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贽之料敌可谓明矣。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离合疾徐之势，所谓得其要、契其时者，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
译王贽推测敌情可以说是明察了。然而王贽所说的不仅仅可以施行于当时，他用来统制军队、驾驭将领的策略，以及分合、快慢的态势，那些所谓抓住关键、契合时机的地方，是百代之后的人都应当知道的。
陆贽言于德宗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养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
臣按：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驭，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以强毅为任，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虽然，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谓将臣者，非求之于文臣之外，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人君待之当如一，诚心以信之，直道以临之，任之云耳，何名为驭哉？
贽又曰：“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辩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躬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所，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陈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
臣按：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过，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隐忍，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无伤也，然渐不可长，微所当防，功过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审。是非审而功过明，如是，则万里之远如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蕴，诬罔者不能行其私，将见将无不竭其才、卒无不尽其力矣。
宋太祖尝命有司为鞁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听堂悉用＜同瓦＞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邪？”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大哉言乎！帝王无间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属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视其国，非人也。
太祖时，内臣有逮事后唐者，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驭，诚为儿戏。联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
臣按：人君之与将臣，待之不可不诚，驭之不可不严，太祖盖得之矣。
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忧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臣按：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真知所轻重缓急，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
太祖时，郭进御军严，部下整肃，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妄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廷。”军校果立功而还。
臣按：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却又责之，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然则奈何？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师征蜀。十二月，京师大雪
译陆贽对唐德宗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对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住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士兵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靠；权柄失去掌控，将领即使有才能也无法被任用。士兵不值得依靠与没有士兵相同，将领无法被任用与没有将领相同。将领不能驱使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仅是耗费钱财、养寇自患的弊端，也会有不能收敛而自取灭亡的灾祸。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臣按：自古以来建立国家的人必定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而谈论宰相的人不谈驾驭，而“驾驭”这个词却只加在统领军队的武臣身上，大概是因为将领作为将领，以武力为职事，以刚强坚毅为责任，如果不是君主有办法驾驭他们，就不能得到他们的效用。虽然如此，这不过是霸主驾驭臣下的权术罢了，难道是仁君对待纯臣的道理吗？古代所说的将臣，并不是在文臣之外去寻找，用来总领各种政务就称为相，用来统领军队就称为将，君主对待他们应当一样，用诚心信任他们，用正道临视他们，任用他们罢了，哪里有什么叫做驾驭的呢？
陆贽又说：“遇到敌人而所坚守的地方不牢固，陈述谋略而其效果不能成功，将帅就以粮饷不足为借口，有关部门又以供给没有缺失为辩解，既然互相争执举证，按理应当辩明是非，朝廷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曾亲自追究是非曲直，处理事务的人吞声忍气而没有申诉的地方，诬陷善良的人欺瞒皇上而不感到羞愧，驾驭将领像这样，可以说是考核责罚失去了法度。考核责罚失去法度，处置措施违背正道，将领不能竭尽他们的才能，士兵不能尽他们的力量，集结的军队虽然众多，作战时却没有向前推进的，敌人每次越过边境，横行无忌如同走在没有人的地方，互相推诿依赖，没有人敢质问，虚张敌人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兵力少不能抵挡，朝廷不能明察，只致力于征发增加军队，无益于防御的功效，反而加重了供给的弊端。”
