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七

译道。观察天体的运行，四季更替没有差错，就能见到它的神妙。圣人见到天道的神妙，体察神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所以天下没有人不服从。天道极其神妙，所以运行四季，化育万物，没有差错。极其神妙的道理，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只有圣人默默契合，体察它的妙用，设立政治教化，所以天下的人沉浸于它的恩德而不知道它的功效，受到它的感化而测不透它的作用，自然仰望而拥戴服从。所以说：“用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天下就服从了。”朱熹说：“观察天道的神妙，只是自然运行的道理，四季自然没有差错。圣人所说的神道，也是说教化让人自然观感的地方。”

译臣按：圣人观察天道的神妙规律来设立教化。比如天道的春、夏、秋、冬，该暖时暖，该寒时寒，没有一时一候的差错，看不出有什么刻意作为，自然而然，这就是所谓的神妙。圣人体会这种道理并用来设立政教，所以百姓观察它，就像见到春天就知道必然温暖，见到冬天就知道必然寒冷。那温暖与寒冷，都是它们自然如此。百姓观察并感动于心，不需要有什么设施举措，自然就会感化顺服。这就是所谓以神道设立教化，像这样并不是说另外有一种奇妙幻化的法术。后世的世俗儒者不明白这个意义，竟然把河图洛书当作神道设教，认为圣人画卦演畴，都是靠人力去做，而假托神明，当作幻化的法术，于是开启了当时君主矫饰诬妄荒诞的开端。唉！经典中一句话的偏差，流下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警戒吗？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象传》说：风行地上，是观卦的卦象。先王因此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

程颐说：“风行地上，遍及万物，这是周遍巡视的卦象，所以先王体会这个意思，制定巡视四方的礼仪，用来观察民俗并设立政教。天子巡视四方，观察民俗，设立政教，比如奢侈就用节俭来约束，节俭就用礼仪来引导，就是这样。”

朱熹说：“巡视四方来观察民情，设立教化来作为观察的依据。”

臣按：刘彝说观察民情设立教化，比如齐国末业盛行就教导农桑，卫国淫风盛行就教导礼义分别奢俭，像曹国就展示节俭，像魏国就展示礼仪之类就是这样。大概四方风俗不同，各自有所偏重崇尚，顺着他们偏颇的地方加以约束而归于正道，那么四方的风俗都能合乎中道而没有过与不及了。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盛世君王一定要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观察民情而设立教化的原因吧？后世巡守的礼仪不再施行，采集诗歌的官职不再设置，朝廷用一刀切的政策来施行，不再根据民情来观察。唉！万物不齐，是万物的实情；风俗不一，是风俗的习惯。约束他们过分的，勉励他们不足的，使他们统一归于礼制而不偏颇，圣人观察民情风俗而设立教化就是这样。后世却任凭民俗自行其是，不再观察了。

《贲卦》的《彖传》说：“观察天文，以审察时节的变迁；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程颐说：“天文，是天的道理；人文，是人的道理。天文，是指日月星辰的排列，寒暑阴阳的交替变化；观察它们的运行，来审察四季的更替变化。人文，是人伦的道理秩序；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天下形成礼俗，这是圣人运用贲卦的道理。”

吴澄说：“文明，是指文采显著，在于人的五典次序，五礼等级，灿烂有文采，而各自安守本分，所以叫人文。时变，是指四季寒暑代谢的变化，旧者化为新者，成是指久而久之形成习俗。臣按：天有天的文采，人有人的人文。君主上察天文，以审察天时的变化；下观人文，以教化天下的风俗。所以天有日月，有星辰，有四季，有六气。它们形象昭然，气运交错，都有文采而可以观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季有运行，六气有流布。我由此审察它们，体会它们不息的特性来自强，根据它们失序的情况来自警，随着时节授予耕作的时机，顺应气运教导预备的方法。这没有别的，就是察天而省己。人有三纲，有六纪，有礼节，有法度。它们伦理秩然，典则灿烂，都有文采而可以观察。三纲应当端正，六纪应当修治，礼节不可丧失，法度不可败坏。我由此教化引导他们，顺着自然的本性加以品节，顺应应当如此的道理为之导达，引导他们的本性纳入道义之中，矫正他们的偏颇归于中正的领域。这没有别的，就是教化人而形成风俗。唉！《大易》‘人文化成天下’这一句话，确实是自古帝王继承天命建立极道的纲领根本。用人文来教化，而使天下形成风俗，唐尧虞舜雍容和乐太平的治理，不外乎就是这个了。”

