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
而司马居其一。为治之事，无非政者，而独以綂六师、平邦国为政典，则时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为政，莫急于兵，可见矣。噫！于此可以观世变矣。然在周之世，兵犹出于农，秦汉以来，兵农遂分，不可复合。世变愈趋而愈下，为治者当随时以制宜，则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资文武，通达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随机应变之智，不足以当司马之任，毋徒循资取以充位，以贻误国之祸也。
译而司马官职位列其中。治理国家的事务，没有不是政治的，却唯独将统领军队、平定邦国作为政治典章，那么当时所崇尚的在于军事，而政治中的政治，没有比军事更紧迫的，由此可见。唉！由此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了。然而在周代，军队还出自农民，自秦汉以来，兵与农便分离了，不能再合并。世道变迁越来越趋向衰落，治理国家的人应当顺应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政策，那么当今掌握兵权的大臣，尤其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不是兼具文武才能，通晓古今，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有随机应变的智慧，就不足以担当司马的职务，不要仅仅依照资历选拔来充数，从而贻误国家招致祸患。
周礼》惟王建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
郑▯曰：「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
吕祖谦曰：「綂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济贪忿而夸武功也，所谓天讨也。」
臣按：周礼六官之设，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国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扰，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则曰平焉。大学之道，其大用归于平天下。谓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齐方正，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则不平矣。故凡设官分职，所以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间有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而犹有不平焉者，然后属之于司马焉。先儒谓「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马所掌者，邦政。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诸侯、邉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敎、干吾之刑宪，则声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郑▯曰：舆众也，行谓军行列也。晋作六军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贾公彦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与诸官异者，以大司马总六军，故独多也。」臣按：《周礼》五官之卿，所谓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聨未有以徒、寇为名者，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与夫都司马、家司马焉。意者，大司马与其贰掌邦政，以平邦国，在天子之左右，总其大纲，以佐天子，所谓国司马、公司马者也。若其用以主军赋者，则谓之军；主车马者，则谓之舆；主征行者，则谓之行；曰两、曰都、曰家，则各司其两及都、家者，其职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军赋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异其事，此其所以不嫌于同名也欤。
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乘陵也】弱犯寡则眚【削其四旁】之，贼贤害民则伐【声其罪以讨之】之，暴内【内暴其国】陵外【外陵诸侯】则坛【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则削【削其地】之，负固【恃其险阻】不服则侵【兵加其地】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逐也】弑其君则残之，犯令【违弃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时，其所封建以为诸侯者，莫非贤也。邦国之君，又安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盖先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为九伐之法。其法虽具，岂尝试之哉？设之使知惧而已。是以当时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严如此。世禄承袭者，保其富厚而无茍且之意；脩职述守者，务善其礼，不为进取之计。故信义着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风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马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谓王自出征伐】则掌其戒令，涖【临也】大卜【卜出军吉凶】帅执事涖衅【杀牲以血涂之】主【谓迁庙之主】及军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眡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聴军声者】右秉钺【致杀伐者】以先恺【兵乐曰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无功】则厌【厌冠丧服也】而奉主车。
