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
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殽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爲大宝之献。
译掌握了其中的道理，财富就能聚集起来。所谓端正言辞，就是辨别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明确等级次序，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从而有所区分；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混淆错乱，那么言辞就能顺畅而端正了。在治理财政、端正言辞之后，如果百姓中仍有趋利而背义的人，就必须依据法令、施行刑罚来禁止他们，使他们在财物方面，彼此有无之间，不能用不合道义的手段互相侵夺；在言辞方面，名号称谓之际，不能用不合道义的方式互相扰乱。至于凡是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没有不各自得其适宜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啊。唉！圣人体现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尽到教养百姓的道义，哪有比这更超越的呢？先儒说《易经》的事业，尽在这三句话中了。臣愚昧地认为，君主承受天地的使命，居于君师的位置，所以体现天地之道而施行仁爱、确立道义以守住其位，确实不外乎这三者罢了。恭敬地将《大易》中的这些话记载在总论朝廷政事的篇首，作为献给大宝的进言。
书《舜典》询【谋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方诸矦之事】辟【开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朱熹曰【书传虽蔡沈作，然二典、禹谟皆其师朱熹是正，今仿真氏读书记摽其师名】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人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宗用李林甫爲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爲贺。杨国忠爲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防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逺之侧、防遐僻之幽隠，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起也】庸【事功也】熈【广也】帝【尧也】之载【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职】亮【明也】采【庶事】恵【顺成】畴【庶类】佥【众也】曰：「伯禹作司空【佥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时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弃【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饥，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时百谷。」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亲【不相亲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防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不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防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在寛【谓寛裕以待之】
帝曰：「臯陶【亦臣名】蛮夷猾【乱也】夏【华夏】寇【刼人曰寇】贼【杀人曰贼】奸【在外曰奸】宄【在内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畴【谁也】若【顺也】予工。」佥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畴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泽薮也】艸木鸟兽？佥曰益【亦臣名】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祀天神，享人▯，祭地祗】佥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防【臣名】命汝典乐，敎胄【长子】子。」
帝曰：「龙【臣名】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曽巩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防，命龙，因人之让，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后可宅百揆，知礼而后可典三礼。知道知礼，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鸟兽，则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礼乐命令其体，虽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防，亦非百工庻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举而当秩宗之任，则其所让之人，必其中于典乐纳言之选，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其旧职而已。」
陈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职，皆天之职也。典天叙，礼天秩，服天命，刑天讨，无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则人有是官。天不自为，而人代
译《尚书·舜典》记载：舜向四岳咨询（谋议），开启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
朱熹说：《书传》虽然由蔡沈所作，但《尧典》、《舜典》和《大禹谟》都经过其师朱熹的校正，现在仿照蔡沈《读书记》的体例，标出其师朱熹的名字。舜在告祭宗庙即位后，便向四岳之官咨询治国之道，开启四方之门，以招揽天下的贤才俊杰，扩大四方人的视听范围，以决断天下的壅塞蔽障。
