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八
司徒一道徳以同俗
郑▯曰：道徳一则俗之习尚，不各道其所道以为道，不各徳其所徳以为徳，所谓同之也。
方慤曰：「道人所共由，徳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道徳而使之无异，习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此其所以有异俗也。圣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图治，必反其习之异以归之同焉，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矣。何也？盖蚩蚩之民，所生于地者，其气虽异，而所禀于天者，其理则同。彼以其气之偏而异其趣向，吾则本天地之正气，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异而归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无彼疆此界之殊，是岂别为一种巧妙之法，出于其性分之外哉？无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复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与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谓之道，人所同得者谓之徳。各由其所由，自以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当由；其所得者，非所当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纷纷不同也。圣人在上，则设为学校，建立师儒，本义理以为敎条，着经书以为敎法，必则古昔，必称先王，必明圣人之道，谆谆然而播告之脩，切切然而申明其义，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于天而行于人，徳本于道而得于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彛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徳而徳其所徳，则政令之所必禁，刑罚之所必加也。如此则营东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虽异而不异其行，风俗岂有异同者哉？吾见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习，处处同其所尚矣，风俗岂有不同者哉？然则风俗所以同者，夫岂无其故哉？上文有曰：脩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敎以兴民徳，齐八政以防淫。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賔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吾脩吾之礼，则凡吾人自幼而长，自老而死，皆有所据依，以慎终追逺，防合交接，而彼祷禳追荐，髠首絶类者，自不为矣。吾明吾之敎，则凡吾人由亲而疎，由内而外，皆有所聫比。以尊尊、亲亲、长长、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伦悖道者，自不行矣。礼脩而敎明，则道徳一矣。然其散见于人为者，一有过焉，则有以悖礼而伤敎，而道徳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矣。故又有八政以齐之焉。是故异服异言者有禁，竒技滛巧者有诛。百工技艺皆有常业，而不敢习为异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为邪异。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定。如是则若逺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咸惟道徳之归。此天下风俗所以常同也欤？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范祖禹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程頥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学者当如滛声美色以逺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史伯璿曰：「专治而欲精之，言精于其学，便有此害。非谓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学，能弃君父，灭纲常，立敎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异端之说者，其锢蔽之▯者固无足论，其间有髙明贤智之士而亦学之者，不过谓彼有所短，亦有所长，吾但取其所长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领既非所谓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防溺益深，为害滋甚。故夫子断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谓其近理者为害益甚，尤当逺之。是皆圣贤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学者于颠防之地，其为人切矣。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徳之不一也。道徳之所以不一者，以异端道其所道，徳其所徳故也。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徳无不一，非絶去异端之敎不可也。然在孟子则辟杨墨，在韩欧程
译司徒以统一的道德来使风俗相同。
郑玄说：道德统一，那么风俗的习尚，就不会各自把所认为的道当作道，各自把所认为的德当作德，这就是所谓的相同。
方慤说：“道是人所共同遵循的，德是人所共同获得的，这怎么可以有两种呢？统一道德而使其没有差异，因为习尚的缘故所以说风俗相同。”
臣按：天地生育人类，虽然赋予相同的天性，却赋予不同的地理环境。正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所习染的不能没有差异。这就是风俗有差异的原因。圣人处于天子的地位，居于中央来谋划治理，一定要扭转习尚的差异而使之归于统一，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不同的政令，家庭就不会有不同的风俗了。为什么呢？因为愚昧的百姓，所生于大地的，其气质虽然不同，但所禀受于上天的，其天理则是相同的。他们因为气质的偏颇而使趣向不同，我就以天地间的正气、人心中的正道，抑制其偏颇而使之回归正途，合并其差异而使之归于统一，使天下的人趣向相同，而没有彼此疆界界限的区别，这难道是另外创造一种巧妙的方法，出于人性本分之外吗？无非是依据其固有的天理，使之恢复本初罢了。所以天生育人类而赋予他们本性，人所共同遵循的称为道，人所共同获得的称为德。各自遵循自己所遵循的，自以为适宜；各自获得其所获得的，自以为正确；而不知道他们所遵循的，不是应当遵循的；他们所获得的，不是应当获得的。人人各自认为自己所认为的是正确的，而不知道那是错误的，这就是天下风俗纷纷不同的原因。