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一
能不役乎民，然役有轻重、繁简、远迩、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强弱、富贫、贵贱之异，不可以一概论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别其宽狭硗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虚实，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强弱老少，必验其畜产以知其贫富有无，必有夫有妇然后谓之一家，必年富力强然后谓之可任，彼夫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事于公与衰耄之老、笃废之疾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所以任夫繇役者皆必少壮之夫，平日习劳、丁多而家给者也。夫民食三土而赖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产，则服力役以为国卫，足国用、成国事，亦其职分之所当为者也。用所当用之人，为所当为之事，虽曰为国，亦所以为民，而又明以察之、公以处之、仁以悯之，是以国家有所经营则咸如子趋父事，有所征伐则莫不敌王所忾，而上无不成之事，下有卫上之忠，而天位永安、国祚延长矣。
译如果一定要役使百姓，那么劳役有轻重、繁简、远近、久速的不同，百姓有老少、强弱、贫富、贵贱的差异，不能用一个标准来一概而论。因此，在成周时代，想要役使百姓，必须先平均分配土地以区分其宽窄和贫瘠肥沃，必须核查人口以了解其多少和虚实，必须衡量人的体格以知晓其强弱和老少，必须查验其牲畜财产以了解其贫富和有无，必须有丈夫有妻子才称为一家，必须年富力强才称为可以承担劳役。那些尊贵而有爵位的人、贤良而有德行的人、能干而有才能的人、在官府服役的人以及衰老年迈的老人、严重残疾的病人，都不能让他们承担劳役之事，所以承担劳役的人都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平时习惯于劳作、家中壮丁多且家庭富足的人。百姓依靠三种土地生活并依赖官府的庇护从而拥有家庭和田产，那么出力服役以保卫国家、充实国家用度、完成国家事务，也是他们职责本分所应当做的。使用应当使用的人，做应当做的事情，虽然说是为了国家，其实也是为了百姓，并且明察秋毫地考察、公正无私地处理、仁爱怜悯地对待，因此国家有所经营时，百姓都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踊跃，国家有所征伐时，没有不替君王抒发愤慨的，上面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下面有保卫君主的忠诚，于是皇位永远安定、国运长久延长了。
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
张载曰：“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余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谓之家。”
吴澂曰：“民无职事谓游惰者也，游惰则罚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谓出士徒车辇以给繇役者也。”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
马端临曰：“古人于游惰不耕及商贾末作之人，皆于常法之外别立法以抑之，间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当如横渠之说，郑注谓‘令出一夫百亩之税’，则无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不几于太酷乎？”
臣按：民之无职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夫之征，彼将何从而得乎？圣人为此制所以抑游惰而使之趋南亩也。当是之时，民之无田者盖鲜矣，间有无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赋，但比之有田者为轻尔。后世口赋之算，不问有田无田皆出赋，与古异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读为征），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均也）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
郑玄曰：“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车辇则转运委积之属。”
臣按：力征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力役之征，有专用人力为者，造作修治之属也；有兼资物力成者，辇运挽输之类也。均人掌均力征，必先审民家之丁中或寡或多，其家之牛马车辇或有或无，因其材而任以事，随所宜而加之役，用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此民之役所以易供，而国之事所以易成也。然用民之力，丰年不过三日、歉年仅用一日而已，而不丰不歉之年则又惟用二日焉，一岁之间三百有六旬，上之人仅用其民三日之力，其三百五十有七日皆民之所自有也，民安得不安富，国安得不清泰哉。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