臣按：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四方之中，东西南北都以此为准绳。然而君主一人的精神有限，耳目的见闻不周，人不能全部认识，事不能全部知晓。因此必须选拔大臣并信任他们，让他们搜访人才，疏通壅塞蔽障，时常加以咨询谋议，以求得治理之道。朝廷政令中，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壅塞蔽障。所谓壅塞蔽障，就是贤才没有途径自我通达，下情不能上达，正是如此。贤才没有途径自我通达，那么国家政事就无人共同治理，天下百姓就无人共同管理；下情不能上达，那么民间的利弊无从知晓，官吏的好坏无从听闻，天下就会日益趋向混乱。从前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到京师的，李林甫担心他们攻击自己的短处，请求对他们进行考试，结果一个都不录取，反而以“野无遗贤”作为贺词。杨国忠为相时，南诏用兵，战败死亡数万人，反而隐瞒不报。此后世人主用人不当，不能做到开启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这是明显的效验，于是导致了天宝之乱，唐室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灭亡。臣愚昧地认为，治乱的根源，固然在于壅塞蔽障，而导致壅塞蔽障的原因，尤其在于委任不当。谚语说：“一根手指挡在眼前，泰山也看不见。”奸臣在天子身边，他们用来遮蔽天子视听的，岂止是一根手指呢？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凡是布列在近处、见闻可及的人，尚且不能自我通达，何况那些疏远偏僻、幽深隐蔽的地方，想要自我通达于九重宫阙之上，就难了。唉！帝舜这四句话，真是万世帝王治理天下的良药。遵循它则天下大治，违背它则天下大乱，只有英明的君主应当留心省察。
舜说：“咨！四岳！有谁能奋起从事功业，发扬光大尧的事业，使之居于百揆之位，明察庶事，顺成庶类？”众人说：“伯禹可以做司空。”帝说：“好。咨禹：‘你平治水土，务必勤勉啊！’”
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做后稷，播种百谷。”帝说：“契，百姓不亲睦，五伦不顺，你做司徒，恭敬地敷行五教，在于宽厚。”
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你做士。”
帝说：“谁顺从我管理百工？”众人说：“垂啊！”帝说：“好。咨垂，你做共工。”
帝说：“谁顺从我管理上下山林泽薮的草木鸟兽？”众人说：“益啊！”帝说：“好。咨益，你做朕的虞官。”
帝说：“咨四岳，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众人说：“伯夷。”帝说：“好。咨伯夷，你做秩宗。”
帝说：“夔，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
帝说：“龙，命令你做纳言，早晚出纳我的命令，务必诚信。”
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务必明察天功。”
曾巩说：“舜任命九官，新任命的是六人。任命伯禹、伯夷，是咨询四岳后任命的。任命垂、益，是泛泛咨询后任命的。任命夔、龙，是因为他人的推让，不咨询就任命的。懂得道义然后才可以居于百揆之位，懂得礼仪然后才可以掌管三礼。懂得道义和礼仪，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必须咨询四岳。至于顺从我管理百工，顺从我管理上下草木鸟兽，则不与此相比，所以泛泛咨询而已。礼乐命令的体制，虽然不如百揆那样重大，但它们的道理精微，也不是百工庶物可以比拟的。伯夷既然因为四岳的举荐而担任秩宗之职，那么他所推让的人，必定符合典乐、纳言的选拔标准，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不咨询就任命他们。至于稷、契、皋陶不咨询的原因，只是重申任命他们的旧职而已。”
陈雅言说：“二十二人的职务，都是天的职务。遵循天的次序，礼仪天的等级，服从天的命令，刑罚天的讨伐，没有一件事不本源于天。天有这些事，人就有这些官。天不亲自作为，而由人代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庻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幸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熈舜之载」，而曰「熈尧之载」。葢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葢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爲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熈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狥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鍳于兹。
大禹谟【虞书】嘉【善也】言防攸【所也】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为信，能如此则必有以广延众论，悉致羣贤，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泽，无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己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爲言；已有所能也，用以爲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庻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茍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防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逺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爲臣，犹必以此爲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爲法则乎？
徳惟善政政在养民
朱熹曰：「徳非徒善而已，惟当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养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徳利用厚生】即养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脩徳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己诚以民之爲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爲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徳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脩，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脩水之政以疏凿，脩火之政以钻灼，脩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脩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爲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徳；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葢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范九畴之次三畴】曰农用八政，三八政：一曰食【务农重谷之政】二曰货【阜通货财之政】三曰祀【报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七曰宾【怀柔宾客之政】八曰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
