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二
慎刑宪
存钦恤之心
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曰：「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寛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寛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宁反覆之意也。是敬也，盖自帝尧钦明中来。帝舜居尧之位，体尧之心，于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无有不敬谨者矣。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忧念耳。谓之惟者，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寛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濶，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濶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阨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逺，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葢、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寃，帝自幸洛阳，狱録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已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寃，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茍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逺，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
译慎刑宪
存钦恤之心
《舜典》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刑罚这件事，最需要忧念啊！”
孔颖达说：“这两句经文，是舜说的话。舜既然制定了这些典章刑罚，又陈述典章刑罚的意义，来告诫天下百官，让他们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这刑罚的事情，最须要忧念啊！忧念这刑罚，是担心有滥施或失误，想要使得刑罚得当适中。”
朱熹说：“多有人把‘恤’字解释为宽恤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如果解释为宽恤，比如被杀的人不让抵命，死者有什么罪过？大体是说刑罚的人，是百姓的主宰性命者，不可不谨慎。比如断了的头不能再接上，这才是矜恤的‘恤’字。”
又说：“现在的法家多被报应祸福的说法所迷惑，所以多出入人罪来求取福报。假如让无罪的人得不到公正，而有罪的人反而得以释放，这乃是作恶罢了，有什么福报呢？《尚书》所说的钦恤，正是为了详审曲直，让有罪的人不能侥幸免罪，而无罪的人不能遭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钦恤的说法所迷惑，认为应当出入人罪而出其法，所以凡是应当杀头的罪，大多制造可以减罪的途径，等待奏请裁决。既然说是奏请裁决，那么大体上都会减等：应当斩首的改为流放，应当流放的改为徒刑，应当徒刑的改为杖刑，应当杖刑的改为笞刑。这乃是卖弄法律条文，轻慢法律而接受贿赂的人罢了，有什么钦恤呢？”
臣按：帝舜的心，没有不用敬的地方，而在刑罚上尤其加敬。所以不仅说钦，而且说哉，是赞叹不已。不止说一次而说两次，是用来表明敬不可不敬，以致其叮咛反复的意思。这种敬，大概是从帝尧的钦明中来的。帝舜居于尧的位置，体察尧的心，对于天下所有的事情，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敬谨的。至于刑罚，是帝尧所托付的，百姓不幸陷入其中，肢体将在这里残损，性命将在这里丧失，在这里尤其应当敬谨。所以敬而又敬，忧念不已，只忧念刑罚罢了。称为惟，是专一于此，而不涉及其他，切切于此，而没有间断。恤字，蔡传没有解释。朱子说恤不是宽恤，然而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经解释为忧念，可以说在千载之下得到了帝舜的心啊。
汉孝文帝禁令宽疏，选拔张释之担任廷尉，罪行可疑的给予百姓，因此刑罚太省，以至于断狱只有四百件，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
臣按：文帝任用张释之担任廷尉，罪行可疑的给予百姓，所以刑罚太省，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唉！文帝任用一张释之，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三代以下称为仁厚的君主，必定归于他。《中庸》说：“为政在于人，取人在于自身。”大概必须有禁令宽疏的君主，然后他的臣子才敢把罪行可疑的给予百姓。所以说：“有这样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臣子。”
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法令第一条，死罪的人不能复活，受刑的人不能消除，这是先帝所看重的，而官吏未能称职。现在囚禁的人有的因为拷打致死，有的因为饥寒瘐死在狱中，用心违背人道，我对此非常痛心。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囚禁的人因拷打笞刑或瘐死所犯的罪名、县名、爵位、里籍，丞相御史考核优劣上报。”
臣按：汉世君主，宣帝最为苛刻急躁，然而还下达此诏。而且说囚禁的人有的因为拷打致死，有的因为饥寒死在狱中，命令郡国每年上报囚禁的人因拷打死或瘐死所犯的罪名、县名、爵位里籍，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唉！居于宫殿之中，而思念牢狱之苦；处在清闲之地，而念想困厄之人。君主用心如此，上天难道不保佑他吗！汉朝距离古代不远，所施行的多是仁政。然而当时，赵、盖、韩、杨等不得好死，人们都归咎于帝王的苛刻急躁。等到观看这一年以及元康四年念及老年的诏书，那么帝王的用心就可以知道了。有这样的君主，而于定国不能扩充他的善心而引导他走上正道，岂不可惜吗！
明帝时，楚王英因谋逆而死，彻底查办楚王案件，多年，连坐迁徙的人很多。寒朗说他们冤枉，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录囚徒，释放一千多人。当时天旱，就大赦，马后也为此进言。帝恻然感悟，夜里起来彷徨，因此多降恩赦。
