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二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隂阳寒暑时制也【谓顺天时而制征讨】地者，逺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部曲队伍曲折】制【金鼓旌旗莭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经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译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考察研究。所以，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规划，通过比较计算来探求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第一是道，第二是天，第三是地，第四是将，第五是法。所谓道，就是使民众与君主意愿一致，可以同生共死，而不畏惧危险。所谓天，就是阴晴、冷暖、寒暑、时序的变化规律。所谓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等地理条件。所谓将，就是智谋、诚信、仁爱、勇敢、严明。所谓法，就是部队的编制、军令的节制、官吏的任用、道路的规划、主管人员的职责以及物资的使用等制度。这五个方面，将领没有不知道的。懂得这些的就能胜利，不懂得这些的就不能胜利。所以，要通过比较计算来探求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
岳飞曰：「用兵之术，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戴溪曰：「孙子之书十三篇，其说备矣。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乆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然后世之人，茍达孙子权谋之用，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
臣按：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竒，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亦有国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是亦为将之一助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臣按：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谓之庙算。
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乆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乆，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乗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乆也。
臣按：孙武生战国时，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故欲速战，恐诸侯之乗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中国与外夷战，朝廷与盗贼战，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胜一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用战者，以正合，以竒胜。故善出竒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竒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苏辙曰：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既为之正，又为之竒。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防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鼔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鋭，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逺，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从，鋭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冦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絶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
译岳飞说：“用兵的方法，仁、智、信、勇、严这五点，缺少任何一点都不行。”
戴溪说：“孙武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其中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但它所运用的手段，在权谋方面有余，而在仁义方面不足。它能够克敌制胜，作为进取的计策；但不能利于国家、方便百姓，作为长远的计策。它可以作为春秋时期诸侯的将领，但不能作为夏商周三代圣王的辅佐。然而后世的人，如果通晓孙武权谋的运用，并且心中存有仁义，大概也算贤能了吧！”
臣按：后世专门用权谋来用兵，始于孙武。凡是那些舍弃正道而追求奇巧，背离道义而依仗欺诈的做法，本来就不值得采纳。篇首这几句话，虽然不够纯粹，但用兵的方法，也是国家以及主管军事、掌管生杀大权的人所应当知道的。选择其中制度法令好的加以运用，那些言论和用意不好的就忽略不计，这也算是为将者的一个辅助。
在没有开战之前，在庙堂上计算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得到的胜算多；在没有开战之前，在庙堂上计算不能取胜的，是因为得到的胜算少。胜算多就能取胜，胜算少就不能取胜，何况完全没有胜算呢？
臣按：古代兴起军队任命将领，一定要在宗庙里斋戒，授予既定的计策，然后才派遣他，这叫做庙算。
千里运送粮草，每天耗费千金，这样十万大军才能出动。战争的使用，如果胜利持续太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如果攻打城池，就会使力量耗尽；如果军队长期在外，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力量耗尽、财物枯竭，那么诸侯就会乘其弊病而起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妥善处理后事了。所以用兵只听说笨拙但求速胜，没听说过巧妙却持久作战的。
臣按：孙武生活在战国时期，他所著的书主要在于列国相互争斗，所以主张速战，担心诸侯乘其弊病而起事。如果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原与外族作战，朝廷与盗贼作战，应当以赵充国的话为准。