徐干曰：“民数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之也如此，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也，是以先王致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小则窃滥，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五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所谓版者，即前代之黄籍，今世之黄册也。周时惟书男女之姓名、年齿，后世则凡民家之所有丁口、事产皆书焉，非但民之数而已也。我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册，首著户籍（若军、民、匠、灶之属），次书其丁口（成丁不成丁），次田地（分官民等则例）、房屋、牛只。凡例有四，曰旧管、曰开除、曰新收、曰实在，今日之旧管即前造之实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户，十户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长，辖民户十，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周则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贯，官按此以为科差，诚有如徐氏所谓庶事之所从出而取正焉者也。版籍既定，户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无，披阅之顷，一目可尽，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无不当而均矣。然民伪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攒造之初立法详尽、委任得人，则不能禁革其脱漏、诡寄、飞走、那移之弊，请当大造之年，户部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凡所造之册，必须县册详于府、府册详于布政司、司册详于进呈者，
译载师负责征收，凡是百姓中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要征收“夫家之征”。
张载说：“所谓‘夫家之征’，大概是把一家中一个成年男子称为‘夫’，其余的成年男子全力劳作，或者三人、或者二人，或者两户人家共五人称为‘家’。”
吴澂说：“百姓中没有固定职业的，指的是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对于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就惩罚他们，让他们缴纳一户人家力役的赋税。力役之征，指的是出士兵、徒役、车辆和搬运工来供给官府劳役。”闾师负责，凡是无职业的人缴纳“夫布”。
马端临说：“古人对游手好闲不耕种以及从事商业等末业的人，都在常规法律之外另外设立法令来抑制他们，闲散之民有时缴纳夫布，有时连同缴纳夫家之征，缴纳夫布是常规，连同缴纳夫家之征是用来抑制他们的。夫家的解释应当像张载所说的那样，郑玄注释说‘命令缴纳一个成年男子百亩田地的税’，那么没有田地的人所缴纳的与受田的人相等，不是过于残酷了吗？”
臣按：百姓中没有职业的人既然不授田，却让他们缴纳一户人家一个成年男子的赋税，他们将从哪里得到呢？圣人制定这个制度，是为了抑制游手好闲懒惰的人，使他们趋向农田耕作。在那个时候，没有田地的百姓大概很少了，偶尔有无田的人也不免要供给有田者的赋税，只是比有田者轻一些罢了。后世的口赋计算，不问有田无田都缴纳赋税，这与古代不同了。
均人掌管均衡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役赋税（“政”读作“征”），凡是均衡力役赋税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定，丰年则官府每十天（“旬”通“均”）使用民力三天，中年则官府每十天使用民力两天，荒年则官府每十天使用民力一天。
郑玄说：“人民则治理城墙、街道、沟渠，牛马、车辇则转运堆积物资之类。”
臣按：力征就是孟子所说的力役之征。力役之征，有专门使用人力做的，如建造、修缮之类；有兼靠物力完成的，如搬运、牵引、运输之类。均人掌管均衡力征，必须先审查民家的成年男子是少还是多，家中的牛马车辇是有还是没有，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分配事务，随着适宜的情况来施加劳役，使用他们所有的而不强迫他们没有的，这就是百姓的劳役容易供给，而国家的事务容易完成的原因。然而使用民力，丰年不超过三天，歉年仅用一天，不丰不歉的年成则只用两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上面的人仅使用百姓三天的劳力，其余三百五十七天都是百姓自己支配的，百姓怎能不安于富裕，国家怎能不清平安定呢。
司民掌管登记全国百姓的人数，从长出牙齿以上都登记在户籍上，区分国都、都城郊外以及郊野，区别男女，每年登记上报死亡和出生的人数。等到三年进行一次大统计，将全国百姓的人数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将人数献给君王。