《离卦》的《彖传》说：双重光明依附于正道，于是教化天下。

程颐说：“上下都是离卦，是双重光明。五爻和二爻都处于中正之位，是依附于正道。君臣上下都有光明的德行，而处于中正之位，可以教化天下，形成文明的风俗。”

丘富国说：“上下都是离卦，所以说双重光明。君臣上下，双重光明而依附于正道，就可以成就天下的文明教化。”

臣按：《贲卦》说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君主观察是靠一己的独断，《离卦》说双重光明依附正道，以教化天下。君主依靠的是臣下的同心。所以君主想要用人文来成就天下的教化，又在于君臣相得，都存有虚灵不昧的天性，而处于中正不偏的地位，同心同德相互依附以相互成就。唉！有这样的君主而没有这样的臣子，有这样的臣子而君主不能任用，任用了而臣子不足以承担重任，却想要成就天下的文明教化，难啊！

《尚书·舜典》，帝说：“契，百姓不亲睦，五伦不顺，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敷布五教，在于宽厚。”

朱熹说：“五品，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者的名分。”

译位，是等级。五教：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所区别，长幼之间有序列，朋友之间有信用。用这五种理所当然的道理作为教令。敬，是恭敬地对待这件事。圣贤对于事情，虽然没有不恭敬的，但这件事又是其中最大的，所以特别用“敬”来强调。宽裕，是以宽厚从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大概这五种道理，出于人心的本来状态，并非勉强才能做到的。自从人们被气质的偏颇所束缚，沉溺于物欲的蒙蔽，才开始对这些道理感到昏昧，从而不互相亲爱、不互相谦顺。于是（尧）申令给契，让他继续担任司徒，使他恭敬地广泛施行教化，同时又以宽厚从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让他们从容自得、逐渐浸润，从而循序渐进地进入正道，那么他们天性中的真诚，自然就会显露出来，无法抑制，也就没有无耻的祸患了。

译臣按：这是万世帝王施行教化的开端。然而所谓教化，不过是人伦罢了。人伦的道理，人人都有，却不能人人都能尽到。所以确立教化的是君主；推广教化的是臣子。这五伦的道理，并非只有百姓有，君主和臣子也都具备。必须在上位者无一不备，然后推广教化，使天下之人无一不全。然而确立教化的根本，则在于恭敬与宽厚。恭敬以约束自己，就能整齐严肃而不失于懈怠疏忽；宽厚以施于人，就能从容渐进而不失于急迫。先代儒者说这两个字，千万世掌管教化的人都不能改变。后世的君主只急于财赋兵刑之事，对于教化，只是羡慕其名而应付差事罢了。所谓宽厚，往往流于纵容松弛，寻求能留心于此事的，本来就很少了，何况恭敬呢？恭敬，是圣学所以开始和终结的根本。没有不能恭敬以处己而能恭敬以教人的。因此，确立教化的君主，推广教化的臣子，都应当以恭敬为主。

《武成》说：重视百姓的五教，只有饮食、丧葬、祭祀。

蔡沈说：“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典的教化。饮食以养生，丧葬以送死，祭祀以追念祖先。五教三事，用来确立人伦纲纪而敦厚风俗，圣人之所以非常重视的原因。”

陈栎说：“所重视的教、食、丧、祭四者，用《尧曰》来印证，可以看出重视五教而其次才是饮食，那么百姓日常饮食，普遍受到恩德。否则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饮食充足了。接着就是慎重终的丧葬，报答本源的祭祀，都是为了感发百姓的良心，而维持天下的教化。”