圣人在上位，就设立学校，建立师儒，以义理作为教条，著写经书作为教法，一定要效法古代，一定要称颂先王，一定要阐明圣人的道，反复地宣告教导，恳切地申明其义理，使天下的人都知道道出于天而施行于人，德本于道而获得于己，同一上天赋予的本性之理，同一秉承常道的天性，谁敢不遵循我的道而遵循他所认为的道，不遵循我的德而遵循他所认为的德，那么就是政令所必须禁止的，刑罚所必须施加的。这样，那么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地理不同但都同受上天之理，人虽然不同但不差异其行为，风俗哪里有不同呢？我看到人人行为相同，家家习尚相同，处处崇尚相同，风俗哪里有不同呢？然而风俗之所以相同，难道没有原因吗？上文说：修定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本性，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邪。六礼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辈、宾客；八政是：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衡、数制。我修定我的礼，那么凡是我的人从幼年到成年，从老年到死亡，都有所依据，以谨慎地对待终始和追念祖先，防止不合礼的交往，而那些祈祷禳灾、追荐亡灵、剃发断绝类属的人，自然就不会做了。我阐明我的教，那么凡是我的人由亲近到疏远，由内到外，都有所联系。以尊崇尊贵、亲爱亲人、敬重长辈、爱护幼小，而那些假借合群私昵、违背伦理道德的人，自然就不会行为了。礼修定而教阐明，那么道德就统一了。然而其分散体现在人为方面的，一旦有过失，就有悖礼而伤害教化的，而道德不能保证长久不变。所以又有八政来整齐它。因此，穿异服说异言的有禁令，奇技淫巧的有诛杀。百工技艺都有固定的职业，而不敢习学异端。日用器械都有固定的制度，而不敢制作邪异之物。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须相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须确定。这样，那么无论远近，无论大小，都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都归于道德。这就是天下风俗之所以常常相同的原因吧？
孔子说：钻研异端学说，这是有害的。
范祖禹说：“攻，是专治的意思。所以加工木、石、金、玉的工匠称为攻。异端，不是圣人的道而另外成为一种端，如杨朱、墨翟就是。他们率领天下以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想要精通它，危害非常严重。”
程颐说：“佛教的言论，比起杨朱、墨翟，更加接近道理，所以它的危害更加严重。学者应当像对待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陷入其中。”
史伯璿说：“专治而想要精通它，是说精通其学说，便有此害。不是说精通它而更加工巧，才有此害。佛教的学说，能抛弃君父，灭绝纲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
何基说：人之所以钻研异端学说的原因，那些锢蔽之深的人固然不值得讨论，其中也有高明贤智之士而学习它的，不过是认为他们有所短，也有所长，我只取他们的长处而去除他们的短处，而不知道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善，不是真正的善，钻研而治理它，沉溺更深，危害更加严重。所以孔子断然用一句话来说：“这是有害的。”而程子又说其接近道理的害处更加严重，尤其应当远离。这都是圣贤推己及人、救焚拯溺的心，将学者从危险之地挽救出来，为人的用心深切啊。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道德不统一。道德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异端把其所认为的道当作道，把其所认为的德当作德。战国之时，异端的大者在杨朱、墨翟，秦汉以来，异端的大者在佛老。一定要使天下的风俗都相同，而道德没有不统一的，非断绝异端的教化不可。然而在孟子则辟杨墨，在韩愈、欧阳修、程
朱则辟佛老，然而终莫如之，何者？非独不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非谓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也。盖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为彼之人之能也。彼窥吾之所有者而盗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独不知彼窃吾之所有，往往讦其所短而较以是非，谓彼之所为者近是于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擥取人之物而窃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羣居而聚食，窃吾学校养士之礼也；彼之诵经而说法，窃吾弦诵敎士之礼也；彼之祈禳，窃吾祭荐之礼也；彼之追荐，窃吾殡虞之礼也。吾用其真者，则彼赝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权臣僭窃曰：「惟礼可以己之。」臣于异端亦云。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徳一矣，道徳一则风俗同矣。盖道徳其理也，而礼则其礼之有节文而见于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学校以养士，非学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经术以敎人，非经术不得以驾说；有礼以祭神，非其鬼则不许祭；有具以送终，非得为则不许用。如是则彼之敎吾之人，非独不敢为，且不暇为，而亦不屑为矣。道徳其有不一，风俗其有不同也哉。
译朱熹排斥佛教和道教，然而最终却没能制服它们，为什么呢？不仅是因为不能让人改信儒学、焚烧他们的书籍、拆毁他们的居所，也不是说曾经驱散了却又大规模聚集，攻击暂时击破却更加坚固，扑灭未灭反而更加炽盛。大概他们之所以盛行，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法规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徒有能力。他们是窥探我们所有的东西而窃取它，我们失去了而他们就得到了，我们不仅不知道他们窃取了我们的东西，往往还揭发他们的短处并比较是非，认为他们所做的比我们的更接近正确。唉！谁知道他们用来危害我的，正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呢？攫取别人的东西而窃取使用，理应接近正确而非错误。他们群居而聚食，是窃取了我们学校培养士人的礼仪；他们诵经而说法，是窃取了我们弦歌诵读教育士人的礼仪；他们祈祷消灾，是窃取了我们祭祀进献的礼仪；他们追荐亡灵，是窃取了我们殡葬安顿的礼仪。我们使用真正的礼仪，那么他们的伪礼自然就无法行得通了。从前晏子对于权臣僭越窃取说：“只有礼仪可以制止它。”对于异端我也这样说。礼仪在天下，不可一天没有，礼仪推行那么道德就统一了，道德统一那么风俗就相同了。大概道德是它的道理，而礼仪则是它有节制文饰而体现在事情上可以实行的。因此我们有学校来培养士人，不是学校就不可以聚集门徒；我们有经术来教育人，不是经术就不可以驾驭言论；有礼仪来祭祀神灵，不是自己的鬼神就不允许祭祀；有器具来送终，不是符合礼制就不允许使用。像这样，那么他们教育我们的人，不仅不敢做，而且没有空闲做，并且也不屑于做了。道德怎么会不统一，风俗怎么会不同呢。
