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一
君陈，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狱及不误于庶狱之意也。后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其视成王之告君陈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于家庭之传、辅弼之训，然其天质之美亦于是乎见之，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也。
译君陈，就是周公告诫成王，要体现文王不偏私于各类诉讼、也不在各类诉讼中产生误判的意思。后世的君主只担心臣下不迎合自己，对于不迎合自己的人，要么发怒要么斥退；他们看待成王告诫君陈时，唯恐臣下或许会迎合自己，这两者之间，人的贤良与不肖相差多么悬殊啊！这固然得益于他家庭中的传承和辅政大臣的教导，然而他天赋资质的美好也在此显现出来，这是后世君主应当效法的。
《吕刑》：王曰：“典狱非讫（尽也）于威（权势也），惟讫于富（贿赂也）。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当时典狱之官非惟得尽法于权势之家，亦惟得尽法于贿赂之人，言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也。敬忌之至，无有择言在身，大公至正，纯乎天德，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则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对天之辞，盖推典狱用刑之极功而至于与天为一者如此。”
吕祖谦曰：“典狱不得行其公者，非为威胁则为利诱，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无择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狱之官，民之死生系焉，须是无一毫私意，所言无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复加之命方可。后世多以典狱为法家，贱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学无知之人，和气不召，乖气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罚，天讨有罪，天所以整齐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专敬天理，三德是或当用正直、或当用刚克、或当用柔克各得其当。若不敬天命，为害所逼、为利所诱，用刑必差，须是置祸福于度外，专敬天命，刑无不得其当，则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养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于敬而不敢忽、一于忌而不敢肆，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无一事而不可对人言者不能也，允若兹，则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纯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寿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与天一，则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狱者虽在于下而其所典之职亦以制人之命焉，岂非配享在下乎？典狱之职所系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灵之命者可不择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狱所以不公者，外为权势之嘱托、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上之人诚严申明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贿免戒，饬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执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刚直之人用之，则法不至于私滥、人不死于非命，人心允合于天心，逆气不伤于和气乎。吁，臣之所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于天则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狱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谓推其极至于与天为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讨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与天无间，是即君之所以无间于天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唯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
蔡沈曰：“司政、典狱，诸侯也，为诸侯主刑狱，而言非尔诸侯为天牧养斯民乎？为天牧民则今尔何所监惩？所当监者非伯夷乎？所当惩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启迪斯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论也。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讨有罪，讨有罪所以安无罪之民也。司政、典狱并言者，以诸侯受天子之命以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复典夫刑狱也。政所以安民生，狱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养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则不敢复为恶，而无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至也）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诸侯也。参错讯鞫，极天下之劳者
译《吕刑》篇记载，周王说：“掌管刑狱的官员，不应只屈从于权势，也不应只屈从于贿赂。要心存恭敬与戒惧，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敢说的话（意指言行坦荡，无可隐瞒）。只有能够践行上天的美德，自己制定美好的政令，才能与上天相配，在下界享受祭祀。”