郑▯曰：「师所谓王巡守，若防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贾公彦曰：「大师王亲御六军，故司马用王之太常致众。若王不亲，则司马自用大旗致之。司马当战对陈之时，巡军陈眡其战功之事，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赏罚也。」臣按：王者之师，非救无辜，伐有罪，不轻出。盖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人；义者循理，
译《周礼》记载，君王建立国家时，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下属掌管国家政务，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
郑玄说：“夏官是效法夏时设立的官职，‘马’代表武，意思是从事武职的人。夏时万物整齐有序，天子设立司马，共同掌管国家政务。政务可以平定诸侯，匡正天下。”
吕祖谦说：“统率六军而称为平定邦国，那么君王用兵的根本宗旨，只是想要平定邦国中不平之事罢了，没有其他企图，不是为了满足贪欲忿怒而夸耀武功，这就是所谓的‘天讨’。”
臣按：《周礼》六官的设置，都是为了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天官称为‘均’，地官称为‘扰’，春官称为‘和’，秋官称为‘刑’，而夏官则称为‘平’。《大学》的道理，其大用归结于平定天下。所谓‘平’，就是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平定天下，固然希望均齐方正，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然而如果有不都这样的，必定有参差错乱、乖戾侵犯的因素。有了参差错乱、乖戾侵犯，就不平了。所以凡是设官分职，用来均平、安抚、调和、刑罚的，都是为了平定。其中经过均平、安抚、调和、刑罚后仍然不平的，然后才交给司马处理。先儒说‘马代表武’。五官所掌管的，都是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就用武事来治理。司马所掌管的是国家政务。‘政’的意思是‘正’，用来匡正人的不正。外服的诸侯、边疆的夷狄，如果有不正之处，并且悖逆我们的治理教化、触犯我们的刑法，就声讨他们的罪行以匡正他们。匡正他们的不正，就是为了平定他们的不平。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级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命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二人。
郑玄说：“‘舆’是众人的意思，‘行’指军队的行列。晋国设立六军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贾公彦说：“这里夏官的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二，与其他官职不同，是因为大司马总领六军，所以人数特别多。”臣按：《周礼》五官的卿，除了所谓的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外，其官职名称没有以‘徒’、‘寇’命名的，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之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以及都司马、家司马。大概是大司马及其副手掌管国家政务，以平定邦国，在天子左右，总揽大纲，以辅佐天子，这就是所谓的国司马、公司马。至于用来主管军赋的，就称为军；主管车马的，就称为舆；主管征行的，就称为行；称为两、都、家的，就各自主管其两及都、家，他们的职责有大小之分，但他们所掌管的军赋都相同，不像其他官职所掌管的事务各不相同，这就是他们不嫌同名的原因吧。
大司马用九伐之法匡正邦国，欺凌弱小、侵犯寡少就削去其四方疆土，残害贤人、祸害百姓就声讨其罪行，对内暴虐、对外欺凌就将其迁往空地，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去其土地，依仗险阻、不服从就出兵侵犯，杀害其亲人就匡正他们，放逐或弑杀其君主就残害他们，违抗命令、蔑视王政就堵塞其道路，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就消灭他们。
臣按：先儒说先王时代，所分封作为诸侯的，没有不是贤人的。邦国的君主，怎么会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匡正的呢？这是因为先王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卫国家，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所以制定了九伐之法。虽然法度具备，难道会轻易尝试吗？设立它只是为了让诸侯知道畏惧而已。因此当时列爵分土的人，都知道九伐之法如此严厉。世代承袭爵禄的人，保持其富贵而没有苟且之意；修明职守的人，致力于完善礼仪，不怀进取之计。所以信义显著而道德教化成就，名器稳固而风俗淳朴。推行到百代，是长久之道。
大司马在军队大会合时执行禁令，以拯救无辜，讨伐有罪。如果是大规模出征（指君王亲自出征），就掌管警戒命令，监督大卜主持杀牲涂血于迁庙神主及军器，以及树立太常旗，校点军众，诛杀迟到的人。作战时巡视阵势、观察战况而进行赏罚。如果军队有功，就左手拿着律管（听军声），右手拿着斧钺（致杀伐），在恺乐（兵乐）前献祭于社。如果军队无功，就戴上丧冠丧服，捧着神主车。
