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五
之事，以见其勤劳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矣。’范氏曰：‘予于《采薇》见先王以人道使人，后世则牛羊而已。’”
译这些事，用来显示他们勤劳到了极点。程子说：“这些都是极力表达他们劳苦忧伤的情感的，上级如果能体察他们的情感，那么他们虽然劳累却不会怨恨，虽然忧愁却能自我勉励。”范氏说：“我在《采薇》这首诗中，看到先王是按照人道来役使百姓的，而后世则只是把百姓当作牛羊罢了。”
臣按：《采薇》之诗，真氏已载其全篇于“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条，其言谓此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文王乃先其未发，歌咏以劳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于此不复详载，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备详程、朱之言。程氏所谓“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上察民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诚知军旅为毒民之具，凡有兴举皆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劳苦之状，恤其饥寒之苦，怜其室家之离，旷念其生业之废坠，有所用心则为上所知，有所效力则不为人所掩，如此，则彼虽劳也而忘其为劳，虽忧也而忘其为忧，而一于敌君王之忾而功无不成矣。
《诗序》：《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朱熹曰：“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虽荣不久，故以为比而自言其心之忧伤也。”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兵革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无妻曰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将（亦行也），以经营于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无不得其所矣，而犹视之如伤，此周之所以兴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视民如禽兽，此周之所以亡也。兴亡之鉴，岂远乎哉？”
谢枋得曰：“《东山》《采薇》《出车》《杕杜》诸诗序情闵劳皆，以室家之望者为说，同为天民，血气嗜欲岂有异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马耳，故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臣按：先儒谓《苕之华》言国家之衰微时，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运穷矣。《何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烦数，征行之劳苦，上之人视之与禽兽无异，人事极矣，周室至是无可为矣，此《黍离》所以降为国风也。噫，人君当四方无虞之时，九重清燕之时，试以二诗与先儒所论者而讽味焉，其尚日思所以爱惜民力而培养元气，凡有兴师动众，揆之于天道人情、物理事势，苟可以已者无不已之，非甚至于不得已无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马待其民，必毋使天运至此而穷，人事至此而极，如二诗所云者，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其二章曰：四牡谷谷，旐有翩。乱生不夷（平也），靡国不泯（灭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祸以烬（灰烬）。於乎有哀，国步（运也）斯频（急蹙也）。
朱熹曰：“厉王之乱，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辞也。”辅广曰：“王者岂能无所征役，但出于不得已，则民将悦而从之，以忘其劳。今也使人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若是则民不可得而用矣，乱生不夷，乱日生而无平定之期也，无国不灭，无民不烬，则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则哀其国家运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国步蔑（灭也）资（咨也），天不我将（养也）。靡所止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争也）。谁生厉（怨也）阶，至今为梗（病也）。
朱熹曰：“言国将危亡，天不我养，居无所定，徂无所往，然非君子之有争心也，谁实为此祸阶使至今为病乎？盖曰祸有根原，其所从来也远矣。”
辅广曰：“居无所定则无以自安也，徂无所往则无以避患也，凡为君子则其心无所争耳，然不知谁为此厉阶而使至今为病乎？”
其四章曰：忧心殷殷，念我土（乡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时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见
