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八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八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成功的教化

圣神功化之极致【上之下】

《尧典》说：“若（发语词）稽（考察）古帝尧说：‘放（至）勲（功）钦（恭敬）眀（通明）文（文章）思（思虑）安安（安然自在）允（诚信）恭克（能够）让光（显扬）被（遍及）四表（四方）格（至）于上下（上天与大地）’”

朱熹说：“‘放勲’是说尧的功业宏大且无所不至。常人有的勉强表现恭敬却不真诚，想要谦让却做不到，只有尧出于本性，所以真诚恭敬而能够谦让。上天与大地，尧的德行如此盛大，所以他影响的范围如此广阔。”《尚书》记载帝王的德行，没有比尧更盛大的，而赞美尧的德行，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而且首先以“钦”这个字作为论述，这是《尚书》开篇的第一要义。

金履祥说：“‘放勲’二字，本是史官称赞尧的话，后世因此把它作为尧的称号。”

克明（发扬光大）俊（大）德以亲九族（从高祖到玄孙）九族既睦，平（均平）章（彰明）百姓（京畿内的民众）百姓昭明（都能自我彰显其德行）恊和万邦（天下诸侯的国家）黎（黑）民于（叹美词）变（变恶为善）时（是）雍（和）

朱熹说：“尧的大德，就是上文所称赞的那些。说尧推行他的德行，从自身到家庭，再到国家，再到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放勲’。”

金履祥说：“上文记载圣德的盛大，这一章记载治理教化的次序。圣人治理天下，其关键有两点：一是盛大的德行发扬光大，自然形成教化；二是布施德行施行教化，推广并扩大它。”

臣按：真氏认为《尧典》是《大学》的宗祖，已经把它记载在《衍义》的首篇了。而臣在这里又把它记载在“治国平天下”的末尾，大概是因为记载在前面，是为了显示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记载在后面，是为了显示帝王治理教化的成功。大概盛大的德行发扬光大而达到光照四方，通达上下；圣德推行而达到黎民变恶为善，及时和顺。治理教化达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成功了！唉！尧作为帝王，是万世帝王的宗祖；《虞书》作为典籍，是万世经典的首篇。论及君主的德行而达到尧的“钦明文思安安”，论及治理之道而达到唐尧时代的“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圣神功化的极致，这就是它的标准吧！

《大禹谟》益说：“都！帝王的德行广大运行，既圣且神，既武且文。皇天眷顾（顾）任命（尽）拥有四海，作为天下的君主。”

朱熹说：“广，是大而没有边界；运，是运行而不停息。大而能运行，那么变化就不可测度。所以从它广大而化育万物的方面来说，就称为圣；从它圣而不可知的方面来说，就称为神；从它威严可畏的方面来说，就称为武；从它英华外显的方面来说，就称为文。”

臣按：自古称颂帝王，必定说五帝。而孔子删定《尚书》，特意从《尧典》开始，大概是因为帝尧是五帝中最盛大的帝王。他之所以被皇天眷顾任命，拥有四海，作为天下的君主，是因为他有广大运行的德行。推究其根源，大概是从“钦明”中来的。大概“钦”就是敬，主宰于内心，而万变都不能超越；“明”就是光照于外，而万物都不能遮蔽。因此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继承光明以临视四方。四方之广，没有地方不通达；万世之远，没有时刻停息。这就是他的德行之所以广大运行，而上足以承受天命，下足以统领人群，而成为万代最盛大帝王的原因吧？

《伊训》说：“唉！古代的夏朝先王，正努力（懋）他们的德行，防备（防）天灾，山川鬼神也都安宁，以及鸟兽鱼鳖都顺从。”

蔡沈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商朝所应该借鉴的，没有比夏朝更近的，所以首先用夏朝的事情来告诫他。”

陈雅言说：“君主是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古代的夏朝先王努力恭敬他们的德行，称为‘方’的，是日日新不已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达到中和。于是天道顺遂，山川安宁，而鬼神安定，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各安其位。细微到羽毛鳞甲的生物，也都各自遂其本性，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繁育。”

