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
所以事君。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逹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臣按：先儒谓「夫妇之经者，孝敬之成也。盖天下之道，只从夫妇中出；而夫妇之道，又只从中正中来。以此气象事亲，则成孝；事君，则成敬。由是而人伦厚，教化美，风俗移，皆出于诗之功用也。」
译这就是侍奉君主的原则。《诗经》最初创作时，大多抒发于男女之间，进而通达于父子、君臣的关系之中。所以先王用《诗经》来施行教化，使人们兴起善念，并警戒过失，以此来引导夫妇的常道，成就父子、君臣的伦理。三纲既然端正，那么人伦就会淳厚，教化就会美好，风俗也就随之改变了。」臣按：先儒说：「夫妇的常道，是孝敬得以成就的根本。大概天下的道理，都从夫妇关系中产生；而夫妇的道理，又只从中正之道而来。用这种中正的气象来侍奉父母，就成就了孝道；侍奉君主，就成就了敬意。由此使人伦淳厚、教化美好、风俗改变，这都是出自《诗经》的功效啊。」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朱熹曰：「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风则十五国风，雅则大小雅，颂则三颂也。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朱熹曰：「风者，民俗歌謡之诗。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动物也。上以风化下者，诗之美恶，其风皆出于上而被于下也。下以风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则在下之人又歌咏其风之所自，以讥其上也。凡以风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词，不以正諌而托意以谏，若风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动也。」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朱熹曰：「国异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綂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綂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动；而礼义者，性之徳也。动而不失其徳，则以先王之泽入人者深。至是而犹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固已多矣。」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体而象之之谓。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则言王政之大体也。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史记》曰：『《闗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所谓四始也。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无余蕴矣。后世虽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邵子曰：「删诗之后，世不复有诗矣。」盖谓此也。
臣按：先儒谓诗之作，其来逺矣。至夫子删诗，则无余蕴。后世作者连篇累牍，学之者可以兴观羣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动天地，厚人伦，美教化乎？后人读之者，又果可以逹于政而专对乎？至于风云之状，月露之形，则固无益于事矣。若夫哀滛愁怨，导欲增悲，则又非徒无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呜呼！后之有作者，当以三百篇为王，而不为无实之虚言。虽其体制不皆尽合于古，而亦可以得古诗人之意之彷佛矣乎？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徳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朱熹曰：「六徳，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谓黄钟至无射，六阳律也。大吕至应钟为六隂律，与之相间，故曰六间。又曰六吕。其为教之本末，犹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方慤曰：诗所以言志，风所以从上。诗言之哀乐，足以见民风之厚薄；民风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师陈诗焉。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犹盖也】之，曰：『思无邪』。」
朱熹曰：「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思无邪，鲁颂駉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防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无邪」一言，虽足以尽盖一诗之义，然学者须于「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义，使无一之不尽，然后蔽以此三言以为「诵诗三百」之要，则可以言诗矣。茍颛颛然曰：「吾思无邪」，而于古人之防趣、训诂畧不究心，而曰
译所以《诗》有六义。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