蔡沈说：“当时掌管刑狱的官员，不仅对权势之家能尽法度，对行贿之人也能尽法度，说的是不向威势屈服、不被利益诱惑。恭敬戒惧到了极点，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敢说的话，大公至正，纯粹符合上天的美德，没有丝毫不可拿给世人看的地方。上天的美德在我身上，那么重大的政令就由我制定，从而与上天相配，在下界享受祭祀了。‘在下’是相对于上天而言的，大概是推演掌管刑狱、使用刑罚的最高功效，以至于与上天合而为一，就是这样的境界。”
吕祖谦说：“掌管刑狱不能实行公正，不是被威势胁迫，就是被利益诱惑。想要威势不能使其屈服、财富不能使其迷惑，只在于心存恭敬与戒惧，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敢说的话罢了。”他又说：“掌管刑狱的官员，百姓的生死系于他们身上，必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所说的话无非是公理，才可以把百姓的生死托付给他们。天德所说的至公无私之德，达到‘自作元命’的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定的刑罚之命，都是至善不可再增添的命令才可以。后世多把掌管刑狱视为法家之事，轻视士人，把百姓的生死寄托给不学无术的人，祥和之气不被招致，乖戾之气常有，所以不能实现天下的治理。大概掌管刑罚的官员是代替上天执行惩罚，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上天用来整顿天下的百姓，原本不是自家私事，只有恭敬五刑以成就三德，恭敬五刑是专门恭敬天理，三德是或应当用正直、或应当用刚强克制、或应当用柔和克制，各自得当。如果不恭敬天命，被祸害逼迫、被利益诱惑，使用刑罚必定出差错，必须把祸福置之度外，专门恭敬天命，刑罚没有不得当的，那么百姓就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培养根本的原因，所以夏商周三代能以仁德得天下。”
臣按：刑狱之事确实关乎上天，掌管刑罚的人只有遵循天理的公正而不顺从人欲的私心，权势不能使其改变，财利不能使其动摇，这样，使用刑罚的人心中无愧，受刑的人罪罚相当，我的心就与上天的心了相合了。然而，如果不是在我自身一心恭敬而不敢忽视、一心戒惧而不敢放肆，做在身上的事都可以说出口、没有一件事不可对人言，是做不到的。确实像这样，那么我所存守的就合乎天心，而我所得到的就纯粹是天德了。那些生死寿夭的命运，是上天用来制约这些人的，现在我德行与上天一致，那么制约生人命运的就在我这里了。上天高高在上，是制约人类命运的主宰，掌管刑狱的人虽然在下位，但他所掌管的职责也是制约人的命运，这难道不是在下界与上天相配享受祭祀吗？掌管刑狱的职责关系如此重大，承受天命而制约生灵命运的人，能不慎重选择人来任用吗？总之，刑狱之所以不公，是因为外部有权势的嘱托、内部有财利的贿赂。然而掌管刑狱的官员之所以不向权势和财富屈服，其根本又在于上位者。上位者如果严格申明祖宗的法度，使有罪的人不能靠贿赂免罪，告诫左右的人使执法者能够执奏，而所任用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又一定是心存敬畏、秉性刚直的人，那么法律不至于私滥，人不会死于非命，人心就与天心相合，逆气就不会伤害和气了。唉，臣所做的事是秉承君主的命令，臣之所以制定百姓的命运是由君主制定臣的命运，臣的德行能享于上天，那么君主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掌管刑狱使用刑罚，是人臣的事，蔡氏说推演其极致以至于与上天合而为一，为什么呢？上天只是公正罢了，上天以至公之道赋予君主，君主以天讨的公正赋予臣子，臣子能奉行公正与上天没有隔阂，这就是君主之所以与上天没有隔阂的原因。
周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事和刑狱的官员，难道不是你们在替上天牧养百姓吗？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不是伯夷颁布刑罚的教导吗？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惩戒？只有那苗民不审察刑罚的适用，不选择贤良的人，观察五刑的适中，只有那些权贵用威势扰乱政事、富人用财物夺取法度。”
蔡沈说：“司政、典狱，指的是诸侯，作为诸侯主持刑狱，而说难道不是你们诸侯在上天牧养这些百姓吗？替上天牧养百姓，那么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和惩戒？应当鉴戒的不是伯夷吗？应当惩戒的不是有苗吗？伯夷颁布刑罚来启迪百姓，舍弃皋陶而说伯夷，这是探究根本的论述。苗民不审察狱辞的适用，又不选择贤良的人，让他们观察五刑的适中，只有那些权贵用威势扰乱政事、富人用财物夺取法度。”
臣按：刑罚是上天用来讨伐有罪之人的，讨伐有罪之人是为了安抚无罪之民。司政、典狱并提，是因为诸侯接受天子的命令成为一方的主宰，既掌管民政又掌管刑狱。政事是为了安顿百姓的生活，刑狱是为了治理百姓的罪过，都是奉行天子的命令来牧养百姓，然而天子的命令就是天命，天子的百姓就是天民，安顿百姓的生活固然为了保全天命，治理百姓的罪过也是为了保全天命。有罪的人被治理就不敢再作恶，而无罪的百姓都能实现生存而保全天性了。
周王说：“唉，要牢记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要听我的话，希望有到达（善境）的命运。现在你们无不因慰勉而日益勤勉，你们不要有因警戒而不够勤勉的。”
蔡沈说：“这是告诫同姓诸侯的话。参差错杂地审讯拷问，是天下最辛劳的事
，莫若狱，苟有毫发怠心则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尔所用以自慰者无不以日勤，故职举而刑当也。尔罔或戒不勤者，刑罚之用，一成而不可变者也，苟顷刻之不勤则刑罚失中，虽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岂可以或戒也哉？”
译没有比司法审判更重大的了，如果有一丝一毫懈怠之心，百姓就会有含冤而死的情况。没有不通过每日勤勉来宽慰自己的，你所用来宽慰自己的，无不是依靠每日的勤勉，所以职责得以履行，刑罚得以恰当。你不要有时戒惧而不勤勉，刑罚的运用，一旦确立就不可改变，如果片刻不勤勉，刑罚就会失去公正，即使深深戒惧，已经施行的刑罚也来不及补救了。戒惧固然是一种善心，但运用刑罚难道可以有时戒惧而不勤勉吗？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其同姓诸侯也。盖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国有一国之刑，天下之刑则天下之有罪者系累于其狱，一国之刑则一国之有罪者禁锢于其狱，人非一人也，五木具其身，百忧婴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为邦国之君典刑狱之政，置其身于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厄之中，则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顷刻之劳而不尽吾心焉，而使斯人无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数人之死命，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然后职举而刑当也。
