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九

译对于天道，终究有不可被遮蔽的东西，因此即使人昏蔽到了极点，只要在片刻间有一丝觉醒，那么就在这空隙之中，其本体就已经豁然开朗了。所以圣人施教，既然已经在小学阶段加以培养，又用大学的道理来开导，其中必然先以“致知格物”的说法作为开端，这是为了让人在已有的培养基础上，顺着其心性的发动来开启其明白事理的端绪；接着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条目，则是为了让人顺着已经明白的端绪反求诸己，以达到明白事理的真实效果。既然有开启明白事理端绪的方法，又有达到明白事理真实效果的方法，那么我所禀受于天而未曾不明的心性，难道不是超然摆脱气质和物欲的拖累，从而恢复其本体的圆满吗？这就是所谓的“明明德”，并不是在人的本性之外有所作为。然而所谓的“明德”，又是人人所共同禀受的，并不是我个人的私得。过去大家都被物欲所遮蔽，那么贤与愚的区别本来没有太大的差距；现在我已幸运地能够自我明悟，那么看待那些同样禀受此明德却不能自我明悟的众人，正甘心迷惑沉溺于卑劣污浊苟且贱劣之中而不自知，难道不为此感到悲悯而想设法拯救他们吗？所以一定要将我之所以能明悟的道理推广到他们身上，始于齐家，中于治国，终于平定天下，使那些拥有明德却不能自我明悟的人，也都能自我明悟而去除旧日沾染的污秽。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也不是对他们有所给予或增益。然而德性存在于自己而应当明悟，以及存在于民众而应当革新，这两者都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而我之所以能明悟并革新它们，也不是可以凭私意苟且去做的，因此它们禀受于天而体现在日常用度之间，本来无不各有其本来确定不变的准则。程子说因为义理精微到了极点，无法用名称来界定，所以暂且用“至善”来称呼它，而《大学》传文中所说的君主的仁、臣子的敬、子女的孝、父亲的慈以及与人交往的信，就是其中最大的条目。众人的心中固然都有这些，但有的人不能认知；学者虽然有时能认知，但也很少能必定达到。如果不去除这些障碍，这就是《大学》的教育之所以担心礼仪虽然粗略恢复却不够纯正，自己虽然粗略克制却不够彻底，并且将无法穷尽修己治人的道理，必定要指出这些作为“明德”、“新民”的目标。想要明悟明德并革新民众的人，如果能真诚地追求必定达到这个目标，不容许稍有过度或不足的偏差，那么他们去除人欲、恢复天理就不会有丝毫的遗憾了。大体上《大学》这一篇的主旨，总而言之不出这八件事，而这八件事的要领，总而言之又不出这三者，这就是我断定这是《大学》的纲领而没有怀疑的原因。然而自从孟子去世之后，道学没有得到传承，世间的君子各自以他们心中方便的东西作为学问，于是就有不致力于明悟自己的明德，却只把政教法度当作足以革新民众的人；又有爱惜自身、独善其身，自称足以明悟自己的明德而不屑于革新民众的人；又有略微知道这两者应当致力，却安于小成、拘泥于近利而不追求止于至善所在的人。这些都是不考察这篇文献的过错，他们能够成就自己、成就万物而不出现谬误的，是很少的了。

译臣按：《大学》经文的整章内容，真德秀已经在前面的篇章中完备地记载了，而我又摘录其文辞载于“崇教化”条目下，这里又在“成功化”条目下再次记载，这是为了追溯源头并归结于最终目的。大概来说，彰明光明德性却不停止于达到至善，就是安于小小的成就；革新民众却不停止于达到至善，就是拘泥于眼前的利益。彰明德性和革新民众都停留在至善的境界而不改变，能够穷尽天理的极致而没有丝毫私欲的夹杂，那么《大学》的道理就尽善尽美，整体得以确立，巨大的功用得以施行，圣人的神妙功业和教化也就达到极点了。

古代那些想要把光明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顿好家族的人，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好身心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先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先推极自己的知识；推极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穷究事物的原理后知识才能推极，知识推极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身心才能修养好，身心修养好后家族才能整顿好，家族整顿好后国家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后天下才能太平。

朱熹说：“把光明德性彰明于天下，是让天下的人都能彰显他们的光明德性。心，是身体的主宰。诚，就是真实。意，是心所发出的念头。使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希望它必定自我满足而没有自我欺骗。致，是推极的意思。知，就是认识。推极我的认识，希望所知道的没有不穷尽的。格，是到达的意思。物，就是事。穷究到达事物的道理，希望其极致之处没有不到的。这八项，是《大学》的条目。”

