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二
臣按：《六韬》者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其辞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决非太公语也。晁说之谓其为兵家权谋之书，陈埴谓为后世依托，得之矣。惟叶适谓：“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豫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而不可测，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征，《庄子》亦有之，其作此书者取庄言而附益之耳。”适谓岂《庄子》不知其非伪，岂其然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谓顺天时而制征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部曲，队伍曲折）、制（金鼓、旌旗节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经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岳飞曰：“用兵之术，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戴溪曰：“《孙子》之书十三篇，其说备矣，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然后世之人苟达《孙子》权谋之用，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
臣按：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亦有国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是亦为将之一助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臣按：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谓之庙算。
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孙武生战国时，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故欲速战，恐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中国与外夷战、朝廷与盗贼战，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用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
苏辙曰：“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既为之正又为之奇，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
译臣按：《六韬》是假托周武王与姜太公的问答，其中言辞大多粗俗鄙陋，中间还提到“避正殿”一事，那是战国以后的事情，决不是姜太公的话。晁说之认为它是兵家权谋之书，陈埴认为是后世依托之作，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只有叶适说：“从《龙韬》以后的四十三篇，条理分明地分析变故，预先设置应对之策，都是兵家应当讲习的内容。《孙子》的论述精深而不可测度，这四十三篇详尽完备，似乎是《孙子》义的疏解。然而其中所说的‘九征’，《庄子》中也有，写这本书的人不过是取用《庄子》的话加以附会增补罢了。”叶适难道认为《庄子》不知道《六韬》是伪书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所以要用五件事作为经线，用七种情况作为纬线，来比较计算以探求敌我双方的实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就是使民众与君主意愿一致，可以同生共死而不畏惧危险。天，就是阴阳、寒暑、四季的更替（指顺应天时来制定征讨计划）。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之地。将，就是智谋、诚信、仁爱、勇敢、严明。法，就是部曲编制、金鼓旌旗的节制、官员的职司、所必经由的道路、主管的人员、合用的物资。大凡这五方面，将领没有不知道的，知道的多就能取胜，知道的少就不能取胜，所以要通过比较计算来探求实情。
岳飞说：“用兵的方法，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
戴溪说：“《孙子》一书共十三篇，其论述已经完备，但其手段在权谋方面有余，而在仁义方面不足，能够克敌制胜作为进取的图谋，却不能利国便民作为长久之计，可以担任春秋时期诸侯的将领，却不可以担任夏商周三代王者的辅佐。然而后世的人如果通达《孙子》权谋的运用，而以仁义存心，大概也算贤能了吧？”