朱熹说：“这一条本出自《周礼》中大师的官职，大概是三百篇的纲领和统辖。风、雅、颂，是声乐分类的名称。风就是十五国风，雅就是大雅和小雅，颂就是周颂、鲁颂、商颂。赋、比、兴，则是用来制作风、雅、颂的体式。赋，是直接陈述其事；比，是用彼物来状写此物；兴，是托物以兴起辞意。大概众作虽然很多，但它们的声律节奏、制作体式，都不超出这六者。所以大师教导国子，一定要让他们用这六者，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纵横交错。那么凡是诗歌的节奏和旨归，都将不需要讲解，而可以直接通过吟咏来领会了。”
在上位者用风来教化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用风来讽谏在上位者。讲究文辞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所以称为风。
朱熹说：“风，是民俗歌谣的诗。就像物体被风吹动而发出声音，又因为这种声音去感动人心。上位者用风化在下位者，是指诗歌的美与恶，其风气都出自上位者而施加于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用风讽谏上位者，是指上位者的教化有不善之处，那么在下的百姓就歌咏那风气的来源，来讥讽上位者。凡是用风来讽谏上位者的，都不直接针对政事，而是注重文辞，不直接劝谏而是寄托心意来劝谏，就像风吹拂物体，彼此无心却能有所感动。”
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误，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
朱熹说：“国异政，家殊俗”，是指天子不能统辖诸侯，所以各国各自为政；诸侯不能统辖大夫，所以各家各自为俗。关于正变之说，经典中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供考证。
所以变风抒发于情感，但止于礼义。抒发于情感，是百姓的本性；止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
朱熹说：“情，是性的发动；而礼义，是性的美德。发动而不失去美德，是因为先王的恩泽深入人心。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不忘先王恩泽的人。然而这话也只是大概如此，那些放纵逸乐而不止于礼义的，本来已经很多了。”
因此，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的风气，称为雅。雅，就是正。言说王政之所以废兴的原因。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有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这叫做四始，是《诗》的最高境界。
朱熹说：“形，是体现并象征的意思。小雅都是王政的小事，大雅则是言说王政的大体。颂都是天子所制，郊庙的乐歌。《史记》说：‘《关雎》的乱声，作为风的开始；《鹿鸣》作为小雅的开始；《文王》作为大雅的开始；《清庙》作为颂的开始。’这就是所谓的四始。《诗》之所以为《诗》，到这里就没有剩余的蕴义了。后世虽然有作者，谁能超过这个呢？”邵雍说：“删诗之后，世间不再有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臣按：先儒说《诗》的创作，由来已久。到了孔子删诗，就没有剩余的蕴义了。后世的作者连篇累牍，学习的人可以兴起、观览、群聚、怨刺吗？使用的人可以端正得失，感动天地，敦厚人伦，美化教化吗？后人读它，又果真可以通达政事而专对答吗？至于风云的形状，月露的形态，本来对事情就没有益处了。如果那些哀伤淫靡、愁怨，引导欲望增加悲伤，那就不仅没有益处了。邵雍的话，警示人很深啊。唉！后来的作者，应当以三百篇为准则，而不说没有实质的空话。虽然它们的体制不一定都完全符合古制，但也可以得到古诗人意旨的大概了吧？
《周礼》大师教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
朱熹说：“六德，是中和、祗、庸、孝、友。六律，是指黄钟到无射，六阳律。大吕到应钟是六阴律，与阳律相间，所以叫六间。又叫六吕。它们作为教化的根本和末节，还像舜的意思。”
《王制》说：天子五年巡视一次，命令大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方慤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风是用来顺从上位的。诗歌中表达的哀乐，足以看出民风的厚薄；民风的厚薄，足以知道上位政事的得失。所以命令大师陈列诗歌。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
朱熹说：“《诗》三百十一篇，说三百，是举大数。思无邪，是《鲁颂·駉》篇中的话。凡是诗中言善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言恶的，可以惩戒人的逸志。它的作用归结于使人得到情性的正而已。然而它的言辞含蓄委婉，且有时各因一事而发，寻求直指全体的话，就没有比这更明白且详尽的了。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只有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大概它的意义，它指示人的心意也很深切了。”
臣按：“思无邪”这一句话，虽然足以概括《诗》的意义，但学者必须在“三百五篇”中一一考究其意义，使没有一篇不尽，然后用这三句话来概括作为“诵诗三百”的要领，这样就可以谈论《诗》了。如果专一地说：“我思无邪”，而对古人的含蓄意趣、训诂略不关心，却说
「吾通经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辅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粉地】以为绚【采色画之饰也】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译“我通晓经义了”，可以吗？
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绘画是先有素色的底子，然后才施以五彩。你所说的‘礼’，是不是也是后于仁德的呢？”孔子说：“站起来吧，卜商！现在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了。”