臣按：朝廷办事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一件事不可放过，而在制驭将帅上尤其不可含糊隐忍，因此万人之中一个士兵被俘虏就像没有损失一样，千里之地一个关隘被劫掠就像没有伤害一样，然而逐渐滋长不可助长，微小的苗头应当防备，功劳过错不可不分明，是非不可不审察。是非审察而功劳过错分明，像这样，那么万里之远就像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都在洞察之下，处理事务的人得以伸张他们的蕴藏，诬罔的人不能实行他们的私欲，将会看到将领没有不竭尽他们的才能、士兵没有不尽他们的力量的。
宋太祖曾经命令有关部门为鞁州防御使郭进修建府第，凡是厅堂全部使用琉璃瓦，有关部门说只有亲王公主才能使用这种瓦，皇上说：“郭进控制扼守西山超过十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看郭进难道比儿女差吗？”皇上宠爱优待将帅大多像这样，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死力。
臣按：宋太祖看待将帅不比他的儿女差，这话伟大啊！帝王没有间隙的仁爱啊。君主用对待儿子的道理对待他的臣子，臣子不拿对待父亲的道理侍奉他的君主，君主把臣子当作家属蓄养，臣子不把国家当作家事看待，就不是人了。
宋太祖时，宦官中有侍奉过后唐的人，皇上问他说：“后唐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在位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回答说：“庄宗喜好打猎，一味姑息将士，每次出巡到近郊，禁军卫卒必定拉住马头告诉庄宗士兵们寒冷，希望给予救济，庄宗就随他们的意愿给予，大概是威令不能施行，赏赐没有节制。”皇上拍着大腿感叹说：“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无厌的索取，用这种方式来驾驭，确实是儿戏。我现在抚养士卒，固然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触犯我的法令，只有剑罢了。”
臣按：君主与将臣，对待他们不可不真诚，驾驭他们不可不严格，宋太祖大概掌握了这个道理。
宋太祖任命姚内斌为庆州刺史，对近臣说：“安定边境抵御敌人，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分守边境的人能够秉承我的意旨，那么必定忧虑体恤他们的家属，厚待他们的爵位俸禄，多给他们公款，听任他们招募骁勇的人作为爪牙。如果财用丰盈必定能成事，我即使减少后宫的人数，极其节俭来准备边防费用，也不吝惜。”
臣按：后世君主懂得使用将领的方法的人首先称道宋太祖，看他说的财用丰盈必定能成事，即使减少后宫的人数，极其节俭来准备边防费用，也不吝惜。真正知道轻重缓急，可以作为百代帝王使用将领的方法了。
宋太祖时，郭进治军严格，部下整肃，皇上有时派遣戍卒必定告诫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奉行法令，我尚且赦免你们，郭进就要杀你们了。”曾经有军校到朝廷诉说郭进不法的事，皇上对近臣说：“所诉说的事多不真实，大概是郭进对待下属非常严格，这个人有过错，畏惧而诬陷他罢了。”立即命令抓住他交给郭进，让他自己诛杀。郭进正上表谢恩，恰逢北汉入侵，郭进对那个人说：“你敢于议论我，确实有胆气，现在赦免你的罪，你能掩杀这些敌人，我就向朝廷推荐你。”军校果然立功回来。
臣按：君主使用将领而能用法度来使用他们，使法度必定施行，那么号令就能施行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了。后世君主往往允许将臣按照军法行事，等到他们的下属来诉说他们用法过度时，却又责备他们，那么做将领的人不知道坚守什么而做下属的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然而怎么办？说如果有来诉说的，抓住他交还给他，日后另外下诏告诫他可以了。
乾德二年，朝廷军队征讨蜀地。十二月，京城下大雪
，帝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全斌拜赐感泣。
译皇帝在讲武殿设置毡帐，身穿紫貂皮裘、头戴貂帽处理政务，忽然对身边的人说：“我穿着这样的衣服，身体尚且觉得寒冷，想到西征的将帅冒着霜雪，怎么能够忍受？”随即脱下皮裘和帽子，派遣宦官快马加鞭送去赏赐给王全斌，并且告知旨意说不要普遍赏赐给其他将领，王全斌跪拜接受赏赐，感动得流泪。
臣按：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
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臣按：王者兴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广吾仁也，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岂仁者之师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许彬以为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
吕中曰：“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臣按：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而不可无意外之虑，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后又有功，将何以加之哉？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还，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祀，以为武宁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赐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臣按：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大抵人君为事，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
苏洵作《衡论》，其《御将》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杰，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食，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将之才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
