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蔡沈曰：“水平播种之初，民尚艰食，懋勉其民徙有于无，交易变化其所居积之货也。盖水患悉平，民得播种之利，而山林川泽之货又有无相通以济匮乏，然后庶民粒食，万邦兴起治功也。”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财。”财出于地而用于人，人之所以为人，资财以生不可一日无焉者也。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洪范》八政以食与货为首者此也，大禹所谓“懋迁有无化居”，此六言者万世理财之法皆出于此。然其所以徙有于无、变化其所居积者，乃为烝民粒食之故耳。是其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
《禹贡》：六府孔（大也）修，庶土交正，底（致也）慎财赋，咸则（品节之也）三壤，成赋中邦（中国也）。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谓水、火、金、木、土、谷皆大修治也。庶土则非特谷土也，庶土有等，当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慎财赋，谓因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咸则三壤，谓九州谷土又皆品节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赋中邦，谓土赋或及于四夷，而田赋则止于中国而已。”
臣按：土者财之所自生，然必修金、水、木、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后土顺其性而谷生焉。然是土也则非一等，有所谓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质有肥者焉、有瘠者焉，其形有高者焉、有下者焉，其色又有黄白者焉、有青赤者焉。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质正，于是因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兢兢焉罔或怠忽，不敢责无于有、取少于多也。然土虽有五而壤则有三，所谓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则出上赋，壤之中者则出中赋，壤之下者则出下赋，咸有一定之准则，用是之法以成赋于九州之内，若荒服之外则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时，其取民之制有所品节准则如此。后世征敛无艺，惟循簿书之旧，无复考核之实，田之等则无别，赋之多寡不伦，既无底慎之心，复无咸则之法，此民财所以恒不足，而国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欤？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末也），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应镛曰：“必于岁之杪者，天时既周而来岁之事方始也。五谷之熟有先后，皆入则先后无遗而丰歉尽见矣。”
臣按：先王制国用必命冢宰者，冢宰为六卿之长，周时无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岁于年终之时、五谷皆入之后，俾其视今岁之所入以制来年之所出，而定国家一岁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者，谓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则年之丰可知，地大而入小则年之耗可知。每岁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丰耗，年丰则国用随之而隆，年耗则国用亦随之而啬。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者，每岁所入析为四分，用度其三而储积其一，每年余一，三年余三，积三十年则余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储蓄之赀，然后计其见在所有之数，以为经常用度之节，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库之虚实为用度之赢缩，则国家无不足之忧，而兴事建功无有不成者矣。窃惟《王制》此章，说者谓为商制，以臣观之古今制用之法，诚莫有加焉者也。夫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财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岁岁有所生，人生岁岁有所用，岁用之数不可少而岁生之物或不给，苟非岁岁为之制，先期而计其数，先事而为之备，至于临事而后为之措置，则有弗及者矣。臣愚以为，今日制国用亦宜仿此法，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诸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
译蔡沈说：“在水患平定、开始播种之初，百姓尚且为食物艰难，因此要勉励百姓将有的东西运到没有的地方去，通过交易来转化他们囤积的货物。因为水患全部平息，百姓得以享受播种的利益，而山林川泽的货物又能通过有无相通来救济匮乏，然后百姓才能吃饱饭，万国才能兴起治理的功业。”
臣按：《易经》说：“用什么来聚集百姓？说是财富。”财富产生于土地而供人使用，人之所以为人，依靠财富生存，一天也不能没有。所谓的财富，不过是粮食和货物罢了，粮食用来供给百姓食用，货物用来供给百姓使用，有食物有用品，百姓就有赖以生存养育的工具，从而聚居依托以相互安定了。《洪范》八政把粮食和货物放在首位，就是这个原因。大禹所说的“懋迁有无化居”，这六个字是万世理财的方法都出自于此。然而他之所以将有的运到没有的地方、转化那些囤积的货物，是为了让百姓吃饱饭的缘故罢了。所以他理财是为了百姓而理，是治理百姓的财富，哪里是后世搜刮百姓的食用之物，储存在官府中供君主用度呢？古代把财富藏在民间，百姓的财富治理好了，那么君主的用度就没有不足的，所以善于使国家富强的，必须先治理百姓的财富，而为国家理财则是次要的。
《禹贡》：六府大大地整治，各种土地交互校正，谨慎地征收财赋，都按照三等土壤的标准，在中国完成赋税。