朱熹曰：「此逸诗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子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谢良佐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杨时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茍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臣按：子贡因论贫富之道，而知学问之功；子夏则因论诗之绘事后素，而知礼后之说。二贤者，圣人皆谓其始可以言诗。先儒谓“始”字不可轻放过谓如此触类而长，方才可以读书。然圣人于子贡则先呼其名，而继以告诸往而知来者；于子夏则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继焉。盖此理隐然见于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蕴于胸中，因彼而有以发此，非善学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学诗，尤为亲切。故圣人于此皆呼其名，而致其亲切之训。学诗者，其尚以二贤为法。
子曰闗雎乐而不滛哀而不伤
朱熹曰：「闗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滛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闗雎之诗，言后妃之徳，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皷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谓《闗雎》之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谓乐而不滛也。哀窈窕，思贤才，至于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所谓哀而不伤也。学者玩其辞语，审其声音，而原其性情之际，则亦有以识其所存、所发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晩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洪兴祖曰：「王者迹熄，而诗亡，其存者缪乱失次。孔子复得之他国，以归定着为三百五篇，于是雅颂各得其所。」
臣按：诗有三经，风、雅、颂。此言雅、颂，而不及风者，先儒谓列国各有不正之声，庙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乐止言雅、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逹；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程頥曰：「须是未读诗者，授以政，不逹使，不能专对既读诗便逹于政，便能专对始是读诗又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专独也。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逹于政而能言也。」
臣按：诗与易、书、春秋、礼并为五经，其四经皆出自圣贤之制作删述，所以纪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诗之为诗，则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妇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滛佚悖乱之事，亦或有之。顾使羁臣贱妾之辞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训并列以为经，呜呼，夫岂无其故哉？盖以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见于外，必假言以发之也。言以发其心之所蕴，志有所抑▯，言不能无短长；心有所喜怒，言不能无悲欢。动于心而发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此诗之所以作也。诗之作也，原于天理之固有，出于天趣之自然。作之者应口而出声，赋之者随宜而应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发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难显白之事
译朱熹说：“这是散佚的诗篇。说的是人拥有这种美好动人的资质，又加以华丽的文采修饰，就像在素白的底子上添加色彩一样。”子夏怀疑这反过来说是以素白为装饰，所以发问。“绘事，指绘画的事情。后素，指在素白之后。”《考工记》说：“绘画的工作要在素白之后完成，意思是先用粉白打底作为质地，然后施加五彩。就像人有美好的资质，然后才可以加以文饰。礼必须以忠信为根本，就像绘画必须以粉白为先。”起，就是启发。“起，是你说的话能够启发我的志向和心意。”
谢良佐说：“子贡因为讨论学问而懂得诗，子夏因为讨论诗而懂得学问，所以都可以和他们谈论诗。”
杨时说：“甘味能调和五味，白色能接受彩色，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如果没有这种资质，礼就不会凭空实行。这就是‘绘事后素’的道理。”孔子说：“绘画在素白之后。”而子夏说：“礼是在后吗？”可以说能够继承孔子的志向。如果不是能领会言语之外的意旨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子夏和子贡之所以可以和孔子谈论诗，就是因为这个。至于那些沉溺于章句末节的人，他们对于诗的理解，就狭隘而固定了。所谓‘启发我’，也就是互相促进的道理。
臣按：子贡因为讨论贫富的道理，而懂得学问的功效；子夏则因为讨论诗中‘绘事后素’，而懂得礼在后的道理。这两位贤人，圣人都说他们开始可以谈论诗。先儒说‘始’字不可轻易放过，意思是像这样触类旁通，才可以读书。然而圣人对子贡是先叫他的名字，然后告诉他‘告诸往而知来者’；对子夏则是先说‘启发我’，然后叫他的名字，接着再说。大概这道理隐约地显现在言语之外，因此可以由此得到，彼此的道理充沛地蕴藏在胸中，因为那个而引发这个，不是善于学习的人不能做到。而用来学习诗，尤其亲切。所以圣人在这里都叫他们的名字，而给予亲切的教诲。学习诗的人，还请以这两位贤人为榜样。
