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十三
」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揺。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揺，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译朱熹说：“厚待百姓，正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山依附于大地，正因为大地深厚，所以山才能安稳地坐落于此而不摇动。君主厚待百姓以赢得民心，那么他的地位也就安稳而不摇动，这就如同所说的‘根基稳固，国家安宁’一样。”
臣按：山髙出于地，而反附着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彖曰：益【卦名】损上益下，民説【音恱】无疆【谓无穷极】
朱熹曰：“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所以然者，盖邦本厚则邦宁而君安，乃所以为益也。否则反是。”臣按：“益之为言，有所増加之谓也。今而无所増加而有损焉，乃谓之益，何哉？”有若对鲁哀公之问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深有得于益卦之义也。
大禹谟》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朱熹曰：「可爱非君乎？可畏非民乎？众非君则何所奉戴？君非民则谁与守邦？钦哉！言不可不敬也。」可愿，犹孟子所谓可欲。凡可愿欲者，皆善也。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愿欲者。茍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絶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此极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强也，小民至弱也。君之于民，欲生则生之，欲死则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吁！人君诚知民之真可畏，则必思所以养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于困穷矣。夫然，则天禄之奉在人君者，岂不长可保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也】祖【谓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蔡沈曰：「此禹之训也。君之与民，以势而言，则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则相须以安，犹身体之相资以生也。故势踈则离，情亲则合。以其亲，故谓之近；以其踈，故谓之下。言其可亲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国之本，本固而后国安。本既不固，则虽彊如秦，富如隋，终亦灭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五子自称】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圗？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三失者，言所失众也。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马易惊。朽索固非可以驭马也，以喻其危惧可畏之甚。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训，言此则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结其义也。臣按：此章言国以民为本，君之固结民心以敬为本。人君诚能以敬存心，兢兢业业以临兆民，如以朽败欲断之索，以驭夫并驾易惊之马，惟恐其索之断絶而马之惊轶，以致吾身之坠。惕然恒存此心以临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礼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则有以固结其心，而宗社奠安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论卫人出其君曰：“良君将赏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赏加于善人，刑加于淫人】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空匮其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书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爱乎民也，则必养之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则民之奉其君，亦将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茍以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虐，而弃天地之性，岂天意哉
译臣按：山高耸出于地面之上，却反而依附于地面，这就像君主居于百姓之上，却反而依附于百姓，为什么呢？大概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他有百姓。君主如果没有百姓，那么君主依靠什么来成为君主呢？身为上位者，如果真的知道之所以能成为君主并得以安坐其位的，是因为有百姓，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使百姓的生活丰厚，使他们得到安宁吗？百姓的生活安宁，君主就有所依附，他的地位也就安稳了。
《益》卦的彖辞说：益，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百姓喜悦没有穷尽。
朱熹说：“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叫作益，减损下层以增益上层叫作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的根本深厚，国家就安宁，君主就安稳，这才是真正的增益。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相反了。”臣按：“益”这个字，是有所增加的意思。现在如果没有增加反而有减损，却称之为益，为什么呢？有若回答鲁哀公的提问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这大概对益卦的含义有很深的领悟。
《大禹谟》说：“值得敬爱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众人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众人，和谁一起守护国家呢？要恭敬啊！谨慎地对待你所处的职位，恭敬地修养那些值得向往的善行。如果四海之民陷入困穷，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
