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六
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庙门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费侯闵损以下皆为公，郕伯曾参以下为侯，鲁史左丘明以下为伯。寻以犯圣祖讳，改玄圣为至圣。
臣按：真宗先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先圣故事，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故第增美名曰玄圣。盖以《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庄子》曰“恬澹玄圣，素王之道”，遂取以为称。呜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义所可尽者，谥之有无固不为之轻重，况加之非圣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诞妄之祖之讳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国子监孙奭言：“旧礼以祭酒、司业、博士为三献，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献官二员通摄，未副崇祀向学之意。”
臣窃伏读圣祖《御制文集》，其《国子祭酒诰》略曰：“大学之设所以教君之嗣、贵臣之子，名曰大学，既立之矣则爵官以司之，以专文学，乃曰师。师乃泛称，官称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独教生徒而已，其职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历代崇其德，王者亲祭必寡，故设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职，洁牲牢、精笾豆，祭不失时，则礼焉。或云为饮之长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说未然。今特授为国子祭酒，尔尚竭乃恭而临祭，静乃神以对神，庶不负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诰乃词臣代草，我圣祖则亲洒宸翰，所谓祭酒者虽与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圣君发言则为经，自我作古可也。本朝旧制，主祭遣国子祭酒，其后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犹遣一次，臣请如旧制，或主祭遣内阁大臣，其亚献、终献如唐宋遣祭酒、司业，不然则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几合圣祖所制诰词之盛意。
景祐元年，诏释奠用登歌。
陈旸曰：“《礼记文王世子》凡释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下命乐正习舞释菜，盖学校礼乐之所自出，小有释菜而以食为主，大有释奠而以饮为主，其习舞与声而大合六代之乐一也。北齐以太牢释奠孔子，设轩架之乐、六佾之舞，唐开元中释奠用宫架之乐，宋朝上丁释奠设登歌之乐，不用轩架而用判架，不施于堂下而施于堂上，于其庭又不设舞焉。有歌而无舞，非古人习舞合乐之意矣。”
臣按：本朝释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乐咸备。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谟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丰七年，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并从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之后，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增入从祀。徽宗崇宁四年，从司业蒋静请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四年，诏先圣庙用戟二十四，文宣王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封爵，与朱熹并从祀孔子庙庭。臣按：此周、程、张、朱从祀之始。景定二年，加张栻、吕祖谦伯爵，从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颜回、曾参、孔酺、孟轲并祀孔子，升颛孙师于十哲列，邵雍、司马光于从祀。臣按：此颜、鲁、思、孟配享之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号曰大成。
臣按：自古谥号必加以实字，未有用譬喻之语者，成之言出于《尚书》，大成之言出于《孟子》。成者乐之一终也，孟子以乐之始终兼圣智之全，譬喻孔子之圣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时出之，盖假设之辞，非真实之德也。加此二字于至圣文宣王之上，固于圣德无所增益也。
仁宗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孔子。
