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简典狱之官卷一一二
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
译制定这些常法刑罚，又陈述常法刑罚的意义来告诫天下百官，要恭敬啊恭敬啊，只有这刑罚之事最须要忧虑挂念啊。忧虑挂念这刑罚恐怕有滥用失误，想要使得刑罚适中啊。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宽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宁反复之意也。是敬也，盖自帝尧钦明中来，帝舜居尧之位、体尧之心，于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无有不敬谨者矣。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忧念耳。谓之惟者，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宽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阔，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
译朱熹说：“有许多人把‘恤’字解释为宽恕怜悯的意思，我的观点不这样认为。如果解释为宽恕怜悯，比如被杀的人不让凶手抵命，死者有什么罪过呢？大体上说，刑罚是百姓的主宰，不可以不谨慎，就像断掉的肢体无法接续，这才是怜悯中的‘恤’字。”
又说：“现在的法律专家大多被报应祸福的说法所迷惑，所以往往出入人罪来求取福报。假如让无罪的人得不到伸冤，而有罪的人反而得以释放，这正是在作恶罢了，有什么福报可言？《尚书》所说的‘钦恤’，正是指详细审慎地辨析是非曲直，让有罪的人不能侥幸逃脱，而无罪的人不会遭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钦恤’的说法所迷惑，认为应当宽纵人的罪行而违背法律，所以凡是应当处死的罪行，没有不多设可以宽免的途径来等待奏请裁决的。既然说是奏请裁决，大体上就会减轻等级，应当斩首的改为流放，应当流放的改为徒刑，应当徒刑的改为杖刑，应当杖刑的改为笞刑，这正是在玩弄法律条文、蔑视法律而接受贿赂的人罢了，有什么‘钦恤’可言？”
臣按：帝舜的心没有不恭敬的地方，而在刑罚上尤其加倍恭敬，所以不仅说‘钦’，又说‘哉’，这是赞叹不止的意思，不止说一次而再次说，是为了表明恭敬不能不恭敬，以表达他反复叮咛的意思。这种恭敬，大概源自帝尧的钦明之中，帝舜居于尧的位置、体察尧的心意，对于天下的事务、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恭敬谨慎的。至于刑罚，是帝尧所托付的，百姓不幸陷入其中，肢体将在这里残损、性命将在这里丧亡，在这里尤其应当恭敬谨慎。因此恭敬而又恭敬，恳切不止，只是担忧刑罚罢了。称为‘惟’，是专一于此而不涉及其他，切切于此而没有间断。‘恤’字蔡传没有解释，朱子说‘恤’不是宽恤，然而朱子之前的孔氏《正义》已经解释为忧念，可以说在千载之下得到了帝舜的心意啊。
汉孝文帝法网疏阔，选用张释之担任廷尉，对于罪行有疑问的给予百姓宽免，因此刑罚大大减少，以至于断案只有四百件，出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
臣按：文帝任用张释之担任廷尉，对于罪行有疑问的给予百姓宽免，因此刑罚大大减少，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唉，文帝任用一张释之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三代以下被称为仁厚之君的一定归于此，《中庸》说‘为政在人’，选取人才依靠自身，大概一定有法网疏阔的君主，然后他的臣子才敢把罪行有疑问的给予百姓宽免，所以说有这种君主就有这种臣子。
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法令规定，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这是先帝所重视而官吏未能称职的。现在囚犯有的因为拷打致死，或者因饥寒病死在狱中，这是什么用心违背人道呢？我非常痛心。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因拷打笞刑或病死在狱中的囚犯所犯的罪名、县籍、爵位籍贯，丞相、御史考核优劣上报。”
臣按：汉代的人君，宣帝最为苛刻急躁，然而还下达此诏，而且说囚犯有的因为拷打致死，或者因饥寒病死在狱中，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因拷打笞刑或病死在狱中的囚犯所犯的罪名、县籍、爵位籍贯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唉，居住在宫殿之中而思念牢狱之苦，处在清闲之地而挂念困厄之人，人君居心如此，上天难道不保佑他吗？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所实行的多是仁政，然而当时赵、盖、韩、杨等人不得善终，人们都归咎于帝王的苛刻急躁，等到观看这一年以及元康四年怀念老人的诏书，则帝王的心意可以知道了。有如此君主，而于定国不能扩充他的善心而引导他走上正道，岂不可惜吗。