朱熹说：“值得敬爱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众人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众人，和谁一起守护国家呢？要恭敬啊！这是说不可不恭敬。”可愿，就像孟子所说的可欲。凡是值得向往和欲望的，都是善。人君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居的职位，恭敬地修养那些值得向往和欲望的善行。如果有一毫的恶念产生在心中，危害到政事，那么百姓得不到安顿的就多了。四海之民到了困穷的地步，那么君主的天禄一旦断绝就不再延续，难道不是深可畏惧的吗？这是极力陈述安危存亡的警戒，以深深地警示君主。
臣按：人君最为尊贵，小民最为卑贱；人君最为强大，小民最为弱小。君主对于百姓，想让他们生就让他们生，想让他们死就让他们死。值得畏惧的，没有比君主更甚的了。现在舜告诫禹，却说“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唉！人君如果真的知道百姓真正值得畏惧，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养育他们、安抚他们，而不敢虐待他们、困苦他们，使他们陷入困穷。如果这样，那么上天赐予人君的福禄，难道不能长久保持吗？
《五子之歌》第一篇说：“伟大的祖先（指禹）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
蔡沈说：“这是禹的训诫。君主与百姓，从权势地位来说，尊卑的区别，就像天壤那样不相当；从情理来说，互相依赖才能安宁，就像身体互相依赖才能生存一样。所以权势疏远就会分离，情理亲近就会结合。因为亲近，所以称为近；因为疏远，所以称为下。说的是可以亲近而不可以疏远。而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然后国家安宁。根本如果不稳固，那么即使像秦国那样强大，像隋朝那样富有，最终也只会灭亡罢了。”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是万世人君应当写在座位旁边，以铭刻在心、刻骨铭记的。
又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一个就能战胜我，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要等到明显时才去图谋吗？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身为上位者，怎么能不恭敬！”
蔡沈说：“君主失去人心，就成为孤家寡人；成为孤家寡人，那么愚夫愚妇一个就能战胜我了。”三失，是说所犯的错误很多。民心怨恨背离，难道要等到它显著后才去知道吗？应当在事情苗头尚未显现时就图谋应对。腐朽的绳索容易断，六匹马容易受惊。腐朽的绳索本来不能用来驾驭马匹，用来比喻危险恐惧到了极点。身为上位者，怎么能不恭敬呢？前面已经引用禹的训诫，这里则用自身不足以依靠、百姓值得畏惧来总结阐明其义。臣按：这一章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君主巩固民心以恭敬为根本。人君如果真的能以恭敬存心，兢兢业业地面对亿万百姓，就像用腐朽欲断的绳索，去驾驭并排奔驰容易受惊的马匹，惟恐绳索断绝而马匹惊跑，导致自己坠落。常常怀着这种警惕之心面对百姓，一定不肯用非法的手段虐待他们，用非礼的方式困苦他们，而是使他们得以安身保命，实现他们上奉父母下养子女的愿望，这样就能巩固民心，使宗庙社稷安定。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奉晋侯，谈论卫国人驱逐他们的君主时说：“贤明的君主将奖赏善人而惩罚淫乱之人，养育百姓如同子女，覆盖他们如同天空，包容他们如同大地。百姓侍奉他们的君主，爱戴他如同父母，仰望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明，畏惧他如同雷霆。这怎么会被驱逐呢？”君主是神灵的主宰，百姓的期望。如果使百姓的君主陷入困境，使神灵祭祀匮乏，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还要他做什么？又说：“上天爱护百姓很深啊，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顺从他的淫乱，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臣按《尚书》说：“只有上天爱护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命。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来治理上天的百姓。知道上天的心意，非常惠爱百姓，那么就一定要养育他们如同子女，覆盖他们如同天空，包容他们如同大地。那么百姓侍奉他们的君主，也将爱戴他如同父母，仰望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明，畏惧他如同雷霆。如果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纵容他的淫虐，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
？」
哀公元年，陈逢滑对懐公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译哀公元年，陈国的逢滑对陈怀公说：“我听说国家的兴盛，是因为福佑；国家的灭亡，是因为祸患。国家兴盛时，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一般小心谨慎，这就是福佑；国家灭亡时，把百姓当作泥土草芥一样轻视践踏，这就是祸患。”
臣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寛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国而无君，君而无身，与家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推原所自，起于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鼂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夀，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类之谓也。
张栻曰：「所欲与聚，非惟夀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舎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
