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总论理财之道【下】
论语子曰节用而爱人
杨时曰：「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葢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朱熹曰：「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先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朱熹曰：「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故也。」
臣按：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谓立政事者，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已。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戸数。
胡寅曰：「茧丝者，取之不息，至于尽而后止也。尹铎虽少，而心智；简子虽贵，而虑长。其后无防，为智氏所攻，卒于晋阳，托身而得免。况为天下者乎？」而后世谋国者，以爱民敦本为腐儒常谈，以聚敛积实为应时急务。凡江海山林薮泽、鱼盐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设法着令，无不▯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国富，则民贫而无可取矣。昔也，国富可以横费；既而民尽，则国贫而无可费矣。以四海之大，九贡之入，文景守之，则三十税一，又且尽蠲，不闻空匮之患。明皇、徳宗守之，则为大盗所迫，仓皇奔窜，食粝麦饭，啖芜菁根而不能饱，不闻掊克之益。何轻用其国而虑不及赵简子与尹铎哉？何急急于茧丝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计哉？
臣按：茧丝主赋税而言，保障指藩篱而言。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简子知其意而从之。铎守晋阳，损其戸数。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戸数而已。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戸之众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戸数，何哉？葢戸数一増，则民间各自立门戸，取之既多，役之复众，力分而财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离，徃徃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今损其戸数，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余夫营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一遇国家有难，竭力以卫上，捐躯以拒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尽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赀而取之，既征其田畆，又征其畜产，与夫山泽之所出，饮食之所需，无一不有税焉。譬则工女之缲丝，缕缕而防绎之，非见蛹不止也。胡氏所谓贼道者，岂非斯人也哉？上以贼道待下，下亦以贼道应之，睊睊然侧目以视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为之保障哉？
唐陆贽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菑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臣按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葢君徳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复即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以着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以为其君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以着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以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灭，汉武中悔而获存，乃知惩与不惩，觉与不觉，其于得失相逺，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吁！后世之英君谊主，有志于保民生、寿国脉者，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
译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关键
控制国家财政支出
总论理财之道【下】
《论语》中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
杨时说：“《易经》说：‘以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大概奢侈浪费就会浪费财物，浪费财物必然导致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从节约用度开始。”
朱熹说：“国家的财政支出都来源于百姓，如果开支不节约而导致用度短缺，那么横征暴敛必然首先波及百姓，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意，百姓也得不到恩泽。因此想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约用度，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臣按：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出孔子这句话的范围。“爱”这一个字，是万世治理百姓的根本；“节”这一个字，是万世理财的关键。
孟子说：“没有好的政事，财政就会不足。”
朱熹说：“生产没有章法，征收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所以如此。”