蔡沈说：“六府孔修，是说水、火、金、木、土、谷都大大地整治。庶土则不仅仅是谷土，各种土地有等级，应当根据肥瘠、高下、名物交互校正来承担土事。底慎财赋，是说根据各种土地所产出的财富而谨慎地征收财赋。咸则三壤，是说九州谷土又都分级为上、中、下三等。成赋中邦，是说土赋或许及于四夷，而田赋则只限于中国而已。”
臣按：土地是财富产生的根源，然而必须修理金、水、木、火四者来相互制约辅助，然后土地顺应其本性而粮食生长。但是土地不是一等的，有所谓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者的不同，其质地有肥沃的、有贫瘠的，其形态有高的、有低的，其颜色又有黄白的、有青赤的。各种土地所产出的物产各不相同，以此交互质正，于是根据土地所产出的财富而谨慎地征收财赋，兢兢业业不敢懈怠疏忽，不敢向没有的地方索取，不敢取少给多。然而土地虽然有五种，土壤则分为三等，所谓的三等，是上、中、下。上等土壤出上赋，中等土壤出中赋，下等土壤出下赋，都有一定的准则，用这种方法在九州之内完成赋税，如果荒服之外则不敢以此类推。夏朝兴盛时，其向百姓征收的制度有如此品节准则。后世征敛没有节制，只遵循簿册的旧例，不再考核实际情况，田地的等级没有区别，赋税的多寡不合情理，既没有谨慎之心，又没有分级之法，这就是百姓财富常常不足，而国家用度也因此不充足的原因吧？
《王制》：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末，五谷都收获之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用地的多少根据年成的丰歉，以三十年的通融来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
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像国家了。
应镛说：“一定在年末，是因为天时已经周遍而来年的事情才刚开始。五谷成熟有先后，都收获则先后没有遗漏而丰歉完全显现了。”
臣按：先王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命令冢宰，是因为冢宰是六卿之长，周朝没有宰相，冢宰就是宰相。每年在年终之时、五谷都收获之后，让他查看今年所收入来制定来年所支出，从而确定国家一年的多少用度。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是说地小的收入也小、地大的收入也大，地小而收入大则年成丰可知，地大而收入小则年成歉可知。每年根据土地所收入来定年成的丰歉，年成丰则国家用度随之增加，年成歉则国家用度也随之减少。以三十年通融来制定国家用度，是说每年所收入分为四分，用度其三而储存其一，每年余一，三年余三，积累三十年则余十年了。以三十年通融的方法，常留九年储蓄的资金，然后计算现有所有的数量，作为经常用度的节制，量其所入而支出，根据府库的虚实来增减用度，那么国家就没有不足的忧虑，而兴事建功没有不成功的了。我私下认为《王制》这一章，解说者说是商朝的制度，以我看来古今制用之法，确实没有超过它的了。国家最紧急的是财用，财产生于土地而成于天，所以使其发挥作用的是人。天地每年有所生，人生每年有所用，每年用度的数量不可少而每年所生之物或许不够，如果不每年为之制定，预先计算其数量，预先为之准备，等到临事而后为之措置，就有来不及的了。臣愚以为，今日制定国家用度也应当仿效此法，每年户部先发文内外诸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次年一年用度的数量
，某处合用钱谷若干，某事合费钱谷若干，用度之外又当存积预备若干，其钱谷见在仓库者若干，该运未到者若干，造为帐籍，一一开报。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其间有无灾伤、逋欠、蠲免、借贷，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余尚有几年之蓄，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可从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如此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预为之备，而亦俾上之人知岁用之多寡、国计之赢缩、蓄积之有无云。伏惟万几之余留神省察，必使国家仓廪恒有九年之余而不至于六年之急，万有一焉而或不及余三年，则必惕然儆惧，凡事皆从减节，痛革用度之无益者，使毋至于国非其国焉，实惟宗社无疆之休。
译某处应当使用钱粮多少，某事应当耗费钱粮多少，在常规用度之外又应当储备多少以备不时之需，目前仓库中现有的钱粮有多少，应当调运但尚未到达的有多少，都要造作账册，一一开列上报。
又预先行文给各地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分，每年在冬十月百谷收获之后，总计一年夏秋两税的数额，其中是否有灾荒损伤、拖欠未缴、减免赋税、借贷等情况，都要详细具报让朝廷知晓。
到了十二月底，户部要全面汇总内外新旧储备的数额，会同执政大臣共同计算来年一年之间需要花费多少，剩余多少，用度之余还够几年积蓄，将总数呈报给皇上。
如果知道不足，就从何处筹措来补足数额；如果有盈余，就储存在何处以备后用。
如果某年用度不足，哪些事情可以减省，哪些事情可以暂时停止，这样国家的用度就有据可查，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同时也让皇上知道每年用度的多少、国家财政的盈亏、积蓄的有无。
恳请在处理万般政务之余，留神省察，务必使国家粮仓常年保持九年的余粮，而不陷入六年余粮的紧急状况。
万一余粮不足三年，就必定要警惕恐惧，凡事都从减省节制做起，彻底革除那些无益的开支，使国家不至于沦落到国非其国的地步，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幸福。
《周礼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录，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
