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九
卷一三九
▲赏功之格（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颐曰：“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夫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象所谓必乱邦，圣人之戒深矣。”
又曰：“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他不与焉。”
丘富国曰：“初言师之出，上言师之还，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大君必有赏功之命，开国，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诡道，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则挟功以逞，必生僭窃乱邦之祸，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乱邦也，其意严矣。”
臣按：人臣有功于国家，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次者则列爵以授之，与之以土田、锡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赏，固不可分别之也，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若夫资禀庸下、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职名以世延其赏，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而《本义》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臣窃以为小人难养，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如朱氏言优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临民，给禄而不莅职，如此，则得正功之典，而亦无乱邦之祸矣。
《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程颐曰：“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
臣按：程传以“有嘉”属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为句，考《汉书》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亦以“有嘉折首”为句，盖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歼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其为功大矣，岂不可嘉尚之乎？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岂得无过咎哉？王用将以出征，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实，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
《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召（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与也）之。钟鼓既设，一朝飨（大饮宾曰飨）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
译卷一三九
▲赏功的准则（上）
《易经·师卦》：上六爻辞说，君王有命令，分封诸侯或继承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象传》说：“君王有命令”，是用来公正地评定功绩；“小人不可任用”，是因为任用他们必然会导致国家混乱。
程颐说：“上六爻，是师卦的终结，也是功业完成的时候。君王用爵位和命令来奖赏有功之人，开国是指封为诸侯，承家是指担任卿、大夫。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可以任用，所以告诫不要任用他们。军队的兴起，成功并非只有一种途径，不一定都是君子，所以告诫小人有功也不可以任用。赏赐他们金银布帛和俸禄爵位是可以的，不可以让他们掌握国家政权。小人平时就容易变得骄傲自满，何况是倚仗着功劳呢？汉朝的英布、彭越之所以灭亡，就是圣人的深思熟虑和长远警戒。君王掌握恩赏的权柄，用来公正地评定军队的功绩，这是师卦的终结。虽然奖赏他们的功劳，但小人不可以因为有功就加以任用，任用他们必然导致国家混乱，小人倚仗功劳而扰乱国家的事情，古代是有的。”
朱熹说：“师卦的终结，是顺从的极致，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坤卦代表土，所以有开国和承家的象征，但是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可以让他们拥有爵位和土地，只是优厚地赏赐金银布帛就可以了，《象传》所说的必然导致国家混乱，圣人的告诫是很深刻的。”
又说：“‘开国承家’这一句，是共同得到的，没有区分君子和小人，‘小人勿用’则是说不要再任用他们，让他们参与谋划和治理。汉光武帝能够运用这个义理，自从平定天下之后，一律论功行封，他所任用在身边的，只有邓禹、耿弇、贾复这几个人，其他人都不参与。”
丘富国说：“初爻说军队出征，上爻说军队凯旋，到这里就是功成奏凯的时候了，君王一定有奖赏功劳的命令，开国，是功劳大的；承家，是功劳小的。《象传》说‘以正功’，是说爵位赏赐的命令是用来确定各位将领武功等级的。然而用兵讲究诡道，那些卖丝织品、杀狗的人谁不愿意出奇计来建立功劳，而建立功劳的不一定都是君子，这里又说‘小人勿用’，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小人有功固然应当按例赏赐，如果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就会倚仗功劳来逞强，必然产生僭越窃位、扰乱国家的祸患，所以对小人告诫不要任用，而《象传》说必然导致国家混乱，其用意是很严厉的。”
臣按：臣子对国家有功，功劳大的就分封土地，次等的就授予爵位，给予他们土地、赐给他们爵位，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予赏赐，本来是不可以区分的，但是其中有德行、学问、才能和见识的人，就委任他们官职，使得他们能够施展才能而尽到作用，至于那些资质平庸低下、气量狭小浅陋以及心术偏邪的人，就让他们只参加朝会而居于闲散职位，有土地让他们世代享受俸禄，有职名让他们世代延续赏赐，这不仅不让他们危害我们的政事，也是用来保全他们使他们不失去俸禄。程颐的传文说赏赐他们金银布帛和俸禄爵位，而朱熹的《本义》则说不让他们拥有爵位和土地而只是优厚地赏赐金银布帛，臣私下认为小人难以供养，如果不让人知道自我反省，他们看到同样有功的人都有爵位和土地而自己却没有，怎么能让他们没有不满之心呢？应当像程颐所说给予他们俸禄爵位，像朱熹所说优厚地赏赐金银布帛，只是让他们享有食邑而不治理百姓，给予俸禄而不担任实职，这样，就符合公正评定功绩的典章，也就没有扰乱国家的祸患了。