郑玄说：“师指君王巡守，如果防同司马起兵合军跟随，是为了威震天下，推行其政令。”
贾公彦说：“大师指君王亲自率领六军，所以司马用王室的太常旗来召集众人。如果君王不亲自出征，则司马自用大旗召集。司马在作战对阵时，巡视军阵观察战功之事，知道有功无功而进行赏罚。”臣按：君王的军队，如果不是拯救无辜、讨伐有罪，不轻易出动。大概仁者爱人，所以厌恶人害人；义者循理，
故恶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奉一人以为君，所以安我也。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后君人之道尽是以人之无罪而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为人上者必命将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众势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后亲出师以救之、伐之焉。
译所以厌恶那些违背常理的人。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拥戴一人作为君主，是为了让我们得以安宁。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安守本分，每件事都符合道理，这样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因此，对于无罪却遭人陷害的人，以及有罪却违背常理行事的人，居于上位的人必定会派遣将领去救援或征讨他们。如果对方人多势众，臣下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君主才会亲自出兵去救援或征讨他们。
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防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灋。
郑▯曰：「此下脱灭，汉兴求之不得。」
军司马 舆司马 行司马
王次▯曰：「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军、賔、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藏于司马。号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庻小司马之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葢如此。」
臣按：先儒谓《周礼》六官之中，惟小司马一官职掌不悉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徒有其官名而阙其职掌。其令贡赋，则为之丘甸县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数；其防卒伍，则为之伍两军师之名，而以五起其数；其调车徒，则立通成终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数。同此民而易其名，异其数，何其不惮烦也？夫军旅一事也，习战谓之田，军政谓之礼，大阅谓之敎。设其财于九式，离其书于《仪礼》，特阙其兵马之职，屡易其军伍之名，变化出入，使民不知。葢先王以为明民以凶器危事，适以成其乖争之习，所以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为虑防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马之数，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团营之设，何居？
诗六月之三章曰：「有严【威也】有翼【敬也】共【与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朱熹曰：「言将帅皆严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谓兵事莫尚于严，莫先于敬。为将必严，不严则军心不齐；为帅必敬，不敬则军事不整。严敬二字，乃用师之要。夫惟将帅皆严、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国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法也】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谢枋得曰：「汉唐而下，缙绅介胄分为两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説，不知三代将帅必文武全才，可以为万邦之法则者也。」
臣按：所谓文者，附众安民之谓，非辞章藻绘也；武者，戡定祸乱之谓，非膂力技能也。有抚御之才，足以附众；有制胜之术，足以威敌。国家得如是之人以为将帅，尚何国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为一时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设施，端可以示法于四方，而贻范于来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
胡安国曰：「按左氏，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三军作舍，皆自三家，公不与焉。公室益卑，而鲁公之兵权悉归于季氏矣。兵权有国之司命，三纲兵政之本原。书其作舍，而公孙于齐，薨于干侯，定公无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军之制，国家兵权所系，承之天子，传之祖宗者也。今鲁国之军，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为其君者无与焉。国非其国矣。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防防杜渐，毋使兵权为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书。五兵，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