臣按：史书说明帝善于刑狱治理，法令分明，天晚坐朝，冤屈必定通达，断狱得情，号称居前世十二位君主之首。君主治理，贵在任用得当的人，臣子的能力就是君主的能力。政事不必自己亲自处理。明帝善于刑狱治理，不值得珍贵。然而能冤屈必定通达，以及听说楚狱的冤枉，夜里起来彷徨，那么是先王不忍人之仁。这才是可贵的。君主如果存有明帝夜里起来彷徨的心，来恤刑狱，虽然不必自己善于刑狱治理，而能委任得当的人，而不被左右所蒙蔽，那么冤屈没有不通达的。
章帝元和三年下诏说：“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爱，弟不恭敬，不相及。过去妖言大狱所及广泛深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没有人能戴冠做官。王朝如果有贤才，而终身无用，我非常怜惜。这不是所谓与他们重新开始。请求以前因妖恶被禁锢的人，一概免除，以表明弃咎之路。只是不能在宿卫罢了。”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能做官，王朝固然不是圣世罪人不孥的意思。宋徽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掲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亲録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茍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録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恱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已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已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已意纵罪人，而又以已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鍼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寛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羣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臣按：张蕴古奏请不以实，其情有故误，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况蕴古曾上《大寳箴》，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斯人而能为斯言，犹将十世宥之，乃以轻罪而坐重刑。太宗虽悔之，无益也。虽然，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充而广之，以徧于天下后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时，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则寛，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止矣。"太宗恱，从之。自是断狱平允。
臣按：人主好寛，则寛；好急，则急。此就人君言之耳。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寛急而为之轻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执德不囘，守法不挠。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寛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恶之几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
▯宗开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胡寅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几
译唐代的制度规定，凡是囚犯已经受刑，如果没有亲属，就由将作监供给棺材，埋葬在京城七里以外的地方。墓穴中有砖刻的铭文，上面悬挂着木牌，家属可以取回尸体安葬。
臣认为，这也是唐代仁爱宽恕的政治表现。
唐太宗亲自审录囚犯，释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约定明年秋天回来受刑，到期他们都来了，于是赦免了他们。
欧阳修说：“信义施加于君子，刑罚施加于小人。被判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这又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宁愿为义而死，不苟且侥幸求生，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中尤其难以做到的。”太宗审录三百多名死刑囚犯，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自己回来受死。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要求小人中尤其恶劣的人一定能做到。那些囚犯到期自己回来，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却是小人容易做到的。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吗？那么怎么做才合适呢？回答说：“释放他们让他们回来，杀了他们不赦免，然后又释放他们，他们又回来，这样就可以知道这是恩德导致的了。”这一定是不会发生的事。至于释放他们让他们回来然后赦免他们，这只是偶然做了一次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死，这可以作为天下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的法则吗？因此尧舜三王的治理，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博取声誉。
胡寅说：“罪行已经到了死刑，没有可以赦免的，这三百九十人中，难道没有杀人抵罪的吗？却赦免了他们，被杀者多么不幸，而蒙受赦免者多么幸运啊？况且既然给了一年的期限，必定曾经相约到期集合，就可以免死。太宗高兴于他们的信服，而忘记了刑罚，赦免他们是不恰当的。然而他们不敢逃跑都到了，情理上是可以怜悯的。总之，起初释放他们就是过错了。臣认为：刑罚，是天讨有罪的工具，君主承奉天意来执行刑罚，无罪的人固然不能惩罚，有罪的人也不敢放纵。君主不遵循天理，而用自己的意志来操纵人，也就像臣子不奉行国法，而用自己的意志来操纵囚犯一样，可以吗？臣子这样，君主必定诛杀他，没有赦免。臣子畏惧国法，必定不敢这样。君主用自己的意志放纵罪人，又用自己的意志赦免他，难道不畏惧天吗？”
唐太宗曾经阅览《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如果损伤就会致死，感叹说：“鞭打，是五刑中较轻的，死亡，是人所重视的，怎么能让犯下最轻刑罚的人却导致死亡？”于是下诏罪人不得鞭打背部。