孔子说：“《关雎》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害。”
朱熹说：“《关雎》，是周朝南国国风诗的首篇。淫，是快乐过度而失去正道；伤，是悲哀过度而损害和谐。《关雎》这首诗，说的是后妃的德行，适宜匹配君子。追求而没有得到，就不能没有寤寐反侧的忧虑；追求而得到了，就适宜有琴瑟钟鼓的快乐。大概它的忧虑虽然深重而不损害和谐，它的快乐虽然盛大而不失去正道，所以孔子这样称赞它。希望学习者玩味它的辞句，审察它的音律，从而认识其情性的正道。”
臣按：先儒说《关雎》这首诗，快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以至于用琴瑟来亲近她，用钟鼓来取悦她，这就是所谓的快乐而不淫荡。哀叹窈窕淑女，思念贤才，以至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就是所谓的悲哀而不伤害。学习者玩味它的辞语，审察它的声音，从而推究其情性的本源，那么也能认识其所存、所发的正道了。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使音乐得到纠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说：“鲁哀公十一年冬天，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当时，周朝的礼制在鲁国，然而诗乐也颇残缺，次序混乱。孔子周游四方，参互考订，以知晓其说。晚年知道道终究不能实行，所以回来纠正它。”
洪兴祖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留存下来的错乱失序。孔子又从其他国家重新得到它们，归定著录为三百五篇，于是雅、颂各得其所。”
臣按：诗有三经，风、雅、颂。这里说雅、颂，而没有提到风，先儒说列国各有不正的声音，庙朝所不演奏。二南也只在房中使用罢了，所以正乐只说雅、颂。
孔子说：“诵读《诗》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程颐说：“必须是没读过《诗》的人，授予政事，不能通达；出使，不能独立应对。既读了《诗》便能通达政事，便能独立应对，这才是读《诗》。又说：‘穷究经书是为了应用。世上诵读《诗》的人，果真能处理政事而独立应对吗？那么他们所学习的，不过是章句的末节罢了，这是学习者的最大祸患。’”
朱熹说：“专，是独自。《诗》，本于人情，涵盖物理，可以验证风俗的盛衰，看见政治的得失。它的言辞温厚和平，长于讽喻，所以诵读它的人必定通达政事而能言善辩。”
臣按：《诗》与《易》、《书》、《春秋》、《礼》并列为五经，那四经都出自圣贤的制作删述，所以记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的言行事功。只有《诗》作为诗，则多是里巷田野、普通男女悲欢怨怒的言语，甚至淫佚悖乱的事情，也偶尔有之。然而让羁臣贱妾的言辞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格言大训并列作为经典，唉，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因为人生来，性情具于内，志趣显于外，必定借助言语来抒发。言语用来抒发心中蕴藏的东西，志向有所压抑，言语不能没有长短；心中有所喜怒，言语不能没有悲欢。动于心而发之于口，有自然的理致，有自然的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这就是诗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产生，源于天理的固有，出于天趣的自然。创作的人随口而出声，赋诗的人随宜而应用，或者借以申明我不得不表达的情感，或者借以抒发我不可言说的意旨，或者借以阐明我难以显白的事情
。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从而理顺，声和而韵协，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谓义例也，又恶用训诂为哉？昔孔子既删诗以为经，而又时时雅言以教学者。有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逹；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尝以教其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则是诗之为用，可以逹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今观三百五篇，而律以诸儒之章防训解，其间言及于政事之施、专对之用、言谈之助，政不多有，间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圣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取凡三书所引诗言观之，而又旁及于《礼记》中《学记》《乐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与夫《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诗外▯》诸书，一一参考，然后知孔门读诗之法，与后世拘于义例而局以训诂者异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学》，凡十引诗；子思得曾子之传作《中庸》，凡十二引诗；孟子学于子思作书七篇，凡十二三引诗。究其防义，多与诸儒所训解之诗意不全合，由是以。观圣门教人读诗，必有所授受，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者，三子者相传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赋，汉儒之所说，盖亦非无所因者矣。后之学诗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传，据论学庸孟之所引，以为诵诗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防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本朱子此言以为读诗之常法。