又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广野也】也。故为渊【深水也】敺鱼者，獭【食鱼兽】也；为丛【茂林也】敺爵【与雀同】者，鹯【食雀鸟】也；为汤武▯民者，桀与纣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归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张栻曰：「秦为汉▯，隋为唐敺，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为安，而不知其为人敺，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恶。于所欲者，则趋之；于所恶者，则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仁，则施仁之政，以来之；所恶者在不仁，则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无非仁，则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归之，不啻如水就下，兽走圹矣。茍为不然，反其好恶之常，民心所欲者则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则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视其欲之所在而趋就之，则是吾为之敺之也。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尚鉴诸此，其无为人▯民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张栻曰：「人君惟恃崇髙之势，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轻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贵，社稷次之而已，不与焉，则必兢兢业业，不敢自恃，惟惧其失之也。则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骄亢自居，民虽迫于势而惮之，然其心日离。民心离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齿而不得其心，犹不得也。
鼂错言于汉文帝曰：「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防。饥寒至身，不顾亷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嵗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凶年饥嵗，无以养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从而厚征重敛，不时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不为君有矣。民不为君有，君何所凭藉以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
臣按：鲁恭谓「爱民者必有天报，则害民者必有
译臣按：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在于有百姓罢了。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国家了。英明圣哲的君主，知道兴国的福泽在于爱护百姓，就一定会减轻刑罚，降低赋税，宽缓劳役，以此来为百姓造福。百姓享受福泽，那么国家也就享受福泽了。那些昏庸残暴的君主，把百姓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凡是用来祸害百姓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百姓既然遭受祸害，国家也就随之衰败。没有国家，就没有君主了。国家没有君主，君主没有自身，这与寻常人家遭遇的祸患相比，哪有更严重的呢？推究其根源，起于君主一念之间不体恤百姓。
孟子说：“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天下。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能得到百姓。得到民心有方法，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仅此而已。”
朱熹说：“百姓所想要的，都为他们招致，就像聚集财货一样；百姓所厌恶的，就不要施加于百姓。”晁错所说的：“人的本性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使他们得以生存而不伤害他们；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富裕的，三王使他们富足而不使他们困窘；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持他们而不使他们危险；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他们耗尽。”说的就是这类道理。
张栻说：“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聚集，不仅仅是满足他们长寿、富裕、安逸的愿望，在任用与舍弃、顺从与违背方面，没有不符合他们的公意，然后才算得到了民心。”
又说：百姓归向仁德，就像水向下流，野兽跑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渊驱赶鱼的是水獭；替丛林驱赶雀鸟的是鹯鸟；替商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
朱熹说：“百姓之所以归向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在这里。百姓之所以离开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在别处，而所畏惧的在这里。”
张栻说：“秦朝为汉朝驱赶百姓，隋朝为唐朝驱赶百姓，末世的君主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洋洋自得地以为自己安稳，却不知道这是在替别人驱赶百姓，可悲啊！”
臣按：民心没有不有所想要的，也没有不有所厌恶的。对于想要的，就趋向它；对于厌恶的，就避开它。君主知道百姓想要的是仁政，就施行仁政来招引他们；厌恶的是不仁，那么凡是不仁的政策一概不施行。去除了不仁，所施行的无非是仁政，就能得到百姓的民心。而百姓归向君主，不亚于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如果不这样，反而违背百姓好恶的常理，百姓想要的却不施行，而施行的都是百姓不想要的。这样就失去了百姓的民心。既然失去了民心，百姓就会看着他们想要的地方而趋向那里，这实际上是我们替别人驱赶百姓。唉！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还以此为鉴戒，不要替别人驱赶百姓啊！
孟子说：“得到百姓拥戴的人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拥戴的人成为诸侯。”
朱熹说：“丘民，是田野间的百姓，极其微贱。然而得到他们的心，天下就会归向他。天子极其尊贵，而得到他心的人不过成为诸侯罢了。”张栻说：“君主只依仗高贵的权势，而忽视底层百姓的微弱，所以放纵私欲，轻易失去人心，从而危及国家。如果让他知道百姓尊贵，国家次之，君主自己反而不重要，那么他一定会兢兢业业，不敢自恃，只怕失去民心。这样就能得到民心，国家也可以保全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敬畏百姓，昏暗的君主让百姓畏惧自己。敬畏百姓的昌盛，让百姓畏惧自己的灭亡。骄傲自大，百姓虽然迫于威势而忌惮他，但民心日渐背离。民心背离，就是天命离开了。