臣按后世设尚书掌兵政始此
唐制，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専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勅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入，皆不待勅。卫士畨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威仪郊导。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専掌兵戎之政，其属有四。宋以来因之，然皆为宰相之属。至我朝罢中书省及枢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専达于上，葢専前代枢府之权，而尚书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枢密院佐天子执兵政，凡邉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曰：枢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开元，官设于永泰，权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详。以东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佥书，有同佥书，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頥言，枢密乃虚
译小司马的职责，掌管所有小祭祀、防同、飨射、军事田猎、丧礼纪事，掌管这些事务的法则如同大司马一样。
郑玄说：“此处下面脱漏了‘灭’字，汉朝兴起后寻求它却未能得到。”
军司马 舆司马 行司马
王次仲说：“夏商周三代，国家的仪容不进入军队，军队的仪容不进入国家。《仪礼》中的吉、凶、军、宾、嘉五礼，通达于天下，而唯独军礼被收藏在司马手中。号称《司马法》。如果国家有军事田猎的事务，县师才开始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以组织民众。大概小司马的职掌没有详细记载，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不完备，官职有事务才设置。他们不愿意让百姓观看兵器，大概就是这样。”
臣按：先代儒者说《周礼》六官之中，只有小司马一职的职掌没有详细完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只有官名而缺漏其职掌。他们命令征收赋税，就设立丘、甸、县、鄙的名称，而以四为基数起算；他们防止卒伍混乱，就设立伍、两、军、师的名称，而以五为基数起算；他们调配车兵步兵，就设立通、成、终、同的名称，而以十为基数起算。同样的百姓却改变他们的名称，不同的基数，为什么不怕烦琐呢？军旅是一件事，练习作战称为田，军事政治称为礼，大规模检阅称为教。在九式中设立其财物，在《仪礼》中分离其文书，特意缺漏其兵马的职掌，屡次改变其军伍的名称，变化出入，使百姓不知道。大概先王认为让百姓明白凶器危事，正好会养成他们乖张争斗的习惯，所以隐藏其用途而不向百姓展示，是为了防备。我祖宗不让天下人知道兵马的数量，也是这个意思。近代却设有团营，这是什么原因呢？
《诗经·六月》第三章说：“威严恭敬地从事武事，从事武事以安定王国。”
朱熹说：“是说将帅都威严恭敬地从事武事。”
臣按：先代儒者说军事没有比威严更重要的，没有比恭敬更优先的。做将领必须威严，不威严则军心不齐；做主帅必须恭敬，不恭敬则军事不整。威严恭敬二字，是用兵的关键。只有将帅都威严、都恭敬，以从事武事，这才是王国得以安定的原因。
第五章说：“文武兼备的吉甫，万邦都以此为法则。”
朱熹说：“吉甫，即尹吉甫，此时的大将。没有文德无法依附众人，没有武略无法威慑敌人。能文能武，那么万邦就以此为法则了。”
谢枋得说：“汉唐以后，文官武将分为两途，愚昧的儒生和武夫各执一说，不知道三代将帅必定是文武全才，可以作为万邦的法则。”
臣按：所说的文，是指安抚众人安定百姓，不是辞藻华丽；武，是指平定祸乱，不是体力技能。有抚御的才能，足以安抚众人；有制胜的术数，足以威慑敌人。国家得到这样的人作为将帅，还有什么国威不振，而外侮敢肆意妄为呢？像这样，不仅可以作为一时的任用，凡是他所建立施行的，完全可以作为四方的法则，而留给后世作为典范。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舍中军，是降低公室的地位。当初设立三军，将公室分为三份，各占一份。等到舍弃中军时，将公室分为四份，季氏选择两份，孟孙、叔孙各一份，都全部征收而进贡给公室。三军的设立与舍弃，都出自三家，公室不参与。公室更加卑微，而鲁公的兵权全部归于季氏了。兵权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三纲兵政的根本源头。记载其设立与舍弃，以及公孙逃到齐国，死在干侯，定公没有正统，这是必然的道理。”
臣按：三军的制度，是国家兵权所系，承自天子，传自祖宗。现在鲁国的军队，其设立，其舍弃，都由臣下决定，而作为国君的人不参与。国家已经不是他的国家了。后世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防范杜绝渐染，不要让兵权被人掌握啊！
魏国设置五兵尚书。五兵，指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
臣按：后世设置尚书掌管兵政始于此时
唐朝制度，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管武官选拔、地图、车马、铠甲器械的政务。其下属有四个部门：一是兵部，二是职方，三是驾部，四是库部。凡是将领出征，告祭宗庙，授予斧钺；军队不服从命令，大将专断决处。返回时，详细上报其罪行。凡是发兵，降下敕书给尚书，尚书下发文符，释放十人，发出十匹马；军器出入，都不等待敕令。卫士轮值，发出一人以上，必须覆奏。各藩首领到来，则在郊外以威仪引导。
臣按：唐人开始分设六部，而兵部专门掌管军事政务，其下属有四个部门。宋朝以来沿袭它，但都是宰相的下属。到我朝罢免中书省及枢密院，兵部才得以直接通达于皇上，大概专掌前代枢府的权力，而尚书兵部的政务仍然如故。
