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八

译唉！我看到人们行为相同，家家户户习尚相同，处处崇尚相同。风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然而风俗之所以相同，难道没有原因吗？上文曾说：“修习六礼来节制民众的本性，阐明七教来兴起民众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邪。”六礼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七教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指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我修习我的礼制，那么凡是我国人从幼年到成年、从老年到死亡都有依据和依靠，在慎终追远、聚会交接时，那些祈祷驱邪、追荐亡灵、剃发、断绝伦常的人自然就不会做了；我阐明我的教化，那么凡是我国人由亲近到疏远、由内到外都有联系和比照，以尊重尊者、亲近亲人、敬重长者、爱护幼者，那些结党营私、违背伦理道义的人自然就不会行得通了，礼制修习而教化阐明，那么道德就统一了。然而这些散见于人为规范中的东西，一旦有过失，就会违背礼制而伤害教化，道德就不能保证长久不变，所以又有八政来整齐它们。因此，穿奇装异服、说奇异言语的人有禁令，奇技淫巧的人有惩罚，各种工匠技艺都有固定的职业而不敢习练异端，日常使用的器械都有固定的制度而不敢制作邪异之物，尺度权量的长短、大小必须相同，物品数量、布匹幅面的多寡、宽窄必定一致。像这样，那么无论远近、无论大小，都不敢标新立异、改变常规，均匀整齐、方正规范，都归于道德，这就是天下风俗之所以常常相同的原因吧。

译孔子说：“钻研那些异端邪说，这种祸害就可以消除了。”

范祖禹说：“攻，是专治的意思，所以加工木石金玉的工匠称为‘攻’。异端不是圣人的正道，而是另外立出一端，比如杨朱、墨翟就是这样。他们引导天下人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如果专心钻研并想要精通它，造成的祸害就非常严重了。”

程颐说：“佛教的言论比起杨朱、墨翟来更加接近事理，所以它的祸害更加严重，求学的人应当像对待淫靡的声音、美丽的颜色一样远离它，不然就会逐渐陷入其中了。”

史伯璿说：“专治并想要精通它，是说精通了他们的学说就会产生这种祸害，并不是说精通之后更加工巧才产生这种祸害，佛教的学说能够让人抛弃君父、灭绝纲常，在创立教义之初就存在这种祸害了。”

何基说：“人们之所以钻研异端的学说，那些思想禁锢深厚的人本来就不值得讨论，其中有些高明贤智的人也学习它，不过是认为他们有所短也有所长，我只取他们的长处而舍弃他们的短处，却不知道根本宗旨既然不是所谓的善，就不是真正的善，钻研并治理它只会使人陷溺更深、祸害更甚，所以孔子用一句话断言说‘这种祸害就可以消除了’，而程子又说那些接近事理的祸害更加严重，尤其应当远离它们，这都是圣贤出于救火救溺的心情，将求学的人从危亡之地拯救出来，对人的关怀深切啊。”

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道德不统一；道德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异端推崇他们所推崇的道、践行他们所践行的德。战国时期，异端中最大的危害是杨朱和墨翟，秦汉以来异端中最大的危害是佛教和道教，如果想要天下的风俗都相同而道德没有不统一的，不彻底断绝异端的教化是不行的。然而在孟子那里是批驳杨朱和墨翟，在韩愈、欧阳修、二程、朱熹那里是批驳佛教和道教，然而最终却无可奈何，不仅不能让人还俗、烧毁他们的书籍、拆毁他们的居所，而且不是说曾经去除过却又复大，聚集力量攻击暂时破除却更加坚固，扑打没有熄灭反而更加旺盛。大概他们之所以盛行，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法规好，也不是因为信奉他们的人有能力，而是他们窥探我们所有的东西并窃取它，我们失去了而他们得到了，我们不仅不知道他们窃取了我们的东西，往往还揭发他们的短处并比较是非，认为他们所做的比我们的更接近正确。唉！怎么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害，正是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呢？揽取别人的东西并窃取使用，当然会似是而非。他们群居而聚食，是窃取了我国学校培养士人的礼仪；他们诵经而说法，是窃取了我国弦歌诵读教育士人的礼仪；他们祈祷驱邪，是窃取了我国祭祀祖先的礼仪；他们追荐亡灵，是窃取了我国殡葬祭祀的礼仪，我们使用真正的礼仪那么他们假冒的礼仪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从前晏子对于权臣僭越窃取，说“只有礼仪可以制止他们”，臣对于异端也这样说。礼仪在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礼仪实行那么道德就统一了，道德统一那么风俗就相同了。大概道德是其中的道理，而礼仪则是其中有条文节制并体现在事情上可以实行的，所以我们拥有学校来培养士人，不是学校不可以聚集门徒；我们拥有经术来教育人，不是经术不可以驾御言论；有礼仪来祭祀神灵，不是自己的鬼神就不允许祭祀；有器具来送终，不是符合身份就不允许使用。像这样，那么他们教导我们的人，不仅不敢做，而且来不及做并且也不屑于做了，道德怎么会有不统一的，风俗怎么会有不同的呢？

