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七
而形于人声，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圣人之论，论其本耳。礼之本在敬，乐之本在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经》此章首以“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为言而继之以此，然不先礼而先乐，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礼者敬而已矣”，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下文所谓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礼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乐之和也，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由是观之，礼乐二者交相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器数之末，岂知要者哉？
译进而通过人的声音表现出来，然后与乐器相协调以形成音乐。圣人的论述，是探讨其根本罢了。礼的根本在于恭敬，乐的根本在于和谐，恭敬确立，那么礼之所以能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的关键就在这里；和谐统一，那么乐之所以能改变风气、改良习俗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孝经》这一章开头以“教导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孝更好的，教导百姓守礼顺从没有比悌更好的”作为论断，接着引出下文，然而不先谈礼而先谈乐，并且在礼的论述之下紧接着说“礼就是恭敬罢了”，没有明说乐的和谐，但和谐的意思自然流露在言语之外。下文所说的尊敬父亲、尊敬兄长、尊敬君主，是礼中的恭敬；儿子喜悦、弟弟喜悦、臣下喜悦，是乐中的和谐，尊敬一个人而千万人感到喜悦，这难道不是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并改变风气、改良习俗的功效吗？由此看来，礼和乐两者互相配合使用，可以相互依存而不可相互缺失，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之道。那些仅仅在声音、器物的细节末节中寻求治理成效的人，哪里懂得关键所在呢？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程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
朱熹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又曰：“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而程氏始用《乐记》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和便是乐之意。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和而节是乐中有礼，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臣故列之于礼乐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程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李郁曰：“礼乐待人而后行。”
臣按：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是礼乐皆为我用。苟心不仁，则无敬与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而和敬又以仁为本。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程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
朱熹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用之谓用礼乐。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
或问朱熹曰：“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曰：“也不止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胜，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必有王者兴焉，于是损文以就质，使之复得其中；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以复其先进之旧，则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盖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又曰：“礼乐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乐，一家有一家之礼乐，一邑有一邑之礼乐，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
臣按：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然本文只说弦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相须而成，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后世急于刑罚事功，失古人为治之意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译《论语》：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最可贵。先王的治国之道，以此作为美好，无论小事大事都遵循它。如果有些地方行不通，是因为只知道追求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它，这也是行不通的。”
