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
。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輙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廼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専尚文徳，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寛纵。
译如果下面的人行为不正，上面的人就应当纠正他们。如果下面的人并没有行为不正的事，而上面的人却动不动就兴兵去讨伐他们，那么上面的人就已经不正了。这又怎么能算是纠正别人呢？如果上面的人谦逊柔和顺从，而下面的人却固执己见不肯服从，桀骜不驯，那他们行为不正的程度就太严重了。上面的人只崇尚文治德化，而不奋起武威来纠正他们，就会流于姑息养奸，失之于宽纵。
廼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程頥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矦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矦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矦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已，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茍有不悦，必中止焉。寜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已。众
夬之彖曰：夬，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徃。
程頥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防，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眀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已，舜之敷文徳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夬，决也。阳决隂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徃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頥曰：「内懐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冦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専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乗；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聴；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已彊而事威武也。内懐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徃而不成功哉？茍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夬》之卦而丁寜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頥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
译谦让是谦的过失，而不是谦的益处。这又怎么能说是称量物轻重而公平施予呢？
豫卦利于建立诸侯、出兵征伐。
程颐说：“豫卦是顺从而动。豫卦的含义，所利于的是建立诸侯和出兵征伐。建立诸侯树立屏障，是为了共同安定天下。诸侯和顺，那么万民就会喜悦信服。兴兵作战，众人心情和悦，就会顺从而建立功勋。所以豫卦喜悦的道理，利于建立诸侯和出兵征伐。又因为上卦动而下卦顺，这是诸侯跟随王师、众人顺从命令的象征。统治万国，聚集大众，没有和悦是不能使他们服从的。”
朱熹说：“豫，是和乐的意思。人心和乐，以此来应承上面的君主。”又说：“建立诸侯和出兵征伐，是顺从而动中最大的事情。”
臣按：兴兵作战，是为了百姓。兴师而民心不悦，那么所行的必定不是王者之师，不是仁义之举。因此君主举事，既自己揣度，又询问众人。众人心情和悦，然后才顺从他们。如果有不悦的，必定中止行动。宁愿在他人那里失去权势，也不在自己这里失去人心。
夬卦的彖辞说：夬，在王庭上宣扬。诚信（指内心真诚）号令（命令众人的言辞）有危险（指危厉）告诫从私邑（指自己的封地）开始，不利于立即（指立刻）从事戎事（指崇尚武力），利于有所前往。
程颐说：“小人正兴盛的时候，君子之道尚未战胜，怎么能明显地用正道决然除去他们呢？所以含蓄隐晦等待时机，逐渐谋划消除他们的办法。现在既然小人衰败，君子之道兴盛，应当在朝廷上公开施行，使人们明白善恶，所以说‘在王庭上宣扬’。君子之道虽然长盛，但不敢忘记戒备，所以用至诚来命令众人，使他们知道还有危险的道理。凭借这极盛的态势，去决断那极衰的势力，如果轻易而没有防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悔恨。因此还有危险，必定要有戒惧之心，就没有祸患了。圣人设立告诫的意思很深啊。然而君子治理小人，因为小人不善，必定用自己的善道去战胜他们。所以圣人诛除祸乱，必定先修养自己，舜广布文德就是如此。‘告诫从私邑开始’，是先治理自己。‘戎兵’，是强武的事情，不利于立即从事戎事，是指不应当崇尚壮武。”
朱熹说：“夬，是决断的意思。阳决断阴。决断的时候，必定要正名其罪，而尽诚地呼号众人，共同合力。然而也还有危险，不可安逸放纵。又应当先治理自己的私事，而不可专门崇尚威武，这样就利于有所前往。这些都是告诫的话。”
九二爻辞：警惕号令，夜晚有兵戎，不必忧虑。
程颐说：“内心怀着戒惧，而对外严厉告诫号令，即使夜晚有兵戎，也可以不必忧虑了。”
