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一
《缁衣》：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吕大临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机心待民，则民亦以机心待其上，奸生诈起，欲刑之不烦不可得矣。”
刘彝曰：“上难事则下难知，上易事则下易知，好恶悖于上，喜怒失其常，于是有匿其诚信以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为阿谀者、包其祸心以为诈伪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罚者，奚所弗至哉？为下如是，可谓难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虽殊而人心之理则一，上之人有偏心难事也、有褊心难事也、有私心难事也、有忌心难事也、有疑心难事也、有欲心难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难知也、厚貌者难知也、巧言者难知也、令色者难知也、阴私者难知也、隐忍者难知也、藏机者难知也、蓄奸者难知也。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权重，人敬惮畏避之不暇，必和颜悦色以待人，开心见诚以示人，倾心输意以用人，平心易气以与人，宽仁大度以容人，至诚恻怛以恕人，则在我者易于事矣。知人之难知也，推诚以待之，因事以试之，如孔子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则人之难知者亦易于知矣。大抵知人则哲，虽尧犹以为难，下之人诚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诚而不藏机蓄智以为牢笼驾驭之术，则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难于知矣，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诗》作”邦“）作孚。’”
陈澔曰：“《缁衣》，郑国风，美郑武公之诗。《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诗。《大雅》，《文王》之篇。”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不必爵命之数劝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矣，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陈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浅，故不从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从其所行。好恶出于正则彼皆从而正，好恶出于非则彼皆从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谓民之表。”
马耇孟曰：“令者令之于民，行者行之于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从其若彼之令而从若此之行，则是上之好恶下之所取以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于君也。林林之众、蠢蠢之民无所知识，见上之所好者在此则从而趋赴之、仿效之，始虽一二而终至于千万，始虽涓滴而终至于滔天，所谓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于一念之偏私、顷刻之顺适，而不知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遂因之而成风俗，或以之而致乱亡，然则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谨哉？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
陈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恶之所在也，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为爱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爱之心，致力于行己之善，而悦其上如子从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悫曰：“民以君为心者言好恶从于君也，君以民为体者言休戚同于民也。体虽致用于外然由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虽为主于内然资乎体之所保，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
陈祥道曰：“体从心者也，民从君者也，故上临之以庄则下亦舒矣，上临之以肃则下亦敬矣。心以体率，心不在焉则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岂非
译《缁衣》篇记载：孔子说：“如果在上位者容易侍奉，在下位者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杂了。”
吕大临说：“在上位者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不敢真心实意地对待他，容易侍奉是因为在上位者喜好诚信的缘故，容易了解是因为百姓真心实意的缘故。如果在上位者用机巧之心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会用机巧之心对待在上位者，奸邪产生，诈伪兴起，想要刑罚不繁杂是做不到的。”
刘彝说：“在上位者难以侍奉，那么在下位者就难以了解；在上位者容易侍奉，那么在下位者就容易了解。如果在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违背常理，喜怒失去常态，于是就有隐藏自己的诚信来讨好取悦的人、压抑自己的忠直来阿谀奉承的人、怀着祸心来伪装欺诈的人，只要能够蒙蔽在上位者而免除罪责惩罚，有什么事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在下位者像这样，可以说是难以了解了。”
