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九
可无，非可以他物代之，胡亦榷以为利焉。呜呼，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其食者茶也，既以税其食而又税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税之，民亦不幸而生于唐宋之世哉。
译可以没有，并非可以用其他物品来替代，为何还要垄断它来谋取利益呢。唉，百姓依靠五谷作为食物，用来下饭的是盐，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是茶。既然已经对食物征税，又对用来下饭的器具征税，等到对帮助消化食物的东西也征税时，百姓真是不幸，竟然出生在唐宋时代啊。
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及播为相，置榷使自领之。
李玨曰：“榷茶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臣按：茶有税始于赵赞，然寻即亟罢，张滂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税而又置使以榷茶，遂为天下生民无穷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诏在京、建州、汉阳、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
开宝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异于常岁，请高其价以鬻之，太祖曰：“茶则善矣，无乃重困吾民乎？”即诏第复旧制，勿增价直。
臣按：宋太祖此言蔼然，仁民爱物之心溢于言外，可以为万世帝王法。
陈恕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条利害，第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视上等之说，利取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惟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行之数年，公用足而民富实。
臣按：宋太初此言可以为人臣司国计者之法，所谓“可行之商贾，不可行之朝廷”，此一言非但为茶法也。繇是推之，则汉人之平准、宋人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辩而明矣。
仁宗初，建茶务岁造大小龙凤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欧阳修曰：“君谟（蔡襄字）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宋人造作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所谓大小龙团是也。龙团之造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谓小人不足道也，襄士人而亦为此，欧阳修所以为之叹邪。苏轼曰：“武夷溪边粟粒芽，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读之令人深省。
神宗熙宁七年，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王韶又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
自熙丰来，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
臣按：后世以茶易马事始见于此。盖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则西北之人嗜茶有自来矣，盖西北多嗜乳酪，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故也。是则茶之为物，虽不用于三代而用于唐，然非独中国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宋人始置茶马司，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谓榷务、贴射、交引、茶繇诸种名色今皆无之，惟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贡为之禁限，每人许其顺带有定数。所以然者非为私奉，盖欲资外国之马以为边境之备焉耳，其视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国家经费之用，岂不天渊哉？圣世仁民之泽大矣，生斯世而为斯民者，乌可不知所自。
侍御史刘挚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西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且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蜀州茶园乃百姓己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
臣按：产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颇严，盖为市马故也。夫以中国无用之茶而易外国有用之马，虽曰取茶于民，然因是可以得马以为民卫，其视山东、河南养马之役固已轻矣，然恩泽既厚，怨讟易生，天下皆无而己独有之，民愚不能反己，况其地素贫而易变，伏惟当世司国计者宜有以调停而优待之，俾两得其便，一方之人不胜幸甚。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南、福广之税，其茶有末茶、有叶茶。
臣按：茶之名始见于王褒《僮约》而盛着于陆羽《茶经》，唐宋以来
译唐穆宗时，王播担任盐铁使，增加天下的茶税，每百钱增加五十钱。等到王播担任宰相，设置榷茶使由自己统领。