臣按：“这是伊尹讲述烈祖（成汤）的成就德行，来训诫太甲的话。太甲是成汤的孙子。伊尹想要用他的祖先成汤的成就德行来告诫太甲，却必须先讲夏后氏的时代，《诗经》所说的‘殷商的借鉴不远’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君主治理天下，不难于得到民心，而难于得到天意。如果不能得到天意，那么天灾时常到来，百物不能成熟，山川鬼神没有供品来祭祀，而不能安宁，鸟兽鱼鳖不能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这就是君主治理天下，之所以一定要重视努力修德的原因。德行而努力修持，就会勤勉不懈怠；努力修德而日日新不已，就会不断进步不停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阴阳顺序，灾害不生，万物没有病害，流动静止的山川，幽明之间的鬼神，陆地产生的鸟兽，水产生的鱼鳖，没有一个不各自安守其位的。治理的成效达到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功化成功的表现吗！”

《洪范》第一叫做五行【水火木金土】第二叫做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第三叫做

译农业方面运用八种政事（粮食、货币、祭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客、师保）。其次第四项是协调运用五种历法纪事（年、月、日、星辰、历数）。其次第五项是建立并运用大中至正的准则。其次第六项是治理并运用三种德行（正直、刚强能胜、柔顺能胜）。其次第七项是明察并运用考察疑难的方法（通过龟卜的兆象如霁、蒙、驿、克，以及贞悔之占）。其次第八项是思念并运用各种征兆（通过天气的晴、暖、寒、风、时来观察）。其次第九项是趋向并运用五种福分（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威慑并运用六种灾祸（凶短、夭折、疾病、忧虑、贫穷、恶弱）。

译蔡沈说：“这是九畴的纲领。在天表现为五行，在人表现为五事，用五事参验五行，天人就合一了。八政，是人用来顺应天道的；五纪，是天用来启示人的；皇极，是君主用来建立准则的；三德，是治理用来应对变化的；稽疑，是人用来听命于天的；庶征，是推究天意来验证人事的；五福六极，是人感动而天响应的。五事强调‘敬’，是为了诚正自身；八政强调‘农’，是为了丰厚民生；五纪强调‘协’，是为了合于天道；皇极强调‘建’，是为了确立准则；三德强调‘乂’，是为了治理百姓；稽疑强调‘明’，是为了辨别疑惑；庶征强调‘念’，是为了反省验证；五福强调‘向’，是为了劝勉；六极强调‘威’，是为了惩戒。五行不特意说‘用’，因为无处不是用；皇极不特意说‘数’，因为不可以用数目来阐明。以五行为根本，以五事来恭敬，以八政来厚生，以五纪来协调，这就是皇极得以建立的原因；以三德来治理，以稽疑来明辨，以庶征来验证，以五福六极来劝惩，这就是皇极得以推行的原因。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哪有比这更完备的呢？”

臣按：真德秀说《洪范》九畴，只有六十五个字，但天道人事无所不包。推究其本源，都从君主自身开始，这就是武王发问、箕子回答之所以成为万世准则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它不仅可作为万世的准则，实际上也是万世的法令格式。治世的大经大法，不出于此。做学问而探究到这里，就能贯通天人的道理；治理国家而推原到这里，就能调和天人的关系。《洪范》是天人之学。做学问而达到贯通天人，在学者身上就是学问的最高成就；治理国家而达到调和天人，在君主身上就是圣神的能力。

第五畴皇极，君主建立其准则，收敛这五种福气，用来广施赐予他的百姓。

蔡沈说：“皇，君主；建，建立。极，就像北极的极，是至极的意思，是标准的名称，处于中立而四方都以此为正。意思是君主应当尽到人伦的极致，以至于一事一物的接触，一言一动的发出，无不极尽义理之当然，而没有丝毫过与不及的差错，那么准则就建立了。极，是福的根本；福，是极的效果。极所建立的地方，就是福所聚集的地方。君主在上聚集福气，不仅仅是为了厚待自身，而是用来广施福气给予百姓，使人人观感而化，这就是所谓‘敷锡’。”