臣按：上下尊卑的分别虽然不同，但人心的道理是一致的。在上位者有偏心所以难以侍奉，有褊狭之心所以难以侍奉，有私心所以难以侍奉，有忌妒之心所以难以侍奉，有猜疑之心所以难以侍奉，有欲望之心所以难以侍奉；在下位者感情深沉的人难以了解，外表厚重的人难以了解，花言巧语的人难以了解，伪善逢迎的人难以了解，阴私隐秘的人难以了解，隐忍不发的人难以了解，藏有机心的人难以了解，蓄养奸邪的人难以了解。作为在上位的人，知道我的地位尊贵而权力重大，人们恭敬畏惧、躲避还来不及，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对待人，开诚布公地展示给人，倾心诚意地任用人才，心平气和地与人交往，宽宏大度地包容他人，至诚恻隐地宽恕别人，那么在我这里就容易侍奉了。知道人难以了解，就推诚相待，通过事情来考察他，就像孔子所说的“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他的安心所在”，又像所说的“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相信别人的虚伪”，这也算是先觉者了，如果是贤人，那么人的难以了解也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大抵了解人就是智慧，即使是尧也认为很难，在下位的人确实不容易了解，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一律以诚信对待他们，而不隐藏机巧、蓄养智谋作为牢笼驾驭的手段，那么在我这里就容易侍奉，而在他们那里就不难了解了，孟子说：“至诚而不能打动人的，是没有的。”
孔子说：“喜爱贤人就像《缁衣》那样真诚，厌恶恶人就像《巷伯》那样深切，那么爵位就不会被轻慢而百姓会兴起善意，刑罚不必使用而百姓都会信服，《大雅》说：‘以文王为榜样，万国都信服。’”
陈澔说：“《缁衣》是郑国的国风，是赞美郑武公的诗。《小雅·巷伯》是寺人讽刺周幽王的诗。《大雅》是《文王》这一篇。”
吕大临说：“喜爱贤人一定要像《缁衣》那样笃诚，那么人们就知道在上位者确实喜爱贤人，不必用爵位命令来劝勉，百姓自然会产生善意来尊敬在上位者；厌恶恶人一定要像《巷伯》那样深切，那么人们就知道在上位者确实厌恶恶人，不必施加刑罚，百姓自然畏惧信服。文王的喜好和厌恶合乎正道，而且都出于诚心，所以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德行之所以能取信于下民。”
孔子说：“在下位者侍奉在上位者，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听从他的行为，在上位者喜好某种东西，在下位者一定有比这更过分的人。所以在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不可不慎重，这是百姓的表率。”
陈祥道说：“言语教化人的程度浅，所以不听从他的命令；行为感化人的程度深，所以听从他的行为。喜好和厌恶出于正道，那么他们都跟随正道；喜好和厌恶出于非正道，那么他们都跟随非正道，就像标杆端正影子就端正、标杆歪斜影子就歪斜一样，所以说是百姓的表率。”
马耇孟说：“命令是对百姓发布的，行为是自己践行的，他所践行的像这样，他所命令的像那样，百姓不听从他那样的命令而听从他这样的行为，这就是在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是下位者取以为正道的，所以不可不慎重。”
臣按：在上位者喜好某种东西，在下位者一定有比这更过分的人，更过分是指超过君主。众多的百姓、愚昧的民众没有什么见识，看到在上位者喜好这个，就跟随趋向、仿效，开始虽然只有一两个人，最终达到千万人，开始虽然只是涓滴之水，最终达到滔天之势，所谓更过分的人就是这样。唉，人君的喜好兴起于一念之间的偏私、片刻之间的顺适，却不知道天下的人随风倒伏，于是因此形成风俗，或者因此导致动乱灭亡，那么作为君主的人，他的喜好可不谨慎吗？
孔子说：“在上位者喜好仁德，那么在下位者实行仁德就会争先恐后，所以治理百姓的人要彰显志向、端正教化，尊崇仁德以像父亲爱护子女那样爱护百姓，百姓就会致力于修养自身来取悦在上位者。”
陈澔说：“彰显志向是指明白我的喜好和厌恶所在，端正教化是指以身作则来端正教化。所志所向、所教所导没有不是尊崇仁德的事情，以此作为爱护百姓的方法，因此百姓都感激他像父亲爱护子女那样的心意，致力于修养自身的善行，而取悦在上位者就像子女顺从父母的命令一样。”
孔子说：“百姓以君主为心，君主以百姓为身体，心庄重则身体舒展，心严肃则容貌恭敬。心喜好什么，身体必定安适什么；君主喜好什么，百姓必定想要什么。心依靠身体保全，也依靠身体受伤；君主依靠百姓生存，也依靠百姓灭亡。”
方悫说：“百姓以君主为心，是说喜好和厌恶跟随君主；君主以百姓为身体，是说休戚与共同于百姓。身体虽然在外部发挥作用，但是由心所驱使，所以说心喜好什么，身体必定安适什么；心虽然在内部为主宰，但是依靠身体来保全，所以说心依靠身体保全，也依靠身体受伤。”
陈祥道说：“身体是跟随心的，百姓是跟随君主的，所以在上位者以庄重临下，那么下位者也舒展了；在上位者以严肃临下，那么下位者也恭敬了。心依靠身体来统率，心不在这里，那么看了也看不见、听了也听不到，难道不是
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谓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则下莫不仁，君好义则下莫不义，苟君不为之则民无从焉。体卫心者也，体全则心与之全，体伤则心与之伤，故曰心以体全亦以体伤。民卫君者也，民归之然后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则亦不能以独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译心中喜爱它，身体就一定会安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君主是率领百姓的人，君主喜好仁德，那么下面就没有人不仁德；君主喜好道义，那么下面就没有人不道义；如果君主不这样做，百姓就没有效法的对象了。身体是护卫心灵的，身体健全，心灵也就随之健全；身体受伤，心灵也就随之受伤，所以说心灵因身体的健全而健全，也因身体的受伤而受伤。百姓是护卫君主的，百姓归附他，然后他才能成为君主；天下的百姓都背离他，那么他就不能独自成为君主了，所以说君主因百姓的拥戴而存在，也因百姓的背离而灭亡。