李玨说：“榷茶制度起初是为了供养军队，如今边境没有忧患却加重赋税伤害百姓，这是第一点不可；茶是人们生活所依赖的重要物资，征收赋税则价格必然上涨，贫弱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第二点不可；山泽的物产丰富，其产出无法计算，如果通过征税来销售，获利过多，价格暴涨则购买的人稀少，这是第三点不可。”
臣按：茶税始于赵赞，但不久就急忙废止，张滂所获得的利益尚且微薄，到了王播增加茶税并且设置使臣来垄断茶叶，于是成为天下百姓无穷的祸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下诏在京城、建州、汉阳、蕲口各设置榷货务。乾德五年，开始禁止私人贩卖茶叶。
开宝七年，有关部门认为湖南的新茶与往年不同，请求提高价格来出售，宋太祖说：“茶是好茶，恐怕会严重困苦我的百姓吧？”随即下诏只恢复旧制，不要增加价格。
臣按：宋太祖这番话温和宽厚，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情溢于言表，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
陈恕担任三司使，将要制定茶法，召集数十位茶商让他们分条陈述利弊，分为上中下三等，副使宋太初说：“我看上等的说法，取利太深，这可以在商贾之间实行，不能在朝廷实行，下等的说法固然粗疏没有可取之处，只有中等的说法公私都能受益，我加以裁减可以长久实行。”实行几年后，公家费用充足而百姓富裕充实。
臣按：宋太初这番话可以作为臣子掌管国家财政的法则，所谓“可以在商贾之间实行，不能在朝廷实行”，这一句话不仅适用于茶法。由此推论，那么汉代的平准法、宋代的市易法，其是非不用辩论就明白了。
宋仁宗初年，建州茶务每年制造大小龙凤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欧阳修说：“蔡君谟是读书人，怎么至于做这种事。”
臣按：宋代制造的茶叶有两类，叫片茶、叫散茶，片茶是蒸制后压成片的，散茶则是蒸制后研磨混合各种香料制成饼，所谓的大小龙团就是这种。龙团的制造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丁谓是小人不足挂齿，蔡襄是读书人也做这种事，欧阳修因此为他感叹。苏轼说：“武夷溪边的粟粒芽，今年作为斗品充当官茶，我们的君主所缺乏的难道是这种东西吗？用来滋养口腹身体多么鄙陋啊！”读来令人深深醒悟。
宋神宗熙宁七年，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筹划在秦凤、熙河购买茶叶以换取马匹，王韶又说“西夏人颇带着好马来到边境，他们嗜好只有茶”。
自从熙宁、丰年间以来，旧有的换马都用粗茶，乾道末年才开始用细茶赠送给他们，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征收的大致如此。
臣按：后世以茶换马的事情开始见于此。大概从唐代回纥入贡就已经用马换茶，那么西北人嗜好茶由来已久了，大概是因为西北人多嗜好乳酪，乳酪滞留在胸膈而茶性通利，能涤荡它的缘故。这样看来，茶这种东西，虽然在夏商周三代不使用而在唐代使用，然而不仅中国使用，而且外族也没有不使用的。宋人开始设置茶马司，本朝舍弃茶利给予百姓而不贪图其收入，凡是前代所谓的榷务、贴射、交引、茶繇等各种名目现在都没有了，只在四川设置一个茶马司、陕西设置四个茶马司，偶尔在关津要害设置几个批验茶引所而已，以及每年派遣使者携带榜文在行茶地方张贴，让百姓知道禁令，又对西蕃入贡加以限制，每人允许顺带有一定数量。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私奉，大概是想借助外国的马匹作为边境的防备罢了，这比起前代夺取百姓生活资料作为国家经费使用，岂不有天壤之别吗？圣明时代的仁爱百姓的恩泽太大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而身为百姓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自己的福分从何而来。
侍御史刘挚陈述蜀地垄断茶叶的危害：“茶农有逃亡来免除的，有投死来免除的，而其危害还波及邻里，想砍伐茶树则有禁令，想增加种植则增加市税，所以当地舆论说土地不是生长茶叶，实在是生长祸患。”
知彭州吕陶陈述：“川陕两路所出产的茶叶，北方、东南各处不到十分之一，各路既然允许通商，两川却成为禁地，况且解州有盐池，民间煎制的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制的是私矾，现在蜀州的茶园是百姓自己的财产，明显与解盐、晋矾的情况不同。”
臣按：产茶的地方江南最多，如今都没有垄断法，唯独在川陕禁令颇为严格，大概是为了买马的缘故。用中国无用的茶叶换取外国有用的马匹，虽然说从百姓那里获取茶叶，然而因此可以得到马匹来保卫百姓，比起山东、河南养马的劳役固然已经轻了，然而恩泽既厚，怨恨容易滋生，天下都没有而唯独这里有，百姓愚昧不能反省自己，况且那地方一向贫困而容易生变，希望当世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有办法调停而优待他们，使双方都得到便利，一方的人不胜庆幸。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在江州设置榷茶都转运司，总领江淮、荆南、福建、广东的税，其茶有末茶、有叶茶。
臣按：茶的名字开始见于王褒的《僮约》而兴盛显著于陆羽的《茶经》，唐宋以来
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然唐宋用茶皆为细末制为饼片，临用而辗之，唐卢仝诗所谓“首阅月团”、宋范仲淹诗所谓“辗畔尘飞”者是也，《元志》犹有末茶之说，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已上言茶）
译于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物品。然而唐宋时期所用的茶都是细末，制成饼片，临用时再碾碎，唐代卢仝诗中所谓的“首阅月团”、宋代范仲淹诗中所谓的“碾畔尘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元史·食货志》中还有末茶的记载，如今世间只有福建、广东一带使用末茶，而叶茶的使用已遍布中国，海外夷人也一样，世人不再知道有末茶了。（以上论述茶）