林之奇曰：“岁献民数、谷数，最为致太平之要务。《管子》曰：‘制国以为二十一，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谓七民而五农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为此者非他，为欲等其民数、谷数，使之本末相当，用为平岁之经制。故尔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则必有储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储。国有十年之储则谓之太平，故曰岁献民数、谷数最为致太平之要务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经纶图维，以富邦国、以生万民者，其要实在乎此，孰谓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视夫民之穷哉？”
臣按：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是以成周盛时，每岁必祭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焉。献民数俾其知登耗也，献谷数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会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余几何，散之足以食几何人，积之足以给几何年。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彼此通融，有无相济，以羡补不足。多而有余也则蠲民之逋负、除民之租赋，不尽利以遗民；少而不足也，则省上之常费，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伤财，如是则民谷两足矣。民有余食，国有余积，则凶荒有备，祸乱不作，风俗淳厚，治教休明矣，太平要务岂外是哉？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朱熹曰：“德即所谓明德，有人谓得众，有土谓得国，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或问熹曰：“所谓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国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当先者尤在于德也。德即所谓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曰：“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熹又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则因天分地，不患乎无财用矣。然不知本末而无絜矩之心，则未有不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者也。《易大传》曰‘何以聚人曰财’，《春秋外传》曰‘王人者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财聚于上则民散于下矣，财散于下则民归于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郑氏以为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臣按：财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于此数，不在上则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亦恶人之取之而不欲与也。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苟非在上者先谨其德，知义之可重而财利之轻，其不至专民之利而劫夺之也几希。今焉惟德之是谨，兢兢焉以自守，业业焉以自持，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则入之既以其义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如是，则是能与民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所谓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吕大临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
译《周礼·春官》记载：天府负责祭祀主管民众的司民神和主管记录户籍的司禄神，当献上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时，天府便接收并收藏这些文书。
林之奇说：“每年呈报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是达到天下太平的最重要事务。《管子》说：‘将国家划分为二十一个区域，其中工商居住的地区有六个，士人居住的地区有十五个。’从三分制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所说的七份民众中有五份是农夫，两份是工商。先王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其他原因，是为了使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相均衡，让根本（农业）与末节（工商）相当，作为太平年分的常规制度。因此，当遇到水灾旱灾等不测之事时，必定有储备来应对；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三十年通算必定有十年的储备。国家有十年的储备就称为太平，所以说每年呈报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是达到太平的最重要事务。自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他们之所以能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使万民生存，关键就在于此，谁说可以忽视而不思考，从而坐视民众陷入贫困呢？”