《易经·离卦》：上九爻辞说，君王用来出征，有美好的战功斩首，抓获的不是那些胁从的坏人，没有灾祸。
程颐说：“九阳爻居上位，在离卦的终结，是刚明达到极点的。明就能洞察，刚就能决断，君王适宜用这样刚明的人来辨别天下的邪恶，而进行征伐，就有美好的功绩了。”又说：“去除天下的恶人，如果完全追究那些被沾染、被误导的人，那么哪里能杀得完，所伤害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只应当斩取他们的首领，所抓获的不是那些胁从的坏人就没有残暴的灾祸了。”
臣按：程颐的传文把“有嘉”归入上句，朱熹把“有嘉折首”作为一句，考察《汉书》刘向上疏引用此爻辞来阐明成汤的功绩，说“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也是把“有嘉折首”作为一句，大概嘉，是善、美的意思，臣子奉君王命令出征，有歼灭主要敌人的功绩，所以有值得嘉奖赞美之处。大概战功没有比抓获主要敌人更大的了，对于那些首恶的主要敌人已经斩首示众，不仅仅是抓获那些胁从的坏人来凑数应付差事而已，他们的功劳很大，难道不值得嘉奖推崇吗？大概所斩杀的是应当斩杀的，有什么灾祸呢？那些不能斩杀首恶而只是抓获胁从的人，就有不该杀而杀的情况了，难道能没有过错吗？君王用来出征，而将领能够奉行君王命令斩杀敌寇首领以匡正国家，既有值得嘉奖的功绩，必有嘉奖功绩的实质，这就是君王对于出征有功的人给予爵位赏赐回报的原因吧。
《诗经序》：《彤弓》，是天子赏赐有功诸侯的诗。它的首章说：红色的弓啊，松弛的样子，接受后把它收藏起来。我有尊贵的客人，内心赠送给他。钟鼓已经摆设好，一天之内就大宴宾客。
朱熹说：“这是天子宴会有功诸侯而赏赐弓矢时的乐歌。”
吕祖谦说：“‘受言藏之’，是说重视它。弓是工匠所进献的，收藏在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繇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译用来奖赏有功之人，不敢轻易地给予别人。从内心真诚地赏赐，是说其心意诚恳，内心确实想要赏赐，并非出于外在的原因。一朝之间就赏赐给他，是说其速度之快，将王府宝藏中的弓，在一天之内就全部给予别人，不曾有迟疑留恋、顾惜不舍的意思。后来的人把府库中的财物视为私产，甚至有人把武库中的兵器赏赐给弄臣（汉哀帝调拨武库兵器送给董贤），这就与“受言藏之”的人不同了；赏赐如果不是出于利诱就是迫于事势，甚至有人早上赏赐铁券晚上就加以屠戮，这就与“中心贶之”的人不同了；囤积财物吝于赏赐，导致功臣离心离德，甚至有人印章磨破了都不忍心给予，这就与“一朝飨之”的人不同了。
臣按：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之诗，以明报功宴乐。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王者于赏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犹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礼》：司勋（掌功赏之官）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勋（辅成王业），国功曰功（保全国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劳（勤劳），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战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日月为常），祭于太烝（冬祭曰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功之大小不可预知），轻重氏（视同）功（功大者重其赏，功小者轻其赏）。凡颁（授也）赏地，参之一食（三分计税，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无国正（既赏以田，又加赐之，免其征税）。
王昭禹曰：“先王于有功之臣，铭书于王之太常，使与日月同其光，识之于不忘也；祭于太烝，使与先王同其荣，报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勋所掌之六功，不止于战也，乃以属于司马，何也？盖军赏不逾时，与之速则人心劝，报之缓则人心疑，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徒有壅蔽之害、增减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故其行赏也，又必审察考验，以视其勤劳、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多少、难易以为之轻重、高下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杜预曰：“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臣按：军赏不逾月，欲民速睹为善之利，故饮至之礼，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臣按：《易》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弃绝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谨其始，苟失之于初，则必善为之处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厌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公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又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晋文公为五伯之盛，伯者虽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盖去古未远，圣人之泽犹存，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
战国韩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而颦，笑有为而笑，今袴岂特颦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昭侯一国之君，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况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