臣按：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是已，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所谓智者结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呜呼，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是则所谓信也，而能先觉，岂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仁以保爱之、义以节制之、礼以优待之，是则所谓天之道、君之德、国之政也，术云乎哉？
洵又曰：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
译臣按：宋太祖因为深宫中的寒冷而想到边塞的艰苦，臣下听到这些，怎能不感叹并思考竭尽自己的忠节呢？后世的君主，耳目所及尚且不知道体恤，看到这些就可以触类旁通而引发思考了。
太祖听说西川行营有一个大校割下民妻的乳房并杀死她，立刻召他到京城，在闹市斩首。起初，近臣营救得非常急切，皇上说：“出兵吊民伐罪，妇女有什么罪？残忍到这种地步，应当迅速依法处置以偿还她的冤屈。”
臣按：君王兴兵，是用极度的仁义去讨伐极度的不仁，去除不仁，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仁义，而作为将领的人不体谅君上的仁义而放纵自己的暴虐，这难道是仁者的军队吗？
太祖命令曹彬讨伐江南，刚开始出发时，答应让曹彬担任使相，等到回来时，对曹彬说：“现在四方还有未归顺的地方，你担任使相，品位已经到顶了，肯再奋力作战吗？暂且慢慢再为我夺取太原。”于是赐钱五十万，曹彬回到家，看见布钱堆满屋子，于是感叹说：“好官也不过是多得些钱罢了，何必一定要做使相呢。”皇上爱惜爵位，不随便授予人，就像这样。
吕中说：“人们说汉高祖善于驾驭将领，是因为他不吝惜爵位和赏赐的缘故，然而当时天下还未平定，韩信、彭越等人已经封王了，一旦在固陵会师时不来，就不免要割裂几千里的土地来封赏他们，这说明高祖有杀这些将领的心思了。宋朝初年平定江南的功劳极大，然而宁愿赐给几十万钱而吝惜一个使相的职位，大概是品位已经到顶，那么日后有功用什么来安置呢？这就是整个太祖在位期间没有叛将的原因。”
臣按：君主对于爵位和赏赐虽然有一定的规矩，但不能没有意外的考虑，因为国家的爵禄有限而人的功劳无穷，我们因为一件事的功劳就立刻授予极品的职位，后来又有功劳，将用什么来加封呢？这就是后世的功臣往往积累功劳到了无可赏赐的地步而遭遇其他祸患的原因。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人平定蜀地回来，因为有罪被责罚，降王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年，皇帝驾临洛阳郊外祭祀，召王全斌侍奉祭祀，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对他说：“我因为江南未平，担心征南的将领不遵守纪律，所以压制你几年，为我树立法度，现在已经攻克金陵，归还你的节钺。”仍然赐银器一万两、帛一万匹、钱一千万。
富弼说：“王全斌有功劳可以掩盖他的罪过，太祖因为各国还未平定，恐怕将帅倚仗功劳而犯错，所以压制王全斌来树立国法，等到事情平定之后追赏以前的功劳，这真是驾驭英雄的方法啊。”
臣按：有人说宋太祖对于王全斌得到了帝王驾驭英雄的方法，然而幸好王全斌十年不死而宋太祖在江南就平定了，假如不幸有不如意的事情，那么王全斌的罪过终究不能洗清而太祖的心意终究不能明辨了。大抵君主做事，他的用心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他的处事应当像震雷时雨一样及时。
苏洵作《衡论》，其中《御将》篇有说：君主驾驭臣相容易而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有贤将、有才将，驾驭贤将的方法是用诚信，驾驭才将的方法是用智慧。汉朝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唐朝的李靖、李杰，是贤将；汉朝的韩信、黥布、彭越，唐朝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是才将。贤将既然不多，得到有才的人而任用他们也可以，如果又说这些人难以驾驭，那么只有不肖的人才能胜任了。用厚重的恩惠来结交，用赤诚的心来展示，美好的田宅、丰富的饮食，满足他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用威严来折服他们，这是先王驾驭才将的方法。将领的才能有小有大，在庸将之中杰出的才能小，在才将之中杰出的才能大，才能小志向也小，才能大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们才能的大小而制定驾驭的方法来匹配他们的志向。
臣按：苏氏论将领有贤才两种，这是对的，至于驾驭贤将的方法是用诚信、驾驭才将的方法是用智慧，所谓智慧就是用厚重的恩惠来结交、用赤诚的心来展示，而满足他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用威严来折服他们。唉，智与信都是五常的德行，不预先怀疑欺诈、不凭空猜测不信，这就是所谓的诚信，而能预先觉察，难道不是智慧吗？恩惠所施加、心意所展示，都基于当然的礼义而出于自然的情感，不是故意用这些来结交和展示的。大概所谓贤才的品级虽然不同而信智的道理没有区别，在信智之中又有仁有义有礼，用仁来保爱他们、用义来节制他们、用礼来优待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君德、国政，哪里只是权术呢？
苏洵又说：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驾驭士兵是将领的职责，有人认为士兵长久骄纵不治理，一旦用法律约束，恐怕因此产生动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上代替他担任将领，到达的那天，张用济在辕门被斩，三军战栗。凭借临淮的强悍代替汾阳的长者，三军的士兵肃然像赤子脱离慈母的怀抱，而站在严师的旁边，怎么敢产生动乱呢？况且天子是天下的父母，将相是天下的老师，老师虽然严厉，赤子不敢怨恨他们的父母，将相虽然严厉，天下不敢归咎他们的君主，这是形势使然。天子推行深厚的仁义来结交他们的心，将相厉行威武来振奋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的深厚仁义就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将帅的威武就爱戴而不至于骄纵。
臣按：暐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以上言驾驭）
译臣按：暐说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收服人心，将帅激励威武来振奋懈怠，掌握了古人以威德安抚天下的方法。（以上论述驾驭之术）
汉兴，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