徐干说：“百姓人数是国家的根本，先王周知全国百姓多少的人数，才划分九种职业，九种职业划分后，勤劳的人可见、懒惰的人可闻，而劳役不均的情况就没有了。劳役既均，所以上面的人尽心而下面的人竭力，而各种功业不兴起的，就没有了。各种功业既兴起，所以国家殷实富足，大小不匮乏，百姓休养生息和谐，下面没有怨恨疾苦，而治理不平的，就没有了。《周礼》将百姓人数献给君王，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重视它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执政的人却不了解体恤，所以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法令，用来维持百姓并作为纲目，使邻里互相保爱，赏罚互相牵连，所以出入存亡、好坏逆顺都可以知道。等到乱君执政，户口漏于国家户籍，夫家脱离编组，逃避劳役逃亡的有之，于是奸诈之心竞相产生，虚伪的开端一起发作，小的则盗窃泛滥，大的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挽救。百姓人数，是各种事务的出发点，无不取正于此，用来分配田地、命令贡赋、制造器物、制定俸禄、兴起田役、组建军队，国家以此建立典章，家庭以此确立法度，五礼得以修明，五刑得以施行，这难道不取决于审慎统计百姓人数吗？”
臣按：所谓户籍，就是前代的黄籍，当今的黄册。周朝只登记男女的姓名、年龄，后世则凡是民家的所有丁口、财产都登记，不只是百姓的人数而已。我朝每十年进行一次大造册，首先著录户籍（如军、民、匠、灶之类），其次登记丁口（成丁不成丁），再次登记田地（分官民等则例）、房屋、牛只。凡例有四，曰旧管、曰开除、曰新收、曰实在，今日的旧管即前次造册的实在。每里一百一十户，十户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长，辖民户十，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周则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贯，官府按此作为科差，确实像徐氏所说的各种事务的出发点而取正于此。户籍既定，户口的或多或寡、物力的或有或无，翻阅之间，一目了然，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无不当而均矣。然而民伪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攒造之初立法详尽、委任得人，则不能禁革其脱漏、诡寄、飞走、那移之弊，请当大造之年，户部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凡所造之册，必须县册详于府、府册详于布政司、司册详于进呈者，
其县册当如《诸司职掌》所载，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于实在下则书曰坐落某里，于新收下则书曰某年买某里某人户下田，明开亩段价值、界至，其开除者则止书曰某年卖与某里某人），府册止书地名，司册及进呈者则否。如此，则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验其贫富，民间争讼有所质证得以知其虚实，遇有旱潦有所优免，不至于混而无别矣。
译各县的册籍应当像《诸司职掌》所记载的那样，凡是各州县的田地，必须详细列出各户的数量以及田地的条段和四至界限（对于原有的田地，就写明坐落在某里；对于新收买的田地，就写明某年从某里某人的户下买得田地，明确标明亩数、地段、价值和边界，对于已卖出的田地，就只写明某年卖给了某里某人）。府的册籍只记录地名，而布政司的册籍以及进呈给皇帝的册籍则不这样简略。这样，官府在征收赋役时就有依据可查，能够检验百姓的贫富状况；民间发生争讼时就有证据可质，能够辨明事情的虚实；遇到旱灾或水灾时能够给予优抚减免，不至于混淆而没有区别了。
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臣按：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
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
马端临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岁而除；二十而傅给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税之且役之也。”
臣按：后世户口之赋始此。盖古者有田则有税，有身则有役，税出财、役出力，惟游惰无职事者则抑之，俾视夫家出征税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汉计口出算之后，则凡为民者有身则有庸、力役之外计口出财，遂为后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
臣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给公家繇役也。汉制，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为异制，令男二十始傅，则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赋凡三十有六年也。