程颐说：“礼过于严苛就会使人疏离，所以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治国之道以此作为美好，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乐过于放纵就会使人流荡，所以有些地方行不通，是因为只知道追求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它，这也是行不通的。”
范祖禹说：“大凡礼的体统以恭敬为主，而其运用则以和谐为贵。恭敬是礼得以确立的基础，和谐是乐产生的根源。有子可以说通达礼乐的根本了。”
朱熹说：“礼是天理的条理节文、人伦事务的规范准则。和是从容不迫的意思。大概礼的体统虽然严正，但都出于自然的道理，所以它的运用必须从容不迫才显得可贵，先王的治国之道因此才美好，小事大事没有不遵循它的。又说如果这样却仍有行不通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和谐的可贵而一味追求和谐，不再用礼来节制它，这就不是礼的本然状态了，所以导致流荡忘返，也是行不通的。”又说：“严正而宽泰，和谐而有节制，这是道理的自然，礼的全体。稍有毫厘之差，就会失去中正而偏向一方，其行不通是一样的。”
臣按：有子的这段话专门讲礼的运用，而程氏开始引用《乐记》的两句话来表明礼不能没有和谐，和谐就是乐的意思。朱子说严正而宽泰是礼中有乐，和谐而有节制是乐中有礼，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乐字，但乐的意思自然体现在言语之外。臣所以把它列在礼乐篇中。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怎么能实行礼呢？人如果不仁，怎么能实行乐呢？”程颐说：“仁是天下正确的道理，失去正确的道理就会无序而不和谐。”
游酢说：“人如果不仁，那么人心就丧失了，那礼乐又能怎么样呢？意思是虽然想要使用礼乐，但礼乐不会为他所用。”李郁说：“礼乐需要人才能施行。”
臣按：先儒认为这一章的重点在“仁”字上。仁是心的全部德行，人如果能全心全意地修养德行，自然会恭敬而和谐，用恭敬来实行礼，那么礼都能得当；用和谐来运用乐，那么乐都能合乎法度，这样礼乐都为我所用。如果心不仁，就没有恭敬与和谐，没有恭敬与和谐，那又能拿礼乐怎么办呢？所以运用礼乐必须以和谐与恭敬为根本，而和谐与恭敬又以仁为根本。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乡下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要用人，我主张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程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文采与质朴得当，现在反而说他们质朴而认为是乡下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文采超过了质朴，现在反而说他们文质彬彬而认为是君子。大概周朝末年文采过于繁盛，所以当时人的说法如此，自己不知道过于追求文采了。”
朱熹说：“先进、后进就像说前辈、后辈。野人指郊外的百姓，君子指贤士大夫。用之指运用礼乐。孔子既叙述当时人的说法，又自己说这样的话，大概是想减少过度的文采以符合中道。”
有人问朱熹说：“这里的礼乐是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的礼乐吗？”回答说：“也不只是这样的礼乐，凡是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礼仪、每一首乐曲都是礼乐，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文采过度，怎么能够契合呢？必须有一个转变的道理。”
臣按：这一章孔子因为当时人文采与质朴的偏颇而想要挽救其弊端，大概是想减少文采过度而质朴不足的情况以符合文质相称的中道。大抵世道有升降，而世间的礼乐有质朴有文采，世道到了衰微时期，文采必然胜过质朴，文采过度以至于淹没质朴，那么一定有王者兴起，于是减少文采以符合质朴，使它们重新获得中道；逐渐到中叶，又渐渐日益趋向文采，可贵的是在位者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而调节张弛，使文采与质朴始终相称而文质彬彬，以恢复先前的旧貌，那就是大中的世道了。
孔子到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驱使。’”孔子说：“学生们，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朱熹说：“君子、小人是从地位上来说的，子游所引用的大概是孔子的常言，说君子、小人都不能不学习，所以武城虽然小也一定要用礼乐来教化。大概治理有大小，而治理必须用礼乐，其道是一样的。”又说：“礼乐的运用贯通上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礼乐，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乐，一个县邑有一个县邑的礼乐，以至推广到天下就有天下的礼乐，也是随着其大小而发挥其作用，不一定非要功大名显才施行。”
臣按：这一章表明礼乐是治理的根本，但原文只说弦歌，弦歌是乐罢了，未曾说礼，而注释却说武城虽然小也一定要用礼乐，以及治理有大小而治理必须用礼乐的说法。大概礼乐两者是治理的根本，相互依存而成，既然有弦歌之声，必然有仪文的礼，不是徒然的。唉，一个县邑虽小尚且必须用礼乐来治理，那么天下之大难道可以没有礼乐吗？后世急于刑罚和事功，失去了古人治理的本意了。
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
钟鼓云乎哉？”
程颐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
译难道只是钟鼓吗？”
程颐说：“礼只是一个秩序，乐只是一个和谐，仅这两个字就蕴含了多少义理。天下没有一样事物没有礼乐，比如摆放这两把椅子，只要有一把不正就是无序，无序就会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就不和谐。又如盗贼最为不道德，然而也有礼乐，因为必定要有统领归属、必定要相互听从而顺从才能结伙为盗，不然就会叛乱而无统属，不能一天聚集在一起做盗贼。礼乐无处不存在，求学的人必须认识这一点。”
