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八
时，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曰愿罢盐铁官，无与天下争利。桑弘羊难（诘也）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
译当时，朝廷命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他们百姓所痛恨和受苦的事情，大家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官，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夺利益。桑弘羊诘难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大业，是用来控制四方少数民族、安定边境、充足用度的根本，盐铁的利润，可以补助百姓的急难、供给军队的费用，不能废除。
孝元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吕祖谦曰：“汉兴，除山泽之禁，到武帝时，孔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盐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又桑弘羊反复论难，所以盐榷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复建。自此之后，虽盐法有宽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一开不可复塞，其作俑于管仲，计近功浅效，夺民利以开盐禁，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矣。”
臣按：盐？虽始于齐，然未设官也，置盐官始于此。呜呼，天地生物以养人，君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齐之为国，壤地狭而用度广，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昔人固已议其巧为之法，阴夺民利，况有四海之大者，租赋遍天下，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岂颛颛在于一盐哉？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
明帝时，尚书张林言：“盐，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诸尚书通议，朱晖等言：“盐利归官，则人贫怨，非明主所宜行。”
韩愈曰：“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若令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
臣按：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韩愈所谓求利未得，敛怨已多，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
北魏时，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收税利。孝明即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酰盐，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立官鄣护盐池而取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宜弛禁与民共之。”
元勰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盐池之禁，积而散之以济国用，非专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断之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宝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繇是观之，盐之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随地立法，因时制宜，必使下不至于伤民，上不至于损官，民用足而国用不亏，斯得之矣。”