臣按：《缁衣》此篇即心体相须以喻君民相资之意，以见肢体之运动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犹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恶也。然肢体之运动，心神固资之以为荣卫，然而运动之极至于疲废而痿痹焉，则人心之神亦因之而伤损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资之以为奉养，然而役使之过至于贫苦而怨叛焉，则人君之国亦因之而丧亡矣。所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为人上者宜常书于座右以为朝夕之儆，以比丹书之戒焉。
《春秋左氏传》：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
孔颖达曰：“所好必善，所恶必恶，在上者所好所恶不有过愆，则下民知所适归，言皆知归于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陆贽曰：“凡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上所不为而下或为之，然后可以设峻防、置明辟；若上为之而下亦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虽为季武子而发，然万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诸己然后为之，夫然则所令无不行、所禁无不止矣。苟徒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是岂《大学》絜矩之道哉？
《论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朱熹曰：“庄谓容貌端严也。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张栻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谓之使者是有意于殴使其民也。圣人答之以庄、孝慈及举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则之一辞，盖谓在上者能如此临之以庄而孝而慈而举善、教不能，则民自有如此感应，初非有所使亦不待于使而然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书》曰“表正万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则影正矣。先儒谓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诚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则近而群臣、远而万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盗也，非独谓货财，凡吾之所不当有者而有之皆是盗之事。康子患人盗他人所有之货物而欲弭之，圣人告之以不欲。所谓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为、义之不当为、分之不得为而恃吾之势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为之，皆是盗也。吾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为小盗，岂理也哉？所谓虽赏之不窃，乃假设之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
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张栻曰：“在上者志存于杀，则固已失长人之本矣，乌能禁止其恶乎？欲善之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则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然则民之所以未之从者，则吾欲善之诚不笃而已。”
臣按：人君之于民，如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阏其生生之理而或至于伤其生。君之于民，当体天地、父母之心，庶几尽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于民，贤者则保恤之，不肖者则哀怜之，养之教之、惩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后加之刑焉。
译臣按：《缁衣》这一篇，是以身心相互依存来比喻君民相互依赖的道理，借此说明肢体的运动都是由心神主宰，也就像百姓的安危祸福都是由君主的喜好厌恶所决定的一样。然而肢体的运动，心神固然依靠它来维持气血运行，但如果运动过度以至于疲惫衰竭、痿软麻痹，那么人心之神也会因此受到损伤。百姓的服役，君主固然依靠他们来供养自己，但如果役使过度以至于百姓贫困困苦、怨恨反叛，那么君主的国家也会因此灭亡。所谓“君主因百姓而存在，也因百姓而灭亡”，这两句话，身居高位的人应当常常写在座右，作为早晚的警戒，就像丹书上的告诫一样。
《春秋左氏传》记载：穆子说：“我听叔向说过：‘喜好与厌恶没有偏差，百姓就知道该往哪里去，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
孔颖达说：“所喜好的必定是善的，所厌恶的必定是恶的，在上位者所喜好和厌恶的没有过错，那么下层的百姓就知道该归向哪里，意思是都知道归向善道。”
臧武仲说：“上位者所做的，是百姓归向的榜样。上位者不做而百姓却做了，因此施加刑罚，没有人敢不惩戒；如果上位者做了而百姓也做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又何必禁止呢？”
陆贽说：“大凡上位者所做的，是用来引导下层的；上位者不做的，是用来约束下层的。上位者不做而下层却做了，然后才可以设立严密的防范、制定明确的刑罚；如果上位者做了而下层也做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又何必禁止呢？”
臣按：臧武仲这番话虽然是为季武子而发，但万世之后身居高位的人制定法制、明确禁令，必须自己先做到然后才去推行，这样，所命令的没有不执行的，所禁止的没有不停止的。如果只知道责备别人而不知道责备自己，这难道是《大学》中推己及人的道理吗？
《论语》记载：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办？”孔子说：“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众人，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