汉代董仲舒对汉武帝说：“《春秋》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大义。现在老师传授不同的道理，人们有不同的议论，百家方法不同，旨意不同，因此上面无法维持大一统，法制多次变更，下面不知道所守持的是什么。臣愚以为，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孔子学术范围内的，都断绝他们的道路，不要让他们同时并进，邪僻的学说灭绝停止，然后纲纪可以统一而法度可以明确，百姓就知道所跟从的了。”皇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绛于是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方正中有人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言论扰乱国家政事的，请求全部罢免。奏请被批准。

臣按：治理国家的方法只有两种，就是政治和教育罢了。政治有纲纪，教育有关键，治理政治而振作它的纲纪，治理教育而抓住它的关键，治理之道就确立了。凭着四海之大、亿万民众之多，人人各有一颗心，心各有见解，人人有意欲实行自己的私利，如果不是上面的人抓住关键，总摄并整齐它们，使它们归于一途，人人必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万物必定要顺遂自己的私利，事事必定要实行自己的见解，天下怎么能够统一于一个标准呢？圣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统一道德的说法。然而道德的本体只有一个罢了，而它的运用却不一致，人人各有一颗心，心各有见解，都自认为掌握了道德，然而都是似是而非，所以把非当作是的到处都是。学习申不害、韩非的人把申不害、韩非当作道德，学习杨朱、墨翟的人把杨朱、墨翟当作道德，学习苏秦、张仪的人把苏秦、张仪当作道德，学习佛教、道教的人把佛教、道教当作道德，纷纷扰扰，各自把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当作道德，他们与学习孔孟的人对于孔孟的道德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肯定自己的正确而否定别人的错误，如果不是上面的人给他们展示真正的正确并阐明他们为什么错误，他们怎么肯否定自己所肯定的而肯定别人所否定的呢？武帝刚即位的时候，首先举荐贤良方正，就得到了董仲舒这样的真儒，董仲舒首先以此进言而丞相卫绛又以此上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上的学者因此知道

译尊崇孔子的学说，从后来建立太学、设立博士、阐明经学义理，使得儒家的道统在天下大行其道，彻底洗刷了秦朝人的浅陋，直到如今儒家道统盛行、经学义理大明，这都是汉武帝振作有为的功劳、卫绾上奏请求的业绩、董仲舒发扬光大的力量啊。唉！他对世道人心的功绩，难道是不小的吗？

译汉宣帝甘露三年，下诏让众儒生在石渠阁辩论五经的异同，萧望之等人评定后上奏，皇上亲自裁断，确立了梁丘《易》、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的博士地位。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虽然它包容贯通各家学说显得详尽广博，但其中难免有错误和冗杂之处，博士马嘉运驳斥纠正其失误，皇帝下诏再次命令裁定。

吕祖谦说：“传注之学，汉代的儒生各自成为专门名家，以至于魏晋、梁、隋时期完整的经义固然有所散失，然而郑玄、王肃等人的学说尚存，仍有可见的优点。自从孔颖达汇集众家之说编成《正义》，后来研读经书的人只知道有《正义》，而众儒生的学说就不再留存了。”