齐高祖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民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去隶役，身强而称有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臣按：册籍之弊古今一律，国初洪武五年，户部发下户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来每十年一攒造，民年十五为成丁，未及十五为未成丁，官府按册以定科差，脱漏户口者有禁，变乱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征差役，率验其户口、田产，立为等第，敷役者不得差贫卖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轻，其制度可谓详尽矣，然岁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尽，亦非一二人智虑所能周也。请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户部移文天下司府州县，俾其详询博采，积年病弊何在，各处事宜何如，一一条上户部，户部臣僚将所条具者讲究处置以闻，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如齐高祖诏所谓各献嘉谋，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则宿弊既革，版籍顿清，非独官府之科差适均，而民间之词讼亦息矣。
唐令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正一人掌案此户口，课植农桑，捡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在田野居者为村，别置村正。
臣按：《周礼》六乡有比长、闾胥之属，六遂有里宰、酂长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设盖本诸此。今制每一里百户，立十长，长辖十户，轮年应役，十年而周，当年者谓之见役，轮当者谓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内，所有追征钱粮、句摄公事与夫祭祀鬼神、接应宾旅，官府有所征求、民间有所争斗，皆在见役者所司，惟清理军匠、质证争讼、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焉。此外又分为区以督赋税，谓之粮长，盖签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之处有之，必须精择其人，不然非惟有亏于国课，而又有扰于生民也。
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凡里有手实法，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凡天下户口，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留州、一送户部。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帐。
宣宗时，诏州县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捡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人有死生、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直有低昂，盖不能以一一齐也。唐人户籍三年一造，广德之诏且欲守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不得依旧帐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贫者富、富者贫，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业，岂能以一律齐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
译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每月征发更卒，服役期满后又转为正卒，一年屯戍边疆，一年服劳役，其负担比古代重了三十倍。汉朝建立后，沿袭这一制度而未加改变。臣认为：更卒是指供给郡县每月轮换服役的人，正卒是指供给中央官府服役的人。
汉高祖四年，开始征收算赋（每人缴纳一百二十钱为一算）。
马端临说：“古代治理百姓，有田地就征收赋税，有身家就征发徭役，没有对人身直接征税的。汉朝法令规定百姓年满十五岁就要缴纳口赋，到五十六岁才免除；二十岁登记名册供给徭役，也是到五十六岁才免除，这是对百姓既征税又征役。”
臣认为：后世按户口征收赋税的制度从此开始。大概古代有田地就征收赋税，有身家就征发徭役，赋税出钱财，徭役出劳力，只有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人才加以抑制，让他们参照服役家庭的标准来缴纳赋税，并非为了从中获利。自从汉朝按人口征收算赋之后，凡是百姓，除了拥有身家要服徭役之外，还要按人口缴纳钱财，这便成了后世的定制。
汉景帝二年，男子年满二十岁才开始登记名册。
臣认为：傅，就是著录的意思，是说将名字登记在册籍以供给公家徭役。汉朝制度，百姓年满二十二岁才开始登记名册，五十六岁才免除，到了景帝时改为不同的制度，命令男子二十岁就开始登记名册，这样百姓一生中供给徭役和缴纳口赋总共长达三十六年。
齐高祖下诏给朝臣说：“黄籍，是百姓的大纲纪、国家的治理根本。近来百姓弄虚作假已久，甚至窃取注记爵位、盗改年龄，有的户口存在但文书已经断绝，或者人还活着却反被记为死亡或叛逃，停止私役而逃避隶役，身体强壮却声称有病，这些都是政治的巨大毒害、教化的严重弊病。近年虽然更改了户籍文书，终究无法获得实情，如果用刑罚约束，那么百姓的虚伪欺诈已经根深蒂固，如果用德政安抚，又不容易惩治，各位贤臣都深明事理，各自献上良策，用什么方法能够革除这种弊病？”