臣按：先儒说“不利于立即从事戎事”，与“夜晚有兵戎”相应。“夜晚有兵戎”，是说小人常伺机兴兵来侵犯君子。“不利于立即从事戎事”，是说君子不应当专门崇尚威力去战胜小人。大概君子感化小人，本来自有其道。如果只用力量去角力，那么君子未必能胜过小人，反而恰好败坏了天下的大事。这是圣人深深告诫的原因。那么所谓君子战胜小人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君子治理小人，因为小人不善，必定用自己的善道战胜他们。用善道养育他们，如果横逆依然如故，就含蓄隐晦等待时机，希望有机可乘；仗义执言，以明确他们的罪过所在；布施诚信以取信于众心，申明号令以震慑众听；同心协力以除害，合力以抵御愤慨；兢兢业业常存危险之心，不欺瞒他们衰败就安逸放纵；战战兢兢更加尽到自治的道理，不倚仗自己强大就从事威武。内心怀着戒惧，对外严厉防备戒备，即使有仓促夜晚的兵戎，也没有可忧虑的了。然后以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举起无敌的军队，加诸于有罪之人，哪里去不成功呢？如果放纵一时的决断勇气，而求取内心的大快，那么不仅不能除去祸害，反而招致大祸。圣人在《夬》卦中叮咛深切如此，他为君子谋划到了极致。拥有天下的人，能不戒惧吗？
萃卦的象辞说：泽水在地上，是萃卦。君子因此整治兵器，戒备意外。
程颐说：“泽水在地上，是聚集的象征。君子观察聚集，来整治兵器，用来戒备意外。凡是事物聚集，就有意外之事。众人聚集就有争夺，物体聚集就有抢夺，大抵既聚集就多有变故了。所以观察萃卦的象而戒备。除，是简治的意思，去除弊恶。整治并聚集，是用来戒备意外的。”
朱熹说：“除，是修理并聚集的意思。”又说：“大凡事物聚集、众人兴盛的地方，必定有争夺，所以应当预先防备。像人少的地方，必定没有争夺；才人多少之间，便自然有争夺，所以应当预先防备。”
丘富国说：“天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用兵，是乱；去掉兵器，也是乱。君子在聚集的时代，整治兵器，不是崇尚武力，只是戒备意外罢了。像秦人销毁兵器，唐末议论销兵，那就不是所说的整治兵器。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的富庶至极，以至于穷兵黩武，去征伐四夷，又哪里是戒备意外的意思呢？”
臣按：百姓生活在世上，就像泽水在地中。泽滋润地而不干燥，地容纳泽而不溢出，相互包容而不觉得它多。泽一旦流出地面，就日积月累，它的流出没有穷尽，它的流淌没有归宿，那么必定有奔放溃决的危险了。拿百姓来比喻，当国家初建、百姓稀少的时候
，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寔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乆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邉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时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逺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防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防惟圣明留心武事，明勅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防防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防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乆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译有土地足以容纳他们居住，有田地足以供给他们食物，因此彼此相安无事，上下都感到富足，安于乡土而重视迁徙，爱惜自身而保护同类。逐渐发展到太平盛世之后，人口日益繁多，种类日益增多，土地狭小而田地不足以耕种，衣食供给不足，于是起来互相争夺，互相掠夺，从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因此圣明的君主根据时势制定制度，既提供充足的粮食以顺应他们的生活，又提供充足的兵力以防范变故。所谓充足的兵力，不仅仅指兵器，却只以兵器来代称。大概兵士和农夫都出自百姓，农夫之所以区别于兵士，是因为他们手持的器具不同。手持耒耜、锸镈等农具的，就称为农夫；手持戈矛、身穿甲胄的，就称为兵士。他们实际上都是百姓，提到器具，人就在其中了。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是因为上位者习惯于治安而不知道警戒。大概事情长久了一定会产生弊端，除去旧的而更新它，那么积弊就会焕然一新；人群聚集了一定会离散，收敛离散的而聚集他们，那么涣散的局面就会有所约束。既然这样，那么那些值得忧虑的事情，就都不值得忧虑了。私下认为我们圣祖在承受元朝政令废弛之后，民俗凋敝之余，大力振作威武以建立国家，而在京城周边以及边疆地区，设立卫所，每卫下设五个千户所，每所有一千名士兵，交错安置在郡县之中，作为百姓的保卫。大概是不等百姓聚集之后才去戒备意外。圣祖防患于未然的用心深远啊。如今太平已有一百多年，人口的繁盛比起建国初期增加了十倍百倍，而兵士的数量反而不及十分之二三。这难道符合《易经》中萃卦去除兵器、戒备意外的含义吗？希望圣明君主留心军事，明确命令有关部门，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的军士队伍以及现有数目上报，下达给执政大臣让他们详细考究军伍前后多寡的原因，一定要恢复祖宗的旧制，其道从何而来？或者另有其他策略，详细陈述，然后集中商议，除去旧的而更新它，收敛离散的而聚集他们，务必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无损，然后施行，大概符合《易经》萃卦的意象，作为国家治理保全千万年长久的计策，宗庙和百姓不胜庆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言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徃。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徳，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