臣按：人生于天地之间，每年都有生有死；谷物产于土地，每年都有丰收和歉收。如果不是主管官员每年都将具体数字上报给朝廷，那么朝廷地位崇高、天下疆域辽阔、民间幽深隐蔽，又从哪里得知这些情况呢？因此在周朝兴盛时期，每年必定祭祀司民神和司禄神，并呈报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呈报人口数量，使朝廷知道人口的增减；呈报粮食数量，使朝廷知道粮食的多寡。统计人口数量，计算粮食数量，各郡县的户籍版图上户口共有多少，内外仓库的积蓄共有多少，就一个县而言，从事农业耕作的人有多少，从事工商等末业的人有多少，依靠官府供给粮食的官吏和士兵有多少，逐一列举，汇总统计，一个人每天的口粮费用是多少，一个月的口粮是多少，一年的口粮是多少，某地仓库有多少，一年支出多少、剩余多少，分散开来足以供养多少人，积聚起来足以供给多少年。根据一年的收入通算多年的积蓄，用粮食的数量来对比人口，看是否确实相当，三年是否有一年的积蓄，十年是否有三年的积蓄，三十年是否有十年的积蓄。彼此互通有无，互相调剂，用盈余来弥补不足。粮食多而有余时，就免除百姓的拖欠债务，减免百姓的租税赋役，不把利益全部占为己有而留给百姓；粮食少而不足时，就节省朝廷的常规开支，裁减冗员，不奢侈浪费以损害财力，这样就能使百姓和国家的粮食都充足。百姓有剩余的粮食，国家有剩余的积蓄，那么灾荒就有准备，祸乱就不会发生，风俗淳厚，政治教化美好光明，太平的重要事务难道还有比这更根本的吗？
《大学》说：君子首先要谨慎地修养德行，有了德行就能得到民众，有了民众就能拥有土地，有了土地就能拥有财富，有了财富就能有财用。
朱熹说：“德就是所说的明德，有人就是得到民众，有土就是得到国家，有了国家就不必担心没有财用了。”有人问朱熹：“所说的首先要谨慎地修养德行，是什么意思？”朱熹说：“上文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这里说所谨慎且应当首先做的尤其在于德行。德就是所说的明德，所以谨慎修养德行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养自身罢了。”
把根本当作外在，把末节当作内在，与民众争夺并施行掠夺，因此财富聚集则民众离散，财富分散则民众聚集。因此，言语悖逆地发出，也会悖逆地返回；财物悖逆地获取，也会悖逆地流失。
朱熹说：“君主把德行当作外在，把财富当作内在，那就是与民众争夺并施行掠夺的教化。因为财富是人们共同想要的，如果不能推己及人而想独占，那么民众也会起来争夺。把根本当作外在、把末节当作内在所以财富聚集，与民众争夺、施行掠夺所以民众离散，反过来就有德行而得到民众了。悖，是违背、逆乱的意思。这里用言语的出入来说明财物的出入。”朱熹又说：“有德行而得到民众和土地，那么顺应天理分配土地，就不必担心没有财用了。然而如果不明白本末而没有推己及人的心思，那么没有不跟民众争夺并施行掠夺教化的。《易·大传》说‘用什么来聚集民众？说是财富’，《春秋外传》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引导利益并分配给上下’，所以财富聚集在上层则民众离散在下层，财富分散在下层则民众归附在上层。言语悖逆地发出也会悖逆地返回，财物悖逆地获取也会悖逆地流失，郑氏认为君主有违逆的命令则民众有违逆的言辞，上层贪图利益则下层的人侵夺叛乱，这抓住了主旨。”
臣按：财富是人们共同想要的，土地所产出的只有这么多，不在上层就在下层，不仅是上层的人喜好而想要夺取，下层的人也厌恶别人夺取而不愿意给予。人心喜好利益没有极限，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首先谨慎修养德行，知道道义的可贵而财利的轻微，那么不至于独占民众的利益而进行掠夺的情况就很少了。现在只谨慎修养德行，兢兢业业地自我约束，小心翼翼自我保持，知道财利是我所喜好的而民众也喜好它，我想要夺取的心就是民众不愿意给予的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得的都符合天理的公正而不违背人情的欲望，像这样去获取，那么收入既合乎道义，支出也必定合乎正道。像这样，就能与民众同好恶而以民心为己心，这就是所说的絜矩之道，而治理太平的要务不外乎此了。
创造财富有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勉，消费的人从容，那么财富就常常充足了。
吕大临说：“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生产的人就多了；朝廷没有侥幸得位的人，消费的人就少了；不耽误农时，生产的人就勤勉了；量入为出，
用之舒矣。”
朱熹曰：“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又曰：“《洪范》八政食、货为先，子贡问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为首，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无者，圣人岂轻之哉？特以为国者以利为利，则必至于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祸，故深言其害以为戒耳。至于崇本节用，有国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则固未尝废也，吕氏之说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谓政事，则所以告齐梁之君使之制民之产者是已，岂若后世头会箕敛、厉民自养之云哉？”
译使用它就能宽裕了。”
朱熹说：“这是针对拥有土地和财富的情况而言，旨在阐明使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致力于根本并节约用度。”又说：“《洪范》八政将粮食和财货排在首位，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也以粮食充足为首要，这是因为百姓生存的道理不可一天没有，圣人怎么会轻视它呢？只是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以私利为利益，就必然导致剥削百姓来奉养自己，从而招致背离正道而引发的祸患，所以深刻指出其危害来作为警戒罢了。至于崇尚根本、节约用度，这是治理国家的常规政事，用来厚待百姓并使民众富足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废弃，吕氏的说法把握住了这个主旨。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正是这个意思。然而孟子所说的政事，是用来告诫齐国、梁国君主让他们制定百姓产业的方法，哪里像后世那样按人头征收、用簸箕聚敛、残害百姓来养活自己呢？”