臣按：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众儒生讲论五经的同异，然而只是讲议而已，没有形成著作，直到唐太宗才开始命令孔颖达会合众儒臣编撰《五经正义》，这也是一统道德的一个方面。大概道德虽然具备于人心、出于天命，然而如果不考证圣贤的经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呢？因此自古有志于实现三代治世的帝王，没有不把统一风俗作为要务的，统一风俗没有不把一统道德作为先决条件的，一统道德如果不以圣贤之言作为准则，怎么知道其所以然的缘故与所应当遵循的法则并加以施行呢？即使想要道德统一也不可能做到。圣贤之言都记载在经传中，如果不加以表彰和阐发，在上位的人凭什么作为依据，在下位的人就会有不信服的。因此帝王想要一统道德以统一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命令众儒生考证校正并汇总，用来颁布天下，使家家户户传诵，那么凡是拥有这种道德的人都知道这样才是道德、不这样就不是，都归于道德，风俗纯正而没有彼此疆界的差别。唐太宗对此有见识，命令孔颖达考证校正六经，而孔颖达不足以承接皇上的意图，所校正的多有错误和冗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孔颖达的学问虽然有可挑剔之处，而太宗的见识则超然出于后世君主之上，值得称颂。我太祖开国之前，首先建立学校，不久下诏实行科举，一律用五经四书教导人并选拔士人，士人各自专攻一经并兼治四书，太宗又命令众儒生辑录《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易》以程朱为主，《书》以蔡氏为主，《诗》以朱氏为主，《春秋》以胡氏为主，《礼记》则采用陈澔的《集说》，四书的训释则完全依据朱子的《集注》和《章句》。五经自汉代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辟门户而殊途异辙，有的拘泥于训诂，有的流于谶纬，直到宋代濂、洛、关、闽诸儒出现，然后经旨才在世上大显，而我朝历代圣君又加以表彰，于是成为千古不可更改的大典、不可改变定论，因此道德统一而没有歧途的偏差，风俗相同而没有疆界的区别，这世间的百姓得以看见天地的纯全、认识圣贤的至理、享受帝王的盛治，是多么幸运啊！

东晋范宁喜好儒学，性格刚直，曾经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有人认为他贬低得太过了，范宁说：“王、何废弃典章文献，使仁义隐没，用浮夸的言辞游说动摇后生，使士大夫们突然改变方向，以至于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放纵暴虐一时，只足以丧失自身、颠覆国家，作为后世的警戒，怎么能改变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一世的祸患轻、历代的祸患重，自取灭亡的罪过小、迷惑众人的罪过大。”

臣按：老庄的学说，痛恨世俗之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禄而不知道止境，所以肆意发表论说，想要矫正并端正它而不知道自己的言论过分了。后来的人效法他们的言论作为学说，得到他们的言论而得不到他们言论的初衷，所以申不害、韩非用它来施行惨酷刻薄，王弼、何晏用它来施行浮华放荡，申不害、韩非使用而秦朝灭亡，王弼、何晏放纵而魏晋灭亡，这没有其他原因，道德没有显明于天下，立说的人各自以自己的道德为道德，而使用他们学说的人不知道他们所谓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罢了。假使明君在位，而辅佐政治的人有合适的人选，师表树立在上，义理显明在下，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宋代道学大显，其末流的弊端竟然有人假借道学来谋取私利，一切不做事，在上位的人从而相信他们，于是导致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过而实效微弱，一时士大夫所崇尚的虽然邪正与晋人不同，但同样归于混乱。唉，君主的好尚能不慎重选择并精细考察吗。

韩愈说：“老子轻视仁义，不是毁谤它，而是他见识短浅。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不是天小，而是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谨小慎微当作义，他轻视仁义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谓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谓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义来说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仁与义来说的，是个人的私言。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朝焚书，汉代崇尚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尚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于杨朱就归于墨子，不归于老子就归于佛教。”