臣按：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来牧养他们，这是君主为了百姓而设立的。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国家，而君主又怎么能凭一己之身独自存在呢？这就是君主之所以贵在得到民心的原因。所谓得到民心，不是说得到他的土地、人口，而是得到他的心。得到土地、人口而得不到他的心，还是等于没有得到。
晁错对汉文帝说：“寒冷时对衣服的需求，不等待轻暖；饥饿时对食物的需求，不等待甘甜。饥寒交迫到身上，就不顾廉耻了。人的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饥饿，整年不做衣服就寒冷。肚子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君主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是这样，所以致力于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储备，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百姓可以拥有。
臣按：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有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君主了。君主有百姓，不知道如何体恤他们，使他们寒冷时没有衣服穿，饥饿时没有食物吃，灾荒年份，无法赡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反而加重征收，不时地使他们受苦，用非道义的手段虐待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怨恨而产生背叛之心，不再属于君主了。百姓不属于君主，君主凭什么凭借来成为君主呢？古代的英明君主，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储备，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使天下的百姓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能吃饱穿暖，从而能够侍奉父母、养育子女，那么就能常拥有百姓，君位安稳，国运长久。
汉和帝时，鲁恭上疏说：“万民，是上天所生育的，上天爱护他所生育的，就像父母爱护他们的孩子。一种事物有不得其所的，那么天气就会为之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上天一定会给予回报。”
臣按：鲁恭说“爱护百姓的人上天一定会给予回报，那么害
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时，马周上疏曰：「三代及汉，歴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防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脩之于可脩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
译（前文提及）“天降灾祸”，由此可以知道了。
唐太宗时期，马周上奏章说：“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国运长久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这实在是因为恩德凝聚了人心，人们不能忘记的缘故。自那以后，国运长久的不过六十年，短的仅仅二十多年，这都是因为对百姓没有恩德，根本不稳固的缘故。我观察自古以来的情况，百姓忧愁怨恨，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应当在可以修治的时候进行修治，不能在已经失去民心之后才去后悔。”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贞观之世，极盛之时也。马周犹欲其脩于可脩之时，而无悔于既失之后。况君非太宗，而时不及贞观，乃坐视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动心，可乎？
陈子昻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天下乱矣。」臣按：子昻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于百姓，要必使之皆乐其生而重其死，则祸乱无从作矣。然则所以使之乐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圎颅方趾之民，莫不爱其身体气力也，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上之人不以兴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残其体肤，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赀产，则凡民之所爱皆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犹不忍舎去，况舎去而死哉！为人上者，诚能省刑罚，薄税敛，不穷兵以黩武，不营作以劳人，则民咸有乐生之愿，而无轻死之心，祸乱不作而君位永安，国祚无穷矣。」
以上总论固本之道
固邦本
蕃民之生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圗，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圗，周【遍也】知九州【▯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广【横也，东西为广】轮【纵也，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林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髙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髙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谓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谓白壤、黒坟之类；物谓所生之物】以相【占祝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犹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鸟兽，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臣按：天地生人，止于此数。天之所覆者，虽无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则有限焉。