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徳之至仁，函隂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防防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徃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防隂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问。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徳，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徳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徳，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徳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徳，不徒曰徳，而且曰帝徳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徳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着】圣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徳威，敷着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寛，故天下之民信而懐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徳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懐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斾，有防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熹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斾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斾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徳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髙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防，徃徃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徳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壊；外之则诸矦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徳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逺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
译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隐并藏于幽微深处。言语凶险却与百姓同患难，以神妙预知未来，以智慧包容过往。谁能做到这样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滥杀的人，就是如此。
朱熹说：“圣人的德行，没有一丝尘世的牵累。无事时，内心寂静，别人无法窥探；有事时，神妙的智慧发挥作用，随感而应。所谓神武不杀，是得其理而不假借杀戮手段的意思。”
又说：“武虽然是杀人的事，但圣人却存有这种神武而不杀的心。”臣按：“神武不杀”这四个字，虽然是圣人用来赞颂《易经》卦象的作用，然而“武”被称为“神”，“神武”被称为“不杀”，“神武而不杀”这一句话，确实是圣人文化的妙用，武德的至仁，蕴含着阴阳生杀机妙的道理，以及仁义生成的教化。当事物尚未发生时，运用神妙的机枢，在细微的征兆之前进行测度；当事物已经过去后，收敛明照的作用，将其包容于幽深隐秘之处。因此，以此确立武德，则变化莫测，运用无方，仁厚而不伤害，广大而无间。这就是帝尧广运的武德，成汤天赐的勇力。伏惟圣人在上位，体悟《大易》神智的德行，存有神武不杀之心，百姓有患难，不得已而用武，本着仁心运用神智，依靠道义施行德威，以不杀的方式达到杀的效果。那么圣武昭布于天下，那么所谓的“乃武”，不仅与“乃文”并称，而且与“乃圣”“乃神”的妙用，巍巍荡荡，与帝尧的德行，同样广运。
《尚书·虞书》益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
朱熹说：“广，是大而无外；运，是运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莫测。所以从威可畏的角度来说，称为武；从英华发外的角度来说，称为文。”
臣按：益赞颂尧的德行，不仅仅说德，而且说帝德广运；不仅仅说广运，而且接着说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称为“乃”，是为了表明帝德之所以广运，是因为有这四者，而其之所以知道他是圣神文武，是因为适时地展现出来。以神圣为本，以文武为用，这就是圣人的文所以成为文思，而光辉照耀四方；而其武所以成为神武而不杀的原因吗？
《尚书·商书·伊尹》说：“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说：“圣武，就像《易经》所说的神武而不杀。汤的德威，敷布于天下，代替桀的暴虐，以我们的宽厚，所以天下百姓信服并怀念他。”
臣按：先儒认为不仅仅说武而称为圣武，是为了表明它出自德义的勇，所以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这是圣武的实质。至于天下百姓，没有不信服并怀念他的，这是圣武的效果。
《诗经·商颂·长发》第七章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昆吾、夏桀。”
朱熹说：“武王，指汤，虔敬。意思是恭敬地执行天讨。说汤既受天命，载旆秉钺，以征讨不义。桀与三蘖，都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顺商了。先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最后伐桀。当时用兵的顺序如此。”