译进入那里的必定从那里出来。”又说：“古代从事生产的人有四类，现在从事生产的人有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一类，现在从事教化的人占其中三类。从事农业的家庭占一份，而吃粮食的家庭占六份；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占一份，而使用器具的家庭占六份；从事商业的家庭占一份，而依赖商业供给的家庭占六份，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并沦为盗贼呢？”

译臣按：古代百姓分为四类，而教化统一，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不同的习俗，士人没有不同的学问，这就是风俗之所以淳厚的原因。大概百姓分为四类，各自有固定的职业，衣食容易供给；教化专一，士人有确定的见解，志趣方向不偏差，风俗怎能不统一呢？自从佛老之教兴起，百姓和教化都增加了两倍，议论上这就正确那就不对，风俗上日新月异，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各自推崇自己的道、各自标榜自己的德，道德不统一造成的。

欧阳修说：“佛是夷狄，距离中国最远，而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尧、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也没有办法进入，等到三代衰落，王政缺失，礼义废弃，后来二百多年佛才来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趁着王政缺失废弃的时候而来，这是遭受祸患的根本。弥补缺失、修明废弃，使王政清明而礼义充满，即使有佛也没有办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臣按：欧阳修这番话是推究根本的论述，然而他说这是自然的趋势，臣则认为这是自然的道理，难道仅仅是趋势吗？那佛教距离我们中国几万里，按趋势没有办法来到中国，然而引导它进入我们中国的，是中国的人。现在它的教法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它的趋势已经坚固牢靠不可动摇，它的话语深入人心，它的偶像和屋宇在人们的耳目中已经熟悉，一旦想要去除它，按趋势确实有不容易做到的地方。欧阳修希望我们修补政教的缺失废弃，确实是返本归源的论述，然而我们政教的缺失废弃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旦恢复千年前的旧貌，不借助上百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其中的君主和宰相难道都能得到卓越而不迷惑的人来治理吗？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制定家乡的礼仪，颁布天下，让家家户户实行古礼，佛教的趋势自然就会衰退，这是早晨下令晚上就可以实行的。积累几十年，人们都知道我们的礼仪简便直接，而觉得佛教的法事烦琐扰人，耗费钱财而对事情没有益处，自然就会废弃而不振兴，英明的君主和有道义的君主有志于扶持世教、驳斥邪说的人出现在其中，举出韩愈所说的“人人火书庐居”的说法，趁着佛教衰退而去除它，那么中国夏商周三代的道德教化、礼义风俗就顿时恢复了。

欧阳修又对君主说：“士人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书，圣道中断，汉朝兴起收拾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无法考证，偏颇的学问和异说因此自成一家，然而传授继承还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消亡，到唐朝编撰《五经正义》，记载虽然广博，选择却不精当，多引用谶纬之书来混杂其中，请求特别下诏让儒臣删去谶纬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的话语所迷惑，然后经义纯粹统一，没有驳杂。臣愚昧地认为，想要使士子学习古礼、磨砺品行而不以六经为根本，想要学习六经而不去除其中的诡异，希望功业教化成功是不可能的。”

臣按：秦汉以来的六经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确实依靠孔颖达的《正义》，它的刻板还保存在福州府学。世上学习经书的人因此得以考察古人的训诂、义例，知道名物、度数的详情，虽然其中有很多驳杂诡异的话语，如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然而朱熹说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订制度、辨别名物，学者如果不先涉猎这些，又怎么能在这些地方用功呢，那么这本书也是世上不可缺少的，只是心中要有主见而知道选择罢了。自从宋代九位儒者讲明经旨，一扫汉唐的陋习，六经的文辞如日中天，六经的道理如水行地，三尺孩童都知道本性本善，而有荀况、扬雄所不及的地方，然而衡量他们达到的程度，出口入耳，不过是传习的话语，而用心考求义理的人即使稍有偏差，终究有确定的见解，这是古代的圣人贤人教导别人都引而不发、举一隅不能反三就不重复教导的原因，是有原因的。现在五经四书，前代儒者的训释明白无疑，学者口诵心解，不再在其中产生疑问，然而所谓的无疑，难道真的没有疑问吗？朱熹说现在的学子能言善道如同鹦鹉，大概鹦鹉的话语只是模仿人的声音罢了，心里未必有所理解。宋元之间，草野间的儒者纷纷杂出，对所谓的五经四书又各自加以训解，大意在于立说而不完全是为了解经，其中可取的不过几家，其余都是想要炫耀奇特、争强好胜罢了。解经而炫耀奇特、争强好胜，比起汉代人的专门名家就更加卑下了，应该让学习经书的人专心研究圣经，然后才涉及宋儒的传注，一以此为主，然后广泛考据汉魏诸儒的训诂、制度、名物，有余力则旁及近世诸人的训说也可以。请求命令儒学大臣精心考据选择以展示给学者，并展示读经的方法，必须先读经而后读传，然后才涉及诸说，那么心中有确定的见解不被异说所迷惑，这才是统一道德的门径。