惟气数之不齐，而政治之异施，于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齿有多有寡焉。是以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广狭长短，以验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详，审其利害之故。蕃鸟兽，以为其衣食之资；毓草木，以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壤，教其稼穑。凡若此者，无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户口必増，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谓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养万民：一曰慈防【谓爱防小】二曰养老【七十养于乡】三曰振穷【闵其无告】四曰恤贫【助其不给】五曰寛疾【畧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保其常产】
李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繇役，不专取也。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民趋荣而避辱，难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转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专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别淑慝，区区以击彊为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诛者，果何人也？」
吕祖谦曰：「犬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四曰恤贫，六曰安富。后世之政，自谓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欤？」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谓之保息者，保养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时，以此养其万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盖以民之生也，始于防而终于老，其间彊壮之年，固皆有以自养，而无赖乎人也。惟其防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爱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养之。不幸而穷匮焉，贫乏焉，疾病
译臣按：唐朝三百年的天下，太宗贞观年间，是极其兴盛的时代。马周尚且希望君主在可以修治的时候进行修治，从而在既已失去之后没有悔恨。何况君主不是太宗，时代也不如贞观时期，却坐视百姓愁苦怨恨，却一点也不动心，这可以吗？
陈子昂说：“天下有危机，祸福由此产生，百姓就是关键。百姓安定就乐于生存，不安定就轻视死亡。轻视死亡天下就混乱了。”臣按：子昂这番话警策深切，痛切至极，君主对于百姓，一定要使他们都乐于生存而看重死亡，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然而使他们乐于生存看重死亡的方法，途径在哪里呢？回答说：“圆头方脚的人民，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力气的，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儿的，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田地房屋财产的。在上位的人不因为大兴土木疲乏他们的筋力，不因为刑法残害他们的身体皮肤，不因为征发徭役离散他们的父母妻儿，不因为诛求索取消耗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那么凡是百姓所爱惜的都成为他们所有的。百姓不幸而死，尚且不忍心舍弃离去，何况舍弃离去而死呢！作为上位的人，如果真的能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不穷兵黩武，不营建工程来劳累人民，那么百姓都有乐于生存的愿望，而没有轻视死亡的心，祸乱不产生而君位永远安定，国运无穷尽了。”
以上总论巩固根本的道理
巩固国家的根本
繁衍百姓的生计
《周礼》大司徒的职掌，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地图，以及人民的数量，来辅佐君主安定治理国家。用天下的土地地图，周遍了解九州的地域，广度的数量，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
又说：用适宜土地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来占卜选择百姓的住宅，而知道其中的利害，来使人民繁盛，来使鸟兽繁衍，来使草木孕育，来任用土地的事务，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而知道它们的种类，来教导耕种收获、种植技艺。
臣按：天地生育人类，只在这个数量上。天所覆盖的，虽然无所不至；而地所容纳的，则有限度。只是因为气数不齐，政治措施不同，于是百姓有兴盛有衰败，人口有多有少。因此作为上位的人，一定要知道百姓的数量，来验证我的政治；又一定要知道地域的广狭长短，来验证百姓居住所容纳的情况，辨别土地的寒暖燥湿，来认识百姓性情的适宜，考察百姓物产的详情，审察利害的缘故。繁衍鸟兽，作为他们衣食的资用；孕育草木，作为他们居室器具的用途。区别土壤，教导耕种。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繁衍百姓的生计。百姓生计既已繁衍，户口必然增加，那么国家的根本就巩固，元气就强壮，天下治理而君位安定了。
大司徒用保养使百姓繁衍的六种方法养育万民：一是慈爱幼童，二是养老人，三是救济穷困，四是体恤贫乏，五是宽待疾病，六是安定富人。
李觏说：“大司徒用保养使百姓繁衍的六种方法养育万民，第六条是安定富人，说的是平定他们的徭役，不专门索取。孔子说：‘人口既已众多，就使他们富裕；既已富裕，就教化他们。’《管子》说：‘粮仓充实知道礼节，衣食充足知道荣辱。’那么百姓不富裕，粮仓不充实，衣食不充足，却想教化他们礼节，使百姓趋向荣耀而避开耻辱，是困难的。田地都可以耕种，桑树都可以养蚕，材料都可以加工，货物都可以流通，他们唯独凭借这些而致富，是因为心里有所知晓，力量有所勤勉，早起晚睡，攻苦食淡，来顺应天时，听从上级命令。这样的百姓，反而憎恶他们，为什么呢？憎恶他们，就加重他们的徭役，多向他们索取，劳累必然在他们身上，费用必然在他们身上，富人有多少能不转而贫困呢？如果天下都贫困，那么作为君主的人，有利还是无利呢？所以先王平定徭役，不专门索取来安定他们。世俗不分辨是非，不区别善恶，仅仅以打击强人为事。唉！富人就是强人吗？那些推究道理而诛杀的人，究竟是谁呢？”
吕祖谦说：“大司徒用保养使百姓繁衍的六种方法养育万民，第三条是救济穷困，第四条是体恤贫乏，第六条是安定富人。后世的政令，自认为抑制强人扶持弱者的，果真符合先王的意思吗？”