非佞折狱，惟良折狱。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而无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御人以口给，如周亚夫诣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谓佞折狱也。”
臣按：折狱之官，人命所系，是以自古典狱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以任之，盖以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和颜悦色以询之犹恐畏威惧刑而不敢尽其情，况御之以口给乎？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典狱之官）伯（诸侯）族（同族）姓（异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总告之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惧，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实任责，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谓官伯，官之长。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则狱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轻，人臣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于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钦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书虽曰耄荒，然帝王心法之传千载犹可想见，此《吕刑》之书所以见取于孔子也欤。
《周礼》：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乡士主六乡之狱。”贾公彦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书；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乡士以下，郑注谓主六乡之狱，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是也，自唐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四属，曰宪部、曰比部、曰司门部、曰都官部。国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为十三部，后又加以贵州、交焄为十四，其后弃交焄惟存十三部焉，盖有合于《周官》刑官之属乡士掌六乡之狱之制，可见前圣、后圣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职，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郑玄曰：“登中，上其所断狱讼之数。”贾公彦曰：“群士谓乡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说者谓狱讼之中言事实之书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讨，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书而有谨于用之意。臣窃以为，所谓中者，意者取其所计弊狱讼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为法比，后有罪犯有合于是者则援引以为质也，如此，庶于文法为顺。
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掌其遂之民数，县士掌其县之民数）而纠戒之（遂士、县士亦各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遂士、县士皆同，惟旬，遂士二旬、县士三旬）。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附也）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陈尸）之三日（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县士则协刑杀，各就其县，余并同）。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县士则王
译臣按：夏、商、周三代时期，实行分封制度，所以周穆王所告诫的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是同姓的诸侯。大抵天下有天下的刑罚，一国有国家的刑罚，天下的刑罚则天下有罪的人被拘禁在国家的监狱里，一国的刑罚则一国有罪的人被拘禁在国家的监狱里，人不是同一个人，各种刑具加在身上，百种忧愁萦绕在心，度过一天就像过了三个秋天那样漫长。然而作为治理邦国、掌管刑狱政事的君主，把自己置于安逸的地方，忘记那些人在困厄之中，就会有不得善终的人了。我为什么吝惜片刻的辛劳而不竭尽我的心力，却让这些人无罪而死呢？一旦懈怠而导致多人的死亡，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心怎么能安宁呢？这就是为什么慰抚囚犯必须每天勤勉，然后职责才能履行，刑罚才能得当。
不凭巧言断案，只凭良善断案。
蔡沈说：“佞，指口才。不是口才辩给的人可以断案，只有温和善良、视民如伤的长者才能断案，而且没有不公正的。”
林之奇说：“巧言的人用口才应付人，比如周亚夫到廷尉那里被责问说：‘你想造反，为什么呢？’回答说：‘我买的器物是葬器，为什么说造反呢？’官吏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就在地下造反了。’这就是所谓的巧言断案。”
臣按：断案的官员，关系到人命，所以自古以来掌管狱讼的官员必定任用平易正直、仁爱宽厚的长者来担任，因为在拷打之下何求不得，和颜悦色地询问尚且担心他们畏惧威势、害怕刑罚而不敢尽情陈述，何况用口才来应付他们呢？
周穆王说：“唉，要恭敬啊。掌管狱讼的官员、诸侯、同族、异姓，我的话充满敬畏。我恭敬地对待刑罚，有德者才使用刑罚。现在上天辅助百姓，你们在下作为天的辅佐。”
蔡沈说：“这是总体的告诫。我对于刑罚的话尚且充满敬畏，何况使用刑罚呢？我恭敬地对待刑罚，是敬畏到了极点。有德者才使用刑罚，是厚道到了极点。现在上天用刑罚辅助治理百姓，你们实际承担责任，在下作为天的辅佐是可以的。”
臣按：先儒说官伯，是官员的首领。前面说“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现在说“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那么狱官就是配天的。君主知道狱官可以配天，那么在任命这个官员时必定不敢轻率；臣子知道狱官可以配天，那么在担任这个官职时必定能自重。穆王在前面既说“念之哉”，念之的意思就是帝舜恤民的意思；又说“敬之哉”，敬之的意思就是帝舜钦敬的意思。穆王作这篇文章虽然说是年老昏乱，但帝王心法的传承千载之后仍然可以想象，这就是《吕刑》这本书被孔子所取法的原因吧。