朱熹说：“庄重是指容貌端严。用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百姓就会对自己恭敬；对父母孝顺、对众人慈爱，百姓就会对自己忠诚；善人被提拔，能力不足的人被教导，百姓就会受到鼓励而乐于行善。”
张栻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应当做的，并不是为了要让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才去做的，但能做到这样，那么百姓的反应大概就会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
臣按：季康子问如何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称为“使”，是有意去驱使他的百姓。圣人回答以庄重、孝慈以及提拔善人、教导能力不足的人，并加上“则”字，大概意思是说，在上位者如果能这样以庄重对待百姓，并且孝顺、慈爱、提拔善人、教导能力不足的人，那么百姓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应，起初并不是有所驱使，也不等待驱使就会这样。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范祖禹说：“没有自己不正却能端正别人的。”
臣按：《尚书》说“表率端正，万邦归正”，上位者是表，下位者是影，表端正了影子也就端正了。先儒说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能用端正自己的人去端正别人，自己不能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身居高位的人如果能真正以端正之心存于内心，以身作则率先天下，那么近的群臣、远的万民，谁敢不端正呢？
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求，即使奖赏百姓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偷。”
朱熹说：“意思是您不贪欲，那么即使奖赏百姓让他们做盗贼，百姓也知道羞耻而不偷窃。”
臣按：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取，就是盗，不仅仅指财物，凡是我所不应当拥有却占有的，都是盗的行为。季康子担忧别人偷窃他人的货物而想要消除这种现象，圣人告诉他不要贪欲。所谓不要贪欲，凡是我所嗜好、使用的，如果道理上不可为、道义上不应当为、名分上不允许为，却倚仗我的权势去多取、乘我的力量去强夺、放纵我的才能去妄为，这些都是盗。我做大盗却禁止小民不做小盗，这合乎情理吗？所谓“即使奖赏也不偷窃”，是假设的说法。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用杀戮呢？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
朱熹说：“治理政事的人，是百姓所观察效仿的，为什么要用杀戮呢？想要善，百姓就会善了。”
尹焞说：“杀戮这种话，难道是身居高位者该说的吗？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百姓会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百姓会争讼，何况是用杀戮呢？”
张栻说：“在上位者心里存有杀戮的念头，就已经失去了养育百姓的根本了，怎么能禁止他们的恶行呢？想要善的诚心笃厚，体现在政教之中，那么百姓将会顺从并发生巨大的变化，就像风吹动一样，谁有不顺从的呢？那么百姓之所以没有顺从，只是我想要善的诚心不够笃厚罢了。”
臣按：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天地对于万物、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天地化生万物、父母生育子女，只担心不能让他们得到安适而夭折阻碍他们生生不息的道理，甚至伤害他们的生命。君主对于百姓，应当体察天地、父母的心意，这样才能尽到君主的道义。所以君主对于百姓，贤能的人就保护体恤，不贤的人就哀怜同情，养育他们、教导他们、惩戒他们、告诫他们，反复多次，不得已之后才施加刑罚。
而刑亦有等第，非至于逆天理、败人伦不加之以极刑也。康子乃欲杀无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吾居人之上，所谓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责下之人无道而杀之，又何以知其为无道也？圣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诸身而自尽其道也。所谓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纯粹而无恶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为则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发而兴起矣。
译刑罚也有等级，如果不是到了违背天理、败坏人伦的地步，是不会施加极刑的。康子却想要杀掉无道之人来成就有道之人，然而只有自身具备道，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我居于众人之上，所谓的道有时显现有时隐没，却想要责备下属无道而杀掉他们，又怎么知道他们就是无道的呢？圣人告诉他说，你希望善良，百姓就会善良，这是希望他反求诸己而尽到自己的道。所谓的善，是天理的公正、人道的正当，纯粹而没有恶念。我有这种善，别人也有这种善，在上位者以善来要求自己，那么在下位者同样拥有这种善的人，也会被感发而奋起向善了。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负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臣按：在己者皆尽其道则在下者各以类而应之，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谢良佐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辅广曰：“上好礼则品节分明而诚意退逊，故观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听上之命而易使。”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恶知民之好恶，又能以民之好恶为己之好恶也。夫好其所好而与之聚之，恶其所恶而不以施焉，则上之爱下真犹父母之爱其子矣，彼民之亲其上岂不亦犹子之爱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谓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则爱民之道也。虽然上下之分虽殊，好恶之情则一，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能若是乎？苟为不然，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独用人为然。