臣按：先儒认为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敬，所谓临事而惧。成汤以天赐勇智的资质，以至仁伐至不仁，尚且如此虔敬，何况没有成汤的德行和才能，而所遇到的又不是韦、顾、昆吾那样的敌人，怎么能恣意妄为而无所畏惧呢！
《诗经·殷武》第一章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说：“殷武，殷王的武德。汤孙指高宗。旧说认为这是祭祀高宗的乐歌。大概自从盘庚去世后，殷道衰微，楚人背叛。高宗毅然用武，以伐其国，进入其险阻，以聚集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这都是高宗的功劳。”《易经》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
李黼说：“楚是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后服。商室中衰，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说：“自古中兴之君，没有不以武德胜的。大概继衰乱之后，内部则法度既弛，纪纲既坏；外部则诸侯既叛，四夷既起。如果不是以武德胜之，怎么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拔乱而复反于正呢？像殷的高宗就是这样，确实无愧于作为汤的孙子了。”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极其困难的事。然而诗人颂扬高宗，不仅仅说“武”，而说“殷武”，又认为是汤的绪业，以表明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不过是承继先世余烈，以孙子完成祖辈的功业而已。那么后人所成就的功业，
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姑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徃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徃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译这不是前人的遗绪吗？《皇矣》这首诗赞美周朝。它的第五章说：上帝告诉文王【这是假托天命对文王说的话】不要那样【不可如此】背离【离也】攀附【攀援】，不要那样贪求【欲之动也】羡慕【爱慕】，从而率先到达彼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姑姓之国】不恭敬，敢于抗拒大国，侵犯阮国【国名】前往【徃也】共地【阮国之地名】。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周师】，以遏制【遏也】前往共地的密师【密师之徃共者】，以巩固周朝的福佑【福也】，以回应【答也】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寔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徃，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徃，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戻，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懐【眷念也】明徳【文王之徳】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雠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矦虎譛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羑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専征伐。曰：『譛西伯者，崇矦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矦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徳之深防，不暴着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徳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矦譛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茍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髙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彊盛貌】崇墉仡仡【彊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絶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戻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敎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羣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觧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遹【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遹求厥寜，遹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頴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防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廼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寜，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徳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寜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
