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五
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马端临曰：“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官买之，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郑注‘国服为息’一语，行青苗以误天下，可乎？”
译皇上，而富人大贾瓜分占有这些利益，不知已经几千年了，突然要夺过来，可以吗？夺过来是可以的，但憎恶他们自谋私利而想要为国家谋利，可以吗？”马端临说：“泉府这一官职最为便利百姓，货物积压时官府就收购，百姓急需购买时官府就出售，无力购买的人官府就赊贷给他们。大概先王把百姓看作子女，洞察他们细微的困境，多方面救济他们的匮乏，仁政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起初并非专门为了谋取利益收取利息而设立的。王安石不推究设立这一官职的本意，却截取郑玄注释中‘国服为息’这一句话，推行青苗法从而误导天下，可以吗？”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盖主泉布（泉，古“钱”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李觏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桑弘羊曰：“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
文学曰：“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职。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略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余、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马端临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姑录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
译臣按：泉府这一机构以“泉”命名，大概是主管货币流通的官员。古代用货币流通天下的货物，无非是为了便利百姓罢了。货币由朝廷发出，货物由百姓生产，百姓的货物不可能样样都有，想要互通有无，必须借助货币来交换货物，这样没有的人也就有了。然而货物聚集时有多有少，当时使用货物时有急有缓，货物少且急需使用时就能流通，货物多且不急需使用时就会滞销，朝廷因货物滞销就用货币收购，使货物减少而能流通，这是为了丰厚百姓的生活。朝廷既然收购了，百姓如果有急需而需要这些货物，就按原价出售，这是为了救济百姓的使用。然而买东西必须出钱，那些贫穷的百姓没有钱来买，官府就有时赊卖有时借贷，赊卖则只收回本金而不收取利息，借贷则按本金计算利息，不收取利息是因为应对丧葬祭祀的急用，而收取利息是为了限制那些浮浪无度的花费。然而收取利息时又不以货币而是以劳力，所谓“国服为之息”，就是在偿还本金之后，以服公家劳役作为利息，服劳役就像国中七十岁及六十岁、野外六尺及六十五岁征发以供服役的劳役一样。凡像这样的做法，无非是为了增加百姓的财富、救济百姓的急用，而朝廷没有分毫利益，哪里像王莽、王安石所做的事呢？
《王制》说：使用的器物不合标准的不许在市场上卖，兵车不合标准的不许在市场上卖，布帛的精粗不合规定、幅面的宽窄不合度量不许在市场上卖，邪色扰乱正色的不许在市场上卖，五谷不合时节的、果实未成熟的不许在市场上卖，树木不合砍伐时机的不许在市场上卖，禽兽、鱼鳖不合捕杀时机的不许在市场上卖。
李觏说：“理财的方法以去除伪劣为第一要务，百姓的欺诈虚伪大概是他们的常心，何况在这市井之中，掩饰行为、隐藏恶念，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如果奸诈伪劣的恶物可以混杂欺骗人来谋取利益，那么人们就会争相趋附了。难道只是愚昧的百姓受欺骗吗？使人荒废时日、废弃正业去制作无用的东西，人废弃正业那么根本就不雄厚了，东西无用那么国家就不充实了，下边背离根本而上边失去充实，祸患从此开始了。”
臣按：市场店铺陈列的虽然是商贾的事情，然而风俗的奢侈与节俭、人情的虚华与真实、国家用度的盈余与缩减都由此产生。
汉武帝元封元年，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郡国设置均输官，全部掌控天下的货物，价格高就卖出、价格低就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谋取大利而物价不能暴涨，所以抑制天下的物价，名叫平准。
桑弘羊说：“过去郡县诸侯各自用他们的物品进贡输送，往来烦难，物品大多苦劣，抵偿不了费用，所以在郡设置输官来互相供给运输而便利远方的进贡，所以叫均输。在京师开设委府来掌控货物，价格低就买、价格高就卖，因此官府不失去实惠，商贾无法谋取利益，所以命名为平准。”