臣按：金履祥谓《大学》通章以货财为戒，而此以生财为言，何也？盖财用国之常经，不可一日无者，苟徒禁其为聚财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财之端，则异时国用不给，终不免横取诸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财之张本也。所谓生财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谓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术，而究其所以为生财之道者，则生者众食者寡、为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间自有无穷之利，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履祥谓《大学》此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臣窃以为履祥所谓勤、俭、怠、奢之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
仁者以财发（犹起也）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朱熹曰：“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又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财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图，故捐身贾祸以崇货也。然亦即财货而以其效言之尔，非谓仁者真有以财发身之意也。夫上好仁则下好义矣，下好义则事有终矣，事有终则为君者安富尊荣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此以财发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则下不好义，下不好义则其事不终，是将为天下翙之不暇，而况府库之财又岂得为吾之财乎？若商纣以自焚而起钜桥、鹿台之财，德宗以出走而丰琼林、大盈之积，皆以身发财之效也。”
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导之也），彼为善（善字上疑有不字）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朱熹曰：“聚敛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盗臣窃君之府库以自私而祸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诚恻怛，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所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亦絜矩之义也。”又曰：“此言菑害并至，无如之何，何也？曰：怨己结于民心，则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圣贤深探其实而极言之，欲人有以审于未然而不为，无及于事之悔也。以此为防人，犹有用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慎矜、陈京、裴延龄之徒以败其国者，故陆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吕正献公之言曰：‘小人聚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国家者可不监哉？真德秀曰：‘近世所谓善理财者何其懵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敛日兴，不知皮将尽而毛无所傅也；出新巧以笼愚民，苟邀倍称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无益也。孟子曰：我能为君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金履祥曰：“国天下之国，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长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况可专其利以自私哉？夫为国家之长而惟财用之务，其原必起于小人，小人虽悖亦岂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国家者以其言利为善于体国，以其任怨为善于忠君，以其掊克为善于理财，是以使为国家，小人之得为于国家，所以悖取者无所不至，而国家之菑祸患害亦将无所不至矣。盖民穷众怨，兵连盗起，百姓畔于下，天变怒于上，国家至此不可复为也已，虽有善者以承其后，亦将如之何哉？盖财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祸，而祸之已至者无可回之势。甚矣哉，小人之祸国家若是其烈也，不谨之于其始而何以救于其终哉！”
臣按：《大学》释治国平天下之义，谆谆以理财为言，岂圣贤教人以兴利哉？盖平之为言，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之谓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则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则有一家之用度，
译臣按：金履祥说《大学》全篇以聚敛货财为戒，而这里却以生财为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因为财用是国家经常需要的，一天也不能没有。如果只禁止聚敛财货的政策，而不指示生财的途径，那么将来国家用度不足，终究不免要从百姓那里横征暴敛，这样，那些以理财为忌讳的人，反而成了聚敛财货的根源。所谓生财，必定有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的源头；所谓有道，必定不是管仲、商鞅那种功利之术。而探究生财之道的根本，不过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消费得缓罢了。天地间自有无穷的利源，有国家的人本来也有无穷的财用，只是勤勉的人得到它，懈怠的人失去它，节俭的人使财富充裕，奢侈的人使财富耗损。金履祥说《大学》这四句话是万世理财的大法，我私下认为金履祥所说的勤、俭、怠、奢这四句话，又是万世理财的准则。