《诗》云：“节（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俱也）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则为天下翙矣。
朱熹曰：“《诗》，《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周太师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
臣按：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赖以平之，民有不公赖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是谓拂人之性、逆人之情，虽其位高势重，一时无如之何，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噫，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可不谨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朱熹曰：“张氏谓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此章直戒人君，义亦小异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盖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民，有桀、纣之君则有桀、纣之民，苟所行者桀、纣之事而求尧、舜之治，无此理也。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沦败，自古及今无不然者，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与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行令乎？”
臣按：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是诚识治化之体、风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于成王命君陈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大学》所谓“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礼记》谓“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皆此意也。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不当于义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
译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真诚。如果这样，那么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归附了。”
朱熹说：“喜好义，就是做事合乎宜当、情实真诚。恭敬、服从和真诚，都是百姓各自以同类来回应上位者的喜好。”
臣按：在上位者自身都尽到了正道，那么在下的百姓就会各自以同类来回应，这就是所说的端正自己而万物随之端正。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容易驱使。”谢良佐说：“礼制通达而名分确定，所以百姓容易驱使。”
辅广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等级节制分明而诚意谦退，所以下面受到感化的人也都安守自己的本分、听从上位者的命令而容易驱使。”
《大学》说：《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所喜爱的他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他也厌恶，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
朱熹说：“能够以絜矩之道把民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就是爱民如子而百姓也爱他如父母了。”又说：“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能以自己的好恶推知百姓的好恶，又能以百姓的好恶作为自己的好恶。喜爱百姓所喜爱的并和他们聚集在一起，厌恶百姓所厌恶的而不施加给他们，那么上位者爱护下位者就真像父母爱护子女了，那些百姓亲近上位者难道不也像子女爱护父母吗？”
臣按：前代儒者说爱民之道不过是顺从百姓好恶的心罢了，大抵百姓所喜爱的是温饱安乐，所厌恶的是饥寒劳苦，让百姓常得到他们所喜爱的而不把所厌恶的事情加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爱民之道。虽然上下名分虽然不同，但好恶的情感是一致的，百姓所好恶的也就是我所好恶的，通过自己的好恶来推知他人的好恶，又以百姓的好恶作为自己的好恶，如果不是真心爱民而以父母之心对待百姓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如果不这样，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爱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只是用人方面是这样。
