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臣按：将者，三军之司命，国家之辅佐也，岂一剑之任哉？以一剑为任，史所谓剑客也。
六韬》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下勇，则三军不鋭；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防，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彊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彊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彊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
三略》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臣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然后用之。既用之后，付以便宜之权，俾其随机制胜可也。茍进退皆从内制，非独将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劳矣。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彊，辅隙则国弱。臣按：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车非辅则无蔽，国非将则无威。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谋猷密而无罅隙，然后其国彊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威不立，则势不振；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
汉高祖为汉王时，初得韩信，欲以为大将，呼信拜之。萧何曰：“王素嫚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臣按：古者豪杰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茍待之以常调，则彼亦以常人自居，虽有竒才异能，曷以自见哉？
汉王使郦食其往説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聼。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歩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臣按：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先料彼之将与已之将相当否，然后遣之。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冦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鼂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按：错言“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禀赋有彊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而择之，敎而练之，作而起之，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虽多亦奚以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后可以成千万之胜。然千万人之中，羣居而混处，未易以识之也。然欲识而防之，其不以逺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雠而疎，不以罪而废。是故管仲射钩，齐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败，秦穆赦之以胜；穣苴防于寒，防吴起用于羁旅；乐毅之疎贱，孙武之瓦合，韩信之怯懦，黥布之徒▯，卫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邓艾以叅军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勣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
错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错谓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名，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臣愚以为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
译即将接受任命之日，便忘掉自己的家庭；军队驻扎野外，便忘掉自己的亲人；拿起鼓槌击鼓进军，便忘掉自己的性命。吴起临战时，左右侍从递上宝剑，吴起说：“将领专门掌管旗帜和战鼓，在危难之际决断疑惑，指挥士兵指向刀刃，这是将领的职责。持剑作战，不是将领的职责。”
臣按：将领是军队的命脉，国家的辅佐，难道只是持剑作战的职责吗？以持剑作战为职责，就是史书所说的剑客。
《六韬》说：“所以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乎存亡，命运掌握在将领手中。将领是国家的辅佐，是先王所重视的。所以任命将领不可不仔细考察。”
将领不仁爱，军队就不亲近；将领不勇猛，军队就不锐利；将领不智慧，军队就充满疑虑；将领不明察，军队就面临倾覆；将领不精于防备，军队就失去战机；将领不常加警戒，军队就失去戒备；将领不强力，军队就失职。所以将领是人的命脉，军队与他一起治理，也与他一起混乱。得到贤良将领的，军队强大国家昌盛；得不到贤良将领的，军队弱小国家灭亡。
臣按：古今论及治国的人，都知道宰相是国家的辅佐，却不知道将领也是国家的辅佐。国家拥有将领和宰相，就像人有两只手，鸟有两翼，缺少一个都不行。宰相选对人，国家体制就端正安定；将领选对人，国家势力就强大稳固。所以治乱在于文治，文治是用来完备宰相辅佐作用的；强弱在于武功，武功是用来周全将领辅佐作用的。
《三略》说：“出兵行军，将领应当自主专断，如果进退都由朝廷内部控制，那么功名就难以成就。”臣按：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干预，就能战胜敌人。君主选择将领，应当在任用之前，详细审查验证，然后才任用他。任用之后，赋予他随机应变的权力，让他能够根据时机取胜就可以了。如果进退都由朝廷内部控制，不仅将领的功名无法成就，君主的心力也会疲惫。
