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六
国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于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于此而定制也；国焉而体之，何者为内朝、何者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所设之官，自六卿至于百执事；所分之职，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虽若以奉君，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极者何？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极立于此，是以近而乡遂、远而侯国，又远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献艺，为政教者于焉而质正，有讼狱者于焉而取决，所以然者，极建于此也。
译国都的建立并非随意而建，必须辨别其方位，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以此为基准；必须端正其位置，左宗庙右社稷、前朝堂后市场都以此制定制度；在国都范围内确立体制，明确哪些是内朝、哪些是外朝等；在郊野范围内规划经界，九夫为井、四井为邑等；所设置的官员，从六卿直到百执事；所分配的职事，从掌管国家治理直到掌管国家土地，所有这些虽然看似是为了侍奉君主，实际上是为了百姓而确立准则。准则是什么？先儒说准则如同北极星的意义、标准的名号，处于中立位置而四方都以此为基准。准则建立在这里，因此近处的乡遂、远处的侯国，更远处的荒服之外，前来朝见的人在这里会合瑞玉，受封爵位土地的人在这里接受任命，有才能的人在这里献艺，施行政教的人在这里质询正误，有诉讼案件的人在这里决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准则建立在这里。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召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获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获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郑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音玄），置爇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之道为经）九纬（东西之道为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玄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爇、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爇必先水地以悬，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爇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爇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穀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
译大司徒运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在正午测量日影以求得大地之中。夏至日的日影长一尺五寸，这被称为大地之中，是天地交汇的地方，四季交替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既然这样，各种物产就会丰盛安定，于是便在此建立王都。划定王都周围方圆千里的区域，并种植树木作为边界标记。
凡是建立邦国，都要用土圭测量土地来划定其疆域。郑玄说：“土圭，是用来观测四季和日月日影的工具。”
臣按：《召诰》中所说的“自服于土中”，大概是因为洛邑在周朝时处于天下的中心，到四方各地的距离大致相等，所以在此居中治理天下，以安定四海百姓。撰写《周礼》的人看到它位于天下的中心，所以有天地交汇、四季交替、风雨汇聚、阴阳调和的说法，这是极力称赞华夏大地居于地势的中心，得到天气的正统，时序正常而寒暑不过分，风雨应时而至，收获有固定的期限，不像偏僻的地方节气不正，时而出现极寒或极热，万物生长不规律，收获有时早有时晚。天下都是如此，而洛邑是其中的关键枢纽，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如此，自夏商周三代以前，洛邑是中国的中心，但以今天天下的形势来看，南北狭长而东西狭窄，那么所谓的中心大概是在荆襄一带了。朱熹说：“难道不是天旋地转，闽浙反而成为天下的中心吗？”闽浙在东南海的尽头，很难说是中心，朱熹大概是从礼乐教化和文物制度来通论天下，而不是从地势上来论说的。
土方氏掌管土圭的方法，通过观测日影来测量土地，相度宅址，从而建立邦国和都邑。
郑玄说：“观测日影，是指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这期间日影有长有短。测量土地，就是测量土地以知晓东南西北的深度，并相度适宜居住的地方。宅，就是居住的地方。”
臣按：大司徒凡是建立邦国，都用土圭测量土地，而土方氏掌管土圭的方法，通过测量土地来相度宅址，从而建立邦国和都邑。大概大司徒掌管建立邦国是国家的大事，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郊野的事情不止一项，而使用土圭观测日影以求得大地之中只是其中的一项罢了。大司徒总领各项事务，土方氏专门负责这项事务，有事的时候，土方氏运用其职责来辅助大司徒。