《周礼》：刑官的属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郑玄说：“乡士主管六乡的狱讼。”贾公彦说：“刑官，有虞氏称为士，夏朝称为大理，周朝称为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就是现在的刑部尚书；小司寇二人，就是现在的左右侍郎。乡士以下，郑注说主管六乡的狱讼，就是现在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的意思，自唐朝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为四个属部，叫宪部、叫比部、叫司门部、叫都官部。建国初沿袭这一制度，到洪武二十三年才改为十三部，后来又加上贵州、交焄为十四部，其后放弃交焄只保留十三部，这大概符合《周官》刑官的属官乡士掌管六乡狱讼的制度，可见前圣、后圣的心，其准则是一致的。
小司寇的职责，年终则命令众士计算狱讼的胜负，上报于天府。郑玄说：“登中，上报他们所断狱讼的数量。”贾公彦说：“群士指乡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解说的人说狱讼的中是事实的书，必定登于天府，是因为刑罚是用来执行天讨的，所以登于天府而收藏，并且表示重视这些文书而有谨慎使用的意思。臣私下认为，所谓中，意思是取他们所计弊狱讼的得其中者上报于天府，使收藏作为法比，后来有罪犯符合这些情况的就援引作为依据，这样，大概对于文法更为顺当。
乡士掌管国中（遂士掌管四郊，县士掌管野外），各掌管其乡的民数（遂士掌管其遂的民数，县士掌管其县的民数）而纠戒之（遂士、县士也各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遂士、县士皆同，惟旬，遂士二旬、县士三旬）。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附也）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陈尸）之三日（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县士则协刑杀，各就其县，余并同）。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县士则王
命六卿会其期）。
吴澂曰：“掌国中谓国中至百里郊也，凡六乡之狱皆在国中。要之者，谓为其罪法之要辞。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协日刑杀，谓可刑杀之日也。肆之，谓陈尸。期，谓王欲赦之人则乡士职听于朝，司寇听之之日则王以时亲往议之也。”
译命令六卿在约定的日期会合。
吴澂说：“‘掌国中’是指从国都中心到百里外的郊野，所有六乡的诉讼都在国都范围内。‘要’，是指提炼罪案的法律关键言辞。‘受中’，是指接受狱讼的判决结果。‘协日刑杀’，是指适宜执行刑杀的日期。‘肆之’，是指陈列尸体。‘期’，是指对于君王想要赦免的人，乡士在朝廷审理，司寇审理的日子，君王便按时亲自前往商议。”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则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谓之士师，布列于外者，在六乡谓之乡士、在六遂谓之遂士、在各县谓之县士，各掌其民之数，其所以纠戒令、听狱讼、察虚实、辩曲直、异死刑而为其要辞以职事而听于朝，而司寇听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数则不同焉，乡士则旬日也、遂士则二旬也、县士则三旬也。及夫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与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于法，合众所丽之法而参议之，士师乃受其成狱，协之于可杀之日，始加以刑杀，而陈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处则不同焉，乡则市朝也、遂则于其遂也、县则于其县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乡则王自会于司寇而自为之期，六遂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各县则王命六乡会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数，其纠戒令、听狱讼则同也，而皆谓之士焉。夫谓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职不皆谓之士而理官独谓之士者，盖以此官民命所系、天讨所寓，国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于此，故非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皋陶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盖以示后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杂以他流也。本朝定制，风宪官不以吏员为之，深得虞、周之意。
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谓依律而断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殽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杨氏曰：“释之论犯跸，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
臣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欲当犯跸者以罪而释之罚金，文帝欲当盗高庙玉环者以族，释之当以弃市，可谓能守职执法而以道事君者矣，其视张汤视上意所欲罪释而为之出入者，不啻鸾凤之与鹰鹯矣。虽然，释之敢言固难，而文帝之能从尤难，后世为法官者固当以释之为法，而文帝之从谏如流，而不饰非拒谏，以私怒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万世人主所当师焉。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起也）邪（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臣按：汉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其原盖出于此。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设正副评事，凡刑部、都察院所问罪狱必俟平允然后法司定罪，若罪名不当，驳回再问。
魏明帝时，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怀天下者当以仁，理天下者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