《周礼》：丱（故猛反）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臣按：丱之言矿也，金锡未成器曰矿。物其地，视其土色以别其所产也。图而授之，使取矿者知所得也。巡其禁令，防人之窃取也。
《管子》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若犹然后）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太锄也）若其事立，行服连（连，辇也，人所挽者）轺（居玉反，大车驾马者）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臣按：自古商利者言盐必与铁俱，盖以盐者民食之不可无，铁者民用之不可阙，计口食盐则盐日以销，然生者又继取用无已，若夫铁之为用，则成一器之用，或以终身，不然亦或致岁月之久，非盐之可比也。言利之徒乃以铁并盐而言，至其设官也亦兼以盐铁为名，其轻重不伦矣。呜呼，米、盐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针、耒耜之类民所用以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民之法，岂有是哉？
汉武帝从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置铁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敢有私铸铁器者，釱右趾、没入其器物。
马廷鸾曰：“孔仅、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属大农，则其利尽，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盐虽官尝自煮以权取时利，亦非久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与桑、孔之法异矣。”
臣按：汉置铁官四十郡，不出铁处又置小铁官，则是鼓铸之官几遍天下，而民间之一刀一针、一斤一锯皆有税焉。呜呼，天子富有万方，赋税、贡献之入奚趐亿兆，而取之民也琐屑如是哉？我朝惟于出铁之处谪徒治冶，又多捐之于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铁）
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蹄。
苏轼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间楚，董卓剉坞金亦多，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叶梦得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辈之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间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呜呼，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则夫金、元以来所谓宝石者，何足尚哉？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
臣按：采银之官始置于此。
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乃黜万纪。
臣按：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而谓其以桓、灵相待，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后世人主以言利，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岂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共之”，后世人主于其臣
译《周礼》记载：丱人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的地区，并设立严格的禁令来守护这些资源。如果按照时节开采，就考察该地的物产，绘制地图并授予开采者，同时巡查禁令的执行情况。
臣按：丱就是矿的意思，金锡尚未制成器物时称为矿。考察该地的物产，是观察土壤颜色以辨别其所产出的矿藏。绘制地图并授予开采者，是让开采者知道所得矿藏的位置。巡查禁令，是为了防止人们窃取矿藏。
《管子》说：如今铁官统计的情况是，女子必须拥有一根针、一把刀，然后她的工作才能建立；耕种者必须拥有一把耒、一把耜、一把铫，然后他的工作才能建立；乘坐辇车或大车的人必须拥有一把斤、一把锯、一把锥、一把凿，然后他的工作才能建立。如果不这样就能成事的，天下没有。
臣按：自古以来谈论商业利润的人，必定将盐与铁并提，大概是因为盐是百姓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铁是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失的。按人口计算食盐，盐每天消耗，但生产又接续不断，取用没有止境。至于铁的用途，制成一件器物可以使用，有的甚至可以用一辈子，不然也能使用很长时间，这与盐的情况不同。谈论利润的人却将铁与盐并列，甚至设立官职时也兼用盐铁为名，这是轻重不分、不合伦理啊。唉，米、盐是百姓食用的，已经借此取利；刀针、耒耜之类是百姓用来维持衣食的工具，又怎能避免被征税呢？夏、商、周三代治理百姓的方法，难道是这样吗？
汉武帝采纳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在四十个郡设置铁官，不出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敢有私自铸造铁器的，处以右趾戴铁钳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