臣按：国家不担心财政不足，只担心政事不建立。所谓建立政事，难道是在常规赋税之外去搜刮钱财吗？不过是生产有章法，征收有限度，使用有节制罢了。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这里当作抽取蚕丝的地方呢？还是当作保障屏障的地方呢？”赵简子说：“当作保障屏障。”尹铎就减少了那里的户口登记数。
胡寅说：“抽取蚕丝，是指索取不停，直到取尽才停止。尹铎虽然地位低微，但心智深远；赵简子虽然地位尊贵，但考虑长远。后来赵简子没有防备，被智氏攻打，最终在晋阳保全性命得以逃脱。何况治理天下的人呢？”而后世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把爱护百姓、重视根本视为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把聚敛财富、充实仓库视为顺应时势的紧急事务。凡是江海山林沼泽、鱼盐金石茶茗的利益，都是王政所放松管理的，却制定法令，无不强行索取。过去百姓富裕时可以多征收；后来国家富裕了，百姓却贫穷得无可征收了。过去国家富裕时可以随意挥霍；后来百姓穷尽了，国家贫穷得无可挥霍了。四海如此广大，九州的贡赋收入，汉文帝、汉景帝守持它，就实行三十税一，甚至全部免除，没听说有空虚匮乏的忧患。唐玄宗、唐德宗守持它，却被大盗逼迫，仓皇逃窜，吃粗麦饭，啃芜菁根都吃不饱，没听说搜刮聚敛有什么益处。为什么轻率地使用国家财力而考虑不到赵简子和尹铎的做法呢？为什么急于抽取蚕丝般的近期利益，而忽视保障长远的大计呢？
臣按：“茧丝”主要指赋税，“保障”指藩篱屏障。尹铎的意图不在于赋税，而在于藩篱屏障。赵简子明白他的意图而听从了他。尹铎镇守晋阳，减少了户口登记数。后来赵简子的儿子果然依靠它得到庇护。然而探究它作为保障的实际原因，不过是减少了百姓的户口登记数罢了。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坚固的保障，是因为百姓众多。现在想要它成为保障，却减少户口登记数，为什么呢？大概户口登记数一增加，民间就各自分立门户，征收既多，徭役又众，力量分散而财富聚集，百姓生计因此日益消耗，民心因此日益离散，往往产生怨恨之心而背叛。现在减少户口登记数，那么一个成年男子应承公家的征收，其余男子经营私家的衣食，生计既宽裕，感激戴德之意更深，只担心上面的人一旦抛弃我，而别人来不体恤我。一旦国家有难，竭尽全力保卫君主，舍身抵抗敌人，凡是能作为国家保障的，无不竭尽所能。那些把百姓当作蚕丝的人，则与此不同，用尽百姓的力气役使他们，掏空百姓的资财征收他们，既征收他们的田地，又征收他们的牲畜，以及山泽所产、饮食所需，没有一样不征税的。这就好比女工缫丝，一缕一缕地抽绎，不见蚕蛹不罢休。胡氏所说的贼道，难道不是这种人吗？上面用贼道对待下面，下面也用贼道回应上面，愤愤不平地侧目看着上面，只担心他们离开得不快，何况指望他们作为保障呢？
唐代陆贽说：“土地生长万物有定数，人力成就万物有限度。征收有度，使用有节，就常常充足；征收无度，使用无节，就常常不足。万物生长的丰歉由天决定，万物使用的多少由人决定。因此先王制定法度，量入为出，即使遇到灾难，百姓也不困穷。政治教化衰败，就反过来：夏桀使用天下资源还不足，商汤使用七十里的土地却有余。这是因为使用的盈虚，在于节约与不节约罢了。不节约那么即使充盈也必然枯竭，能节约那么即使空虚也必然充盈。”臣按：陆贽向他的君主进言，所谓“节”这一个字，确实是万世君主控制支出、丰裕财物的关键道理。节约与不节约，这是君主德行修养与否的检验，府库充盈空虚的原因，百姓休戚相关的根本，国家治乱的基础。陆贽既然就此向他的君主进言，又列举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位君主，起初由艰难窘迫而最终获得丰厚福分，来彰显能节约那么即使空虚也必然充盈的效果，以此劝勉他的君主。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位君主，起初由丰厚而最终导致困顿丧亡，来彰显不能节约那么即使充盈也必然枯竭的效果，以此警戒他的君主。最后又说：秦、隋不醒悟于是灭亡，汉武帝中途悔改而得以保全，于是知道惩戒与不惩戒，觉悟与不觉悟，在得失上相差甚远，更有存亡的区别，怎么能不思考，怎么能不畏惧？这又是为他的君主开启迁善改过的契机。唉！后世有志于保全民生、延续国运的英明君主，应当把“节”这一个字铭记于心，并以陆贽所引用的六位君主节约与不节约的事例作为劝勉和警戒，从而思考并畏惧。
苏轼曰：「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嵗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贫，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嵗之入才足以为一嵗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茍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臣按：古今制国用之大略，苏轼此言尽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统，为生灵之主，有土地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当夫国家无事之时，豫为国家先事之具，以为万世之计，可也。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所产仅足以为用，吾则痛加抑损，力为撙节。可已则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非必当用不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如此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寸积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积少而成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嵗复一嵗，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所谓天不能菑，地不能贫，人不能困之者，岂不信其必然哉！
苏辙曰：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人君所为无不成，所欲无不如意矣。
臣按：苏辙论丰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害财之事有三，所谓吏之冗员，兵之冗食，其中节目虽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数，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谓费之冗杂者，则途辙孔多，窠臼不一，横恩滥赐之溢出，修饰缮造之泛兴，祷祈游玩之纷举，不当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