有人问朱熹：“古代那些想要把光明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顿好家族的人，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好身心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先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先推极自己的知识；推极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为什么呢？”朱熹回答说：“这是说《大学》的次序详细如此，这是纲领下的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彰明德性的事情；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革新民众的事情。格物致知是为了寻求至善所在的地方，从诚意到平天下是为了求得至善并停止在那里。所谓把光明德性彰明于天下，是从自己彰显德性推广到革新民众，让天下的人都能彰显他们的光明德性。人都能彰显他们的光明德性，那么各自使意念真诚、各自端正心思、各自修养身心、各自亲近亲人、各自尊敬长辈，天下就没有不平的了。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家，所以想要平定天下的人必须先有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国家的根本在家族，所以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必须先有整顿好家族的方法；家族的根本在自身，所以想要整顿好家族的人必须先有修养好身心的方法；至于身的主宰就是心，一旦失去了本然的端正，身体就没有主宰，虽然想勉强去修养也无法修养好了，所以想要修养身心的人必须先有端正心思的方法；而心的发动就是意，一旦有私欲混杂其中，为善去恶有时不够真实，心就会被拖累，虽然想勉强去端正也无法端正了，所以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必须先有使意念真诚的方法；至于知，是心的神明，精妙地蕴含众理并主宰万物，人没有不拥有的，但有时不能使表里透彻明白，无所不尽，那么在隐微之处真假混杂，虽然勉强去真诚也无法真诚了，所以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必须先有推极知识的方法，致是推致的意思，就像‘丧致乎哀’的致，是说推究而达到穷尽；至于天下的事物，必定各有其所以然的缘故和所当然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理，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有时不能使精粗隐显，穷究极致而没有剩余，那么理没有穷尽，知识必定有蒙蔽，虽然想勉强去推极也无法推极了，所以推极知识的方法在于就事观理来穷究事物，格是极至的意思，就像‘格于文祖’的格，是说穷究而到达其极致。这是《大学》的条目，圣贤相传，用来教导人做学问的次序非常细致，然而汉魏以来诸儒的论述未曾听说有涉及这些的，到了唐代韩愈才能援引作为论说并见于《原道》篇章，那么差不多算是有所听闻了，然而他的言论只限于正心诚意而没有说致知格物，这是不探究开端而突然谈论后续，也不免有选择不精当、论述不详尽的毛病，怎么能凭这个来议论荀子、杨朱呢？”

又有人问：“穷究事物原理后知识才能推极，直到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为什么呢？”朱熹回答说：“这是重复说明上文的意思。物格是说事物的道理各自有到达极致而没有剩余的意思，事物中的道理既然到达极致而没有剩余，那么我心中的知识也就随着所到达的地方而没有不穷尽的了，知识没有不穷尽的，那么心所发出的念头就能专一于理而没有自我欺骗了，意念不自我欺骗，那么心的本体就不会被外物动摇而没有不端正的了，心得其端正，那么身所处的位置就不会陷入偏颇而没有不修养好的，身心没有不修养好的，那么推广到天下国家也就举而措之罢了，哪里是离开这些去寻求智谋功利这些末节呢？”

又有人问：“篇首说彰明德性以革新民众相对，那么本来专门说的是自我彰明，后段在平天下时又用彰明德性来说，似乎革新民众的事情也在其中，为什么说法不一而辨析不明呢？”朱熹回答说：“篇首的三句话是《大学》的纲领，而以其宾主对待、先后次序来说，那么彰明德性又是这三句话的纲领，至于这里

译段然后穷尽体用的全部内涵而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以此来表明天下虽然广大，但我心的本体没有不包容的；事物虽然繁多，但我心的功用没有不贯通的。大概必须分析它以便穷尽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以便穷尽其宏大而无遗漏，这又是说话的次序。

译臣按：宋儒朱熹既撰写了《大学章句》，又假托他人提问来阐发其中的旨趣，书成后抄录进献给他的君主，并且说：“《大学》经文的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巨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必须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增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朱熹以此进献给他的君主，期望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见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所谓“效”者，是用之而验也。臣谨录其言而缀于其所著书之末，盖期世之为治者必推其效至于天下之平而后已，允若兹，斯为圣神功化之极，伏惟圣明深加之意，则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在当时则为虚文，在今日则有实用矣，臣不胜惓惓。