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郕国宗圣公、孔汲沂国述圣公、孟轲邹国亚圣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从祀孔子。
洪迈曰：“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坐祀于庙堂之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
译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在孔庙门前设立仪仗戟十六柄。
宋真宗咸平年间，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费侯闵损以下皆封为公爵，郕伯曾参以下封为侯爵，鲁史左丘明以下封为伯爵。不久因触犯圣祖赵玄朗的名讳，将“玄圣”改为“至圣”。
臣按：真宗先前下诏让有关部门查考汉唐尊崇先圣的旧例，起初打算追封孔子为帝，有人进言说孔子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当加帝号，所以只增加美名称为玄圣。这是因为《春秋演孔图》说“孔子的母亲感应黑帝而生”，所以称玄；《庄子》说“恬淡玄圣，是素王的道”，于是取此作为尊称。唉！孔子的道不是一言一义所能穷尽的，谥号的有无本来不会因此改变其轻重，何况加上并非圣人之言的谥号，既然加上了，却又因为触犯其荒诞虚妄之祖的名讳而更改呢？
宋仁宗天禧年间，判国子监事孙奭进言：“旧礼制以祭酒、司业、博士为三献官，新礼制以三公主持祭祀，近年只派遣两位献官兼理，不符合尊崇祭祀、倡导向学的本意。”
臣私下拜读圣祖《御制文集》，其中《国子祭酒诰》大意说：“设立大学是为了教育君主的继承人、贵臣的子弟，名叫大学，既然设立了，就授予官职来管理，以专司文学，于是称为师。师是泛称，官职名称叫什么？祭酒，这是官职的首领，不仅教导学生而已，其职责首要在于祭祀之事。况且仲尼历代尊崇其德行，君王亲自祭祀必定很少，所以设置官员来代替祭祀，名叫祭酒。所以祭酒的职责，是洁净牺牲、精选祭品，祭祀不违时节，这就是礼。有人说因为他是饮酒之长而先奠酒所以叫祭酒，这种说法不对。现在特别授予你为国子祭酒，你应当竭尽恭敬之心临祭，使心神宁静以应对神灵，希望不辜负委任之意。”唉，自古制诰都是词臣代笔起草，我圣祖则亲自挥毫书写，所谓祭酒虽然与古人命名的意思不同，然而圣君发言即为经典，由我开创古制也是可以的。本朝旧制，主祭派遣国子祭酒，后来改为派遣翰林院官员，但祭酒初上任时还派遣过一次，臣请求依照旧制，或者主祭派遣内阁大臣，亚献、终献像唐宋那样派遣祭酒、司业，否则春秋两祭轮流派遣，或许能符合圣祖制诰词的盛意。
宋仁宗景祐元年，下诏释奠礼使用登歌。
陈旸说：“《礼记·文王世子》说凡是释奠必定要有合乐，《月令》说仲春上下月命令乐正练习舞蹈释菜，大概学校礼乐由此产生，小规模的释菜以食物为主，大规模的释奠以酒饮为主，其练习舞蹈与声音而大合六代之乐是一致的。北齐用太牢释奠孔子，设置轩架之乐、六佾之舞，唐开元年间释奠使用宫架之乐，宋朝上丁释奠设置登歌之乐，不使用轩架而使用判架，不设在堂下而设在堂上，在庭院中又不设置舞蹈。有歌而无舞，不符合古人练习舞蹈合乐的本意了。”
臣按：本朝释奠孔子使用登歌，堂上、堂下的音乐都完备。起初使用六佾舞，成化年间因为侍郎周洪谟的建议增加为八佾舞。
宋神宗元丰七年，让孟子与颜子一同配享宣圣，荀况、扬雄、韩愈都从祀。
臣按：这是孟子配享孔子的开始。自从唐朝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之后，至此才开始将荀况三人增入从祀。宋徽宗崇宁四年，听从司业蒋静的请求，文宣王使用十二旒冕、九章服。
臣按：这是宣圣使用天子冕旒的开始。大观二年，下诏提升子思从祀。四年，下诏先圣庙使用戟二十四柄，文宣王执镇圭，都采用王者的制度。
宋理宗淳祐元年，加封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爵位，与朱熹一同从祀孔子庙庭。臣按：这是周、程、张、朱从祀的开始。景定二年，加封张栻、吕祖谦伯爵，从祀孔子。
宋度宗咸淳三年，让颜回、曾参、孔酺、孟轲一同配祀孔子，提升颛孙师列入十哲，邵雍、司马光列入从祀。臣按：这是颜、鲁、思、孟配享的开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号为大成。
臣按：自古谥号必定加上实字，没有使用譬喻之语的，成的说法出自《尚书》，大成的说法出自《孟子》。成是音乐的一个终了，孟子用音乐的始终兼有圣智的完备，来譬喻孔子的圣德兼有伯夷的清、伊尹的任、柳下惠的和而适时表现，大概是假设之辞，并非真实的德行。在这两个字加在至圣文宣王之上，固然对圣德没有什么增益。
元仁宗皇庆二年，让许衡从祀孔子。
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孔汲为沂国述圣公、孟轲为邹国亚圣公。这一年，又加封孔子父母爵位。开始让董仲舒从祀孔子。
洪迈说：“自从唐朝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到子夏为十哲，坐祀于庙堂之上。后来提升颜子配享，就将曾子进上堂，排在子夏之后以填补空缺。然而颜子的父亲子路、曾子的”
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