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危害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之处。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再次征发，粮草不再次运输，兵员取自国内，粮草取自敌国。
所以懂军事的将领，是百姓生命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
百战百胜，并不是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好中最好的。
所以上等的用兵是挫败敌人的计谋，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最下等的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打城池的方法，是迫不得已才采用的。
所以用兵的法则：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包围它，五倍于敌人就进攻它，一倍于敌人就分散敌人，与敌人相等就要能战胜它，少于敌人就要能逃避它，不如敌人就要能避开它。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硬拼，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知道五种情况，就知道可以战还是不可以战，能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使用战术的，能胜；全军上下愿望一致的，能胜；以有准备等待无准备的，能胜；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从中掣肘的，能胜。
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但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次作战都必然失败。
善于作战的人，先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机会。不可被战胜在于自己，可以被战胜在于敌人。
防守是因为力量不足，进攻是因为力量有余。
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取得的胜利，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劳。
用兵作战，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兵的人，像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像江海一样永不枯竭。又说：奇正相互转化，像圆环一样没有开端，谁能穷尽它呢？苏辙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必定用两路军队出击，一路作为正兵，一路作为奇兵。所以我方承受敌人攻击的只有一路，而敌人承受我方攻击的有两路。我方一路而敌人两路，那么我方安逸而敌人疲劳。用安逸的军队攻击疲劳的军队，所以说：三军众多，可以让他们必定承受敌人攻击而不失败。自从唐末以来，古代的战法遗失散失而不被讲求。当今用兵的将领，布阵却不知道奇正。布阵而不知道奇正，就像演奏音乐而不使用五音，烹饪食物而不使用五味。宫音竭尽而商音不接续，甜味穷尽而酸味不辅助，变化一次就完了，不能再用了。
凡是先到达战场等待敌人的，安逸；后到达战场匆忙应战的，疲劳。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善于进攻的人，敌人不知道在哪里防守；善于防守的人，敌人不知道在哪里进攻。
设防，就能知道得失的计策；挑逗，就能知道动静的情理；示形，就能知道生死的地形；较量，就能知道有余和不足的地方。
用兵的态势像水，水的态势，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态势，避开坚实而攻击虚弱。水根据地形来决定流向，军队根据敌人来决定胜利。所以军队没有固定的态势，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不了解山川险阻、沼泽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到地利。
声音听不见，所以设置金鼓；视线看不见，所以设置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士兵耳目的。
人心专一，那么勇敢的人不能独自前进，怯懦的人不能独自后退，这是统领众多士兵的方法。
所以夜间作战多用火和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这是用来变化士兵耳目的。早晨士气旺盛，白天士气懈怠，傍晚士气归缩，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人旺盛的士气，攻击敌人懈怠、归缩的士气，这是治理士气的方法。以严整对待混乱，以镇静对待喧哗，这是治理军心的方法。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是治理军力的方法。不要拦截旗帜整齐、阵容严整的敌人，不要攻击阵容堂堂的军队，这是治理变化的方法。
用兵的法则：占据高地不要仰攻，背靠山丘不要逆击，假装败退不要追随，精锐部队不要攻击，诱敌之兵不要贪吃，撤退的军队不要拦截，包围的军队必须留缺口，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逼迫。
凡是用兵的法则，将领接受君主的命令，集结军队。在圯地不要宿营，在衢地要结交邻国，在绝地不要停留，在围地要谋划，在死地要奋战。有的道路不要走，有的军队不要攻击，有的城池不要攻打，有的地方不要
争，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译在争胜时，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听从。所以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来等待它；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条件。
臣按：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则虽承平无事之时，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皆所当然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兎敌不及拒。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葢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剰，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废壊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竒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竒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呉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逺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絶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莭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