译臣按：《采薇》这首诗，真氏已经在“格物致知之要”下的“察民情”条目中载录了全篇。他说，那些戍边士兵心中郁结的情感无法自我倾诉，文王便在他们情感尚未爆发之前，通过歌咏来慰劳他们，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病痛一样。臣在此不再详细记载全诗，只摘录首尾两章，并详尽阐述程颐、朱熹的言论。程颐所说“如果使百姓受苦的不是上级，那么人们就会怀有仇恨之心”，“上级体察民情，那么百姓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即使忧愁也能受到激励”，这两句话真正把握了百姓的情感。在上位者如果确实知道军旅是祸害百姓的工具，凡是兴师动众都是为了百姓，非不得已而不为之，并且在役使百姓时又能深切体察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劳苦的状况，体恤他们饥寒的痛苦，怜悯他们与家人的离别，挂念他们生计的荒废，只要有所用心就能被上级知晓，有所效力就不会被埋没，像这样，那么百姓即使劳苦也会忘记劳苦，即使忧愁也会忘记忧愁，一心一意地怀着对敌王的愤慨，那么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了。
《诗序》说：《苕之华》，是大夫哀悯时局之作。周幽王时期，西戎和东夷共同侵扰中原，军队四处征伐，接着又发生饥荒，君子哀悯周王室即将灭亡，悲伤自己遭遇这样的时局，所以作了这首诗。它的首章说：凌霄花开了，颜色黄灿灿。心中的忧愁啊，真是悲伤极了。
朱熹说：“诗人以自己遭遇周王室的衰败，就像凌霄花依附他物而生，虽然繁盛却不久长，所以以此比喻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忧伤。”
《何草不黄》，是下国的人讽刺周幽王之作。四方夷狄共同侵扰，中原诸侯背叛，战争不停息，看待百姓如同禽兽，君子为此担忧，所以作了这首诗。它的首章说：什么草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在行军，什么人不在出征，奔波于四方。第二章说：什么草不枯黑，什么人不是单身（无妻曰矜）。哀怜我们这些征夫，唯独我们不被当作人看待。
朱熹说：“周王室即将灭亡，征役不停息，出征的人感到痛苦，所以作了这首诗。说有什么草不枯黄，有什么日子不在行军，有什么人不在出征，以奔波于四方呢。”
李樗说：“文王的百姓没有不得到安顿的，而文王还把他们当作受伤的人看待，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幽王的百姓愁苦到了极点，而幽王却不加体恤，看待百姓如同禽兽，这是周朝灭亡的原因。兴亡的鉴戒，难道遥远吗？”
谢枋得说：“《东山》《采薇》《出车》《杕杜》等诗的序言，在表达情感、哀悯劳苦时，都以百姓对家庭的期盼来解释，同为上天之民，血气欲望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先王以对待人的态度对待百姓，幽王对待百姓却像对待犬马一样，所以说‘哀怜我们这些征夫，唯独我们不被当作人看待’。”
臣按：先儒说《苕之华》说的是国家衰微时，万物凋零损耗，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天运已经穷尽了。《何草不黄》说的是士民被役使得频繁，征行劳苦，上位者看待他们与禽兽无异，人事已经到了极点，周王室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可作为了，这就是《黍离》降为国风的原因。唉，君主在四方没有忧患的时候，在宫廷清静安闲的时候，试着拿这两首诗和先儒的论述来讽诵体味，应当每天思考如何爱惜民力、培养元气，凡是兴师动众，衡量天道人情、物理事势，如果可以不做的就不要做，除非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才去做，以对待人的态度对待百姓而不以对待犬马的态度对待他们，务必不要让天运穷尽到这种地步，人事极端到这种地步，像这两首诗所说的那样，天下哪里会有乱亡的祸患呢？
《桑柔》，是芮伯讽刺周厉王之作。它的第二章说：四匹公马跑得快，旌旗翩翩飘。祸乱产生不平定，没有国家不灭亡。百姓没有黑发（指老弱病残），全都遭受祸害成为灰烬。啊多么悲哀，国家的运势如此急迫。
朱熹说：“厉王的祸乱，天下征役不停息，所以百姓看到车马旌旗就感到厌苦，从这里到第四章都是征役者的怨言。”辅广说：“君王难道能没有征役吗？但如果是出于不得已，百姓就会高兴跟随，从而忘记劳苦。现在让人看到车马旌旗就感到厌苦，像这样百姓就无法使用了，祸乱产生而不平定，祸乱一天天产生而没有平定的日期，没有国家不灭亡，没有百姓不成为灰烬，这是极而言之。君子的哀叹，是哀叹国家运数的急迫。”
它的第三章说：国家运势没有依靠，上天不养育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安定，前往何处去。君子确实存在，秉持内心不争。谁造成了祸乱的阶梯，至今成为祸害。
朱熹说：“说国家即将危亡，上天不养育我们，居住没有安定的地方，前往没有去处，但这并不是君子有争心，谁真正造成了这祸乱的阶梯，使至今成为祸害呢？大概是说祸乱有根源，它的来源很远。”
辅广说：“居住没有安定的地方就无法自我安顿，前往没有去处就无法躲避祸患，凡是君子则内心无所争，但不知道谁造成了这祸乱的阶梯，使至今成为祸害呢？”
它的第四章说：忧心忡忡，思念我的乡土房屋。我生不逢时，遭遇上天厚重的愤怒。从西到东，没有安定的处所。
辅广曰：“土宇谓乡里与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东。前三章虽皆是征役者怨辞，然二章则言乱生不已而要其祸乱之终，三章则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祸乱之始，四章则言多矣我之见病也，急矣我之在边也，情益切而辞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诗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乱离而厌苦自伤之辞，人君当承平无事之时而讽之于口、察之于心，必先有以调息而消弭之，使其厉阶不生，国步不频，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于多矣其见病也，急矣其在边也。则夫横目而黎首者见其车马之盛、旌旗之美，则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