明帝时，楚王英因谋反罪死，彻底追查楚王案件多年，受牵连被流放的人很多。寒朗陈述他们的冤情，帝亲自到洛阳狱查看囚徒，释放了一千多人。当时天旱随即下了大雨，马皇后也为此进言，帝感动醒悟，夜里起床徘徊，因此多降恩赦免。
臣按：史书说明帝善于审理刑狱，法令分明，日头偏西仍坐在朝廷，冤屈必定能通达，断案符合实情，号称居前代十二位。人君治理国家贵在用人得当，臣子的能力就是君主的能力，政令不必出自自己。明帝善于审理刑狱不值得珍贵，然而能使冤屈必定通达，以及听到楚王案件的冤情夜里起床徘徊，则是先王不忍人的仁爱，这才是可贵的。人君如果存有明帝夜里起床徘徊的心来怜悯刑狱，虽然不必自己善于审理刑狱，而能委任得当不被左右蒙蔽，那么冤屈没有不能通达的。
章帝元和三年，下诏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哥哥不友爱，弟弟不恭敬，互不相及’，过去的妖言大案，所波及的范围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代亲属，没有人能戴冠做官进入朝廷，如果有贤才而终身无用，我很怜悯他们，这不是所说的与他们重新开始。请求把以前因妖言恶行被禁锢的人全部免除，以表明抛弃罪过的道路，只是不能在宫廷宿卫罢了。”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代亲属不得做官进入朝廷，固然不是圣世罪人不牵连妻儿的意思，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在中央做官的禁令，比起章帝此诏有愧了。
唐代制度，凡是囚犯已经受刑，没有亲属的由将作监提供棺材埋葬在京城七里外，墓穴有砖刻铭文，上面揭以榜文，家人可以取回安葬。臣按：这也是唐代仁恕的政治。
太宗亲自查看囚徒，释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回家，约定明年秋天执行刑罚，
如期皆来，乃赦之。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如期而至，于是赦免了他们。
欧阳修说：“信义施加于君子，刑罚杀戮施加于小人，判入死罪的乃是罪大恶极之人，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宁愿为义而死也不苟且侥幸求生，把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太宗登记了三百多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自己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去要求那些最恶劣的小人必定能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自己回来，这是君子难以做到而小人容易做到的，这哪里符合人之常情呢？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放他们回来，杀了他们不赦免，然后又放他们，他们又回来，这样就可以知道是恩德感化的结果了，这必定是没有的事。至于放他们回来而赦免他们的事，偶然做一次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死，这可以作为天下的常法吗？不可以作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的法度吗？因此尧、舜、三王的治理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博取声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
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纵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臣按：张蕴古奏请不以实，其情有故误，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况蕴古曾上《大宝箴》，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斯人而能为斯言，犹将十世宥之，乃以轻罪而坐重刑，太宗虽悔之无益也。虽然，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充而广之以遍于天下后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时，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止矣。”太宗悦从之，自是断狱平允。
臣按：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此就人君言之耳，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执德不回、守法不挠，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宽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恶之几，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