臣认为：册籍的弊病古今一致，明朝初年洪武五年，户部下发户由以确定百姓户籍，十四年开始大规模编造，从此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百姓年满十五岁为成丁，未满十五岁为未成丁，官府按照册籍确定赋税差役，脱漏户口的有禁令，变乱版籍的有刑罚，凡是征收赋税差役，都查验其户口、田产，确立等级，摊派差役的不得让贫民服役而让富人逃避，接受差役的不得避重就轻，其制度可以说非常详尽了，然而时间久了弊病产生，不止一方面，固然不是一两天的禁令革除所能完全解决的，也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智虑所能周全的。请求从今以后遇到大造之年，提前命令户部发文给天下司府州县，让他们详细询问广泛采集，多年的弊病在哪里，各地的情况如何，一一上报户部，户部官员将所列举的情况研究处理后上报，定为则例，颁行天下，就像齐高祖诏书所说的各自献上良策，用什么方法革除弊病那样。这样，那么积弊既已革除，版籍顿时清明，不仅官府的赋税差役适宜均平，而且民间的诉讼也会平息。
唐朝法令规定以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置里正一人掌管此地的户口，督促种植农桑，检举违犯法令的行为，催缴赋税徭役，住在城邑的称为坊，另外设置坊正，住在田野的称为村，另外设置村正。
臣认为：《周礼》中六乡有比长、闾胥等职官，六遂有里宰、酂长等名称，唐朝人设置里正、坊正、村正大概源于此。现在的制度每一里一百户，设立十长，每长管辖十户，轮流服役，十年一个周期，当年服役的称为见役，轮候服役的称为排年，凡是这一里之中、一年之内，所有追征钱粮、传唤公事以及祭祀鬼神、接待宾客，官府有所征求、民间有所争斗，都由见役者负责，只有清理军匠、质证争讼、追捕逃亡、查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此外又分为区以督催赋税，称为粮长，大概是从丁力相应的人中签选充任，不是轮流服役，只有粮食多的地方才有，必须精心挑选其人，不然不仅对国家赋税有亏损，而且对百姓也有骚扰。
唐朝制度，凡是百姓刚出生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一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
凡是里有手实法，年终统计百姓的年龄和土地的宽窄作为乡帐，乡帐汇总到县，县汇总到州，州汇总到户部。又有计帐，统计来年的赋税徭役上报度支。
凡是天下的户口，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编造一次户籍，总共三本，一本留在县，一本留在州，一本送交户部。
唐代宗广德二年，敕令天下户口委托刺史、县令，根据现有的实际户口衡量贫富等级来摊派差役，不得依照旧帐籍。
唐宣宗时，诏令州县每县根据百姓贫富及徭役轻重制作科差簿，送交刺史检阅签署后，锁在令厅，每当有徭役事务，委托县令根据簿册摊派。
臣认为：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人有生死、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价有高低，大概不能一一齐同。唐朝人户籍三年编造一次，广德的诏令尚且要求守令根据现有的实际户口衡量贫富等级，不得依照旧帐籍，何况现在十年编造一次，十年之中贫者变富、富者变贫，土地或许更换了主人，人或许改变了职业，怎么能用统一的标准来齐同呢？现在适宜每年九月百姓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前，布政司委派官员
一员督府州县官造明年当应赋役之册，先期行县，俾令各里开具本里人民军、民、匠、灶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户各若干，其余民户当应役者总有若干，量其人丁事产，分为九等，一以黄册为主。册中原报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沉斥买卖（必须买者卖者两户相照，典当者不具），审实造册，州县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亲临其地，据其见在实有以田丁相配，参错斟酌定为九等则例，随据州县一年该应之役几何、当费之财几何，某户当某役，各填注其下，轻而易者则一力独当，重而难者则合众并力，贫者任其力，富者资其财，必尽一年之用而无欠无余。造成三册，一留司、二发府州县，俾其前期开示以晓民，使知备豫，至期据册以召集，使供繇役，有不均者许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时需之物，则责之见役里甲云。然州县所在，或在冲要、或在迂僻，冲要之所官物之运载、使客之供应盖无虚日，而迂僻之乡固有经年累月而无一人过往者也，民之劳逸不均，莫此为甚，请立为均一之法，亦据此册，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计算，不分有无役占，但见一丁出钱一文或二三文，多不过五文，通收在官，随其县分剧易、道路远近定为雇钱则例，冲要县分所收之钱留县应用，有所不足申文关领，其迂僻去处量留足用之外，具数报官，年终类送上司，以凭均敷，其两京之间、运河之侧州县人民尤为劳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余者用以补之。虽然，人烟辏集去处固易于佣雇矣，若夫偏乡下邑无人可雇，何如？曰召农而役之与之佣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颇便之，若用此法，则均徭不可行欤？曰均徭之法，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江北，可行于大县不可行于小县，可行于大户不可行于贫民，何也？