《司马法》曰：凡战，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作于战国，然多成周之遗制也，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有功者以
译臣按：古代诸侯如果有平定四方蛮夷的功劳，周王就赐给他弓矢，又为他创作《彤弓》这首诗，以表明报功宴乐的礼仪。先代的儒者说，起初收藏器物以等待有功之人，那么人们就不敢轻视它；等到推诚布公地赐给有功之人，那么人们就不敢吝惜它。君王对于赏功的物品，起初如果不看重它，那么必然会有轻视之心，人们也就亵渎它了；最终如果不是出于诚心，又吝惜而不肯给予，那么人们即使得到了它，也不会认为是恩惠了。所以，在没有功劳的时候，收藏它也不敢轻视；在有了功劳的时候，就诚心给予它而不吝惜。君王赏功的大权应当是这样的。唉，一张弓这样微小的东西，古人尚且如此看重，何况先王的爵位俸禄，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呢？不可以轻易地给予没有功劳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周礼》规定：司勋（掌管功赏的官员）掌管六卿赏赐土地的法度，以区别功劳的等级。辅佐成就王业的功劳称为勋，保全国家的功劳称为功，造福百姓的功劳称为庸（常），处理事务的功劳称为劳（勤劳），治理政事的功劳称为力（强有力者），作战的功劳称为多（多算）。凡是有功劳的人，把他的名字铭刻在周王的太常（日月为常）上，在太烝（冬祭称为烝）时祭祀，司勋宣告此事。立下大功的，司勋收藏其副本，掌管赏赐土地的政令。凡是赏赐没有固定的标准（功劳的大小不可预先知道），轻重视功劳而定（功劳大的重赏，功劳小的轻赏）。凡是颁授赏赐的土地，按三分之一的比例征税（三分计税，周王取其一，功臣取其二），只有加赐的田地免除国家的赋税。
王昭禹说：“先王对于有功的臣子，把他的名字铭刻在周王的太常上，使他与日月同辉，让人铭记不忘；在太烝时祭祀他，使他与先王同享荣耀，报答他而给予厚待。”
臣按：司勋所掌管的六种功劳，不仅仅限于战功，却归属于司马，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军赏不能过时，给予迅速则人心受到鼓励，报答迟缓则人心产生疑虑，如果归属其他官员，那么职掌分散隔绝，文书往来回复，徒有壅塞遮蔽的祸害、增减不当的弊端，不足以激励人心。然而战功所经历的事情有难有易，所遇到的敌人有坚有脆，所以实行赏赐时，又必须审察考验，以观察其勤劳、功力以及谋略计算的大小、多少、难易，以此决定赏赐的轻重、高下。
《春秋左传》记载：桓公二年，凡是国君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时，举行饮至礼，放下酒杯，在简策上记录功勋，这是礼制。
杜预说：“爵，是饮酒的器具。喝完酒放下酒杯，就在简策上书写功勋劳绩，是说迅速记录有功之人。”
臣按：军赏不超过一个月，想让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利益，所以饮至礼，刚放下酒杯就立即在简策上书写功勋劳绩，书写在简策上是为了激励劝勉有功的臣子，激发他们趋事赴功的心志。
僖公二十三年，楚国的成得臣率领军队讨伐陈国，于是攻取焦、夷，筑城于顿地然后返回，子文认为他立了功，让他担任令尹，叔伯说：“你对国家怎么样？”回答说：“我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有大功而没有显贵的官职，那样的人能安定的有几个呢？”
臣按：《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担心他们徇私而不安定。然而既然任用他们效力并成就了功劳，却又抛弃他们，如果不是明理守道的君子，不能不感到失望。所以君子做事用人，必须谨慎开始，如果在起初失当，就必须要妥善处置，委曲周全地成全他们，以满足他们平素的期望，遏制他们的非分之想，这样，功臣得以保全而国家安定。
晋文公与楚军在城濮作战，文公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用诈就行了。”又询问雍季，雍季回答说：“焚烧森林打猎，得到的野兽虽然多，但明年就没有了；排干沼泽捕鱼，得到的鱼虽然多，但明年就没有了。欺诈虽然可以获取暂时的利益，但以后就没有回报了。”于是与楚军交战，大败楚军。等到赏赐时，先赏雍季而后赏咎犯，侍从说：“城濮之战，是咎犯的谋略。”国君说：“雍季的话，是百世的谋略；咎犯的话，是百世的权宜之计，我已经实行了。”
臣按：晋文公是五霸中最盛的，霸主虽然说是崇尚功利，然而文公的赏赐不仅仅赏赐功利之人，而必须先赏赐道义之士。大概是因为离古代不远，圣人的恩泽尚存，到了秦以后就没有这样的议论了。
战国时韩昭侯有一条破裤子，命令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了，不赐给左右近臣却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爱惜一颦一笑，皱眉是因为有事而皱眉，微笑是因为有事而微笑，现在裤子难道仅仅是皱眉微笑吗？”
臣按：君主的爵位赏赐之所以被臣下看重，是因为君主自己能自重它，得到它因为看重而人们也就重视它，得到它因为轻率而人们也就轻视它。昭侯是一国的君主，对于一条破裤子这样微小的东西尚且不轻易给予别人，何况爵位俸禄呢？拥有天下的大君主，怎么可以轻率地用先王的爵位俸禄而滥赐给人呢？
《司马法》说：凡是作战，确定爵位，记载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然作于战国，但多是成周的遗制，大概是在定功行赏的时候具备功劳的状貌，有功的人以
臣按：赏贵乎速，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况乎军功之赏，尤不可迟，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盖赏之为赏，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后世遇有当赏，文移核实，动经岁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呜呼，其弊也久矣。夫赏有两端，曰官曰财而已，功之小者赏之以财，功之大者赏之以官，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赏以官，官非人臣所得专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师命将，许以便宜行事者，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执以照，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如此，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