匠人建立都城。用水准和悬绳来测定地面的平整，树立标杆并用悬绳校正，以观测日影。画圆，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落时的日影。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以校正东西方向。
匠人经营都城。都城边长九里，四面各开三门。城中南北向的道路为经，东西向的道路为纬，纵横交错的道路都能容纳九辆车并行，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廷各占地一百亩。
郑玄说：“国中，就是城内。经纬，指的是道路。纵横的道路都能容纳九辆车并行，累积起来宽七十二尺。”
王昭禹说：“先王建立都城，必定先要辨别方向、确定位置，所以匠人树立标杆、观测日影，一定要校正大地之中，因为那里是天地交汇、四季交替、风雨汇聚、阴阳调和的地方，于是便在此建立王都。然而树立标杆之前，必须先用水准和悬绳测定地面，使所树立的标杆必定平整笔直，然后才能校正日影。水静止则平，可以凭借它来观察高低的形势，绳子垂下则直，可以利用它来校正弯曲和笔直，用绳子取其直，又用水取其平，然后在地面平整的地方树立标杆。《尔雅》说：‘在地上的叫做臬。’所说的爇就是臬，在平整地面的中央树立八尺高的表木，用悬绳校正它，通过日影来校正四方。在白天漏刻过半时，又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又考察北极星，因为北极星所在的地方是天地的中心。”
又说：“左边，是人道所朝向的；右边，是地道所尊重的。说到祖庙，宗庙就可以知道了；说到社稷，稷坛就可以知道了。朝廷是道义所在的地方，在朝廷说‘面’，就知道市场在背后；在市场说‘后’，就知道朝廷在前面。朝廷是官吏聚集的地方，市场是商贾聚集的地方。一夫，是一百亩的土地，然后才足以容纳它们。”
臣按：匠人既说“建国”又说“营国”，大概建立并设立叫做“建”，说的是开始；围绕四周治理，用丈尺衡量其大小叫做“营”，说的是结束。所说的“置爇”，注疏家认为是用水来平整地面，在四个角树立四根柱子，在柱子旁边悬挂绳子以校正柱子，用水观察高下就知道地面的高下，然后削高填低使地面平整，这大概就是当今所谓的水平仪吧？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回到京师。
《公羊传》说：“京师是什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意思？大。师是什么意思？众。天子的居所，必定用表示众多和广大的词语来称呼。”
臣按：《穀梁传》也说：“京，大。师，众。说周必定用众多和广大的词语来称呼。”所谓京师的说法开始于此，后世因此把天子所居住的都城称为京师。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是诸侯便跟随申侯共同拥立幽王的太子宜臼，这就是周平王，以奉持周朝的祭祀。平王即位后，向东迁都到洛邑。
苏轼说：“周朝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平王到灭亡，并没有极大的无道行为。周厉王神圣，诸侯臣服朝拜，然而最终仍然衰败不振，这是东迁的过错。如今富有的家庭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房屋罢了，不幸遭遇败落，以至于乞讨借贷以维持生计也是可以的，
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译然而最终不敢议论田宅之事，如今平王举起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基业却大肆抛弃，这就是一次失败而卖掉了田宅的人。夏、商两代的君王都延续了五六百年，他们先王的德行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的败坏也不亚于周幽王、周厉王，然而直到夏桀、商纣时才灭亡，在他们未灭亡时，天下尊崇他们，不像东周那样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不卖掉田宅的效果。假使平王收容丰镐的遗民而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治，凭借地势威临诸侯，齐、晋虽然强大也不敢有二心，那么秦国从哪里称霸呢？魏惠王畏惧秦国迁都到大梁，楚昭王畏惧吴国迁都到郢，顷襄王畏惧秦国迁都到陈，考烈王畏惧秦国迁都到寿春，都不能再振兴，都有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都到长安，汉朝于是因此灭亡，近代李景迁都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的错误决策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余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臣按：此后世徙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余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余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
译臣按：苏轼认为迁都是周人的失策，列举后世迁都的几位君主都没有再起而出现了亡国的征兆，这确实是事实。然而，这大概是指国家衰败之后的情况罢了；如果是在国势正兴之日，或者依靠地势的坚固，或者选择富庶的地方，或者远离夷狄的侵害，就不能专门拘泥于这种说法了。
《史记·货殖列传》说：从前唐都建在河东，殷都建在河内，周都建在河南，这三河地区在天下之中如同鼎的三足，是帝王轮流居住的地方。