江北州县民少而役多，大县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县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户产广丁多，产广则出财易，丁多则出力省，若夫贫下之户，以十年之役并用于一时，岂易当哉？窃尝以九等之法与均徭之法计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负一石，十日而尽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负十石之粟，日负一石者虽有往返之劳，然轻而易举也。一日而负十石，往返虽不烦，然以一人一日而为十日十人之事，虽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单弱者哉（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其间有九年之歇，且足以辈里长、吏胥放富差贫之弊，固为一时良法，行之江南大县固为民便，但民多役少之处往往多有余剩户，编次者每用中下户而留上户，俾出钱以为公用，因而入已。若夫小县地阔民稀，多设驿铺去处，不待十年已有遍二三次者矣。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县分及里分虽不多而差役颇少之处行之，其余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罢。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罢，若皂隶、膳夫之类可也，如仓斗必须支尽所收，库子数易则有抵换官物之弊，铺兵不居铺舍则易于损坏，此类可令当役之民出钱贴雇为宜）？
译负责督理府、州、县事务的官员，在编制次年应当承担的赋役名册时，应提前巡视各县，命令各里详细开列本里军民、匠户、灶户等各类户籍各有多少，做官的、占役的户数各有多少，其余应当服役的民户总共有多少。根据人丁和财产的多寡，将其分为九等，主要以黄册为依据。黄册中原先登记的人丁若有逃亡等事故，田地若有淹没、斥废或买卖（必须买卖双方互相证明，典当的不在此列），核实清楚后造册，由州县上报给府，府再上报给布政司。派遣官员亲自到当地，根据实际存在的田地和丁口进行搭配，综合斟酌确定九等的则例。接着根据州县一年应当承担的劳役数量、应当花费的财物数额，某户应当承担什么劳役，分别填写在相应条目下。轻省容易的劳役由一人独自承担，繁重困难的劳役则集合众人合力承担，贫穷的人出力，富有的人出财，务必使一年的费用不欠缺也不剩余。
造好三册，一册留在布政司，两册下发给府、州、县，以便提前公布让百姓知晓，使其有所准备。到了期限，依据名册召集百姓，让他们承担徭役。如果有分配不均的情况，允许百姓举报控告。至于那些非常规的事件、临时需要的物品，则责成当前服役的里甲负责。然而，州县所在地，有的位于交通要道，有的地处偏僻。交通要道的地方，官物的运输、使客的供应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而偏僻的地方本来就有整年累月没有一个人经过的。百姓劳逸不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制定统一的法则，也依据这本名册，通盘计算一个布政司内的民丁，不分是否有役占，只要见到一个丁口就出钱一文或二三文，最多不超过五文，全部收归官府。根据各县事务的繁简、道路的远近，制定雇钱的则例。交通要道的县分所收的钱留在县内应用，如果不足，就申报领取；偏僻的地方在留下足够使用的部分后，将剩余数额上报官府，年终汇总送交上级，以便均衡分摊。两京之间、运河沿岸的州县百姓尤其劳苦，如果本司资金不足，或者通行其他布政司有结余的，用来补充这里。
虽然如此，人口聚集的地方固然容易雇佣人，但如果偏远乡下的小县没有人可雇，怎么办？回答说：召集农民服役，并支付给他们工钱是可以的。有人说：近代的均徭法，十年服役一次，百姓觉得很方便，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均徭法就不能实行了吗？回答说：均徭法，可以在江南实行，不能在江北实行；可以在大县实行，不能在小县实行；可以在大户中实行，不能在贫民中实行。为什么呢？江北的州县民少而役多，大县民多可以等待十年服役一次，小县民少，服役三四年就已经轮遍一次了。大户产业广、丁口多，产业广则出财容易，丁口多则出力节省。至于贫苦下等的户，把十年的劳役集中到一时承担，难道容易承受吗？
我曾拿九等法与均徭法来比较，比如官府有十石粮食，九等法下，官府让百姓每天背负一石，十天就背完了十石；均徭法下，官府让百姓一天背负十石粮食。每天背一石的人虽然有往返的辛劳，但轻而易举。一天背十石，往返虽然不麻烦，但让一个人一天完成十天十个人的工作量，即使是强壮有力的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是单身弱者呢？（均徭法十年服役一次，中间有九年的休息，而且足以滋生里长、吏胥让富人逃避差役、让穷人承担差役的弊端，本来是一时的良法，在江南大县实行确实对百姓有利，但在民多役少的地方往往有很多剩余户，编排次序的人常常使用中下户而留下上户，让他们出钱作为公用，从而中饱私囊。至于小县地广人稀，多设置驿站的地方，不等十年就已经轮遍两三次了。一定要实行的话，只有在七八十里以上的大县，以及里分虽然不多但差役颇少的地方实行，其余三四十里的小县，等到轮遍一次后就停止。大致来说，均徭法，役使百姓一年后就停止，如果是皂隶、厨师这类是可以的；像仓斗必须支尽所收的粮食，库子频繁更换则有抵换官物的弊端，铺兵不住铺舍则容易损坏，这类情况可以让当役的百姓出钱贴补雇佣为宜）。