汉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綂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大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綂，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綂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臣按：为治之道，二政与敎而已。政有纪纲，敎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敎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茍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綂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徳之说焉。然道徳之体，一而已矣，而其为用则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见，自皆以为道徳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为是者，滔滔皆是也。习申韩者，以申韩为道徳；习杨墨者，以杨墨为道徳；习苏张者，以苏张为道徳；习佛老者，以佛老为道徳。纷纷籍籍，各以其所道徳者以为道徳，其与学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徳，若无以异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举贤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为言，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后建太学，立博士，明经术，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卫绾奏请之绩，仲舒发▯之力也。呜呼，其有功于世道，亦岂细哉？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萧望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譔《五经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其间不能无缪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
吕祖谦曰：「传注之学，汉之诸儒，专门名家，以至魏、晋、梁、隋，全经固失，然郑▯、王肃之徒，其说犹存，犹有可见之美。自孔颖达集众家之说为正义，后之观经者，但知有正义，而诸儒之说，无复存矣。」
臣按：汉宣帝防诸儒于石渠，讲论五经同异，然惟讲议之而已，未有成书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颖达防诸儒臣譔五经正义，是亦一道徳之一端也。盖道徳虽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圣贤之经传，安知其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风俗为务。同风俗者，莫不以一道徳为先。一道徳者，茍不质正于圣贤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而施行之哉？虽欲道徳之一，不可得也。圣贤之言，具载经传，不有以表章而发明之上之人，何以为据？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徳以同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诸儒考正而防稡之，用以颁布天下，使家传而人诵之，则凡有是道徳者，皆知如是则为道徳，不如是则非，咸为道徳之归，而风俗醇正，而无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见于此，而命孔颖达以考正六经，而颖逹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缪冗，则亦何益之有哉？颖达之学虽有可疵，而太宗之见则超然出乎后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开国之先，首建学校，未几诏行科举，一以五经四书敎人取士，士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易》主程朱，《书》主蔡氏，《诗》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礼记》则用陈澔集说，四书之训则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防纬。至于有宋濂洛闗闽诸儒者出，然后经防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刋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徳一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
译汉朝董仲舒对汉武帝说：“《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大义。如今老师传授的道不同，人们议论的观点各异，百家学说方法殊异，宗旨意图不同，因此上面无法维持大一统，法律制度频繁变更，下面的人不知道坚守什么。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它们的传播途径，不要让他们同时并进，这样邪僻的学说就会灭绝，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听从什么了。”天子认为他的回答很好，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于是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有的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言论，扰乱国家政事，请求全部罢免。”皇帝批准了奏请。
臣按：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外乎政治与教化罢了。政治有纲纪，教化有关键。治理政治而振作其纲纪，推行教化而抓住其关键，治理之道就彰明了。凭着四海之广阔，亿万民众极其众多，每个人各怀一心，每心各有见解，人人都有私欲，施行私利。如果不是上位者抓住关键，总揽并整齐划一，使大家归于一致，人人必定会满足自己的欲望，万物必定会遂行自己的私利，事事必定会施行自己的见解，天下怎么能统一呢？圣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一道德的说法。然而道德的本体，只是一个罢了，但它的运用却不单一。人各有心，心各有见，都自认为是道德，但都是似是而非。因此以非为是的，到处都是。学习申韩之学的，把申韩当作道德；学习杨朱、墨翟之学的，把杨墨当作道德；学习苏秦、张仪之学的，把苏张当作道德；学习佛老之学的，把佛老当作道德。纷纷扰扰，各自把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当作道德，这与学习孔孟的人对待孔孟的道德，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肯定自己的正确，否定别人的错误，如果不是上位者向他们展示真正的正确，并阐明他们为什么是错误的，他们怎么会否定自己认为正确的，而肯定别人认为错误的呢？武帝即位之初，首先举荐贤良方正，就得到了董仲舒这样的真儒。仲舒首先以此进言，而丞相卫绾又以此上奏，于是罢黜百家，世间的学者因此知道尊崇孔氏之道。此后建立太学，设立博士，阐明经术，使儒者的道在天下大大彰明，彻底洗刷了秦人的浅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都是武帝振作的功劳，卫绾奏请的业绩，仲舒阐发的力量啊。唉，他们对世道的功劳，难道微小吗？