玄宗开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几于刑措矣，以实论之，玄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树，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马端临曰：“是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名不患其无也，名实如形与影，有形则影随之，无形而强欲为之影，万
译胡寅说：“罪行已经达到死刑且不可赦免的程度，在这三百九十人中，难道没有杀人抵罪的人吗？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呢？这是被杀者的不幸，却是蒙受赦免者的幸运。况且既然给予了一年的期限，必定曾约定如期集合就可以免死，太宗高兴他们信服而忘记了刑罚与赦免的偏颇，然而他们不敢违抗逃匿而全都到来，情理上是可以怜悯的，总之，起初放纵他们就是过错。”
臣按：刑罚是上天讨伐有罪者的工具，君主秉承天意来执行刑罚，无罪的人固然不可刑罚，有罪的人也不敢放纵。君主不遵循天理而凭自己的意志操纵他人，就如同臣子不奉行国法而凭自己的意志操纵囚犯一样，可以吗？臣子这样做，君主必定诛杀而不赦免，臣子畏惧国法必定不敢这样做，君主凭自己的意志放纵罪人，又凭自己的意志赦免他们，难道不畏惧上天吗？
太宗曾经阅览《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如果背部受伤就会危及生命，感叹说：“鞭打是五刑中较轻的，死亡是人所重视的，怎么能犯下最轻的刑罚却有人因此死亡？”于是下诏罪人不得鞭打背部。
臣按：太宗下诏罪人不得鞭背，他的心地是仁慈的，不仅看到他宽减刑罚的仁德，而且确实可以验证他爱护百姓的心，随其所触即有所感，然而不只是感动而已，又能推广施行以惠及百姓，他能使刑罚搁置不用而接近三代的治世，是理所当然的。后世称宋朝人以仁厚立国，然而唐朝已经去除了鞭背刑，而宋朝人还有杖脊的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太祖、太宗没有听到唐太宗这话，而当时辅佐劝谏的臣子也没有进言此事吗？我朝制定法令，凡是笞杖刑罚都打在臀部和大腿受刑之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酷刑，仁恩普及到每个人是很广博的。
太宗因为大理丞张蕴古奏报案情不实而将他斩首，不久非常后悔，下诏死刑即使命令立即执行，都要三次覆奏。过了很久，对群臣说：“死者不能复生，最近有府史受贿不多，我杀了他，这是思考不审慎。决断囚犯虽然三次覆奏，但在顷刻之间哪里有空闲思考，从今以后应当两天五次覆奏，决断之日尚食局不要进献酒肉，各州死刑三次覆奏，那天也吃素食，务必符合礼制中撤乐减膳的意思。”
臣按：张蕴古奏报不实，他的情况有故意或失误，假设他是故意的，还应当权衡轻重而施加刑罚，何况张蕴古曾上《大宝箴》，他的言论切中要害对君主修身治国有益，这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还将宽恕十代，竟然因为轻罪而判处重刑，太宗虽然后悔也没有用了。虽然如此，君主不贵在无过而贵在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产生悔意，不仅对过去后悔而且对将来警戒，充实推广以遍及天下后世，孟子说“古人所以大大超过别人的没有别的，善于推广自己的行为罢了”，太宗具备这一点。
太宗时，有判罪过重的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日刑罚稍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在于君主，不在于群臣。君主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急迫就急迫，律文规定判罪过重减三等，判罪过轻减五等，现在判罪过重没有罪，判罪过轻反而获得大罪，因此官吏各自求免，竞相采用深文周纳，不是有人教使他们，然而畏惧罪责所以如此。如果一律断以律法，那么这种风气立刻就会停止。”太宗高兴听从了他，从此断案公平允当。
臣按：君主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急迫就急迫，这是就君主而言的，担任刑官的人执守一定的成法，根据所犯的罪行而定其罪，哪里容许看上级宽缓或急迫而为之轻重呢？然而中等资质的人性情畏惧罪责而求全，不能人人坚持德行不改变、遵守法律不屈服，因此作为上位者常存宽恤的仁德而遵守祖宗的法度，不显露好恶的苗头，以展示给他人而使他们得以观望。
玄宗开元十八年，刑部奏报天下死罪只有二十四人。
胡寅说：“从文字上看，四海九州之大，一年死罪只有二十四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了，从实际来看，玄宗以奢侈放荡逸乐教导诸侯，那么诉讼怎么能够一一伸张、是非怎么能够一一辨明，恐怕是羡慕刑罚搁置的名声，粉饰太平的盛况，有应当处死而蒙受赦免的人吗？官吏的严酷或宽舒，完全看上级的好恶，君主喜好臣子就为之，上级施行下级就跟随，所以《诗经》说‘引导百姓很容易’。如果要想刑罚搁置不用，即使监狱常空也可以，然而诉讼是非不能得到公正，奸猾之人逃脱诛杀、祸害之人脱死而平民冤屈压抑的人就多了。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必定去除浮华而务实，就不被人所蒙蔽。”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报今年天下判处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息，现在有雀在树上筑巢，百官认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上表称贺。