北魏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请重将镇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嘱，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非但在当时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臣窃以为，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若夫兵家胜败无常，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果昏愚而谓之智，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宜加研审核实，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不然，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曰：“唐《选举志》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故不复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臣按：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而亦于文吏中求焉，今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比其原资超三级，不如此，则人不肯应，何则？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复扰边，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諴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以臣观之，非其才之难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
宋太祖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但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六年，策武举，以策为去留，弓
译汉朝建立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的良家子弟，经过选拔充任羽林、期门等禁卫军，凭借才能和力气担任官职，著名的将领大多出自这里。军功的奖赏多采用破格提拔的方式，功劳大的封侯、封卿、封大夫，功劳小的封郎官。
臣按：六郡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古人说“关西出将”就是指这些地方。西方在五行中属金，金主肃杀，生长在那里的人大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来以武勇奋发的人大多在这里。虽然如此，这只是说通常的情况罢了，至于天地产生人才，无处没有，这又不可以专门用地气来拘泥限制。
北魏孝明帝时，任城王元澄因为北边镇守将领的选举过于轻率，担心贼虏窥视边境，使皇陵危迫，上奏请求重视镇守将领的选拔，修治警戒防备的严密，皇帝下诏让公卿议论这件事。廷尉少卿袁翻议论认为：“北方沿边州郡的官员不挑选合适的人选，只论资排辈，有的遇到贪污的人，广泛开设戍守巡逻的哨所，多设置统领，有的任用他的左右姻亲，有的接受别人的贿赂请托，都没有防备寇盗的心思，只有聚敛财富的意图，那些勇力的士兵被驱赶去抄掠，如果有抓获的，就夺取作为自己的财富，那些羸弱老小之辈稍微懂得金铁工艺，稍微熟悉草木制作，没有不被搜刮营垒、遭受各种苦役的，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伐木，有的在平地除草，贩卖贸易往来，道路上相望不断，这些人的俸禄既不多，资财也有限，都收取他们的实际绢帛，供给他们虚报的粟米，耗尽他们的体力，减少他们的衣物，使用他们的劳力，节省他们的食物，从冬天到夏天，加上疾病痛苦，死在沟渠里的十常占七八，因此邻敌伺机侵扰我们的疆场，都是因为边任没有任用合适的人的缘故。从今以后，南北边境各藩镇以及所统辖的郡县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让朝臣王公以下各自举荐所知的人，一定要选拔有才能的人，不拘泥于等级资历，如果称职或败坏官职，连同举荐的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论的滥举将领的弊端，不仅在当时是这样，他想要朝臣王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一定要选拔有才能的人，不拘泥于等级资历，如果称职或败坏官职，连同举荐的人一起赏罚。臣私下认为，那个人有功就赏赐他的举主，就像汉高祖因为陈平而赏赐魏无知一样，这固然可以激励劝勉为国推荐贤才的人，至于兵家胜败无常，事情本来就有出于意料之外的，如果那个人果然怯懦却被说成勇敢，果然昏愚却被说成智慧，那么以滥举的罪名惩罚他，他本来没有借口，至于事情有出于不得已的，有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应该加以研究核实，不应该一概以连坐的罪名惩罚他。不然的话，那些过分为自己谋划的人就不再为国举荐贤才了。
唐朝的武举始于武则天时期。长安二年，开始设置武举。它的制度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的选拔，也依照乡饮酒礼送到兵部。
马端临说：“唐朝《选举志》说武举选用的方法不值得说，所以不再记载。然而郭子仪有大功勋盛德，身系国家安危，是从武举异等中出来的，这难道可以一概说不值得说吗？”
唐朝武选由兵部主管，考核测试的方法像科举士人的制度，选取躯干雄伟、应对详细明白、有骁勇材艺以及可以担任统帅的人，如果是文吏谋求武选，选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四十岁以下，强壮勇敢可以统领别人的人。
臣按：唐朝选拔武将不仅在武臣中，也在文吏中寻求，现在应该确立为定制，凡是文吏能应武选的，优等提拔使用，比他的原资超升三级，不这样，那么人就不肯应选，为什么呢？因为文吏少而受重视，武职多而受轻视的缘故。
唐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再次侵扰边境，宣宗想要选择可以担任邠宁节度使的人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从容地与翰林学士毕諴谈论政事，毕諴援引古事依据今事，详细陈述方略，皇上高兴地说：“我正要选择节度使，没想到颇高、廉颇近在禁庭，你替我去行吗。”毕諴欣然接受命令。
臣按：将才古代称为难得，然而以臣看来，不是他的才能难得，实在是因为那个人不容易了解，不仅上面的人难于了解人，而那个人也不容易自己了解自己。世上求将的人一定要求他的智与勇，如有所用必须先有所试，这是可以的，然而用勇来测试可以得到他的膂力而不能得到他的刚决，用智来测试可以得到他的谋论而不能得到他的精审，因此匹夫的猛勇未必可以抵挡大敌，警敏的见识未必可以洞察先机，这就是君主求将之所以贵在事先预先寻求多方面广泛积蓄的原因。
宋太祖对近臣说：“现在的武臣想要都让他们读书，贵在知道治理的道理。”
李沆说：“从前光武帝中兴，不要求功臣处理吏事，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多次引见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半夜才停止，大概创业致治自有次序。现在太祖想要让武臣读书，可以说有志于治理了。”