译父亲赵点尚在廊庑下配享的行列中，儿子却位居父亲之上，如果神灵有知，如何能心安理得？所谓儿子即使像齐桓公、圣人那样贤能，也不应在父亲之前受享祭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姚燧曰：“江之左进曾子、子思并颜、孟，别跻子张于曾子之旧，由孟子而视子思师也，由子思而视曾子又师也。子思，孔子孙也，弟子于师、孙于祖坐而语道者有之，非可并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让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无繇、点、鲤于庭，其失在于崇子而抑父。夫为是学宫，将以明人伦于天下而倒施错置于数筵之地，如此奚以为训？”
臣按：熊禾谓宜别设一室以齐国公叔梁纥居中南面，颜路、曾飐、孔鲤、孟孙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当先圣酌献之时，以齿德之尊者为分献官行礼于齐国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则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为今天下州县皆有祭，处处皆设，恐至于烦渎。说者谓泗水侯孔林自有庙，曲阜侯宜祀于其子颜子之庙而以颜子配；莱芜侯无后，今嘉祥有曾子墓，当有祠，宜于此祀莱芜侯而以曾子配；否则特立一庙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颜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谓有王者作礼当损益，祀不可渎也，姑志于此。
国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礼部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登一、醾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弗称其仪其来已久，至是定拟，各为高案，其豆笾、簠簋悉代以磁器。
臣按：宋苏轼谓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飨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观之，则孔子庙自唐设塑像以来已如此，历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圣祖始正之云。臣尝因是而论之，古今异时，制度不一，用古者则当纯于用古，必欲从今之宜则当参酌古制而以义起，必合于人情，宜于时俗，斯得古人制礼从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则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东向，汉帝幸鲁祠，帝升庙西面再拜，唐《开元礼》亦谓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皆西向，犹有古意。自尊孔子为王之后始改从南面而配位则西向，献官序立东庑之前而行礼，执事者升降必由东阶，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当尊故也。宋人以颜、孟配享，俱列在圣像之东，其后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对颜子，西坐东向，其后革去安石从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于东，此姚燧所以有江左进曾子、子思并颜孟之说，然谓之并南面则不知何据也。熊禾谓颜、曾、思、孟所在学校皆东坐西向，十哲两庑从祀皆左右列，则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时，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则以颜、孟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欤，燧之所见盖北方庙像欤？宋濂谓古者求神于阴阳，既奠焫萧合膻芗，今用薰香代之，为简；古者司侲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当之，为渎。臣窃以为祭所以寓吾诚，不专在物理从宜而可以义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于今者，其物虽同于昔而物之生则在于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政不必泥，但所谓木主之设乃圣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伦之所系，则不可以惮于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谓议礼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学礼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当议者，臣于此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号，其诏略曰：“历代忠臣烈士亦皆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礼古未有也，北齐每月朔祭酒、博士、诸生展拜阶下，郡县朔朝，是时未爇今所谓香