臣按：后世专门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是他那些舍弃正道而追求奇诡、背离道义而依仗欺诈的做法，本来就不值得取法。篇首这几句话虽然不完全是纯粹的用兵之法，但也是国家以及掌握兵权、主宰人命的人所应当知道的。选择其中法制好的部分加以运用，那些言论和用意不好的部分则忽略不计，这也是作为将领的一种辅助。
大凡开战前在庙堂上计算能取胜的，是因为谋划周密；开战前在庙堂上计算不能取胜的，是因为谋划疏漏。谋划周密就能取胜，谋划疏漏就不能取胜，何况毫无谋划呢？
臣按：古代兴兵任命将领，一定要在宗庙里斋戒，授予既定的谋划，然后才派遣出征，这叫做庙算。
千里运送粮草，每天耗费千金，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如果作战时间长，军队就会疲惫，锐气就会受挫；攻城就会力量耗尽；长期暴露军队在外，国家财力就会不足。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力量耗尽、财力枯竭，那么诸侯就会乘其弊病而起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所以用兵只听说笨拙地求速胜，没看见巧妙地持久战。
臣按：孙武生活在战国时期，他所著的书主要针对列国相争，所以主张速战，害怕诸侯乘其弊病而起事。如果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原与外夷作战、朝廷与盗贼作战，应当以赵充国的言论为恰当。
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危害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之处。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再次征集，粮草不再次运输，取用于本国，因粮于敌国。所以懂得用兵的将领，是民众生命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上等的用兵策略是挫败敌人的计谋，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最下等的是攻城。攻城之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五倍于敌就进攻它，一倍于敌就分散它，与敌相当就能战胜它，少于敌就能撤退，不如敌就能避开。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坚持硬拼，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知道胜利的条件有五条：知道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胜；懂得众寡不同用法的，胜；上下意愿一致的，胜；以有准备对待无准备的，胜；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随意干预的，胜。
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败；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负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善于作战的人，先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不可被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敌人在于敌人。防守是因为力量不足，进攻是因为力量有余。
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取得的胜利，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劳。
用兵作战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兵的人，变化无穷如天地，用之不竭如江海。又说：奇正相互转化，像循环一样没有尽头，谁能穷尽它呢？
苏辙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必定以两路兵力出击，既设正兵又设奇兵，所以我方受敌的一面是一，而敌方受我攻击的一面是二，我一而敌二，那么我就安逸而敌人就疲劳，以安逸打击疲劳，所以说三军之众可以让他们必定受敌而不败。自从唐末以来，古代的战法遗失散失而不被讲求，当今用兵的将领布阵却不知道奇正，布阵而不知道奇正，就像作乐而不用五声、做饭而不用五味，宫音竭尽而商音不接续，甜味穷尽而酸味不辅助，变化一次就完了，不能再用了。”
大凡先到达战场等待敌人的就安逸，后到达战场奔赴战场的就疲劳。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善于进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则虽承平无事之时，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皆所当然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盖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