译臣按：刑官以“士”为名，从虞舜朝廷时就是这样。在朝廷中的称为士师，分布在外地的，在六乡称为乡士，在六遂称为遂士，在各县称为县士。他们各自掌管辖区内百姓的数目，其职责是纠察戒令、审理狱讼、考察虚实、辨别曲直，对于死刑案件要拟定关键辞令，并依职事向朝廷汇报，由司寇最终裁决，这三类士的职责是相同的，但审理的期限不同：乡士为十天，遂士为二十天，县士为三十天。等到在朝廷上断决狱讼时，各类士和司刑官员都在场，各自将所犯罪行附会于法律，综合众人所适用的法律进行参议，士师才接受已定罪的案件，协调安排在可执行死刑的日子，才开始施加刑杀，并将尸体陈列示众三天，这三类士的做法也是相同的，只是示众的地点不同：乡士在市集和朝廷，遂士在遂地，县士在县地。如果人的罪行有值得怜悯或可疑之处，君王想要赦免，六乡则由君王亲自会同司寇并自行确定日期，六遂则由君王命令三公会同确定日期，各县则由君王命令六乡会同确定日期。三类士管辖的地域不同，但都掌管百姓数目，其纠察戒令、审理狱讼的职责是相同的，所以都称为“士”。所谓“士”，就是理官。士位居四民之首，位列五爵之一，其他官员分职并不都称为士，唯独理官称为士，大概是因为这个官职关系到百姓性命、寄托着天道的讨伐，国家得失民心都在于此，所以不明义理、不具备道德、不通晓经学的人不可以担任。自从虞舜朝廷以皋陶为士，周人从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的官员都以“士”命名，大概是为了向后世昭示，使人们知道刑官的重要性，不可混杂其他流品。本朝定制，风宪官不由吏员担任，深得虞、周之意。
汉文帝时，张释之担任廷尉。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惊了皇帝的马，被捕后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奏报说犯禁当罚金，皇帝发怒，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如此规定，如果加重处罚，就会失信于民。况且当时如果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已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倾斜，天下用法都会随之轻重不一，百姓将无处安放手脚，请陛下明察。”皇帝很久才说：“廷尉的判决是正确的。”后来有人偷了高庙坐前的玉环，被捕后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奏报当处弃市（死刑），皇帝大怒说：“这人无道，竟敢偷先帝的器物，我交给廷尉是想灭他族，而你却依法奏报，这不是我供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如此规定就足够了。况且罪行相同，却因逆顺而有差别，现在偷盗宗庙器物就灭族，万一愚民取了长陵一块土，陛下又将如何加重他的罪呢？”皇帝于是告诉太后，准许了张释之的判决。
杨氏说：“张释之议论犯禁一事，其用意是好的。但他说‘当时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这就开启了君主妄杀人的端绪。既然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那么犯法者天子必定交给有关部门依法论处，怎么能超越法律而擅自诛杀呢？”
臣按：张释之担任廷尉，文帝想以重罪论处犯禁者，张释之判处罚金；文帝想以灭族论处偷盗高庙玉环者，张释之判处弃市，可以说他是能坚守职责、执行法律并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了。他比起那些看皇帝脸色行事、随意出入人罪的张汤，简直不像鸾凤与鹰鹯的区别。虽然如此，张释之敢于直言固然难，而文帝能够听从尤其难。后世担任法官的人固然应当以张释之为榜样，而文帝从谏如流，不掩饰过错、拒绝劝谏，不因私怒而刑人，更是君主的盛德，是万世君主应当效法的。
宣帝本始四年，下诏说：“近来官吏用法，巧立条文，日益苛刻，这是朕的德行不足。如果断狱不当，使有罪者产生邪念，无辜者遭受杀戮，父子悲恨，朕非常痛心。现在派遣廷史与郡县审理案件，责任轻而俸禄薄，为此设置廷平，秩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公平审理，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选用于定国为廷尉，寻求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季秋之后请奏疑难案件。当时皇上常驾临宣室，斋戒居住并决断事务，狱刑号称公平。
臣按：汉朝既有廷尉又设立廷平，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其源头大概出于此。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和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设正副评事，凡刑部、都察院所审讯的罪狱，必须等待平允然后法司定罪，如果罪名不当，驳回再问。
魏明帝时，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重视而私人议论所轻贱的，狱吏是百姓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的，王政的弊端未必不由此产生，请求设置博士互相教授。”事情于是施行。
胡寅说：“怀抱天下的人应当以仁，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义，律令不过是用来记录刑名数目罢了，哪里是依靠它来治理国家的呢？只有通晓经训的人才能用法，只重视熟悉法律而没有保国化民的根本，这就是李斯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那些研习儒学而侮弄经书的人尚且很多，何况研习法律而不知仁义之道，他们侮弄法律的人将十人中有二五人，
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于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于律令之烦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译如果真是这样，那何不将百官和各部门的事务都交给胥吏去处理呢？从后世的角度来看，魏国之所以能够存在，难道是因为设立了律博士吗？而它之所以灭亡，难道是因为法令繁琐或简省吗？卫觊的言论，并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啊。”