诗因于事，不迁事以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以就事。不铢铢而析之，不寸寸而较之，取吕氏此言以为用诗之活法。夫如此，其于孔门学诗之法，其庶矣乎？虽然未也。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防果若是乎？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训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读诗之法，在随文以防意；用诗之妙，又在断章而取义也。学者诚以是而求诸三百五篇，则雅无大小，风无正变，颂无商周鲁，茍意防于心，言契乎理事，适其机，或施之政事，或发于语言，或用之出使，与凡日用施为之间，无往而非诗之用矣。固不拘拘于义例训诂之末也。
译文章不必有固定的句数，句子不必有固定的字数。言语顺从而道理通顺，声音和谐而韵律协调，这就掌握了要领。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固定义例，又哪里用得着训诂呢？从前孔子删定《诗经》作为经典，又常常用雅正的语言来教导学生。他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不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又曾用来教导他的儿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由此可见，《诗》的用途，可以通达政事，完备应对，辅助言谈，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看《诗经》三百零五篇，如果用诸儒的章句训解来衡量，其中涉及政事施行、独立应对、言谈辅助的内容，并不多见，偶尔有一两处摘取而加以运用，也自有局限。不知道圣人为什么这样说？等到考察《大学》《中庸》《孟子》这些书，选取这三本书所引用的《诗》言来观察，又旁及《礼记》中的《学记》《乐记》《表记》《防记》《缁衣》等篇，以及《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外传》等书，一一参考，然后才知道孔门读《诗》的方法，与后世拘泥于义例而局限于训诂的不同。曾子阐述孔子的意旨写作《大学》，共引用《诗》十次；子思承袭曾子的传授写作《中庸》，共引用《诗》十二次；孟子师从子思，写作七篇，共引用《诗》十二三次。探究其义理，大多与诸儒所训解的诗意不完全吻合，由此看来，圣人教导人读《诗》，必定有所传授，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这三位先贤相传必定有所本，而左丘明所赋引、汉儒所解说，大概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后来学习《诗》的人，一定要以孔、曾、思、孟所传授的为根本，依据《论》《学》《庸》《孟》所引用的，作为诵读《诗》三百篇的方法。因此，用章句来提纲挈领，用训诂来记录整理，用讽咏来发扬光大，用涵濡来体会领悟，在性情隐微之处加以察识，在言行枢机之初加以审度，以朱子的这些话作为读《诗》的常法。《诗》因事而作，不改变事来迁就《诗》；事寓于《诗》，不改变《诗》来迁就事。不逐字逐句地剖析，不寸寸地计较，取吕氏的这些话作为用《诗》的活法。像这样，对于孔门学《诗》的方法，大概差不多了吧？虽然如此，还不够。子贡因为谈论学问而懂得《诗》，子夏因为谈论《诗》而懂得学问。“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用来阐明上下同一道理的明察。“旱麓”一章，义果真是这样吗？“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其所止，后来的训解，又为什么不这样呢？由此可知，读《诗》的方法，在于随文以体会意旨；用《诗》的妙处，又在于断章取义。学者如果以此在三百零五篇中寻求，那么雅无论大小，风无论正变，颂无论商周鲁，只要意旨契合于心，言语符合理事，顺应时机，或者施行于政事，或者发于语言，或者用于出使，以及在日常日用施为之间，无处不是《诗》的用途了。本来就不拘泥于义例训诂的末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兴，谓感发志意；观，谓考见得失；羣，谓和而不流；怨，谓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臣按：先儒谓《论语》之及《诗》者多矣，而惟此章为备。学者茍于此尽心焉，则有以感发其志意，而为善不懈；有以考见其得失，而于事无惑。和而不流，以处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处人伦之变。孝父忠君，而于人伦之大者无愧；博物洽闻，而于一物之小者不遗。《诗》之为益，不既多乎？其为益之多如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朱熹曰：「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谓《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学《诗》者自此入，而脩齐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与「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皆明穷经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防问曰：「诗云：『普【徧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字也】害辞【语也】不以辞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独立之貌】遗【脱也】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程頥曰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