臣按：秦朝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朝将三川分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合称为“三河”，这三个郡都是沿河的土地，所以帝尧建都平阳、商朝建都亳、成王营建洛邑，都是以黄河作为运输通道，到达黄河就等于到达了京师，后世建都汴京、洛阳的都是由汴水进入黄河，建都长安的虽然不沿河，但也由黄河进入渭水，可见古今建都没有不依赖河道的。我朝建都燕京，距离大海很近，那么用来沟通天下的粮食货物以充足国家用度的，没有比海运更便利的了，大概是因为海道的界限是天，地界的尽头而人的行走不止，这大概是上天造就、大地设置以等待时机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的。
秦始皇二十六年，迁徙天下的豪杰十二万户到咸阳。臣按：这是后世迁徙天下的富民充实京师的开始。
汉朝初年，齐人娄敬经过洛阳，见到汉高祖说：“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想与周朝相比肩吗？”高祖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朝不同，周朝从后稷开始积累德行、累积善行十多个世代，到了文王、武王时诸侯自然归附，于是灭掉殷商成为天子。等到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于是营建洛邑，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方纳贡，路程远近均等，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所以周朝兴盛时，诸侯和四方夷狄没有不归顺的，等到它衰败时，天下没有人来朝见，周朝不能控制，不仅仅是因为德行浅薄、形势弱小。现在陛下从丰、沛起兵，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作战，哭声未绝、伤者未愈就想与成王、康王之时相比，我私下认为不相等。秦地依山傍河，四面险要作为坚固的屏障，突然有紧急情况，百万军队可以立刻集结。与人搏斗，不扼住他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就不能制服他取得胜利，现在陛下占据秦的故地，这也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拍击它的后背。”高祖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周朝称王数百年，秦朝二世就灭亡了，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其坚固也足以依赖。高祖询问张良，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些险固，其中狭小不过数百里，土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用武的国家。关中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地，肥沃的田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饶，北边有胡苑的利益，依靠三面防守而只用一面进攻，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黄河、渭水漕运天下的物资，向西供给京师，诸侯有变故，顺流而下足以运送物资，这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高祖当天就西迁建都关中。
陆贽说：“关中是古代方圆千里的王畿之地，王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秦朝用它来倾覆诸侯，汉朝凭借它来平定四海。大概是因为凭借山河的形胜、田地的肥沃，内部保卫一方占据天下的一半，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外部控制东方的华夏，占据域中的广大，可以积蓄威势彰显德行。”
吕祖谦说：“娄敬建议入关的策略是对的，至于说周公营建洛邑，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乃是战国时期浅陋儒生的说法，而论述周秦的形势，起初并没有考证。丰、镐本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所建都，平王东迁才开始封给秦国，娄敬所谈论的秦的形势其实是周的形势，秦汉之间的人大多不学无术，只根据眼前的情况说话，东周以前全胜的周朝，了解的人很少了。群臣都是山东人，争着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其坚固也足以依赖。高帝难道不是山东人吗，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的看法不同啊。”
臣按：这是秦朝以后建都长安的开始。张良说关中是用武之地，依靠三面防守而只用一面进攻，向东控制诸侯，我私下认为当今建都燕京真正是用武之地，比起关中它所依靠的也有三面而也是只用一面控制，天下之大，凡是虞州的十二个、夏州的九个、春秋时期的十二个国家、战国时期的七个国家，其土地都在所控制的范围，比起关中，西面有巴蜀的富饶、南面有商、邓的险要作为退步之地，燕京则前进没有穷尽、后退有界限，那么当今京师的气势大大不同于汉、唐建都关中。关中依山，这里则依靠太行一带的险阻；关中傍河，这里所襟带的是大海。然而汉朝的边疆在北面，咸阳距离朔方还有一千多里，唐朝的边疆在西面，长安距离吐蕃边界也差不多有一千多里，现在京都北到居庸关，东北到古北口，西南到紫荆关，近的百里，远的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关是我的后背、紫荆关是我的咽喉，占据关中的人将用来扼住中国的咽喉而拍击它的后背，建都幽燕的人切近于北方