译姚燧说：“江南地区将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列，又把子张提升到曾子原来的位置，从孟子来看子思是他的老师，从子思来看曾子又是他的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作为弟子侍奉老师、作为孙子侍奉祖父，坐着谈论道义是可以的，但不能让他们并列面向南方受祭。我知道这四位圣贤在冥冥之中已经互相谦让，不可能一天之内安心地同处一堂受祭，何况又在庭院里祭祀孔伋、颜回、孔鲤，这种失误在于尊崇儿子而压抑父亲。设立这样的学宫，本意是为了向天下阐明人伦关系，却在几席之地颠倒错置，像这样怎么能作为教化呢？”
臣按：熊禾认为应当另外设立一间屋子，让齐国公叔梁纥居中面向南方，颜路、曾点、孔鲤、孟孙氏在西侧陪祭面向东方，春秋两次祭祀应当在向先圣酌酒献祭的时候，由年高德劭的人担任分献官，在齐国公的神位前行礼，配享的位置也这样安排，这样也可以显示尊卑有序而教导百姓孝顺。然而臣认为现在天下州县都有祭祀，处处都设立，恐怕会导致烦琐亵渎。有人说泗水侯孔林自有庙宇，曲阜侯应当在颜回庙里祭祀并以颜回配享；莱芜侯没有后代，现在嘉祥有曾子墓，应当有祠堂，适宜在这里祭祀莱芜侯并以曾子配享；否则就在曲阜特立一座庙，专门祭祀三位先贤而以颜回、曾子、子思配享。熊禾说如果有王者制定礼仪应当有所增减，祭祀不可亵渎，暂且记录在这里。
本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礼部重新规定释奠孔子的祭器和礼物，正位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笾和豆各十个，登一个、醢一个，簠和簋各两个，酒尊三个、爵三个。起初，孔子的祭祀塑像坐在高座上而器物陈列在座下，不符合礼仪规格，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到这时才确定方案，各自设置高案，那些豆、笾、簠、簋全部改用瓷器。
臣按：宋代苏轼说古代人坐在席子上，所以笾豆的高低正好与人相称，现在土木塑像已经高高在上而把器皿列在地上，如果鬼神不享用那就不可知，如果享用那就是俯伏匍匐着去进食。由此看来，孔子庙自从唐代设置塑像以来就已经这样，历经宋代到元代都没有改变，到这时圣祖才开始纠正它。臣曾经因此议论说，古今时代不同，制度不一，使用古代制度就应当纯粹使用古代制度，一定要顺应现在的适宜就应当参酌古代制度而根据义理来确立，一定要符合人情，适宜于时俗，这才符合古人制定礼仪顺应时宜的本意。古代人席地而坐，所以俎豆放在席子之间的地上是适宜的，现在既然塑成高像而坐在倚榻之间，而所谓的俎豆仍然放在地上，这就是苏轼有匍匐就食讥讽的原因。然而既然使用现代人的座位就应当使用现代人的案几，既然使用现代人的案几那么使用现代人的器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古代祭祀几筵在西侧、神灵都面向东方，汉代皇帝亲临鲁地祠庙，皇帝登上庙堂面向西方两次拜礼，唐代《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方、先师面向南方，三献官都面向西方，还保留着古代的意思。自从尊孔子为王之后才开始改为面向南方而配位则面向西方，献官依次站在东廊前面行礼，执事人员升降一定要走东阶，因为神道崇尚右侧，西方是迎送神灵的地方，避开右侧不敢当尊位的原因。宋代人让颜回、孟子配享，都列在圣像的东侧，后来因为王安石配享，就让王安石坐在颜回对面，向西坐面向东方，后来革除王安石从祀，增入曾子、子思，都坐在东侧，这就是姚燧所说的江南地区进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列的说法，然而说他们并列面向南方却不知道依据什么。熊禾说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所在学校都向东坐面向西方，十哲两廊从祀都左右排列，那么宋代末年元代初年其制度已经这样了。现在这四位配享都左右排列，不知道始于何时，大概是因为宋金分治，宋人的制度如熊禾所说，金人的制度则让颜回、孟子与孔子并列，后来平定宋国又加上曾子、子思因而没有改变吧，姚燧所见的大概是北方庙宇的塑像吧？宋濂说古代求神于阴阳，已经奠酒焚烧萧草混合膻香，现在用薰香代替，是简略；古代司侲共同准备庭燎以共同承担祭享之事，现在用持火炬代替，是亵渎。臣私下认为祭祀是为了寄托我们的诚心，不专门在于物理顺应时宜而可以根据义理来确立，古代祭祀一定使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用于现在，其物品虽然与过去相同而物品的生长则在于现在，用今天的物品来祭祀前代的鬼神，正不必拘泥，但所谓木主设立乃是圣祖的盛大制度而儿子在父亲之前进食乃是天伦所系，就不可以因为害怕改动而因循守旧。先儒说议礼、制度、考文，天子主管这些也幸好一旦有空闲，忙于稽古之事，学礼的大臣一定有能谋划其中一二得到应当议论的人，臣在这里也这样说。
这一年革除天下神号，诏书大致说：“历代忠臣烈士也都是当时初封作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都予以革除。孔子善于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老师来济助后世，不是有功于一方一时的人可以相比的，所有封爵应当仍然保持旧制。”
洪武十七年，敕令每月初一十五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官以下到学宫行香。
臣按：初一十五行香之礼古代没有，北齐每月初一祭酒、博士、诸生在阶下展拜，郡县初一朝见，那时还没有点燃现在所说的香