金履祥说：“‘其有极’，指君主所持有的标准。”

臣按：皇极这一畴，是《洪范》九畴的枢纽。君主尽到五伦之道，而树立为天下的标准，使四方万姓都由此取法，这就是所谓的极。然而君主之所以在上建立它，难道是君主所独有的吗？其实天下人人都有。人人都有，却不能自立，必须等待帝王出现，向下推行五行，向上协调五纪，在上端正五事，而威仪言辞都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在下修治八政，而法度政事都可以作为百姓的标准，那么百姓所具有的极就由此建立了。况且君主居于尊位，而尽到人伦的极致，作为百姓的准则，那么君主就有长寿、富贵、安康、宁静，所喜好的是德行，善终其天命。君主不仅仅自己拥有这些福气，又广施布散以赐予天下众民，使他们都富有，都长寿，都安康宁静，都善终其天命，都喜好德行。这样，那么百姓所具有的极，没有不由此而得以建立的；君主所聚集的福，没有不由此而得以享受的。唉！治理国家而达到万方亿兆都享受太平之福，哪一件不是从君主自身建立准则开始的？圣祖条陈大诰中有说：“为民造福”，大概是领悟了《洪范》收敛福气赐予百姓的意思，在数千年之后，适宜其一世民物长寿安康，敦厚德行喜好道义，家家有积蓄，人人实现归葬故土的愿望，是有原因的。圣明的子孙应当继承家学，延续世泽，以福泽天下人民，使他们百世如一日，那么这世间的百姓所受的福气就无穷尽了。

无偏【不中正】无陂【不平正】，遵循王的义理；无有作好；遵循王的道路，无有作恶；遵循王的途径，无偏无党【不公正】，王道荡荡【广远】；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易】；无反【违背常理】无侧【不正】，王道正直【不偏邪】，防其有极，归其有极。

蔡沈说：“偏、陂、好、恶，是私心生于心中；偏、党、反、侧，是私心见于行事。王的义理，王的道路，王的途径，是皇极得以推行的地方。荡荡、平平、正直，是皇极正大的本体。遵循义理，遵循道路，遵循途径，是防止其偏离极则。荡荡、平平、正直，是回归其极则。防，是合而到来；归，是来而到达。”

朱熹说：“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意思是喜好所当喜好的，厌恶所当厌恶的，不可有所作为（指不可凭私意作为）。”

臣按：先儒说“二有极”字与章首“皇建其有极”的“有极”相应。大概这福气君臣同有，君主所建立的，就是百姓所具有的；而百姓之所以防止偏离并回归的，虽然是君主所建立的，也是自己本有的。可见天理人伦，原本出于帝王的内心，具备于秉彝之性，人

译这是人所共有的。但不能都自然达到中正，必须等待君主确立标准，使天下的人都以此作为准则。然而君主在这方面，难道是向外部寻求吗？也就是依据自身所具有的来确立罢了。君主有此至极之理，百姓也有此至极之理。君主所确立的，是百姓所具有的；百姓所遵循并归向的，是君主所具有的。君臣上下，各自尽到人伦的常道，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孟子所说的“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就是这个意思。居于五等尊位，承担确立至极之理的责任，一定要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敦厚常道、推行礼仪，依据自身所具有的来确立，作为标准，使四方万国都遵循并归向它，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

译《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是‘王正月’呢？是为了彰显大一统。”何休说：“统，就是开始，是总括系联的辞语。君王开始接受天命，改革制度，向天下颁布政令、施行教化，从公侯直到平民百姓，从山川直到草木昆虫，没有不逐一系属于正月的，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

臣按：统，是用来统合天下不统一局面的。天下都统属于一位君王，并奉行他的正朔，朝见、会盟、会同等大事全都前往参加，歌颂、诉讼、狱讼全都归向他，各国不敢实行不同的政令，各家不敢奉行不同的风俗，车辆必须轨距相同，文字必须书写统一。这就是所谓的大一统之治。《春秋》每年必定记载“春王正月”，公羊氏说：“这是为了彰显大一统。”何氏说：“从公侯直到平民百姓，从山川直到草木昆虫，没有一个不逐一系属于正月的，所以说这是政教的开始。”凡事必须谨慎于开始，然后才能有好的结果。《春秋》所记载的，是为了谨慎于开始，而这里在成功教化的末尾记载公羊氏的说法，是希望它能有好的结果。