史渐曰：「政莫大于是。舜总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爲八，名虽异，实无殊也。」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
译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来统辖内部的众官，有四岳来统辖外部的州牧。既分别任命他们，又总领任命他们。人们必定称颂他们的官职，官员必定竭尽他们的职责。这是帝舜时代的治理，所以后世不能企及。实在是因为帝舜时代用人，或是帝王心中简拔，或是公庭共同推举，或是咨询大臣，或是通过推让得到。不像后世有通过旁门左道、暗中援引、徇私舞弊而侥幸晋升的人。不问那人是否有才能，不论那职位是否相称，因此用人各违背其才能，人不称其官职。官职既然不称职，那么朝廷的政事从何得以推行？政事既然不推行，那么天下的百姓从何得以安宁？这是后世不如古代的原因。臣曾因此论述：帝舜初次咨询四岳以求得百揆时，不说“发扬舜的功业”，而说“发扬尧的功业”。大概是因为我今天所治理的事，不是我的事，是尧的事。总咨询二十二人以各自敬守其职时，不说“辅佐舜的功业”，而说“辅佐天的功业”。大概是因为我今天所治理的功业，不是我的功业，是天的功业。作为君主，如果真知道人臣所发扬的事，都是祖宗的事；所辅佐的功业，都是上天的功业。那么就决不肯顺从私意来用人，用非其人而荒废政事。那么朝廷的政事就能得人修举，天下的百姓因此就能安定了。唉！那些把祖宗的官爵当作自己的私物，把上天的事功行个人的私意，难道不是辜负了祖宗的托付、上天的建立吗？懂得治国大体的人，还以此为鉴。
大禹谟【虞书】嘉【善也】言防攸【所也】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朱熹说：“舜认为禹的话可信，能这样就一定有办法广泛延揽众论，全部招致群贤，而天下的百姓都蒙受恩泽，没有不得到安顿的了。”
臣按：朝廷治理的方法，本来不止一端，而其关键在于采纳人的善言，使用人的才能罢了。人没有不各有所知的，也没有不各有所能的。心里有所知，就发表为言论；自己有所能，就运用为才能。言论有善与不善，人君只取善的，不让有所隐藏在下层。才能有大与小，人君就随其才能而使用，不让有所遗漏在外面。那么凡是朝廷之上，见于施行的，无非是嘉善的言论；列于众位的，无非是贤俊的人士。天下哪有不安定的呢？如果不这样，所听到的都是卑劣冗杂顺从防范的言论，善言被认为不善，不善的反而被认为善；所使用的都是庸下谄媚的人，贤人被认为不贤，不贤的反而被认为贤。像这样，善言听不到，贤才远遁，想要政事治理，百姓安定就难了。因此古代的圣帝明王，必定广开言路，包容以接纳，大开贤门，多方来招致。即使是帝舜作为君主，大禹作为臣子，还必定以此作为君臣克服艰难的功效。后世的君臣，能不以此为法则吗？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朱熹说：“德不只是善而已，应当有办法使政事完善。政不只是法而已，在于有办法养育百姓。”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养民的政事。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完善政事，不过是为了养育百姓罢了。实在是因为百姓作为百姓，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没有养育；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没有养育；有血缘之亲，不可以没有养育；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没有养育；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没有养育。一旦失去养育，就无法生存了。因此自古圣帝明王，知道上天为了百姓而立君主，必定奉行天意以养育百姓。凡他们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不倦地一以养育百姓为务。实在是因为一物不修，百姓就失去一物的用处；一物失去用处，百姓赖以养生的器具就缺少一样。因此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百姓在日常用度之间得以获得养生之具。然而还不止于此，又必定设立学校，阐明伦理以端正其德；制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充足衣食，储备积蓄以厚其生。有什么不是养民的政事呢！唉！自古帝王没有不以养民为先务的，秦汉以来，世上的君主只知道剥削百姓以养活自己，而不知道建立政事以养育百姓，这就是他们治理不如古代的原因吧？
洪范【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范九畴之次三畴】曰农用八政，三八政：一曰食【务农重谷之政】二曰货【阜通货财之政】三曰祀【报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七曰宾【怀柔宾客之政】八曰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说：八政曰农，所以厚生。史渐说：“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舜总括为九官，周分为六卿。箕子裂分为八，名称虽然不同，实质没有区别。”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称为农是可以的。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
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葢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爲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逺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葢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爲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防也。