臣按：太祖这话就是吴大帝劝鲁肃读书的意思，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然能成功也不过是粗材而已，因此古代的名将没有不读书的，只是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像儒生那样罢了。
宋朝有武举、武选。咸平时，命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的旧例而没有实行，仁宗时开始亲自测试武举，先阅看他们的骑射而后测试他们。庆历六年，策试武举，以策论决定去留，弓
马为高下。
臣按：武事与文艺异，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资世用，贵乎得识义理、知机变之人，无间文武皆然也，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彼诚识义理、知机变，一旦临事料敌、出奇应变，举诸此而措之耳。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臣于武举亦云。
译马匹要区分高下。
臣按：军事与文艺不同，固然不能用谈论文艺的方式来谈论军事，但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想要寻求作战、布阵、统领军队的人才，如果不通过言语文字来寻求，也是不可能的。大抵选拔人才是为了供世务使用，贵在得到通晓义理、懂得权变的人，无论文官武官都是如此。用武举来测试他们，是希望他们懂得威武和战争的道理罢了。他们如果确实通晓义理、懂得权变，一旦面临战事、估量敌情、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不过是把平时所学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罢了。谈论文科的人说科举科目不足以选拔人才，豪杰之士正是由此而出现的，臣对于武举也持同样的看法。
真宗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臣按：真宗谓“将帅才难，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经战陈无由知之”，然战不可试，苏轼谓试之于治兵，盖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边上将帅尝患少人，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分将校长行，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
臣按：就军伍阶级中求将，拔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则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然遇有非常之变，则又在乎变通焉。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
臣按：修谓“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人君之选将才，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升赏者，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臣按：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盖祖宗以来，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难遽更改，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较等而上之，试以军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固不敢望得异士。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敻相远也。”
臣按：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不责罪过，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况求将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
译真宗对辅佐大臣说：“将帅之才难得，如今文武官员中固然也有人才，只是不经过战争检验就没有办法了解他们。虽然天下太平无事，但军队不可废弃、战争不可忘记，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马知节说：“将相之才不是坐着就能了解的，只看临事时的机变如何罢了。”
臣按：真宗说“将帅之才难得，文武官员中固然也有，不经过战争检验就没有办法了解”，然而战争不能用来试验，苏轼说在治军中试验，大概就得到要领了。
范仲淹对仁宗说：“边境上的将帅常常苦于人少，国家拥有四海，未必缺乏人才，难道是天地生人厚待古人而薄待今人吗？大概是选拔不够精当、任用不够到位。如今各军各班的士兵中一定有勇武且有智谋的人，大多被管军官员互相压制，不能得到进用，坐等到衰老。恳请专门督促管军官员在各班士兵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荐一名，不分将校资历深浅，用武艺来试验，或者观察其胆略出众，就可以提拔到边境上任用。如果将来立下战功，就明确奖赏举荐的人；如果屡次败坏军务，也应当连坐举荐的人。”
臣按：从军队等级中寻求将才，选拔其中的优秀者，估量其才能，按照次序来任用，就能事半功倍。这可以作为太平时期选拔将帅的方法，然而遇到非常变故，又在于变通。
欧阳修对仁宗说：“古语说‘将相无种’，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军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不拘常规地任用他们，才成为名将。国家求将的意图虽然辛劳，但选拔将帅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帅却限定资历品级，那么在下位的英雄之士就得不到任用了；试验将才限定于弓马这种匹夫之勇，那么智略足以敌万人的都被遗漏了；山林中的奇杰之士被召来，却因其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给一个主簿的虚职，使他们愤愤离去，那么古代屠夫、渔夫、贩牛者的豪杰都因激怒而失去了。至于无人可用，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脚残疾、庸懦昏劣之徒，都把他们委任到要害之地，授予兵权，天下三岁孩童都为朝廷担忧，议论的人不知道选拔将帅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帅。臣希望陛下革除旧弊，奋发精心寻求，有贤能劳苦之士不必限定在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定于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轻视其贫贱，只要陛下能用非常之礼待人，臣下也将有非常之效报效国家。”