马端临说：“这时李林甫正掌权，推崇奖赏奸邪，排斥忠直，御史周子谅因为弹劾牛仙客被杖死在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因为失宠被谗言中伤，无罪同日赐死，都是这一年的事。他们滥施刑罚也太厉害了，却把大理院鹊巢当作刑罚搁置的祥瑞，为什么呢？”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贵在有其实际内容，名声不担心没有，名和实如同形体与影子，有形体影子就跟随，没有形体而强行想要制造影子，万
无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为此奏，承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后世耳。然而数百年之后，马氏尚为此论，则当世之臣民目睹其实者其能欺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胡氏华实之论，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
译没有这样的道理。唐玄宗在位时，刑部提出这样的奏议，是迎合唐玄宗喜好虚名的心理，想要欺骗天下和后世罢了。然而几百年之后，马氏还持这种观点，那么当时亲眼目睹事实的臣民，难道能被欺骗吗？这大概是为了追求“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名而采取这种做法，后来李林甫担任宰相，又上奏说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都是没有实际内容却强行追求虚名的行为，最终美名没有求得，反而招致天下和后世的讥讽。胡氏关于名实关系的论述，是历代君主应当铭记在心的。
宪宗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不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宪宗然李绛之言，非于頔之请，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读《虞书》而知近世宪网之密，亦犹唐太宗读《明堂图》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如此，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
太宗在御，尝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隐微，尝亲录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
臣按：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下情不能自达，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高宗绍兴四年，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一断以祖宗成法，无自处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诏可为世法。
以上存钦恤之心
卷一一三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呜呼，《吕刑》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
狱货非宝，惟府（聚也）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狱货，鬻狱而得货也。府，聚也。辜功，犹云罪状也。报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罚之，盖以人之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则犹吏将无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货而杀人，是逆天命
译唐宪宗时期，李吉甫、李绛担任宰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依靠赏罚，陛下频繁颁布赦令，免除欠税、赈济饥荒，恩德已经极深了，然而正常的刑罚没有施行，朝廷内外都有懈怠之心。”李绛说：“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但也不至于太乱，这正是古代太平之国使用适中刑罚的时候。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必定先以道德教化，直到国家暴乱时才专门依靠刑法，李吉甫的话说过了。”皇帝认为李绛说得对。司空于頔也暗示皇帝使用严刑，曾经对宰相说：“于頔怀着奸诈的计谋，想要让陛下失去民心。”