文学之士说：“古代向百姓征税，依据他们擅长的，不要求他们不擅长的，农夫缴纳他们的收获，女工效忠她们的职责。现在放弃他们所有的而责求他们没有的，百姓贱卖货物以便满足上级的需求，近来郡国有的命令制作布絮，官吏任意留难，和他们做买卖，官吏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济陶的丝绢、蜀汉的布匹，也是民间所制作的。行奸诈卖平价，农民深受痛苦，女工被双重征税，没看到输送的均衡；官府大量征发，闭门垄断市场，那么万人一起收购，一起收购那么物价暴涨，物价暴涨那么商贾谋取利益，自行买卖那么官吏容许奸邪，豪强和富商积聚货物储存起来以等待百姓的急用，轻小的奸商和奸吏低价收购以高价卖出，没看到标准的公平。大概古代的均输是为了均衡劳逸而便利进贡输送，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买卖货物。”
臣按：桑弘羊制定均输法作为平准，看他和贤良文学之士所辩论的，大致都包括在内了。然而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公与私、义与利罢了，义就是公，利就是私，公就是为人而有余，私就是为自己而不足，堂堂朝廷却做商贾贸易的事情，而且说想要商贾无法谋取利益。唉，商贾尚且不可谋取利益，竟然以万乘之尊去谋取商贾的利益，可以吗？
王莽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
马端临说：“古人设立五均来均衡市价，设立泉府来收购滞销货物，而适时买卖都是为了便利百姓。所谓国服为息的，是用官物赊贷给百姓就收取利息罢了。现在王莽借用五均泉府的说法，命令百姓采山泽的、畜牧的、纺织的以至医巫、技艺，各自申报所从事的行业而计算其利息的十一分之一，用其中的一分作为贡赋，这简直是直接掠夺罢了，周公何曾有过这样的法令呢？”
臣按：《乐语》是河间献王所传述的，讲述五均的事，说天子取诸侯的土地来设立五均，那么市场没有两种价格，四民常常均衡。这是王莽五均说法的来源。王莽借用古人良法来网罗市利，不值得谈论，暂且记录下来以警示世人。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说：“官府应该从交趾、益州上计吏来，购买珍宝收取其利益，这就是武帝所说的均输。”下诏议论这件事，尚书仆射朱晖说：“查考《王制》，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现在均输的法令与商贩没有不同，不是明君所应该实行的。”皇帝不听从，其后用度更加奢侈。
臣按：均输的法令是说郡国
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译租税赋役以及雇佣运输的费用，官府全部征收，并负责转运到京城，这不仅仅是商人的事情，更是贫苦无产百姓为人受雇劳作的事情，这不仅不是贤明君主应当推行的，即使是乡里那些号称士大夫的人也不应当推行。汉章帝作为汉朝七位有制度建树的君主之一，却也这样做，难道不是汉武帝留下的谋划不善吗？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胡寅曰：“百姓豪夺，县令得而治之；县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数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匹夫交易，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观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书之青史千古不泯，岂非永监哉？”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宫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及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苏轼曰：“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
译唐德宗任用宦官办理宫市，派遣数百名“白望”强行低价收购物品，用红紫色染过的旧衣和破布，按尺寸撕碎后付给，还要索取进奉门户费和脚钱。名义上是宫市，实际上是掠夺。谏官、御史多次劝谏，皇帝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详细奏报此事，皇帝颇加赞赏并采纳，就此询问判度支苏弁，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思，回答说：“京城有上万户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生计，依赖宫市来维持生活。”皇帝相信了，所以凡是议论宫市的都不听。
胡寅说：“百姓被豪强掠夺，县令可以治理；县令强取豪夺，郡守可以治理；郡守依仗法律剥削，按察使可以治理；宰相用人聚敛，天子可以罢黜。天子如果兼具这几种行为，不顾惜百姓的怨恨，不畏惧非议，不采纳劝谏，那就无可奈何了。普通人交易，价格不相等就强行占有，旁观者不平，廉洁的人感到羞耻，富有四海的天子却行为如同普通人，被记载在青史上千古不灭，难道不是永远的鉴戒吗？”
臣按：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享有天下的财富，却公然掠夺穷人的财物作为食用，与盗贼白日抢劫没有区别。然而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被左右的人蒙蔽，他的责任还有可以推诿的地方，幸而有农夫用驴背柴殴打宦官得以让皇帝知道，谏官、御史又多次进言，而前来朝见的藩镇也进言，这就可以罢免宫市了。可是对于众人的言论都不相信，却偏偏相信一个人的话，说京城游手好闲的上万户依赖宫市来维持生活。唉，君主听取言论应当用道理来衡量，我从市场上买东西，游手好闲的人有什么关系，而依赖这个来供给呢？何不派遣亲信诚实的人去侦察实情，那么真假就显现了。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下诏宫中买东西，有原本不出产的地方不得强行摊派骚扰百姓。