臣按：大司徒用保养使百姓繁衍的方法养育万民，称为保养使百姓繁衍，是保养而使他们繁衍。成周盛世，用这种方法养育万民，所以达到繁衍，这是天地生生不息的仁德吗？大概百姓的生，始于幼童而终于老人，其间强壮的年份，固然都有办法自己养活，而不依赖别人。只是他们年幼时，不能自立，一定等待有人慈爱他们；等到他们年老时，不能自存，一定等待有人安养他们。不幸而穷困匮乏，贫乏
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寛之，而后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养之；惟富而有财者，则又因其所有余而养之焉。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小人无知，或以之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岂知周官之深意哉？
译这些情况，都必须等待上级加以救济、体恤、宽待，然后百姓才能得以自我发展。这五种情况，都是根据百姓所缺乏的方面来加以养育；只有那些富裕且有财产的人，则是根据他们所富余的方面来加以养育。确实因为富家大族，是小民所依赖的对象，也是国家将财富储藏于民间的方式。无知的小人，有时把富户当作怨恨的聚集地。先王用“保息”六法来养育万民，对于其中五种情况都不以“安”来表述，唯独对“安富”加以强调，其用意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由此可见，富人不仅被小民所依赖，国家也将有所依赖。那些见识狭隘的人，往往把抑制富人当作能事，哪里懂得《周礼》的深意呢？
小司冦及大比【三年比较民之众寡】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载也】于天府，内史司防，冢宰贰之，以制国用。
臣按：人生齿而体备。男子八月生齿，八嵗而龀；女子七月生齿，七嵗而龀。皆书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内史司防、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贰耳。民数既登之后，乃计其数以制国用焉。始之内史以书其名，继之司会以计其数，终之冢宰以统其成。盖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齿之长防，以防计其用度之盈缩，以见先王之举事，无非所以为民。民用既足，然后以制国用，不厉民以自适也。
司民【主民数者】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籍也】辨其国中【王国之内】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嵗登【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嵗有生者登而载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冦。司冦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防▯宰贰之，以赞王治。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天子之所以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贵而为四海九州之人爱戴之无已者，非民孰致之？故虽匹夫匹妇之贱且贫，而天子必敬而爱之，不敢以其势位权力加之。况千万亿人之名数聚于一书之间，而敢轻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献民数而必拜之者，此也。虽然，徒拜其民数之版而忽其蠢动之人，则亦虚礼而已。此人君所以贵乎有爱民之实也。
汉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汉律人出一筭，令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诏赐民胎养谷，着为令。诏曰：「诸懐姙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筭，一嵗。」
三年春，正月，诏：婴儿无亲属者，及有子不能养者，廪给之。
臣按：汉之时，去古未逺，所以着之诏令，以惠爱元元，以蕃其生者，犹有古意。女子过时不嫁者有罪，妇人懐姙者有养，婴儿失养者有给。三代以下，汉祚所以独长，既失而复得者，岂不以此欤？
孝景元年诏曰：「间者嵗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寛大地者听之。」
崔寔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寛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北齐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迁于幽州寛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世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羣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歴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随其所在，拘之于官，询其所由，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不愿者勿强】则俾其供词，具其邑里，定为版册。见有某人主户【本贯无人者不许】见当某处军匠【遇阙依次句解】明白详悉，必实毋隠。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供报，既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有产者出财，无产者出力。如此通融，两得其用，江右无怨女，荆湖无旷夫，则户口日以増矣。江右有赢田，荆湖无旷野，而田野日以辟矣。是亦蕃民生寛、力役一视同仁之道也。
译小司寇在大比之年（每三年统计民众的多少），登记人口数目，从长出牙齿的儿童以上，都登记（记载）在天府，内史负责掌管和防备，冢宰作为副手协助，以此来制定国家的用度。
臣按：人长出牙齿时身体才算完备。男子八个月长出牙齿，八岁换牙；女子七个月长出牙齿，七岁换牙。这些情况都记录在户籍版上，其正本登记在天府。内史掌管防备、冢宰作为副手所掌握的，不过是副本罢了。人口数目登记之后，才计算其数量来制定国家的用度。起初由内史书写姓名，接着由司会计算数目，最后由冢宰统管完成。大概是因为根据户口的多少、年龄的老少，来推算用度的增减，由此可见先王办事，无非都是为了百姓。百姓的用度充足之后，然后才制定国家的用度，不苛待百姓来让自己舒适。