朱熹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臣按：周末文灭其质、礼废乐坏之时，人但知以玉帛、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故圣人以是为言。云云者，谓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辞也。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不在于玉帛、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
臣按：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礼乐，故必有德、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虽然，此言创始者耳，若夫承天践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选用贤能，发挥盛制，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以贻后时之悔。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
臣按：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汉以来功利之私，则古治不难复矣。
欧阳修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臣按：修之言曰：“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因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岂非万世之幸哉？
周敦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朱熹曰：“礼，阴也；乐，阳也。此《太极图》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于慢者。”
陈淳曰：“礼乐不是判然两物不相干涉，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才有序便顺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所以相戕相贼、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缘先无个父子、君臣、兄弟、夫妇之礼，无亲义序别便如此。”
臣按：敦颐此言推原礼乐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后备其仪文、度数、声
译朱熹说：“以恭敬之心配合玉帛等祭品，就称为礼；以和谐之情配合钟鼓等乐器，就称为乐。如果抛弃了根本而专门从事末节，那难道还能称为礼乐吗？”
臣按：在周朝末年，文饰掩盖了质朴，礼制废弛、乐制败坏的时候，人们只知道把玉帛、钟鼓当作礼乐，却忘记了根本，所以圣人对此发表议论。“云云”，是指人们常说的套话。“乎哉”，是表示怀疑并加以反问的语气词。人们谈论礼乐时，无不说着那些套话，却不知道礼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末节，而在于和敬之心。
《中庸》记载，子思说：“虽然拥有相应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不敢制定礼乐；虽然拥有相应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郑玄说：“这是说制定礼乐的人，必须是处于天子地位的圣人。”
朱熹说：“有地位而无德行却去制定礼乐，就是所谓的愚蠢却喜欢自作主张；有德行而无地位却去制定礼乐，就是所谓的地位低贱却喜欢擅自专断。”
臣按：治理国家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礼乐，所以必须有德行、有地位的圣人，然后才足以担当制定礼乐的责任。虽然如此，这是指开创基业的情况而言。至于继承天命、登基即位的君主，承受着天命之重，居于至尊之位，必须依据前代的旧典而开创一代的新规，选拔任用贤能之士，发扬盛大的制度，不可以像汉文帝那样谦让推辞、安于简陋简略，从而留下后世的悔恨。
《汉书·礼乐志》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同一，而礼乐的应用最为急迫。”
臣按：所说的六经，是指《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乐经》。如今世上《乐经》不完整，只见于戴圣《礼记》中的《乐记》。解说的人根据班固这句话，说《易经》阐述礼乐的根源，《尚书》阐述礼乐的实际，《诗经》阐述礼乐的志向，《春秋》阐述礼乐的分别。这样看来，六经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源头，而礼乐又是六经中的关键大道。君主治理国家，如果真能以礼乐为根本，凡是政治的实施，一律效法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制度，而不混杂秦、汉以来追求功利的私心，那么古代的良好治理就不难恢复了。
欧阳修说：“三代以上，治理出于统一，礼乐通达于天下；三代以下，治理出于分裂，礼乐成为虚名。”朱熹说：“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
臣按：欧阳修的话说：“古代用宫室车舆作为居住，衣裳冠冕作为服饰，尊爵俎豆作为器具，金石丝竹作为音乐，用来祭祀郊庙，用来临朝听政，用来侍奉神灵而治理百姓。每年的聚会用来进行朝见、聘问，欢欣交接用来进行射礼、乡饮酒礼，集合众人兴办事务用来进行军事、田猎、学校教育，下至邻里田地、吉凶哀乐，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礼。通过礼来教导百姓做到孝慈、友爱、忠信、仁义，常常不出于日常起居、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朝夕从事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些。”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使天下人安于习惯而实行，不知不觉地迁善远罪而形成风俗。