宋朝初年，京城设有杂买务、杂买场来主管宫中的买卖，仁宗对辅臣说：“本朝为了惩戒唐朝宫市的弊端，设立机构由京朝官和内侍共同主管，以防侵扰，而近年非紧急需要的物品也一概收购，骚扰百姓很厉害，应当重申旧令，让都支付实际的价钱。”其间内东门从民间买东西有时多年不付钱，有关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应当用现钱出售。
臣按：宫中有用度或者有所缺乏，不能不向市场寻求，总之不必设立场务、专门官员，超过所需，派遣廉洁谨慎的人携带现钱按当时市价公平交易，不用其他物品折抵，不限制在其他时候，不用坏钱交换，那么官府有实际用途而小民没有怨言了。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求让官府预先支付买绢的钱，以便及时输送，那么百姓获利而官府也够用。听从了他的建议，仍然命令优厚地支付价钱。
臣按：宋朝预先买绢称为和买绢，买而称为和，一定是双方都没有损失、上下意愿相同而没有强行摊派的意思。宋朝所谓的和买，还是百姓因为缺钱而必须卖，官府因为提前而方便百姓，后来的弊端甚至发展到与夏税一起缴纳，而百姓家中经营生产的器具都折算计入，成为百姓无穷的祸害。现在所谓的和买，不仅仅限于绢，凡是宫闱、官府有所缺乏，一切都从州郡获取，州郡从百姓那里获取，然后计算其价值，让他们到官库领取价钱偿还。名义上和买，其实不是民间所有，而想要出卖的也是州郡在百姓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付官府的需求，等到领取价钱的时候，文书上下传递，辗转等待，动不动经过几十天，所得抵不上所费。唉，官府这样做，深宫之上怎么能知道详情呢？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制定均输法来流通天下的货物，制定轻重敛散的方法，使富商大贾不能趁着公私的紧急来独揽权力，借给发运使钱货资助其用度，让他周知财赋的有无，而移用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先知道应当供应的物品从方便的地方变易，蓄积购买以等待上面的命令，由发运使薛向主管此事。当时议论大多认为不对，后来终究没有成功。
苏轼说：“均输法刚制定时说法还浅显，只说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泛设置官员，大量拿出钱，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不明确说贩卖，但既然允许变易，变易实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没有听说过。商贾的事情曲折难行，他们买的时候预先给钱，卖的时候后取钱，多方面互相救济，委曲相通，加倍的利息由此得到。现在官府买这些东西，必须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的费用已经很厚，不是好的不卖，不是贿赂不行，所以官府买的价钱比民间一定贵，等到卖的时候弊端又像以前一样，商贾的利润从哪里得到？朝廷不考虑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给他们，这钱一出恐怕不能回来，纵使其中稍微有所收获，而征收商税的额度损失一定很多。”
臣按：这是桑弘羊的旧计谋，然而桑弘羊自己立法而自己实行还有弊端，何况后世的人不及桑弘羊而又交给平庸之辈，让他们奉行呢？大抵百姓自己交易，物品的良恶、钱的多少容易通融准折取舍，官府与百姓交易，物品一定以好的，价钱一定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想要实行有利而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
陈瓘曰：“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增创，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谓贾人多蓄积），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钟），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谓轻侮之）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
译熙宁五年，皇帝下诏说：“天下的商人和货物来到京城，大多被兼并之家所困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城设立市易务。”