臣按：欧阳修说“有贤能劳苦之士不必限定在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验于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轻视其贫贱”，君主选拔将才，对于因他人举荐及有功应当升赏的人，常以这三句话作为权衡标准，就得到要领了。
欧阳修又说：“我见唐朝及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在战场上立功，其中的名将多出身军卒，只在军中就可以寻求将帅。凡是求将的方法，先选取近下禁军到厢军中年轻有力的人，不拘等级，因为技艺相同每百人编为一队来教导，比较其技艺精熟且最勇猛的人，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队将，合并十个队将又教导他们，比较其技艺精熟且最勇猛的人，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副将，合并十个副将又教导他们，又从中选择有见识知变通的人，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到他，作为大将，这一人的技艺勇猛是万人中的选拔，又从中选择有智谋的人来辅佐他，臣所说的只在军中就可以寻求将帅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欧阳修的这一策略实行于今日也很便利。大概祖宗以来，军队制度的等级部分已经确定，难以立即更改，如果能从队伍中比较人的技艺精熟且勇猛者，依次比较逐级而上，试用军职，与原管军官员共同任用，等到其智勇显著及有显赫功劳者破格提拔。这样，也足以得到人才而任用，不必另求就有了。
富弼对仁宗说：“应制科考试的人一定乐于做贤良方正，以做将帅边境寄托之名为耻，大概是让人重视文雅而轻视武节，又考试的人想使回答困难，一定寻求艰深奥妙琐碎之事作为问题，所以让人所学不专门为了有用之学，武举的人拉弓射箭，等同于士兵，本来不敢期望得到异士。臣请求近臣及藩镇大臣在文武官员中各举荐明晓兵法、有威严果敢、熟习武略、堪任将帅的一二人，仍请求不限品级、不追究罪过，限定品级则下位有才者被遗漏，追究罪过则有过失有才者也被遗漏。然后召到京城，酌情提拔，随其品位任用于边塞重难之地，使他们磨砺，并且观察其能否胜任，如果有警急则取用有处，派遣不怀疑，这与临事任命、任命而不果断相差很远。”
臣按：富弼请求举荐将帅不限品级、不追究罪过，大概限定品级则卑贱者不参与而世间多遗漏人才，追究罪过则过失者永远被弃用而世间没有完人，凡是求才以用于世都不可以，何况求将才以从事军事呢？
富弼又说：“应当在太公庙建立武学，允许文武官员与平民每年进入，补充聚集自古兵书置于学中，任凭他们讨习，不再禁止。习武的人读太公、孙武、吴起、穰苴之术，也”
犹儒者治五经，亦令杂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佐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当杂用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译就像儒生研习五经，也要让他们兼读史传，广泛了解古今成败的形势，用来辅助兵法技艺。兵法技艺既已精通，史传知识既已广博，然后中年进行一次考核、三年进行一次大考，应当综合运用兵法技艺和史传中的策略，有才能的人就让他出来应试，没有才能的人还允许留在学校。
臣按：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为武也。然此三代之学也，后世事事不如古，生于世者皆今之人，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是务虚名而无实效，武学之设虽非古，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专为一事之学，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韩愈谓事业有专攻，亦未必无益也。
苏洵言于宋仁宗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裛，安即转而危矣。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贤才汇进之际，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给，使令用之理政务、莅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难，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圉、息祸乱者谁欤？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试以繁难，宽其约束，养其威望，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神宗熙宁五年，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
臣按：富弼于仁宗时已讲立武学，至是神宗始立学，后世于儒学之外别立武学始此。
张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如必欲战而取胜，则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兴叹，侧席而为忧。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此岂皆战之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岂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养乃可至此。今敌人未殄疆场，楼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传云‘内无良将，外有敌国’，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窃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干栝柏何时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云，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几有备之实，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斯人也岂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浇灌之，壅其根而条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则奸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谋自销矣。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促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