马廷鸾说：“孔仅、东郭咸阳所说的，以前属于少府管辖的，利润微薄，现在改属大司农管辖，那么利润就全归大司农了，这是聚敛之臣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他们的私心。管仲的盐铁政策，其大原则只是征税罢了，盐虽然官府曾经自己煮盐以权宜获取时利，但也不是长久实行的，铁则官府从未冶炼铸造过，这与桑弘羊、孔仅的政策不同。”
臣按：汉朝在四十个郡设置铁官，不出产铁的地方又设置小铁官，那么鼓铸的官员几乎遍布天下，而民间的一刀一针、一斤一锯都要纳税。唉，天子富有天下，赋税、贡献的收入何止亿万，却向百姓索取如此琐碎的利润呢？我朝只在出产铁的地方流放罪犯去冶炼，而且大多将铁捐给百姓而不收取费用，这是多么仁厚啊。（以上论述铁）
汉武帝铸造黄金为麟趾、马蹄形状。
苏轼说：“王莽败亡时，省中有黄金六十万斤，陈平用四万斤黄金间道帮助刘邦，董卓在坞中切碎的金子也很多，其余三五十斤的不可胜数。近世黄金不以斤计算，即使是君主也没有用百金赠予他人的，为什么古代多而现代少呢？”
叶梦得说：“汉朝赏赐臣下黄金，每次都是百斤、二百斤，少的也有三十斤，即使是燕王刘泽以诸侯身份受赐田地，生金也有二百斤，梁孝王死后有黄金四十多万斤，这是因为货币轻贱所以米价低廉、黄金多。”
臣按：从前有人说汉武帝设置铁官遍布天下，却没听说有触犯黄金禁令的，铁是最贱的却垄断它并分析秋毫，金是最贵的却使用它像泥沙一样，那么国家征收利益并不依赖黄金。《货殖传》所载蜀地卓氏、山东程郑等人的富有，都说他们独占铁冶之利，却没听说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间喜好崇尚如此，大概还保留着古人不贵重难得之物的遗意。唉，黄金这种物品可以加工制成器物，好大喜功的君主如汉武帝尚且不喜好，那么金、元以来所谓的宝石，哪里值得崇尚呢？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产黄金，庐江太守取来进献。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关部门奏报骊山有银矿二石，得到银七两。又恒州奏报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到银七两，下诏都设置银官，常令采铸。
臣按：采银的官职开始设置于此。
唐太宗贞观初年，侍御史权万纪说：“宣州、饶州二州银矿大量发现，开采它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缗。”太宗说：“我所缺乏的不是钱财，只是遗憾没有好的言论可以利民罢了。你未曾进荐一个贤人、罢黜一个不肖之人，却专门谈论征税银子的利益，是想用汉桓帝、汉灵帝来对待我吗？”于是贬黜了权万纪。
臣按：太宗不采纳权万纪开采银子的建议，而且贬黜他，并说遗憾没有好的言论可以利民，而认为权万纪是用汉桓帝、汉灵帝来对待自己，这可以作为百世帝王的老师了。后世的君主因为谈论利益而奖赏他的臣子，认为他们能有益于国家，难道不是太宗的罪人吗？
宋太祖开宝三年，下诏说：“古代不贵重难得的物品，后代赋税涉及山泽，上面加以侵削，下面更加残破，每当想到这件事，心中深深愧疚。未能将黄金捐弃于山中，岂忍心夺取百姓的利益，从今以后桂阳监每年缴纳的银课应当减少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关部门说凤州山内出产铜矿，定州各山出产银矿，请求设置官署掌管此事，太宗说：“大地不吝惜宝物，应当与百姓共享。”不允许。
臣按：宋朝两位皇帝所说的都是所谓仁人的言论，太祖说“未能将黄金捐弃于山中，岂忍心夺取百姓的利益”，太宗说“大地不吝惜宝物，应当与百姓共享”，后世的君主对于他们的臣子
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对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
真宗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乃诏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法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地之所产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饰，乃至熔而销之，或以缕而为服，或以嵌而为器，上而冠帻、下而靴履，与夫食用戏具，无不用焉，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兴、一神像之设，靡费乃至千百两焉，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诚非虚语也。真宗禁销金，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不然，上为之而禁下，欲其不为，岂所谓以身教哉。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有与地土俱生者，金银铜铁之类是也。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而生之者随继，故虽日日取之、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若夫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虽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以上坑冶）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开成三年罢之，以矾山归州县。
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
陈傅良曰：“宋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后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矾）
以上山泽之利（下）
卷三○