译孟子说：“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定。”朱熹说：“人心如果有偏执和羡慕，就会沉溺在人欲的洪流中，而不能自我救助。文王没有这两种毛病，所以唯独他能先知先觉，达到大道的极致。这大概是上天确实赋予他的，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因此，密国不恭敬，敢违背上天的命令，擅自兴兵动武，去侵犯阮国并前往共国，文王就震怒整顿军队前往，遏制他们的军队，以厚植周家的福分，回应天下百姓的心愿。这也是因为顺应了可以发怒的情势而发怒，起初并没有任何偏执和羡慕。”这是文王征伐的开始。
王安石说：“如果有偏执和羡慕，得不到欲望就发怒，那么这种愤怒只是私心罢了。文王的愤怒，是与百姓共同的愤怒，不同于人的私怒。”
臣按：愤怒是七种情感之一。发怒而没有偏执和羡慕，这样的愤怒才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并符合节度，这就叫做和谐。圣人心中达到中和的极致，这表现为不轻易发怒，而他发怒的时候，一定是应当发怒且不可不发怒的情况。没有偏颇，没有违背，将天理和人情统一在心中。所以一怒就能使天下的百姓安定。那些秦始皇、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是愤怒了不该愤怒的事情。他们愤怒的是个人的私欲，一怒就害了天下的百姓，甚至毒害流布四海，祸延子孙。唉！难道不值得警戒吗！
第七章说：“上帝告诉文王：‘我眷念你光明的德行，你不张扬声色，不改变夏朝的礼制，不刻意求知，顺从上帝的法则。’上帝告诉文王：‘询问你的敌国，联合你的盟友，用你的钩梯和临车、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司马迁说：“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陷害西伯，纣王把西伯囚禁在羑里。后来赦免了西伯，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专断征伐。说：‘进谗言陷害西伯的，是崇侯虎。’西伯回国三年后，讨伐崇侯虎，并建立了丰邑。”
朱熹说：“这是说上帝眷念文王，称赞他德行深厚而不显露形迹，又能不故作聪明以遵循天理，所以又命令他去讨伐崇国。”吕氏说：“这是说文王德行不显露而功业无痕迹，与天同体，虽然兴兵讨伐崇国，无非是顺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出于私意。”
严粲说：“崇侯虎进谗言陷害文王，而文王讨伐他，似乎像是在报私仇。然而崇侯虎助纣为虐，是天人所共愤的。文王奉天讨罪，哪里会有私心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纯粹符合天理，所以喜怒都与天相合。他所仇恨的不是私怨，他所愤怒的不是苟且迎合。”
第八章说：“临车和冲车缓缓前进，崇国的城墙高大巍峨，俘虏接连不断，割下的耳朵堆积如山，行动谨慎不轻暴，祭告上帝，祭告军法创始者，招致远方之人，使他人来归附，四方因此不再侵犯。临车和冲车气势强盛，崇国的城墙坚固高大，进攻并纵兵，断绝并消灭，四方因此不再违逆。”
左氏说：“文王讨伐崇国，三十天没有投降，退兵修明教化然后再讨伐，凭借营垒使崇国投降。”
朱熹说：“这是说文王讨伐崇国之初，缓攻徐战，祭祀群神，以招致归附的人，四方没有不畏惧服从的。等到最终不投降，就纵兵消灭他们，四方没有不顺从的。起初进攻缓慢，作战徐缓，不是力量不足，也不是显示软弱，而是为了招致归附并保全他们。等到最终不投降而纵兵消灭他们时，是因为天诛不能停留，罪人不能不得到惩罚。这就是所谓的文王的军队。”
臣按：先儒认为文王的讨伐，始于密国，是王业的开始；终于崇国，天下于是没有不服从的，是王业的完成。文王讨伐崇国的军队，诗人在最后一章，形容文王缓攻徐战的方法，招致归附的原因，以及最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的意思。朱子的解释明白详尽，后世帝王讨伐叛乱、惩罚罪人应当以此为法。
《文王有声》第一章说：“文王有声威，大发声威，寻求安宁，观察成功。文王真是伟大啊。”第二章说：“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些武功，已经讨伐了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文王真是伟大啊。”
孔颖达说：“武功不仅仅指讨伐崇国，所讨伐的耆、密须、昆夷等都属于武功。特别提到讨伐崇国，是因为它的功劳最大，讨伐时间最晚，所以特别提及，为建立城邑做铺垫。意思是功成之后才建立城邑。”
朱熹说：“这首诗讲文王迁都丰邑、武王迁都镐京的事情，而首章推究本源说：‘文王的声威，真是很大啊。’这是为了寻求天下的安宁，而观察他的成功。文王的德行如此，确实能胜任君位啊！”
臣按：先儒认为文王之所以大有声威，根本在于征伐；而他之所以征伐，不过是为了寻求天下的安宁并观察功业的完成罢了。大概因为既然做了君主，就应当奉行天道以安定百姓；百姓有不安宁的，必定有违逆天命导致这种情况的人，于是奉行天命讨伐他们的罪过，使
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译我是不敢苛待我的百姓的。罪人既然已经抓获，而用来安抚聚集、休养生息的地方，不能没有居所，所以又为他们修筑城邑让他们居住。凡是像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贪图功劳来树立威势，也不是扩张土地来拉拢众人，而是竭尽我作为君主的职责，以不辜负上天托付的心意罢了。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矦【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賛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茍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熈【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着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徳。