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絶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懐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无不前死。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説，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灋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徳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
译臣按：这两句话，不仅是用兵御敌时理所当然的做法，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为了在祸患尚未显露之前就防备细微的隐患，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看待士兵如同婴儿，所以可以和他们一起奔赴深溪；看待士兵如同爱子，所以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只知爱护而不能命令，只知厚待而不能驱使，军纪混乱而不能治理，就像骄纵的子女一样，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像率然蛇一样。率然，是常山的一种蛇。击打它的头部，尾巴就会来救援；击打它的尾巴，头部就会来救援；击打它的中部，头部和尾巴都会来救援。
把军队置于绝境，然后才能生存；把军队陷入死地，然后才能求生。
开始时像处女一样沉静，敌人就会打开门户；随后像脱逃的兔子一样迅捷，敌人就来不及抵抗。
没有利益就不行动，没有把握就不使用兵力，不到危急关头就不作战。君主不能因愤怒而兴兵，将领不能因怨恨而求战。符合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转为欢喜，怨恨可以转为喜悦。但国家灭亡就不能再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复活。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此要慎重，优秀的将领对此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道理。
凡是出动十万大军，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供给，每天花费千金，内外骚动，道路疲惫，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有七十万家。相持数年，只为争夺一日的胜利，却吝惜爵禄百金，不了解敌情的人，是仁义到了极点（的反面，即最不仁义）。
臣按：武经七书中，以《孙子》为首，大概是因为行兵的方法，只有《孙子》最为精妙，其他各家都比不上。考察西汉《艺文志》，记载孙武子兵法有八十一篇，杜牧也说孙武的书有数十万言，曹操删减其繁冗，提炼其精粹，才编成这本书。然而考察《史记》，司马迁两次提到孙子十三篇，而且其文辞完整连贯，并非删削而成，这无疑是孙武的全书。杜牧注解此书，大略说是用仁义来驾驭权谋机变。唉，权谋机变与仁义，难道能互相配合使用吗？自从先王的法制崩坏之后，世上迎合时好的人，争相著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还知道笃行礼信、崇尚训练整齐，虽然不完全合乎道理，但也不完全违背。孙武的书一切以变化诡诈奇异为说，世人争相趋附，于是有人用“盘中的弹丸，弹丸不会跳出盘子”来比喻。如果这样，那么用兵的人必定以变化诡诈奇异为主，而所谓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商汤、周武王的仁义，难道都不对吗？虽然如此，君子不因人的品行而废弃其言论，选择其中好的方面来遵从。阳货极其不仁，而孟子采纳了他“为富不仁”的话，这是学习孔孟的人择善而从的方法。所以我从中选择可以作为师律辅助的内容，编缀在这篇中。
吴子说：“国内不和睦，不可以出兵；军队不和睦，不可以出战；战阵不和睦，不可以进战；作战不和睦，不可以决胜。”
战胜容易，守住胜利困难。
用兵必须审察敌人的虚实并趁其危急，敌人远来，新到，行列未定，可以攻击；刚吃饭未设防备，可以攻击；奔走时，可以攻击；疲劳时，可以攻击；未得到地利，可以攻击；失去时机不服从命令，可以攻击；长途跋涉，后队未休息，可以攻击；渡河半渡时，可以攻击；险道狭路时，可以攻击；旌旗乱动时，可以攻击；战阵多次移动时，可以攻击；将领离开士卒时，可以攻击；内心恐惧时，可以攻击。
臣按：吴起所说的可以攻击的情况，虽然主要针对攻击敌人，但凡是抵御敌人的人，也必须以此自我反省，恐怕我方也有可以被攻击的形势，敌人因此攻击我方，所以要预先防备。
法令不明确，赏罚不守信，鸣金不止，击鼓不进，即使有百万大军，有什么用呢？
驻扎时有礼节，行动时有威严，前进不可抵挡，后退不可追赶，进退有节制，左右听从指挥，即使断开也能形成战阵，即使分散也能形成队列，与他们共享安乐，与他们共担危险，他们的军队可以聚合而不能离散，可以使用而不能疲惫。
臣按：这就是所谓的父子之兵，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也不过如此。确实如此！投放在任何地方，天下就没有谁能抵挡。
行军的道理，不违反进退的节制，不失去饮食的适宜，不耗尽人马的体力。
用兵的方法，教育训诫是首要的。一个人学会作战，教会十个人；十个人学会作战，教会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学会作战，教会一千个人；一千个人学会作战，教会一万个人。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生存，侥幸求生反而会导致死亡。
善于带兵的人，就像坐在漏水的船中，伏在燃烧的屋子下，使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发怒。
将领所谨慎的有五件事：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就是治理众多士兵如同治理少数士兵；备，就是出门如同见到敌人；果，就是临敌不贪生怕死；戒，就是即使战胜也像刚开始作战一样警惕；约，就是法令简省不繁琐。
将领所指挥的，没有不跟随移动的；将领所指向的，没有不向前赴死的。
发布号令，人们乐于听从；兴师动众，人们乐于作战；交锋接刃，人们乐于赴死。这三点，是君主所依赖的。
一个人拼死效力，足以让千人畏惧。
臣按：世上谈论兵法的人，说孙子和吴起，高氏认为这两人共同解说，大概截然不同不相匹配。吴起的书，近乎正统；孙武的书，专于奇诡。吴起的书崇尚礼义，明确教训，或许从《司马法》中有所得；孙武则完全是战国时期驰骋争战、谋略逞诈的手段。虽然如此，根据其书所言，虽然似乎有可取之处，但用历史考察他们的行事，却是猜忌暴虐刻薄、寡恩少德的人，怎么会有如此相悖的言论呢？这两个人就像两个妓女一样，
尉缭子》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寛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