臣按：舜命令契教化他的百姓说“恭敬地推广五教”，武王功成治定，也只重视百姓的五教。可见圣帝明王的治理，必定以教化为根本，而教化之所以为教化，都不超出五伦罢了。

《洛诰》说：“听我的教化，你以此辅助百姓的常性。如果你不勤勉，那么就不能长久保有天命了。厚实地叙述你正父（武王）的道，没有不效法我的，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你前往恭敬吧！”朱熹说：“周公告诫成王让他听我教你的，以辅助百姓常性之道。如果你不勤勉，就不能永保天命了。那么辅助百姓常性的，只在于勤勉罢了。厚实地叙述你，武王所行的，没有不像我那样厚实地叙述的。”

蔡沈说：这是教化养育万民的道理。听我教你的，是用来辅助百姓常性之道。你在这里不勤勉，那么百姓常性就会泯灭混乱，不是长久的道理了。正父是武王，就像现在称先正那样。笃，是笃厚而不忘；叙，是先后不紊乱。说厚实地叙述武王之道，没有不效法我的，那么人就不敢废弃命令了。

臣按《武成》说：“重视百姓五教，那么武王辅助百姓常性之道就在这里。”武王得到天下，已经以此自勉，使常伦有序而更加敦厚，所以作为子孙祈求上天永保天命的根本。成王如果能听从周公的教化，勤勉于父亲重视百姓五教之道，以辅助百姓，厚实地叙述而不忘，有序地叙述而不乱，也像我厚实地叙述武王那样，那么人就不敢废弃命令了。大抵君主治理天下，教道的废兴，关系到天命的去留。教道兴盛，那么天理明了而百姓常性有序，百姓知道尊君亲上而不产生背叛之心；不然，那么智者想欺骗愚者，强者想欺凌弱者，命令他们而不听从，治理他们而不服从，以至于使用刑罚动用干戈，而国运不能长久。创业的君主，只知道这样，所以恳切地以教化为先；而继位的君主，如果能勤勉于此，以厚实地叙述前人的道而恭敬地实行，不仅是为了敦厚百姓常性，更是为了永保天命。那么“敬”这个词，在过去帝舜用它来勉励契，是君主勉励臣子；现在周公用它来勉励成王，是臣子勉励君主。伟大的“敬”啊，它是万世君臣确立教化的根本！

《周官》说：“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广五典，驯服亿万百姓。”

蔡沈说：“地官卿主持国家教化，推广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的教化，以驯服亿万百姓中不顺从的人，而使他们顺从。唐虞时期司徒的官职，本来就已经职责如此。”

吕祖谦说：“扰，是驯习而熟悉，抚摩而入，畜养而宽厚之意。”

臣按：五典是人人所有，家家所备的，君主因而申明其义。虞、周任命掌管教化的官员，都以推广五典为言。推广的意思，是布散。一定要依据其本然的道理，而著为当然的准则，推广而布散于天下，使他们效法实行，以调摄其不平之气，驯服其不顺之心。不要求在旦暮之间见效，不从事于督责的命令。成周的驯服，就是有虞的宽厚，可见教道的施行，千古如一日，百圣同一心。

《君牙》说：“推广五典，敬而和顺百姓的准则。你自身能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的中正。”

蔡沈说：“推广，是大而布散；敬而和顺，是恭敬而和顺。”则有物有则的准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五典用来设立教化，所以说“推广”；准则

译民众的常道在于言语，所以说“和谐中正”。这是司徒所施行的教化。然而教化的根本，在于君牙自身端正、中正。民众效法他的行为，这是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端正从身体方面来说，是希望他的举止没有邪僻的行为；中正从内心方面来说，是希望他的思想没有邪僻的念头。

译臣按：教育的方法，不过是根据人身心所本有的东西，加以训诲和引导罢了。然而这个道，不仅别人有，我自己也有。虽然有，未必都能中正。但必须我自己内心无不正、无不中，然后推广我之所以中、之所以正的道理，来倡导率领众人，使人人都能中正。不然的话，源头浑浊却想要水流清澈，形体弯曲却想要影子笔直，哪有这种道理呢！

《周礼》于是设立地官司徒，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教育，以辅佐君王安定治理国家。

吴澂说：“舜任命契以五伦教化，说‘你不要怠慢，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施行五伦教化，在于宽厚’。恭敬地以宽厚施行，那么从容和顺，教化就容易成功。这就叫做为民确立准则。六官都说为民确立准则，而司徒的教化实际上主要在于安定治理。万国没有不和顺于道德从而使五伦逊顺的，这是理所当然的。”