唐刘晏为盐铁使，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其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军国馈饷，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唐至中叶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凡天下所谓军饷、禄俸皆仰给于盐，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呜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数，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自非剥削灶户、折阅商贾，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当是之时，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而专仰给于一盐如此，若以为兵起民贫，然农民皆贫而灶户独富乎？刘晏虽曰善于理财，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后，以用兵乏馈饷，令商人输刍
译汉元帝时，曾经撤销盐铁官，三年后又恢复设置。
吕祖谦说：“汉朝建立之初，废除了对山泽资源的禁令，到了汉武帝时，孔仅、桑弘羊效法管仲的制度，盐业开始实行专卖。到了汉昭帝时期，召集贤良文学之士讨论民间疾苦，请求废除盐铁专卖，但桑弘羊反复争辩驳难，所以盐业专卖未能废除。汉元帝虽然暂时废除了专卖，最终因为财政不足又恢复了。从此以后，虽然盐法有时宽松有时严厉，但专卖制度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由此可知，天下的利源一旦开启，就无法再堵塞，其始作俑者是管仲，他追求近功浅效，夺取百姓利益以开设盐禁，从此天下的盐都纳入专卖了。”
臣按：盐业专卖虽然始于齐国，但当时并未设置专门的官职，设置盐官是从汉朝开始的。唉，天地生长万物以养育人类，君主加以管制，使人不能独占私利而归于公共，这是可以的；但设立官职来垄断、制定严法来禁止、榨取全部利益，这固然不符合天地生长万物的本意，难道也是上天设立君主的初衷吗？齐国作为一个国家，土地狭小而用度广大，依靠其地处山海之利而征收近处的利益，前人已经议论过这种巧取豪夺之法，暗中夺取百姓利益，何况拥有四海之大的国家，租赋遍布天下，资助国家用度的利益来源多种多样，难道仅仅专注于盐这一项吗？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说汉文帝没有盐铁之利而百姓富裕，当今有盐铁之利而百姓困乏，可见国家的贫富在于君主的奢侈或节俭，而不取决于盐业的有无。
汉明帝时，尚书张林说：“盐是饮食急需之物，即使价格昂贵，人们也不得不需要，官府可以自己出售。”皇帝下诏让各位尚书共同商议，朱晖等人说：“盐利归于官府，百姓就会贫困怨恨，这不是英明的君主应该实行的。”
韩愈说：“各地的百姓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了城郭之内，很少有人拿现钱买盐，大多用杂物交换，盐商将利润归于自己，没有不索取的，或者通过赊贷约定在收获时节偿还，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生计，双方都得到便利。如果让官吏坐在店铺里自己卖盐，利润不归自己，罪责却加在自己身上，担心收不到现钱会损失官府的利润，必定不敢卖盐。变法之后，贫穷的百姓无处得到盐来食用，追求利益尚未得到，招致的怨恨已经很多，自然会白白损失盐利的常规收入。”
臣按：官府不可以与百姓做买卖，不仅仅是卖盐这一件事。大抵立法应以便利百姓为根本，如果百姓自己方便，何必由官府来做？韩愈所说的追求利益尚未得到，招致的怨恨已经很多，主持国家财政的人应当以这句话为戒。
北魏时，在河东盐池设立官府来征收税利。孝明帝即位，废除了禁令，与百姓共享。
甄琛说：“《周礼》中设有虞衡之官对山林川泽进行严厉管制，大概是为了按时取用，不使破坏，虽然设置了官吏，实际上是替百姓守护的。一家之长必定恩惠养育子孙，天下之君必定恩惠养育百姓，没有身为百姓父母却吝惜醋盐，富有万物却垄断其中一物的。设立官职守护盐池而取其利，这是只供养口腹而不顾及四肢，天子富有四海，何必担心贫穷？应当解除禁令与百姓共享。”
元勰说：“圣人收敛山泽的货物以减轻田赋，征收关市的税以辅助十分之一的储备，取此与彼，都不是为了自身，所谓利用天地的产物，恩惠天地的百姓。盐池的禁令，积累起来分散以救济国家用度，并非专门为了供给大官使用。”
臣按：宋代儒者胡寅折中甄琛、元勰的言论而断言：“盐这种东西，是天地自然的利益，用来养育人类的。完全放弃给百姓，就会纵容末业、资助游手好闲之人；完全归属官府，就会夺取百姓日常所需，而公室会有近宝之害，甄琛、元勰的话都没有达到中道。官府进行严厉管制，让百姓取用而适当征收其税，那么政治公平而祸害平息了。由此看来，盐的利益，禁止它不行，不禁止它也不行，一定要在可禁不可禁之间，根据各地情况立法，因时制宜，务必使下面不至于伤害百姓，上面不至于损害官府，民用充足而国用不亏损，这才算是得法。”
唐代刘晏担任盐铁使，刘晏认为根据百姓急需的东西征税，国家用度就充足了，于是上奏盐法轻重适宜的措施。他刚到任时，盐利一年才四十万缗，后来竟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宫廷服御、军饷、百官俸禄都依赖它供给。