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鬬，气夺则走。
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亷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已。暑不张葢，寒不重衣。险必下歩，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乆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羣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
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防，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葢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録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之破苻坚，非谢▯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鬬将也；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茍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
兵散则以合为竒合则以散为竒
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防，同归乎胜而已。
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説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熈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灋》《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葢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灋》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竒设伏，变诈之兵竝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攟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防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
译《尉缭子》说：“战争在朝廷上就取得了胜利，不显露兵甲而获胜的，是君主的胜利；在战场上布阵而获胜的，是将领的胜利。”
臣按：臣子奉君命出兵，将领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的胜利。而说这种话的人，是为了惩戒君主喜好争胜的心理，希望他们停止战争罢了。
战争兴起，不能凭愤怒发动。看到有取胜的可能就发动，看不到取胜的可能就停止。
将领，上不受制于天时，下不受制于地利，中不受制于人。宽厚不可攻击，而愤怒时不能用财物来收买。
臣按：所谓不受制，是极言将领在军中，应当有坚持的原则，不可受制于人罢了。
将领用来作战的，是百姓。百姓用来作战的，是士气。士气充实就战斗，士气丧失就逃跑。
命令，是用来统一众人心的。众人如果不审慎，就会多次改变。多次改变，那么命令即使出自众人，也不会被信任了。
上级没有可疑的命令，那么众人就不会听信两方；行动没有可疑的事情，那么众人就不会意志不一。没有不信任其心而能获得其力的，也没有不能获得其力而能使其死战的。
国家必须有礼义、诚信、亲近、爱护的道义，那么就可以用饥饿交换饱食；国家必须有孝顺、慈爱、廉洁、羞耻的风俗，那么就可以用死亡交换生存。
作战，必须以自身表率来激励众将士，就像心指挥四肢一样。意志不激励，那么将士就不会为节义而死；将士不为节义而死，那么众人就不会受到勉励。
使什伍像亲戚一样，卒伯像朋友一样，静止时像堵墙，行动时像风一样，战车不交错车辙，士兵不回头，这是作战的根本道理。
土地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城池是用来守卫土地的，作战是用来守卫城池的。所以致力于耕种，百姓就不饥饿；致力于守卫，土地就不危险；致力于作战，城池就不被围困。
勤劳的军队，将领必须自己先做到。天热不张伞盖，天冷不加衣。遇到险阻一定步行，军井挖成后才喝水，军粮煮熟后才吃饭，军营建成后才休息。劳逸必须与士兵相同。这样，军队即使长久作战也不会衰老，不会疲弊。
将帅，是心；群下，是肢体。心以诚意发动，那么肢体一定有力；心以疑心发动，那么肢体一定背离。
百姓没有两种畏惧的，畏惧我就轻敌，畏惧敌人就轻我。被轻侮的失败，树立威信的胜利。
大凡将领，能掌握其道的，官吏畏惧将领。官吏畏惧将领，百姓畏惧官吏。百姓畏惧官吏，敌人畏惧百姓。因此，知道胜败道理的人，必定先知道畏惧与轻侮的权变。
爱在下，顺威在上。树立爱，所以不离心；树立威，所以不触犯。所以善于为将的人，不过是爱与威罢了。
作战，不一定能胜，不可以谈作战；进攻，不一定能防，不可以谈进攻。不然，即使刑罚奖赏也不足以取信。
大凡秉持正义而作战的，贵在从我方发起；争夺私利结怨，应当不得已。怨结即使已起，等待它贵在滞后。所以争夺必须得当，等待它平息必须得当，防备它。
臣按《汉书·艺文志》：《尉缭子》二十九篇，现在散失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以及第二篇引用吴起的话，大概是战国时魏国人。其末章有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杀死士卒的一半，那么威信就加于四海。”其言论如此，其权术可知。现在选择其言论中好的，记录在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说：谢玄击败苻坚，不是谢玄的善于用兵，大概是苻坚的不善于用兵罢了。”
大凡将领，只有正兵而没有奇兵，那么是守将；只有奇兵而没有正兵，那么是斗将；奇正都得到，那么是国家的辅佐。
敌人充实，那么我方一定用正兵；敌人空虚，那么我方一定用奇兵。如果行动不知道奇正，那么即使知道敌人的虚实，怎么能制胜呢？
千章万句，不出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罢了。
用诱敌等待敌人来攻，用静止等待敌人躁动，用稳重等待敌人轻浮，用严肃等待敌人松懈，用治军等待敌人混乱，用防守等待敌人进攻。反之，那么力量就有不及之处。
兵力分散就以合击为奇，合击就以分散为奇。
该分不分是束缚军队，该聚不聚是孤立部队。
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防备，同样归于胜利罢了。