译官府所掌管的事务，都称为“农”，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上天设立君主，都是为了百姓罢了。而在百姓之中，农民以耕种为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尤其重要。所以凡是朝廷之上，推行政令，设立官员来治理事务，举行礼仪来报答根本，安抚怀柔以沟通远方之人，发动军队以禁止暴乱，哪一项不是为了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尽力耕作，粮食充足，从而丰厚他们的生活来源呢？这就是上天设立君主，并让他们建立政令的根本意图，也是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知的。后世的朝廷所施行的政令，有关宫廷事务的有，有关国都事务的有，有关官府事务的有，有关边疆事务的有，而专门涉及到农民事务的，大概很少了。偶尔虽然也有，却不知道其根本意图是出于为了农民，随意地施行，漫不经心地处理，往往反而因此伤害民生，荒废农业。这都是不明白《洪范》中“农是八政的根本”这一根本原则的缘故。
周礼惟王建国【周王建立国都】辨方【辨别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体国【营国家如身有体】经野【尽郊野如织有纬】设官【如冡宰司徒之类】分职【如掌治掌教之类】以爲民极【以爲斯民至极之标凖】
叶时曰：圣人以中道立标凖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访洪范于箕子，以叙彛伦，而五以皇极居中。古今未有舎皇极而能立国者。今以周礼考之：土圭测景，以求地中，建国也；靣朝后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东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体国也；九夫为井至四县爲都，经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设官也；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分职也。而周公则总之以为民极焉。极也者，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立民是也。是彛是训于帝，其训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葢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宁训告若是谆复，则是三百六十余官事事物物皆有极。何往而非斯民之标凖欤？葢极之所在，所以习民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导民于礼乐敎化之内，销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则防其有极，出则归其有极，经制乌乎而不定，风俗乌乎而不淳？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紏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吴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纪万民，则错综不遗于经爲详。教典者，导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扰万民，则驯习不违于安为详。礼典者，交好常有以相亲，统百官而推，以谐万民，则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万民，则至公无私而平。刑典者，辞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纠万民，则纤悉不差而诘矣。事典者，财利常有以相资，任百官而推，以生万民，则恵养不穷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庻。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敎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敎，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冬官亡，以元吴澂説补之】
郑▯曰：「六官司徒、司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羣职。太宰不言『司』者，以其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神，▯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爲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葢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工，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髙皇帝，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葢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葢以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爲政之大要，其纲领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罢之。其既任也
译《周礼》记载，周王建立国都，辨别四方，端正祖庙、社稷、朝廷、市场的方位，规划国家如同身体有形体，治理郊野如同织布有经纬，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以此作为百姓的最高准则。
叶时说：圣人用中道在天下树立准则，使天下的人取法于中道。周武王向箕子咨询《洪范》，以叙述常理，而五事以“皇极”居于中央。古往今来，没有舍弃皇极而能建立国家的。如今用《周礼》来考察：用土圭测量日影，来寻求大地中央，这是建立国都；面朝朝廷背对后市场，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这是辨别四方；朝廷分为内外，位次区分东西，这是端正方位；公的封地五百里到男的封地百里，这是规划国家；九夫为井到四县为都，这是治理郊野；第一天官到第六冬官，这是设置官员；第一治职到第六事职，这是分配职事。而周公则总括这些作为百姓的准则。所谓准则，就是不用思考不用知晓，顺应天帝的法则，就像尧为百姓确立准则那样。遵循常理并训导于天帝，其训导就像周朝广泛施行的言论那样。如今周公为百姓确立准则，只在于王畿的方位、国野、官职之中。大概王畿确立，然后根本安定；方位设置，然后等级分明；国野区分，然后疆界治理端正；官职举荐，然后纲目张弛有序。百姓准则的确立，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所以周公不仅在《天官》中论述，而在其他五官中也都引用，以冠于各篇之首。反复训告如此详尽，那么三百六十多个官职，事事物物都有准则。哪里不是百姓的准则呢？大概准则所在，用来使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引导百姓进入礼乐教化之内，消除他们僭越冒犯上级的念头，而收敛他们安分知足的心。百姓在家则防止他们越出准则，外出则回归于准则，经制怎么会不定，风俗怎么会不淳厚？