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译狄人，那么又将担心他们反过来扼住我的咽喉、拍击我的后背，因此用来防备遮蔽他们的措施尤其应当深思熟虑。大概制服别人而未能成功，还不至于丧失自己的守备；自己的守备如果有所缺失，那么它的祸害难道仅仅是不能制服别人而已吗？
高祖八年，徙齐、魏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民家居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余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
译高祖八年，将齐、魏两地的世家大族和豪杰迁往关中。刘敬进言说：“匈奴河南地区距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就能到达秦中。况且当初诸侯起兵时，如果不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氏，没有人能兴起。现在关中人口稀少，北面靠近匈奴，东面有强大的宗族，一旦有变故，陛下无法高枕无忧。希望将六国后裔以及豪杰名士迁居关中，无事时可以防备胡人，有变故时可以率领他们向东讨伐，这是强干弱枝的策略。”于是将昭、屈、景、怀、田氏以及豪杰百姓迁居关中，赐予他们良田住宅，共十余万人。
臣按：迁徙百姓来充实京师，一定要让他们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记自己家被迁徙的事，然后才能依靠他们的作用。否则，如果养生送死都供给不足，他们将会忧思怨恨没有止境，每天只有逃亡罢了，即使有他们也像没有一样，怎么能叫充实呢？一定要在力役上宽待他们，在恩泽上优待他们，凡是有征敛赋税，都比其他百姓减免一些。
光武帝建武元年十月，皇帝车驾进入洛阳，幸临南宫，于是定都于此。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从此开始。周人营造洛邑作为朝会的地方，并不是建都，直到周平王躲避犬戎才迁都于此。汉高祖起初也想定都洛阳，后来因为娄敬、张良的建议而定都长安，光武帝中兴汉朝，才在此定都。
诸葛亮到达京口，因为看到秣陵的山势，感叹说：“钟山像龙盘绕，石城像虎蹲踞，这是帝王的宅邸。”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长江以北，江南形势险要的地方没有比得上金陵的。自从孙吴在此定都，接着是东晋、宋、齐、梁、陈，最后到南唐，共七代，都偏安一隅。只有我们圣祖才开始统一天下，在此建都，这大概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上言说：“天有九重门，天帝居住在九重天，因此王公效法天意设置险阻来安定万国。臣请求陛下修筑东京，高筑城墙深挖护城河，军民百万，足以作为九重天的防备。皇帝不出行，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没有劳顿；皇帝出行，则大臣留守九重天而没有后顾之忧。敌人或许谋划说：边城坚固不能迅速攻下，京师平坦可以深入侵犯。我如果修固京师使其不可侵犯，就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而阻止了南侵的志向。敌人入侵浅，则边垒已经坚固；敌人入侵深，则都城已经巩固。他们请求割地，我可以不答应；他们请求决战，我可以不出战。他们前进不能造成祸患，后退不能忘记归路，然后趁机扰乱他们，他们返回就追击他们，纵使他们掠夺，也可以拦截夺取。他们衰弱我们振奋，未必不能大获全胜，这难道不是陛下保卫社稷、安定四海的全策吗？有人说京师是王者的居所，高城深池恐怕有失体统。臣听说后唐末年，契丹用四十万大军送石敬瑭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宗于是灭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侵犯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主于是陷落。这都是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说有失体统呢？臣只担忧国家的祸患，来不及顾惜有失体统。如果认为修筑城隍有失体统，不还是比流离迁徙的祸患好吗？”
臣按：宋朝定都汴京，距离边地很远，范仲淹在仁宗朝，那是宋朝一代极盛的时候，范仲淹当时镇守西边，却建议修筑京城，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有失体统。臣私下认为，古代大臣忧国的心，总是在事情发生前预先谋划，只担心一旦祸机发动来不及措手，不会因为身在远方而忘记。宋朝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距二千里，而为国家长远考虑的人还建议迅速修筑京城，大概是想要巩固根本之地以挫败外寇的阴谋，担心一旦没有防备而蹈后唐、石晋的覆辙。何况现在京城与北敌相邻，快速奔驰的骑兵几天就可以到达边境，当政的人怎么能不怀有范仲淹的忧患，在天下人之前预先忧虑呢？
以上关于都邑的建立。臣按：秦汉以来统一天下的人，都邑之地有四个，偏安一隅以及立国不到百年的不在此列。一是长安，汉、唐盛世所都；二是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三是汴梁，宋盛世所都；四是幽燕，本朝所都。隋、唐并非不定都长安，晋并非不定都洛阳，后梁、晋、周并非不定都汴梁，金、元并非不定都幽燕，但都偏安不久，确实不值得讨论。至于邺台、金陵、钱塘等地，古代固然也有定都的，但都不能与这四个相比。华夏自唐虞时代分为九州或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地域中，洛、汴都在豫州地域中，只有今日的神京在虞代属于幽州地域，在《禹贡》中属于冀州地域。黄帝定都幽州的涿鹿，尧、舜定都冀州的平阳、蒲阪，涿鹿距离这里只剩百里，而平阳、蒲阪距离这里只剩千里，都是近境。这就是说，秦汉以来得国正统、国祚绵长的，都没有像我们朝代这样的，而其建都之地从南到北，最终在七八千年后恢复了黄帝、尧、舜的故都，多么兴盛啊！洪惟国家获得中国帝王的正统，拥有黄帝以来的疆土，承传尧、舜以来的位号，况且用来建立极治以图治四方的人，又在黄帝、尧、舜的故都，那么其