译通过试探，可以了解敌方的得失计谋；通过行动，可以了解敌方动静变化的规律；通过示形，可以了解敌方的生死之地；通过较量，可以了解敌方兵力有余不足之处。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的流动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之处。水根据地势来决定流向，军队根据敌情来制定取胜的策略，所以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不了解山川险阻和沼泽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获得地利。
喊话听不见，所以设置金鼓；视线看不见，所以设置旌旗。金鼓旌旗的作用，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的。士兵的视听统一了，那么勇敢的人就不能单独前进，胆怯的人就不能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大众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多用火光和鼓声，白天作战多用旌旗，这是用来变化士兵的视听的。
早晨士气旺盛，白天士气懈怠，傍晚士气归心，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人的旺盛士气，攻击其懈怠归心的士气，这是掌握士气的方法。以严整的军队对待混乱的军队，以安静的军队对待喧哗的军队，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就近的军队对待远来的军队，以休整的军队对待疲劳的军队，以饱食的军队对待饥饿的军队，这是掌握军力的方法。不要拦截旗帜整齐、阵容严整的军队，不要攻击阵容堂堂正正的军队，这是掌握应变的方法。
用兵的法则，占据高地不要仰攻，背靠山丘不要逆击，假装败退不要尾随，精锐的部队不要强攻，诱敌的部队不要贪吃，归国的军队不要阻截，包围的军队要留缺口，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逼迫。
大凡用兵的法则，将领接受国君的命令，集结军队，在毁坏之地不要宿营，在四通八达之地要结交邻国，在绝地不要停留，在围地要谋划，在死地要奋战。有的道路不要经过，有的军队不要攻击，有的城池不要攻打，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执行。所以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不可被攻破的防御。
臣按：这两句话不仅是用兵御敌所应当做的，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为了在祸患尚未显露之前就防范细微之处，也都是应当做的。
看待士兵像婴儿一样，所以可以和他们一起奔赴深溪；看待士兵像爱子一样，所以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爱护士兵但不能指挥，厚待士兵但不能驱使，军纪混乱但不能治理，这就好比骄纵的儿子，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好比“率然”，率然是常山的蛇，击打它的头部尾巴就来救援，击打它的尾巴头部就来救援，击打它的中部头部和尾巴都来救援。把军队置于绝境然后才能生存，陷入死地然后才能求生。开始时像处女一样沉静，敌人就会打开门户；后来像脱兔一样迅捷，敌人就来不及抵挡。
没有利益就不行动，没有把握就不用兵，不到危急就不作战。君主不能因为愤怒而兴师，将领不能因为怨恨而作战，符合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转为喜悦，怨恨可以转为高兴，但灭亡的国家不能复存，死去的人不能复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此要慎重，优秀的将领对此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道理。
大凡出动十万军队，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供给，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道路上疲于奔命，不能从事生产的有七十万家，相持数年以争夺一日的胜利，却吝惜爵禄百金，不了解敌情，这是不仁到了极点。