曾巩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统一道德、同化风俗，大概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之后，所坚守的是一条道、所传承的是一种学说而已。所以《诗》《书》的文章，历经数十代、作者不止一人，而言论未曾不相互承接始终，”

译教化达到如此极致的程度，在那个时候，行为怪异的人会被诛杀，言论怪异的人会被禁止，防范又如此周全完备，所以在二帝三王时期以及其间曾经经历衰乱但先王余泽尚未断绝的时候，百家众说没有能够从中产生的。等到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弃，余泽已经断绝，世间研习方术的人各自得到其中片面的一隅，所以人们逞弄私智、各家崇尚私学的现象在中国蜂拥而起，他们都彰显自己的长处而掩盖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忌讳自己的过失，天下的士人各自发表言论而不能相互沟通，世间的人不再知道学问有统绪、大道有归宿了。

译臣按：诸子百家的各种技艺，如同耳目口鼻，各有其用途而不能相互贯通；而圣人大学的道理则如同心脏，居于灵台之中，作为全身的主宰，使各部分因其功用而明晰通达，让它们相互为用，从而达到大成的境界。这样，学问就有统绪，大道就有归宿，所坚守的是同一种道，所传授的是同一种学说。

程颢对神宗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教化尚未完全纯正，人情尚未完全美好，士人缺乏谦退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但奸邪不止，官吏虽然冗杂但人才不足，这大概是因为学校不修治、师儒不受尊重，没有用来劝勉激励、培养造就他们的缘故。古代统一道德以同风俗，如果师学不正，道德从哪里统一呢？如今人们固执私见，各家持不同学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不再有统一，大道不明、不行就在于此。我认为应当先礼聘近侍中的贤儒，各自按类别举荐，以及所有执事官员、地方长官、州县官吏悉心推举访求，凡是有阐明先王之道、德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志向笃实喜好学习、材能良好品行修养的人，都上报姓名。那些高蹈隐逸之士，朝廷应当厚礼延聘，其余的命州县敦请派遣，汇聚到京城，安排在宽敞闲适的馆舍，丰厚他们的俸禄，体恤他们家庭的有无，由贤能的大臣统领此事，使众儒朝夕在一起讲明正学。其道必定以人伦为根本，明晓物理，其教育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礼乐，那些诱导激励、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都有节次顺序，其关键在于择善修身，以至于教化天下，从乡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其学问品行都符合这些标准的称为成德，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的人，让他们每日接受学业，稍久就举荐其中的贤杰以备高位任用，选择其中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大学的老师，其次分别教导天下的学校，从藩府直到各郡，选择愿意学习的士人、民众中的俊秀者入学，逐渐从大学到州郡的学校，选择其中道业已成可以为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在县的学校任教，如同州郡的制度。这样，得到的人才逐渐广泛，天下风俗将日益纯正，这是王化的根本。帝王之道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希望陛下特别留意，为万世施行。”

虞集说：“程明道想要聚集贤能于大学而教导他们，使他们分别教导天下，这确实是统一道德以同风俗的成法。”