《宋史》记载枢密院辅佐天子执掌兵政，凡是边防军旅的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情关乎国家体制，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说：枢府的官职，自唐朝开始命名，始于开元年间，官职设立于永泰年间，权力重于五代，而其制度到宋朝才详细。以东府掌管文事，西府掌管武事，其官职有使，有副使，有佥书，有副佥书，有知院，有同知院。
臣按：程颐说，枢密是虚
设一大事。既三省同议，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书之职，説者谓密院与中书对立，止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佥书，又有所谓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其属皆与宰属等。兵民本一，而强分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谓虚设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枢府，而専以兵政归兵部，官简而职専，事权归一，而体綂不紊。百年以来，戎政举而武备修，有以也夫。
译设置一个重大的职事。既然已经由三省共同商议，其他事务就属于各主管部门的职责。兵部尚书的职权，评论者说枢密院与中书省并列，仅仅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掌管印信一样，并无妨害。设有使、副使、知院、同知、佥书，又有所谓的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等官职，其下属官员都与宰相的属官相当。军事与民政本是一体，却强行分为两途，必定要设置一个如此繁杂的机构，这就是所谓虚设一个重大的职事。我朝废除枢密院，而专门将军事政务归并到兵部，官员精简而职权专一，事权统一，体制纲纪不乱。百年以来，军事政务得以推行，武备得以修治，是有原因的啊。
仁宗至和中，年知谏院范镇言：「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寛财以救民困。欲乞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
臣按：今制与宋异。宋以三司主财，枢密主兵；今制兵部主兵，而财赋钱粮则户部所掌也。兵以御寇制乱，固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为兵者，士必食粟，马必食刍，亦岂可一日无哉？是故户、兵二部必相通融以为政。掌兵者遇有调发军马，必先行文户部，防计邉储之有无。储蓄既备，然后师旅出焉。如是则足食足兵，而军威无有不振，武备无有不修者矣。
神宗熈宁中，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言：「近命赵卨为安南招讨使，李宪为之副。外议皆云不自二府。又曰，宪所陈请多不经由二府，径批圣语下招讨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谨防其初，少不留神，其后遂为故事，乐便疾于一时，忘几防于后日。一启其渐，寝难改更。况于邉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繋休戚者也。至烦莫如邉镇，至重莫若将臣。而二府有不预焉，则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处矣。既不敢安其处，则同心同徳之义亏矣。大臣之罢软者，必曰：『势位已极矣。上已为之，而又以力争，则获専权之咎也。』大臣之不胜其任者，必曰：『此出于圣旨，我何预哉？』是与其能者为自疑之端，不才者为容身之地。积此以徃岂国家之利耶？臣欲事无钜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论或有异同，陛下总揽其成，断其可否而后行，庶尽帝王容下之美，大臣无诿上之咎。」
臣按：命将，国家之大事，必责成于本兵柄之大臣，使之广询博访，必得其人，果可当大事者，然后用之。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意，用其私人，矧出师命将，人之生死所系，国之安危所闗，而可以轻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语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将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可専制，此所以无兵变也。」
臣按：我朝革去枢密院，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则兵权散主，而无自専之患。而凡宋、元以来，枢密之任，一归于兵部焉。所谓上下相维，文武相制，处置之善，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诸睽。朱熹曰：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吴澂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逺，为长兵；威天下者，示有儆备，而使之畏也。」
臣按：人君为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为用，以器为威，而其所以为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独以威天下之器而归之弧矢之利，何哉？葢男子生而有悬弧之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防威逺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过丈尺之间，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锋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势于未至，挫其鋭于尚逺。兵戎之利，诚莫有先之者也。窃惟今日队伍之制，以长短兵相夹持以为威。葢我朝战胜中国而得天下，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战中国而不可战夷狄，是何也？短兵无长用，长兵无短用，故也。臣愚以为，凡今日队伍之法，宜如科举取士式，毎军各执一器，如士之専一经，而各经皆兼习四书。其鎗刀之类乃其本经，弓矢则其四书也。《孟子》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中非力而能，乃由巧所致。巧者得于心而应之于手，是葢可学而能也。」学斯巧，巧斯中。一人学射，敎成十人；十人敎百人；百人敎千人；千人敎万人。则是全队之中，无非善