臣按：卫觊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国家弼教辅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经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诚是矣。夫吏胥之不通经，固不可以掌律令，然于律之名例条贯犹其所习也，而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则并法比之不知焉，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辅治也，固非圣人制刑之意，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开选举，或有诈为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事泄，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臣按：胄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其失正与张释之同，其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言者一时喜怒之所发，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则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奖之，真好治纳谏之主也，后主宜法焉。臣尝因是而论之，国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后虽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于祖宗之法则有妨焉，如之何则可？曰为人上者当熟思审处而后发于言，前有所违，后难于继，断然不出诸口也，为人臣者则当遏绝之于发言之初，不待其形见于事为之著，如此，则是能致其君于无过之地矣。
贞观初，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覆按青州谋反狱，仁师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众，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仁师曰：“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
臣按：崔仁师谓“治狱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后世治狱者往往自规免己之罪，不复顾人之死生，皆仁师之罪人也。
太宗时，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间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尔。今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圭奏曰：“但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狱平允，王圭欲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臣窃以为断狱之吏固欲选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则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虽不赏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太宗曰：“此岂惟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臣按：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论狱，魏徵论及隋炀之无道杀人，而太宗责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兴，后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时，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
臣按：徐坚谓推按反者即行斩决，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非独于反狱一事为然，凡人君用人纠察人过咎，委任之专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时，刺史李行裒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
译臣按：卫觊想要设立律博士，这是想把国家用来辅助教化、治理百姓的重大法典，交给那些不通晓经学的吏胥去掌管，胡氏对此加以批评确实是正确的。那些不通晓经学的吏胥，固然不可以掌管法律条令，然而对于法律的名例、条贯，终究是他们所熟悉的。而后世甚至把狱讼之事交给武夫和宠幸之人，连法律比附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了，这就像是设置刑狱来树立威势、控制他人，而不是用来辅助教化、治理百姓，这本来就不符合圣人制定刑罚的本意，又哪里是上天讨伐有罪者的公正之道呢？
唐太宗刚即位时，大力开放选举制度，有人假冒资历和荫庇，皇上命令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假冒之事败露，大理寺少卿戴胄判处流放，皇上说：“我下诏令不自首者处死，现在判处流放，这是向天下显示我不守信，你是想出卖狱讼吗？”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就杀了他，那不是臣能干预的，既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臣不敢亏负法律。”皇上说：“你只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的工具，言语只是一时喜怒的抒发罢了。陛下发泄一时的愤怒而想杀他，后来觉得不妥而改为流放，这是忍受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如果顺从愤怒而违背信用，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皇上说：“法律有所失误，你能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臣按：戴胄说陛下当时就杀了他不是臣能干预的，他的失误正好与张释之相同，而他所说的“法律是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的，言语只是一时喜怒的抒发，陛下发泄一时的愤怒而想杀他，后来觉得不妥而改为流放，这是忍受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则是名言。太宗不仅不怪罪他，反而奖赏他，真是善于治理、采纳谏言的君主啊，后来的君主应当效法他。臣曾因此议论说，国家的法律固然不可以不遵守，而君主的言语也不可以失信，言语一旦失信，以后即使再有言语，人们也不会相信了。然而想要保全君主的信用，却对祖宗的法律有所妨碍，怎么办呢？回答说，作为上位者应当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后再发表言论，前面有所违背，后面就难以接续，坚决不把它说出口；作为臣子则应当在君主发言之初就遏止它，不等到它体现在事情上才去纠正，这样，就能使君主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了。