臣按：《周官》设立天官，掌管国家治理；地官，掌管国家教化。大概因为上天覆盖天下，大地承载万物，而人居于其中。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不过是理与气罢了。气用来形成形体，如果没有治理，就不能安顿其生活；理用来形成本性，如果没有教化，就不能明晓其道。因此设置官职，为民确立准则，而把治理百姓的职责归于天官，教化百姓的职责归于地官。以此来显示君王治理教化，都出于天地。所以设立这些官职，虽然说是为民确立准则，但实际上是用来代替天化育、地承载来施行的。

大司徒依据这五种事物，这是百姓的常道，而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用祭祀的礼仪教化恭敬，那么百姓就不会轻率；第二，用阳礼教化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争斗；第三，用阴礼教化亲近，那么百姓就不会怨恨；第四，用乐礼教化和合，那么百姓就不会背离；第五，用仪制辨别等级，那么百姓就不会越轨；第六，用风俗教化安分，那么百姓就不会苟且；第七，用刑罚教化中正，那么百姓就不会暴乱；第八，用誓约教化体恤，那么百姓就不会懈怠；第九，用法度教化节制，那么百姓就会知足；第十，用世业教化才能，那么百姓就不会失职；第十一，用贤能制定爵位，那么百姓就会谨慎修德；第十二，用功绩制定俸禄，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功业。

吴澂说：“唐虞时期司徒所施行的有五教，而周代司徒施行的有十二教。五教列举的是纲领，十二教则详细列举了条目。五教在于端正根本，十二教则兼顾了末节。教化敬让、亲和、辨别等级，属于德礼的范畴。教化安分、中正、体恤、节制、才能以及制定爵位俸禄，属于政刑的范畴。祀礼，是祭祀的礼仪，追养尽孝，向百姓展示恭敬，所以不轻率。阳礼，是饮酒射箭的礼仪，敬老尊贤谦让，引导百姓顺从，所以不争斗。阴礼，是婚姻的礼仪，男女结合，至亲所在，所以不怨恨。乐礼，是宴饮作乐的礼仪，尊卑长幼有序，至和所在，所以不背离。用仪制辨别等级，有君臣上下的礼仪，有父子长幼的礼仪，隆重简略有等级，而百姓的心志自然安定，所以不逾越。用风俗教化安分，有宫室坟墓、衣服的风俗，有兄弟师友的风俗，安于本来的风俗，人伦自然厚道，所以不薄情。用刑罚教化中正，如乡里的八种刑罚，以辅助教化而归于中正，所以不暴乱。用誓约教化体恤，如军队的誓约，使他们忧患相救而体恤其事，所以不怠惰。用法度教化节制，冠婚丧祭的法度，各有等级差别，以节制欲望，所以自知止足。用世业教化才能，士农工商世代传承其习，以精通其能，所以不失职。这十项都称为教化，是教化的常道。而圣人不仅仅进行教化，用贤能制定爵位，那么不贤的人没有不谨慎修德的；用功绩制定俸禄，那么无功的人没有不兴起功业的。这两项，是圣人驱使天下人的权柄，而人心激励劝勉所依赖的，所以不称为教化而列在后面。

臣按：圣人所说的教化，不仅仅是敷陈五伦而已，凡是礼乐刑政的施行，仪制等级的制度，爵位俸禄誓戒的事情，世业风俗的常道，没有不包含教化的。一件事的施行，就有一种教化寓于其中，这是三代兴盛时期，邦国都鄙，比闾族党之间禁令所施行、耳目所渐染、日用所见闻的，哪一样不是规范百姓的法则、约束百姓的教条呢？后世所说的教化，只有教化的名义，没有教化的实质，况且还有不该教化却去教化的呢！

用五礼（吉凶军宾嘉）防范万民的虚伪而教化其中正，用六乐（云门咸池大韶犬夏大濩大武）防范万民的情欲而教化其和合。

臣按：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用来制定礼乐，所以防范百姓的情欲虚伪，而教化其中正和合，使行为都中正，而内心没有乖戾。