孙子说：“将领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全国家就强大，辅佐有缺陷国家就弱小。”臣按：辅佐这个词，指的是夹在车旁的木条。车没有辅木就没有遮蔽，国家没有将领就没有威严。然而做将领的，必须才智完备而没有欠缺，谋略严密而没有缝隙，然后国家才能强大。不然，中间有空缺而不完整，外面有间隙而可乘虚而入，那么威严就无法树立。威严不树立，气势就不振作；气势不振作，就会日渐流于衰弱。
汉高祖做汉王时，刚得到韩信，想任命他为大将军，叫韩信来拜受任命。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无礼，现在任命大将军就像叫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离开的原因。大王一定要任命他，就选择吉日斋戒，设置祭坛，具备礼仪，才可以。”汉王答应了。众将领都高兴，人人都自以为能得到大将军的职位。等到拜受任命时，竟然是韩信，全军都震惊。
臣按：古代豪杰之士，上级一定要用特殊的礼节对待他，然后他才肯尽忠竭力为我所用。如果用平常的待遇对待他，那么他也以常人自居，即使有奇特的才能和异能，又怎么能够展现出来呢？
汉王派郦食其去游说魏王豹，并且召见他，魏王豹不听。汉王问郦食其：“魏国的大将是谁？”回答说：“柏直。”汉王说：“这个人嘴里还有奶腥味，怎么能抵挡韩信？”骑兵将领是谁？回答说：“冯敬。”汉王说：“这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贤能，也不能抵挡灌婴。”步兵将领是谁？回答说：“项它。”汉王说：“不能抵挡曹参。我没有忧患了。”臣按：古人派遣将领，一定要问敌方的将领是谁，先估量敌方的将领与我方的将领是否相当，然后才派遣。根据他所任用的将领，就可以预先计算胜负，不必等到临战布阵后才决定。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侵犯狄道，当时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的祸患，太子家令晁错上书谈论军事说：“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选择。”臣按：晁错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林林总总的都是百姓，百姓的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集结为军队，精心选择，教导训练，发动起来，那么都是良兵而可以取胜了。然而不从众多百姓中寻求，而使用那些勇武的良将，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能自我奋发，即使人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必须得到一两个良将，然后才能成就千万人的胜利。然而千万人之中，群居混杂相处，不容易识别他们。然而想要识别并防备他们，就不能因为遥远而遗漏，不能因为低贱而抛弃，不能因为仇恨而疏远，不能因为罪过而废弃。所以管仲射钩，齐桓公任用他成就霸业；孟明三次战败，秦穆公赦免他取得胜利；穰苴出身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之人；乐毅地位疏远低贱，孙武出身瓦合，韩信怯懦，黥布是逃犯，卫青是家奴，霍去病是假子，诸葛亮不亲自穿军服，杜预不擅长骑马，邓艾以参军身份平定蜀国，李靖在罪累中被任用，李勣在降附中被收用。这难道是凭形貌门第来计较其中的差别吗？
晁错又说：“器械不利，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军事，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等于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军事的最关键之处。”
臣按：晁错说器械锋利，士兵可用，将领知名，君主选择将领，这四点为军事的最关键之处。臣愚以为在这四要之中，君主选择将领这一条，尤为四要中最关键的。因为将领选对人，那么士卒就会效命，而器械
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彊，而四夷服矣。
译没有不精良锋利的了。凭借有才能的将领，统领服从命令的士兵，使用精良锋利的兵器，那么军队的威势就会振奋，国家的势力就会强大，而四方异族就会臣服了。
光武敇冯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鬬，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敇，无为郡县所若。」
臣按：光武所谓「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所以除盗而安民也。然盗岂自外至哉？即民之为也。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盗则除矣，而民亦从而损焉。光武之为此言，眞知帝王用兵之防也哉！
献帝时，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若但任勇，一匹夫敌耳。」
臣按：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奋发而刚彊，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则是智而已矣。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臣按：兵贵有制，将贵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不能者决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将既无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观之，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盖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进退分合，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状万变，自非素所更尝，虽使良平处之，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防其成败。