司民（主管人口数目的人）掌管登记天下百姓的数目，从长出牙齿的儿童以上都书写在户籍版上，区分王国之内与其都城郊野，分别男女。每年登记（上报）出生、注销（除去）死亡（每年有出生的登记并记载，死亡的注销并除去），以及三年大比之时，将百姓的数目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祭祀司民之星），将数目献给君王。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内史掌管防备，冢宰作为副手，以辅助君王治理。臣按：孟子有言，“得到平民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天子之所以作为天的儿子而享有天下的供奉，是因为他有百姓。天生百姓并命令一位天子来统治他们，凡是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耀而被四海九州之人爱戴不已的，如果不是百姓，是谁造成的呢？所以即使是匹夫匹妇那样卑贱且贫穷的人，天子也必定尊敬并爱护他们，不敢凭借权势地位权力施加于他们。何况千万亿人的名数聚集在一本册籍之间，怎敢轻忽呢？古代帝王之所以接受别人献上的百姓数目而必定拜受，就是这个原因。虽然如此，如果只拜受百姓数目的册籍而忽视那些蠢动的百姓，那也只是虚礼罢了。这就是君主贵在要有爱民实心的原因。
汉惠帝六年，命令女子年满十五岁至三十岁，不嫁人的，罚五算（汉律规定每人出一算，命令出五算，是惩罚）。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下诏赐给百姓胎养谷，定为法令。诏书说：“凡是怀孕的妇女，赐给胎养谷，每人三斛，免除其丈夫一年的算赋。”
三年春，正月，下诏：婴儿没有亲属的，以及有子女但不能抚养的，由官府供给粮食。
臣按：汉朝的时候，距离古代不远，所以颁布诏令，以恩惠爱护百姓，以繁衍他们的生命，还保留着古代的风意。女子过了婚龄不嫁人的有罪，妇人怀孕的有供养，婴儿失去抚养的有供给。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国运之所以特别长久，失而复得的，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吗？
孝景元年诏书说：“近来连年收成不好，百姓大多缺乏食物，夭折不能终享天年，我很痛心。各郡国有的土地贫瘠狭窄无法从事农桑畜牧，有的土地肥沃广阔，草木茂盛，水源便利却得不到开发，商议此事，百姓想迁徙到土地宽广地方的，听任他们。”
崔寔说：“从前圣人分配人口耕种，土地各自相连。现在青州、徐州、兖州、冀州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不足以供给；而三辅左右以及凉州、幽州附近的郡县，都土地空旷人口稀少，那里的田地适宜耕种，却全部没有开垦。现在应该遵循旧例，将贫穷不能自谋生计的百姓迁徙到土地宽广的地方，这也是开垦荒地、救济百姓的方法。”
北齐天保八年，商议将冀州、定州、瀛州没有田地的人，迁徙到幽州土地宽广的乡村安置，开始设立九等之法：富人征收他们的钱，穷人征用他们的劳力。臣按：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从荆湖地区的人看来，荆湖的百姓不同于江西；从江西的人看来，江西的百姓不同于荆湖。从朝廷看来，不分荆湖、江西，都是君王的百姓。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阻隔，时代变迁，地势有宽广狭小之分，风气有厚薄之别，时运有盛衰之异，所以人口的出生也不无多少的不同。以今天来说，荆湖地区，田地多而人口少；江西地区，田地少而人口多。江西人大半寄居在荆湖，大概是因为江西的土地产出不足以供给其人，必须依靠荆湖的粮食来养活。江西人聚集在荆湖，既不供给江西公家的劳役，而荆湖的官府也不能役使他们，这是两方面都失去了。臣请求设立通融的办法：凡是江西的百姓寄居在荆湖，多年定居，置办成产业的，就列为税户的名目；替别人耕种佃田的，就称为承佃户；专门从事贩运佣工的，就称为营生户。随其所在地，由官府拘管，询问其缘由，他们情愿不返回故乡的（不愿的不要强迫），就让他们供词，写明其籍贯乡里，定为册籍。现有某人主户（本籍无人者不许），现在担任某处军匠（遇到空缺依次句解），明白详细，务必真实不隐瞒。然后派遣官员携带册籍，亲自到其所居之地供报，情况相同就予以开豁，所在郡县收为现户，使他们与主户交错居住共同服役。有财产的出钱财，无财产的出劳力。这样通融，两方面都得到利用，江西没有怨女，荆湖没有旷夫，那么户口就日益增加了。江西有盈余的田地，荆湖没有荒废的野外，而田野就日益开垦了。这也是繁衍民生、宽缓力役、一视同仁的道理。
臣按此西汉户口极盛之数
桓帝永夀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口五千六万六千。
臣按此东汉户口极盛之数
隋承周得户三百六十万，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乃至八百九十万。
杜佑曰：「隋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废，奸伪尤滋。髙颎覩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防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懐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逾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县民户上版圗者八百九十余万。自经乱离之后，十存不能一二，皆独孤后无《闗雎》之法，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
唐天寳十三载，户九百六万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徳初至天寳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逺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隠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国虽乆，户口虽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祸乱稍平，几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杨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呜呼！可不监哉！」
宪宗元和时，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
胡寅曰：「天寳初，户几一千万，元和户仅二百四十七万，是十失其八也。宪宗急于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镈聚敛，受诸道贡献，百姓难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所以使民受害，而户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论隋氏之耗，不咎杨【▯感】李【宻也】而咎独孤后；天寳之耗，不罪安【禄山】史【思明】而罪杨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则又归其狱于程异、皇甫镈之聚敛焉。呜呼！私意行于宫禁，而灾祸延于闾阎；小人用于庙堂，而毒害及于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防、逺色、贱货，而一于贵徳也哉！