臣按：在此之前，布衣魏继宗上书说：“京城是各种货物聚集的地方，市场没有固定的价格，贵贱相互倾轧，富人能够夺取、穷人能够给予，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书。唉，上天生育众多百姓，有贫有富，治理天下的君王只应减轻力役、降低赋税、平抑物价，使富人安于他们的富有，穷人不致于贫穷，各自安守本分，满足于所得罢了。竟然想要夺取富人的财产给穷人以此来治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夺取富人所有的东西给穷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夺取他们的财产归公家所有呢？唉，身为君主却与商人争利，真是极其可耻啊。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上奏说：“预买钱多的人户愿意申请，相比往年惯例有所增加，下诏各路提举司，借用本司剩余利润的钱，会同漕司在来年购买绢，计算好纲次送往京城。”
陈瓘说：“预买钱的利息比常平仓的利息重数倍，人们都以此为苦，怎么说愿意申请呢？现在又增加创设，虽然名义上是救济匮乏，实际上是聚敛财物的手段。”
臣按：上级向下级征收有固定的赋税、有确定的制度，凡是在固定赋税和确定制度之外有所建议请求的，必定是想推行自己的私意、迎合时下的喜好，以谋求爵位俸禄、求取恩典的人。他们之所以提出建议，必定说是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裕，又说这是百姓愿意申请而不是强迫他们的，又说这样做上下都方便有益而永远没有弊端。君主听他们的话觉得不坏，等到实施的时候，不仅不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反而损害国家税收、残害百姓生活、缩短国家命脉从而给后世留下耻辱的情况很多，君主在这方面不可不仔细考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上奏说：“熙宁初年创立市舶司以流通货物，旧法抽取解送有定数而取用不苛刻，纳税放宽期限而让他们等待好价钱，安抚远方的心意确实蕴含其中。”
臣按：互市的办法从汉朝通向南越开始，历代都实行，但是设置机构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朝，大概在此之前互市兼通西北，到这里才开始专门用于航海。元朝沿袭宋朝制度，每年招集海外商船到外国，交易珠翠、香料等物，等到次年回航验货抽取解送，然后允许他们贩卖。其抽取的比例，细色货物在二十五份中取一份，粗色货物在三十份中取一份，漏税者没收，仍然禁止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流出。本朝市舶司的名称虽然沿袭旧制，但没有抽取分成的办法，只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置机构以接待海外各国的进贡者，大概用来怀柔远方的人，实际上并不贪图其收入。臣认为国家富有万国，所以不依赖海岛的利益，然而中国的物产自给自足，本来不依赖外夷，而外夷所用的则不可没有中国的物产，私自流通流出的祸患断绝不了，虽然法律有明确禁令，但利益所在，百姓不怕死，百姓犯法而惩罚他们，惩罚了他们还有犯法的，于是因此惩罚那些应该禁止的官吏，这样，我们不仅得不到利益，反而还有害处。臣考察《大明律》在“户律”中有舶商隐匿货物的条款，那么本朝本来允许人泛海经商，不知何时开始禁止，私下认为应当像前代互市的办法，差不多使设置机构的名称与事情相称。或者有人说恐怕招惹边境祸患，臣请求从前代史册中考察，海上的各国自古以来没有成为我国边境寇贼的，况且暹罗、爪哇等国隔着大海，地势不相连，不像西北的戎狄，只有日本一国号称倭奴，人工精巧而国家贫困窘迫，屡次成为沿海的寇贼，应当遵循祖训不与他们通商。倘若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乞请下达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上报，然后制定法令下达沿海地区，有想要经商贩卖的让他们事先到市舶司告知，下达有关部门审查核实，确实没有违碍，允许他们自行陈述自行建造船只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过某处等国，在何年月回还，并且不敢私带违禁物件，等到回航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派官封检抽取分成之余，才允许变卖，这样那么在每年固定赋税之外未必不能得到帮助。况且现在朝廷每年常常用外国进贡的椒木折抵京城官员的常俸，这样不扰害中国百姓而得到外邦的帮助，这也是充实国家用度的一种方法，比起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的做法，难道不是更好吗？（以上市）
齐国的管仲辅佐桓公，疏通轻重之权，说：“年成有凶有丰，所以谷物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品有轻有重。君主不治理，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游荡于市场，趁着百姓供给不足，获取百倍的本利。百姓有余就轻视它，所以君主在轻视时收购，百姓不足就重视它，所以君主在重视时散发，凡是轻重敛散按时进行就是准平。坚守准平，使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储藏，储藏钱财千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储藏，储藏钱财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除草，耒耜器械、钟饷粮食必定从中获取供给，所以大贾囤积之家不能豪横夺取我们的百姓了。”又说：“国家的广狭、土壤的肥瘠有定数，终年粮食剩余有定数，那些守国的人守住谷物罢了，说某县的土壤”