正月吉日，开始调和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教化形象的法规于象魏（雉门两观），让万民观看教化形象。满一旬后收起，于是施行教化法规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教化所治理的百姓。

朱申说：“建子之月，初一日起调和十二教以下的事情，而颁布此教化职事的文书于邦国都鄙。将地官的教化法规，画成图像，悬挂在两观，让万民观看教化法规而效法。满一旬后收起，使远近都知道。于是施行教化百姓的法规于外部的邦国、内部都鄙，使邦国诸侯教化邦国的百姓，都鄙大夫教化都鄙的百姓。”

年终则命令

译教官治理政事并告老退休，在岁首，王对教官说：“各自做好你们的职务，修治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的命令。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就有固定的刑罚。”

译贾公彦说：“《周礼》中凡是说‘正岁’的，指的是夏历建寅之月；只说‘正月’的，指的是周历建子之月。”

吴澂说：“‘正治’就是修治其文书，‘致事’就是呈上其计簿。”

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教化法规。凡是征用民众，就掌管其政令教化，以及警戒禁令。

朱申说：“用政令来匡正他们，用教化来引导他们，用警戒来整饬他们的懈怠疏忽，用禁令来使他们不做坏事。”

臣按：先王向百姓施行教化，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然而每年年初，还要调和它，是担心百姓所行的或许有所违背；颁布它，是担心百姓所施行的或许有所阻碍。既然用文书颁布了，又悬挂在象魏之上，那么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共同听见，不至于消沉沮丧、隐藏不出了。到了年终，又让他们修治文书，呈上计簿，使有所查考。唉！圣人的治理，以教化为先，而用来颁布教化的方法，一年之中，三次表达心意，委曲详细，叮咛恳切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教化之所以大行于世，日日更新而无穷尽的原因吧？

《礼记·王制》说：司徒修治六礼来节制百姓的天性，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统一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奉养老人来促使孝道，抚恤孤儿寡妇来救济不足，推崇贤人来尊崇德行，简拔不肖之徒来贬斥恶人。

吴澂说：这是说司徒用来教化的方法，就是舜任命契时所做的事。人的天性禀赋或许不同，使百姓遵循礼制，那么过分的人不能过分，不足的人不能不足，这就是所说的节制。人伦的德行，是百姓共同具有的，使他们能知道教化，那么没有不感发奋起而兴起善行的，这就是所说的兴起。被人的欲望所沉迷叫做淫乱，八政有所禁戒，就像堤坝防止水一样，这就是所说的防止。道德统一了，风俗习尚，就不各自把所道的当作道，不各自把所德的当作德，这就是所说的统一。老人应当孝养，上位者奉养老人，那么百姓都知道尽孝了。孤儿寡妇有所不足的，上位者抚恤孤儿寡妇，那么百姓都知道救济不足的人了。

六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方慤说：“冠礼、婚礼，是嘉礼；丧礼，是凶礼；祭礼，是吉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是宾礼。”

陈澔说：六礼、七教、八政，都是司徒所掌管的。礼节百姓的天性，教化兴起百姓的德行，修治了就不会败坏；阐明了就不会改变。然而如果不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那么也是礼教之害。事为，是百工的技艺，有正有邪；异别，是五方的器械，有同有异。度量，不使有长短、大小的差异；数制，不使有多寡、广狭的不同。至于饮食、衣服，更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所以位居八政之首。整齐它们，就不使有僭越怪异的现象了。

臣按：《舜典》和《周官》都说五教，而这里又说七教，其教化的条目比《尚书》所载多了两项。所谓五教，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这里加上兄弟、宾客成为七教。所谓长幼，就是兄弟的意思。现在分为两项，那么兄弟是天生结合而有先后的，长幼是人伦结合而有先后的。朋友是亲密交往的，宾客是泛泛相遇的。然而五教在《尚书》中，叫做敷，是敷布的意思；七教在《礼记》中，叫做明，是昭明的意思。而都在司徒所掌管，敷是颁布于天下，明是讲习于学校。

广阔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制度不同；生活在那里的人，风俗不同；刚柔、轻重、迟速，整齐的标准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作不同，衣服适宜不同。修治其教化，不改变其风俗；整齐其政令，不改变其适宜。