臣按：程子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我私下认为获得贤才又是端正风俗的根本，必定想要获得贤才以端正风俗而统一道德又是其根本。道德不统一，人们就固执私见，各家持不同学说，各自说道说道、各德各德，不能相互统一了。必定想要道德统一而都归于中正，又在于师道的确立。确立师道以修治学校的政令，使他们掌管天下的风化、教导天下的人才，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统一人心的趋向，期望达到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而后停止。之所以这样，如果不是得到程子所说的阐明先王之道、德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哪里足以担当这个重任呢？只有我们的祖宗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教育人才一律以五经四书为教学的工具，凡是如今分布在内外的官员，谁不是阐明先王之道的人呢？今日班列之中、缙绅士大夫之列，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何不加以推举访求，其中有德行文学、声望向来显著、被一时内外所推重的人，就共同举荐上报，任命为师儒的首长，让他们自己选择下属，必定得到如程子所说的志向笃实喜好学习、材能良好品行修养的人来充实其选，而又在大臣中特别任命一人统领此事，如程子所说的那样，授予玺书，责成提督振作兴起的任务，使他们率领众儒详细制定规条，完全以程子所上的札子为准绳依据，学校所施行的必定是太祖皇帝所定的学规，士子所学习的必定是太宗皇帝所颁的书籍，参酌古典，斟酌时制，凡是学校用来诱导激励、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条目次第，分门别类详细列出，作为一代教养的法度，既在太学施行，又颁布天下，这样，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广其所得用来教导的人都有成法而运用无穷了。一定要在他们所教导的众多士人中，区别那些果敢行事的人用来治理百官的事务，选择那些深于道义的人留下来作为太学的老师，分散那些明于经训的人分别掌管州县的教育，而州县受教的士人又以其所受的教育来教导，使学业完成于太学、分别任职于官府、推广教导他人，彼此承传，前后授受，同样学习《诗》《书》，同样归于道德，朝廷的政教是这个道这个德，官府的禁令是这个道这个德，百官的职业是这个道这个德，学校的功课是这个道这个德。道德既统一，风俗自然相同，立德的人不探求隐僻以行怪异，行事的人不谋利而计功，做学问的人不凭空虚构而助长虚伪，修饰言辞的人不厌恶平常而喜欢新奇，居官的人不结党营私而攻击异己，浑浑乎和平温厚的天性，坦坦乎大中至正的境界。世道达到这样，即使唐、虞、三代也不过如此。由此看来，治理

译天下的道理没有比端正风俗更重要的，端正风俗的关键没有比统一道德更迫切的。程颢是一代大儒，曾对他的君主说，希望君主特别留心，将其作为万世奉行的准则。臣冒死援引程颢的话，向皇帝禀告。

译朱熹说：“异端邪说危害正道，固然应当由君子加以驳斥，但必须是我们自己的学问已经明达，透彻地看到了大本、达道的全体，然后依据天理来破除一己的私欲，借由对方的错误来考察我们自身的正道，在议论辩驳之间，彼此的道理都穷尽无遗，而内外的道理一以贯之。就像孟子论述养气时，涉及告子‘义外’说的错误；借由夷子，阐发天理一本的大义。这难道仅仅是攻击对方的过失吗？而是要推究阐明我们大道的极致和本原，可以说没有遗留任何深意了。”

臣按：朱子的这番话是返归根本的论述，所谓上策莫过于治理好自身。我们只要明晓自身的道德，那么他们所谓的非道之道、非德之德，都会因为我们的正确而显现出他们的错误，政事上就不必拘泥于与他们计较胜负。我们的道既已明晓，我们的同道者既已众多，那么自然所到之处都能形成风俗，不久就能恢复三代的旧制了。

以上是以统一道德来使风俗相同

卷七九

▲亲身践行孝悌以敦厚教化

《尚书·商书·伊训》说：确立爱心从亲人开始，确立敬意从长辈开始，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广到四海。

蔡沈说：“孝悌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不必每个人去教导诏令，在这里确立爱敬，在那里表现爱敬，亲爱我的亲人并推广到别人的亲人，尊敬我的长辈并推广到别人的长辈，从家庭开始，通达于国家，最终推行于天下。”