臣认为：太宗下诏罪人不得鞭打背部，他的心是仁爱的。不仅看到他宽刑的仁爱，而且确实可以验证他有爱民之心。随所触动就有所感应，然而不只是感动，而且能推广它来施及百姓。他能使刑罚搁置不用而接近三代盛世，是理所当然的！后世称颂宋人以仁厚立国，然而唐代已经去除了鞭背刑，而宋人还有杖脊之法，为什么呢？难道宋太祖、太宗没有听到唐太宗这句话，而当时辅佐劝谏的臣子也没有以此进言吗？我朝制定法令，凡是笞杖刑打在臀部、大腿受刑之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酷刑。仁恩普及到每个人，真是广博啊。
唐太宗因为大理丞张蕴古上奏罪状不实，将他斩首。不久非常后悔，下诏死刑即使命令立即执行，都要三次覆奏。过了很久，对群臣说：“死人不能复生，最近有府史受贿不多，我杀了他，这是思考不审慎。决断囚犯虽然三次覆奏，但在顷刻之间，哪有时间思考？从今以后应该两天五次覆奏，决断的那天尚食局不要进酒肉。各州死刑三次覆奏，那天也吃素食，务必符合礼制撤乐减膳的意思。”
臣认为：张蕴古上奏罪状不实，他的情况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假使是故意也应当权衡轻重，然后施加刑罚，何况张蕴古曾经上《大宝箴》，他的言论切中要害，对君主修身治国之道有益。这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尚且要十世赦免他，却因轻罪而判重刑。太宗虽然后悔，也没有用了。虽然如此，君主不贵在没有过错，而贵在能改正过错。太宗能因此产生悔意，不只是对过去后悔，而且对将来警戒，充实并推广它，遍及天下后世。孟子说：“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善于推广他们的行为罢了。”太宗具备这一点。
唐太宗时，有判罪过重的人不加罪。唐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日刑法稍微严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在于君主，不在于群臣。君主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急迫就急迫。律文规定判罪过重减三等，判罪过轻减五等。现在判罪过重没有无辜，判罪过轻反而获得大罪，因此官吏各自免罪，竞相使用深文周纳，不是有人教他们这样，是畏惧罪责的缘故。如果一律按照律法判决，那么这种风气立刻就会停止。”唐太宗高兴，听从了他。从此断案公平允当。
臣认为：君主喜好宽缓，就宽缓；喜好急迫，就急迫。这是从君主方面说的。担任刑官的人，执守一定的成法，根据所犯的罪行来定罪，哪里能看上级宽缓急迫而决定轻重呢？然而中等资质的人，畏惧罪责而求全，不能人人坚持德行不改变，遵守法律不屈服。因此作为上位者，常存宽恤的仁爱，而遵守祖宗的法度，不显露好恶的迹象给人看，而让他们得以观望。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刑部上奏天下死罪只有二十四人。胡寅说：“从文字来看，四海九州之大，一年死罪只有二十四人，几乎
于刑措矣。以实论之，▯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牖民孔易。’茍欲刑措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蠧害脱死，而平人寃抑者众矣。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译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了。从实际情况来说，如果国君用奢侈放纵、安逸享乐来教导诸侯，那么诉讼案件怎能一一得到公正审理，是非曲直怎能一一被辨明？这恐怕是羡慕刑罚搁置的名声，粉饰太平的盛况吧？难道有应当处死却蒙受宽恕的人吗？官吏的严酷或宽缓，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喜好与厌恶。君主喜欢，臣下就去做；上级实行，下级就跟随。所以《诗经》说：“引导百姓很容易。”如果真想让刑罚搁置不用，即使监狱常常空着也是可以的。然而诉讼案件的是非曲直，不能得到合理的裁决，奸诈狡猾的人逃脱惩罚，危害社会的人免于死刑，而平民百姓蒙受冤屈压抑的人就多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去除浮华而务求实际，这样就不会被人蒙蔽了。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树，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马端临曰：「是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奬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防，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耶？」臣按：「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名不患其无也，名实如形与影，有形则影随之，无形而强欲为之影，万无此理也。」▯宗之世，刑部为此奏，承▯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后世耳。然而数百年之后，马氏尚为此论，则当世之臣民目覩其实者，其能欺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胡氏「华实」之论，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
宪宗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不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宪宗然李绛之言，非于頔之请，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读《虞书》，而知近世宪网之密，亦犹唐太宗读《明堂图》，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如此，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
太宗在御，尝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隐防，尝亲録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寃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雪稍愆，辄亲録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
臣按：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下情不能自达，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