吴澂说：教化就是七教，修治是说其教化都阐明，没有废缺。政令就是八政，整齐是说其政令并举，没有参差。从广谷大川来说，那么物产有差异，而其习尚所安的不同，所以虽然用教化来引导，然而也不改变其所安的风俗，使他们各自得以安于其所安。从刚柔轻重迟速来说，那么天性禀赋有差异，而其身心所便的不同，所以虽然用政令来匡正，然而也不改变其所便的适宜，使他们各自得以适宜于其所宜。

臣按：百姓禀受天地的本性而生，没有不同的。然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水陆川谷的土俗各异，所禀受的气，刚柔迟速的剂量各殊。先王修治其教化，整齐其政令，固然想要恢复其天地本然的性，而归于相同。然而土俗处处有别，气禀人人不同，就有不易改变的。然而，如果不至于反常而逆理，那么也不强求他们相同。

《大学》说：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庭不能教化而能教化别人的，是没有的。所以君子不出家门就能在国家中成就教化。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是用来侍奉长辈的；慈，是用来役使众人的。《康诰》说：就像保护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地去寻求，虽然不中，也不远了。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一家仁爱，一国兴起仁爱；一家谦让，一国兴起谦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

译发动叛乱，其关键就在于此。这就叫做一句话导致事情败坏，一个人决定国家的命运。尧舜率领天下人施行仁政，百姓就顺从他们；桀纣率领天下人施行暴政，百姓也顺从他们。如果统治者所发布的命令与他内心所喜好相违背，百姓就不会顺从。因此，君子自身具备某种品德，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身没有某种恶行，然后才指责别人的恶行。自身不能做到推己及人，却能使别人明白道理，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的。

译朱熹说：“自身修养好了，就可以教化家人了。孝悌慈爱，是用来修养自身并在家庭中施行教化的方法。然而，国家中侍奉君主、侍奉长辈、役使民众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些。这就是在上位者家庭齐整，而在下位者教化得以成功的原因。”《康诰》是《周书》中的一篇，引用《尚书》并加以解释，又明确了建立教化的根本，不借助强制手段，在于认清其开端并推广开来罢了。“一人”指的是君主，是教化发动的根源。这里说的是教化在国家中成功的效应，又是承接上文“一人安定国家”而言。自身有善行，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行善；自身没有恶行，然后才可以纠正别人的恶行。这都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所谓的恕道。如果不这样，那么政令就会与民众的好尚相反，而民众就不会顺从了。臣按：《大学》中修身以上都是学习的事情，齐家、治国才是教化的事情。一个家庭中有父母、有兄长、有子孙仆役，我在这其中作为儿子就尽孝，作为弟弟就尽悌，作为家长就慈爱。所谓孝、悌、慈，既然自己已经具备，这就是能够修养自身并在家庭中施行教化了。因此，家庭中人人都尽孝、尽悌、尽慈，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教化的。由此，将立足于自身、施行于家庭的东西推广到他人身上：用孝来体现忠，用悌来体现顺，用慈来体现爱人的仁德。像这样，仁爱和谦让的善行积累在一个家庭中，而仁爱和谦让的风化形成一个国家，这就是所说的不出家门而教化在国家中成功。如果贪婪而不谦让，乖戾而不仁爱，恶念产生于一个人，那么国家就会有作乱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自家不能教化却能教化别人的人，是没有的。虽然如此，行善难，作恶易，而善恶难易的关键，在于君主一人身上。所谓关键是什么？就是弩机的扳机。箭矢的发射，取决于弩机。一旦发动，那么势头就不可遏制。用自身来示范教化的人，能不谨慎对待这个关键吗？所谓的关键，在于君主身上，就是他的心意。心的发动叫做意。人君想要将教化推广到天下，不借助强制手段，在于认清善念的端倪之初，触动其关键以发动它，从此推广开来罢了。唉！一念之善与恶，是尧舜与桀纣分界的原因。尧舜这样的君主而有唐虞治世的百姓，他们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可以教化，自己具备善行然后要求别人，他们所命令的善行正是他们所喜好的。桀纣这样的君主而有夏商末世的百姓，他们自身没有修养，家庭不可教化，自己不具备善行却要求别人，他们所命令的并非不善，但不是他们所喜好的。