汉宣帝甘露三年，下诏让众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的异同。萧望之等人评定后上奏，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确立了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传《春秋》的博士。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纂《五经正义》，虽然包罗了各家异说，详尽广博，但其中不能没有错误和冗杂。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误，皇帝下诏再次命令裁定。
吕祖谦说：“传注之学，汉朝的众儒，专门名家，直到魏、晋、梁、隋，完整的经义固然失传，但郑玄、王肃等人的学说尚存，还有可见的美好之处。自从孔颖达汇集众家之说作为正义，后来读经的人，只知道有正义，而众儒的学说，不再保存了。”
臣按：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众儒，讲论五经的同异，然而只是讲议罢了，没有形成书籍。到了唐太宗，才开始命令孔颖达召集众儒臣编纂五经正义，这也是统一道德的一个方面。大概道德虽然具备于人心，出于天命，但不考证圣贤的经传，怎么知道不会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呢？因此自古帝王有志于夏商周三代治理的，没有不把统一风俗作为要务的。统一风俗的，没有不把统一道德作为先决条件的。统一道德的，如果不考证于圣贤的言论，怎么知道其中的原因，以及应当如此的准则而施行它呢？即使想要道德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圣贤的言论，都记载在经传中，如果没有上位者表彰并阐发，凭什么作为依据？下面的人有不相信的了。因此帝王想要统一道德以统一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令众儒考证并编纂，用来颁布天下，使家家户户传诵，那么凡是有道德的人，都知道这样才是道德，不这样就不是，都归于道德，而风俗纯正，就没有彼此疆界的区别了。唐太宗看到了这一点，而命令孔颖达考证六经，但孔颖达不足以承接皇帝的意图，而所考证的有很多错误和冗杂，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孔颖达的学问虽然有可挑剔之处，而太宗的见识则超然出于后世君主之上，值得崇尚啊。我太祖开国之前，首先建立学校，不久下诏实行科举，一律用五经四书教导人取士，士人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令众儒辑录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易》以程朱为主，《书》以蔡氏为主，《诗》以朱氏为主，《春秋》以胡氏为主，《礼记》则用陈澔的集说，四书的训诂则完全依据朱子的集注章句。五经自汉朝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门立户而轨辙不同，有的拘泥于训诂，有的流于谶纬。直到宋朝濂洛关闽诸儒出现，然后经义在世间大大彰明，而我朝历代圣君又表彰它，于是成为千古不可磨灭的大典，不可改变的定论，因此道德统一而没有歧途的差异，风俗相同而没有疆界的区别，这
东晋范寗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寗曰：「王何灭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壊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歴代之患重；自丧之罪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按老庄之说，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禄，而不知所底止，故肆为论说，欲矫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后之人祖其言以为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韩用之以为惨刻，王何用之以为浮荡。申韩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晋灭。此无他，道徳不明于天下，立说者各自道徳其道徳，而用其说者不知其所谓道徳之非道徳故尔。向使明君在位，而辅其政者有其人，师表立于上，义理明于下，岂有是哉？宋之时，道学大明，其末流之▯，乃有假之说以济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从而信之，遂至于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而实效防。一时士大夫其所崇尚者，虽邪正与晋人不同，而同归于乱。呜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择而精察之哉！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徳，徳其所徳，非吾所谓徳也。凡吾所谓道徳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徳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徳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敎者处其一，今之敎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敎一。当是之时，人无异习，士无异学，此风俗所以醇厚也。盖民分于四，各有恒业，而衣食易给；敎专于一，士有定见，而趣向不差，风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敎兴，而民与敎皆增其二，议论则此是而彼非，风俗则日异而月不同。此无他，各道其道，各徳其徳，道徳不一之故也。