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即上文万室、千室所藏者），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译土地广阔多少、某县土地狭窄多少，就必然要积蓄钱币（委，积蓄的意思。即在州县里积蓄钱币，也就是上文万室、千室所储藏的钱币），于是县、州、里接受公家的钱，国君下令告诉郡县的属大夫，让里邑都登记粮食收入多少。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岁穰民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又见“固邦本”）
马端临曰：“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司马光曰：“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弊，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宽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专设官，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莅其事，每岁于收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收获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收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收
译臣按：管仲是霸主的相国，他辅佐齐桓公凭借兵车称霸天下，而在治理国家时，仍知道以储备粮食为紧急事务，并运用轻重调控的手段，制定征收与散发粮食的方法。年成丰收，百姓粮食有余，粮价就低，趁着粮价低的时候，官府就收购粮食，那么低价的粮食就会变得高价；年成歉收，百姓粮食不足，粮价就高，趁着粮价高的时候，官府就出售粮食，那么高价的粮食就会变得低价。在上位者掌握调控轻重的权力，并顺应时势来征收和散发粮食，使米价保持平稳以便利百姓，这虽然是霸主的政治，但王道也应当采纳。
魏文侯的相国李悝说：“粮食卖得太贵伤害百姓（百姓指士、工、商），卖得太贱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流散，农民受伤害国家就会贫困，所以太贵和太贱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百姓和农民都不受伤害，而鼓励农民耕作，因此善于实行平籴法的人，一定要仔细观察，年成有上、中、下三种丰收程度，大丰收就收购三分之二的粮食而留下三分之一，中丰收就收购三分之二，小丰收就收购三分之一，使百姓的粮食刚好够用，粮价平稳就停止收购。”（又见“固邦本”篇）
马端临说：“古今谈论粮食买卖、征收与散发方法的，始于齐国的管仲和魏国的李悝，管仲的主旨兼重在富国，李悝的主旨专重在济民。管仲说君主如果不治理，就会让商人在市场上囤积居奇，趁百姓缺乏时，以百倍于成本的价格牟利，这就是桑弘羊、孔融以来所谓的理财之道，大抵都推崇这种说法。然而，山海天地的宝藏，关市货物的聚集，如果被豪强独占，那么夺取它们来富国是可以的；至于农民辛勤耕作获得的盈余，在上位者制定轻重调控，适时征收与散发，使百姓不因粮价太贵或太贱而受害，这才是仁者的用心。如果借口说国家不取，必定会被兼并者所取，于是只征收而不散发，用来富国，那就错了。”
臣按：上天生成万物，只有粮食对人来说是最紧急、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有它就能生存，没有它就会死亡，因此自古以来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不重视粮食的。三代以前，世上没有不耕种的百姓，没有不丰足的家庭，后世田地不再按井田制分配，百姓不都是农民，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天下的人，靠体力劳动吃饭的占十分之三四，靠买粮吃饭的占十分之七八了。农民没有长远打算，一旦丰收，就把米谷看得像粪土一样，把粮食换成钱，又把钱换成衣服饮食等日常用品，没过多久，就全部花光了，不幸遇到荒年，就砍伐桑枣树、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草芽树皮没有不吃的，天下的百姓都是这样，而淮北、山东地区最为严重。臣希望朝廷推行李悝的平籴法，在这两个地方各设立一个常平司，每个司配置户部属官三人，根据土地大小借给官钱作为本金，每年亲自到所管辖的县，查验所种植的粮食，麦子成熟几分、粟米成熟几分，以及大小豆类等都确定比例，上报户部，根据种类的丰歉、随时价的多少，在官府收购粮食，所收购的不论是什么米谷，每月查验当地所产、市场所售，粟米少就发放粟米，麦子少就发放麦子，各种粮食都不够时才全部发放（如果容易腐烂的，再临时斟酌），随处设立粮仓通融转运分散，根据时价取值，凡是可用的货物都出售，不必专门收取银子和铜钱，所得货物中可供国家使用的，其数量上缴官府，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作为收购本金。臣的话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先在这两个地方试行看是否可行，由此推广到天下州郡可行的地方，仍请求敕令奉行。臣使他们体会李悝立法的心意，务必使农民和百姓都不受伤害，丰年和荒年都能充足，这方法虽然不完全符合古人，也足以作为今天养民足食的辅助。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四百万斛粮食供给京城，应当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收购粮食，粮食足以供给京城，可以节省关中漕运士兵一半以上。又命令边郡都修筑粮仓，在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名叫常平仓。”