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

朱熹说：“人口多而不富裕，那么民众的生活就不能顺遂，所以要制定田里制度，减轻赋税，来使他们富裕。富裕而不教化，那么就近乎禽兽，所以一定要设立学校，阐明礼义，来教化他们。”

胡寅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并寄托给他们三件事。然而自从三代以后，能履行这些职责的，百中无一二。汉代的汉文帝、唐代的唐太宗，也可以说是人口多且富裕了。西汉的教化，没有听说。汉明帝尊重老师、重视师傅，亲临太学拜见老儒，宗室亲戚子弟没有不接受教育的。唐太宗大量召见名儒，增加学生名额，教化也到了极点。然而他们不知道教化的根本方法。三代的教化，天子公卿在上面亲身实行，言语政事都可以作为师法。那两位君主，能做到这样吗？”

臣按：人口多、富裕、教化，这三者自从尧舜以来，就是治理国家的大节目、大纲领。大概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付托给他们人口多、富裕、教化这三件事。人君承受上天的付托，作为万民的父母，一定要尽到治理、教化、养育这三件事：养育他们直到人口繁盛，治理他们直到生活富足，教化他们直到仁爱宽厚，这样就尽到了作为百姓父母的责任，而没有辜负上天付托的重任了。如果不这样，只知道用天下资源来奉养自己，只适合己意而不体恤他人，人口日益衰耗，田地日益贫窘，民俗日益败坏，像这样不仅百姓不能安身立命，君主也不能安稳其位了。就这三者来说，人口多和富裕，是君主的事情；教化，是老师的事情。三代以来，尽到君主之道的人偶尔有之，同时尽到老师之道的人，大概很少了。

孟子说：“人之所以有道，是因为吃饱穿暖，安居乐业而没有教化，就近乎禽兽。圣人担忧这一点，任命契为司徒，用伦理教化他们：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分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用。尧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匡正他们，扶正他们，辅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自己得到本性，然后又进而提撕警觉以施加恩惠。’”

朱熹说：“人之所以有道，是说他们都具有天生的本性。然而没有教化，就会放逸怠惰而丧失本性。所以圣人设官教化，用伦理也是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来引导罢了。”《尚书》说：“上天规定了五典，命令我整顿五典，五典多么敦厚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放勋，本是史臣赞美尧的话；孟子就把它当作尧的称号。德，就是恩惠的意思。尧说：“劳累的人慰劳他们，来归的人安抚他们，邪曲的人匡正他们，歪斜的人扶正他们，辅助他们确立，保护他们实行，使他们自己得到本性。”然后又进而提撕警觉以施加恩惠，不让他们放逸怠惰而丧失本性。这是任命契时的话。

臣按：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他们有天生的本性。有了本性，却可能

译由于气禀的偏颇，或者被物欲所蒙蔽，人便与禽兽相差无几了。圣人是首先获得秉彝之性完全的人。看我们众人拥有秉彝之性却不能保全，以至于与禽兽相差不远，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作为人的君主，却不能尽到君临天下的责任，使人们不远离禽兽，那么凡是我所治理的人，都是像野兽一样的东西了。我凭什么来治理呢？这不仅是辜负了百姓的拥戴，更是辜负了上天的托付。难道能不心中忧虑吗？因忧虑而推行教化，任命臣子来掌管此事，制定法律来确立制度，一定要让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都遵循他们秉彝的本性，然后我的责任才算尽到，我的忧虑才能消除。后世的人主懂得为此忧虑的，大概很少了。一个“忧”字，是唐尧虞舜圣帝之所以战战兢兢、警惕勉励，从而达到雍容和乐、太平盛世治理的根本所在吧？