古者创业、中兴之君，天下虽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彼于用兵，皆身所渉历，不但耳闻目见而已，故谋必中机，防而动必收成功。迨至后世承平，武事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尝闻金鼔，目未尝见旌旗，兵之利害成败，何从知之？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是犹访织于奴，问耕于婢，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臣按：「国家不可无老臣，而于将臣尤不可无，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语有之：『智如禹汤，不如更尝。』又曰：『百闻不如一见。』老将更尝军士多矣，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非无征者。故赵充国既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尝与叅兵谋问筹策。其后段防宗为乌孙所围，亦召陈汤问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鋭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彊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夫德可以感义，夫恩可以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
臣按：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然后世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騃鲁不自知，茍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
译光武帝告诫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帝的战乱，又加上赤眉军、延岑的残酷压迫，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处申诉。如今的征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百姓罢了。各位将领并非不善于战斗，只是喜好掳掠，你本来就能驾驭官兵，要想着自我约束，不要成为郡县所厌恶的人。”
臣按：光武帝所说的“征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安抚罢了”，这句话体现了天地父母般的仁爱之心。君主兴兵征伐，是为了清除盗贼、安定百姓。然而盗贼难道是从天外来的吗？其实是由百姓转化而成的。平定安抚，百姓就会脱离盗贼身份而重新成为良民。将领如果一定要通过掠夺屠杀来张扬威风、建立功业，盗贼虽然清除了，但百姓也受到了损害。光武帝说这番话，真是深知帝王用兵的禁忌啊！
汉献帝时期，夏侯渊虽然多次获胜，魏王曹操常常告诫他说：“将领应当有怯弱谨慎的时候，不能只依赖勇猛。将领应当以勇猛为根本，用智谋来施行，如果只凭勇猛，那就只是一个匹夫之敌罢了。”
臣按：为将的道理，不过智、勇两方面而已。勇用来决断行动，智用来运筹运用。当接受命令决战的时候，前面没有敌人可挡，后面没有君主可退，奋发刚强，这固然是勇。然而必须有怯弱谨慎的时候，这就是智了。
诸葛亮说：“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失败；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也不能取胜。”
李靖说：“士兵有纪律，即使平庸的将领也不会失败；如果士兵自己混乱，即使贤能的将领也会陷入危险。”
戴溪说：所谓的纪律，是什么呢？就是军纪。军队有军纪，主帅的威信就树立，命令就能执行，士兵的心就统一，力量就集中。勇敢的人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人不能单独后退，左右前后像手足背腹一样相互配合。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进攻就夺取，用来作战就攻克。舍弃这些，即使是姜太公也不能做到。臣按：军队贵在有纪律，将领贵在有才能。军队是否有纪律，取决于将领是否有才能。因此君主选择将领，一定要寻求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决不可用。诸葛亮的言论，是极力强调军队不可没有纪律，并不是说将领可以没有才能。将领既然没有才能，又怎么能用他呢？由此看来，选择将领的道理，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罢了。每个人各有才能，根据他的才能来任用他。让他发挥他的才能，以弥补他的不足，使他都能胜任，而又完全融合众人的才能成为自己的才能。任用这样的有才能的将领，统领有纪律的军队，进退分合，左右调度，就能无敌于天下了。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人商议讨伐北魏，沈庆之说：“治理国家好比治理家庭，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陛下现在想要讨伐国家，却与白面书生们谋划，事情怎么能成功呢？”
戴溪说：“军事上的运用，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不是平时所经历过的，即使让张良、陈平来处理，也不能明察其中的利害关系，而预先防备成败。古代创业、中兴的君主，天下虽然已经平定，一定要有老成持重的宿将共同在朝廷谋划。他们对于用兵，都是亲身所经历的，不仅仅是耳闻目见而已，所以谋划必定切中要害，行动必定取得成功。等到后世太平，武备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大多不出都城，坐着取得卿相职位的人，往往耳朵未曾听过战鼓，眼睛未曾见过旗帜，军事的利害成败，从哪里知道呢？边疆突然有警急，而依靠他们发号施令，这就像向奴仆问纺织，向婢女问耕种，难道不颠倒错乱而失去措施吗？”臣按：“国家不可没有老臣，而对于将臣尤其不可没有，不能因为他们年老而忽视他们。古语说：‘智慧如禹汤，不如亲身经历。’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老将经历军务很多，虽然他们的辩论计虑未必能惊动众人，超出常理，然而他们的言论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赵充国退休回家，朝廷每当有四夷大事，常常与他参与军事谋划。后来段防宗被乌孙围困，也召陈汤询问，就是得到这个意思。”