战争有不战，有必战。不战的，在于我方；必战的，在于敌人。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解说者多认为它是宋人阮逸假托，虽然苏轼、朱熹都这样认为，马氏《通考》则根据宋国史，说宋神宗熙宁年间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人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认为不是阮逸的作品。然而神宗诏书只说“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说它是问对，或者另外有一本书呢？臣曾经考证宋元丰年间，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颁给武学，令学习，号称“七书”，至今沿袭使用，武臣的后代世代守护，就像儒家对于六经一样。臣又因此通论：《汉书·艺文志》兵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古代司马的职掌，王官的武备。《洪范》八政，第八是师。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要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不教导百姓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明确说明军事的重要性。商汤周武受命，用军队平定祸乱而救济百姓，用仁义感动他们，用礼让推行他们，《司马法》是它的遗事。从春秋到战国，出奇设伏，变诈的军事都兴起。汉朝兴起，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一百八十二家，删取有用的，定为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了它。武帝时军政，杨仆搜集遗逸，记录奏报兵录，还未能完备。到了孝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
，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説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葢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译（兵书）有的讲形势，有的讲阴阳，有的讲技巧。这样看来，兵书在古代也是很多的。后世都不再保存，现在所流传的只有“七书”罢了。解说的人认为其中大多为假托之作，真假各占一半。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仅是真假各占一半，其得失也各占一半。去掉错误的而保留正确的，有总比没有好。能够吸取它们的长处，都是可以使用的。唉！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百姓”，而我也说将领不学习兵法就与敌人作战，这就是抛弃自己。将领抛弃自己，只是一个人罢了。君主不懂军事却派将领统领军队，难道只是抛弃他的臣子和百姓吗？其实是抛弃了他的国家。那么，保卫国家的关键，在于文治与武功。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对于文经武艺，怎么可以偏废一方呢？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捄鬬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赵屠曰：道逺险狭，譬之两鼠鬬于穴中，将勇者胜。娄敬曰：夫与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
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鼂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
田禄伯曰：「歩兵利险，车骑利平地。」
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
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
穷冦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兵，所以明徳、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
战不必胜，不茍接刄；攻不必取，不茍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
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
光武诏徴邓禹还，曰：「毋与穷冦争锋。」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
皇甫嵩曰兵有竒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冨则兵彊，兵彊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
陆抗曰：「徳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
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
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冦，用之无厌，将何以存？」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徳，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
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
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韦叡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
韦孝寛曰不因际防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借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
陆防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乗机，迟则生变。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冝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防。
有功见知人必悦劝
将贵专谋兵以竒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愍；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鬬。
冦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冦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乗之，多方以误之。
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竒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所命。
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
统帅专一则人
译孙膑说：“解开杂乱纠结的绳索，不能靠握紧拳头；救助打架的人，不能靠参与搏斗。攻击敌人的要害，打击其空虚之处，使敌人形势受挫、态势受困，那么局势自然就会化解。”
善于作战的人，顺应形势而加以有利的引导。