臣按：天生一世的物资以供一世的用度，人用一世的物资必成一世的事业，物品各有不同的用途，而使用它们各有适宜之处。汉代以大司农掌管天下的钱谷以供给百官俸禄、军国馈饷，而山泽的利益则由少府掌管以作为私奉养。唐代到了中期，战乱兴起，流亡的百姓尚未恢复，税赋不足，凡天下所谓的军饷、俸禄都依赖盐业供给，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唉，天地生物止于这个数量，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如果不是剥削灶户、使商贾亏损，怎么能得到如此多的盐利呢？当这个时候，向百姓征收的税赋不知在哪里，而专门依赖盐业供给如此之多，如果说是因为战乱兴起百姓贫穷，那么农民都贫穷而灶户独自富裕吗？刘晏虽然说是善于理财，但他只知道利国是利，而不知道利民是大利，只知道专于取利可以得利，而不知道薄于取利可以大得利。
宋代雍熙以后，因为用兵缺乏军饷，命令商人输送刍
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盐。
译在边塞地区收购粮食，提高收购价格，命令江淮、荆湖地区用颗粒盐或末盐来支付。端拱二年，设立折中仓，允许商人向京城输送粮食，给予优厚的价格，并配给江淮地区的食盐。
臣按：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中纳金银以实官库，无起倩丁夫之扰，无冒涉水陆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劳，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提举司者七，每岁盐课各有定额，行盐各有地方，不许越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带耗五斤，凡遇开中盐粮，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立则例，出榜召商中纳。祖宗以来，盐司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客商执引照支，各有次第，谓之常股盐。近因边储急用，增直召商中纳，不依资次，人到即与支给，谓之存积盐。存积既兴，常股遂鲜，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其利微矣。幸而边方无事，储峙有余，万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济。臣请于将弊之际、未事之先，因时制宜，补偏救弊，不识可乎。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盖两淮居两京之间，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刘晏掌国计，天下之赋盐居其半，盖全资此地也。书生过虑，以为盐之利固大，而盐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时，而害生于中微之后，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为家，兼水陆以为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布帛之类，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为利盖亦无几，而历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不可一日阙焉。呜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则彼无寸尺之土、隔宿之储者，见利所在，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刑愈严而害愈甚，唐之黄巢、王仙芝，元之张士诚辈，皆贩盐之徒也，臣有一见，可以弭异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闻。窃惟召商中盐之法，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辇运于他方者，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策（见“市籴之令”修）。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预于未用之先，自行市籴所得之粟，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虽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汉人官给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户，将欲煎湅先于该管官司告知，官给以券，然后举火，其所煮之盆定为尺寸，每盆煮盐以一引为则（或以二引、三引），皆为一定之数，不许多寡，其盆皆官为之铸，款识以监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给者不许用也。