欧阳脩曰：「佛为夷狄，去中国最逺，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脩明，礼义之敎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乗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脩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臣按，欧阳脩此言推本之论也。然谓之曰「此自然之势也」，臣则以为「此自然之理也」，岂但势哉？彼佛者，去吾中国数万里，其势无由至中国。然其所以导之入吾中国者，中国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国余千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脩补吾政敎之阙废者，诚反本之论。然吾政敎之阙且废，非一日矣。一旦复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岂能皆得卓然不惑者为之哉？臣愚以为，莫若定为家乡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礼，其势自衰。此则朝令而夕可行也。积数十年，人皆知吾礼之简径，而觉彼法之劳攘，有损于财，无益于事，自然废置而不振。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敎、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乗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徳之敎、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脩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圣道中絶。汉兴收拾亡逸，所存无几。去圣既逺，莫可考证。偏学异说，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传，尚有师法。暨晋宋而下，师道渐亡。至唐为九经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防纬之书以相杂乱。乞特诏儒臣删去
译东晋范寗喜好儒学，性格刚直，曾经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有人认为他贬斥得太过分了，范寗说：“王弼、何晏毁灭抛弃经典文献，使仁义之道隐没沉沦，用浮夸的言辞游说，动摇迷惑后辈学子，致使士大夫们纷纷改变正道，以至于礼制崩坏、乐教沦丧，中原地区倾覆，遗留的风气习俗至今仍是祸患。夏桀、商纣虽然一时纵暴，只足以导致自身丧命、国家覆灭，成为后世的警戒，哪里能够改变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一世的祸患较轻，历代的祸患较重；自取灭亡的罪过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较大。
臣按：老庄的学说，痛恨世俗之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禄，却不知止境，所以肆意发表言论，想要矫正并纠正这种风气，却不知道自己言论的过失。后来的人效法他们的言论作为学说，只得到他们的言论而没有理解他们言论背后的本意，所以申不害、韩非利用它来施行残酷刻薄的手段，王弼、何晏利用它来助长浮华放荡之风。申不害、韩非被任用而导致嬴秦灭亡，王弼、何晏放纵而导致魏晋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道德没有显明于天下，立论的人各自以他们的道德为道德，而运用这些学说的人不知道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并非真正的道德，所以如此。假使明君在位，辅佐政事的人得其所，师表树立在上位，义理显明在下层，哪里会有这种情况呢？宋朝时，道学大为显明，但其末流之弊，竟然有人假借道学说来谋取私利，一切不务正业的人跟着相信，于是导致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过而实效缺乏。一时的士大夫所崇尚的，虽然邪正与晋人不同，但同样归于混乱。唉！君主的喜好崇尚，能不慎重选择并精细考察吗！
韩愈说：“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它，而是他见识短浅。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并不是天小，而是他把煦煦小恩当作仁，把孑孑小节当作义，他轻视仁义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说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与义来说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去掉仁与义来说的，是个人的私言。周朝王道衰微，孔子去世，秦朝焚书，汉朝崇尚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尚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于杨朱，就归于墨子；不归于老子，就归于佛教。归于那一方，必然背离这一方。”又说：“古代百姓分为四类，现在百姓分为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占一类，现在从事教化的人占三类。从事农业的一家，供养吃粮食的六家；从事工业的一家，供应用器具的六家；从事商业的一家，供给依靠资本的六家。怎么能不使百姓贫穷且盗窃呢？”
臣按：古代百姓分为四类，而从事教化的人只有一类。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不同的习气，士人没有不同的学问，这是风俗醇厚的原因。大概百姓分为四类，各有固定的职业，衣食容易供给；教化专一，士人有固定的见解，而趋向不偏差，风俗怎么能不相同呢？自从佛老之教兴起，百姓和从事教化的人都增加了两类，议论上这就对那错，风俗上日益不同。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各自以他们的道为道，各自以他们的德为德，道德不统一的原因。
欧阳修说：“佛教是夷狄之教，离中国最远，但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尧舜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传入。等到三代衰微，王政缺失，礼义废弃，后来二百多年佛教才传入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趁着我们缺失废弃的时候而来，这是遭受祸患的根本。弥补我们的缺失，修明我们的废弃，使王政显明而礼义充满，即使有佛教，也没有办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臣按，欧阳修这番话是推究根本的论述。然而他说“这是自然的趋势”，臣则认为“这是自然的道理”，难道仅仅是趋势吗？那佛教，离我们中国几万里，其趋势本来无法到达中国。然而引导它进入我们中国的，是中国的人。现在它的法行于中国一千多年，其趋势已经坚固不可动摇，其言论深入人心，而其塑像屋宇在人耳目中已经熟习。一旦想要去除它，其趋势确实不容易做到。欧阳修希望我们修明补正政教的缺失废弃，确实是返本归原的论述。然而我们政教的缺失废弃，不是一天的事了。一旦恢复千年的旧制，不借助上百年的时间是不能做到的。在上百年的时间里，那些君主宰相，难道都能得到卓然不惑的人来担任吗？臣愚以为，不如制定乡党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户户实行古礼，其趋势自然衰退。这是早晨下令晚上就可以实行的。积累几十年，人们都知道我们的礼制简便直接，而觉得他们的法度烦扰，损害财力，无益于事，自然废弃而不振作。英明的君主，有志于扶持世教、辟除邪说的人，出现在其中，举出韩愈所说的“人人火书庐居”的说法，趁着它衰退而去除它，那么中国三代的道德教化、礼义风俗，顿时就恢复了。