《诗经》说：“唉，前代君王不可忘。”君子尊重他们的贤者而亲近他们的亲人，小人安享他们的快乐而获取他们的利益，因此直到去世也不被忘记。

朱熹说：“《诗》，是《周颂·烈文》篇。於戏，是叹辞。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后来的贤者、后来的君王，小人指后来的百姓。这是说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说：“没世而不能忘，如尧、舜、文、武之德，万世尊仰之，岂不是贤其贤？如周后稷之德，子孙宗之以为先祖之所自出，岂不是亲其亲？”

有人问朱熹说：“引用《烈文》之诗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朱熹说：“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余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没世而不能忘之如此，是则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当世而已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说：“老者，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有人问朱熹说：“上章论齐家治国之道，既以孝弟慈为言矣，此论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复以是为言，何也？”朱熹说：“三者人道之大端，众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国，自国以及天下，虽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过如此而已，但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也。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其未尝不同，然贵贱殊势、贤愚异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蹈，有以倡之，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叹，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问：“何以言絜之为度也？”朱熹说：“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前此诸儒盖莫之省，而强训以挈，殊无意谓，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均平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亦曰格物致知

译所以能够通达天下的志向，知晓千万人的心思；只要一个人的心意真诚、思想端正，就能战胜一己的私欲，从而以一人之心作为千万人之心，道理不过如此罢了。一旦存有私意于其中，那么一层薄膜之外便如同胡地与越国般疏远隔绝，即使想要推己及人、以身作则，也会因有所阻隔而无法通达。

译臣按：平治天下的道理，不外乎感化与处置这两者罢了。因为君主以一人之身面对广大的天下，地域并非一方，不可能处处亲自踏访；百姓并非一人，不可能人人亲自晓谕。如果一定要治理好并平定天下，难道能一一周全并普遍顾及吗？我有这天然的本性，别人也没有不拥有这天然的本性，我尽我天然的本性，使他们观感兴起，从而没有不尽其天然本性，都像我本性那样天然纯正，这就是所谓的感化；我有这应当遵循的道理，别人也没有不拥有这应当遵循的道理，我用应当遵循的道理推演衡量并处置，使他们各自得到应当遵循的道理，都像我道理那样应当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处置。感化是用我的自身去感化，处置是依据每个人自身的状况去处置，别人所拥有的道理就是我所拥有的道理，这道理具备在心中就成为本性，人人都是相同的。用我的心去感动别人的心，上行下效，各自想要尽力完善自己，用自己的心去揣度别人的心，彼此相互比照，各自得到应有的本分并感到满意，一定使得物与我之间、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不相侵扰越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不相违背，方方面面都得到恰当的处理方法，人人都得到应有的本分，概括地看、累积地看，都截然方正，没有高低、宽窄、长短不均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絜矩。怀着絜矩之心，施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本分，没有一件事不得其道理，没有一个地方不顺应感化，人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抚恤自己的孤儿，从家庭到国家，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从国家到天下，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所谓王道平坦、王道广阔、王道正直，根本就在于此了。

所厌恶上级对自己的做法，不要用来使唤下级；所厌恶下级对自己的做法，不要用来侍奉上级；所厌恶前人对自已的做法，不要用来对待后人；所厌恶后人对自已的做法，不要用来对待前人；所厌恶右边人对自已的做法，不要用来交往左边的人；所厌恶左边人对自已的做法，不要用来交往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朱熹说：“这是再次解释上文‘絜矩’二字的含义。比如不希望上级对我无礼，就一定以此揣度下级的心，也不敢用这种无礼去使唤他们；不希望下级对我不忠，就一定以此揣度上级的心，也不敢用这种不忠去侍奉上级，至于前后左右无不都是这样，那么自身所处的位置，上下四方、长短宽窄彼此如一而没有不方正的了。那些同样拥有这种心并因此兴起的人，又怎么会有一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呢？所把握的要领简约而所影响的范围广大，这是平治天下的关键之道，所以这一章的意思都由此推演而来。”