等到三代灭亡，遭遇秦朝变革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的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室车马服饰器具，一切都沿袭秦朝，其间虽然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思考改革，不能超然地远复三代以上的制度，而是受当时习俗的牵制，稍微加以增减，大体上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朝夕从事的，则以文书簿籍、狱讼案件、军事粮饷为急，说这些是政治，用来治理百姓；至于三代的礼乐，具备其名物而收藏在有关部门，偶尔拿出来在郊庙、朝廷使用，说这些是礼，用来教化百姓。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出于分裂而礼乐成为虚名，所以自汉朝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物名数、升降揖让、拜伏兴起的礼节，都是有关部门的事务罢了，也就是所谓的礼的末节。然而用在郊庙、朝廷，那些在其中从事的士大夫们都不能通晓熟悉，而天下的人直到老死未曾见过，何况想要认识礼乐的盛况，明白地理解其意旨并受到教化而形成风俗呢？欧阳修说这番话，可以说穷尽了古今礼乐的事情，后世君臣有志于恢复三代治理的，应当以此话作为准则，痛改后世苟且简略的政治，必定以礼乐为根本，凡是在政治之间施行的，或许将三代礼乐的精神寓于其中，希望当今世界能再次见到古代盛世的治理，这难道不是万世的幸运吗？
周敦颐说：“礼，就是理；乐，就是和。阴阳合乎理而后和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万物各自得其理而后和谐，所以礼在先而乐在后。”
朱熹说：“礼，属阴；乐，属阳。这是《太极图》中以中正仁义确定并主静的意思。程子论说持敬自然就会和乐，也是这个道理。学者不知道持敬而一味追求和乐，很少有不流于怠慢的。”
陈淳说：“礼乐不是截然两样互不相干的东西，礼只是一个秩序，乐只是一个和谐，有了秩序就顺从而和谐，失去秩序就乖戾而不和谐，比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所以互相残害、互相怨恨仇视。像那样不和谐的情况，都是因为先前没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的礼，没有亲义序别就会这样。”
臣按：周敦颐这番话推究了礼乐的根本，然而必须根本确立之后，才完备其仪文、度数、声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为礼；所安皆乐，故可以为乐。此礼乐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论，后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为文饰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凡其所以纷然杂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乐而姑为，是使天下后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礼好乐之名耳，政昔人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吁，内多欲者固不能有仁义，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
以上总论礼乐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于其君谓：“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前此犹有三礼等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王安石弃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不过习为虚文以供应举。若乃乐之为教，则又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其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但私家无书检阅、无人钞写，迄不能就。而钟律之制，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而亦未能具也。”臣睹朱氏此疏，所谓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及诸书为传者，虽不见用于时，而其徒黄干、杨复盖已私辑之以为《仪礼经传通解》；所谓士友间有得钟律遗意者，则指蔡元定《律吕新书》也。今《仪礼经传通解》南雍有刻本，已行于世，而《律吕新书》永乐中已载之《性理大全书》中，则朱氏之言虽不见行于当时，而实得表章于圣世。臣窃闻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今承六圣太平之治百有余年于兹，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者，兹其时欤？
卷三八
▲礼仪之节（上）
《易》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颐曰：“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朱熹曰：“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故曰‘履德之基’。”吕祖谦曰：“《履》为《易》中之礼。”
臣按：此六经言礼之始，然经但言履而已，而说者乃以之为礼，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是礼的意思。盖莫高于天而地最卑之处为泽，泽下而天上，上下之分如此悬绝，苟无辨焉，则泽上于天矣，泽上于天则是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则反常而僭分，而民志不知所向而无定守矣。是以君子为治莫先于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于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见于践履之间，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为品级、制为节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仪而不可紊。”此履所以为礼欤？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程颐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君子观《大壮》之象以行其壮，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矫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则威严果决以去其恶，而必为善须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