汉高祖四年，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臣按：复谓除其赋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从蓟还范阳，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间，目见军士之劳苦，故其于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则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于犬马之死犹必葬之以帷，盖况兵士有功于我乎。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旷岁持久，师老费财，加算不止于舟车，征卒殆穷于闽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闾，送父别夫，号呼道路，杼轴已甚，兴发已殚，而将帅犹曰财不足、兵不多。”又曰：“兴师四方，无远不暨，父子诀别，夫妇分离，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有馈送之苦，行者有锋刃之忧，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
贽又言曰：“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则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不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
又曰：“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惟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丰约相形，隔绝斯甚。”
臣按：陆贽之言灼见人情事弊，而于征行之劳扰、边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军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亲履其地而目亲见其人辛苦劳顿、悲啼怨恨，阽于死亡，欲求须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为之处置者，则又如亲见其人、亲理其事，必如此而后可，不如此则决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虚为之言也。后世圣君贤辅，凡贽所言，皆当恒写一通置之座隅，使边塞寒苦之状、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动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复三年。三年，又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
臣按：创业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虽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时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天下，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传于子孙，世世享其富贵而无穷，其一时攀鳞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孙亦与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则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
译辅广说：“‘土宇’指的是乡里和室家，周朝地处西方，所以说从西到东。前三章虽然都是征役者的怨恨之辞，但第二章说的是祸乱不断发生而探究其祸乱的终结，第三章说的是行止没有定所而推究其祸乱的开端，第四章说的是我所见到的病苦已经很多了，我在边境的处境已经很危急了，情感更加迫切，言辞更加哀伤。”
臣按：《桑柔》这首诗共有十六章，这四章都是士卒遭遇战乱离散而厌恶痛苦、自我哀伤的言辞。君主应当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将这些诗句诵读于口、体察于心，必须预先有办法来调和平息、消除祸患，使祸乱的阶梯不产生，国家的步履不频繁动荡，百姓居住者都有固定的处所，百姓外出者都有明确的方向，不至于出现我所见到的病苦很多、我在边境处境危急的情况。那么那些普通百姓看到车马的盛大、旌旗的美丽，就会欢欣鼓舞露出喜色，而不会头痛皱眉互相哀怨了。
汉高祖四年，下令军士不幸死去的，官吏为他们提供衣被棺木收殓，并转运送回家乡。
六年，下令官吏士卒跟随军队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赋役。八年，又下令士卒跟随军队死去的，用木匣装殓运回其县，县里提供衣被棺木安葬，用少牢的规格祭祀，长官亲自监督安葬。臣按：“复”是指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
光武帝建武元年，从蓟县返回范阳，命令收殓安葬官吏士卒。
臣按：高祖、光武都起于军旅之间，亲眼见到军士的劳苦，所以他们对待死者如此眷恋。死者如果在地下感恩，那么活着的人难道不会深受感动吗？古人对犬马的死尚且一定要用帷帐安葬，何况对有功的兵士呢。
唐代陆贽对德宗说：“战争旷日持久，军队疲惫耗费钱财，加征的赋税不止于舟车，征发的士卒几乎穷尽了闽濮地区，鞭打皮肉捶击骨头，呻吟声遍布乡里，送别父亲告别丈夫，号哭声响彻道路，织布机已经空转，征发已经耗尽，而将帅还说钱财不足、兵力不多。”又说：“出兵四方，没有远达不到的地方，父子诀别，夫妇分离，一人出征，十户人家供给，留守者有送别的痛苦，出征者有刀兵的危险，去留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