高宗绍兴四年，诏特防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一断以祖宗成法，无自处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髙宗此诏，可为世法。
以上存钦恤之心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絶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寗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絶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寺少卿上奏说：“今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五十八人。大理寺狱院历来相传，因为杀气太盛，鸟雀不敢栖息。如今却有麻雀在树上筑巢，百官认为这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于是上表称贺。”
马端临说：“当时李林甫正掌权，推崇奖赏奸邪之人，排挤斥退忠正刚直之士。御史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在殿庐被杖击致死。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失宠被废黜，无罪却在同一天被赐死，这些都是这一年的事。其滥用刑罚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然而当时却把大理寺狱院麻雀筑巢当作刑罚搁置不用的祥瑞，这是为什么呢？”臣按：君主治理国家，可贵的是有实际的效果。名声不担心没有，名声与实际就像形体与影子，有形体影子就会跟随，没有形体却强行想要有影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〇宗时期，刑部上此奏章，是迎合〇宗喜好虚名的心思，想要欺骗天下和后世罢了。然而几百年之后，马氏还对此发表议论，那么当时亲眼目睹实际情况的臣民，难道能被欺骗吗？这大概是因为羡慕刑罚搁置不用的名声而做出此举，后来李林甫担任宰相，又上奏说“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都是没有实际内容却想要强行制造名声的做法。最终名声没有得到，反而留下讥笑给天下后世。胡氏关于“华而不实”的论述，是万世君主应当铭记在心的。
唐宪宗时，李吉甫、李绛担任宰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依靠赏罚。陛下频繁颁布赦令，免除欠税赈济饥荒，恩德已经极深了，然而正常的刑罚没有施行，朝廷内外产生了懈怠之心。”李绛说：“现在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但也不很混乱，正是古代太平国家使用适中刑罚的时候。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一定先施行道德教化；直到国家暴乱，才专门依靠刑法。李吉甫的话说过了。”皇帝认为李绛说得对。司空于頔也劝谏皇帝使用严刑，曾经对宰相说：“于頔怀有奸诈的谋略，想要让陛下失去民心。”
臣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政教、匡正教化的，圣人是不得已才使用的。用它来辅助政令所不能推行的地方，匡正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罢了，并不是专门依赖它来治理国家。宪宗赞同李绛的话，不采纳于頔的请求，他大概是懂得帝王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吧？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关部门说：“从开宝三年到现在，所宽恕的死罪共有四千一百八人。”皇上关注刑罚，哀怜无辜，曾经阅读《尚书·虞书》，感叹说：“尧舜的时候，四凶的罪行，只是流放放逐，为什么近代的法律网罗如此严密呢？”大概是有意于刑罚搁置不用，所以自从开宝年间以来，犯下死罪但并非情理上危害极深的，大多宽恕其死罪。
臣按：宋太祖阅读《虞书》，知道近世法律网罗严密，就如同唐太宗阅读《明堂图》，废除杖击背部的刑罚一样。君主读书，往往能领悟于心，并体现在施政上。像这样，帝王的盛德，可以企及唐尧、虞舜的道德教化，也可以最终恢复了。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作为万世帝王读书的典范。
太宗在位时，曾经亲自审理京城的案件，有疑问的多由他亲自裁决。他常常能洞察隐情、防范奸邪，曾经亲自审录囚犯，直到天色晚，近臣有人劝谏他过于劳苦。皇帝说：“倘若能惠及那些无处申诉的人，使狱讼公平允当，不至于冤枉屈折，我心里非常舒适，有什么劳苦呢？”于是对宰相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古人治理一个县，镇守一个郡，能使飞蝗避开边境，猛虎渡河离去，何况能恩惠养育百姓，审理冤屈滞积的案件，难道不能感召和气吗？”朕每次自己勤勉不懈怠，这个志向一定不改变。有人说有关部门的小事，帝王不应当亲自裁决，我的想法与此不同。如果以至尊的地位自居，那么下情就不能直接上达了。从此以后，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雨雪稍有过失，就亲自审录囚犯，大多予以宽减。各道则派遣官员审决，都作为常规，后世遵循执行不废止。
臣按：太宗说“如果以至尊的地位自居，下情就不能直接上达，不仅仅刑狱一事是这样”。
宋高宗绍兴四年，下诏特别规定，判处死刑情法不当的，允许大理寺上奏审查。
臣按：君主设立法律机构，用来裁决各种案件，人有罪，一律依据祖宗成法裁决，没有自行处死的道理。君主的命令一出，臣下奉承都来不及，明知不对却不敢说的太多了。高宗这道诏书，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以上保存钦恤之心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说：只有那苗民，不审察案件所依附的法律，不选择贤良的人来观察五刑是否适中，只有那些权贵凭借威势扰乱政令，富人凭借财货夺取法律，制定五刑来扰乱无辜的人，上帝不赦免，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对于惩罚没有借口，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
蔡沈说：“苗民不审察案件所依附的法律，又不选择贤良的人来观察五刑是否适中。只有那些权贵凭借威势扰乱政令，富人凭借财物夺取法律。制定五刑，扰乱虐待无罪的人。上帝不赦免，而降下惩罚给苗民。苗民无法推辞惩罚，于是被灭绝了。”
陈大猷说：“自古以来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仲臣之类，没有不反过来祸及自身及其子孙的。上帝不赦免，而断绝他们的世系，古今是一致的。”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公正，不是归结于威势，就是归结于财富。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