给券之时，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量天时之晴潦、菹薪之贵贱、市价之多寡以定其数，听其自煮自卖，煮而不闻官者有罪，若夫商贾赴场买盐之后，令其具数以告官司，官给钞引付之执照，俾于各该行盐地方发卖，过界者没入之。给钞之际，每引取工墨钱百文（或三十、五十）以为公费，所得盐钱贮于运司，每岁具数申户部，以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以实边储。此法既行，不必追征于灶户也，不必中纳于商贾也，不必官自卖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国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销他日未然之害矣。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先行于两淮，俟其果有征验，以渐推行于两浙、山东、河间焉，若夫河东之池盐、川滇之井盐、福建之晒盐，或仍其旧，或别为处置，又在随时斟酌云。或曰此法果行，则前日之中纳、听支之客商焉得盐而给之？臣请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至扬州偿之，既足之后然后行臣此法，无不可者。沧淮转般通融之法，臣别具其策于后。
宋初，盐钞未行，是时于建安军置盐仓（在真州），乃令真州发运，是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
林干曰：“宋朝淮钞未行，置仓建安，江浙、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盐而散江浙、湖广，此
译臣按：这是后世召商中盐制度的开端。大概是用折抵的粮草来供给边防军队，用中纳的金银来充实官府仓库，没有征发丁夫劳役的骚扰，没有冒涉水陆路途的危险，官府得到使用而百姓不称劳苦，商人获得利益而百姓不淡食，这确实是充实边防、满足用度的良法。我朝在天下产盐的地方设置转运司六个、提举司七个，每年盐税各有定额，行销盐的地区各有划分，不许越界，每引以二百斤为一袋，附带损耗五斤，凡是遇到开中盐粮的时候，衡量当地米价的贵贱以及道路的远近、险易制定条例，出榜召商中纳。自祖宗以来，盐司每年收取储存的岁课存积在官府，客商拿着盐引照例支取，各有先后次序，称为常股盐。近来因为边防储备急需使用，增加盐价召商中纳，不依照资历次序，人到就给予支给，称为存积盐。存积盐兴起后，常股盐就减少了，支取的人日益增多而积蓄的人日益减少，于是使得今天的存积盐也与前日的常股盐没有区别，商人等待日久而支取困难，他们的利润微薄了。幸好边疆无事，储备有余，万一有警急，未必能完全得到接济。臣请求在弊端将起之时、事情发生之前，因时制宜，补救偏失，不知道可以吗？臣认为今天盐利最多，而救济国家用度的没有比两淮更好的，因为两淮位于两京之间，行销盐的地区比其他转运司多，而且都是人口繁盛、物产丰富的地方，刘晏掌管国家财政，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大概全靠这个地方。书生多虑，认为盐利固然大，而盐害也不小，利在于太平之时，而害产生于中微之后，用前日的利与后日的害相比，害比利更严重，为什么呢？天子以天下为家，兼用水陆来致富，陆地上所生的物产大概占水泽的十分之七八，而百姓赖以生存的米谷、布帛之类，不止一种，而盐只是其中调味的一种，它的利润其实也不多，而历代以来都仰赖它作为国家财政和边防储备，一天也不能缺少。唉，天下的事有利必有弊，我们有天下之大还依靠盐来获利，那么那些没有寸尺土地、隔夜储备的人，看到利益所在，怎么能禁止遏制他们使他们不奔赴呢？禁止遏制不住就施加严刑，刑罚越严而危害越严重，唐朝的黄巢、王仙芝，元朝的张士诚等人，都是贩盐的人。臣有一个见解，可以消除日后的危害、补救前日的弊端而满足今天的用度，敢详细陈述。私下认为召商中盐的办法，只适用于边疆没有粮食的地方，因为那里向来没有储备而所产的谷粟不多，不得不依靠其他地方运输来供给，所以必须等待商贾中纳。至于那些地方粮食自足供给当地使用，不假借运输于其他地方的，官府可以实行臣先前所陈述的在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的策略（见“市籴之令”修）。因为客商用几斗谷来交换我们的一引盐，是本一而息七八，现在我们预先在未用之前，自行市籴所得的粮食，比起所中纳的难道不加倍吗？虽然如此，这只是末流，如果推究本源，不如实行汉人官给牢盆的办法，让百姓自己煮盐而不征收其收入，预先命令灶户，将要煎煮先向主管官府告知，官府给予凭证，然后举火，所煮的盆定为尺寸，每盆煮盐以一引为标准（或以二引、三引），都定为一定数目，不许多少，那些盆都由官府铸造，刻上监造官吏、工匠姓名，不是官府给予的不许使用。给凭证的时候，每引先收取举火钱若干，衡量天气的晴雨、柴薪的贵贱、市价的多寡来确定数目，听任他们自煮自卖，煮了而不告知官府的有罪。至于商贾到盐场买盐之后，让他们具数告知官府，官府给钞引付给他们执照，让他们在各自行销盐的地区发卖，越界的没收。给钞的时候，每引收取工墨钱百文（或三十、五十）作为公费，所得盐钱储存于转运司，每年具数申报户部，等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以充实边防储备。此法实行后，不必向灶户追征，不必向商贾中纳，不必官府自卖，不必官府自煮，不仅国家得到今天的自然之利，也可以消除日后未然的危害。倘若认为臣的话可取，请求先在两淮实行，等到果然有验证，逐渐推行于两浙、山东、河间。至于河东的池盐、川滇的井盐、福建的晒盐，或者仍然沿用旧法，或者另外处置，又在随时斟酌。有人说此法如果实行，那么前日中纳、听支的客商从哪里得到盐来供给呢？臣请求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至扬州来偿还他们，充足之后然后实行臣此法，没有不行的。沧淮转般通融的办法，臣在后面别具其策。