司马光说：“常平仓是三代圣王的遗法，不只是李悝、耿寿昌能做到的。粮价低不伤害农民，粮价高不伤害百姓，百姓依赖它吃饭而官府获取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臣按：耿寿昌在宣帝时上奏，想在三辅及弘农等四郡收购粮食以充足京城供应，可以节省关中漕运士兵，到明帝时，刘般已经说常平仓对外有惠民的名声，对内实际上却侵害百姓，豪强借机作奸犯科，小民得不到公平，设置它并不便利。考察耿寿昌最初立法时，兼请在边郡立法，臣愚昧地也私下认为在内地实行不能没有弊端，只有在边郡使用为宜，不仅可以作为丰荒年征收与散发的方法，也可以借此充足边郡的粮食、宽缓内地百姓的负担。请在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设立一个常平司，不必专门设置官员，只从户部属官中派遣一两人每年前往那里主持事务，每年在收获时节，不问是什么种类的粮食，遇到收获时立即发放官钱收购储存在粮仓，粮食不必是一种，只要是便宜的就收购，官府不必定价，随时给予，可以久存的储存起来充实边城，不能久存的随时供给吃公粮的人。各种粮食一律以粟米为标准，比如粟米值八百、豆子值四百，那么支取一石的就给两石，其他都以此类推，然后计算边仓的所有粮食，预先通知应运输边储的州县，让他们依价收购
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译钱粮输送到边境。像这样不仅能够让边境郡县充足，而且也能减轻内地郡县的负担。由此推论，那么即使是关中地区盐粮的法令，也可以借此逐渐进行变革。（又见于“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玄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玄宗不复幸东都。
马端临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祗益见其不足耳。”
德宗时，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收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忭乐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配户督限，蹙迫鞭挞，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其后连岁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陕西增籴。
马端临曰：“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熙宁七年，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阙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
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
译唐朝建都关中，土地上的收入不足以供给军队和国家的开支，遇到年成不好，天子常常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唐玄宗时，有个叫彭果的人献计，请求在关中实行和籴，从此京师的粮仓充盈有余，玄宗不再前往东都。
马端临说：“夏商周三代以前，京畿地区方圆千里，从甸服百里缴纳总赋，到五百里缴纳米，而五百里之外都是诸侯国，不过是根据土地出产进贡以输送到王府，从未征收过赋税米粟。当时宗庙、百官、有关部门与后世没有不同，然而赋税只从千里之内征收就自给自足，没听说向京畿之外的诸侯索取军饷运输，或在京畿之内向百姓购买米粟的。如果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定国家用度，即使竭尽天下之力来供奉，多设法门来征收，只会更加显现出不足罢了。”
唐德宗时，宰相陆贽因为关中谷物便宜，请求实行和籴，可以达到一百多万斛。一年的和籴数量相当于转运两年的数量，一斗转运的费用相当于和籴的五斗，减少转运以充实边防，保留转运以备不时之需。
贞元四年，下诏京兆府在时价之外加价和籴，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员先支付价款，然后收纳谷物，接着命令有关部门自行运送到太原。在此之前，京畿的和籴大多被强行摊派，有的物价超过时价，有的先征收后给钱，追逼聚集，百姓深受其苦，等到听到这道诏书，都欢欣乐意缴纳。唐宪宗即位之初，有关部门因为年成丰熟，请求在京畿内和籴，当时府县按户摊派并督促限期，有延误的就逼迫鞭打，比征收赋税还厉害，号称是和籴，其实是害民。