仁爱的人用财货来成就自身，不仁爱的人用自身来聚敛财货。没有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而在下位的人不喜好道义的，没有喜好道义而事情不能成功的，没有府库里的财货不是属于国君的。
朱熹说：“仁爱的人散财以赢得民心，不仁爱的人牺牲自身以增殖财货。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以爱护下属，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喜好道义以忠于上级，所以事情必定能成功，而府库的财货也没有违背常理流失的祸患。”又说：“仁爱的人不私有其财，所以财货分散而民众归附，自身因而尊贵；不仁爱的人只图利益，所以不惜自身招致祸患以崇积财货。然而这也是就财货的效果来说的，并不是说仁爱的人真有以财货成就自身的意图。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喜好道义；在下位的人喜好道义，那么事情就能成功；事情成功了，做君主的就能安享富贵尊荣，而府库的财货也能长久保全，这就是以财货成就自身的功效。在上位的人不喜好仁德，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不喜好道义；在下位的人不喜好道义，那么事情就不能成功，这将忙于应付天下的祸乱都来不及，何况府库的财货又怎么能成为我们的财货呢？像商纣王因为自焚而兴起钜桥、鹿台的财货，唐德宗因为出逃而丰盈琼林、大盈库的积蓄，都是以自身聚敛财货的功效。”
孟献子说：“与其有聚敛财货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这是说国家不以利益为利益，而以道义为利益。
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财货用度的，必定是由小人引导的。那些所谓善于理财的小人让他们治理国家，灾祸就会一齐到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无法挽救了。这是说国家不以利益为利益，而以道义为利益。
朱熹说：“聚敛之臣剥削百姓的膏血来奉养君主，而百姓遭受其殃；盗臣窃取君主的府库来私利，而祸患不及百姓。仁者的心至诚悲痛，宁可损失自己的财货也不忍伤害百姓的力量，所以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这也是推己及人的道理。”又说：“这里说灾祸一齐到来，无法挽救，为什么呢？回答说：怨恨已经结在民心，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圣贤深入探求其实质而极力陈述，是想让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审慎而不做，以免事后后悔。以此为警戒，还有用桑弘羊、孔仅、宇文融、杨慎矜、陈京、裴延龄这类人而败坏国家的人，所以陆宣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货是百姓的心，心受伤则根本受伤，根本受伤则枝干凋萎而根基拔起。’吕正献公说：‘小人聚敛财货以助长君主的欲望，君主不醒悟，以为对国家有利而不知道最终是有害的，奖赏他们进献忠诚而不知道他们是大不忠，嘉许他们承受怨恨而不知道怨恨最终归于君主。’如果这两位的言论，可以说是深得这一章的宗旨了，有国家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真德秀说：‘近世所谓善于理财的人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百姓已经困苦而征收日益增多，不知道皮将尽而毛无所依附；出新奇巧计来笼络愚民，只求获取加倍的收入，不知道朝四暮三的把戏没有益处。孟子说：我能替君主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良臣，古代所谓的民贼。’”
金履祥说：“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家是天下人的家，君主只是长养百姓罢了，本来就不是可以私有的，何况可以专享其利来私利呢？做国家的君主而只致力于财货用度，其根源必定起于小人。小人虽然悖理，难道能独自肆意其毒吗？只有国家的人认为他们言利是善于体恤国家，认为他们任怨是善于忠于君主，认为他们聚敛是善于理财，所以让他们治理国家。小人得以在国家中作为，所以悖理聚敛无所不至，而国家的灾祸患害也将无所不至了。大概百姓穷困众怨，兵连祸结盗贼兴起，百姓在下背叛，天变在上发怒，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可再维持了，即使有贤能的人继承其后，又能怎么样呢？大概财货的聚敛有必然聚积的怨恨，怨恨的聚积有必然到来的祸患，而祸患已经到来就没有可以挽回的趋势。小人的祸害国家竟然如此猛烈，不谨慎于开始又怎么能挽救于最终呢！”
臣按：《大学》解释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反复以理财为言，难道是圣贤教人兴利吗？大概“平”的意思，是彼此之间各得其分、各遂其愿。为什么呢？天下之大，由一人积累而成，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天下就平了。所以天子有天下就有天下的用度，匹夫有一家就有一家的用度，
天子之用度则取之民，民之用度将取之谁哉？居人之上者将欲取于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则饥，一岁无衣则寒，彼之家计不可一日无亦犹吾之不可一日无国计也。体民之心反之于己，使彼此之间各止其所处之分，各遂其所欲之愿，无一人之不遂其生，无一人之或失其所，则天下无不平者矣。是则《大学》所谓絜矩之道，推极其理即圣门所谓仁、所谓恕也，虽然，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是以愿治之主不独有理财之法，又必有理财之人，理财之法即所谓生财之大道是也，理财之人所谓聚敛之臣决不用焉。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为取民之节度，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极欲以侈用，如是，则上之人既得其分愿而下之人亦遂其分愿矣，天下岂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财之说昉之《易大传》，而《大学》不言理而言生，何哉？噫！理之为言有人为分疏之意，生之为言有生生不穷之意，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存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治平之道端在于此。朱熹所引陆贽、吕公著告其君之言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神玩味。