臣按：武经书籍以《孙子》为首，大概是因为行兵的方法，只有《孙子》最为精妙，其他各家都比不上。考察西汉《艺文志》说《孙武子兵法》有八十一篇，杜牧也说孙武的书有数十万字，魏武帝删减其繁冗，提炼其精粹，才成为这本书。然而考察《史记》，司马迁两次提到孙子十三篇，而且其文辞完整，前后贯通，并非删削而成，这无疑是孙武的全书。杜牧注解说：“这本书大致是说用仁义来驱使机权。”唉，机权与仁义怎么能互相配合使用呢？自从先王的法制废坏之后，世上趋时好利的人争相著书，像《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还知道重视礼信、崇尚训练整齐，虽然不完全合乎理道，但也不完全违背。而孙武的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人争相追随，有人说“盘中的弹丸，弹丸不会跳出盘子”来比喻，如果这样，那么用兵的人必定以变诈奇诡为主，而所谓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商汤周武王的仁义都不是正确的吗？虽然如此，君子不因人废言，选择其中的善言而跟随，阳货极其不仁，但孟子采纳了他“为富不仁”的话，这是学习孔孟的人选择善言的方法，所以我从中选择可以作为军纪辅助的内容编入篇章。
《吴子》说：国内不和谐就不能出兵，军中不和谐就不能布阵，阵中不和谐就不能进攻，战中不和谐就不能决胜。战胜容易，守住胜利难。
用兵必须审察敌人的虚实并趋向其危险之处，敌人远来新到，行列未定，可以攻击；刚吃完饭没有设防，可以攻击；奔走时，可以攻击；疲劳时，可以攻击；没有得到地利，可以攻击；失去时机不服从，可以攻击；长途跋涉后行军未休息，可以攻击；渡河半渡时，可以攻击；险道狭路时，可以攻击；旌旗乱动时，可以攻击；阵型多次移动时，可以攻击；将领离开士卒时，可以攻击；内心恐惧时，可以攻击。
臣按：吴起所说的可击之处，虽然主要针对攻击敌人，但凡是抵御敌人的人也必须以此自我反省，恐怕我方也有可被攻击的形势，敌人因此攻击我方，所以要预先防备。
法令不明确，赏罚不守信，鸣金不停止，击鼓不前进，即使有百万军队，有什么用处？
驻扎时有礼，行动时有威，前进不可抵挡，后退不可追击，前后有节制，左右响应指挥，即使被切断也能形成阵势，即使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节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无不前死。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说，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德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其为妓则一也，听者取其音可也，其为人姑勿论。
《尉缭子》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盖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
译臣按：这就是所谓的父子之兵，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也不过如此，确实令人信服，投放在哪里，天下就没有谁能抵挡。行军的法则，不违背进退的节度，不失去饮食的适宜，不耗尽人马的体力。
用兵的方法，以教育和告诫为优先，一人学会作战就教成十人，十人学会作战就教成百人，百人学会作战就教成千人，千人学会作战就教成万人，抱着必死之心反而能生存，侥幸求生反而会导致死亡。
善于为将的人，就像坐在漏水的船中、伏在燃烧的屋子下，使得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发怒。
将领所谨慎的有五点，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就是治理众多士兵如同治理少数士兵；备，就是出门就像见到敌人一样；果，就是临敌不贪恋生存；戒，就是虽然战胜也像刚开始作战一样；约，就是法令简省而不烦琐。
将领所指挥的，没有不听从调动的；将领所指向的，没有不向前拼死作战的。
发布号令而人们乐于听闻，兴起军队而人们乐于作战，交战接刃而人们乐于赴死，这三点是君主所依赖的。一个人舍命战斗，足以使千人畏惧。
臣按：世上谈论兵法的人推崇孙武和吴起，高氏认为这两人共同阐述兵法，但实际上截然不同。吴起的书近乎正统，孙武的书专于奇诡；吴起的书崇尚礼义、明确教训，或许有所得于《司马法》，而孙武则完全是战国时期驰骋争战、争夺谋略、逞弄诈术的手段。虽然如此，依据他们的书，言论似乎有可取之处，但用历史来考察他们的行事，却是猜忌暴虐刻薄、少恩寡德之人，为何言论与为人如此相悖呢？这两人好比两个妓女，虽然所唱的歌词有雅有郑，但作为妓女则是一样的，听者取用其音律是可以的，至于他们的为人暂且不论。
《尉缭子》说：战争胜利于朝廷，不暴露铠甲而取胜的是君主胜利，列阵而取胜的是将领胜利。
臣按：臣子奉君主命令出兵，将领胜利也就是君主胜利，而说这话的人，是为了惩戒君主的好胜之心，想要他停止战争罢了。战争兴起不可以出于愤怒，看到有胜算才兴起，看不到胜算就停止。
将领上面不受制于天，下面不受制于地，中间不受制于人，宽大不可用攻击来激怒，清廉不可用财物来收买。臣按：所谓不受制，是极言将领在军中应当有坚守的原则，不可受制于人罢了。
将领之所以能作战的是民众，民众之所以能作战的是士气，士气充实就战斗，士气丧失就逃跑。号令是用来统一众人之心的，众人如果不审慎就会多次变动，多次变动那么号令虽然出自众人却不信任了。
上级没有可疑的号令那么众人就不会有二心，行动没有可疑的事情那么众人就不会有二志，没有不信任其心而能得其力的，没有不得其力而能使其死战的。
国家必须有礼信、亲爱的道义，那么就可以用饥饿交换饱足；国家必须有孝慈、廉耻的风俗，那么就可以用死亡交换生存。