《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臣按：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可乎？虽然，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
秦卫鞅说孝公变法，斩一首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呜呼，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卫，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伪滋，人与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是岂人道当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级，后世袭用之，以为当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后世忍心贪功之人，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皆秦作俑之遗祸也。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何也？盖兴师动众，人至多也，临陈对敌，机无穷也，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载之《诗》《礼》者可考也，非但秦也，盖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然而勇者怯者同赏，孰肯效死而争先？若依旧以首级为功，方其战酣乘胜之际，其势有进而无退，既斩敌首，何暇转而持之，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然则果何如而可？臣窃以为，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贵，财以利而致富，是名与利、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体者人之所甚爱，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卫生灵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官爵以报之焉，报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将来之志，非但为其人，盖为乎国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例观也，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然而战陈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轻重、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臣窃以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则己不为私，明则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使其随时制宜，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即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如科试揭晓然者，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赃者计赃论，无赃者削去其功次，如此，虽未尽善，亦庶几乎。大凡天下万事，莫外于一实，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
译臣按：奖赏贵在迅速，迅速则人心喜悦向往而振奋兴起，何况军功的奖赏，尤其不可迟缓，迟缓则事情已经过去而人心懈怠了。大概奖赏之所以为奖赏，不仅仅是为了报答那人已经完成的功劳，实际上是用来激发后人奋发向上的志向。后世遇到应当奖赏的情况，公文往来核实，动不动就经过数年，甚至有的人已经死了才得到奖赏。唉，这种弊端已经存在很久了。奖赏有两个方面，即官职和财物罢了，功劳小的用财物奖赏，功劳大的用官职奖赏，用财物奖赏可以随事给予，用官职奖赏，官职不是臣子所能专断的，然而古代有秉承皇帝旨意封拜的例子，遇到出兵任命将领，允许其便宜行事的情况，应当给予官职凭证如古代告身之类的东西，中间空出名字，遇到有功的人随其功劳大小填注授予，让他拿着作为凭证，这是许诺给他名分而没有给他实职，必须等到奏报皇帝、命令下达后才正式授予。这样，立功的人既有所感念，而没有立功的人也知道有所奋发。
《三略》说：军队没有财物士兵就不来，军队没有奖赏士兵就不往。又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礼是士人所归附的，赏是士人所愿为之死的。
臣按：将领和士兵都是国家的臣子，平时吃君主的饭、穿君主的衣，凡是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的都是君主的恩赐，一旦有事，稍微效一点微劳却又想希望得到赏赐，可以吗？虽然如此，这是从臣子的道义来说的，至于君主用人则不能没有赏赐的仁德。
秦国的卫鞅游说秦孝公变法，斩取一个敌人首级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算首级来确定军功开始于此。唉，生活在天地间而比万物灵验的是人，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保卫，这是人的道理、天的道义。世道衰落而虚伪滋生，人与人竟然互相残害，同样是人却又杀人来作为功劳，这难道是人的道义本来应该这样的吗？自从五帝三王的时候就有战争的事情，然而那些人被教化归服就停止，不至于杀戮像后世那样严重，到秦国使用商鞅，才开始以首级为功，后世沿袭使用它，认为理所当然而不可改变，百世如同一天一样，后世忍心贪功的人，甚至诬陷平民截断死尸来作为功劳等级，都是秦国作俑留下的祸害。我曾经说天下的事情只有武功一事最难得到尽善而没有剩余弊端，为什么呢？大概兴师动众，人最多，临阵对敌，机变无穷，不杀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所以武功的成功必定在于杀人，因此论功的人常常以杀敌的多少作为功劳等级的差别，古代盛世本来就在学宫献祭敌耳，记载在《诗》《礼》中的可以考证，不只是秦国，大概到秦国才更加盛行罢了。现在如果不使用秦国的方法，而在武功告成的日子一律升赏，然而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同样受赏，谁肯效死而争先？如果依旧以首级为功，正当战斗激烈乘胜追击的时候，其势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既然斩了敌首，哪有空转而拿着它，不仅被别人占有而且敌人也可能得以控制他的性命。