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臯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徳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渭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呉【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讻【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兢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専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鄫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寔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中】
曲礼》曰：「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呉澂曰：「班次朝仪，各有位次；整治军伍，各有部分；临涖官府，各有职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礼，是以有威严，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谓「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所以致其威严者
译《大明》第七章说：“殷商的军队，集结得像森林一样【形容人多】，在牧野布阵，只有我们的军队才兴起。上帝监视着你们，不要有二心【指武王】。”
朱熹说：“这一章说的是武王讨伐纣王的时候，纣王的军队像森林一样聚集，用来抵御武王，都在牧野布阵，那么只有我们的军队才有兴起的势头罢了。然而众人心里恐怕武王因为敌众我寡而有所疑虑，所以勉励他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不要有二心。’这是知道天命必然如此，从而赞助他下定决心。然而武王并非一定有所疑虑，这是假设的说法，用来表明众人同心，并非武王不得已而为之。”
臣按：这首诗可以看出武王讨伐纣王，大概是秉承上帝的命令，好像上帝赫然在上，监视督促着他。这就是众人劝勉他不要有二心的原因。大概人的心就是天的意志，人心所想要的，就是上帝命令所降临的。如果违背人心而肆意施行自己的意志，那么人心就不会归附，人心不归附，那么上帝就不会降临。上帝不降临，那么他的心里就不能没有疑虑。心里既然有了疑虑，那么即使有众多的士兵，贤能的将帅，又怎么能成功呢？因此英明的君主兴师动众，常常反过来从内心探求说：‘上帝监视着我吗？’衡量天理如果相合，那么上帝的命令就在这里了。然后果断地去做而不疑虑，不然就战战兢兢而不敢稍有安逸。
《诗序》说：《酌》，是告成大武的乐歌。说：啊【叹词】，盛大的王师遵循修养，有时晦暗有时纯美，光辉灿烂。因此大甲【铠甲，所谓一戎衣】，我们宠受之，威武的王者的作为，则用来有嗣实，这是你们公【事】信【诚】师。
朱熹说：“这是歌颂武王的诗，说他起初有盛大的军队，却不使用退兵，自己遵循修养，与时代一起晦暗；等到纯美光辉了，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因此宠受这威武的王者的功业，他们用来继承的，也只是以武王的事为师罢了。”
臣按：先儒说这首诗歌颂武王的武功，说他起初虽然有非常盛大的军队，却独自遵循修养，与时代一起晦暗，不显露其踪迹，直到时机到来，已经纯美光辉了，然后一着戎衣，而天下迅速安定，这就是武王的武。后王因此宠受这威武的武功，他们用来继承的，也只是以武王的事为师的吗？不提前行动，不落后懈怠，君主用武能像这样，这也是武王了。
《鲁颂·泮水》第五章说：“英明的鲁侯，能够彰明他的德行。已经建成泮宫，淮夷所服。威武的虎臣，在泮宫献馘【所斩杀者的左耳】，善讯【审讯囚犯】像皋陶，在泮宫献囚【所俘虏者】。”
朱熹说：“古代出兵，在学宫接受成命；等到返回，在学宫释奠，并用讯馘报告。所以诗人因为鲁侯在泮宫，而希望他有这样的功绩。”
第六章说：众多士人，能够广布德心【善意】，威武地征伐，遏制那东南【渭淮夷】，盛美皇皇，不喧哗不张扬，不诉于讼【诉讼】，在泮宫献功。
第七章说：角弓强劲，束矢【五十支为一束】疾速，戎车广大，徒御不懈怠，已经攻克淮夷，非常顺从不违令，巩固你的谋略，淮夷最终被俘获。
司马光说：“接受成命献馘，没有不在学宫的。之所以这样，是想让他们先礼义后勇力。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如果只训练勇力，而不让他们知道礼义，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臣按：朱熹说作泮宫、攻克淮夷的事，其他没有考证，所以不断定是僖公的诗。而且把攻克淮夷当作颂祷之辞，那么这首诗所说的献馘、献囚、献功，未必有这些事。然而事情虽然未必有，但品味其言辞，攻克而称之为既，既是已经完成的言辞。考证《春秋》僖公十三年，鲁曾经跟随齐桓公在咸会盟，成为淮夷的祸患；杞十六年，曾经跟随齐桓公在淮会盟，成为淮夷的祸患；鄫当时主会在齐，而僖公跟随。作颂的人因为公也曾参与齐的会盟，所以掠取齐的美名来歌颂鲁吗？事情的有无，固然不能确定。臣记载在这里，以显示受成、献馘的礼仪，都在学宫，不仅礼上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古人确实实行过，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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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中】
《曲礼》说：“排列朝班、治理军队、临任官职、执行法令，没有礼威严就不能施行。”
吴澄说：“排列朝班礼仪，各有位次；整治军伍，各有部分；临任官府，各有职掌。这三者都有法，因为有礼，所以有威严，而法令得以施行。”
臣按：先儒说“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所以导致威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