作战必须本着以身作则来激励众士，就像心支配四肢一样，志向不激励那么士兵就不为节义而死，士兵不为节义而死那么众人就不受激励。
使什伍像亲戚、卒伯像朋友，静止时像堵墙，行动时像风雨，战车不交错车辙，士兵不转身后退，这是作战的根本之道。
土地是用来养育民众的，城池是用来守卫土地的，作战是用来守卫城池的，所以致力于耕种的民众不饥饿，致力于守卫的土地不危险，致力于作战的城池不被围困。
勤劳的军队，将领必须率先垂范，天热不张伞盖，天寒不穿厚衣，险地必定步行，军井挖成后才喝水，军粮煮熟后才吃饭，军营筑成后才住宿，劳累安逸必定与士兵相同，这样，军队虽然长久也不衰老不疲弊。
将帅是心，群下是四肢，心以真诚感动那么四肢必定有力，心以猜疑感动那么四肢必定背离。民众没有两畏的，畏惧我则轻敌，畏惧敌则轻我，被轻侮的失败，树立威严的胜利。
凡是将领能掌握其道的，官吏畏惧将领；官吏畏惧将领的，民众畏惧官吏；民众畏惧官吏的，敌人畏惧民众。所以知道胜败之道的人，必定先知道畏惧与轻侮的权变。
爱在下则顺从，威在上则确立，有爱所以不背叛，有威所以不侵犯，所以善于为将的人只是爱与威罢了。
作战不一定能胜不可以谈作战，进攻不一定能攻克不可以谈进攻，不然，即使刑罚赏赐也不足以取信。
凡是挟持正义而作战的，贵在从我方发起，争夺私利结怨，应当不得已，怨结虽然已起，对待它贵在居后，所以争夺必定应当等待，平息必定应当防备。
臣按《汉书·艺文志》，《尉缭子》二十九篇，现在散失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以及第二篇引用吴起的话，大概是战国时魏国人。其末章有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杀死士兵的一半那么威势就加于四海”，其言论如此，其术数可知，现在选取其言论中好的记录在这里。
《李卫公问对》：李靖说：“谢玄击败苻坚，不是谢玄善于作战，大概是苻坚不善于作战罢了。”
凡是将领只有正而无奇就是守将，只有奇而无正就是斗将，奇正都具备就是国家的辅佐。
敌人坚实我方必定用正，敌人虚弱我方必定用奇，如果行动不知道奇正，那么即使知道敌人的虚实，怎么能制胜呢？千章万句，不出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罢了。
以诱敌等待敌人来攻，以静等待敌人躁动，以重等待敌人轻敌，以严等待敌人懈怠，以治等待敌人混乱，以守等待敌人进攻，反此则力量有所不及。兵力分散就以合击为奇，兵力合击就以分散为奇。分而不分是束缚军队，聚而不聚是
孤旅。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译孤军远行。
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策略，最终都归于胜利罢了。战争中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也有必须交战的情况，不战的决定权在于我方，必须交战的决定权在于敌方。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熙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主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穴▯｝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盖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赵屠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娄敬曰：“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晁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
译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评论者多说是宋人阮逸假托之作，虽然苏轼、朱熹都认为是这样，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根据宋代国史记载说：“宋神宗熙宁年间，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人校正、分类、解释，使其可行”，认为不是阮逸的作品。然而神宗的诏书只说李靖的兵法杂见于《通典》，并没有说就是《问对》，或许另外还有一本书呢？臣曾经考证，宋元丰年间将《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行于武学，命令学习，号称“武经七书”，至今沿袭使用。武臣的后代世代守护这些书，就像儒家对待六经一样。然而臣也因此而通论此事，汉代《艺文志》说：“兵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司马的职务，主管武备。《洪范》八政，第八项是师（军事），孔子说‘治国者要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不训练百姓就让他们去打仗叫做抛弃他们’，明确指出了军事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受命，用军队平定祸乱而救济百姓，用仁义来动员他们，用礼让来施行他们，《司马法》就是这些遗留下来的事迹。