这两种都不是万全没有弊端的方法，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国家用来奖赏功劳的只是爵位和财物罢了，爵位以名分而达到尊贵，财物以利益而达到富有，所以名与利、富与贵是人之非常想要而非常羡慕的，用人非常想要的东西作为功劳奖赏的工具，大概因为性命是人之非常爱惜的，身体是人之非常珍爱的，人能舍弃他所非常珍爱非常爱惜的性命身体为我们操持兵器抵御敌人，保卫生灵安定社稷，他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就用他所非常想要非常羡慕的货财、官爵来报答他，报答他过去的功劳，用来激发他将来的志向，不仅是为了那个人，大概是为了国家，然而他所立的功劳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概而论，不可以一概而论也不可以一概报答，然而在战阵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怎么能一一得到其轻重、多寡的真实情况而权衡度量没有差错呢？让人临阵监察吗，那么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全；让人跟随大众记录吗，那么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都公正；不然就等待其功成而通第吗，那么是非真伪又将依据什么来分辨。我私下认为，古人有言，只有公正产生明察，公正则自己不徇私，明察则人不能欺骗，在自己方面既然不徇私，自然有使人心畏服的方法而人不敢欺骗自己了，国家在有事任命将领的时候，必定在朝廷大臣中选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的人作为纪功的官员，让他随时制宜，权衡其缓急难易来确定其功劳等级，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的，就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文于通衢，像科举考试揭晓一样，有不公正的允许指名开告其徇私及蒙蔽的人，有赃的计赃论处，无赃的削去其功劳等级，这样，虽然未尽善，也差不多可以了。大凡天下万事，没有超出一个实字的，只有实则人心无不悦服，再乞求朝廷下达给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让他们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的人则一律造册
，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取旨，盖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为国出力，盖藉父兄势力乘机欲得进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将帅遇有征差辄将子弟、亲识奏请从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辈，其实不曾临陈，往往叙作军功，不次升赏，夫以出师取胜，非一人智力所能独成，其临陈奋勇者固为有功，然左右将领为之参谋运智以助其所不及、协力干济以辅期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无者，乌可全谓其无功哉？但不可以斩馘论耳。为今之计，宜多立名件，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各于本类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实绩，若是随从之人明书曰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智，或协力干济有功，合准作首级几功，不许混报斩首功次，如此，则事得其实而士卒效力者不起争愤之心矣。又有陈亡士卒，以其既死，无人开报，遂至泯灭，今后但有临陈战亡者，必须同伍开报，不报者有罪，死者一功当生者二功，其有不曾临陈而亡者，虽无御敌之功，亦为王事而死，亦须同伍开报，量加优赉其子孙。
译如果有内外臣僚的子弟，在临时才自行投报效力的人，就应具名上奏，听候圣旨。因为这类人并非真正有智勇、想为国家出力，而是凭借父兄的权势，趁机谋求进身之阶罢了。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的，都是这类人造成的，不可不加以警惕。
又有将帅遇到出征差遣，往往将子弟、亲友上奏请求随行，以及左右使唤的吏胥之类，他们其实并未亲临战阵，却常常被叙作军功，破格升赏。出兵取胜，并非一人智力所能独自完成，那些临阵奋勇的人固然有功，但左右将领作为参谋运筹智慧，以弥补其不足，协力办事以辅助其不能，彼此都不可互相缺少，怎么可以完全说他们没有功劳呢？只是不能用斩首来衡量罢了。
如今的对策，应当多设立名目，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各自在本类下列出名姓，并写明他们所效力的实际业绩。如果是随从人员，明确写明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智，或协力干济有功，应准许折算为首级几功，不允许混报斩首功次。这样，事情就能得到真实反映，而士卒效力的人也不会产生争愤之心了。
又有战死的士卒，因为他们已经死去，无人上报，于是导致事迹湮没。今后只要有临阵战死的，必须由同伍人员上报，不报的治罪，死者一功抵生者二功。那些没有临阵却战死的，虽然没有御敌之功，也是为王事而死，也必须由同伍人员上报，酌情优厚赏赐其子孙。
汉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数百，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多，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论功行赏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萧何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猎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创业之功臣，凡后世有出师取胜而还，其功次亦当以是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二子赏、建俱侍中，与上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设为武爵专以报功，非有军功不可得也，如此，则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争先奋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则，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趋易进之路，孰肯捐躯舍命以求其所难者哉？