唐租庸调法，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调法皆论丁，一年之间、纳租之外，一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日。今制，赋税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分其人户为上中下三等，各具军、民、灶、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轮当之外，其大小杂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于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调、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
臣按：宋初以来差役法也。
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各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各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臣按：此宋熙宁免役法也，其议始于韩绛，成于王安石。
元祐初元，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元年以前旧法。章惇驳司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邵伯温曰：“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吕中曰：“司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盖尝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分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纲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敛，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按：吕中谓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窃以谓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盖实相资以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因其有余而用之，不足者不强也。各随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强也。彼有力者而无财，吾则俾之出力，财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财者而无力，吾则俾之出财，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巨而物重，费多而道远，则必集众力、裒众财，使之运用而不至于顿踬，资给而不至于困乏，则民无或病、事无不举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户长、耆长也，有所谓弓兵、民壮者即宋弓手、壮丁也，有所谓皂隶、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谓称子、铺户者即宋人拣掐也，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诸役衙前最重，今之杂役亦惟纳户、解户、斗级为难，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行检者充之，然后上不亏于官、下不破其家也。若夫皂隶之设，除监狱守库外，凡直厅、守门、跟随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两京尤为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皂隶解京者，于民间应役人户选其驯谨强健耐劳者以身供监狱守库之役，其余跟随导从者，每户俾其日出银三分以雇人代，当岁该银十两八钱，闰加其数，岁前类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须于按日当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与之直）则彼不至逃负。如此，则农夫遂耕获之愿，官府得使令之给，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举而三
译唐代的租庸调法规定，成年男子根据家乡出产的物产，每年缴纳绢两匹、绫或絁二丈，如果是布则增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如果不是养蚕的地区，则缴纳银十四两，这叫做“调”；征用民力，每年二十天，闰年增加两天，不服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这叫做“庸”。如果因有事而增加役期二十五天的，免除调；增加三十天的，租和调都免除，连同正常的役期总共不超过五十天。
臣按：唐代的租庸调法都是依据成年男子来征收，一年之中，除了缴纳租税外，一个成年男子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天。现在的制度，赋税全部出自田亩，民力全部以黄册为定，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各自具备军、民、灶、匠等户籍，在排年里甲依次轮流服役之外，那些大小杂泛的差役，都按照所分的等级，不拘泥于固定的制度，遇事征用，事毕即止，不像唐代那样人民有固定的调、役有固定的天数。