译天子所需的费用取自百姓，百姓所需的费用又将取自谁呢？居于百姓之上的人想要向百姓索取，应当常以自己的心去揣度百姓的心，说那百姓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一天不吃饭就会饥饿，一年没有衣服就会寒冷，他们家的生计不可一天没有，这也如同国家的生计不可一天没有一样。体察百姓的心并反求诸己，使彼此之间各自安守本分，各自实现所愿，没有一个人不能维持生计，没有一个人会失去安身之所，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公平的人了。这就是《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推究其理，就是儒家所说的“仁”和“恕”。虽然如此，有这种心意却没有相应的政令，叫做空有善心，所以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仅要有理财的方法，还一定要有理财的人才。理财的方法就是所谓创造财富的大道，而所谓搜刮聚敛的臣子，是决不可任用的。不任用搜刮聚敛的臣子，而推行崇尚根本、节约用度的原则，推己及人，以此作为向百姓征收的节制标准，仅仅满足国家的基本需要即可，不额外多求，不纵欲奢侈，像这样，那么在上位者既得到了本分和愿望，在下位者也实现了本分和愿望，天下哪里会有不公平呢？
再考察理财的说法始于《易经·大传》，而《大学》不说“理”而说“生”，为什么呢？唉！“理”这个字有人为区分梳理的意思，“生”这个字有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意思。有创造财富的源头，财富便生生不息；有梳理财富的渠道，财富便源源不断。像这样，那么百姓所存的财富就不会不足，而君主所用的财富也常常有余，治理太平的大道关键就在于此。朱熹所引用的陆贽、吕公著劝谏他们君主的话尤其切中要害，恳请圣明君主留心玩味。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上）
卷二一
▲总论理财之道（下）
《论语》：子曰：“节用而爱人。”
杨时曰：“《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朱熹曰：“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先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朱熹曰：“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故也。”
臣按：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谓立政事者，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已。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胡寅曰：“茧丝者取之不息至于尽而后止也，尹铎虽少而心智，简子虽贵而虑长，其后无恤为智氏所攻，卒于晋阳托身而得免，况为天下者乎？而后世谋国者以爱民敦本为腐儒常谈，以聚敛积实为应时急务，凡江海、山林、薮泽、鱼盐、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设法着令无不榷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国富则民贫而无可取矣；昔也国富可以横费，既而民尽则国贫而无可费矣。以四海之大，九贡之入，文、景守之则三十税一，又且尽蠲，不闻空匮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则为大盗所迫，仓皇奔窜，食粝麦饭、啖芜菁根而不能饱，不闻掊克之益，何轻用其国而虑不及赵简子与尹铎哉？何急急于茧丝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计哉？”
臣按：茧丝主赋税而言，保障指藩篱而言。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简子知其意而从之，铎守晋阳损其户数，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户数而已。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户之众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户数，何哉？盖户数一增则民间各自立门户，取之既多役之复众，力分而财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离，往往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今损其户数，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余夫营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一遇国家有难，竭力以卫上，捐躯以拒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尽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赀而取之，既征其田亩，又征其畜产，与夫山泽之所出、饮食之所需，无一不有税焉，譬则工女之缲丝，缕缕而▯绎之，非见蛹不止也。胡氏所谓贼道者，岂非斯人也哉？上以贼道待下，下亦以贼道应之，肙肙然侧目以视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为之保障哉？