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与都护甘廷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传首至京，悬于槁街。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刘向上疏辨其功，于是诏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衡、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帝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荀悦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寿、陈汤、奉世矫制以成功一也，萧望之、匡衡以为不可封者，《春秋》讥遂事之法也，刘向以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悦之论，功则有大小矣，矫有大小乎哉？如甘、陈之材气，别加任使而厚报之未晚也。”
张耒曰：“夫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独一陈汤得单于耳，若裂地封汤而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汤者无罪’而封汤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虽数十年未有继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
陈瓘曰：“莎车之事，望之据所见而言，若衡于郅支则不能无阿石显之嫌。”
臣按：《春秋》书遂事，公羊以为生事之词而胡氏以为继事之辞，又曰专事之辞，盖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出境而遇事之系国家安危者专之可也，夷狄处化外，古之帝王固以术羁縻之而不与之较，苟乘其败亡而取之，虽奉天子命亦非是也。盖王者体天以行事，彼未尝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愤，因其败乱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
译汉高帝六年，开始剖分符节，封赏各位功臣为彻侯。萧何被封为酂侯，他所获得的食邑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亲身披坚执锐，多的经历了一百多次战斗，少的也经历了数十次交锋，如今萧何未曾有汗马功劳，只是凭借文书议论，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呢？”高祖说：“各位知道打猎吗？打猎时，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狗，而发现踪迹、指示野兽所在的是人。如今各位只能捕捉奔跑的野兽罢了，是功狗；至于萧何发现踪迹、指示方向，是功人。”群臣都不敢再说话。列侯全都受封完毕后，诏令确定十八位元功的位次，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处创伤，攻城略地的功劳最多，应当排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群臣的议论都错了。曹参虽然有野外作战、夺取土地的功效，这只是一时的事罢了。皇上与楚军相持五年，军队溃败、士兵逃亡，皇上跳身逃跑的次数也不少了，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充空缺，又军中缺乏现成的粮食，萧何转运漕运关中，供给粮食没有缺乏，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山东之地，萧何常常保全关中等待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如今即使没有曹参等数百人，对汉朝有什么欠缺呢？汉朝得到他们也不必等待就能保全，怎么能用一时的功劳来凌驾于万世的功劳之上呢？萧何应当排第一，曹参排第二。”皇上说：“好。”于是赐给萧何带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皇上说：“我听说举荐贤才的人受上等赏赐，萧何功劳虽然多，得到鄂千秋的进言才更加彰显。”于是按照鄂千秋所获得的食邑，封他为安平侯。
臣按：凭借高祖刚得到天下，论功行赏以确定功臣的位次，而把萧何排在首位，群臣不服，所以皇帝用打猎作比喻。这番话，不仅可以确定开创基业的功臣位次，凡是后世有出兵取胜而还的，其功劳位次也应当以此作为法则。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的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担任侍中，与皇上年龄相仿，一起睡觉起床，金赏担任奉车都尉，金建担任驸马都尉。等到金赏继承侯位佩戴两条印绶，皇上对霍将军说：“金氏兄弟两人不能让他们都佩戴两条印绶吗？”霍将军回答说：“金赏是继承父亲才成为侯爵的。”皇上笑着说：“封侯难道不在我和将军手中吗？”霍将军回答说：“先帝有约定，有功劳才能封侯。”于是作罢。
臣按：朝廷设立武爵专门用来报答军功，没有军功是不能得到的，像这样，那么天下想获得爵位的人都会争先奋勇地去追求它了；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人们都会产生快速变化的心思，去走容易晋升的道路，谁肯捐躯舍命去追求那艰难的事情呢？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假托诏令发兵，与都护甘延寿在康居袭击匈奴郅支单于，斩杀他并将首级传到京城，悬挂在槁街。等到评定功劳时，石显、匡衡认为陈汤擅自兴师、假托诏令，幸好没有被诛杀，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侥幸，在蛮夷之地制造事端，为国家招来灾难。皇帝内心赞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但又难以违背匡衡、石显的意见，很久不能决定，刘向上书辩明他们的功劳，于是下诏让公卿商议封赏。商议的人认为应当按照军法中捕斩单于的令文执行，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来逃亡失国，在绝远之地窃据名号，不是真正的单于。皇帝取法郑吉的先例，封千户，匡衡、石显再次争辩，最终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位关内侯。于是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以前攻破莎车的功劳，皇帝认为这是先帝时的事，不再录用。
荀悦说：“如果功劳正义足以封赏，追录前事也是可以的。《春秋》的道义，毁坏泉台就厌恶它，舍弃中军就称赞它，各自遵循其适宜的做法。假托诏令的事，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假托大事而功劳小，惩罚他是可以的；假托小事而功劳大，赏赐他是可以的；功劳与过错相当，像这样就可以了，权衡轻重而制定适宜的措施罢了。”