宋代用衙前管理官府财物，用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促赋税，用耆长、弓手、壮丁追捕盗贼，用承符、人力、手力分散随从官员供使唤，从县曹司到押录、州曹司到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都根据乡户的等级来定差。
臣按：这是宋代以来的差役法。
凡是应当服役的人户，按照等级出钱，各自免除役钱。那些坊郭等第户以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以前没有色役而出钱的，各自出助役钱。凡是摊派钱款，先看州、县应用，雇佣费用多少，随户等平均征收，雇佣费用已经用足，又按这个数额增加征收二分，以备水旱灾害导致的亏缺，虽然增加但不得超过二分，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臣按：这是宋代熙宁年间的免役法，其议论始于韩绛，完成于王安石。
元祐初年，司马光说免役法的害处有五点，现在的计策不如颁布敕令，所有免役钱都废除，各种役人全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章惇驳斥司马光更改的役法，大意说：“役法，熙宁初年突然改为免役，后来于是有了弊端。现在恢复为差役，应当议论尽善然后实行，不应急于更改以致留下后悔。”
邵伯温说：“吴蜀地区的百姓以雇佣役法为便利，秦晋地区的百姓以差役法为便利。”
吕中说：“司马光主张差役，王安石主张雇役，两种役法的轻重相等、利害各半。我曾推究这两种方法的原因，差役法实行，百姓虽然有供役的劳苦，但也认为有田就有租，有租就有役，都是本分应当做的事，没有遗憾，所可革除的只是衙前这种重役罢了，官府财物陷失勒令他们赔偿，官府纲运费用责令他们供给，这是农民所不能承受的，如果衙前的役事招募而不差派农民，免除任事则百姓乐于差役法了；至于雇役法实行，百姓虽然出役钱，但全家安坐可以做生计，也没有怨言，所可去除的只是宽剩钱的过度摊派罢了，实际费用的支出本来应当出，额外的需求不应当诛求，如果将宽剩的钱数散发而不征收，则百姓乐于雇役法了。因为它们的便利而去除它们的害处，两种役法都可以实行。”
臣按：吕中说两种方法利害各半，因为它们的便利而去除它们的害处，两种役法都可以实行。臣私下认为，古代和现代役使百姓的方法必须兼用这两种然后实行才不会偏颇，不仅仅是利害各半而已，实在是相互依赖而发挥作用。自古以来力役的征发，贫穷的人出力、富有的人出财，各自根据他们的有余而使用，不足的不强求。各自随其所能而承担，不能的不强求。那些有力气而没有钱财的，我就让他出力，钱财不足的人帮助他；那些有钱财而没有力气的，我就让他出财，力气不能的人代替他。如果事情巨大而物品沉重，费用多而路途遥远，那就必须集合众人的力气、聚集众人的钱财，使他们运用而不致于停顿困顿，资助供给而不致于困乏，那么百姓没有谁抱怨，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只有现在的差役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就是宋代的里正、户长、耆长；有所谓弓兵、民壮，就是宋代的弓手、壮丁；有所谓皂隶、禁子，就是宋代的承符、人力、手力；有所谓称子、铺户，就是宋代的拣掐；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就是宋代的衙前。宋代的各种役事中衙前最重，现在的杂役中也只有纳户、解户、斗级为难，这两种役事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品行检点的人充任，然后上不对官府亏欠、下不破产败家。至于皂隶的设置，除了监狱守库外，凡是直厅、守门、跟随者都可以用雇役法，而在两京尤其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派皂隶解送京师的，在民间应役人户中挑选驯谨强健耐劳的人亲身供监狱守库的役事，其余跟随导从的人，每户让他们每天出银三分来雇人代替，当年该出银十两八钱，闰年增加这个数额，岁前汇总解送兵部，分送各司，让他们自己雇佣。凡是给予他们雇佣工人的工钱，必须等到按日当值期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在二月初一给他们工钱），这样他们不至于逃跑负债。这样，农夫得以实现耕获的愿望，官府得到使令的供给，而且也可以收容市井游手好闲之徒，一举而三
得也。
以上论傅算之籍。臣按：制国用者，取民财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国用之后者，孟子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继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汉人傅民丁算口赋之籍，就后世以为言，以见计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赀，是亦制国用之一法也。
译这是正确的。
以上论述的是傅算的户籍制度。臣认为：制定国家用度，是取用百姓的财物以供公家使用，而这里将役使民力的内容附在国家用度之后，这正是孟子论述有布帛的赋税、粟米的赋税，紧接着就提到力役的赋税的情形。然而，舍弃孟子关于力役赋税的说法，而采用汉代人傅籍、民丁算、口赋的户籍制度，从后世的角度来说，是为了表明通过统计人口、征发丁口，进而以此征收资财，这也是制定国家用度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