唐陆贽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菑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臣按：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复即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以为其君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以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灭，汉武中悔而获存，乃知惩与不惩、觉与不觉，其于得失相远，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吁！后世之英君谊主，有志于保民生、寿国脉者，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则宗社之灵
译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上）
卷二十一
▲总论理财之道（下）
《论语》记载：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
杨时说：“《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大概是因为奢侈浪费就会浪费财物，浪费财物必然会导致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从节约用度开始。”
朱熹说：“国家的财政用度都出自百姓，如果不懂得节约而用度出现缺口，那么横征暴敛必然首先波及百姓，这样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意，百姓也得不到恩泽，因此想要爱护百姓的人必须先节约用度，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臣按：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出乎孔子这句话，一个“爱”字是万世治理百姓的根本，一个“节”字是万世理财的关键。孟子说：“没有好的政事，财政用度就会不足。”朱熹说：“这是因为生产没有章法，征收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造成的。”
臣按：国家不担心财政用度不足，只担心政事没有建立。所谓建立政事，难道是在常规赋税之外去搜求钱财吗？不过是生产有章法，征收有限度，使用有节制罢了。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把它当作抽丝剥茧的地方呢，还是当作保障屏障的地方呢？”赵简子说：“当作保障屏障。”尹铎就减少了那里的户籍数量。
胡寅说：“抽丝剥茧是指索取不止，直到耗尽才停止。尹铎虽然年轻但心智成熟，赵简子虽然尊贵但考虑长远。后来赵无恤被智氏攻打，最终在晋阳依托庇护而得以幸免，何况治理天下的人呢？而后世谋划国事的人把爱护百姓、敦厚根本当作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把聚敛积蓄当作顺应时势的紧急事务，凡是江海、山林、沼泽、鱼盐、金石、茶叶等利益，只要是王政所放松的，都设法制定法令全部垄断征收。过去百姓富裕可以多征收，后来国家富裕了百姓却贫困而没有可征收的了；过去国家富裕可以挥霍浪费，后来百姓穷尽了国家贫困而没有可挥霍的了。凭借四海之大，九州的贡赋，汉文帝、汉景帝守持它，实行三十税一，甚至全部免除，没听说有空虚匮乏的祸患；唐明皇、唐德宗守持它，却被大盗逼迫，仓皇逃窜，吃粗糙的麦饭、啃芜菁根都不能吃饱，没听说聚敛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轻率地使用国家财力而考虑不及赵简子和尹铎呢？为什么急于抽丝剥茧般的近利而忽视保障长远的大计呢？”
臣按：“茧丝”是指赋税而言，“保障”是指藩篱屏障而言。尹铎的意图不在于赋税而在于藩篱屏障，赵简子明白他的意图而听从了他，尹铎镇守晋阳减少了户籍数量，后来赵简子的儿子果然依靠它的庇护，然而寻求它作为保障的实质，不过是减少百姓的户籍罢了。国家之所以作为坚固的保障，是因为百姓户籍众多，现在想要它作为保障却减少户籍，为什么呢？因为户籍一旦增加，民间各自独立门户，征收既多劳役又众，力量分散而财富聚集，民生因此日益消耗，民心因此日益背离，往往产生怨恨之心而背叛。现在减少户籍，那么一个成年男子应付公家的征收，其余的男子经营私家的衣食，生计既丰厚，感激戴德更深，只担心上面的人一旦舍弃我而去而别人来不体恤我，一旦遇到国家有难，竭尽全力来保卫君主，牺牲生命来抵御敌人，凡是能作为国家保障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全力的。那些把百姓当作抽丝剥茧对象的人则与此不同，耗尽百姓的力量来役使他们，掏空百姓的资财来征收他们，既征收田亩，又征收牲畜财产，以及山泽所出产的、饮食所需要的，没有一样不征税的，这就好比女工煮茧抽丝，一缕一缕地抽绎，非见到蚕蛹不停止。胡氏所说的贼道，难道不是这种人吗？上面用贼道对待下面，下面也用贼道应对，惶恐不安地侧目看着上面，只担心他们离去得不快，何况指望他们作为保障呢？
唐代陆贽说：“土地生长万物有定数，人力成就万物有限度，索取有度、使用有节制就常常充足，索取无度、使用无节制就常常不足。万物生长的丰歉由天决定，使用物品的多少由人决定，因此先王制定法度，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下面也没有困穷，治理教化一旦衰败就反过来了。夏桀使用天下而不足，商汤使用七十里而有余，这是使用的盈虚在于节制与不节制罢了，不节制那么即使充盈也必然枯竭，能节制那么即使空虚也必然充盈。”
臣按：陆贽向他的君主进言所说的“节”这一个字，确实是万世人君节制用度、丰裕财物的关键大道。节制与不节制，这是君主德行修养与否的验证，府库充盈空虚的原因，百姓休戚相关的根本，国家治乱的基础。陆贽既然在前面就此言告诫他的君主，又接着引用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位君主起初由艰难窘迫而最终获得丰裕福泽，来彰显能节制那么即使空虚也必然充盈的效果，以此劝勉他的君主；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位君主起初由丰厚而最终导致困顿丧亡，来彰显不能节制那么即使充盈也必然枯竭的效果，以此警戒他的君主。最后又说：“秦隋不醒悟于是灭亡，汉武帝中途悔改而得以保全，于是知道惩戒与不惩戒、觉悟与不觉悟，在得失上相差甚远，更有存亡的不同，怎么能不思虑、怎么能不恐惧？”这又是为他的君主开启迁善改过的契机。唉！后世的英明君主，有志于保全民生、延续国脉的，应当把“节”这一个字铭记于心，并以陆贽所引用的六位君主节制与不节制的事例作为劝勉警戒，从而深思恐惧，那么宗庙社稷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