胡寅说：“甘延寿、陈汤、冯奉世假托诏令以取得成功是一样的，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可封赏，是《春秋》讥讽擅自行事的方法；刘向认为可以封赏，是未免从功利角度而言罢了。像荀悦的议论，功劳确实有大小之分，假托诏令有大小之分吗？像甘延寿、陈汤的才气，另外加以任用并厚加报答也不晚。”
张耒说：“所厌恶的赏赐假托诏令而开后患，是说他们的功劳可以相继效仿而比肩。阴山以北，有多少单于？自从汉朝击匈奴，只有陈汤一人得到单于首级，如果裂土封赏陈汤并著为法令，说‘有能像陈汤那样假托诏令斩杀单于的无罪’而封陈汤为侯，我认为汉朝即使想再赏赐一人，虽然几十年也没有继承者，何必有邀功生事的担忧呢？”
陈瓘说：“莎车的事，萧望之根据所见而言，如果匡衡对于郅支一事，就不能没有迎合石显的嫌疑。”
臣按：《春秋》记载擅自行事，公羊传认为是生事的言辞，而胡氏认为是继事的言辞，又说是指专断的言辞。大概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主，出境而遇到关乎国家安危的事，专断是可以的；夷狄处于教化之外，古代的帝王本来就用权术羁縻他们而不与他们计较，如果乘其败亡而夺取，即使奉天子之命也不是对的。大概王者效法天意行事，他们未曾侵犯我国境、残害我国民，而我们因私怨小愤，乘其败乱而夺取，不是天设立君主的意思了。君主的行事必承天意，臣子的
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于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于天也哉？陈汤郅支之事，说者不一，揆之天理、协之时事，彼诚于吾之国体有损，于吾之生民有害，反之于心吾理无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质之于事吾辞无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汤等杀之虽有矫制之罪，亦有安边之功，则如胡氏所云，别加任使而厚报，如此不启后来之边衅，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于他日焉。张耒之议，岂可闻于外夷，独不虑彼亦将悖而入乎？陈瓘谓衡阿石显，固中其病，然国家处事、人臣建议，顾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议，乌用避嫌为哉？但朝廷之上议功封爵，而使房闼之人与焉，其时可知也，其士夫可耻也。
译做事必须奉行君主的命令，君主的命令若不合乎天道，臣子本来就不应该执行，何况臣子不奉行君主的命令，而且所做的事也不合乎天道呢？关于陈汤诛杀郅支单于这件事，议论的人说法不一，衡量天理、契合时势，他们确实对我国的国体有损害，对我国的百姓有祸害，反躬自省，我的道理没有一处不对而他们全都错，对照事实，我的言辞没有一处不直而他们全都曲，陈汤等人杀他虽然有假托圣旨的罪过，也有安定边疆的功劳，那么就像胡氏所说，另外加以任用并厚加赏赐，这样既不会开启后来的边患，也能在日后收用他们的才智。张耒的议论，难道可以让外夷听到吗？难道不担心他们也会违背礼义而入侵吗？陈瓘说匡衡阿附石显，固然切中了他的弊病，然而国家处理事务、臣子提出建议，只看道理的是非如何罢了，本来不会因为奸邪之人而改变正确的议论，何必避嫌呢？只是朝廷之上讨论功劳、封赐爵位，却让内廷近侍参与，当时的情形可以想见了，那些士大夫真是可耻。
成帝时，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久未省录，杜邺说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近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非所以示后劝化也，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上纳其言，封萧何六世孙喜为侯。
臣按：我圣祖开国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后列侯又有进封为公者，今其子孙存者盖寡，其在前朝以罪废者固难复其爵位，惟今从享太庙及列祀功臣庙者，宜如成帝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举其尤功录用后人，俾不绝其祀，亦所以示后劝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吴汉平蜀还，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邓禹为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余各有差；已没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特进奉朝请。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大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李靖对太宗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羽，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张栻曰：“光武天资虽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时从诸生讲儒学，谨行义，故天下既定则知兵之不可不戢，闭玉关以谢西域，安定南北以为单于久远之计，处置功臣全其始终，此皆思虑缜密，要自儒学中来。”
臣按：自秦汉以来，得待功臣之体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曹丕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臣按：天下所最难清者报军功之数也，史谓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盖自汉以来则然矣，岂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则下所为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则假其虚数以威敌耳，盖是时天下分裂各相为敌故也，今则天下一家矣，非列国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赏功之格（上）
卷一四○
▲赏功之格（下）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遣归乡里，终身不得复用。”
臣按：虚张首级，此古今之通弊也，然后世人主能如晋武帝以义责其纪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终身除名，虽有功能亦不复用，则下人皆知所警矣。