《诗经》说：“那南山高峻，岩石险峻，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注视着你。”有国君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如果有偏差就会成为天下的大祸害了。
朱熹说：“《诗经》，是《小雅·节南山》的篇章。师尹，是周朝的太师尹氏。说在上位的人是被百姓瞻仰的，不可不谨慎，如果不能以絜矩之道而好恶偏袒于一己之私，那么身死国亡就会成为天下的大祸害了。”
臣按：前代儒者说传文引用这两首诗来说明在上位的人是百姓共同仰望的，那么他的好恶应当与百姓相同，如果偏袒于一己之私，就会违背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而成为天下所诛戮的对象。因为上位者是下位者所瞻仰的，百姓有不平的依靠他来平定，百姓有不公的依靠他来公正，而在上位的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恶偏袒于一己之私，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逆反人的情理，虽然他的地位高权势重，一时无可奈何，虽然未必至于被诛戮却有被诛戮的道理。唉，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却不能尽到父母的道义而成为天下的大祸害，也不过是在好恶的公正与偏私罢了，能不谨慎吗？
孟子说：“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
朱熹说：“张氏说这一章重复出现，然而上篇主要说人臣，应当以端正君主为急；这一章直接告诫君主，意义也稍有不同罢了。”
臣按：这一章即从君道来阐明感化的关键，大概有尧、舜这样的君主就有尧、舜这样的百姓，有桀、纣这样的君主就有桀、纣这样的百姓，如果所行的是桀、纣的事而追求尧、舜的治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君主行仁义而下位的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来回应，天理昭昭也不容许，不久就会沦丧败坏，自古及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存有仁义之心来施行仁义之政。
汉章帝时，马廖上疏说：“从前元帝废除服官、成帝穿洗过的衣服、哀帝撤去乐府，然而奢侈费用不停止以至于衰败混乱，是因为百姓跟随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语。改变政教移风易俗一定要有根本，《传》说‘吴王喜好剑客，百姓多有创伤疤痕；楚王喜好细腰，宫中多有饿死的人’，长安的谚语说‘城中喜好高髻，四方就高一尺；城中喜好广眉，四方就画到半额；城中喜好大袖，四方就用整幅帛。’这些话看似戏言，却切合事实，先前颁布的制度不久就渐渐不执行，虽然有时官吏不奉法，实在是因为怠慢从京师开始。现在陛下朴素简约的安适发自圣性，如果真能让这些事彻底完成，那么四海传颂功德，声名熏染天地，神明可以沟通，何况施行命令呢？”
臣按：马廖所说的百姓跟随行为而不跟随言语，确实是认识治化根本、风化源头的言论。这话始于成王命令君陈说“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他们所喜爱的”，《大学》所说的“所命令的与所喜爱的相反而百姓不听从”、《礼记》所说的“不听从所命令的而跟随所行为的”，都是这个意思。因为君主一身是风化的根本，而京师又是风化开始的地方，君主如果真能正身齐家而不做非礼非义的事，而在京师这个首善之地，对于凡事的经营、物品的创造，凡是不合乎礼、不应当于义的，一切禁革而只效法古初
式、礼义之是程，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制造之工，不但己也。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岂不信哉？
译法式、礼义是行为的准则，如果有违背的，必定加以治罪，并连坐其监管长官和制造工匠，不只是惩罚当事人而已。后世的君主所颁布的律令格式，难道不严格谨慎吗？然而能够暂时施行却不能长久的原因是什么呢？上位者既然不能率先以身作则，因此亲近尊贵的人仿效并首先触犯，然后天下人便像风吹草伏一样随之败坏。所谓百姓跟随行动而不跟随言语，难道不确实吗？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是即《大学》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节俭，以身示教为天下先，复立为制度、严为禁令，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左右侍御之臣，内而朝着、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礼逾制，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责人而不责己，限疏而不限亲，禁远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而于郡县之远、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严为之法，则亦虚费文移，徒挂墙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卷八二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吕祖谦曰：“周公之训大矣，犹欲弘之者，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惟奋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盖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宽，苟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然宽不可一于宽，必宽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奖拔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宁，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历三十六年之久，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宁、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