宋初，盐钞未行，这时在建安军设置盐仓（在真州），于是命令真州发运，这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都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
林干说：“宋朝淮钞未行，置仓建安，江浙、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盐而散江浙、湖广，此”
臣按：此宋朝转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两京之间运道所经凡三，运司淮盐在南、沧盐在北，山东之盐居其中，往时会通之河未开，水陆分隔，各自通商给民，今则一水可通，惟今三处之盐价直各有低昂，中纳各有等则，而惟淮盐之价最高，殆居其倍，山东之盐抵河颇远，而沧盐近河而价最廉。臣请行宋人转般之法，遇有官军运粮空船南回，道经沧州，每船量给与官盐，每引量给脚价，俾其运至扬州河下，官为建仓于两岸，委官照数收贮，原数不亏，然后给与脚钱，少有亏损即与折算。如此，则官得倍称之息，军得顺回之利，积盐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积等盐共该若干，依次给与见盐，不出一二年间支给完足，然后行臣向所陈官给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后又乞于河间沿海一带出盐去处，不分民丁、灶户皆许其私煮，既已成盐，具数赴官告卖，量为定价，给与见钱，阴雨之时则或加或倍，有私卖及买者皆抵以私盐之罪，其钱乞于内帑豫借，待成效之后算还。年年存积，岁岁转股，积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粮刍，或输金帛，付以执照，定以仓分，俾其亲诣其所即给以见盐，于行盐地方发卖。如此，比之旧法当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销他日之患。草茅偏见，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陕西、河东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费。
臣按：盐钞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盐，盐非一种，其最资国用者惟是末盐与颗盐耳。末盐出于海，海非一处；颗盐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盖海盐出于人，必煎熬烹湅而后成，解盐出于天，畦垄既成，决水以灌，必俟南风起然后结成焉。出于人者，岁额不足可以增补，出于天者，岁额或有不足，则将取之何所哉？是以开中解盐与海盐异，海盐非一所，此不足则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补，解盐惟一，池不幸而岁多霖雨，风不自南则岁颗不及额矣。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数已逾十年，岁额守支待次，至十数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纳，患其折阅，多不肯应。为今之计，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盐课，见存者若干、商贾待支者若干，计其所有之数，果不足以给其所支，即令商人据时估价，每引若干，官通计之总该若干，限以三年之内于海盐（或井盐）存积多余之处估以时价，以见盐偿之，如解盐一引三钱、海盐一引六钱，即以一引当二引，他皆仿此。如此，不出数年解盐有余积而商贾通利矣，不然，则是朝廷开官府、设官吏专为商贾聚利以偿债，旧欠多而新入少，终无已时。况且解池切近西北二边，于用为急，异时国用有阙，边储不足，当于何所取给哉？（以上言盐）
以上山泽之利（上）
卷二九
▲山泽之利（下）