欧阳修又对君主说：“士人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书，圣道中断。汉朝兴起收拾散佚的书籍，所存留的无几。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无法考证。偏颇的学问和异端学说，因此各自成家。然而传授相承，还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消亡。到了唐朝，九经正义所载既广博，所选又不精，多引用谶纬之书来互相杂乱。请求特别诏令儒臣删去
防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译防范纬书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荒诞的言论所迷惑扰乱。这样之后，经书的义理才能纯粹统一，没有驳杂混杂。臣愚昧地认为，想要使士人学习古代理想、砥砺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要学习六经，却不去除其中诡异荒诞的内容；却期望教化之功得以成就，这是不可能的。
臣按：秦汉以来之六经所以至于今日者，实頼孔颖达之正义。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学，世之学经者因得以考见古人之训诂义例，而知其名物度数之详。虽其间多驳杂诡异之言，如欧阳氏所言者，然朱子谓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学者茍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功于此？则其书亦世之不可无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择耳。夫自有宋九儒讲明经防，一洗汉唐之陋，六经之文如日中天，六经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况、▯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过传习之言，而因心考义者虽若有差，终有的然之见。此古之圣贤其敎人，皆引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者，有由然也。今五经四书，先儒训释明白无疑矣，学者口诵而心解，不复致疑于其间。然所谓无疑者，岂真无疑哉？朱子谓今之学子能言真如鹦鹉，盖鹦鹉之言效人声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间，草泽之儒纷然杂出于所谓五经四书者，又各加训解，大意主于立说，而不尽以解经。其间可取者不过数家，其余皆欲▯竒鬬胜耳。解经而炫竒鬬胜，其视汉人之专门名家，则又益卑矣。宜俾学经者专究心于圣经，然后及于宋儒之传，一以是为主，然后博考汉魏诸儒之训诂制度名物焉。有余力则旁及于近世诸人之训说可也。乞勅儒学之臣，精加考择，以示学者，并示以读经之法，必先经而后传，而后及乎诸说，则心有定见，不为异说之所惑乱矣。是乃一道徳之门径也。
曾巩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徳，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嵗之逺，其敎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歴世数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既废，余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蠭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綂，道之有归也。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则如心君处灵台之中，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则学有綂，道有归，所守者同一道，所传者同一说矣。」
程颢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敎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防谦退之节，乡闾无防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脩，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徳以同风俗，茍师学不正，则道徳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綂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谓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徳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脩者，皆以名闻。其髙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余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寛闲之宇，丰其廪饩，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羣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敎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徳。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髙任，择其学业大明徳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敎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敎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如此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
译臣按：秦汉以来的六经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确实依靠孔颖达的《正义》。其刻版尚存于福州府学，世间研习经书的人因此得以考察古人的训诂义例，从而知晓名物度数的详情。虽然其中多有驳杂诡异的言论，如欧阳氏所说的那样，然而朱子认为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证制度，辨别名物，学者如果不先涉猎这些内容，又怎能在此用功呢？那么这本书也是世间不可缺少的。只是希望内心有主见，知道如何选择罢了。自从宋代九儒阐明经义，一扫汉唐的陋习，六经的文辞如日中天，六经的道理如水行地中。三尺孩童都知道本性本善，这是荀况、扬雄所不及的。然而衡量他们的造诣，出口入耳的不过是传习的言语，而用心考求义理的人虽然似乎有偏差，终究有确定的见解。古代圣贤教导人，都是引而不发，举出一隅而不能类推其他三隅的，就不再教导，是有原因的。现在五经四书，先儒的训释明白无疑，学者口诵心解，不再在其中产生疑问。然而所谓无疑，难道真的没有疑问吗？朱子说现在的学子能言善辩如同鹦鹉，大概鹦鹉之言只是模仿人声罢了，其内心未必有所理解。宋元之间，草野之儒纷纷杂出于所谓的五经四书，又各自加以训解，大意在于立说，而不完全是为了解经。其中可取的不过数家，其余都是想要标新立异、争胜罢了。解经而标新立异争胜，比起汉人的专门名家，就更为卑下了。应当让研习经书的人专心研究圣经，然后才涉及宋儒的传注，一以此为主，然后广泛考证汉魏诸儒的训诂、制度、名物。有余力则旁及近世诸人的训说也可以。请求命令儒学大臣，精心考选，以昭示学者，并昭示读经的方法，必须先读经而后读传，然后才涉及诸说，那么心就有定见，不被异说所惑乱了。这才是道德的门径。