曽巩曰：「用财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尝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且以宋景徳、皇祐、治平挍之：景徳戸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戸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歳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嵗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徳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二万四千员。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徳，治平则三倍之矣。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门，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其所费皆如景徳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嵗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嵗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曽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挍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
译苏轼说：“治理国家有三种策略，有万世之策，有一时之策，有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策略。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积蓄。以三十年的通盘计算，就可以做到九年没有饥荒。每年的收入足够使用还有剩余，因此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而用不上。突然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而百姓不知道。像这样，上天不能使它受灾，大地不能使它贫困，盗贼不能使它困窘，这就是万世之策。而那些不能做到的，一年的收入才够一年的支出，天下的物产仅仅够供应天下的使用。平时虽然不至于残酷地榨取百姓，但遇到紧急情况就不免加重赋税，所以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静而不能行动，可以安逸而不能劳苦，这也是一时之策。至于最下等而没有谋略的，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使用不够就索取更多。天下太平没有大的患难，却完全采用衰败时代苟且应付的方法，不知道遇到紧急情况将再增加什么？这就是所谓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策略。”
臣按：古今制定国家用度的大致原则，苏轼这番话已经说尽了。君主继承祖宗的基业，作为百姓的主宰，有土地作为产生财富的基础，有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有臣下作为管理财富的人。当国家无事的时候，预先为国家准备应对事务的物资，作为万世之策，是可以的。不幸收入才够支出，物产仅够使用，我就应当痛加抑制削减，极力节约。可以停止的就停止，非不得已必须停止；可以使用的就使用，非必须使用的不使用。不把财富耗费在无益的事情上，不把财富浪费在无用的地方，不把财富施予无功的人。像这样为国家谋划，不仅不做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策略，而且所谓一时之策，也应当经营筹划，一点点积累。早晚如此，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有余。一年又一年，积累三年有一年的储备，由九年积累到三年，由三十年积累到十年，由此积累到百千万年，作为子孙无穷的谋划。所谓上天不能使它受灾，大地不能使它贫困，人不能使它困窘的，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苏辙说：“当前的策略，没有比增加财富更重要的了。然而所谓增加财富，不是寻求财富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罢了。如果损害财富的事情没有去除，即使寻求财富来增加它，财富更加不足；如果损害财富的事情全部去除，即使不寻求增加财富，然而想要财富不丰富也不可能。损害财富的事情有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三冗去除之后，天下的财富得以每日增长而没有危害，百姓充足，府库充盈，君主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想要的没有不如意的。”
臣按：苏辙论述增加财富的方法，不过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罢了。损害财富的事情有三，所谓官吏的冗员，士兵的冗食，其中细节虽然很多，但大体有定数，名目有常数，去除繁冗而保留紧要的，这就去除了。只有所谓费用的冗杂，则途径众多，名目不一，横行的恩赐泛滥溢出，修饰建造广泛兴起，祈祷游玩纷纷举行，不该用的却用了，不该给的却给了。三害之中，冗费的危害尤其大。如果不得已要去除，官吏和士兵没有全部去除的道理，只有费用的冗杂，可以权衡轻重缓急而去除它。凡是所谓冗杂的，是有没有都可以的意思。事情到了可以有可以没有的地步，我宁愿没有而不拥有，这样就不会损害我的财富了。