臣按：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闲时求而收之，急时出而用之，则无缺绝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随取而随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须多方以求之，诸路以来之，积之于无用之地，以俟夫一时之需，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
译臣按：自古以来，文治与武功本无二致，从事文治的人必定要有武备，没有只重文治而不重武功、或只重武功而不重文治的，因为这样不能算是真正的武功。然而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后世事事不如古代，生活在当今世上的人都是现代人，而所做的事却一定要恢复古代的样子，这是追求虚名而没有实际效果。武学的设立虽然不符合古制，但是将武官子弟聚集在一处，专门学习一门学问，子夏说百工在作坊里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韩愈说事业要有专门的攻究，这也未必没有益处。
苏洵对宋仁宗说：“局势宽松时就宠信有名望的人，局势紧急时就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所用的人不是平时所培养的人，所培养的人不是紧急时所用的人，国家用兵的时候购买谋略、设立武举，让天下屠夫、酒贩和勇武之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而休兵之日，虽然有超世之才，却只吝惜微薄的俸禄，我担心天下人因此窥探朝廷的虚实。现在担任将帅的人，如果突然发生急难，可以派遣的是谁呢？陛下的老将，以前所说的善于战胜和防守的人如今已经去世了。我愚昧地认为可以恢复武举并制定新制度来革除旧弊端，而且以前的所谓武举大概太疏漏了，那些靠弓马中选的人不过是拉硬弓、举重物的市井粗材，而靠策论中选的人也都是一些记诵章句、毫无用处的学问，再加上录取的人太多，天下懂军事的人不应该这么多，而对待他们又非常轻慢，考中等级低的甚至不免于充当隶役，所以所得到的都是贪婪卑鄙、没有品行的人，豪杰之士以此为耻而不愿参加。应该趁着贡士考试的年份，让两制官员各自推荐他们所知的人才，有关部门测试其中有才能的人，而陛下亲自策问，除了权谋方略之外，还要便于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猛而有谋略的人不过取一二人，给予破格的职位，试用他们守卫边疆的职责，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想要得到将相，就从这里选取，十个人中难道没有一两个吗？这就足以济事了。”
臣按：天下安定，就注意宰相；天下危乱，就注意将领。然而安定不会永远安定，一件事有抵触、一个人有动摇，安定就会转而危乱。君主在国家无事的时候，贤才汇聚进用之际，常常在心里思考，说今天幸好无事，人才足够供给，让他们处理政务、治理百姓，固然有人了，如果突然发生急难，现在的将帅中能够抵御千里之外的敌人、巩固边疆、平息祸乱的是谁呢？急切地寻求，深切地思考，勤勉地访求，用繁难的事务来考验他们，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培养他们的威望，储备他们以备一旦仓促之需，这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务。
神宗熙宁五年，开始在武成王庙建立武学，选拔文武官员中懂军事的人担任教授，入学给予伙食，学习各家兵法，教授编纂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节操足以作为训诫的内容进行讲解阐释，愿意尝试布阵的酌情给予兵卒，在学三年，具备技艺学业，考试评定等级，给予恩荫，不及格的过一年再试。任命兵部郎中韩缜掌管武学，赐予伙食本钱一万缗，生员以一百人为定额。
臣按：富弼在仁宗时已经讲论设立武学，到这时神宗才正式设立武学，后世在儒学之外另外设立武学是从这里开始的。
张舜民对哲宗说：“自古以来守卫边疆、选拔将领未必专门以攻战为事，关键在于精神威慑罢了，如果一定要作战取胜，那就是兵家的下策，所以有在中朝兴起叹息，侧席而坐而忧虑的。在赵国时强大的秦国不敢加兵，在汉朝时鲜卑不敢南侵，这难道是都靠作战的功劳吗？是因为他们的声望和精神使人信服。他们的声望和精神使人信服，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吗？必须有平时的素养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现在敌人尚未消灭，边疆骚乱，天怒尚未施加而爪牙先缺损，这是什么道理呢？《传》说‘内无良将，外有敌国’，秦国的君臣尚且以此为忧，何况拥有天下之大者呢？私下认为上天降下人才、大地生长万物，杶干栝柏什么时候缺乏过，然而从毫末到凌云，培育种植它们以充实梁柱，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正因为事先有防备的实质，所以能避免仓促不及的祸患。”
臣按：张舜民说将领的作用不必专门以攻战为事，关键在于精神威慑罢了，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如果不是平时有所培植、浇灌，培土固根而梳理枝条，去除遮蔽而清除障碍，期望他做大事而不计较小节，怎么能成就他使他达到这个境界呢？国家得到这样的三两个人，那么奸雄的心自然会折服，夷狄寇盗的阴谋自然会消解了。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轮对进言：“立国只有文武两条道路，而人才尤其不可偏废，应当在无事的时候寻求。陛下亲政以来，征召四处发出，停滞的奋起、受屈的伸展，然而武臣中没听说有被推荐的，希望诏令帅臣、监司在本路大小使臣中推荐智谋可充将帅、勇猛可率士卒的人，侍从、台谏官如果有所知也允许论荐。”
臣按：国家储备人才如同人家积蓄器物，闲时寻求而收藏，急时取出而使用，就没有缺乏断绝的祸患了。人才有文武两条途径，文才随取随用，取就有，只有武才不常用，然而也不常有，必须多方寻求，从各路招来，积蓄在无用之地，以等待一时的需要，然后紧急时不至于缺乏可用之人。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到正奏名三十七
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浅深，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译有人，侍御史胡沂进言说：“我观察唐代郭子仪因武举成绩优异，起初被补授为右卫长史，历任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代，考中武艺的人都被派往陕西任职，有的被任命去京东地区捉拿盗贼，有的被派往三路沿边地区，以检验他们的实际效用。现在却一概授予他们管理酒税的事务，这是所选拔的人才与所任用的岗位不符，所任用的岗位与所学的知识不匹配。请求应当根据他们才能品级的高低、考核任用的深浅，授予他们军职，让他们熟悉边防事务，通晓军事，这确实符合选拔任用的初衷。”