北魏明帝孝昌年间，右民郎路思令上疏，认为出兵有功，在于将帅得人。私下认为近年来的将帅，多是宠幸贵族的子孙，拿着酒杯跃马，志得意满，气浮于外，扬眉攘臂，以攻战自许。等到面临大敌，忧虑恐惧交织，雄心锐气，一下子消失殆尽，于是让瘦弱的人在前抵挡敌人，强壮的人在后保护自己。再加上器械不精良，进退没有节制，去抵挡占据险要之地的敌军，多次作战的敌人，想要他们不失败，怎么可能呢？德行可以感动义士，恩惠可以鼓励死士。现在如果升降官员，赏善罚恶，先派遣辩士晓谕祸福，如果他们不悔改，就以顺讨逆。这样有什么不同于用斧头砍伐朝菌，用洪炉焚烧毛发呢？
臣按：路思令的这篇奏疏，虽然说的是当世的弊端，但后世将领的弊端，只取其官职与世袭，不再问其人是否真的可以带兵，侥幸无事，只是充数。那些愚钝的人自己不知道，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后患，固然不值得责备了。而有国家的人，继承祖宗百战所得的疆土，却交给愚童庸人，一旦有事，他们怎么能支撑呢！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勎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归服。太宗说：“隋炀帝劳百姓
臣按：秦筑长城以备虏，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其过于长城远矣。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勣、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勣、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竒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防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勲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昩于责成，以指麾顺防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防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愼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竒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冦雠，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髙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披】此桓文所以▯覇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雠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羣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
译臣按：秦朝修筑长城以抵御胡虏，绵延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唐太宗凭一人之力抵挡千万里的要冲，保卫千万人的性命，这远远超过了长城的作用。
唐太宗对李靖说：“当今的将帅，只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谁堪当大任？”李靖回答说：“陛下常说，李勣、李道宗用兵，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如果不大胜，就必定大败。臣思考陛下的圣言，不求大胜也不大败的，是懂得节制的军队；或大胜或大败的，是侥幸成功的人。所以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丧失战胜敌人的机会。’说的就是节制在于自己罢了。”
臣按：君王用兵，贵在懂得节制。那些侥幸取胜，也侥幸不失败的，都不是有定数的。所以有节制才能不失败，有定数才能取胜，这就叫万全之师。
陆贽对唐德宗说：“将帅贵在专断谋划，军队靠奇兵取胜。军机由远方遥控，就会失去应变；将帅事事禀命，就没有威信。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选拔将帅并任用，把军权分授于国门之外，誓约不可侵犯。授予他斧钺，让他专权防守。这样，军队失败就死守，战胜就记功，不用刑罚而军纪端正，不劳心虑而武功建立。这种委任的体制，难道不宏大吗？责成的利益，难道不精当吗？自古以来帝王之所以能平定大难、成就大业，就是依靠这种方法。如果怀疑委任，以决断出于自己为大权，不明责成，以指挥顺从为良将。刀箭在野外交锋，决策却在深宫之中；机防在片刻间变化，定计却在千里之外。违背命令就会失误，顺从命令就会失宜。失顺就会挫伤君王的威严，失宜就会败坏君王的军队。用与不用互相牵制，好坏都是凶险。上有掣肘的讥讽，下无死战的意志。这种分划的方法，难道不是两败俱伤吗？治理的方法，难道不是完全错误吗？自古以来帝王之所以长期动乱、刑罚繁多、丧失军队、国土缩小，就是依靠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得失，是兵家的大关键，当今事宜尤其切中要害。陛下应当顺应这个意思，因而委任他，以付授的道义来敦促，以亲信的恩惠来巩固，给予他临机专断的权力，给予他特殊的奖赏。其余细碎的事，都不要开口。所赐的诏书，务必简略。谨慎言语以取得尊重，深厚托付以显示诚意。言语被尊重则君道尊贵，托付以诚意则人心感动。尊贵则不严厉而众人信服，感动则不命令而事情成功。这种形势应当让智者施展谋略，勇者奋力作战，大小都尽其本分，贤愚各适其心。将帅自然效忠，士兵自然乐于作战，与那些被迫驱策、不得已而服从的人相比，志气何止百倍呢！”
臣按：陆贽所说的以付授的道义来敦促，以亲信的恩惠来固结，给予临机专断的权力，给予特殊的奖赏，其余细碎的事，都不要开口，这可以作为君主委任将臣的方法。至于说所赐的诏书，务必简略，谨慎言语以取得尊重，深厚托付以显示诚意，这可以作为君主赐诏将臣的方法。凡是代君王说话的人，不可不知道。最后说君上的权力，与臣下不同，只有不自用才能用人，其关键在于顺应物情，其契合点在于通达时变。这几句话，不仅用于制军驭将，凡是处理天下事，都应当如此。