曾巩说：“使用财富有节制，那么天下虽然贫困，它的富裕也容易达到；使用财富没有节制，那么天下虽然富裕，它的贫困也容易达到。汉、唐初年，天下的用度曾经匮乏，文帝、太宗能够使用财富有节制，所以公私都有剩余，从而达到了天下的富裕。汉、唐盛世，天下的用度曾经宽裕，武帝、明皇不能按照制度节制，所以公私耗竭，从而达到了天下的贫困。况且拿宋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来比较：景德户口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口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口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都在一亿以上，每年的费用也在一亿以上。景德官员一万多员，皇祐两万多名，治平两万四千名。皇祐官员数量是景德的一倍，治平则是三倍。其余使用财富的项目，加倍的情况可想而知。确实下诏有关部门，查阅典籍，讲求其中的缘故，使得凡是入官的门路众多，使用财富的项目繁多，都可以考察而知晓。然后各自议论可以罢免的罢免，可以削减的削减，使得所花费的都像景德的数量，那么所节省的大概有一半了。又以此类推，天下的费用有比过去少而比现在多的，有比现在少而比过去多的，那些多的必定寻求它变多的根源而杜绝它，那些少的必定寻求它变少的缘由而遵循它。像这样努力实行，以每年收入一亿以上计算，所节省的十分之三，那么每年就有剩余财富三万万，以三十年的通盘计算，应当有剩余财富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积蓄了。”
臣按曾巩这个建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来比较，以显示其财赋出入的数量。请求下诏有关部门查阅典籍，讲求三朝花费财富的原因，考察知晓其数量，
即今比旧，罢其所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嵗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防子耳。然防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戸，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戸口之数挍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逺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请自今为始，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永乐、宣徳、正统以来戸口、垦田及钱粮、金银、绢帛之数，毎嵗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嵗之所入，以计其嵗之所出，该用几何，余积几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数，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埶，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不论可知也。”吁！宋之时入少而出多，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巩所谓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与夫苏轼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伏惟圣心加察，又何难而不易哉！
译如今与过去相比，停止那些可以停止的，削减那些应当削减的，遵循简约而杜绝浮华，这一建议卓越可行，只看君主是否肯采纳罢了。我曾依据他的言论上疏，认为这是当今应当推行的紧要事务。私下认为，我朝疆域比宋朝更为广阔，而百年以来没有巨大的开支，凡是宋朝所谓的郊祀赏赐、岁币、祠禄都没有，其中最费钱的是宗室俸禄、供养军队、防子（武职子弟）而已。然而防子仅限于武职，文臣也很少。我查阅各衙门的职掌记录，洪武年间人口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数量与宋朝相比虽然大致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远远超过宋朝。收入既多，而支出相比之下又少，这应当使国家储备数倍于宋朝。请求从今开始，乞命有谋略的臣僚核查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以及钱粮、金银、绢帛的数量，每年收支与今天相比孰多孰少，然后根据现有情况，依据每年的收入，来计算每年的支出，总共需用多少，剩余积蓄多少，以此确定当今的收支数额，或许能清楚地知道祖宗的旧制，府库的虚实，而不敢轻易耗费。我又看到巩对他的君主说：“前世在凋敝之时，尚且能变贫穷为富裕，如今我以全盛的形势，用财有节制，所节省的一项则我的一项也，所节省的两项则我的两项也。前世所难的，我所易的，不用多说可知。”唉！宋朝时收入少而支出多，其臣尚且责备其君认为并不难，何况今日全盛富裕，非宋朝可比，在圣明的君主去做，又有什么难的呢！巩所说的浮华的一定寻求浮华的根源而杜绝它，简约的一定寻求简约的原因而遵循它，以及苏轼所说的“去除它很容易而没有损失，保留它很难而没有益处”，这两人的话确实是君主去除冗费、充足国用的正论要法。恳请圣心加以明察，又有什么难而不去做的呢！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茍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余。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茍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家国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隣。若夫国之乏絶，藏之官者既虚，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谨，介介焉吝惜而不轻用天下之财。如此则国计不亏，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凡百所为无不如意，朝廷无不可为之事，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臣观于此而益信。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大学》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臣不胜大愿。