赵屠说：“道路遥远险峻狭窄，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争斗，将领勇敢的一方就能获胜。”娄敬说：“与人争斗，如果不扼住他的咽喉，拍打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李左车说：“善于用兵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
晁错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民众。”
帝王的治国之道在于追求万无一失。
韩安国说：“用兵的人，用饱食的部队等待饥饿的敌人，用严整的秩序等待敌人的混乱，用安定的营垒等待敌人的疲劳。”
田禄伯说：“步兵利于在险峻地形作战，车兵骑兵利于在平坦地形作战。”
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
赵充国说：“听别人说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战争难以凭遥测来揣度。”
攻击敌人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
陷入绝境的敌人不可逼迫，放松他们就会逃跑，不再回头；逼迫急了就会回身死战。
军队，是用来彰明德行、铲除祸害的。所以在外取得战果，在内就会产生福泽，不可不谨慎。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战斗。战斗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善战。所以先做到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时机。
用兵以计谋为根本，所以计算周密就能胜利，计算疏漏就不能胜利。
战斗不一定能取胜，就不轻易接战；进攻不一定能攻克，就不轻易劳师动众。
兵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作为后世的法则。
光武帝说：“常胜之家难以揣度敌人。”
光武帝下诏征召邓禹回朝，说：“不要与陷入绝境的敌人争锋。”
班超说：“不进入老虎的洞穴，怎么能捉到小老虎？”
虞诩说：“立志不追求容易的事，做事不回避困难，这是臣子的节操。不遇到盘根错节，怎么能辨别出锋利的器具呢？”
皇甫嵩说：“用兵有奇变，不在于兵力多少。”
诸葛亮说：“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可战胜；无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也不可战胜。”
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理战为上，武力战为下。”
邓艾说：“国家最急迫的事，只有农业和战争。国家富裕则军队强大，军队强大则能战胜敌人。农业，是胜利的根本。”
陆抗说：“德行相当，则人多的一方战胜人少的一方；力量相等，则安定的一方制服危险的一方。”
蒋济说：“虎狼挡路，不去治理；先除去狐狸，大害小害，自己明白。”谯周说：“侥幸多次失误，不如审慎发射；时机合适而后行动，多次契合而后举事。”
廖化说：“智谋不如敌人，力量小于敌人，却无厌地征用他们，将凭什么生存？”羊祜说：“兵势喜好聚合，厌恶离散；边境之间，彼此交替，谨慎防守罢了。他们专行德政，我们专行暴政，这是不战而自服。”
一个城邑、一个乡里，不可以没有信义，何况是大国呢？
裴诜说：“蝮蛇咬手，壮士断腕；蛇已经咬头，头可以断吗？”韦叡说：“将军死守，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韦孝宽说：“不凭借际遇和防备，难以成功。”
邢峦说：“先制定万全的计策，然后谋求战功。得到则大利，得不到则保全自己。”
李靖说：“王者的军队，慰问百姓而夺取土地，有罪的是他们被驱赶胁迫而来，借以抵抗敌人，本来并非出于本心，不能把他们当作叛逆看待。”
张巡说：“让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派遣他们前往，就像手指挥手指一样。兵将相互了解，人人各自为战，不也可以吗？”列阵而后作战，是兵法的常规，运用的妙处，在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的有三人，汉代的霍去病，唐代的张巡，宋代的岳飞而已。都能在当时建立功业，留名后世。那么兵法真的不可用吗？回答说：兵法好比棋谱。谱是设定的法则，用它来应变制胜，则在于人。兵法也是这样。唉！世间的技艺，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儒者对于六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孟子说：“木匠车工，能给人规矩，不能使人灵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这是杜甫《出塞》诗中的语句。射人先射马，一句话虽然是诗人吟咏之语，但是制胜的要法。防守边疆的人不可不知道。
陆防说：“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灵巧而迟缓。迅速则能抓住时机，迟缓则会产生变故。紧急的情况宜用严备来防备，缓和的情况宜用计谋来图谋。”
应当分离的，聚合就会招致祸乱；应当聚合的，分离就会功效微薄；应当迅速而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迟缓而迅速，就会泄露防备。
有功绩被了解，人一定喜悦劝勉。
将领贵在专断谋略，用兵以奇胜。
疾病相同的人，即使是胡人和越人也互相怜悯；忧患相同的人，不邀请结交而自然亲近。
知道事情却不揣度时机，就会失败；依附事情而不失其分寸，就会成功。目标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其难处；力量薄弱而敌人坚固，就先攻其易处。不是万全不谋划，不是百战百胜不战斗。
敌人小股到来，就张扬声势以遏制其进入；敌人大量到来，就谋划大事以邀击其归路，占据险要以乘胜追击，用多种方法使其失误。
武欲战胜敌人，必须先训练士兵。
事情有便利而不拘泥于常规制度，谋略有奇诡而不顺从众情，进退死生，只由君主命令。
用恩惠抚慰他们，就会感激而不骄傲；用威严临视他们，就会肃敬而不怨恨。
统帅专一则人
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志而尽其力。
将欲定边先冝积谷
译心思不分散，人心不分散，那么号令就不会有二心。
军法之中，没有贵贱的差别，实际上也没有多寡的差异，以此来统一意志，意志统一了就能竭尽全力。
将领想要安定边疆，首先应当积蓄粮食。
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
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歩多则鬬健。」
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曵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
吴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
程頥曰：「兵法，逺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
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靣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
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