武帝平吴，王浚入建业受吴主降，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意甚愧忿，将攻浚，浚送吴主与浑，繇是事得解。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浑子济尚公主，宗党强盛，有司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之。浚上书曰：“臣前被诏书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浑在北岸，遣书邀臣，水军风发，无缘回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明日还围石头，又索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亦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顾嫌避咎则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不许。浑、浚争功不已，命廷尉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浚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乃诏增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浚为
译汉成帝时，下诏让有关部门访求汉朝初年功臣的后代，但很久没有审察录用。杜邺劝谏皇上说：“唐、虞、夏、商、周三代都分封诸侯以成就太平盛世的美名，因此燕、齐两国的祭祀与周朝一同流传，父子相继、兄弟相承，历经多年而不衰败，难道没有刑罚吗？是因为祖先竭力效忠，所以旁系子孙得以依赖。近来汉朝的功臣也都剖符授爵，世代承袭，受到山河般的誓言保证，然而一百多年间袭封爵位的人全都不是原来的功臣后代，这不足以向后世展示劝善教化的意义。虽然难以全部继承，但应当从功劳特别显著者开始。”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封萧何的六世孙萧喜为侯。
臣按：我朝圣祖开国之初，封为公爵的功臣有六人，封为侯爵的有十五人，后来有些列侯又进封为公爵，如今他们的子孙存活的很少。那些在前朝因犯罪被废黜爵位的，固然难以恢复其爵位，只有现在配享太庙以及列入功臣庙祭祀的，应当像汉成帝访求汉初功臣后代那样，推举功劳特别显著者的后人予以录用，使他们的祭祀不致断绝，这也是向后世展示劝勉立功的意义。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吴汉平定蜀地返回，于是大宴将士，功臣增加封邑或改封爵位的共有三百六十五人，确定封邓禹为密侯，食邑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其余各有差别；已经去世的，加封他们的子孙，有的改封给旁系子孙。皇帝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厌恶武事，而且知道天下疲惫损耗，希望百姓休养生息，自从陇、蜀平定后，除非紧急警报，不再谈论军事。皇太子询问攻战之事，皇帝说：“从前卫灵公问陈（阵）法，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邓禹、贾复知道皇帝想要停止干戈、修习文德，不希望功臣在京城拥兵自重，于是卸除甲兵，崇尚儒学。皇帝思念保全功臣的爵位和土地，不让他们因担任官职而犯错，于是罢免左右将军的官职，耿弇等人也上交大将军印绶，都以列侯身份回到府第，加特进奉朝请。皇帝虽然控制功臣，但每次都能宽容，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奇美味必先遍赐诸侯，而大官没有剩余，因此他们都保全了福禄，没有被诛杀谴责的。
李靖对唐太宗说：“光武帝虽然凭借前人的基业容易成功，但王莽的势力不低于项羽，寇恂、邓禹的才能不超过萧何、张良，唯独能推诚布公，用柔道治理，保全功臣，比高祖贤明多了。以此论带将之道，我认为光武帝掌握了它。”
张栻说：“光武帝天资虽然不及高祖，但自从他年轻时跟随诸生讲习儒学，谨慎行事守义，所以天下平定后就知道兵事不可不收敛，关闭玉门关以谢绝西域，安定南北以作为单于长远的计策，处置功臣保全他们的始终，这些都是思虑缜密，主要源自儒学。”
臣按：自秦汉以来，对待功臣的体统没有比光武帝更好的了。
建安十七年，曹操西征时，河间百姓田银、苏伯反叛，煽动幽州、冀州，五官中郎将曹丕派遣将军贾信讨伐他们，随即攻克消灭。旧例，破贼文书将一人算作十人，国渊上报首级都按实际数目，曹操问其原因，国渊说：“征讨外寇多报斩获数目，是想以大的武功耸动百姓听闻。河间在疆域之内，田银等人叛逆，虽然攻克有功，国渊私下感到羞耻。”曹操非常高兴。
臣按：天下最难清理的是上报军功的数目，史书说旧例破贼文书以一当十，大概自汉朝以来就是这样，难道只是今天的弊病吗？然而今天的弊病是下级所为而上级不知道，魏国的弊病则是假借虚数来威慑敌人，大概是因为当时天下分裂各自为敌的缘故，现在则天下一家了，不是列国相互夸耀征伐相比，尤其应当痛革这种弊病。
以上赏功之格（上）
卷一四○
▲赏功之格（下）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因攻打吴军虚报首级获罪，下诏说：“石鉴身为大臣，是我所信任的，却与下人一起欺诈，道义上允许这样吗！遣返回乡里，终身不得再任用。”
臣按：虚报首级，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但后世君主能像晋武帝那样以道义责罚记录军功的臣子，有犯者严厉加罪斥退，终身除名，即使有功也不再用，那么下级都知道警戒了。
武帝平定吴国，王浚进入建业接受吴主投降，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因为王浚不等待自己，心里非常惭愧愤怒，将要攻打王浚，王浚把吴主送给王浑，因此事情得以解决。王浑上表说王浚违抗诏令不接受节制调度，王浑的儿子王济尚公主，宗族势力强盛，有关部门请求用囚车征召王浚，皇帝不允许，只下诏书责备他。王浚上书说：“臣先前接到诏书直接前往秣陵，十五日到三山，王浑在北岸，派人送信邀我，水军顺风出发，没有理由回船，等到中午到达秣陵，傍晚才接到王浑下达的应当接受节制调度的符令，想要让我第二天回去包围石头城，又索要各军士兵名册确定见面。臣认为孙皓已经来降，没有理由空围石头城，又士兵名册确定见面，也不是当今的急务，不能接受使用，不是敢忽视废弃明制。事君之道，如果有利于社稷，生死都依从，如果顾虑嫌疑回避罪责则是臣子不忠的利益，不是明主社稷的福分。”王浚到达京师，有关部门奏报王浚违抗诏令，大不敬，请求交付廷尉，不允许。王浑、王浚争功不止，命令廷尉刘颂审理此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皇帝认为刘颂折法失理，贬为京兆太守。于是下诏增加王浑食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王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