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译因此，继承先人的志向、叙述前人的事业，向上承接祖宗留下的法度作为准则，向下为子孙后代谋划长远，怎么可以就此停止呢？虽然如此，黄帝、尧、舜固然应当效法，女真、鞑靼尤其应当引以为戒，《诗经》不也说吗：“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的后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诗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译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易经·坎卦》的彖辞说：天险不可攀登，地险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阻在时机上的作用真是伟大啊。
程颐说：“高不可攀登的，是天之险。山川、丘陵，是地之险。王公，是统治人民的人。观察《坎卦》的卦象，知道险阻不可侵犯，所以设置城郭、沟池的险阻来守卫国家、保护百姓，这是运用险阻的时机，其作用非常重大，所以赞叹它伟大啊。山河、城池，是设置险阻的主要方面。”
吴澂说：“不可攀登的是无形之险，山川、丘陵是有形之险，王公凭借有形之险造成无形之险，设置这些来巩固守卫国家，这叫做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定依靠险阻来建立国家，所说的险阻有三类，天险、地险、人险。天险是依据天的道理，地险是依据地的形势，人险是运用人的力量。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明晓礼义、建立纪纲、修明法度，有等级秩序而人不能侵犯，有等级威严而人不敢逾越，这就是所谓的天险；必定依据地形优势增高加深、扼守要害，使出入有所限制截断，来往有所约束系留，这就是所谓的地险。这两种险阻，一个本源于天，一个形成于地，所以设置它们的人，又在于人。王公依据天的道理、顺应地的形势，建造城郭、挖掘沟池、设置关隘、建立亭障，都是为了守卫国家。险阻是平易的反面，有险阻就顺着险阻补充其不足、疏通其不通，没有险阻就在平坦之地修筑险固的防备，内部建造围墙，外部建造城池，更远处设置藩篱，有门来谨慎出入，有关来商议往来，这就是所谓的人险。天既然有自然的地险作为关塞，又有应当有的人险作为捍卫遮蔽，那么在重重关隘巨大镇守之中就有金城汤池的坚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宫阙深邃严密，望去真像在天上而不可攀登。
《诗经·烝民》第六章说：周王命令仲山甫，在东方筑城。
朱熹说：“宣王命令樊侯仲山甫在齐国筑城，尹吉甫作诗送他。东方，指齐国。传文说古代诸侯的居所逼仄狭窄，就由王者迁移其城邑而安定其居所，大概是离开薄姑而迁移到临淄。孔氏说：‘《史记》记载齐献公元年迁移薄姑都城，治理临淄。计算献公应当在夷王时期，与此传文不合，难道是在夷王时期迁移，到这时才开始完备城郭的守卫吗？’”
《诗经·韩奕》末章说：那韩城广大，燕师所修筑完善。因为先祖受命，因此统领百蛮。周王赏赐韩侯，那追国那貊国（追、貊都是蛮夷国家），全部接受北方国家，因此让他做霸主。确实修筑城墙确实挖掘护城河，确实划分田亩确实登记赋税，进献它的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说：“韩，国名，侯爵，是武王的后裔。韩初封时，召公担任司空，周王命令用他的民众来修筑这座城，如同召伯营建谢邑、山甫在齐国筑城，春秋时期诸侯修筑邢城、楚丘城之类。周王因为韩侯的先祖统领这些百蛮，所以赏赐他追貊，让他做霸主，来修筑城池、治理田亩、端正税法而向周王进贡其所有。”
吕祖谦说：“春秋时期修筑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城之类，都是会合诸侯来做的，霸主的命令尚且如此，那么周朝兴盛时期命令燕师修筑韩城本来就是常规政令。”
臣按：筑城是大工程，本国的民众不足以独自完成，必须朝廷命令邻邦合力为之，不仅因为工程浩大，大概因为城郭的守卫不能拖延太久，恐怕会有意外变故，这不仅仅是一国之事，也因为这件事体关系朝廷。
《周礼》：掌固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立渠道的坚固，颁布其士庶子及其众庶的守卫任务，设置其饰器（兵甲之类），分配其财用，平均其稍食，任用其万民，使用其材器，凡是守卫的人接受法令。
刘彝说：“《易经》说‘城复于隍’，那么是挖掘沟渠的土用来筑城，开凿池水的土用来筑郭，沟池在外深则城郭在内固，用其深来增加其高。”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
郑玄说：“固，是国家所依靠的险阻。在国中叫固，在野外叫险。掌固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立渠道的坚固，都是就国中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的险阻，都是就野外而言。”
张栻说：“孟子说限制百姓不靠封疆，巩固国家不靠山溪，威震天下不靠兵革，而先王封疆的制度在《周官》中非常详细，设置险阻守卫国家与弧矢的利器并著于《易经》，为什么呢？大概先王吉凶与百姓同患，其治理国家体用兼备、本末并举，道理得于自身固有以统一天下人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全天下思虑，这治理所以长久而安固，至于孟子的话，则是推究其根本而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