▲征榷之课
《周礼》：太宰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关以征其货之出入，市以征其货之所在）。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
王安石曰：“关市，商旅所会。共王膳服者，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丧，关市无征，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
陈傅良曰：“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古者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税入视他至薄也、不常获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严为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妇过市之法，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
译太宗问秘阁校理杜镐说：“西汉赏赐全都使用黄金，而近代黄金却成为难得的货物，这是为什么呢？”杜镐回答说：“那时佛教事务尚未兴起，所以金价非常低廉。”
真宗对大臣们说：“京城士人百姓的衣服器具玩物，大多熔铸黄金作为装饰，于是下诏重申旧制，招募告发的人给予赏赐，从今以后，皇帝车驾服御中涂金、绣金之类也不再需要使用。”
富弼说：“国家去除奢侈之风，必须从上层开始，那么天下没有不听从教化的。况且法令禁令严明，真宗朝禁止销金服饰非常谨慎，然而屡次下达制令，违犯的人却不断绝，因此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全都不得使用黄金装饰衣服，再次申严宪令颁布于天下，从此再也没有违犯的人了。”
臣按：金属有五种，而黄金是最为贵重的物品，大地所产最少，而人们所用最多，五种金属之中黄金的价格最贵，五种颜色之中金色的色泽最炫目。世人不仅用它制作器皿、首饰，甚至熔铸销熔，有的织成金线做成衣服，有的镶嵌做成器具，上至冠帽头巾、下至靴鞋履袜，以及食用戏耍的器具，没有不使用的。其中耗费最多的，是宫室的装饰、土木的偶像，甚至一座佛寺的兴建、一尊神像的设置，耗费乃至千百两黄金。杜镐回答太宗说汉代佛教事务未兴起所以黄金多，确实不是虚妄之语。真宗禁止销金，即使是皇帝车驾服御也不需要使用，这大概就是所说的立法从上层开始吧，难怪当时禁止之后再也没有违犯的人了。如果不这样，上层做而禁止下层，想要他们不做，难道可以说是以身作则吗？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的冶炼场总共二百七十一处，都设置官吏主管，大抵山泽的利益有限，有的突然爆发随即枯竭，有的开采多年所得不能抵偿所费，而每年的赋税不足，有关部门必定责成主管者补足定额。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的坑冶也比今天增加十数倍，为什么呢？大概天地生物有生生不息的，谷粟、桑麻之类就是；有与土地共同生成的，金银铜铁之类就是。从前圣王制定征收百姓的赋税，有米粟的征收、有布缕的征收，而没有所谓金银铜铁的征收，难道不是因为山泽的利益与土地共同生成，取之有穷而生产它的不能接续吗？譬如山林上有草木，有土石，其中草木取用的已经尽，而生产它的随即接续，所以虽然日日取用、年年取用也不见枯竭。至于山间的土石，挖掘而去则深而成洼，搬运而去则空而留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形态一定不变。所以坑冶的利益，在前代多，在后代少，沿袭历至今日尤其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朝坑冶的利益比前代不及十分之一二，偶尔有的，随取随竭，从前本来已经在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建宁福州开矿设官，命令宦官看守，派遣御史监督，然而所得不能抵偿所费如宋人所说的那样，现在大多实行革除罢免而将赋税均摊于民赋之中了。虽然如此，今天不仅得不到利益，而且往往又遭受其害，大概因为山泽的利益，官府取用则不足，百姓取用则有余，现在处州等山场虽然关闭，但其中尤其不能没有渗漏的微利遗留，这是不法之徒所以还在其中囊橐聚敛以争利起乱的原因。为今天的计策，应当在坑场遗留利益的地方严守捕盗之法，可以筑塞的筑塞，可以设栅挖壕的设栅挖壕，使他们不至于聚众争夺，以遗祸天下生灵就可以了。（以上坑冶）
唐朝在晋州设置平阳院以收取矾的利益，开成三年罢免，将矾山归还州县。
宋太祖命令晋州制置矾务，允许商人输送金帛、丝绵、茶及串钱，官府用矾偿还。
陈傅良说：“宋太祖矾禁是为契丹、北汉设置的，其后连盐酒都专卖，不是本意。”
臣按：本朝对于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除而将其一二并入岁课，仁厚之泽惠及百姓很深了。（以上言矾）
以上山泽之利（下）
卷三十
▲征榷之课
《周礼》：太宰九赋，其中第七项是关市之赋（关征收货物出入的税，市征收货物停驻的税）。大府掌管九赋的副本以接受货物财货的进入，关市之赋用来供给王的膳食服饰。司市，国家遭遇凶荒疫病丧事则市场不征税。
廛人，凡是珍异之物有滞销的，征收后送入膳府。
王安石说：“关市，是商旅聚会的地方。供给王膳食服饰的，百物珍异都在这里所以。用关市供给王的膳食服饰，凶荒疫病丧事，关市不征税，而王在这个时候也不举乐穿素服。”
陈傅良说：“王的膳食服饰仅仅取自关市，古代关只稽查不征税，市只收租不征税，其税入相比其他非常微薄、不常获得。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只占经费的九分之一，又取那至薄不常获得的这样足够了，而司市又严格规定国君、夫人、世子、命妇过市的法律，如果在上过度使用则大臣尽规劝，如果在下过度取用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这又是先王的深意。”
臣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