译宋仁宗至和年间，知谏院范镇上言：“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财政已经匮乏，而枢密院却不断增加军队不止；百姓已经困苦，而三司却征收财物不止。中书省看到百姓的困苦却不知道，应当让枢密院减少军队，三司放宽财赋以救济百姓的困苦。请求让中书省、枢密院通晓军事、民政、财政的大计，与三司一起衡量收支，制定国家的用度。”
臣按：现在的制度与宋朝不同。宋朝由三司主管财政，枢密院主管军事；现在的制度由兵部主管军事，而财赋钱粮则由户部掌管。军队用来抵御寇乱，本来一天也不能没有；而军队之所以成为军队，士兵必须吃粮食，战马必须吃草料，这难道一天可以没有吗？因此户部、兵部两个部门必须互相沟通融合来施政。掌管军事的人遇到调发军马，必须先行公文给户部，防备计算边疆储备的有无。储备既已完备，然后军队才出动。像这样就能粮食充足、兵员充足，而军威没有不振作的，武备没有不修治的。
宋神宗熙宁年间，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上言：“近来任命赵卨为安南招讨使，李宪做他的副手。外面的议论都说这不是出自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又说，李宪所陈述请求的事项大多不经过二府，直接批示圣旨下达给招讨使。君王命令的发出，尤其在于谨慎防备其开始，稍微不留神，后来就变成惯例，贪图一时的便利快捷，忘记了日后的隐患。一旦开了这个头，渐渐就难以更改。何况边疆的安危，极其重要，任命大臣，是为了共同承担安危祸福的。最繁杂的莫过于边疆镇守，最重大的莫过于将帅大臣。而二府不参与，那么能够胜任职责的大臣，必定都会自我怀疑，不敢安心在位。既然不敢安心在位，那么同心同德的义理就亏损了。大臣中软弱无能的人，必定说：‘权势地位已经到顶了。皇上已经做了决定，如果我再极力争辩，就会获罪于专权。’大臣中不能胜任职责的人，必定说：‘这是出自圣旨，我何必参与呢？’这样是给能者提供自我怀疑的借口，给不才者提供容身之地。积累这种情况下去，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臣希望事情无论大小，不经过二府的不得施行。如果二府的议论有异同，陛下总揽其成，决断其可否然后再施行，或许能尽帝王包容下属的美德，大臣也没有推诿上级的过错。”
臣按：任命将帅，是国家的大事，必须责成于掌管兵权的大臣，让他广泛咨询访求，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确实可以担当大事的，然后才任用他。君主对于所有百官众职，尚且不可以凭自己的心意，任用私人，何况出兵任命将帅，关系到人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可以轻率任用其人吗？任用其人尚且不可以，而又只相信他的话，让他假借皇上的话语来施行，尤其不可以。
范祖禹对宋哲宗说：“祖宗制定军事的法度，天下的军队本源在于枢密院，有发兵的权力，而没有握兵的实权；京师的军队总领于将帅，有握兵的实权，而没有发兵的权力。上下互相牵制，不可以专断，这就是没有兵变的原因。”
臣按：我朝革去了枢密院，设立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那么兵权分散管理，而没有独自专断的祸患。而凡是宋、元以来，枢密院的职责，一概归于兵部了。所谓上下互相牵制，文武互相制约，处置的善策，实行万世而没有弊端。
以上为本兵之柄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〇用木头做弓，削尖木头做箭。弓矢的锋利，用来威服天下。大概取象于睽卦。朱熹说：睽，乖离然后以威势服之。
吴澂说：“弧木，就是弓。兵器不一，弓矢所及的地方远，属于长兵器；威服天下，是示有警戒防备，而使他们畏惧。”
臣按：君主治理天下，用来威服天下的，是武力。而武力的作用，以器械为威，而其作为器械的种类不一。《易经》制器崇尚取象，而唯独把威服天下的器械归于弓矢的锋利，为什么呢？大概男子出生就有悬挂弓矢的礼仪，射箭是男子所从事的事情。防备威服远方的器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而且兵戎的器械，所及的范围不过丈尺之间，只有弓矢有百步的威势，锋刃尚未交锋而威势已经先至，在未到之前折其气势，在尚远之时挫其锐气。兵戎的锋利，确实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私下认为今日军队的制度，用长短兵器互相夹持来形成威势。大概我朝战胜中原而得到天下，其方法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可以战胜中原而不能战胜夷狄，这是什么原因呢？短兵器没有长兵器的用处，长兵器没有短兵器的用处，所以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今日军队的制度，应当像科举取士那样，每军各执一种兵器，像士人专攻一经，而各经都兼习四书。枪刀之类是其本经，弓矢则是其四书。《孟子》说：“射到靶子，是你的力气；射中靶心，不是你的力气。射中靶心不是靠力气而能做到的，是靠技巧所致。技巧是心得应手，这大概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学习就能掌握技巧，掌握技巧就能射中。一人学习射箭，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那么全队之中，没有不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