张载曰：「知诗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读诗之法也。」朱熹曰：「诗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诗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乎？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云汉，大雅篇名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又曰：「意谓己意，志谓诗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迟速不敢自必，而听于彼也。」
史记》曰：「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
孔頴逹曰：「按书▯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之礼义者，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程頥曰：古之人，幼而闻歌颂之声，长而识美刺之意，故人之学由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之义后学岂能兴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继之以文王之诗又曰：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
张载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頥矣。」又曰：「求诗者，贵平易，不要﨑岖。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无艰崄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逺以广；愈艰崄则愈浅近矣。」
谢良佐曰：「学诗者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咏以得之。」又曰：「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盖法度礼乐虽亡于此，犹能并得其深防之意而▯之。」又曰：「诗须讽咏以得之。古诗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学诗却不然，只为泥章句故也。」
欧阳脩曰：「诗述商周，自▯鸟生民，上陈稷契，下讫陈灵，千五百年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虫鱼之
译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诗》呢？《诗》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风俗的盛衰得失，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朱熹说：“小子，指弟子。兴，指感发志意；观，指考察观察得失；群，指和顺而不随波逐流；怨，指怨愤而不愤怒。人伦的道理，《诗》中没有不具备的。它的余绪，又足以帮助多识。学习《诗》的方法，这一章已经说尽了。读这部经典的人，应当尽心去体会。”
臣按：前代儒者说，《论语》中谈到《诗》的地方很多，但只有这一章最为完备。学者如果在这里尽心，就能感发志意，从而为善不懈怠；就能考察得失，从而对世事不迷惑。和顺而不随波逐流，用来处理群居生活的常道；怨愤而不愤怒，用来处理人伦关系的变故。孝顺父亲、忠诚君主，从而在人伦的大道上没有愧疚；博学多闻，从而对细微的事物没有遗漏。《诗》的益处，难道不是很多吗？它的益处如此之多，学者应当尽心去体会。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吧？”
朱熹说：“为，就是学习的意思。《周南》《召南》，是《诗》首篇的名称，所说的都是修身齐家的事情。正对着墙壁站立，是说即使在他最近的地方，也看不见一样东西，迈不出一步。”
臣按：前代儒者说，《诗》中有两《南》，就像《易经》中有乾坤。学习《诗》的人从这里入门，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从这里产生。这一章与“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都阐明了穷究经典以应用于实际的方法。
孟子咸丘防问说：“《诗》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率土之滨，没有不是王的臣民。’而舜既然做了天子，请问他的父亲瞽瞍不是臣民，这怎么解释？”孟子说：“这首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为王的事业操劳而不能供养父母。说：‘这没有不是王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贤能而劳苦呢？’所以解说《诗》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主旨，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取作者的主旨，这才算是得到了它。如果只凭词句而已。《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独立遗留下的。’相信这话，那就是周朝没有遗民了。”
程颐说：举一个字是文，成一句是辞。
张载说：“了解《诗》没有谁比得上孟子，以意逆志，是读《诗》的方法。”朱熹说：“《诗》小雅《北山》篇，作诗的人自言自语说天下都是王的臣民，为什么唯独让我因为贤才而劳苦呢？不是说天子可以把父亲当作臣民。”《云汉》，是大雅的篇名。说解诗的方法，不可以因为一个字而损害一句的意思，不可以因为一句而损害设辞的主旨，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取作者的主旨，才能得到它。如果只凭它的词句而已，那么就像《云汉》所说的，是周朝的百姓真的没有遗种了。只有用心意去迎取，才知道作诗的人的主旨在于忧虑旱灾，而不是真的没有遗民。又说：“意，指自己的心意；志，指诗人的主旨；逆，是迎取的意思。能否达到，快慢不敢自己肯定，而听任对方。”