乾道三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
臣按：开武举以试将才，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试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学识，亦可仿佛其一二焉，武科之于将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于武举谓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臣按：债帅之说起于晚唐，至宋南渡后亦有之，方国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委曲亲切，如躬临其事，亲见其人，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牍具备、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卷一三一
▲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
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盖古有此礼也。后世此礼不行久矣，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告庙任将而许便宜，无以异于致斋、推毂，不须参定，况其他乎？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安定国家，付人以斩杀之权，俾其司三军之命，夫岂细事，而轻易苟简，略无礼仪，何以激劝士心、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异宜，不能尽制，请命礼官斟酌古制，参之时宜，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
汉文帝谓冯唐曰：“吾居代时，闻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
译乾道三年的殿试，才开始依照文科举例颁发黄牒，一同正式奏名的有三十三人，第一名赐予武举及第，其余都赐予武举出身。
臣按：开设武举来测试将才，也就像设立文科来选拔儒士一样，通过科目来测试士人，得到他的文才却未必得到他的品行，然而通过言论来探求他的内心、探究他的学识，也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一二。武科对于将才，难道不是这样吗？宋太祖说科目进士不敢期望十个人中能选拔出五个，能得一二人就足够了，臣对于武举也认为如此。
朱熹对孝宗说：“将领们谋求晋升，必定先剥削克扣士卒来聚敛私财，然后以此结交陛下的亲信，请求把姓名传达给陛下的贵将，贵将得到姓名就把它交给军中，让从什伍以上的军官依次保举证明，称赞他们材能勇武可以担任将帅，然后具文奏章在陛下面前陈述，陛下只看到他们等级推举在先、文书案卷齐备，就真诚地认为是公荐而可以得人了，哪里知道他们行贿输钱已经像晚唐的债帅了呢？将领是三军的主宰，而选拔任用的方法如此违背常理，那么那些智勇材略之人谁肯压抑心气去巴结宦官、宫妾的门庭，而陛下所得用来担任将帅的都是庸碌之徒，还期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士卒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
臣按：债帅的说法起源于晚唐，到宋朝南渡后也有这种情况，在国家兴盛、君主英明的时期没有这样的事。朱熹这道奏疏说出了当时营求担任将帅的弊端，委婉亲切，如同亲身临其事，亲眼见到其人，然而君主任用将领应当加以审察，说我们今日任用将帅难道也有这样的弊端吗？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文书案卷齐备、等级推举在先就立即相信这是实情。（以上论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卷一三一
▲将帅之任（下）
《六韬》说：凡是国家有危难，君主避开正殿，召见将领并告诫他说：“社稷的安危全在将军，现在某国不臣服，希望将军率领军队应对它。”将领接受命令后，就命令太史占卜，在太庙斋戒三天，钻灼灵龟、占卜吉日来接受斧钺。君主进入庙门面向西站立，君主亲自拿着钺握着柄，把刃授给将领说：“从此向上直到天的地方由将军裁制。”又拿着斧握着柄，把刃授给将领说：“从此向下直到深渊的地方由将军裁制。看到敌人虚弱就进攻，看到敌人坚实就停止，不要因为三军众多而轻视敌人，不要因为受命重大而必死，不要因为自身尊贵而轻视他人，不要因为独自见解而违背众人，不要因为巧辩而认为必然正确，士兵没坐下不要坐下，士兵没吃饭不要吃饭，寒暑必定与士兵相同，这样，士兵必定会拼死效力。”将领已经接受命令，拜谢并回报君主说：“臣听说国家不能从外面治理，军队不能从内部指挥，怀有二心不能侍奉君主，意志犹豫不能应对敌人。臣既然接受命令专掌斧钺的威权，臣不敢有活着回来的愿望，君主也请给臣一句话的命令，君主不答应臣，臣不敢领兵。”君主答应他，于是辞别出发。军中的事情听不到君主的命令，都由将领发出，临敌决战没有二心，像这样，就没有天在上面、没有地在下面、没有敌人在前面、没有君主在后面，所以智者为他出谋划策、勇者为他战斗，气势直冲青云，迅疾如奔驰，兵器不接触刀刃而敌人降服，在外面战胜，在里面立功，官吏升迁获得重赏，百姓欢悦，将领没有灾祸。
唐太宗对李靖说：“古代出兵任命将领，斋戒三天授予他钺，说‘从此直到天的地方由将军裁制’，又授予他斧说‘从此直到地的地方由将军裁制’，又推动他的车毂说‘进退只凭时机’，出发后，军中只听到将军的命令听不到君主的命令。我认为这种礼仪久已废弃，现在想和你参定派遣将领的礼仪，怎么样？”李靖说：“臣私下认为圣人制定制度，在太庙斋戒是为了借助神的威势，授予斧钺又推动车毂是为了委托寄托权力。”
臣按：《六韬》一书所说的避开正殿，是秦汉以后的事，决不是武王与太公问答的话，但其中所引用的派遣将领的礼仪又不是后人能凭空编造出来的，大概古代有这种礼仪。后世这种礼仪不行已经很久了，即使是唐太宗想要实行参定，而李靖还认为出兵而行、告庙任将而允许便宜行事，与斋戒、推毂没有不同，不需要参定，何况其他呢？出兵任命将领是为了平定祸乱、安定国家，付给人斩杀的权力，让他掌管三军的命运，这难道是小事吗，如果轻易苟简，毫无礼仪，怎么激励劝勉士心、增加将领的权力而让他拼死效力来成就武功呢？古今适宜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古制，请命令礼官斟酌古制，参合时宜，定为一代出兵派遣将领的礼仪。
汉文帝对冯唐说：“我在代地时，听说赵将李齐贤能，在巨鹿下作战，现在我每次吃饭心里没有不在巨鹿的。”冯唐回答说：“还不如廉颇、李牧做将领。”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唯独得不到廉颇、李牧做将领，我还忧虑匈奴干什么。”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也不能任用。”文帝说：“你怎么知道。”回答说：“上古王者派遣将领，跪着推动车毂说‘国门以内由我裁制，国门以外由将军裁制’，军功爵赏都在外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