曾巩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统一道德，同化风俗。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年之远，其教化已经明确，其习俗已经形成，之后所坚守的是一个道，所传承的是一个学说而已。所以诗书的文辞，历经数十代，作者不一，而言论未曾不相为终始。教化达到如此极致！当这个时候，行为异端的人有诛杀，言论异端的人有禁止，防范又如此完备。所以二帝三王之际，以及其中间曾经更替衰乱而余泽未熄的时候，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等到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弃，余泽已经熄灭，世间治方术的人各得其偏，所以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蜂起于中国，都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间的人不再知道学有统绪，道有归宿。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就像心君处在灵台之中，为百骸的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作用，而达到大成。这样学有统绪，道有归宿，所坚守的是同一道，所传承的是同一说。”
程颢对神宗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缺乏谦退的节操，乡闾没有知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而奸邪不止，官员虽然冗杂而人才不足，这是因为学校不修，师儒不尊，没有用来风劝养励的缘故。古代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如果师学不正，那么道德从何而来？如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传，不再有统一。道不明不行，就在于此。臣认为应当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荐，以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举访求。凡有明先王之道、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向学、材良行修者，都以名闻。那些高蹈之士，朝廷应当厚礼延聘，其余命令州县敦遣，汇聚于京师，馆于宽闲之宇，丰其廪饩，体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此事，使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伦理，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都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其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用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选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之选，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其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这样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
虞集曰：「明道欲聚贤能于大学而敎之，使以分敎天下，此诚一道徳以同风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臣窃以谓得贤才又正风俗之本。必欲得贤才以正风俗，而一道徳又其本也。道徳不一则人执私见，家为异说，各道其所道，徳其所徳，不相綂一矣。必欲道徳之一，而咸惟中正之归，则又在师道之立焉。立师道以脩学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风化，敎天下之人材，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一人心之趋向，期于道徳之一，风俗之同，而后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谓明先王之道徳业充备足为师表者，曷足以当兹任哉。惟我祖宗建学立师，敎育人材，一以五经四书为敎学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缙绅之列，未必无其人也。盍加推访其间，有徳行文学闻望素着，冠于一时，为内外所推重者，即佥举以闻，命以师儒之首秩，俾之自择其属。必得如程子所谓笃志好学，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选。而又于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领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玺书，责以提督作兴之任，俾其率领羣儒，详立规条，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为凖则。根据学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学规；士子所诵习者，必太宗皇帝所颁之书籍。参诸古典，酌以时制，凡夫学校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节目次第，门分条具，以为一代敎养之法。既行之太学，又颁之天下。如此则施敎者有成效，受敎者有成徳，而推其所得以为敎者，皆有成法而用之无穷矣。要必就其所敎多士之中，差其果于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务；择其深于道义者，留以为太学之师；散其明于经训者，分以掌州县之敎。而州县受敎之士，又以其所受于敎者之敎，以卒业于太学，以分任于有司，以推敎于他人。彼此承传，后先授受，同此诗书之习，同此道徳之归。朝廷之政敎，此道此徳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徳也；百官之职业，此道此徳也。学校之功课，此道此徳也。道徳既一，风俗自同。立徳者不索隐以行怪，行事者不谋利而计功，为学者不驾虚而翼伪，脩辞者不厌常而喜新，居官者不党同而伐异。浑浑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虽唐虞三代不是过也。由是观之，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正风俗。正风俗之要，莫切于一道徳程颢，一世大儒，言于其君，欲其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颢之言，以为九重告。