译第五伦又对汉章帝说：“各位诸侯王、公主及外戚骄横奢侈，超越礼制，京城尚且如此，拿什么来昭示远方？所以说，自身行为不正，即使发布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以身作则进行教导，人们就会顺从；仅靠言语进行教导，人们就会争讼。阴阳调和，年成才会丰收；君臣同心，教化才能成功。”
臣按：第五伦说“以身作则进行教导，人们就会顺从；仅靠言语进行教导，人们就会争讼”，这就是《大学》所说的“他所发布的命令与他所喜好相违背，百姓就不会服从”的意思。所以，君主既然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亲身践行节俭，以身作则作为天下的表率，又建立制度、严明禁令，来警戒妃嫔、宗室亲戚这类人以及左右侍奉的臣子，使朝廷内部和京城近处，各自安守本分，不得越礼逾制，那么天下就会顺从他的教化而不敢触犯。如果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限制疏远的人而不限制亲近的人，禁止远方的人而不禁止近处的人，对于耳目所及之处却装作没听见没看见，而在郡县远方、乡里之间却详细制定制度、严厉设立法律，那也只是白白浪费公文，徒然挂在墙壁上罢了，怎么能收敛他们放纵的心思、杜绝他们喧哗的议论、革除他们颓废的风俗呢？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
卷八二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周王说：“君陈，你应当弘扬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倚仗法律来侵削百姓，宽厚而有节制，从容平和。”
吕祖谦说：“周公的训诫已经很大了，还想要弘扬它，是因为继承前人的政事，如果只以维持沿袭为心，所取得的成就必定比前人低好几等，只有奋发开拓，期望光大前人的基业，然后才仅仅能够不废弛，因为开创和继承，其力量是不同的。在宽厚平和的时代，大体固然应当宽厚，如果没有节制就会流荡放肆，怎么能从容平和呢？在品级制度中驯服调娱，在规范范围内游息化养，这就是平和的原因。”
蔡沈说：“君陈怎么会依仗权势来逞威风、倚仗法律来侵削呢？然而权势是我所拥有的，法律是我所使用的，喜怒予夺毫发之间不取决于人而取决于自己，这是私意而不是公理，怎么能不逞威风来侵削呢？君陈的时代是宽厚平和的时代，然而宽厚不能一味宽厚，必须宽厚而有节制；平和不能一味平和，必须从容平和。”
臣按：先儒说周公将殷商的顽民迁到下都，周公亲自监管他们，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代替周公，这是任命君陈的策命之辞。周公谨慎对待殷商顽民，君陈继承其后，百姓中习气顽劣粗犷的人到这时稍微驯服了，所以成王告诫他不要用法制来施行刻薄的政治，尚存宽厚的典章来布施和厚仁爱，希望他们顺从我的教化来改变旧俗。
又说：“你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怒憎恶，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伟大。简别他们的修养，也简别他们不修养的，进用那些良善的人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
蔡沈说：“不要愤怒憎恶人还没有教化的，不要要求人不能忍受的完美，说的是包容事情、包容德行。”
侯甫说：“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怒憎恶，是有忍耐的人；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是有包容的人。”
王安石说：“修指他们的职业，良指他们的行义。职业有修养和不修养的应当简别区分，那么人们就会劝勉立功；进用行义良善的人来率领不良的人，那么人们就会勉励品行。”
臣按：百姓作为百姓，有修养的也有不修养的，有良善的也有不良的，修养的简别区分，不让他们与不修养的混杂，不修养的也简别区分，不让他们与修养的混杂，既然这样简别区分，然后从中希望那些能够修养而达到良善的人进用他们，而不良的人知道惭愧仰慕，也必定会修饬自己而达到良善，这就是进用良善的人来率领不良的人。先儒说对顽劣不听从教化的人不可以愤怒憎恶，对听从教化的人也应当奖拔，但是不可以要求完美。一定要有忍耐，德行才能伟大，这就是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怒憎恶的意思；简别修养到率领不良的人，这就是不要要求完美的意思。这几句话虽然是成王对君陈治理殷民说的，确实是万世君主任命官员教化百姓的要道。
《毕命》：周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把大德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家业，谨慎对待殷商顽民，迁到洛邑，靠近王室，用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了三纪（十二年称为纪），世代（父子称为世）变化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
蔡沈说：“毕公代替周公担任太师。文王、武王把大德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说的是得天命之难。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安定国家，谨慎对待顽民，迁到洛邑，靠近王室，用来教化他们，已经历了三纪，世代已经变化而风气才开始转移，现在四方没有可忧患的事情，而我一人得以安宁，说的是教化之难。”
臣按：凭借周公的元圣，辅佐文武的圣明、成王的贤德，而殷民在京邑近处又接着由君陈来调和，其中经历了三十六年之久，世代已经变化了而后风气才开始转移，由此看来，百姓难以教化可以知道了。然而殷民在洛邑，靠近王室，说没有忧患的事情而说四方，大概是一肢有病而全身不安、一处有事而四方骚扰，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四方之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