从春秋到战国，出奇设伏、变化欺诈的战术纷纷出现，汉朝兴起，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选重要的，定为三十五家，吕氏掌权时盗取了这些书。汉武帝时，军政官杨仆搜集遗散的资料，记录上奏《兵录》，仍然不够完备。到了汉成帝，命令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由此可见，兵书在古代也是很多的，后世都不再保存，现在所流传的只有这七本书罢了。评论者说这些书大多属于假托之作，真伪各半，然而以现在来看，不仅是真伪各半，而且得失也各半。去掉错误的而保留正确的，有总比没有好，能够吸取它们的长处就都可以使用。唉，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也说将领不学习就与敌人作战叫做抛弃自己，将领抛弃自己只是一个人罢了，君主不懂军事却让将领统领军队，难道只是抛弃他的臣子和百姓吗？其实是抛弃他的国家啊。那么保卫国家的关键在于文治与武功，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对于文经武艺怎么可以偏废呢？
孙膑说：“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索不靠握紧拳头，解救打斗的人不靠拳脚搏斗，批击要害、捣击空虚，使对方形势受迫、势力受禁，那么自然就会解脱。”善于作战的人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赵奢说：“道路遥远险峻狭窄，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搏斗，将领勇敢的一方获胜。”
娄敬说：“与人搏斗，不扼住他的喉咙、按住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全胜。”李左车说：“善于用兵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晁错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
帝王之道，在于万无一失。
韩安国说：“用兵的人用饱食等待饥饿，用严整的军纪等待敌人的混乱，用安定的营舍等待敌人的疲劳。”田禄伯说：“步兵利于险地，车骑利于平地。”王朔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用兵难以遥测。”
打击敌人以歼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穷途末路的敌人不可逼迫，缓和则他们逃跑不顾，紧急则他们回头死战。军队是用来彰明德行、消除祸害的，所以在外取得成就，在内产生福泽，不可不谨慎。
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战斗，战斗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所以先做到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机会。用兵以计谋为本，所以多算计则胜，少算计则不胜。战斗不一定能胜就不轻易交锋，进攻不一定能取就不轻易劳师动众。
兵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作为后世的法则。光武帝说：“常胜之家难以预料敌人。”光武帝下诏征召邓禹回来，说：“不要与穷寇争锋。”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虞诩说：“志向不追求容易的事，做事不回避困难，这是臣子的节操。不遇到盘根错节，怎么区分利器呢？”皇甫嵩说：“用兵有奇变，不在于人数多少。”
诸葛亮说：“有制度的军队、无能的将领，不可战胜；无制度的军队、有能的将领，不可战胜。”
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说：“国家所急的只有农业和战争，国家富强则兵力强大，兵力强大则战争胜利，农业是胜利的根本。”陆抗说：“德行相当则人多者胜人少者，力量相等则安定者制约危险者。”蒋济说：“虎狼当道，不治理狐狸。先除去大害，小害自然平息。”
谯周说：“侥幸多次失败，不如审慎发射，时机合适而后行动，条件具备而后举事。”廖化说：“智慧不超过敌人，力量小于敌人，使用没有节制，将如何生存？”
羊祜说：“兵势喜欢聚合厌恶离散，边境之间，彼此交替，谨慎防守而已。对方专行德政，我方专行暴政，是不战而自服的。”一个城邑、一个乡里不可以没有信义，何况大国呢？裴诜说：“蝮蛇咬手，壮士断腕，蛇已咬头，头可断吗？”
韦睿说：“将军死绥，有前无退。”韦孝宽说：“不凭借际遇，难以成功。”
邢峦说：“先做万全之计，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宜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
译李靖说：“君王的军队，是慰问百姓而讨伐有罪之人，那些被驱赶胁迫而来的人，只是借用来抵御敌人，本来并非出于本心，不能把他们当作叛逆来对待。”