太宰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六部常法，以辅佐周王治理国家。第一是治典，用来治理国家，治理官府，记录万民。第二是教典，用来安定国家，教育官府，安抚万民。第三是礼典，用来和睦国家，统率百官，协调万民。第四是政典，用来平定国家，端正百官，均衡万民。第五是刑典，用来稽查国家，刑罚百官，纠察万民。第六是事典，用来富足国家，任用百官，养育万民。
吴澄说：治典，是治理使之不改变常道，然而治理必须先由官府推行，以记录万民，那么错综复杂而不遗漏于经义为详细。教典，是引导使之不违背常道，然而教育必须先由官府推行，以安抚万民，那么驯服习惯而不违背安定为详细。礼典，是交往友好常有相亲之处，统率百官而推行，以协调万民，那么相互信任而不违背而和睦。政典，是分工守职常有相互制约之处，端正百官而推行，以均衡万民，那么至公无私而平定。刑典，是辞令命令常有相互警戒之处，警戒百官而推行，以纠察万民，那么细微详尽不差而稽查。事典，是财利常有相互资助之处，任用百官而推行，以养育万民，那么惠养不穷而富足。
臣按：上天设立君主，让他统领国家，建立官府，以安定百姓。所以在上纲维，在下颁布的，有六部常法：治、教、礼、政、刑、事。分开虽然有六个名称，合起来则归于一个治理。所以说：太宰掌管建立六部常法，以辅佐周王治理国家。唉，分散有统属，操持有要领，朝廷的政治，没有不举行的。
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治理，以辅佐周王均衡国家。于是设立地官司徒，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教育，以辅佐周王安抚国家。于是设立春官宗伯，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礼仪，以辅佐周王和睦国家。于是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政令，以辅佐周王平定国家。于是设立秋官司寇，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禁令，以辅佐周王刑罚国家。于是设立冬官司空，让他率领他的属官而掌管国家事务，以辅佐周王富足国家【冬官缺失，用元代吴澄的说法补全】
郑玄说：“六官中的司徒、司马、司空，都说‘司’，因为他们各自能主管一官，不兼任群职。太宰不说‘司’，因为他总御众官，不主管一官之事。宗伯也不说‘司’，因为他祭祀天神，天神不是人所主管，所以这样。”
臣按，这就是周官六卿所分管的职责。唐虞时代有九官，到周朝才开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作为太宰建立国家的六部常法。到成王训导百官，又再次申明。大概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部常法。所谓治，所谓教，以及礼、政、刑、工，天下之事尽在于此了。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除前代的中书省而设立六部，罢免丞相而设立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的政治。大概得到了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以说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了。臣所以举此作为总论朝廷的政治，大概是为了遵循圣祖的制度，以显示今日朝廷为政的大要，其纲领在此。伏愿皇上重视六部的职责，简选卿佐的任用，作为朝廷出政的根本。那些未被任用的，慎重选择；不胜任的，立即罢免。那些已经任用的
礼记》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脩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子曰：“道【犹引导，谓先之也】之以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谓茍免刑罚，无所羞愧】道之以徳，齐之以礼【谓制度品节】有耻且格【格，致也，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徳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徳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逺罪而已，徳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谓政刑】又当深探其本【谓徳礼】也。」
臣按：徳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徳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徳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脩徳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逺近。既化以徳而有不一者，须必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徳化可行焉。茍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礼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徳礼，是谓徒法；有徳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县】之贤否。然而监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己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熈庻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疎而贤者，虽逺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逺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取舎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逺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愿圣明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之政。臣闻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
译《礼记》说，因此先王慎重地选择用来感化百姓的手段，所以用礼来引导他们的志向，用乐来调和他们的声音，用政令来统一他们的行为，用刑罚来防止他们的奸邪。礼、乐、刑、政，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统一民心，从而产生治国的正道。
又说：“礼用来节制民心，乐用来调和民声，政令用来推行事务，刑罚用来防止奸邪。礼、乐、刑、政，这四个方面通达而不违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