《史记》说：“古诗原本有三千多篇，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
孔颖达说：“按照《尚书》所引用的《诗》，现在存在的多，亡佚的少，那么孔子所录不可能十分中去掉九分，司马迁的话不可信。”朱熹说：“三百零五篇，其中也未必都可以施用于礼义，只是保存其实作为鉴戒罢了。”
程颐说：古人，小时候听到歌颂的声音，长大后懂得美刺的意思，所以人的学习由《诗》而兴起。后世的老师宿儒尚且不知道《诗》的意思，后学怎么能兴起呢？又说：《周南》《召南》，如同乾坤，两《南》的诗大概是圣人取来作为天下国家的法则，使邦国、乡里的人都得以歌咏。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先从齐家开始的，所以先说后妃，次说夫人，又说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养自身来感化在位者的，文王就是这样，所以接着说文王的诗。又说：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就使人长进一格。
张载说：“心境平和平易，然后可以谈论《诗》。涵泳从容，就会不知不觉而自然理解。”又说：“寻求《诗》的人，贵在平易，不要崎岖。大概诗人的情性，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因为平易所以没有艰险的语言。大率所说的都是眼前的事，而义理存在于其中。用平易去寻求，那么思想深远而广阔；愈是艰险就愈是浅近了。”
谢良佐说：“学习《诗》的人必须先识得六义的体面，而通过讽咏来得到它。”又说：“君子对于《诗》，不只是诵读它的话，还将要考察它的情性；不只是考察它的情性，还将要考察先王的恩泽。大概法度礼乐虽然在这里消亡，还能一并得到它深远的用意而体察它。”又说：“《诗》必须通过讽咏来得到它。古诗就是现在的歌曲，现在的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于学习《诗》却不然，只是因为拘泥于章句的缘故。”
欧阳修说：“《诗》叙述商周，自从鸟生民，上陈稷契，下至陈灵，一千五百年之间，旁及列国君臣的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籍、鸟兽、草木、虫鱼之
游酢曰：「学诗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脩矣；观《唐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闗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废讲《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
朱熹曰：「诗经全体大而天道精，防细而人事曲折，无不在其中。」又曰：「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
刘瑾曰：「通三百篇而论其大义，则其喜不至渎，怒不至絶，怨不至乱，谏不至讦。天时日星之大，虫鱼草木之防，人伦纲常之道，风气土地之宜，神只祖考之祀，礼乐刑政之施，凡天人相与之理，莫不毕备于一经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叅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防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防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问：「诗何以兴？」朱熹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
又曰：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务自立说也。臣按：真徳秀有言，“三百篇虽难晓，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发其性情，则所谓‘兴于诗’者，未尝不存也。”臣窃以谓，古人教胄子，率以乐。今世古乐不存，而所谓诗者，固三代之遗音也。学校之中，闲居游息之时，俾其歌咏三百篇。诗虽其节奏无▯，然即今乡饮所歌《鹿鸣》之音调稍谐协之，纵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佛其万一也。其于兴起感发惩创之道，不为无助【以上论诗】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见于唐▯宗所制《孝经》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序，序之言则出于纬经《孝经钩命决》也。
孟子曰：「世衰道防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徳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嵗，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鲁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善恶是非不明，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脩之，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而鉴戒明，乱臣贼子惧，致治之法可垂万世，故谓之作。」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则春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圣人之志在于尊王，然有其徳而无其位，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非圣人志矣。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而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书，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诸儒纷纷之说，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张栻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絶之法着焉。