张巡说：“如果士兵能领会将领的意图，将领能体察士兵的情况，派遣他们前往作战，就像手指挥手指一样灵活，将领与士兵相互了解，人人各自奋勇作战，不也可以吗？列阵而后交战，是兵法的常规，运用的精妙之处，在于心意专一。”
臣按：自古以来不使用古代兵法的著名将领只有三人，即汉朝的霍去病、唐朝的张巡、宋朝的岳飞，他们都能在当时建立功业，留名后世，那么兵法果真不可用吗？回答说：兵法就像下棋的谱子，谱子设定了法则，运用它来随机应变、取得胜利则在于人，兵法也是这样。唉，世间的技艺难道只有军事吗？儒者对于六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孟子说：“木匠和车工能教给人规矩，但不能使人变得灵巧。”法度可以口头传授，精妙的法则必须由内心领悟。
杜甫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这是杜甫《出塞》诗中的语句。“射人先射马”这一句话，虽然是诗人吟咏的诗句，却是制胜的关键法则，守卫边疆的人不可不知道。陆贽说：“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灵巧而迟缓。迅速就能抓住战机，迟缓就会产生变故。”
紧急的情况应当用严厉的措施来防备，缓和的情况应当用计谋来图谋。
应当分离的却去聚合就会招致祸乱，应当聚合的却去分离就会功效微薄，应当迅速却缓慢就会失去战机，应当缓慢却迅速就会疏漏策略。有功绩而被知晓，人们必定喜悦并受到鼓励。将领贵在专断谋划，军队靠奇兵取胜。
疾病相同的人，即使是胡地和越地的人也会相互怜悯，忧患相同的人，不必刻意结交自然亲近。
知道事情却不估量时机就会失败，依附事情而不失其分寸就会成功，目标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其难处，力量薄弱而敌人坚固就先攻其易处，不是万全之策不谋划，不是必胜之局不战斗。
敌人小规模到来就张扬声势以遏制其入侵，敌人大规模到来就谋划大事以邀击其退路，占据险要之地来乘势攻击，用多种方法来迷惑敌人。想要战胜敌人，必须先训练好军队。
事情有便利之处就不拘泥于常规制度，计谋有奇诡之处就不顺从众人的情绪，进退生死，只听将领的命令。用恩惠安抚他们就会感激而不骄傲，用威严对待他们就会肃敬而不怨恨。统帅专一人心就不会分散，人心不分散号令就不会有二心。
军法没有贵贱的区别，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的差异，以此来统一心志而竭尽力量。将领想要安定边疆，首先应当积蓄粮食。陈贯说：“争夺要地的利益，先占据就安逸，后行动就劳苦。”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合适的人，而以官职高低作为先后顺序，这是取败之道。”
又说：“将领不了解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宋祁说：“骑兵少则骑兵精锐，步兵多则步兵勇健。”苏轼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屈服内心，其次才使其屈服力量。”
邹浩说：“军事的事情，战前以决胜为困难，战胜后以保持胜利为困难。”
岳飞说：“勇力不足以依赖，用兵在于先确定计谋，栾枝拖着柴草击败荆军，莫敖砍柴导致绞国灭亡，都是计谋先定的结果。”胡寅说：“善于设伏的人没有不胜利的，遇到伏击的人没有不失败的。”吴昵说：“弱者出战，强者随后接应。”
余端礼说：“敌人弱小时先声张后实际以打击其士气，敌人强大时先实际后声张以等待其战机。”程颐说：“兵法讲究远交近攻，必须审慎地实行这一策略。”行军必须不失去家计（游兵夹持）。
布阵必须先确立家计，然后用游骑逐步量力，分派外面与敌人交战，这就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兵力越多越能办事，只是因为分数明确。两军相对，一定要选择可以攻击的地方进攻，右边坚固就攻击左边，左边坚固就攻击右边。
朱熹说：“厮杀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罢了。”
臣按：谚语说“一人舍死，万人莫当”，如果将领以节制来行军，而在行列中的人人人舍死向前，天下就没有攻不破的敌人了。
又说：“厮杀没有巧妙之处，两军相持，一边站得住脚不退缩的就赢，站不住脚退却的就输，必须在死中求生才能胜利。”军队的胜负完全在于勇敢与怯懦。
用兵的关键，敌人态势紧急时自己应当委曲缠绕以消耗之，敌人态势缓和时自己应当劲直冲突以打击之。
解开杂乱纷纠的人不握紧拳头。拳音同绻，攘臂绳，即现在的罥袖手圈。意思是解斗的人应当善于化解，不可牵引绻绳。批亢捣虚。亢音同刚，指喉咙。意思是与人争斗的人，不扼住其喉咙、拍打其背部，未见其能胜利。
臣按：程颐、朱熹是道学大儒，他们对军事也都很通晓并常谈论，可见儒道无所不包而文武没有两条道路。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劫掠杀人，外奸内宄，你担任理官。”
朱熹说：“夏，光明而宏大。”又说：“蛮夷扰乱华夏，不专指有苗，但官职因此而设立。”董鼎说：“虞朝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这蛮夷扰乱华夏也以此任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