臣按：先儒有言，孝悌的道理推行到天下，而称之为‘立’，是因为在这里尽到了我爱敬的道理，使天下爱其亲人的人无不视我为榜样；在这里尽到了我尊敬长辈的道理，使天下尊敬长辈的人无不视我为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建立中道、确立至极。爱敬的道理既已在这里确立，那么爱敬的教化必然在那里显现，起初是一家，其次是一国，最终是四海之大，无不各有亲人、各有长辈，也无不有爱敬之心。观感兴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那么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平定了。臣认为，上天产生人君并赋予他开创修明人伦纲纪的责任，必定要使三纲六纪都尽其道理，然后才不辜负上天的使命，然而开创修明的端绪就在于爱敬。爱敬既已确立，那么从家到国再到天下，天下的人无不爱其亲人、敬其长辈，人人亲爱亲人而尊敬长辈，家家能爱能敬，天下的人都是由我们君主一人植立爱敬来感化他们的。

《礼记》记载孔子说：“确立爱心从亲人开始，这是教导百姓和睦；确立敬意从长辈开始，这是教导百姓顺从。用慈爱和睦来教导，百姓就重视有亲人；用尊敬长辈来教导，百姓就重视服从命令。用孝道侍奉亲人，用顺从听从命令，推行于天下，没有行不通的。”

叶梦得说：“君子没有不爱人的，但从亲人推广出去就有亲疏差别，所以以爱亲人为开始；君子没有不尊敬人的，但从长辈推广出去就有等级差别，所以以尊敬长辈为开始。从亲人开始而将教化通达于天下，凡是有亲人的人无不敦厚相爱而互相照顾，所以说用慈爱和睦来教导，百姓就重视有亲人；从长辈开始而将教化通达于天下，凡是有上级的人无不服从命令而互相尊重，所以说用尊敬长辈来教导，百姓就重视服从命令。亲爱亲人、尊敬长辈，是君子所确立的，其效验达到天下太平，所以说推行于天下没有行不通的。”

臣按：人君爱其亲人、敬其长辈，只是尽到我作为人子、作为晚辈的礼数罢了，并不是为了让人重视有亲人、重视服从命令而这样做的。然而天下的人看到我爱我的亲人、敬我的长辈，就说：拥有万乘之尊、四海之富的君主尚且尽到人子的礼数来爱其亲人，尽到晚辈的礼数来敬其长辈，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于是都知道以爱亲人为事而尊敬其尊贵者，于是由自己父亲的亲人推广出去，凡是一家之亲不敢不爱；都知道以敬长为事而服从其命令，于是由自己兄长的命令推广出去，凡是在上级的命令无不顺从。这就是人君的爱敬施行于一家，自然有办法推行于天下之大。这没有别的，是因为以心感心，天下没有异心；因教化致教化，天下没有异化。

《孝经》记载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来顺应天下，百姓因此和睦，上下没有怨恨。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由此产生。教导百姓亲爱，没有比孝更好的了；教导百姓礼顺，没有比悌更好的了。礼，不过是敬罢了，所以尊敬他的父亲，儿子就喜悦；尊敬他的兄长，弟弟就喜悦。尊敬一个人而千万人喜悦，所尊敬的少而喜悦的多，这就叫做要道。君子用孝来教导，不是每家都去、每天去见他们，用孝来教导是为了尊敬天下做父亲的，用悌来教导是为了尊敬天下做兄长的。君子侍奉亲人尽孝，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弟尽悌，所以顺从可以转移到长辈身上；治理家庭井井有条，所以治事的能力可以转移到官职上。所以即使是天子，也必有尊贵的人，这是说他有父亲；也必有先于自己的人，这是说他有兄长。孝悌的极致，通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没有不通达的。”

臣按：《孝经》是孔子与曾子问答的话，由曾子的门人所记录。开头说孝是至德要道，是教化产生的根源，由孝进而推论到悌，大概是因为孝的人必定悌，没有孝而不悌的。用孝来教导是为了尊敬天下的父亲，用悌来教导是为了尊敬天下的兄长，尊敬一个人而千万人喜悦，推其极致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这就是孝悌虽然说是治理的要道，其实却是人君的至德，而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