陆贽又说：“古代善于选拔安置的人，必定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别土地的适宜情况，考察他们的技能，了解他们的喜好厌恶，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他们的本性，统一他们的风俗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条件，引导他们的长处而不要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禁止他们的过错而不让他们处于不愿处的境地，并且分类编组他们的部队，安定他们的家庭，然后使他们乐于居住、坚定意志，振奋气势、结下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就会感激而不骄傲，用威严临御他们就会肃敬而不怨恨，不需要督促考核而人们自然效力，放松禁令防范而众人自然不背离，所以出征时兵力充足，留守时粮食充足，防守坚固，作战强大，其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顺应人情罢了。现在却分散征发士卒，分驻边疆，轮换往来作为守备，这是不衡量性情习惯，不辨别土地适宜，要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追求数量众多而不考察实际效用，想要他们出力而不体察他们的情状，这只能作为仪仗的摆设而无益于防御的实际，为什么呢？穷困的边疆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刺目，与豺狼为邻，以战斗为游戏，白天扛着武器耕作，晚上靠着烽火台侦察，每天有被掠夺伤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娱乐的快乐，土地恶劣人力勤劳，在这里最为严重，如果不是生在这片土地、习惯这里的风俗，小时候就看见、长大后就安于此处，不见乐土就不迁移，那么很少能安居并亲近敌人了。”
又说：“现在穷困边疆之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百战受伤幸存下来的人，终年辛勤劳苦，衡量他们的能力则训练有素，估量他们的处境则孤立危险，考察他们的服役则辛劳，观察他们临敌则勇敢，然而供给的衣粮，只够本人使用，按惯例被妻子儿女分用，常常有受冻挨饿的脸色，而关东的戍卒按月轮换，不习惯危险城池，不熟习军事防备，怯于应对敌人，懈怠于服役，然而颁给的衣粮，丰厚超过好几等，丰俭对比，隔绝程度更加严重。”
臣按：陆贽的话深刻洞察人情事理弊端，而对于征行劳扰、边塞苦楚、人情哀怨、军伍事宜，恍如昨日之事，如同亲身踏足那片土地而亲眼见到那些人辛苦劳顿、悲啼怨恨，濒临死亡，想要求得片刻生存而不可得，他所提出的处置办法，又如同亲眼见到那些人、亲自处理那些事，必须这样才可以，不这样就决然不可，不是泛泛而谈的虚言。后世的圣君贤臣，凡是陆贽所说的，都应当经常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使边塞寒苦的状况、士卒哀怨的情感经常映入眼帘，每每触动内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给攻城役夫死者每人绢三匹，免除三年赋役。三年，又下诏安葬征讨蜀地战死的士卒，受伤者给予缯帛。
臣按：创业的君主一戎衣而有天下，虽然说是天命，但如果没有人力也不能成功，同时的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夺天下，使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传给子孙，世世享受富贵而无穷，那些一时攀附的人，侥幸活下来的固然与我共享了，他们的子孙也参与其中，至于不幸死去的，却是白白丢了一条命而尸骨暴露荒野，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古代帝王之所以
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继世之君坐享富贵者，尚体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贵之所自哉。
译既然使用了人的劳力，就必定要体恤人的身体，不只是体恤其生，而且必定要体恤其死。继承皇位的君主坐享富贵，尚且要体察祖先的心意，而不要忘却这富贵是从哪里来的啊。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
臣按：此苏轼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广地而雪愤者，观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朱熹曰：“巡三军拊（抚也）而勉（慰也）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悦以忘寒，此语出《左传》），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解者曰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于士卒，虽曰势分悬绝，然其好恶则初无以异，人君诚能设以其九重之身而处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恶之情，切切然形之于言，孜孜然念之于心，恒使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边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无不达，有功而无不知，有屈而无不伸，则凡为吾御边而敌忾者，岂有不尽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谓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义固当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尽下，而惟责下之尽义，非所谓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谓“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非但为将者少不得也，而为君者亦岂可少哉？
以上论察军之情
卷一三六
▲遏盗之机（上）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搏盗贼）之事，以施刑罚庆赏。郑玄曰：“乡合者，乡所合也。”