臣按：礼和乐，是刑和政的根本；刑和政，是礼和乐的辅助。古代帝王之所以能统一民心、产生治国的正道，使天下像一家，中原地区像一个人，不过是推行这四个方面罢了。这就是所说的修明大道的教化，王者之道，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有中正的制度，来节制民心的志向；有至和的节度，来调和民心的声音。推行这礼乐之道，就有法制禁令；防止这礼乐的缺失，就有刑罚宪度。起初，治国的正道由此产生；最终，王道因此完备。礼、乐、政、刑，它们的作用在天下，它们的根本在朝廷。后世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端正治国的根本，完备王道的制度，又设立维持防范的工具，使它们在当时通达，在天下通行，这样的治理，谁能超过呢！
《论语》孔子说：“用政令【政令，指法制禁令】来引导【引导，意为走在前面】百姓，用刑罚来整齐【整齐，用来统一】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只求苟且免于刑罚，没有羞愧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礼制，指制度品节】百姓，百姓就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归服，意为达到，指百姓以不善为耻，从而趋向于善】。”
朱熹说：“政令，是治理的工具；刑罚，是辅助治理的方法。道德和礼制则是产生治理的根本，而道德又是礼制的根本。它们互为始终，虽然不可以偏废。但是政令和刑罚只能使百姓远离罪恶罢了，道德和礼制的功效则能使百姓日渐向善而自己不知道。所以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只依赖末节【指政令刑罚】，又应当深入探究根本【指道德礼制】。”
臣按：德、礼、政、刑这四个方面，凡是经书所论述的治国之道，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孔子将政刑与德礼分为两类来说，它们的功效有浅深之分。朱熹则将德礼政刑合为一类来说，它们的事情互为始终。总之，圣贤的言论是互相阐发的。人君治理国家，固然在于修养道德作为教化百姓的根本。但是人不是同一个人，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人的禀赋有偏有全，地方的到达有远有近。既然用道德教化而仍有不统一的，就必须有礼制来统一他们，然后我的道德教化才能推行。如果引导他们而不顺从，教化他们而不整齐，没有法制禁令也是不行的。法制在前面展示，禁令在后面约束，他们仍然违背礼制而抗拒教化，那么施加刑罚，哪里可以缺少呢？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处理政事，只有法制不能自行运转。”有政刑而没有德礼，叫做只有法制；有德礼而没有政刑，叫做只有善心。为政的道理，在这四个方面，确实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孔子论述治国的言论，散见于经籍中的很多。总括论述治国的要点，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宋代朱熹对他的君主说：“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安危关系到地方长官【现在的知府、知州、知县】的贤与不贤。然而监察官员【现在的布政使、按察使司官员】是地方长官的纲领；朝廷，是监察官员的根本。想要百姓都能得到安顿，根本所在，也在朝廷而已。人君想要监察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事情的利弊之所以成为百姓的安危，都能上达天听，只把端正朝廷作为首要任务。而端正朝廷的工具，哪有比任用贤才更大的呢？但是他们的才能所擅长的不同，那么任用的适宜也就不同。希望陛下对于大才，让他们辅佐元首治理国家，以彰显天工；对于小才，让他们担任官职，以成就各种功绩。能处理外务的，让他们承担军事边防的责任；明晓治理体制的，让他们担任拾遗补过的官职。又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布列在职位上，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使疏远而贤能的人，即使遥远也不遗漏；亲近而不贤的人，即使亲近也必定抛弃。不要固执先入为主的看法，以致招致偏听独任的讥讽；不要笃信私恩，以犯下显示人不广博的戒律。进用取舍，只以公论所在为依据，这样朝廷就端正了，而内外远近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监察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各郡的得失就可以知道了；郡守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所属各县的治理与否就可以察明了。加重他们的责任以要求他们成功，表彰他们的善行而惩罚他们的恶行。像这样，那么所谓利民、所谓使百姓安乐的事，将没有不推行的；所谓害民、所谓使百姓忧虑的事，将没有不消除的。”
臣按：朱熹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君主而发的，但他所说的想要百姓得到安顿，根本所在在于朝廷，而以任用贤才作为端正朝廷的工具，必须使内外大小之职，进用取舍只以公论所在为依据，这样朝廷就端正了，而内外远近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他的话详细周密完备，其中所谓“依据公论”一语，尤为切中要害。恳请圣明君主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的政事。臣听说宋代儒者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他的居处内里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他的嫔妃、侍卫、饮食、衣服、财货的官员，都统领于冢宰。他的冕冠、车旗、宗庙祭祀、巫史、卜筮、乐官的官员，都统领于宗伯。有老师来引导他们
，有傅以傅其徳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防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防有不钦，发号施令，防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旅贲，勇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趋】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词，书之于几也】居寝有暬御之规【暬，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庻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防声之上下【防，察也，谓察乐声】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靣折廷争，以正救之。葢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靣，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羣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以八统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逺无不至，迩无不服。傅説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庻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熹之兹言，所以论人君爲治之道，无复余蕴。凡夫愚臣所辑「正朝廷六条」之事，皆备其中，谨备载于篇以献。伏惟圣明留神观省，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然后推类以尽其余。臣不胜大愿。