《礼运》篇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选拔贤才，推举能人，讲求诚信，修习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壮年人能发挥才能，幼童能健康成长，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而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财物，人们厌恶它被抛弃在地上，但不一定非要藏在自己家里；力气，人们厌恶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但不一定非要为自己做事。因此，奸诈的阴谋闭塞而不兴起，盗窃、叛乱、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大门可以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

孔颖达说：这是先阐明五帝时代的情况。

陈澔说：天下为公，是说君王不把天下这样大的东西据为己有。当时人们所讲习的是诚信，所修习的是和睦，因此敬爱自己的父母并推广到敬爱别人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并推广到疼爱别人的子女，使老年人、壮年人、幼童各得其所。困穷的百姓没有不得到供养的，男子各有士、农、工、商的职分，女子都能嫁到好的家庭。财物是百姓生活所依赖用来使用的，如果抛弃在地上不及时收贮，就会毁坏而失去作用，所以厌恶它被抛弃在地上。现在只要有能收贮起来供世人使用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独占利益而私藏于己。世间的事情，没有不劳力就能成功的，但人情多诈，共同做事时想让自己安逸而让别人劳累，不肯尽力，这就是厌恶力气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的原因。现在只要各自竭尽力量共同完成天下的大事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用力而独自经营自己的私事。风俗像这样，因此奸邪的阴谋闭塞而不兴起，盗窃、叛乱、害人的事绝灭而不发生，夜晚没有忧虑，大门可以不关闭，这难道不是公道大同的时代吗？

臣按，这是《礼运》记载孔子的话，解说的人不以为然。然而他所说的讲求诚信、修习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能安享晚年，壮年人能发挥才能，幼儿童能健康成长，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若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凡像这样的，不只是五帝时代是这样，凡是治理天下，都不能不这样。既然这样，那么普天之下，亿万民众每个人都能安守本分，而没有一个人失去其所。治理天下到了使天下人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由一个人积累到亿万人都这样，处处都是这样，难道不是大同之世吗？从前孔子生在春秋时代，没有得到职位，尚且有志于上古大道的施行，期望达到大同之世，何况身居天子之位，有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辅佐贤明的君主，有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却不思考如何恢复古制呢？

四肢端正，皮肤充盈，这是人的肥壮。父子感情深厚，兄弟和睦，夫妇和谐，这是家庭的肥壮。大臣守法，小臣尽职，官职次序井然，君臣互相匡正，这是国家的肥壮。天子以道德为车，以音乐为御者；诸侯以礼节互相交往，大夫以法度互相排序，士人以诚信互相考核，百姓以和睦互相守护，这是天下的肥壮。这就叫做大顺。

吴澄说：上文用身体的肥壮来比喻天地间的顺遂，所以先说这些来补足上文取譬的说法，然后广泛论述家国天下的顺遂来充实所比喻的内容。然而不说家的顺遂、国的顺遂、天下的顺遂，而说家的肥壮、国的肥壮、天下的肥壮，是因为上文用肥壮来比喻顺遂而言。父亲慈爱儿子孝顺而感情深厚，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而感情亲近，丈夫守义妻子顺从而感情不背离，这是一家的顺遂。大臣有持守遵循，小臣有分辨职事，设置官职来治理事务，分配职务来担任官职，不相紊乱，君王以礼节驱使臣下，臣下以忠诚侍奉君王，不是互相施恩赐，这是一国的顺遂。天子有道德来安定百姓的居住，像车子的承载；有音乐来调和百姓的心，像御者的调适。诸侯邦交互相施报，大夫言行都有法度，众士忠顺各无欺伪，百姓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这是天下的顺遂。臣按：先代儒者说这正是圣学的极致功效，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合内外之道，是《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所以称为大顺。君王治理天下，使内部的一家，外部的一国，更远的天下，都像一个人的身体，四肢顺正，皮肤充盈，九窍百骸、肢节筋骨，气息充满于内，形体完整于外，面色温润有光泽，体态舒泰