贾公彦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军令之类。五家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郑玄曰：“邦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邦贼，为逆乱。邦谍，为异国反间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挢邦令，称诈以有为者。为邦盗，窃取国之宝藏者。”
王昭禹曰：“为邦朋，为私党以乱民也。为邦诬，造讹言以惑众也。”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蘖者，岂不豫哉？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杀伤人所
译张方平对仁宗说：“战胜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的捷报，上表称贺，那些显赫的视听景象。至于远方的百姓，肝脑被白刃屠杀，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绝，流离失所、破产，卖儿卖女，熏瞎眼睛、折断手臂、上吊自杀的惨状，陛下一定看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一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剖割鱼鳖来做菜肴，吃的人觉得很美味，死的人却非常痛苦。如果让陛下看到他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叫，在刀案间辗转挣扎，即使是八珍那样的美味，也一定会放下筷子不忍心吃，何况是用人的性命来做视听的娱乐呢？”
臣按：这是苏轼代张方平起草的奏章。君主如果有想要用兵来扩张土地、洗雪愤恨的想法，看了这篇奏章，心中也应当感到警惕。
有人说古人的军队应当像子弟保卫父兄一样，而孙武、吴起等人一定说必须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行，这似乎是说子弟一定要等待父兄施恩才去报答。朱熹说：“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他们，三军将士都像穿着绵衣一样温暖，这种心意是少不了的。”
臣按：孔子说“体贴群臣，士人报答的礼节就重”，解释的人说“体”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位置去体察他的心思，这话最好，形容君主对于士卒，虽然说地位悬殊，但他们的喜好厌恶最初并没有不同。君主如果真的能设想自己身处九重宫阙之身，却处在四面受敌之地，去体察他们的好恶之情，恳切地表现在言语上，勤勉地记挂在心里，常常让万里之外的情况就像在咫尺之间，边塞的情势就像在殿阶之下，有情感没有不能通达的，有功绩没有不知道的，有冤屈没有不能伸张的，那么凡是为我们守卫边疆、敌忾同仇的人，难道有不竭尽全力的吗？那些人的话，所谓古人的军队应当像子弟保卫父兄，这是从下属的角度来说的，大义固然应当如此。但如果居上位的人不能体察下情来尽心对待下属，而只责备下属尽忠义，这就不是所谓以人的标准来要求人了。朱子所说的“巡视并抚慰他们，三军将士都像穿着绵衣一样，这种心意是少不了”，不仅是为将者少不了，作为君主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以上论述体察军情
卷一三六
▲遏盗之机（上）
《周礼》：士师的职责，掌管乡、合、州、党、族、闾、比等基层组织的联结，以及民众的什伍编制，使他们互相安定、互相接纳，用来进行追捕逃犯、擒拿盗贼的事务，以此施行刑罚和庆赏。郑玄说：“乡合，是乡所合并的单位。”
贾公彦说：“合并民众的什伍，这就是因内政而寄寓军令之类。五家为比，比就是一伍，两伍为什，用这什伍来追捕擒拿。”
臣按：先儒说联结居住、编制什伍，是乡官的事务，而由士师掌管，追捕逃犯、擒拿盗贼的事务。可见成周盛世，虽然号称治理得极好，但圣人为百姓防患的心思无所不至，所以乡各有主管，而士师又合并治理他们，用比来合并比、用闾来合并闾以联结居住，用伍来合并伍、用什来合并什以联结人员。之所以这样，是让他们互相安定，有不安定的，一定不是同联比闾的人；让他们互相接纳，有不接纳的，一定不是同什伍的人。于是就在那些互相安定、互相接纳的同什伍人中，合并他们，用来擒拿盗贼，白天就追捕他们，夜晚就守候监视他们，废弃职责的人，士师就施加刑罚，有功绩的人，士师就施加庆赏。后世在里巷设立火铺、更夫，让他们互相觉察以防备盗贼，其源头大概就发端于此。
士师掌管士人的八种成例，一是邦汋，二是邦贼，三是邦谍，四是犯邦令，五是挢邦令，六是为邦盗，七是为邦朋，八是为邦诬。
郑玄说：“邦汋，是窥探盗取国家机密。邦贼，是作逆乱。邦谍，是为异国做反间的人。犯邦令，是干犯王教令的人。挢邦令，是称诈以有所作为的人。为邦盗，是窃取国家宝藏的人。”
王昭禹说：“为邦朋，是结为私党以扰乱民众。为邦诬，是制造谣言以迷惑众人。”
臣按：这八种称为成，成是国家法律的成例品式。朝廷制定这八种的成例品式来禁制臣民，这些事都称为邦，以此表明这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安危治乱，不仅仅是乡党州闾的小事。八种之中，邦汋、邦谍是勾结外国的事情，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的事情，邦盗不过是窃取国家财物而已，其中最严重的是为邦朋者聚党扰乱民众，为邦诬者造谣迷惑众人，为邦贼者构陷叛逆以称乱，这三者是国家的大恶，生灵的祸根，是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预先惩治、长期警戒的。先王设立八成之法，让士师掌管，从而在混乱之前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全国家，所以杜绝其细微的苗头、遏制其萌芽，难道不是预先做的吗？
司厉掌管盗贼所用的器械、货物、贿赂，辨别这些物品都有数量，估定价格并张贴公布，收入司兵。
郑玄说：“任器货贿，是说盗贼用来伤人的兵器以及所盗取的财物。入于司兵，就像现在杀伤人者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