唐德宗时，赵赞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然军用广，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贞元九年，从张滂请，初税茶。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以所得税钱别贮，若诸州水旱以此钱代其赋税。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钅共、刘晏之辈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夫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后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严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税始此。昔者三代盛时，山泽之利皆以予民，秦汉以来始夺民之利而有盐铁之赋，盖其初意恐豪强之专其利，或借此以叛乱，非专以利国也，其后则以利国矣。然盐铁之为用，民食淡则不能下咽，民徒手则不能断物以成器，是不可一日阙焉者也，于是而榷之，已非王政，矧茶之为物，民之日用不
译臣按：这是宋朝的转般法，似乎在今天也可以实行。现在两京之间的运输路线共有三条，运司的淮盐在南面，沧盐在北面，山东的盐在中间。过去会通河没有开通，水路和陆路被分隔开，各自通商供给百姓；现在则一条水路就可以贯通。只是现在这三处的盐价各有高低，中纳的等级各有不同，而只有淮盐的价格最高，几乎是其他盐的两倍。山东的盐距离黄河较远，而沧盐靠近黄河且价格最便宜。臣请求实行宋人的转般法，遇到官军运粮的空船向南返回，途经沧州时，每船酌情给予官盐，每引盐给予脚价，让他们运到扬州河下。官府在两岸建仓，委派官员按数量收纳储存，只要原数没有亏损，然后给予脚钱；稍有亏损就进行折算。这样，官府能获得加倍的利息，军队能得到顺路返回的利益。积存的盐多了，就命令通算历年客商所中纳的常股、存积等盐共计多少，依次给予现盐，不出一年两年就能支给完足。然后实行臣以前所陈述的官府提供牢盆、百姓自行煎煮的策略。此后又请求在河间沿海一带产盐的地方，不分民丁、灶户，都允许他们私自煮盐。既然已经制成盐，就统计数量到官府申报售卖，酌情定价，给予现钱。阴雨天气时价格或增加或加倍，有私自售卖及购买的人都以私盐罪论处。所需的钱请求从内帑预先借支，等到见效之后再算还。年年存积，岁岁转股，积存多了，遇到紧急需要时，就出榜定价，在需要用盐的地方招募商人，或者缴纳粮草，或者输送金帛，付给执照，确定仓分，让他们亲自到那里就给予现盐，在行盐地区发卖。这样，比起旧法应当获得加倍的利益，不仅足以满足今天的需要，也可以消除日后的祸患。草野之人的偏见，未必可行，暂且陈述出来以等待决断。
陕西、河东的颗盐，旧法规定官府自行搬运设置盐务拘禁售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命令商人到边郡交钱购买盐钞请领盐，任其私自售卖，所得钱财用来充实塞下，节省了数十郡搬运的费用。
臣按：盐钞的名称始于此时。大体上今天禁榷的利益，最大的在于盐。盐不是一种，其中最有助于国家用度的只有末盐和颗盐。末盐出自海边，海边不止一处；颗盐出自盐池，盐池只有解州有。海盐出自人工，必须煎熬烹煮之后才能制成；解盐出自天然，畦垄修成后，决水灌溉，必须等待南风刮起然后才能结成。出自人工的，每年的定额不足可以增补；出自天然的，每年的定额如果有不足，将从哪里获取呢？所以开中解盐与海盐不同，海盐不止一处，这里不足就从那里获取，可以通融凑补；解盐只有一处，盐池不幸每年多雨，风不向南刮，那么每年的颗盐就不及定额了。我听说近年来商人中纳解盐的数量已经超过十年，每年的定额守支待次，长达十几年。一旦遇到兵荒，官府有所措置，招募商人中纳，担心他们亏损，大多不肯响应。现在的计策，不如命令有关部门，全面查算盐税，现存的有多少、商人待支的有多少，计算所有的数量，如果确实不足以供给所支的，就命令商人根据时价估价，每引多少，官府总计总共多少，限定在三年之内，在海盐（或井盐）存积多余的地方估计时价，用现盐偿还。如果解盐一引三钱、海盐一引六钱，就用一引抵两引，其他都仿照这个办法。这样，不出几年解盐就有盈余而商人通利了；不然，那就是朝廷开设官府、设置官吏专门为商人聚敛利益来偿还债务，旧欠多而新入少，终究没有尽头。况且解池靠近西北两边，对于用度最为紧急，将来国家用度有缺，边储不足，应当从哪里获取呢？（以上言盐）
以上山泽之利（上）
卷二九
▲山泽之利（下）
唐德宗时，赵赞提议对茶征税作为常平本钱，然而军费开支广大，所征的税也随之耗尽，也不能充实本钱储备。等到德宗出逃奉天，才追悔下诏急忙废除。贞元九年，听从张滂的请求，开始对茶征税。凡是产茶的州县以及商人必经之路，每十税一，将所征的税钱另外储存，如果各州遭遇水旱灾害，就用这笔钱代替赋税。然而年年都有税，遭遇水旱的地方也没有曾经用茶税钱来救济赡养。
胡寅说：“茶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其紧急程度甚于酒，然而王钅共、刘晏之类的人都放置而不征收，还算是忠厚。天地生长万物都是为了养育百姓，取之不可穷尽，张滂对茶征税就穷尽了。凡是谈论利益的人，没有不假托美名来奉承君主私欲的，张滂用茶税钱代替水旱田租就是如此。既然已经立下定额，后来就没有人肯免除，不仅不免除，反而增加其数量、严峻其法令的也有。”
臣按：茶税始于此时。过去三代盛世，山泽的利益都给予百姓，秦汉以来才开始夺取百姓的利益而有盐铁之赋，大概其初意是担心豪强独占其利，或者借此叛乱，并非专门为了利于国家，后来则是为了利于国家了。然而盐铁的作用，百姓饮食无味就不能下咽，百姓徒手就不能断物以成器，这是不可一日缺少的，于是加以专卖，已经不是王道政治了，何况茶这种东西，百姓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