也，然朔日行礼则始于此焉，其后遂以朔望行香。朱熹曰：“谒宣圣焚香不是古礼，撚香不当叩头，只直上撚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则在宋已有矣，其行礼当以朱氏言为则。
译是的，然而在初一这天行礼，便从此时开始，此后便沿袭初一、十五行香之制。朱熹说：“拜谒孔子像时焚香并非古礼，捻香时不应当叩头，只需直接向上捻香，然后退出笏板，叩首并下拜。”由此说来，那么在宋代就已经有了这种习俗，行礼时应当以朱熹的话作为准则。
正统中，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吴澂从祀。
臣按：有国家者以先儒从祀孔子庙庭，非但以崇德，盖以报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为贵，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概论，使其仁如尧、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无得而可议矣，然尧、舜、文、武之祀止于朝廷一庙及其陵寝而已，不天下遍祀也，况于儒者之道，佩仁服义、尊德乐道固其性命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苟有德者即祀之则亦不胜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屡以欧阳修、苏轼、孙复、胡瑗为请，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言，事下儒臣议，议者皆不之从，以其无功于经也。其已列从祀者若荀况、戴圣、马融、王弼、杜预之辈，屡有建请革去其祀者，至今犹列在祀典，岂不以弼等虽于德行有亏，然弼有功于《易》、预有功于《春秋》、圣有功于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考礼止释奠于先圣先师而无从祀之说，从祀之说始于唐太宗时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师也，自是之后益以荀况、扬雄、韩愈，宋南渡后始加以周、程、张、朱、邵、马及张栻、吕祖谦，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许衡，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盖安国传《春秋》、沈注《书》、德秀著《大学衍义》、澂著《诸经纂言》，是皆有功于圣门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扬雄一人，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惟杨时者从学于二程，载道而南，使无时焉则无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虽伊洛之间不复知有程氏之学，则时载二程之道而南，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于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恶之荀况、宗旨《庄》《老》之王弼、附会谶纬之贾逵并祀于孔子庙庭，以从于二程之后、朱吕之前，岂非阙典欤？
欧阳修曰：“释奠、释菜，礼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挚，故始立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遍举于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没，后之学者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为先圣而后世无以易，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殁，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缪论者欤？”
臣按：修之记作于宋盛时而谓释菜礼亡，又谓释奠幸存而亦无乐，今制则国子监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礼，其春秋上丁二祭则先期皇帝传制，遣官行礼，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礼，行三献，乐备登歌，舞用八佾，其礼可谓备矣。说者谓释奠、释菜二者之重轻系乎乐之有无，今世之乐袭胜国，用宋人魏汉律所制大晟之故耳，非古乐也。吁！礼废羊存，虽曰不合于古，岂不胜于无哉？方今圣明在上，必有当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礼、复古之乐，政有望于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为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学必祀先圣先师，自古至今未有以异，独五学之说不同，礼家谓《诗》《书》、礼、乐各有其师，所以为祀亦异，则疑出于汉儒专门之附会，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师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学，天子太学祀典宜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其道德功言载之六经，传在万世。