陆贽又说：“自古以来能建立奇功，或者拯救危难的，未必都是廉洁正直之士，温良恭俭之人。驾驭驯服，只在于所驾驭的对象。早上称凶悖，晚上称忠纯；起初是寇仇，最终成为卿相。知道陈平品行不端而不抛弃，怨恨韩信自立为王而最终封赏。蒯通因分析事理而保全，雍齿因积恨而先受赏【这四个人都是汉高祖所用的】，这是汉高祖所以能恢弘帝业的原因。安置射钩的贼人而任用他的才能【齐桓公任用管仲】，释放斩袪的怨恨以避免灾难【晋文公任用寺人披】，这是桓公、文公所以能成就霸业的原因。那么当事的关键，虽然罪恶不得不宽容；适应时宜，虽然仇敌不得不任用。陛下如果一定要精求平素的行为，追究过去的瑕疵，那么改过不足以弥补过错，自新不足以赎罪。当今的将吏，难道能完全没有瑕疵吗？人人都反省思考，谁能免除疑虑畏惧呢？何况那些违抗命令的人，胁迫跟随的人，自知辜负恩德，怎敢归顺呢？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会生乱。’君陈说：‘不要对顽固的人愤怒厌恶。’”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的说法，而用人的人也说“使功不如使过”，何况是用兵戎之士，又正值有事之时，尤其不应当求全责备而寻找他的瑕疵。
宋朝苏洵说：“议论的人常说：‘将帅与宰相等同，将帅只是一个大的有司罢了，不能与宰相等同。’国家有征伐，然后将帅权重；有征伐，没有征伐，宰相都不可一日轻视。宰相贤明吗？那么群有司都贤明，将帅也贤明了。将帅贤明吗？宰相虽然不贤明，将帅也不可更换。所以说：‘将帅只是一个大的有司罢了，不能与宰相等同。 ’”臣按：将帅、宰相两者，都是国家的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苏洵说有征伐然后将帅权重，这是攻战之将。战必胜，攻必取，这样的将帅，必定要等到临事才显现他的才能，这确实不能与宰相等同。如果是折冲樽俎之将，侍奉环卫而奸盗自然清除；处在朝廷而边境自然安定，虽然没有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帅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畧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眞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顔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眞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涖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己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茍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勲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闗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隂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毎有入冦，輙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邉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防，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于熟户。茍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脩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飬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輙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
译苏轼说：“现在的议论者认为，武举、方略这类选拔方式，恰好足以开启侥幸之门，而天下的真正人才，却因此无法求得。这两种看法都过于偏激了。既然已经利用天下的虚名来选拔，却不以实际能力来考核，等到弊端显现时，又全部废除这些名目，使得天下的士人不再通过兵法谋略来进身，这也太过分了。天下的真正人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通过武力来考核，只能在战争中才能显现。但战争是无法用来试验的。因此，只能在治军练兵中观察。子玉在蒍地治军，整天就完成了，鞭打了七个人，穿耳示罚了三个人。蒍贾观察后，认为他刚愎而无礼，知道他的军队必定会失败。孙武初次拜见吴王，用妇女来试验军令，尚且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让他知道孙武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要观察将帅是否有才，没有比治军练兵更不可欺骗的了。现在新招募的士兵，骄横而难以命令，勇猛强悍却不懂作战，这确实足以用来观察天下的人才。用武举、方略这类方式来招来新兵进行试验，观察他们脸色温和平易，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士气；约束严明坚定，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威势；坐起进退，各得其所，就足以看出他们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勉强做到的。所以说：先用无益的虚名来吸引他们，再用可见的实际能力来考核他们，大概就可以得到任用的人了。”
臣按：苏轼说想要观察将帅是否有才，没有比治军练兵更难欺骗的，这真是有见识的话。如果用空话来试验，用一项技艺来较量，确实看不出必然的结果。只有试用一个官职，让他面对众人处理事务，才能看出是否有才。有才就任用，没有才就不任用。
苏辙说：“天下的事情，有这种利益，就一定有这种害处。天下没有完全只有利益而没有害处的事，这是圣人也不能做到的。怎么办呢？圣人的能力，关键在于不穷尽这种利益。利益还没有穷尽时就改变方法，使得害处还没有到来，事情已经转移，所以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害处。从前唐末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世道大有利吗？只是因为它把利益穷尽而不知道改变，所以害处随之产生。因此，我宋太祖、太宗认为这种制度不能长久，于是改变政令，以便于一时的安定。做将领的剥夺他们的兵权，做士兵的使他们不知道将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杜绝天下的私恩，打破他们的私计。他们的本意是认为这足以改变五代豪将的风气，而不是认为后世可以长久使用。所以臣认为，当今的形势，不改变这种制度，就无法求得成功。现在想要让人成功，必须先舍弃兵权交给别人。想要先舍弃兵权交给别人，就先从事于选择将领。选择将领如果选对了，如果确实知道他的忠诚，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不会有忧虑，何况几万士兵呢！”