译《汉书·食货志》说：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四里组成一族，五族组成一党，五党组成一州，五州组成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长的官位是下士，从此往上每升一级，到乡一级就担任卿的职位了。在里设有“序”，在乡设有“庠”。“序”是用来明确教化的，“庠”则是举行礼仪并展示教化的地方。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出外到田野劳作，冬天则全部回到城邑居住，这是为了顺应阴阳变化，防备寇盗贼害，并练习礼仪文饰。春天将要外出时，百姓里的里胥清晨坐在右边的塾堂，邻长坐在左边的塾堂，等百姓全部出发了才回去。傍晚回来时也是这样。回家的人必须携带柴火，根据轻重分担，头发花白的老人不让他们提拿重物。冬天百姓都已回到城邑，妇女们在同一条巷子里结伴夜间纺绩，女工一个月能工作四十五天，一定要结伴同行，是为了节省灯火费用，统一巧拙标准并融合习俗。男女中有不得其所的人，就相互歌唱吟咏，各自抒发心中的哀怨（即怨刺之诗）。这个月剩余的时间，也用在序室中。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先王规划土地安置百姓，使他们富裕并加以教化的大致方略。

臣按：成周盛世，他们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其规章条例详尽到如此程度。在那个时候，男子受到教化，女子有职业，没有对外界的羡慕、越位的念头，没有违背礼制、侵犯本分的行为，因此乖张争执、欺凌侵犯的风气就不会产生。

汉代贾谊对汉文帝说：“大凡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礼，是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因此，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极难知晓。所谓礼啊礼啊，贵在将邪恶消灭在未萌发之时，在细微之处兴起教化，使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过而自己却不知不觉。”

臣按：治理国家的大要，在于礼与法。礼，是教化产生的根源。贾谊所说的将邪恶消灭在未萌发之时，在细微之处兴起教化，让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过而自己却不知不觉，这就是礼之所以能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的原因。法作为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则与此相反。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就能不严厉而成功，不严苛而治理好，天下百姓都沉浸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中了。

董仲舒说：“百姓追随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如果不通过教化来筑起堤防，就不能阻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全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弃而奸邪纷纷出现，刑罚不能制服，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大任务的。设立大学在国都进行教化，设置庠序在城邑进行感化，用仁爱浸润百姓，用道义磨砺百姓，用礼仪节制百姓。所以他们的刑罚很轻而禁令不被触犯，是因为教化推行而习俗美好。圣明的君王继承乱世之后，扫除其痕迹并全部去除，重新修明教化并推崇它。教化已经彰明，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

臣按：董仲舒所说的“用仁爱浸润百姓，用道义磨砺百姓，用礼仪节百姓”，这三句话，确实是自古以来帝王修明教化建立风尚的根本。所谓治理天下的大事，百姓习以为风俗，子孙遵循为治国之道，即使百代也可以，岂止实行五六百年而不败坏呢？

以上总论教化之道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设学校以立教【上】

《易经·颐卦》的彖辞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并推广到万民。

程颐说：“圣人极力阐述颐养的道理，天地的道理，就是养育万物。养育万物的道理，端正罢了。圣人则养育贤才，与他们共享天位，让他们享受天禄，使他们施恩泽于天下，养育贤才并推广到万民。”臣按：颐的含义，是养育。天地养育万物，而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圣人则是万人中的一人。天地养育万物，而人与圣人都处在天地所养育之中。圣人在人之中，是首出的人物。体现天地养育万物的仁爱，来养育人。然而天下如此广大，亿兆民众，如果想要人人养育，不仅独力不能供给，而且形势也不能达到。因此在众人之中，选择贤者而养育他们，让他们推展我用来体现天地养育万物的心意，来养育人。分配给他们职务，分散给他们百姓，划分给他们土地，将我一视同仁的仁爱注入他们的心中，寄托在他们的目光上，让他们代替我观看，一律以仁爱对待。然而如果不以粮食养育他们，他们就没有闲暇去做；如果不以义理养育他们，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必须预先养育他们，然后才任用他们。然而养育的意义，以贞正为道。如果养育不正，如战国时田文养士，多达三千多人；东汉延熹年间大学诸生，多达三万多人，只足以引发动乱，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大概颐养的道理，养育端正就吉祥，养育而不端正，其凶险必然了。

《舜典》：帝说：“夔！命令你主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歌唱，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神与人和谐。”

朱熹说：“胄，长子，从天子到卿大夫的嫡子。大凡正直的人必然不足于温和，所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