徐干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民年十五为成丁，十四以下为不成丁。盖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鄙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圗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逺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臣按：古人有言，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彊弱。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彊弱，则虽盛衰之故，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见之。是以人君常于拜受民数之后，阅其版籍，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数。今日之民，较之前世，多欤？吾则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养之。寡欤？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则危者可安，乱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论蕃民之生
大学衍义补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制民之产
通典》曰：黄帝时，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则井田之原，其来逺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尧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土白壤【无块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坟【色黑而坟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坟【土脉坟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黏曰埴】
译臣按：这是西汉户口达到极盛时的数字。
桓帝永寿二年，户数为一千六百零七万九百，人口为五千零六万六千。
臣按：这是东汉户口达到极盛时的数字。
隋朝继承北周，得到户口三百六十万，平定陈朝后又接收户口五十万。等到隋炀帝大业二年，战争停止，仅仅十八年时间，户口就达到了八百九十万。
杜佑说：“隋朝继承西魏战乱之后的局面，北周、北齐分据天下，暴君和苛刻的官吏，赋税沉重，劳役频繁，百姓无法忍受，大多依附于豪强之家，法律纲纪废弛，奸诈虚伪的现象尤其严重。高颎看到流民散失的弊病，建立了输籍之法，确定名目，减轻数额，让百姓知道做豪强的浮客，要被强宗收取大半的赋税，而做国家的编户齐民，向公家缴纳较轻的赋税。先昭示诚信，后执行法令，百姓感怀恩惠，奸邪无处容身。隋朝的资财储备超过天下，百姓生活安康富足，这都是高颎的功劳。”
胡寅说：“当隋朝兴盛时，郡县登记在册的民户有八百九十余万。自从经历战乱之后，十户中不能保留一二户，这都是因为独孤皇后没有《关雎》那样的教化，废长立幼，而导致祸患到了这种地步。”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九千。
杜佑说：“唐朝从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可以媲美汉朝的兴盛，但人口户数却只相当于隋朝。大概是因为有关部门不把治理国家、驾驭远方作为心意，法令不能推行，各地的隐匿漏报非常严重。”
胡寅说：“唐玄宗在位时间虽然长久，户口虽然众多，但不等到改朝换代，自己就毁掉了它。等到祸乱稍平，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仅仅是因为宫内有一个杨太真，宫外有一个李林甫，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唉！这难道不值得借鉴吗！”
唐宪宗元和年间，户数为二百四十七万三千。
胡寅说：“天宝初年，户数接近一千万，元和年间户数仅二百四十七万，这是损失了十分之八。宪宗急于用兵，那么养育百姓的政策就不能厚重，反而任用程异、皇甫镈进行聚敛，接受各道的贡献，百姓难以富裕繁衍了。”
臣按：天下的兴盛与衰败，在于百姓。百姓多，国家势力就兴盛；百姓少，国家势力就衰败。大概国家拥有百姓，就像粮仓拥有粮食，府库拥有钱财一样。因此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比养育百姓更急迫的了。养育百姓的政策，在于去除那些危害百姓的因素。所以使百姓受害，而户口不能富裕繁衍的，必定有其原因。因此胡寅论述隋朝人口的耗损，不责怪杨国忠、李密，而责怪独孤皇后；论述天宝年间人口的耗损，不罪责安禄山、史思明，而罪责杨太真、李林甫；论述元和年间人口的耗损，则又将罪责归于程异、皇甫镈的聚敛。唉！私意行于宫禁之中，灾祸就蔓延到民间；小人被用于朝廷之上，毒害就波及到百姓。想要使百姓繁衍的君主，应当去除邪僻、远离女色、轻视财货，而专一于崇尚德行啊！
徐干说：“治理太平在于各种功业兴起，各种功业兴起在于劳役均平，劳役均平在于人口统计周全，人口统计周全是国家的根本。所以人口统计，是各种事务的出发点，没有不从中取正数的。用来分配田地，用来征收贡赋，用来制造器物，用来制定俸禄，用来征发田役，用来组建军队；国家借此建立典章，家庭借此确立法度。五礼得以修明，九刑得以施行，难道不就是审慎地统计人口吗？”
臣按：现在的制度，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黄籍造册。百姓年满十五岁为成丁，十四岁以下为不成丁。大概是得到了这个意思。
杜佑说：“古代治理国家，在于周知人口数量，然后均平劳役，那么各种功业就会兴起，国家富裕家庭充足，教化顺从并普及，风俗整齐划一。既然这样，所以灾害不生，悖乱不起。因此周朝官制中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鄙的制度，维持政令，纲纪百姓，向君王进献人口统计，君王拜受，其敬重和守护如此重要。等到治理之道背离正道，户籍脱漏，百姓像鸟兽一样飞走，无法控制，家庭因此匮乏，国家因此贫困，奸邪冗滥逐渐兴起，倾覆而不觉悟。这是政治中重大而长远的问题，想要寻求治理太平的方法，难道没有根本吗？”
臣按：古人有言，观察百姓的多少，可以知道国家的强弱。我私下认为，不仅知道国家的强弱，即使是兴盛衰败的原因，治理混乱、安危的征兆，都在这里可以看到。因此君主常在拜受人口统计之后，阅览户籍，核查户口，以知道其多少。今天的百姓，与前世相比，是多呢？我就寻求导致其多的原因，兢兢业业地更加思考如何保养他们。是少呢？必定寻求导致其少的原因，汲汲不已地更加寻求改革的方法。这样，危险的可转为安定，混乱的可转为治理，衰败的可由此转为兴盛。
以上论述繁衍百姓的生息
大学衍义补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制民之产
《通典》说：黄帝时，八家为一井，井中开辟四条道路，划分八处住宅，在中间凿井，那么井田制的起源，由来已久了。
臣按：这是井田制的开始。
尧帝遭遇洪水，天下隔绝，派禹治理水土，划分九州：冀州，土壤是白壤（没有土块叫壤），田地等级为中中（第五等）；兖州，土壤是黑坟（颜色黑且隆起），田地等级为中下（第六等）；青州，土壤是白坟（土脉隆起），田地等级为上下（第三等）；徐州，土壤是赤埴（土黏叫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