧并仰慕。
蔡沈说：“表彰善人、区别恶人，是成周今天用来革除风俗的政策。标出善人居住的里巷，如同后世旌表门闾之类，显扬做善事的人而憎恶做不善事的人，以树立善人的风气，使他们在当时显扬并流传到后世，这就是所说的表彰善人。那些不遵循训典的人，就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不能与善人混杂居住，《礼记》说‘不改变他们的郊外，不改变他们的遂地’就是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畏惧作恶的祸患而仰慕行善的福分，这就是所说的区别恶人。”
吕祖谦说：“荣辱不仅仅停留于一时，而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不会泯灭，这就是所说的树立风气。人在政举，人亡政息，只有风气所传才可以鼓动千百年之远，虽然事情过去、痕迹陈旧，但兴起起来如同新的一样。不遵循训典的人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难道真的想要断绝他们而把他们置于人类之外吗？是想让他们畏惧仰慕而最终归于善而已，这是旌别善恶的本心。”
陈栎说：“旌别淑慝一句，是纲领；表厥至风声三句，是表彰善人；弗率至畏慕三句，是区别恶人。东郊的政令以保甲为厘定，旌别淑慝是厘定，是义理的极致；本心想要他们畏惧仰慕而同归于善，是以保甲为厘定，是仁爱的极致。又树立善人的风气，看见他喜好善人长久，使作恶的人畏惧仰慕，看见他厌恶恶人短暂，有用人治人、改过止恶的意思，爱得深、待得厚如此，最终化浮薄为忠厚，是适宜的。”
臣按：君主治理天下在于明确好恶所在，使百姓知道方向，趋向善而不流于恶，那么风俗崇尚正道而治理教化就可以成功了。如果混混沌沌而没有旌别善恶，那么做善事的人不知道可以为之而自我懈怠，做恶事的人不知道不可以为之而日益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