贞观初年，诏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复查青州谋反案，崔仁师只定罪为首的十余人，其余的都释放了。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的人很多，人情谁不贪生怕死，恐怕他们看到同伙得以免罪，不会甘心。”崔仁师说：“凡是审理狱讼应当以仁爱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为了自己规避罪责而不为他们伸冤呢？万一我见识短浅误判了人，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也是我所愿意的。”
臣按：崔仁师说“审理狱讼以仁爱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为了自己规避罪责而不为他们伸冤”，后世审理狱讼的人往往为了自己规避罪责，不再顾及别人的生死，都是崔仁师的罪人。
太宗时，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的囚犯账册，皇上阅览后问说：“其中罪行也有情有可原、值得怜悯宽恕的，都按照法律判决吗？”回答说：“推究情理来定罪，不是臣下敢做的。”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想害人，是因为利益驱使想卖出棺材才这样。现在司法部门复查审理一个案子，一定要求深究弹劾，想要完成他们的考核，现在用什么方法能使判决公平允当呢？”王圭上奏说：“只要选拔善良宽恕、断案公平允当的人加以奖赏，奸邪虚伪自然就会止息。”皇上认为很好。
臣按：想要使狱讼公平允当，王圭想要选拔善良宽恕、断案公平允当的人加以奖赏，臣私下认为审理狱讼的官吏固然要选拔善良宽恕的人，然而根本在于君主。君主如果存有怜惜生命的心，恭敬啊恭敬啊，只以刑罚为忧恤，即使不奖赏他们，他们也不敢严酷苛刻了。
太宗曾经与侍臣议论狱讼，魏徵说：“隋炀帝时曾经有盗贼发生，稍微涉及疑似的人全都命令斩首，共二十多人，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人数太多，试着寻找他们的状辞，其中五个人曾经做过盗贼，其余都是平民，最终不敢执意上奏，全部杀掉了。”太宗说：“这难道只是炀帝无道吗，他的臣子也不尽忠，君臣像这样，怎么能不灭亡呢？你们要引以为戒。”
臣按：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议论狱讼，魏徵论及隋炀帝无道杀人，而太宗责备臣子不忠，并且说：“君臣像这样，怎么能不灭亡呢。”唉，隋朝的君臣像这样所以灭亡，唐朝的君臣像这样所以兴盛，后世的君主不可以不知道啊。
武后时，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认为：“《尚书》有五种听讼的方法，法令规定三次覆奏，近来有诏令，推究按验谋反的人查实就执行斩决，人命最重，死了不能再生，万一冤枉，含冤而死、灭族，难道不悲痛吗？这不足以肃清奸逆而彰明法典刑罚，反而助长威福而滋生疑惧，臣希望废除这个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的职位，应当加以简择，有用法宽平被百姓称颂的人希望亲近任用，有处事严酷不公不符合人心期望的人希望疏远罢退。”
臣按：徐坚说推究按验谋反的人就执行斩决，不足以肃清奸逆而彰明法典刑罚，反而助长威福而滋生疑惧，不仅仅在谋反案一事上是这样，凡是君主用人纠察别人的过错，委任专断而信任不疑，都有这种弊端。
武后时，刺史李行裒被酷吏陷害，秋官郎中
徐有功固争不能得，侍郎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县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译徐有功坚决争辩而不能如愿，侍郎周兴上奏说徐有功故意释放谋反的囚犯，应当斩首。太后虽然不批准，但也免去了他的官职。然而太后向来敬重徐有功，过了很久又起用他担任侍御史，徐有功伏在地上流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跑进山林，但性命却系在厨师手中，这是形势造成的必然结果。陛下任用我担任法官，我不敢歪曲陛下的法律，必定会死在这个官职上。”太后坚持授予他官职，远近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互相庆贺。
臣按：有功当酷吏告密罗织之秋，独能以平恕为心，，可谓特立不倚者矣。武后虽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当死而生之，既废而起之，固辞而受之，可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泯，特人臣立志不坚，见理不明，过于徇人而切于为己耳。后世人主一废其人即不复用、不复问往事之如何，顾反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时，法官竞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当武后酷吏淫虐之时，而徐有功、杜景俭独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虽以暴虐之君，无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执正守法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设官理刑亦犹周官乡士、县士之比，然谓之士者，以刑狱人命所系，不可专委之吏胥。士读书知义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而不忍致人无罪而就死地，名重于利，吏胥虽曰深于法比，然后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狱文具而罪责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冤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欤。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定令。
臣按：宋于法司常员之外，专置官以阅天下所上案牍，及推勘大狱，临遣必谕旨优赐，竣事又召见请问，人君留心狱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尽心者乎？
二年，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命常参官主之，凡官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者即驰传往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解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臣按：后世于藩方设官司刑本此。在宋为提点刑狱司，在元为肃政廉访司，本朝于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处。
是年始制审刑院于禁中，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如命论决。
臣按：宋制即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审刑院于禁中，事虽详审，然不无重复。本朝有狱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问，然后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驳回再问，既允然后问，闻奏取旨，事体归一，可为万世彝典。