译有傅来教导他的道德仁义，有保来保护他的身体。有师氏来教导他，有保氏来劝谏他的恶行。前面有疑，后面有丞，左边有辅，右边有弼。那些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辅佐君王。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的。在车上有旅贲的规劝【旅贲，勇士，掌管手持戈盾，夹着车奔跑】，在门屏之间有官师的典章【门屏之间称为宁】，靠着几案有训诵的劝谏【工师所诵读的词句，书写在几案上】，在寝宫有亲近侍从的规劝【暬，亲近的意思】，面临事务有瞽史的道义，闲居时有工师的诵读。史官记录【太史在君王举动时记录】，瞽者创作诗歌，工师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语，平民批评议论，商人在市场上陈述【旅，陈述的意思】，百工献出技艺【献出他们的技艺以比喻政事】。行动时左史记录，言语时右史记录。御用乐官察听音乐声的高低【防，察的意思，指察听音乐声】。不幸而有了过错，那么又有七位争臣，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论，以匡正补救。大概用来培养君王的完备措施，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君王庄重自守、面南而坐，内心无为，以坚守至正，而容貌的恭敬足以产生肃穆，言语的顺从足以产生治理，视线的明亮足以产生智慧，听闻的聪慧足以产生谋略，思维的睿智足以产生圣明。然后能够用八柄驾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用八统驾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而奖赏没有不令人欣喜的，刑罚没有不令人畏惧的，远方没有不到的，近处没有不服从的。傅说所说的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立都城，树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用来治理百姓。武王所说的确实聪明作为元首，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所说的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够辅佐上帝，宠爱安抚四方。箕子所说的宏大建立其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施恩泽给百姓。只有这时百姓，对于你的准则，赐给你保持准则。董子所说的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正是说的这个。朱熹的这些言论，用来论述人君治理的方法，没有再多的蕴藏。凡是愚臣所辑录的“正朝廷六条”之事，都具备其中，恭敬地全部记载在篇章中进献。希望圣明的陛下留神观看省察，先正朝廷作为治理太平的根本，然后推类以穷尽其余。臣不胜感激之愿。
大学衍义补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纲纪之常
礼记》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
汉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纪纲之首，王敎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张也；纪，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竝言始见于五子之歌，再见于诗棫朴、假乐之篇。大约以网罟为喻，纲谓网之大防，纪谓网中丝缕之目。张其大者是之谓纲，理其小者是之谓纪。譬则朝廷之行事，举其大者则小者自随，贵乎能振肃之而已。不然则有废而不举之处，一切頺堕而不可为矣。是则纪纲之喻也。然所谓纲纪者，葢亦多端，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是故人君为治，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如挈纲然，一纲既张，而万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于正朝廷下举家之伦理以为纪纲之首者，原其本也。
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尧也】有此冀方【尧所都】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蔡沈曰：尧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乱其纪纲，以致灭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极。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之启，以诒厥子孙者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徳，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所传之道既失，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底于灭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臣窃以为，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脩徳又其本也。人君诚能脩徳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诒子孙之逺谋矣。
诗》大雅棫朴之篇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曰：「凡网罟张之为纲，理之为纪。言文王之徳，有以振作纲纪，天下之人而人归之。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此诗乃周人咏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夀考，遐不作人。」先儒谓纲纪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气卑弱甚矣。文王以夀考之年，鼓舞振动之于上，使之奋发踊跃之于下。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济济，咸在乎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是则所谓「勉勉不己」之我王，有以为四方人才之纲纪也。是以卑弱之气变而盛大，頺靡之埶起而植立贤才。于是乎奋庸政事，于是乎脩举。由是以观，可见人君爲治之道，在立纪纲。立纪纲，在作人才。人才作于国中，则纲纪张于四外。此人君爲治，所以贵乎「勉勉不已」也。