臣按：天下的事情没有完全只有利益而没有害处的，也没有完全只有害处而没有利益的，选择利益多而害处少的去做，就可以了。然而所说的利益，不是便于自己私利的意思，而是使天下的人都受到利益，适宜而没有祸害，这才是正确的。因此君子贵在讲学以明理，以公心来处理事务。
苏辙又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人，让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继勋等人，让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彧、冯继业等人，让他们防备西羌。都用关市税收来厚待他们，用金帛赏赐来丰富他们。他们的家属在京城，依靠官府供给；在道路上贸易的，不征收他们的商税。因此这十四个人，都富裕有余。他们看待舍弃钱财如同舍弃粪土，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因此卖命效死的勇士，贪图他们的金钱，舍弃性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阴谋并报告上来。至于敌人的饮食动静，没有不全部知晓的。每当敌人入侵，总是预先知道。所以他们防备的敌人很少，兵力不分散，敌人到来的，全都无所获而有损失。因此在这个时候，防备边境的士兵，多的不超过万人，少的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三十万士兵足以供其使用。现在却不是这样，一钱以上的收入都登记在三司，有敢擅自使用的，称为自盗。而所谓的公使钱，多的不过数千缗，各种开支都在其中。而监司又窥探他们的出入，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至于使用间谍，就说：官府供给茶和防，一百饼茶，几束防，不足以换取别人的死，这是明显的。因此现在做间谍的，都不值得依赖，只听传闻的话，采集疑似的事情，他们的行动不超过出境，所询问的不超过熟户。如果有借口来欺骗将帅，就停止了，没有能知道敌人真实情况的人。敌人的真实情况，既然无法知道，所以常常屯驻大量士兵来防备不意的祸患。以百万的军队，却常常担心不足，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前太祖起于布衣，经过百战来平定天下，军旅的事情，他思考得详细，计划得成熟。所以臣希望陛下恢复他的成法，选择任用将帅而用钱财厚待他们，让他们多培养间谍之士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清明，虽然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靠近。”
臣按：苏辙这些话详尽地阐述了用将的道理。朝廷任用将领，能够赋予他们权力，丰富他们的财力，而不用法令条文来约束他们，小事上将领就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宋太祖起自军队，大概是亲自做过将领的人。所以知道用将的道理，一旦居于众人之上，用统率士兵的方法来统率将领，这就是将领能尽其才而国家依赖其用的原因吧【以上总论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将帅之任【中】
左传·防公三年》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陈之次】于曲梁【晋地】魏绛戮其仆。公必杀魏绛。魏绛至，授仆人书。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使臣为此司马之官】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防盟】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防。」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臣按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臣按：将兵者，一夫之能；将将者，万乘之智。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人君必能将将，然后将效其力；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茍为不然，君之于将也，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将之于兵也，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驾驭之道奈何？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髙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寛仁大度，性明达而好谋能聼，知人善任使，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较之《易》所谓「神武不杀」，虽不及，然亦庶几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諌曰：「遵奉法不避，是敎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贾复与五校战于眞定，大破之。复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相见甚懽。
臣按：昔人谓光武善将将，闗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鬬，而独遣冯异；荆州之事，以呉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权，结之以心。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及贾复之于防恂有部将诛戮之耻，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其御将亦多术矣。