真宗景德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对于长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诸路提点刑狱，既而罢之，至是复置。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职虽纠察一道官吏，不专于刑，然以提刑入衔则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宁七年，置律学设，教授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司马光曰：“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厚风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为义例，遂致文深而义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晓难犯之意。今后律文宜详备其事、浅易其文，凡其罪名轻重、决杖多寡，皆须明白详载，不厌简帙之繁，不惜文辞之复，使检阅之间粲然于目、灼然在心，不必深于文墨者然后晓之，凡有目者粗知文义无不晓然也。如此，何用说官教训立法，考试设科取用为哉？惟用士人之通经术、知道谊者为之，遇有刑狱按律处罪，律所不载及有可疑者引经断狱，取裁于上可也。
以上简典狱之官
卷一一二
▲存钦恤之心
《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曰：“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
译臣按：在酷吏告密、罗织罪名的时期，唯独能以公平宽恕为心，可说是特立独行、不偏不倚的人了。武则天虽然是女性君主，但也知道格外尊重他，在他该死时让他活下来，在他被废黜时让他重新起用，在他坚决推辞时让他接受任命，可见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从未泯灭，只是臣子立志不坚定，明理不透彻，过于顺从他人而急切追求私利罢了。后世的君主一旦废黜某人就不再任用，也不再追问往事的真相，难道反而不如一位女性君主吗？
武则天时期，法官争相施行严酷刑罚，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自保持公平宽恕，被告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必生。”
臣按：在武则天酷吏淫虐的时候，徐有功、杜景俭独自保持仁爱宽恕，由此可知人心的天理，即使是暴虐的君主，也没有不具备的，只是掌管刑罚的臣子不能秉持正道、遵守法律罢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开始任用儒生担任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设置官员审理刑狱，也如同周朝乡士、县士的职位，然而称为“士”的原因，是因为刑狱关乎人命，不可以专门委任给胥吏。士人读书懂得义理，不仅能够遵守法律，而且能够在法律之外推究情理、察明事理，不忍心让无罪的人走向死地，看重名节胜过利益；胥吏虽然可以说精通法律条文，但只知道法律，而不知道法律之外的情理，只要案卷齐备、罪责不牵连到自己就满足了，而不顾念人的冤屈与否。宋太宗开始任用士人担任司理判官，这大概符合周朝的体制吧。
淳化元年，命令刑部设置详覆官六员，专门审阅天下上报的案卷，不再公开派遣审讯狱吏。设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都由京朝官充任，如果各州有重大案件，就乘坐驿车前往审讯，临行时必定当面传达旨意说：“不要扩大牵连，不要拖延滞留”，有时赐给路费，回来必定召见，询问所审讯的案件情况，定为常法。
臣按：宋朝在司法机构常设官员之外，专门设置官员来审阅天下上报的案卷，以及推勘重大案件，临行必定传达优厚的旨意并赏赐，完成任务后又召见询问，君主关心狱事到了这种程度，奉命推治的人哪有不尽心的呢？
淳化二年，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命令常参官主持，凡是官内州府十天一次具报囚犯名册，有疑难案件未决的就立即乘驿车前往视察，州郡敢积压拖延重大案件久而不解，以及以偏颇言辞审讯案情不得真实，还有官吏徇私舞弊的，全部上报。
臣按：后世在地方设置司法官职原本就是依据这个。在宋朝叫提点刑狱司，在元朝叫肃政廉访司，本朝在地方各设置提刑按察司，共十三个地方。
这一年开始在宫中设置审刑院，兼设详议官六员，凡是案件具奏先由审刑院盖印后交给大理寺、刑部断案复核上报，然后下达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后交给中书省，应当立即下达。如果未获批准，宰相复核后上报，按照命令论决。
臣按：宋朝制度既有刑部、大理寺，又在宫中设立审刑院，事情虽然详细审慎，但难免重复。本朝有案件先由刑部、都察院审讯，然后送大理寺，如果不批准就驳回再审，批准后再审讯，上报取旨，事体归于统一，可以作为万世的常法。
真宗景德四年，再次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官。在此之前，皇帝拿出笔记六件事，其中一件说勤奋体恤百姓疾苦，所忧虑的是四方刑狱官吏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一个人受冤就会招致灾祸。先帝曾经选拔朝臣担任各路提点刑狱，现在可以再次设置，仍然让使臣作为副手，在长春殿引见后派遣。
臣按：宋太宗开始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后来罢免，到这时再次设置。本朝设置提刑按察司，其职责虽然纠察一道官吏，不专门负责刑狱，但既然以提刑列入官衔，那么重点本来就在这里。
神宗熙宁七年，设置律学，教授公开考试学习律令的生员义理三道，在此之前设置刑法科，其考试、防范如同各科法规。
司马光说：“律令格式都是当官的人所需要的，何必设置明法一科让士人预先学习呢？礼所排斥的，就是刑所采取的，士人如果真能懂得道理，自然与法律暗合，如果不懂，只是每天诵读徒刑、流放、绞刑、斩刑的书，练习罗织罪名的事情，士人已经变得刻薄，从政哪里有循良？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方法。”
臣按：自从隋朝人制定律法以八字作为义例，于是导致文辞深奥而义理晦涩，非常违背古人使人容易明白、难以触犯的本意。今后的律文应当详细完备地叙述事情、浅显易懂地表达文字，凡是罪名的轻重、决杖的多少，都必须明白详细地记载，不嫌简册繁多，不惜文辞重复，使查阅时清晰在目、鲜明在心，不必精通文墨的人然后才明白，凡是有眼睛的人粗略知道文义没有不明白的。像这样，哪里需要用说官教训立法，考试设科取用呢？只任用通晓经术、懂得道义的士人担任，遇到刑狱按照律法定罪，律法没有记载以及有可疑的地方引用经典断狱，向上请示裁决就可以了。
以上简典狱之官
卷一一二
▲存钦恤之心
《舜典》：恭敬啊恭敬啊，只有刑罚要体恤啊。
孔颖达说：“这两句经文，是舜说的话。舜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