白居易说：“凡是叫和籴，就是官府出钱、百姓出谷，双方商量，然后交易。现在却按户摊派并督促限期，逼迫鞭打，怎么能叫和籴？现在如果让有关部门出钱开设市场自行购买，比时价稍微优惠一些，利益诱人，百姓一定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朝，现在如果效仿这种方法，遇到米谷丰收的时节，派遣官员携带钱财，在丰收的地方开设市场设法自行购买，比时价稍微优惠一些，如白居易所说，这也是充实国家储备的一个帮助。但恐怕任用不得其人，一切委托给小吏，按户摊派并督促限期，逼迫鞭打，那么利益未必能归于国家，而祸害已经先波及百姓，还不如不购买为好。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丰收，物价非常便宜，分派使臣在京城四门设置市场，加价购买，等到年成饥荒就减价卖给贫民。宋真宗景德元年，从内库拿出三十万两银子交给河北经度使贸易军粮，自从军队罢战后，凡是边州积存的谷物可以供给三年，就停止购买，后来连年丰收，于是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增加购买。
马端临说：“古代的国家用度，只是收取租税而已，不需要等待购买。平籴法始于魏国的李悝，然而丰年就从百姓那里收购，歉年就捐出以救济百姓，都是为了百姓，军国用度从未依赖这个，历代沿袭。从唐朝开始用和籴充作其他用途，到了宋朝，购买就成为了军饷边防储备的一件大事，熙宁、元丰以后才开始有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熙宁七年，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目，为什么这么多呢。推究其缘故，大概从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于是用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狡猾的商人就低价估价货物、高价缴纳粮食，国家急需军储，导致有此弊端。后来惩戒其弊端，所以只从百姓那里征收而不再落入商人的圈套，然而至于计算其家产而平均摊派，衡量其积蓄而搜刮，甚至有的不偿还其价值，有的强行摊派其数量，其为百姓带来的祸害又有说不完的。大概开始时官府被商人亏空，最终百姓又被官府亏空，其过失是一样的。”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各路常平、广惠仓的敛散不得其宜，用现有的粮食，遇到物价贵就稍微降低市价卖出，遇到物价贱就稍微增加市价买入，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收取，百姓情愿预先给予，命令随税缴纳粮食，其中有愿意请领本色，或缴纳时价价贵愿意缴纳钱的，都允许从便。其青苗法用钱借贷给百姓，春天散发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
苏辙说：“用钱借贷给百姓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法律不能禁止，钱进入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不合理地花费，等到他们缴纳钱时，即使是富民也不免违限。如此，则
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尝征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尝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尝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
卷二六
▲铜楮之币（上）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勣（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然皆因缘水旱以救济饥困，非专以阜通财货也。
又曰：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珠玉、黄金、刀布是也，刀布则是泉布之制，后世公私通行以钱而亦兼用金银、珠玉，其原盖起于此。是三币也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欤，后世所谓平准其义盖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圜法（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束，聚也）。
郑樵曰：“谓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后人代以钱字。”
王昭禹曰：“古者宝龟而货贝，所以交易者唯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钱代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实则一而已。”