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上上第一等错杂也，谓杂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赋贞【贞，正也，赋以最薄者为正】厥贡漆丝【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竹器盛布帛者】织文【锦绮之属】青州，厥赋中上【第四等】厥贡盐絺【细葛】海物惟错【非一种也】徐州，厥赋中中【第五等】厥贡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为土封】夏翟【染雉羽为五色】孤桐【以为琴瑟材】浮磬【石露水濵可为磬者】蠙珠【珠为服饰】暨【及也】鱼【用祭祀】厥篚▯纤缟【▯赤黒色，纎缟皆缯】▯州，厥赋下上上错【第七等杂出第六等】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玉石】篠簜【竹可为矢及管者】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惟木【可以备栋宇】岛夷卉服【今木绵】厥篚织贝【木绵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锡贡【待锡命而后贡】荆州，厥赋上下【第三等】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三木名】砺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为矢】包匦【匣】菁茅【供缩酒者】厥篚▯纁【绛色币也】玑【珠不圆者】组【绶类】豫州，厥赋错上中【第二等杂出第一等】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细绵】梁州，厥赋下中三错【第八等杂出第七等九等】厥贡璆【玉磬】铁【柔铁】银【白银】镂【刚铁】砮【石砮】磬【石磬】熊罴狐狸织皮【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雍州，厥赋中下【第六等】厥贡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者，较数嵗之中以为常，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
译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制定国家用度更重要的了。而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所用度，依靠的是财物。财物产生于天，出产于地，由人加工完成。所以制定其用度的是君主。君主制定用度，虽然是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百姓。因此，君主用度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用度不足，就从君主那里取用。上下互通融通，互相为用。适时地收敛和散发，调剂有无，大概是用一个人来制定用度，并不是专门用来奉养一个人。所以古代的仁君，知道自己是替上天守护财物，替百姓聚集财物。凡是有所用度，如果不是为了上天，不是为了百姓，决不敢轻易花费。有所花费，一定是为了百神的享祭，一定是为了万民的安定，不敢毫厘据为己私。这是为什么呢？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百姓共同使用，君主只是替百姓管理罢了，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如果认为是自己的东西而私自使用，不知道上天生成的有限，民力非常艰难，积累百年也不够，散尽一天就没有剩余。日消月耗，一旦导致府库空虚，国家财政匮乏。向官府求取，官府没有储备；向百姓求取，百姓没有积蓄。在这个时候，各种谋划作为都不能顺利实现。君位凭什么来保持安定？国家凭什么来治理呢？譬如人持家，凡是居住食用的物品，公私经营的事，如果有钱，都可以得到。如果没有钱，那么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在太平安宁的时候还可以借贷来应付，一旦有水旱盗贼的变故，就会成为沟中的枯骨了。家国道理相同，只是大小不同罢了。然而百姓不是一家，我家虽然缺乏，还可以向邻居求取。如果国家缺乏断绝，官府储藏的已经空虚，向百姓取用的又已枯竭，那将向哪里求取呢？君主应当在无事的时候想到这些，更加兢兢业业地警戒谨慎，小心翼翼地吝惜而不轻易使用天下的财物。这样国家财政不亏损，国家根本更加稳固。下面的百姓有家给人足的快乐，上面的君主有安富尊荣的福分。各种作为无不如意，朝廷没有不可做的事，天下没有不得其所的人。《大学》把理财作为平定天下的要道，臣观察到这里而更加相信。希望圣明的君主，在万机之暇，留心《大学》这本书，而玩味“絜矩”这一句话。臣不胜感激。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其赋税为上上等并杂【上上是第一等，杂是指杂出第二等】兖州，其赋税为贞【贞，正的意思，赋税以最薄者为正】其贡品为漆和丝【兖地适宜产漆和桑】其竹器盛放的是【竹器是盛布帛的】织文【锦绮之类】青州，其赋税为中上等【第四等】其贡品为盐和细葛【细葛】海物惟错【不是单一品种】徐州，其赋税为中中等【第五等】其贡品只有五色土【五方的土用来做土封】夏翟【染雉羽为五色】孤桐【用来做琴瑟的材料】浮磬【石露在水边可做磬的】蠙珠【珠用来做服饰】以及【及的意思】鱼【用来祭祀】其竹器盛放的是〇纤缟【〇是赤黑色，纤缟都是缯】〇州，其赋税为下上等并杂【第七等杂出第六等】其贡品只有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玉石】篠簜【竹可做箭和管的】齿革【可以制成车甲】羽毛【可以做旌旄】惟木【可以备栋宇】岛夷卉服【今木棉】其竹器盛放的是织贝【木棉中精好的】其包裹的是【裹的意思】橘柚【小的叫橘，大的叫柚】锡贡【等待赐命后才贡】荆州，其赋税为上下等【第三等】其贡品为羽毛，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栢【三种木名】砺砥【都是磨石】砮【石砮】丹【砂】惟箘簵【竹】楛【木名可做箭】包匦【匣】菁茅【供缩酒用的】其竹器盛放的是〇纁【绛色币】玑【不圆的珠】组【绶类】豫州，其赋税为错上中【第二等杂出第一等】其贡品为漆枲絺纻，其竹器盛放的是纤纩【细绵】梁州，其赋税为下中三错【第八等杂出第七等九等】其贡品为璆【玉磬】铁【柔铁】银【白银】镂【刚铁】砮【石砮】磬【石磬】熊罴狐狸织皮【四种兽皮及毳毛可织为罽的】雍州，其赋税为中下等【第六等】其贡品为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的】
蔡沈说：“上面所取叫做赋，下面所供叫做贡。这篇有贡有赋，而单独以贡命名篇目，是因为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贡，是计算几年之中作为常例，那么贡，又是夏后氏田赋的总名。”
臣按：国家的用度，都取自于民，而取民的大纲，叫做赋，叫做贡罢了。这两者的制度，在唐虞时代已经有了，到夏后氏的时代，才开始详细。大概因为禹未治水之前，土地还未平定，物产未繁，田地未开垦尽，至此水土既平，才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九州各有赋，有贡，凡是赋，诸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