若以伏羲为道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见而知者，周公不惟为法于天下而《易》《诗》《书》所载与夫《周礼》《仪礼》之书皆可传于后世，至若稷之立极陈常、契之明伦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赞德、傅说之论学、箕子之陈范，是皆可以与享于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学，礼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宪章之任，其
译正统年间，将宋代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代的吴澂列入从祀。
臣按：拥有国家的君主让先儒从祀孔子庙庭，不仅仅是为了崇尚德行，更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绩。虽然最高境界固然以确立德行为尊贵，然而德行之在人者不能一概而论。假如像尧那样仁爱、像舜那样孝顺、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然无可非议，然而尧、舜、文、武的祭祀仅限于朝廷的一座庙宇以及他们的陵寝而已，并不在天下普遍祭祀，何况对于儒者之道，佩戴仁德、服行义理、尊崇道德、乐于道义，本来就是他们天性中固有、职分中应当做的，如果有德行就祭祀，那祭祀的人就多得不胜枚举了。因此在宋代，言官屡次请求将欧阳修、苏轼、孙复、胡瑗列入从祀，而近来也往往有人提议杨时、罗从彦、李侗，事情下达给儒臣商议，商议者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对经典没有功绩。那些已经列入从祀的，如荀况、戴圣、马融、王弼、杜预等人，屡次有人建议革除他们的祭祀，至今仍然列在祀典之中，难道不是因为王弼等人虽然在德行上有亏欠，但王弼对《易经》有功、杜预对《春秋》有功、戴圣对礼有功，既然有他们的贡献，就没有人敢废除祭祀。臣考证，礼制只规定在先圣先师那里举行释奠祭，而没有从祀的说法，从祀的说法始于唐太宗时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先师，从此以后又增加了荀况、扬雄、韩愈，宋代南渡后才增加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马光祖以及张栻、吕祖谦，元人又增加了董仲舒、许衡，本朝又增加了这四人，大概是因为胡安国传《春秋》、蔡沈注《尚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吴澂著《诸经纂言》，这些都是对圣门有功的人，祭祀而被罢黜的只有扬雄一人，如果孔孟以后的儒者对圣经有功的，没有不祭祀的。只有杨时跟随二程学习，将道带到南方，如果没有杨时就没有朱熹了，为什么呢？在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方、苏学行于北方，虽然伊洛之间不再知道有程氏之学，那么杨时将二程之道带到南方，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在当今世道大显光明，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却不得像主张性恶的荀况、宗旨《庄子》《老子》的王弼、附会谶纬的贾逵一起祭祀于孔子庙庭，从而排在二程之后、朱熹吕祖谦之前，难道不是缺失的典制吗？
欧阳修说：“释奠、释菜，是礼仪中简略的。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设立学校时必定用释菜来礼敬先师，学官四季的祭祀都叫释奠，释奠有音乐没有主祭者而释菜没有音乐，那就更加简略了，所以这种礼仪失传了，如今释奠幸存但也无音乐，又不普遍在四季举行，只在春秋两季举行罢了。自从孔子去世，后来的学者无不尊崇他，所以天子都尊他为先圣而后世无法改变，荀卿子说：‘仲尼，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然而假使他得到权势就会成为尧、舜了。’不幸没有机会就去世了，特别因为学者的缘故，享受弟子春秋的礼仪。而后来的人不推究所谓释奠的含义，只看到官府为他立祠而州县没有不祭祀的，就认为孔子的尊崇由此达到鼎盛，更有人说他生前虽然没有官位但死后有所享祭，认为这是孔子的荣耀，认为这是对有德者的报答，即使是尧、舜也比不上，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啊？”
臣按：欧阳修的记载作于宋代兴盛之时，说释菜礼失传，又说释奠幸存但也无音乐，如今的制度则是国子监每月初一提前由太常寺送兔蔬等物，到日子行礼，春秋上丁两次祭祀则提前由皇帝传旨，派遣官员行礼，文武官员穿朝服侍立，牺牲用太牢礼，行三献，音乐完备登歌，舞蹈用八佾，礼仪可以说完备了。有人说释奠、释菜二者的轻重取决于音乐的有无，如今世间的音乐沿袭前朝，使用宋人魏汉律所制的大晟乐的缘故，不是古乐。唉！礼仪废弛而牺牲尚存，虽然说不符合古制，难道不胜过没有吗？当今圣明君主在上，必定有担当制作重任的人实行古礼、恢复古乐，政治有望于今日。