臣按：后世之钱，其形质外圆内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礼》所载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财币之官，而所掌者黄金、布帛、钱币三者，黄金以斤名，布帛以匹计，钱币以铢重，故凡货物之出入其轻重以圜法均而通之，如黄金一斤该钱若干、帛一匹该钱若干之类。是以国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财货宝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收聚之以帛，所谓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谓刀即《管子》所谓刀为下币者，所谓泉即圜法也，所谓布帛即长四丈为匹者。郑氏谓言其器、言其用等语，于本文若不相类，臣不敢
译臣按：青苗法的含义，是说庄稼青苗在田里时，就借贷钱给百姓，让他们支付利息。借给一百文钱，要求支付二十文利息。夏料在正月发放，秋料在五月发放。这大概是借用《周礼》泉府“国服为息”的说法，虽然说不让富户向百姓收取加倍的利息，但实际上是想独占其中的利益。前人认为青苗法危害百姓的原因有三：一是征收钱款，二是收取利息，三是强制摊派。条例司最初请求实行此法时说，按照租税缴纳斗斛，如果因为物价昂贵愿意缴纳钱款的，听凭自愿，这就说明未曾征收钱款；说凡是用来造福百姓，公家不谋求其中的利益，这就说明未曾收取利息；说愿意领取的听凭自愿，这就说明未曾强制摊派。等到真正施行时，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建请之初，不过是说这些好听的话来迷惑皇上、平息众人的议论罢了。拥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用来富国的方法按理没有不可以的，而采取借贷收取利息的方法，这是让万乘之尊的皇帝去做平民百姓的事。假使不征收钱款、不强制摊派，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何况既无利又有害呢？神宗任用王安石而实行此法，其造成的祸患以至于百姓离散、国家破败，后世的英明君主和杰出辅臣应当以宋朝人的覆辙为鉴戒，还是应该以道义为利益，不要独占利益而留下祸害吧。
以上是关于市籴的命令。臣按：前人曾说，市是商贾的事，古代的帝王，他们的物资货物取自各地进贡的土产而有余，没有国家亲自去市场上买卖货物的；籴是百姓的事，古代的帝王，他们的米粟取自十分之一的赋税而有余，没有国家亲自去市场上买米的。市的说法起源于《周官》泉府，籴的说法起源于李悝的平籴法，然而他们最初立法都是为了方便百姓。当货物滞销、百姓用不上时，官府就买入或籴入；当货物适合百姓使用时，官府就卖出或粜出。这大概是调剂有无，处处为贫民着想，起初并没有丝毫征收利益、富国的意图。后世却争夺商贾的利益、百姓的财物，这难道是古人立法的初衷吗？臣愚昧地观察这两者，籴的事还可以做，因为米粟是百姓饮食所需，即使收归官府，也是为了百姓。至于市贾的事，趁着时机的贵贱来收敛或散发，这是让君主去做商贾的事。虽然说是为了打击商贾囤积货物等待高价的行为，然而穷人是我们百姓，富人也是我们百姓，他们所有的，哪一样不是我们所有的呢？况且货物囤积多了，即使非常缺乏，价格自然也不会太贵。
卷二六
▲铜楮之币（上）
《管子》说：商汤时七年大旱，夏禹时五年大水。百姓没有收成，有卖孩子的，商汤用庄山的金子铸币来赎回那些没有收成而卖孩子的百姓，夏禹用历山的金子铸币来救济那些陷入困境的百姓。
臣按：这是后世铸造金属货币的开始，然而都是因为遇到水旱灾害来救济饥荒困苦，并不是专门为了丰富流通财货。
又说：把珠玉作为上等货币，把黄金作为中等货币，把刀布作为下等货币。这三种货币握在手里并不能增加温暖，吃了也不能增加饱腹，先王用来守护财物、应对人事而平定天下，因此称它为“衡”。衡，是让物价一高一低，不能有偏颇。
臣按：三代以前已经有货币，而货币有三种等级，珠玉、黄金、刀布就是。刀布就是泉布的制度，后世公私通行使用铜钱，同时也兼用金银、珠玉，其源头大概就起于此。这三种货币，君主用府库来守护，用财贿来流通，以此来平定天下的食货，调节它们的轻重、高下，使它们都得到平衡，这就是有“衡”这个名称的原因吧，后世所说的平准，其含义大概就出于此。
太公设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和圜法（圜，意为均平而通达），黄金方寸重一斤，钱币外圆内方，轻重以铢计算（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所以货物珍宝用黄金，便利用刀，流通用泉，散布用布，聚集用帛（束，聚集的意思）。
郑樵说：“称为泉，是说它的形状像泉字的篆文，古钱的形状就是篆书的泉字，后人用钱字代替。”
王昭禹说：“古代以龟甲为宝，以贝壳为货，用来交易的只有贝壳。到太公设立九府圜法，才开始用钱代替贝壳。有的叫泉，有的叫布，布取宣布的意思，泉取流行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臣按：后世的钱币，其形状外圆内方始于此时，只是没有文字罢了。九府就是《周礼》所载的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这九个官职。九官都是掌管财币的官员，而所掌管的是黄金、布帛、钱币这三样，黄金以斤为名，布帛以匹计算，钱币以铢称重，所以凡是货物的出入，其轻重都用圜法来均平通达，比如黄金一斤相当于多少钱、帛一匹相当于多少钱之类。因此国家有所用度时，一切财货都用黄金来作为珍宝，用刀来作为便利，用泉来作为流通，用布来作为散布，用帛来作为聚集。所谓金，就是方寸重一斤的那个；所谓刀，就是《管子》所说的刀为下币的那个；所谓泉，就是圜法；所谓布帛，就是长四丈为匹的那个。郑氏所说的言其器、言其用等语，与本文似乎不相类似，臣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