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
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纒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絭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圏也。言解鬬者，当善觧之，不可牵引絭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鬬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内外之限
舜典帝曰：「臯陶，蛮夷猾【乱也】夏冦【刧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
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臯陶。」
臣按：有虞之世，臯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臯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冦贼奸宄，何也？葢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冦贼。必使蛮夷冦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絶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蔡沈曰：「谓之绥者，渐逺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逺，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
译陈贯说：“争夺战略要地的利益，先占据就安逸，后起兵就劳苦。”
范仲淹说：“将领不挑选合适的人，只按官职高低决定先后，这是导致失败的方法。”
又说：将领如果不通晓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
宋祁说：“骑兵少则精锐，步兵多则勇猛。”
苏轼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内心屈服，其次使敌人力量屈服。”
邹浩说：“军事上的事情，战前以决胜为困难，战胜后以保持胜利为困难。”
岳飞说：“勇敢不足以依赖，用兵在于事先确定计谋。栾枝拖着柴草，以此击败楚国；莫敖去砍柴，以此招致绞国，这都是计谋确定后的结果。”
胡寅说：“善于颠覆敌人的，没有不胜利的；遭遇颠覆的，没有不失败的。”
吴璘说：弱者出战，强者随后接应。
余端礼说：“敌人弱小时，先声张后实际行动，以打击其士气；敌人强大时，先实际行动后声张，以等待其破绽。”
程颐说：“兵法讲究远交近攻，必须审慎地实行这一策略。”
行军必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布阵必须先确定基本计划，然后让游骑逐步量力而行，在外围与敌人交战，这就是内外结合的方法。
韩信说越多越好，只是分工明确。
两军对峙，必定选择可以攻击的地方进行攻击。右边坚固就攻击左边，左边坚固就攻击右边。
朱熹说：“打仗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罢了。”臣按：谚语说：“一人舍死，万人难挡。”如果将领以纪律统率军队，而在行列中的人人都舍死向前，天下就没有攻不破的敌人了。
又说：“打仗没有巧妙之处，两军相持，一方站稳脚跟不退缩的就赢，站不住后退的就输。必须在死地中求生，才能获胜。”
军队的胜负完全在于勇敢与怯懦。
用兵的要领，敌人势头紧急，则我方应当委婉曲折以缠绕之；敌人势头缓和，则我方应当强劲直冲以突击之。
解决杂乱纠纷的人，不握拳，拳，音絭，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圏也。意思是说，调解争斗的人，应当善于化解，不可像牵引绳索那样强行拉扯。批亢捣虚，亢音刚，指喉咙。意思是说，与人争斗，不扼住其喉咙，拍打其背部，未见其能取胜。
臣按：程朱是道学大儒，他们对军事也都很通晓，并且经常谈论，可见儒道无所不包，文武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驾驭外藩
内外界限
《舜典》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劫掠杀人，在外为奸，在内为宄，你担任理官。”
朱熹说：“夏，光明而广大。”又说：“蛮夷扰乱华夏，不专指有苗，但官职因此而设立。”
董鼎说：“虞朝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这蛮夷扰乱华夏，也以此任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担任理官，理官掌管刑狱之事，而首先以蛮夷扰乱华夏为言。况且蛮夷处在边鄙之外，凭借险阻作为坚固防御，不能用道理开导，不能用言语驯服，非用甲兵不可。难道区区刑法所能制约吗？而舜任命皋陶为理官，首先以此责成他，而后才提到劫掠杀人、内外奸宄，为什么呢？大概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先去除阻碍治理的人，然后治理才能成功。阻碍治理的人，大的在蛮夷，小的在劫掠杀人。必须使蛮夷和劫掠者不敢危害善良百姓，那么内外安宁，而我们的政教所施行的，就没有阻碍了。虽然如此，内部是外部的根本。内部没有祸端，然后外部祸患不产生。掌管刑罚的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禁令诘问有常规，刑罚制度有良法，界限有确定之处，在祸患未发生前潜消，在祸患刚萌芽时遏止，不等到其猖獗后再施加甲兵。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吗？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衡量文教；二百里奋武卫。蔡沈说：“称为绥，是因为逐渐远离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面四面，又各五百里。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十里，介于内外之间，所以内三百里衡量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治内，武治外，圣人严辨华夏界限如此。这便将绥服五百里分为二等。”
臣按《禹贡》五服制度说：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荒二服，而绥服居其中，则介于华夷之间。就这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衡量文教，由此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荟萃，所以在此衡量文教，必定灿烂明备，衡量之皆同。由此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所限，所以在此奋武卫，必定振作，修之而不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说：“要服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称为要，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