熊禾说：“道是天下通行的道，它之所以作为教化，从天子到百姓都是一样的，先王建立学校必定祭祀先圣先师，自古至今没有不同的，只有五学的说法不同，礼家认为《诗》《书》、礼、乐各有其师，所以祭祀也不同，那么怀疑出自汉儒专门之附会，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定不会这样。京师是首善之地，没有比天子的太学更先的，天子太学祀典应当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开始，他们的道德功业记载在六经，流传万世。如果把伏羲作为道的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各自按次序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都是亲眼见到的人，周公不仅为天下立法而且《易》《诗》《书》所载以及《周礼》《仪礼》之书都可以流传后世，至于稷确立准则陈述常道、契阐明伦理敷施教化、夷制定典章、益赞美德行、傅说论述学问、箕子陈述法度，这些都可以与先王一起享祭，以此有序地祭祀天子的学校，礼仪也是适宜的。至于孔子兼有祖述宪章的责任，其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谓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学之法也。苟如禾言，则道统益尊，三王不汩于医师，太公不辱于武夫矣。”
臣按：本朝于京师有帝王庙而以当时功臣配享，与禾此议合，但不领于学官耳。请于帝王庙设宫悬、备佾舞，一如文庙，每岁春秋传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学则祀宣圣如故。
禾又曰：“礼有祀先贤于东序及祭乡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国一乡论之，各有先贤乡先生其节行足以师表后进、轨范薄俗者，固在乡国之所当祀矣，孔明之在南阳、管幼安之在东海、张九龄之在曲江、阳城之在晋鄙，三代而下论天下人物亦当首称正，使列侍圣门，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闽之常衮，首开一方文治，虽去之千载犹思慕之，凡若此类宜悉诏郡国按其旧志，采其尤著者，悉以来上，列之群祀，咸秩无文。”
臣按：今世州郡县学往往有乡贤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议行之。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置太公庙，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司马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哉？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抗衡哉？自古有发命，大司徒教以车甲，裸股肱、决射御、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释奠之礼所以报有功，于是教之人必其道德著于当时、轨范垂于后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故后世学校通祀之与郊社并，非徒以是尊崇之也报其垂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滨以辅周室，其以武功见于经者，特以“时维鹰扬”之一语，世之所传《六韬》乃后人假托者耳，其于武事外此略不他见，凡兵家所传七书者多权谋狙诈之术，不得与圣经比。老子以佳兵为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为不祥，况其作书教人变诈以相杀害者哉？其为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观光之言则武成不当有庙明矣，太公之神则当祀于历代帝王庙以配文、武，其余名将有功于一时者各祀于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处可也。
以上释奠先师之礼（下）
卷六七
△崇教化
▲总论教化之道
《易临》之大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广大无疆限也）。
程颐曰：“物之相临与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泽上有地为临也。君子观亲临之象则教思无穷，亲临于民则有教导之意思也。无穷，至诚无斁也。”
臣按：《临》之为卦，有上临下之象，上之临下果何所事哉？曰保之。将欲保之以何为先？曰教之。教之之道驱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优而游之使自休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如江河之润，如湖海之浸，是之谓教思焉。举一世而甄陶之，合万邦而协和之，由无息而至于悠远，由动变而至于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岂有穷尽也哉？如是，则凡形气有生之类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长之乐，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临之以威、齐之以政者，其意思浅且促矣，既浅且促则实不能容之矣，岂能保民而至于无疆哉？