臣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政事、匡正教化的，圣人是不得已才使用它，用它来辅助政事所不能推行的、匡正教化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并不是专门依赖它来治理国家。宪宗赞同李绛的话，不采纳于頔的请求，这难道不是懂得帝王治理国家的关键吗？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关部门报告说从开宝三年到现在，所宽贷的死罪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皇上关注刑罚，哀怜无辜，曾经阅读《尚书·虞书》，感叹说：“尧舜的时候，四凶的罪过只是被流放，为什么近代的法律网罗如此严密呢？”大概是有意于刑罚搁置不用。所以从开宝年间以来，犯下死罪但并非情理上危害极深的，大多宽贷他们的死罪。
臣按：宋太祖阅读《虞书》而知道近世法律网罗的严密，就如同唐太宗阅读《明堂图》而废除杖背之刑一样，君主读书往往能领悟于心并体现在施行上，像这样，帝王的盛德就可以企及，唐尧虞舜的德化也可以最终恢复了。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作为万世帝王读书的法则。
唐太宗在位时，曾经亲自听取并裁决在京城的案件，有疑问的多由他亲自判决，每次都能洞察隐微之处，曾经亲自审录囚犯直到太阳偏西，近臣有人劝谏他过于劳苦，皇帝说：“倘若恩惠能施及无处申诉的人，使诉讼公平允当，不至于造成冤屈，我内心深感舒适，有什么劳累呢？”于是对宰相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古人治理一个县或一个郡，能使飞蝗避开边境，猛虎渡过黄河，何况能够恩惠养育百姓，申明审理冤屈滞留的案件，难道不能感召和气吗？我每次自己勤奋不懈怠，这个志向必定不会改变。有人说有关部门的细微事情帝王不应当亲自裁决，我的想法与此不同，如果自居尊贵至极，那么下情就不能直接上达了。”从此以后，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雨雪稍有不顺，就亲自审录囚犯，大多予以宽减，各道则派遣官员按察裁决，都成为惯例，后世遵循执行不曾废止。
臣按：太宗说如果自居尊贵至极，下情就不能直接上达，不仅仅是刑狱一事如此。宋高宗绍兴四年，下诏特旨处死那些情法不当的人，允许大理寺奏请审问。
臣按：君主设立司法机构来审判各种案件，人的有罪，一律依据祖宗成法来判决，没有由君主自行处死的道理，君王的话一出，臣下奉承都来不及，明知不对而不敢说话的多了，高宗这道诏书可以作为世代的法则。
以上保存钦恤之心
卷一一三
▲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说：当时苗民不考察案件所依附的实情，不选择贤良之人来观察五刑是否适中，当时那些掌权者凭借威势夺取财物，断制五刑来扰乱无辜的人，上帝不宽恕，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对于惩罚没有借口，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
蔡沈说：“苗民不考察案件所依附的实情，又不选择贤良之人让他们观察五刑是否适中，只是那些掌权者以威势扰乱政事、富人用财物夺取法律，断制五刑，残害无罪的人，上帝不宽贷而惩罚苗民，苗民无法推辞惩罚而最终被灭绝。”
陈大猷说：“自古以来的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类，没有不反过来祸及自身及其子孙的，上帝不宽恕而断绝他们的世系，古今是一致的。”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公正，不是屈从于威势就是屈从于财富，屈从于威势是为了迎合人的权势，屈从于财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钱财，用这些来断制刑狱，残害扰乱无辜的人，百姓在下面怨恨，上天在上面发怒，最终所依仗的权势不可依赖，所得到的钱财不能保全，并且连自己所有的也丧失了，于是使自从受姓以来的宗庙祭祀也灭绝而没有遗留。唉，《吕刑》这话难道不是万世掌管刑狱者的永久鉴戒吗？
狱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是聚集罪状，回报以各种灾祸。永远畏惧的只是刑罚，不是上天不公正，而是人在掌握命运。上天的惩罚不极端，百姓就没有善政存在于天下。
蔡沈说：“狱货，是通过买卖案件而得到的财物。府，聚集。辜功，就是罪状。报以庶尤，是降下各种灾祸。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不是上天不用公正之道待人，而是人自己招致灾祸的命运罢了。”
吴澂说：“不是上天不公正而偏私惩罚，大概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生命的命运，陷人于死地，上天怎么能容忍呢？如果上天的惩罚不像这样极端，那么官吏将无所畏惧，恣意苛刻而施加于百姓的都是酷虐的政令，不再有善政存在于天下了。”
臣按：案件对于人来说关系到性命，却不以公心而以私心，不以道理而以欲望，用人的性命来成就我的私利，这与杀人越货的心是一样的。何不思考说人的生存是上天所赋予的，我用财物来杀人，这是违背上天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