译这样的容貌。治理天下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不是太平盛世吗？世道达到太平盛世，那么活着的人有所供养而不至于挨饿受冻，死去的人有所安葬而不至于暴露荒野，不仅是活人各得其所，连幽冥中的神灵也都能够在冥冥之中享受祭祀了。

译所以天不吝惜它的道，地不吝惜它的宝物，人不吝惜他的真情。所以天降下浓如油脂的甘露，地涌出甜如甜酒的泉水，山生出天然成形的车材，河中出现龙马负图。凤凰、麒麟都出现在郊野的沼泽中，龙在宫中的池沼里。其余鸟兽的卵和胎，都可以俯身窥视。这并非没有缘故，是因为先王能够修治礼制以通达道义，体察诚信以通达顺和。这就是顺和的真实体现。

程颐说：“君子修养自己以持守恭敬，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只要上下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繁育，而四灵也就全部到来了。这就是体察诚信以通达顺和的道理。”

朱熹说：“信是真实的理，顺是和畅的气。体察诚信是达到中正，通达顺和是达到和谐。在自身切实体现这个道理，那么自然发用而合乎节度；推广到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的。”

吴澄说：“大顺的感应如此，也没有其他缘故使之这样。大概是因为先王能够修治礼制，而通达礼的意义，以此教导天下的人。在心中体察真实的理，而通达于一家的顺和，扩充为国家天下的顺和的缘故。于是达到天地人物，同归于大顺。顺理深奥幽隐，起初没有形迹，如今天地间的祥瑞昭然显著，这是顺和的真实迹证可见的。所以说：这是顺和的真实体现。”

臣按：天与人之间的关係，微妙啊！人君修养德行，是为了尽人道。而天道往往应和它。大概天将理赋予人，人从上天接受理。天与人虽然区分不同，但理是统一的。所以在人这里的理，就是在天那里的理。人尽人道，那么天道就在这里。人道尽，天道也就尽了。理在下边穷尽，那么气在上边应和。随着所感应的不同，验证和应和随之而来。所谓上下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事万物自然生长繁育。气没有不和畅的，而四灵也就全部到来了。这就是体察诚信通达顺和的道理。因此人君治理天下，贵在能够修治礼制以通达道义。礼，不过是恭敬罢了。以恭敬为主来修治礼制，通达于天下，使人们都知道应当做的事而去做，那么道义就通达了。人人都以恭敬为主来行礼，那么虚伪之气就不兴起，而只有诚信之道被体察和被践行。由此和谐之气吉祥地生长，熏染为太和，至顺之气充满于天地之间了。动物是得气最早的，所以古人以四灵到来作为善治的应验。人君致治而得到四灵全部到来，难道不是体察诚信通达顺和的极致功效吗？

《乐记》说：“礼节制民心，乐调和民声，政令推行它，刑罚防范它，礼、乐、刑、政四者通达而不违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

刘彧说：“节制民心，使行为没有过度和不及；调和民声，使言语没有乖张暴戾。制定政令，以率领懈怠疲倦的人，使礼乐的教化得以推行；制定刑罚，以防范放纵肆意的人，使礼乐不敢被废弃。然后礼、乐、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百姓没有违背的，那么统治天下的治道就完备了。”

臣按：礼、乐、政、刑四者，是王道治理的器具。称为四达，是指东西南北，无处不通达。王者治理天下，能使礼修治而乐调和，又有政令来推行。政令有不及之处，又有刑罚来辅助，那么凡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没有人敢越礼、弃乐、违政、犯刑了。王者的道，难道不是完备无缺吗？人君用这四者治理天下，不仅有治理的根本，又有治理的器具；不仅有治理的器具，又有治理的方法。本末兼包，始终相成，这就是王者之道，在天下万世施行而没有弊病的原因吧？