译游酢说：“学习《诗经》的人，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比如观看《天保》这首诗，君臣之间的道义就修明了；观看《唐棣》这首诗，兄弟之间的友爱就深厚了；观看《伐木》这首诗，朋友之间的交往就亲近了；观看《关雎》《鹊巢》这类国风，夫妇之间的常理就端正了。从前王裒有至孝的性情，而他的子弟以至于废止诵读《蓼莪》，那么《诗经》兴起善心的作用，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朱熹说：“《诗经》整体宏大而天道精微，细微而人事曲折，没有不包含在其中的。”又说：“《诗经》作为经典，使得人事在下通达，天道在上完备，而没有一种道理不具备。”
刘瑾说：“通观三百篇来论述它的大义，那么它的喜悦不至于轻慢，愤怒不至于决绝，怨恨不至于混乱，劝谏不至于揭短。天上日月星辰的宏大，虫鱼草木的细微，人伦纲常的道理，风气土地的适宜，神灵祖先的祭祀，礼乐刑政的实施，凡是天人相互作用的道理，没有不全部具备在一部经典之中的。”
又说：“以《周南》《召南》为根本，来探求它的开端；参看列国的诗篇，来穷尽它的变化；以《雅》诗来匡正，以扩大它的规范；以《颂》诗来调和，以归结它的止境。”这是学习《诗经》的大纲。因此，用章句来统领它，用训诂来记录它，用讽咏来发扬它，用浸润来体悟它，在情性隐微之处加以考察，在言行关键之初加以审察，那么修身齐家、平治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另求，而能在这里得到了。问：“《诗经》为什么能兴起人的善心？”朱熹说：“读《诗经》，见到不美好的，使人产生羞恶之心；见到美好的，使人振奋兴起。”
又说：读《诗经》的方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露出来，其中的妙处无法用言语表达，不必刻意安排布置，务必自立一说。臣按：真德秀有话说，“《诗经》三百篇虽然难以理解，现在各位老先生阐明了其中的义理，清楚明白可知。如果能够反复涵泳，确实可以感发人的性情，那么所谓‘兴起于诗’的道理，未曾不保存下来。”臣私下认为，古人教导贵族子弟，大多用音乐。现在世上古乐不存，而所谓的《诗经》，本来就是三代遗留下来的音韵。在学校之中，闲暇休息之时，让他们歌咏《诗经》三百篇。《诗经》虽然其节奏没有缺失，但即使现在乡饮酒礼所歌《鹿鸣》的音调稍作协调，纵然不能都像古人那样完全，也可以大概仿效其万一。这对于兴起感发、惩戒创化的道理，不是没有帮助的【以上论述诗】
以上以经术作为教化【上之中】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以经术作为教化【上之下】
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
臣按，这话见于唐玄宗所制的《孝经》序，其说法本于何休的《公羊传序》，序中的话则出于纬书《孝经钩命决》。
孟子说：“世道衰微，正道废弛，邪说暴行兴起，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用来寄托王法，敦厚常典，推行常礼，任命德行，讨伐罪人，其大要都是天子的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部书的创作，遏制人欲于泛滥之时，保存天理于将灭之际，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地位却依托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得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肆，那就感到悲伤了。
金履祥说：“《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己未年，止于哀公十四年庚申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又说：“鲁国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去了周公制作典礼的本意，善恶是非不明，即使是弑逆的变故，也多不记载实情，使得做臣子的不知道这个义理，陷入弑逆的罪过而不觉悟；做君主的不知道这个义理，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所以孔子依据鲁史的旧文而修订它，使得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鉴戒明确，乱臣贼子畏惧，致治的方法可以垂范万世，所以称为‘作’。”臣按：“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那么《春秋》一书，确实是圣人志向所在。圣人的志向在于尊王，然而有德行却没有地位，虽然想尊王，将如何实行他的志向呢？于是假借鲁史作《春秋》，来伸张我的志向。所以在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是所记载的，无非寄托我尊王的志向。而后来训释的人，不知道圣人志向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这不是圣人的志向。只有孟子受学于孔子的孙子，独自在书法中得到圣人的志向，并为之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仅这一句话，解释这一部书，圣人的志向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了。诸儒纷纷的说法，可以一概洗去。”
又说：“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管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
张栻说：“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是因为乱臣贼子的真情假意全部显现，而讨伐断绝的法度彰明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