臣按：先儒金履祥曾说：“《大学》传文的第十章，是解释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极其广大，天下的人极其众多，什么作为经制根本，什么作为统驭方略，传文没有一句话提及，却只是反复谆谆地谈论絜矩的意义，大概天下虽然大，亿兆百姓虽然多，但都是由一个个的人积累而成的。乾坤开始化生，充满形体并遵循本性，成为人，人的情感本来相差不远。平治天下的人，只需用一个人的心去体察天下人的心，把天下人的心当作一个人的心来推演揣度、概括选取，那么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天下就平定了。这就是絜矩之所以成为平治天下关键之道的原因。《大学》传文第十章反复阐明，固然不止一节，但其旨意不过是一纲二目而已，一纲就是絜矩，二目就是财利、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目虽然有两个，其根源是一个，因为所谓絜矩固然想要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天下人的好恶，然而天下人所共同喜好的是财利，公正地利用财利来造福天下的是君子，利用财利来危害天下的是小人，这又是民心所共同喜好和厌恶的。因此，第十章的传文，第一节用来兴起絜矩之道，第二节用来解释絜矩的意义，第三节阐明絜矩所得到的好处，第四节阐明不絜矩所导致的过失，第五节则总结得失的说法来结束，第六节承接得众的说法来阐明拥有财富的根本、絜矩的效果，第七节因拥有财富的说法来阐明重末轻本的错误、不絜矩的警戒，第八节一并论述财利与百姓聚散的效果，第九节单独指出货物违背常理出入的感应，都是絜矩与否的类感，第十节则总结善与不善来结束，这些都是就财利这一目反复阐明絜矩与不絜矩的区别；第十一节承接上文‘善’字来阐明喜好善行的实质，第十二节承接上文‘宝’字来阐明仁爱亲近的实质，这是善于絜矩的，第十三节引用《秦誓》中能包容的人，是君子实行絜矩的，不能包容的人，是小人违背絜矩的，第十四节坚决断绝小人，絜正人心所厌恶的，使仁人得到好恶的正道，第十五节以警戒任用君子迟缓、退避小人不能远离，知道絜正人心所好恶的，但未能尽好恶之道的，第十六节感叹君子小人进退的失误，说好恶违背人的灾祸，不能絜矩而反而违背人心好恶的，第十七节则又总结得失的说法来终结，这些都是就君子小人这一目反复阐明絜矩与不絜矩的区别；第十八节即财利这一目来指出国家生财有道，第十九节即君子小人这一目来论述仁与不仁者对待财利的态度，第二十节阐明仁义的说法来总结，第二十一节阐明君子不独占其利，是絜矩的正道，第二十二节阐明小人必定独占其利，是絜矩的反面，两者都以义为利的言语来结束，即上文以善为宝的意思。这传文”

译这是《大学》十章的大致要义。章节段落虽然众多，但其纲领只有一个；纲与目虽然不同，但其归宿则是一致的。将它们参合比较，经纬交织，反复诵读玩味，会发现其意旨深切而所谈论的内容宏大，言辞详尽而所持守的原则简约，这确实是平定天下的关键之道，也是《大学》的最高功效。做君主的如果真能依据一个人来衡量标准，结合众人来确立规范，断绝一己之私而谋求天下之公，采用君子之利而去除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人们都能得到他们所喜好的，都避免他们所厌恶的，亲近贤者、乐于利益，各自得到合适的安置，天下难道还有不平定的人吗？我恭敬地详细考察吕祖谦的这一说法，推究阐明治国平天下这一章的宗旨，其中的义理已没有剩余未尽的了。朱熹所说的章内的意思都由此推演出来，这里所说的“此”，指的是絜矩而言，平定天下的关键之道，没有比这更根本的了。所以我详细记载它，用来向渴望治理好国家的圣明君主进言。唉，做学问到了平定天下的地步，学问的道理就穷尽了；做治理到了天下归心的地步，治理的道理就达到了极致。曾子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大学》，其传授真切明白实在，所以这本书确实都像布帛粮食一样日常必需，确实都像人参茯苓灵芝白术一样珍贵有用，没有玄妙高远的空谈，没有宏大宽泛夸大的见解，这真是孔子门徒传授的心法，儒者应当世代守持它作为辅助世道、长久治理百姓的方法，君主应当世代传承它作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