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广阔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崇高啊，他的功业成就！光辉啊，他的礼乐法度！”朱熹说：“唯，是独的意思；则，是效法的意思。荡荡，是广阔深远的称誉。说事物的高大，没有超过天的，而只有尧的德行能与它相准，所以他的德行广阔深远，也像天一样不能用言语形容。成功，是事业；焕，是光明的样子；文章，是礼乐法度。尧的德行无法形容，可见的就是这些。”

尹焞说：“天道广大，无为而成，只有尧效法它来治理天下，所以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可以形容的，是他的功业文章，巍然高大，焕然光明罢了。”

臣按：自开天辟地以来的君主，以尧为首。他的功业文章，巍然高大，焕然光明。是万世帝王应当效法的。大概帝尧继承天的统绪，所以效法天来治理。帝王承继尧之后，应当效法尧作为准则。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个世纪然后仁政才能普及。”朱熹说：“王者，是指圣人受命而兴起。三十年为一世，仁是指教化深入。”程颐说：“周朝从文王、武王到成王，然后礼乐兴起，就是它的效验。”

有人问：“三年有成，一世才仁，快慢不同，为什么呢？”程颐说：“三年有成，是指法度纪纲有成而教化推行。用仁德逐渐引导百姓，用义理慢慢磨砺百姓，使仁义深入肌肤，沦入骨髓，然后礼乐可以兴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如果不是积累很久，怎么能达到？”

张栻说：“使百姓都遵循仁，如果不是仁心涵养深厚，仁政熏陶长久，是不能这样的。这如果不是善人”

译所能达到的了。」

臣按：仁，是人心中的德行，人人都有。人人都有这种仁，因而无不具有同情怜悯、慈爱之心。然而因为被利欲所蒙蔽，从而丧失不忍之心的情况大多了。因此互相争夺、互相掠夺、互相抛弃、互相残杀，做出不仁的事情，自己却并不知晓。只有圣人出现，用仁心来温暖抚慰他们，用仁政来引导诱导他们；对于不仁的人又加以禁止和告诫，因此当世的人，没有不相亲相爱、互相救济帮助的，从而兴起仁慈忠恕的风气，以至于深入肌肤、渗入骨髓。无论是大的、小的、远的、近的、亲的、疏的，活着的人互相保卫，死去的人互相怜惜，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仁，没有一个人不仁，没有一件事不是仁。像这样的情况，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不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达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是不可能的。前面有开创的人，后面才有继承的人。没有开创的人来兴起它，那么根本就不能确立；没有继承的人来延续它，那么事业就不能长久。关键在于开创者要有恒心，继承者要有孝心，然后才能成就必定延续一代的仁政。所以有尧而没有舜，是不能做到的；有周文王、周武王而没有成王、康王，也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想要成就必定延续一代的仁厚风俗，必须有世代相继的仁厚君主。这就是自古以来人君的庙号，都必定以“孝”来称呼，而把善于继承和发扬先人事业作为孝道的最高体现的原因。

译子路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他人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已，使百姓安乐。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朱熹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这是孔子的话，已经说得极其完备了。而子路觉得不够，所以孔子再次以修养自身所积累的盛德，自然能惠及他人的道理来告诉他。没有别的道理了。‘人’，是相对于‘己’而言的称呼；‘百姓’则是涵盖了所有的人。说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意思是说没有比这更高的境界了，以此来抑制子路的轻慢之心，使他反过来从近处寻求修养之道。因为圣人的心是无穷尽的，世道虽然治理得极好，但怎能一定知道四海之内果真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呢？所以尧舜尚且以安顿百姓为担忧。如果说我治理自己就足够了，那就不是成为圣人的道理了。”