《观》之象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颐曰：“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
译宋濂说：“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设立四代学校的制度，其中所说的先圣，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各自选取左右四位成就其德业的圣人作为先师来配享，这本来是天子设立学校的法则。如果按照陈禾所说的话，那么道统更加尊崇，三代圣王不会被医师所混淆，太公也不会被武夫所侮辱了。”
臣按：本朝在京师设有帝王庙，并以当时的功臣配享，与陈禾的这个建议相合，只是不隶属于学官罢了。请求在帝王庙设置宫悬乐器、完备佾舞，完全像文庙一样，每年春秋两季传达皇帝诏令，派遣官员致祭，完全像祭祀孔子一样，而太学则依旧祭祀宣圣。
陈禾又说：“礼制中有在东序祭祀先贤以及在社坛祭祀乡先生的记载，以一国一乡来说，各有先贤和乡先生，他们的节操品行足以作为后进的师表、规范浅薄的习俗，本来就是在乡国所应当祭祀的。诸葛亮在南阳、管宁在东海、张九龄在曲江、阳城在晋鄙，三代以下谈论天下人物也应当首先称颂他们正直，假使他们列侍在圣门，又有什么欠缺呢？又如蜀地的文翁、闽地的常衮，首先开创一方文治，虽然离去千年，人们仍然思念仰慕他们，凡是这类人应当全部下诏郡国按照旧志，选取其中特别显著的，全部上报朝廷，列入群祀之中，全都按等级祭祀，没有遗漏。”
臣按：现在州郡县学往往有乡贤祠，然而多出于私人祭祀，不是朝廷祀典所规定的，请求按照陈禾的建议施行。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设立太公庙，命令两京和各州都设立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取古代名将作为十哲，在二月、八月的上戊日致祭，礼仪如同祭祀孔子。
司马光说：“经纬天地叫做文，平定祸乱叫做武，自古以来没有同时具备这两者而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难道孔子专于文而太公专于武吗？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那样的，难道太公能与他抗衡吗？自古以来有发布命令的，大司徒教导使用车甲，裸露臂膀、决定射御、接受成功献祭首级，没有不在学校进行的，想要他们先礼义而后勇力，自从孙武、吴起以来都以勇力相胜、以狡诈相高，哪里值得数在圣贤之门而称之为武呢？假使太公有神，必定羞耻与他们同食了。”
臣按：古代释奠的礼仪用来报答有功的人，因此教导的人必定是道德显著于当时、规范垂范于后世，其功绩不可忘记的人。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所以后世学校普遍祭祀他，与郊社并列，不仅仅是因此尊崇他，而是报答他垂教之功。太公望从海滨兴起以辅佐周室，他以武功见于经书的，只有“时维鹰扬”这一句话，世上传说的《六韬》乃是后人假托的罢了，他在武事方面除此之外略无其他记载，凡是兵家所传的七书多是权谋狡诈之术，不得与圣经相比。老子认为精良的兵器是不祥之器，精良的兵器尚且是不祥，何况那些著书教人变诈以互相杀害的人呢？他们是不祥之大，又有什么功绩而祭祀他们呢？看司马光的话，那么武成不应当有庙是明显的了，太公的神灵应当祭祀在历代帝王庙以配享文王、武王，其余名将有功于一时的，各自祭祀在他们出生的地方以及立功的地方就可以了。
以上释奠先师之礼（下）
卷六七
△崇教化
▲总论教化之道
《易经·临卦》的大象传说：泽上有地，是临卦。君子以此教化思考无穷，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广大没有边界）。
程颐说：“事物相互临视与含容，没有比水在地上的更合适的了，所以泽上有地就是临卦。君子观察亲临的卦象，那么教化思考无穷，亲临于百姓就有教导的意思。无穷，是至诚不厌倦。”
臣按：《临》作为卦，有上临下的卦象，上临下究竟做什么呢？回答说：保护他们。想要保护他们以什么为先？回答说：教化他们。教化的方法，驱迫他们不可以，操切他们不可以，只做法度不可以，必定苛刻以期成不可以，必定要匡正他们、扶正他们、辅助他们、羽翼他们，优游地让他们自己休息，饱足地让他们自己趋向，像江河的滋润，像湖海的浸润，这就叫做教化思考。举一世而陶冶他们，合万邦而协和他们，由不息而至于悠远，由动变而至于能化，没有一人不被教化，没有一地不到达，没有一日间断，哪里有穷尽呢？像这样，那么凡是形气有生之类都在我的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长的快乐，没有此疆彼界的区别了。那些只以威严临视、以政令整齐的人，他们的意思浅薄而且短促，既然浅薄短促，那么实际上不能包容他们了，怎么能保护百姓而至于无疆呢？
《观卦》的象传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察天的神道而四时没有差错，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从了。
程颐说：“作为观卦的道理，严敬如同开始盥洗的时候，那么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不荐，是说不要让诚意稍微分散。天道至神，所以叫做神道。观察天的运行，四时没有差错，那么看见其神妙，圣人看见天道之神，体悟神道以设教，所以天下没有不服从的。天道至神，所以运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