朱熹曰：「异端害正，固君子所当辟。然须是吾学既明，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议论之间，彼此交尽，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因夷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极致本原，亦可谓无余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论，所谓「上防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徳，则彼所谓「非道之道，非徳之徳」，皆因吾之是而见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与之较负胜也。吾道既明，吾党既众，则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复三代之旧矣。
以上一道徳以同俗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书·伊训》曰：立【植也】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错之天下矣。」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达之天下而谓之立者，尽吾爱敬之道于此，使天下之爱其亲者，莫不视我以为法；尽吾敬长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敬其长者，莫不视我以为凖。」此即所谓「建中建极」也。爱敬之道既立于此，则爱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国，终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亲也，各有长也，亦莫不有爱敬之
译虞集说：“程颢想要把贤能的人聚集到太学里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分别去教育天下人，这确实是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的成法。”
臣按：程子说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臣私下认为，获得贤才又是端正风俗的根本。一定要获得贤才来端正风俗，而统一道德又是它的根本。道德不统一，人们就会坚持私见，各家提出不同的学说，各自推崇自己认为的道，各自践行自己认为的德，不能相互统合一致。一定要使道德统一，都归于中正，这又在于确立师道。确立师道来修明学校的政令，让他们掌管天下的风化，教育天下的人才，考证纠正经典，讲明义理，以统一人心的趋向，期望达到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目的，然后才停止。之所以这样，如果不是得到程子所说的通晓先王道德、学业充实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哪里足以担当这个重任呢？只有我们的祖宗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教育培养人才，一律以五经四书作为教学的教材。凡是如今分布在朝廷内外做官的人，谁不是通晓先王道德的士人呢？今天在班列之中，士大夫之列，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何不加以推举访求，其中有德行、文学、声望一向显著，冠绝一时，被内外所推重的人，就共同推举上报，任命他担任师儒的最高官职，让他自己选择下属。一定要得到像程子所说的志向坚定、喜爱学习、才能优良、品行修养好的人，来充实这个职位。又在大臣中特别任命一人主管这件事，像程子所说的那样，授予他玺书，责成他担任提督兴办的重任，让他率领众儒，详细制定规章条例，完全以程子上呈的札子作为准则。根据学校所施行的，必定是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学规；士子所诵读学习的，必定是太宗皇帝所颁布的书籍。参考古代经典，斟酌当时的制度，凡是学校用来诱导激励、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细节次序，门类分条具备，作为一代教养的法度。既在太学实行，又颁布到天下。这样那么施教的人有成效，受教的人有成就的德行，而推广他们所学用来教育他人的，都有成法而应用无穷。一定要在他们所教育的众多士人中，挑选那些果断行事的人，用来整顿百官的事务；选择那些深明道义的人，留下来作为太学的老师；派遣那些通晓经书训诫的人，分别掌管州县的教育。而州县受教育的士人，又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去教育别人，以在太学完成学业，以分别担任官府职务，以推广教育给他人。彼此承传，前后授受，同样学习诗书，同样归于道德。朝廷的政治教化，是这个道和德；官府的禁令，是这个道和德；百官的职业，是这个道和德；学校的功课，是这个道和德。道德既然统一，风俗自然相同。树立德行的人不探求隐僻来行为怪异，行事的人不谋求利益而计较功效，做学问的人不凭空虚构而助长虚伪，修饰言辞的人不厌恶平常而喜好新奇，做官的人不结党营私而攻击异己。浑然一片和平温厚的天性，坦荡处于大中至正的境界。世道达到这个地步，即使唐尧虞舜三代也不过如此。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端正风俗更大的。端正风俗的关键，没有比统一道德更迫切的。程颢，一世的大学者，对他的君主进言，希望他特别留心，为万世施行。臣敢冒死援引程颢的话，向皇帝报告。
朱熹说：“异端危害正道，本来是君子应当驳斥的。然而必须是我们自己的学问已经明晓，透彻地见到大本达道的全体，然后依据天理来破除自我的私欲，凭借对方的错误来考察我们的正确。在议论之间，彼此尽情辩驳，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就像孟子论述养气，而涉及到告子义在外面的错误，因夷子而引发。天理一本的大义，难道仅仅是攻击对方的过失而已吗？所以推明我们道的极致本源，也可以说是没有遗留的了。”
臣按：朱子的话，是返归根本的论述，所谓“上防不如自治”啊。我们只要明晓我们的道德，那么他们所谓的“非道之道，非德之德”，都因为我们的正确而显现他们的错误。政不必拘泥于和他们计较胜负。我们的道既明，我们的党羽既多，那么自然所到之处形成风俗，不久就恢复三代的旧制了。
以上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八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书·伊训》说：树立爱，在于亲近；树立敬，在于长辈；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说：“孝悌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不必人人都去教导。在这里树立爱敬，而在那里表现爱敬。亲近我的亲人以及别人的亲人，尊敬我的长辈以及别人的长辈。始于家，达于国，最终推广到天下。”臣按：先儒有言，“孝悌之道，推广到天下而称之为树立的，是尽我的爱敬之道在这里，使天下爱其亲人的人，无不视我为法度；尽我的敬长之道在这里，使天下敬其长辈的人，无不视我为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建中建极”。爱敬之道既在这里树立，那么爱敬的教化必定在那里表现。开始是一家，其次是一国，最终是四海之大，没有不各有亲人，各有长辈，也没有不有爱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