假乐》之诗曰：「威仪抑抑【密也】徳音秩秩【有常也】无怨无恶，率由羣匹【类也，谓尽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于天子【皆尽▯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是以能受无疆之福，爲四方之纲。」又言：「人君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则百辟卿士，▯而爱之，维欲不解于位，以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纲，即继之曰“之纲之纪”。葢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靣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赖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葢欲纲常张而不弛也。
黄▯曰：上四句即所以为纲之道也。是故元气不存，虽盛且壮，不足为一身之福；纲纪不立，虽强且富，不足为人君之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继之曰「四方之纲」，又继之曰「之纲之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
明代 丘濬 撰写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端正朝廷
端正纲纪的常道
《礼记》说：“圣人确立父子、君臣的关系，作为社会的纪纲。纪纲一旦端正，天下就大大安定。”
汉代匡衡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纪纲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
《白虎通》说：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伯叔父、兄弟、同族之人、舅父、师长、朋友。纲，是张设；纪，是治理。大纲小纪，是用来张设治理上下关系，整齐人伦大道的【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五子之歌》，再次见于《诗经·棫朴》、《假乐》篇章。大概是以渔网为比喻，纲指渔网的大绳，纪指渔网中丝线的网眼。张设大绳的是纲，治理小目的是纪。譬如朝廷的行事，举其大者则小者自然跟随，贵在能够振作肃清罢了。不然就有废弃而不举的地方，一切颓废堕落而无法挽救了。这就是纲纪的比喻。然而所谓纲纪，大概也包含多方面，而在人伦方面的尤为重大。所以君主治理天下，想要端正天下的纪纲，先要端正一家的纪纲。家的纪纲，就是伦理。伦理既已端正，那么天下的事就像提起网纲一样，一纲既张，而万目井然有序者各自得其理了。臣在“正朝廷”下列举家的伦理作为纪纲之首，是追溯其根本。
《尚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第三首说：只有那陶唐氏【帝尧】拥有这冀州之地【尧所都】，如今失去了它的道，扰乱了它的纪纲，于是导致灭亡。蔡沈说：尧舜禹相传一道，以拥有天下，如今太康失去了其道，而紊乱了它的纪纲，以致灭亡。
臣按：道，是天下古今所共同遵循的理，大中至正的极致。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启，以遗留给他的子孙。太康因安逸享乐而毁灭了他的德行，就失去了祖父所传的道。所传的道既已失去，那么凡是政令所施行的，大的作为纲，小的作为纪的，全都紊乱了。纪纲既乱，那么上面没有道的准则，下面没有法的遵守，其导致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先儒有言：“道，是君临天下的根本；纪纲，是维持天下的工具。”臣私下认为，用来确立道而维持其纪纲的，修养德行又是其根本。君主如果能修养德行以确立道，确立道以端正天下的纪纲，就可以保住祖宗的基业，为子孙留下长远的谋划了。
《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勤勉不懈的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说：“凡是渔网张设的是纲，治理的是纪。说文王的德行，有以振作纲纪，天下之人而人都归附他。又说：‘勤勉不懈的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的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此诗是周人咏说文王能振作人才的意思。上文有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先儒认为纲纪就是造就人才的意思。商朝的末世，士气卑弱得很了。文王以长寿之年，在上面鼓舞振动，使下面的人奋发踊跃。于是四方之人，文雅兴盛，都在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起网的纲，众目自然随之而振动。这就是所谓“勤勉不懈”的我王，有作为四方人才的纲纪。因此卑弱之气变为盛大，颓靡之势兴起而树立贤才。于是奋起政事，于是修举。由此看来，可见君主治理天下的道，在于确立纪纲。确立纪纲，在于造就人才。人才在国中造就，那么纲纪就在四方张设。这是君主治理天下，之所以贵在“勤勉不懈”的原因。
《假乐》的诗说：“威仪抑抑【严密】，徳音秩秩【有常】，无怨无恶，率由羣匹【类，谓尽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燕【安】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〇于天子【皆尽〇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说：“说拥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没有私怨恶，以任用众贤，因此能接受无疆之福，作为四方之纲。”又说：“君主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那么百辟卿士，〇而爱之，只愿不懈怠于职位，以作为百姓所安息之处。”
又说：四方之纲，接着说“之纲之纪”。大概张设的是纲，治理的是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都赖君主作为纲。所谓不懈怠于职位的，大概是想纲常张设而不松弛。
黄〇说：上面四句就是作为纲的道。所以元气不存，虽然盛大且强壮，不足以作为一身的福；纲纪不立，虽然强大且富有，不足以作为君主的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接着说“四方之纲”，又接着说“之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