光武时，冯异专制闗中，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罪，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臣按：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而于武将，尤不可。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茍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则君臣有不终者矣。光武于冯异，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
唐徳宗时，以朱泚乱，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颇恚恨，屯兵不出战。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聨屯。晟惧为所并，乃移屯。陆贽上状言：“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埀成，委而不谋，何以寜乱？”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借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防，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御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整武备
将帅的职责【中】
《左传·僖公三年》记载，晋侯（即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晋国地名）扰乱军队的行列（打乱战阵的次序），魏绛杀死了他的车夫。晋侯一定要杀魏绛。魏绛到来，交给侍从一封信。晋侯读信说：“如今君王缺乏使臣，派我担任司马（让我做这个司马的官职）。我听说军队众多以顺从为武，军事上宁死也不违犯军纪为敬。君王会合诸侯，我怎敢不恭敬？君王的军队不威武，办事的人不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害怕因此死罪，连累到扬干，无处逃避罪责，没能施行训导，以至于动用斧钺。我的罪很重，怎敢不听从，从而激怒君王的心，请让我回到司寇那里接受死刑。”晋侯光着脚走出来，说：“我说的话，是出于亲爱；你执行处罚，是符合军礼的。我有弟弟，没能教导好，让他触犯大命，这是我的过错。”
臣按：由此可以看出魏绛能够执法以严肃军纪，而晋悼公能够容忍臣子执法以辅助国家治理。
汉高祖曾经从容地和韩信谈论各位将领能带多少兵。高祖问：“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最多能带十万。”高祖说：“那您呢？”韩信说：“我越多越好。”高祖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却被我擒获？”韩信说：“陛下不善于带兵，但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之所以被陛下擒获的原因。”
臣按：带兵，是一个人的能力；驾驭将领，是拥有万辆兵车（指帝王）的智慧。君主对于将领，就像将领对于士兵一样。君主必须能驾驭将领，然后将领才会效尽力气；将领必须能带兵，然后士兵才会竭尽技艺。将领能带兵，而君主又能驾驭他的将领，那么任用得人，所到之处没有不成功的。如果不这样，君主对于将领，只是依据他的职位来使用，而没有驾驭的方法，这叫做派遣将领，而不是驾驭将领。将领对于士兵，只是凭借威势来驱使他们，而没有节制的方法，这叫做出兵，而不是带兵。驾驭的方法是什么呢？杜甫诗说：“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驾驭韩信，可以说是驾驭英雄了。然而如果不是高祖宽仁大度，天性明达且善于谋划并能听取意见，知人善任，那么也不能驾驭他。与《易经》所说的“神武不杀”相比，虽然不及，但也差不多了。
光武帝征讨河北时，祭遵担任军市令，光武帝身边的侍从犯法，祭遵将其格杀。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劝谏说：“祭遵奉公守法不避权贵，这是教令得以施行的表现。”光武帝于是赦免了他，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并对各位将领说：“你们应当防备祭遵，我身边的侍从犯法他都杀了，必定不会偏私你们。”
贾复与五校军在真定交战，大破敌军。贾复受伤很重，光武帝大惊，说：“我之所以不任命贾复为别将，是因为他轻敌，果然失去了我的名将。听说他的妻子有孕，生女儿吗？我的儿子娶她；生儿子吗？我的女儿嫁给他。不让他为妻子儿女担忧。”贾复的病不久痊愈，相见非常欢乐。
臣按：从前的人说光武帝善于驾驭将领，关中战役，不选取将领中善战的人，而唯独派遣冯异；荆州事务，因为吴汉不习水战，而唯独任用岑彭，这都是平时了解他们的才略，并且明白如何授任，又能用恩德感动他们，给予他们权力，用真心结交他们。看贾复受伤而体恤他的妻子儿女，祭遵杀了光武帝身边的侍从而告诫各位将领；以及贾复与冯恂有部将诛戮的耻辱，光武帝又为之致礼极尽欢愉，以消除他的怒气，说：“天下未定，两虎怎能私下争斗！”今天由我来分开你们，于是同心协力，以渡过天下的危难。他驾驭将领的方法也很多样。
光武帝时，冯异专权关中，后来有人上奏章说他的威权太重，皇帝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惶恐害怕，上书谢罪，诏书回复说：“将军对于国家，名义上是君臣，恩情如同父子，有什么嫌疑猜忌，而有恐惧之意呢？”
臣按：君主对于臣子，最不可使用智谋权术；而对于武将，尤其不可。因为君臣上下，应当以诚心相互感动。如果有一丝怀疑二心，而怀着机心蓄积智谋来对待，那么君臣关系就不能善终了。光武帝对待冯异，可以作为万世君主推诚待下的法则。
唐德宗时，因为朱泚作乱，德宗逃往奉天，见其反迹逐渐显露，李怀光从千里之外奔赴危难，不能朝见，颇为怨恨，屯兵不出战。德宗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与他联合屯兵。李晟害怕被吞并，于是移屯。陆贽上奏章说：“最高明的是在祸乱未萌发时消除它，其次是刚有征兆时补救过失，何况事情已经显露，祸难即将形成，委任而不谋划，凭什么平定祸乱？”现在趁着李晟愿意行动，便派遣合军同往，借口说李晟的军队一向少，担心被贼人朱泚拦截，借此两军互为掎角，仍然事先谕令，秘密催促装束。诏书到达军营，当天就进发。李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无计可施，这就是“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至于制军御将，所贵在观察情势的离合，快慢各有适宜，应当分离的却合拢就会招致祸乱，应当合拢的却分离就会功效微薄，应当快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