译圣神功化之极（中）

卷一六○

▲圣神功化之极（下）

《中庸》说：达到中和的极致，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

朱熹说：“致，是推究到极致的意思。位，是安守其本分。育，是顺遂其生长。从戒慎恐惧中约束自己，以至于达到至静之中，没有偏颇倚斜，而操守不丧失，那么推究到中的极致，天地就各安其位了；从谨守独处中精纯自己，以至于应对事物的时候，没有丝毫差错，没有不合宜的情况，那么推究到和的极致，万物就生长发育了。大概天地万物本来与我是一体的，我的心正，那么天地的心也就正了；我的气顺，那么天地的气也就顺了，所以其效验达到如此地步，这是学问的最高功效、圣人的卓越能力，起初并非依赖外在事物，而修道的教化也包含在其中了。这体与用虽然有动静的差别，但必定是本体确立后，作用才能施行，那么实际上也不是两回事。”

又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山崩川竭，那么不必等到天翻地覆才算是天地不安其位；战乱凶荒，出卖胎儿、吸食卵血，那么不必等到人死物尽才算是万物不得养育。凡是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不中不和所导致的吗，又怎么能诬蔑否认呢？”

臣按：《中庸》这三句话，朱熹在《章句》中认为是学问的最高功效、圣人的卓越能力，又总括一句话来总结，说这是圣神功化之极。至于在《或问》中又说：“万化的根本源头，一心之妙用，圣人的卓越能力，学问的最高功效。”这就是说，古今做学问、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唉，上至天、下至地，万物群生在其中，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君主又是人中最灵秀且最尊贵的，以最灵秀最尊贵的人，立于天地之间，超出人物之外，宏大而能教化，神妙而不可测度，参赞天地而成为三才之主，首出万物而居于五位的尊位，具备天地之气以出生而能安定天地的位置，承受万物的滋养以成就而能促使万物生长，这难道是毫无原因的吗？也只是根本在于一心罢了。心的本体是性，有天然固有的中，通过戒慎恐惧来达到中，以此来守住未发时的根本，天命的本性于是得以涵养；心的作用是情，有本然固有的和，通过谨守独处来达到和，以此来精纯中节的达道，率性的道理于是得以完备。先代儒者说前后只是性道两句的功夫，而教化就在其中，用功的地方只在戒慎恐惧、慎独这六个字而已，谁说圣神功化之极在人的一心之外呢？

修身则道确立，尊贤则不迷惑，亲爱亲人则诸父兄弟不怨恨，敬重大臣则不迷乱，体恤群臣则士人报答的礼义厚重，爱民如子则百姓勤勉，招徕百工则财用充足，安抚远方之人则四方归附，怀柔诸侯则天下畏惧。

朱熹说：“这是说九经的效验。道立是说道在自己身上成就，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所谓‘皇建其有极’就是这个意思。不惑是说对道理不疑惑，不眩是说对事务不迷乱。敬重大臣则信任专一，而小臣不能离间，所以临事而不迷乱。招徕百工则互通功效、交换事务，农业和商业相互资助，所以财用充足。安抚远方之人则天下的旅客都喜悦而愿意走那条路，所以四方归附。怀柔诸侯，则德行所施及的地方广博，而威势所制约的地方广大。”

臣按：《中庸》这一章讲九经，朱熹在《或问》中的言论详尽，真氏已经在前编中全部记载了。九经始于家庭、中于国家、终于天下，至于安抚远方之人、怀柔诸侯，已经到极点了，安抚远方之人而四方有归服的诚意，怀柔诸侯而天下有畏惧威势的效验，那么对内五服九州，对外九夷八蛮，德泽所及的地方使强横变为柔顺，威声所震的地方使猜疑贰心变为畏惧服从。推究其根源，没有不是根本于斋戒明洁、盛服庄重，不合礼法不行动，内外统一于诚敬所导致的。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朱熹说：“天下至诚，是说圣人的德行之实，天下没有人能超过。尽其性是说德行无不真实，所以没有人欲的私心，而天命在我者，观察它、遵循它，巨细精粗，没有毫发不尽的。人物之性也是我的性，只是所赋予的形气不同而有差异罢了。能尽之，是说知之没有不明确的，而处之没有不恰当的。赞，是帮助的意思。与天地参，是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这是由诚而明的人的事情。”

臣按：先代儒者说这是有德有位的圣人的事情，只有尧舜足以担当。唉，孟子有言：“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何况承受上天付托而为万民父母的人呢，既然有那个位置，何必担心没有德行，德行是天赋予人的，人践行道而心得有所得就有了，那么如何致力呢？下一章说其次致曲，是说善端发见的一偏。从其发见深厚的地方推究以达到极致，积累而达到能化，那么其至诚的妙用也与天下至诚的圣人没有不同了，所以说只有天下至诚才能化育。

所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