臣按：“己”，就是我这一身。“人”，是相对于“己”而言的称呼，那就与我成为两个个体了。至于“百姓”，那就不是单指一个人，凡是充满天地间具有人形骸的都是。君子所修养的只是自己罢了，以自己混杂在百姓之中，要防备的太多了。用我一个人的修养来使天下百姓都安乐，我何必苦于放纵一己的欲望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却不寻求安顿百姓的方法呢？因此古代的帝王为了百姓的缘故，勤勉不懈地修养自身，而他们修养自身的方法，就是兢兢业业地保持恭敬。尧舜的治理，达到了黎民和谐、万邦安宁的境界，但他们的心尚且以此为担忧。后世的君主，宫闱之中尚有怨妇，车驾之下大多是无业游民，宫门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近臣之间常露怨恨之语，却还接受阿谀之词认为这是太平盛世，大大地夸耀，欣然庆幸，自以为不亚于唐尧虞舜三代。这是何等人品高下悬殊，所见不同到了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圣人不自认为圣明，愚者不自知自己的愚昧。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达到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百世之久，没有一个人、一样东西、一个地方不得其安，然后才可以说是功业教化的极致。

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好国家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修养自己，端正地坐在南面接受朝拜罢了。”

朱熹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好国家，是因为圣人的德行盛大而百姓自然感化，不等待他有所作为。单独称颂舜，是因为他继承尧之后，又得到人才来担任各种职务，所以尤其看不出他有所作为的痕迹。‘恭己’，是圣人恭敬德行的仪容，既然无所作为，那么人们所看到的也就这样罢了。”

有人问：“‘恭己’是圣人恭敬德行的仪容，根据史书记载考察，舜的治理，朝见、巡狩、封山、浚川，举用八元八恺，诛杀四凶，并不是没有事情做。这里说‘无为而治’，是什么意思呢？”朱熹说：“根据史书考察，舜之所以治理国家的痕迹，都在摄政二十八年的期间。等到他登上天子之位，史书所载不过是任命九官、十二牧罢了，之后没有其他事情了。趁着当时没有事情，又恭敬地修养自己来面对，所以他的治理更加长久而不衰败。如果后世的君主，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恭敬修养自己的道理，就一定会怠惰放纵，沉溺于安逸享乐。他们所谓的没有事情，反而成为祸乱多事的媒介。又如老子有所谓的‘无为’，那也是简慢疏忽。圣人的无为，却是顺应当然之理。像‘恭己正南面’，这是什么本领？怎么能和老子相提并论呢！”

臣按：自古称颂帝王盛世，必定说是尧舜。尧的德行不可名状，所能看到的，只是成功的功业和显赫的文治罢了。舜的治理无所作为，所能看到的，只是恭敬地修养自己，端正地坐在南面罢了。尧把天下传给舜，不只是传给他地位，而是实际上传给他心。什么心呢？就是恭敬罢了。恭敬表现在仪容上，这就叫做恭。舜的恭己，就是尧的允恭。舜接受尧的传授，用这种恭己的仪容，来端正南面的位置。尧的成功已经巍然确立了，尧的文治已经焕发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作为呢？如果这时再有所作为，那就是卖弄聪明了。舜难道会这样做吗？后世的君主不致力于恭己却只想无为，那就是怠惰恣肆罢了。难道是没有事情可做吗？事情有可以做的却不愿做，以致废弛败坏而不可救药，毁坏祖宗的成功，破坏国家的良好治理，给百姓留下隐祸，这是贪图虚名而自招忧患啊。唉！怎么能不警惕呢！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圣神功化之极【中】

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行，在于使百姓更新，在于止于至善的境界。

朱熹说：“大学，是大人之学。‘明’，是彰明的意思。‘明德’，是人从上天所得，虚灵不昧，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的本性。只是被气质所拘束，被人欲所遮蔽，有时会昏暗。然而其本体的光明从未停止过。所以学者应当顺着它发出的端倪而加以彰明，以恢复其初始的状态。‘新’，是革除旧染的意思。说的是既然已经彰明了自己的明德，又应当推己及人，使他们也有办法去除旧日的污秽。‘止’，是必定到达那个地方而不改变的意思。‘至善’，则是事理当然的极致。说的是彰明明德、使百姓更新，都应当止于至善的境界而不改变。大概必须有所作为以穷尽天理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