臣按：《易》卦言礼始于《干》，备于《履》，而所以履而为礼则在于《大壮》。盖以嘉会所合者本于乾道之亨，乾，天也，天行以健，震以动之，壮莫大焉。既壮而大，是以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立非礼弗履，而所
译胡寅说：“仁者所做的事都合乎道理，所以可以成为礼；所心安的都很快乐，所以可以成为乐。这就是礼乐的根本。”
臣按：胡寅这番话也是遵循根本的论述。后世的君主心中没有存养仁德，却只想仰慕古人，把礼乐当作文饰的工具。他们所做的未必都合乎道理，而他们所心安的却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凡是那些纷繁杂乱凑合而成的东西，都不是他们内心真正快乐的，只是勉强为之，只是为了让天下后世的人知道我也崇尚礼乐的名声罢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内心欲望繁多而外表施行仁义的人。唉，内心欲望繁多的人本来就不能有仁义，既然没有仁义，又怎么能兴办礼乐呢？
以上总论礼乐的道理。臣按：宋代儒者朱熹曾向他的君主上疏说：“遭遇秦朝毁灭学术，礼乐首先被破坏，汉晋以来的儒者修补辑录，终究没有完整的书籍，大致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然作为礼的纲领，至于它的仪法、度数，则以《仪礼》为本经，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则是它的义疏。在此之前还有‘三礼’等科目，礼虽然不实行，但士人还能诵读学习并知道其中的道理。自从王安石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的科目，抛弃经典而任用传注，不过是习以为虚文来应付科举。至于乐作为教化，则完全没有老师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却不知道这是缺失。想要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它的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诸儒的说法，只是私家没有书可以查阅、没有人抄写，最终没能完成。而钟律的制度，士友之间也有得到其遗意的人，私下想要更加参考另外编成一本书，来弥补六艺的缺失，但也未能具备。”臣看到朱熹的这道奏疏，所谓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及诸书为传的人，虽然在当时没有被采用，但他的门徒黄干、杨复大概已经私下辑录成《仪礼经传通解》；所谓士友之间有得到钟律遗意的人，则是指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如今《仪礼经传通解》在南京国子监有刻本，已经流传于世，而《律吕新书》在永乐年间已载入《性理大全书》中，那么朱熹的话虽然在当时没有被施行，但实际上在圣明的时代得到了表彰。臣私下听说开国之初，太祖皇帝顾不上其他事务，首先以礼乐为急务，开设礼、乐两个局，征召天下老儒宿学分属各局来研究礼典、乐律，想要成就一代的制度。然而在草创之初、废学之后，考察古代礼文的事情，诸儒或许有的不足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当时虽然辑成了《大明集礼》一书，但也无所折衷，乐则没有见到完整的书籍。古人说礼乐要经过百年才能兴盛，如今承继六位圣君太平之治一百多年了，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的，现在正是时候吧？
卷三八
▲礼仪的节度（上）
《易经》卦象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
程颐说：“履，就是礼。礼，是人所践行的。履卦是天在上泽在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的分别、尊卑的意义，是道理应当如此的。这是礼的根本，是常行的道理。”
朱熹说：“履，就是礼。上天下泽，确定的分别不容易改变，必须谨慎于此，然后他的德行才有基础而确立，所以说‘履是德行的基础’。”吕祖谦说：“《履》是《易经》中的礼。”
臣按：这是六经中谈论礼的开始，然而经文只说“履”而已，而解说的人却把它当作礼，为什么呢？朱熹说：“辨别上下、安定民心，这是礼的意思。大概没有比天更高的，而地最低下的地方就是泽，泽在下而天在上，上下的分别如此悬殊，如果不加以辨别，那么泽就会上升到天了，泽上升到天就是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就是反常而僭越名分，而民心就不知道所向往而没有坚定的操守了。因此君子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天下民心更优先的，想要安定民心没有比辨别上下名分更优先的，辨别上下名分而不体现在践履之间，空有其言是不行的，因此确定品级、制定节文，截然有威严而不可侵犯，秩然有仪容而不可紊乱。”这就是“履”之所以为礼的原因吧？
雷在天上，是大壮卦。君子由此非礼不践行。
程颐说：“雷震于天上，大而壮。君子观察《大壮》的卦象来施行其壮，君子的大壮没有比克己复礼更大的了，古人说战胜自己叫做强，《中庸》对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都说是强啊。矫健地奔赴汤火、踩踏白刃，武夫的勇力是可以做到的，至于克己复礼则不是君子的大壮不能做到的，所以说君子由此非礼不践行。”
朱熹说：“雷在天上，那么威严果决以去除其恶，而必须为善须是像雷在天上，方能克制去除非礼。”
臣按：《易经》卦象谈论礼始于《乾》，完备于《履》，而所以践行而为礼则在于《大壮》。大概因为嘉会所聚合的本源于乾道的亨通，乾，是天，天行以健，震以动之，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既壮且大，因此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守齐庄中正，足以有立身非礼不践行，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