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

译不和睦的刑罚随之施加，是绝不赦免的。然而他们的官属却掌管着万民的仇怨，让他们互相回避，这是让天下人得以放纵私情，而人君的公法不再能在世上施行，与大司徒的教化相违背。如果一定要说顺从人的私情，那么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共戴一天，放逐到海外，也未见得妥当。何不让他们不共戴天之后才可以呢？」又说：「凡是杀人，有被反杀的，让两国互相结仇；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让他们同处一国，不要让他们结仇。结仇就会死。果真如此，恐怕将使天下人凭借武力互相欺凌，互相屠杀，往来报复，没有停止的时候。圣王的法令典章，绝不会如此荒谬。」

译臣按：调人调和仇怨之所以困难，大概是因为那些因过失而杀伤人的情况。如同律文中所说的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因为他们本没有杀人的意图，却导致了他人死亡，事情虽然可恶，但情理上值得怜悯。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孝子、悌弟、忠臣、义士，对于父兄师主非正常死亡，即使对方没有故意杀人的心思，但父兄师主确实因此而死，他们心中无法忘怀。然而这些人或许属于“十议”中可减免刑罚的范围，或者对当世有益，推究他们所犯的罪不至死，所以先王设立调人的官职，来调和这些仇怨。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乡里民众共同调解平息。郑玄说：“过”是没有本意的，“成”是平定，由乡里民众共同调解平息，大概是认为报仇是天下公义，宽恕过失是圣人的权宜之计。如果施加法律，就会伤害孝子的心；如果姑且回避到别处，稍微舒缓报仇者的愤恨。先王治理天下，不专靠法律，法律之中有情理；不专靠仁德，仁德之中有义理。就是这样啊！我圣祖制定教民榜文，颁布给乡里，上面说：“民间除了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如果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案件，本乡本里内能够含忍省事，不愿告官连累受苦，被告认罪也免除，导致自身遭受刑祸，只由老人决断的，听任。”唉！圣祖的意思，与《周礼》中“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者”的说法，不约而同。

朝士凡报仇怨的，向士官登记，杀死仇人无罪。

郑玄说：“凡报仇怨的，向士官登记；杀死仇人无罪，是指同国互相征伐的情况。将要报仇，必须先向士官说明。”

臣按：所说的士，不是指朝士。凡是向乡士、县士、方士登记，都是可以的。既向士官登记，就上报给朝士掌管。

《曲礼》说：“父亲的仇人，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兄弟的仇人，不带兵器回家；朋友的仇人，不与他同处一国。”

吕大钧说：杀人者死，是古今通行的刑罚。如果杀人合乎义，就无罪，所以命令不要报仇，这是调人的职责。如果杀人不合乎义，那么杀人者应当死，应该告诉有关部门，由他们处死，这是士师的职责。这两种情况都不需要私人报仇。然而报仇的记载，杂见于经传。考察其原因，必定是因为那人势力强大，迟缓就不能捉拿，所以遇到就杀死他，来不及告诉有关部门。父亲是儿子的天，不能为父报仇，抬头无颜面对皇天。报仇的意思，发誓不与仇人共存，这就是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的原因。马晞孟说：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恩义大的，情意就厚；情意厚的，义理就隆盛。所以父亲、兄弟、朋友，他们的仇人是一样的，但报仇的方式不同。有的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将要杀死他，以与他共存为耻；有的不带兵器回家，将要捉拿杀死他而为之防备；有的不与他同处一国，将要远离他而厌恶与他接近。唉！圣人不能使世上没有仇人，也不能使他们放下仇怨而不报仇，只是称量他们的情义罢了。至于《公羊传》论述九世之仇，就失于太过，而所报的不是所敌的了。汉朝时，孝子见到仇人而不敢报仇，就失于太严，而孝悌之情无处伸张了。游桂说：圣人治理天下，对于暴乱之人，用公法治理。如果公法不足以制约，就用私义制约。所以暴乱者无处逃避罪责，而人们安于生活。所谓仇人，都是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失察的，圣人因礼而制定法律：说某仇人，是儿子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的；某仇人，是兄弟必须报仇而不带兵器回家的；某仇人，是朋友不与他同处一国的。三种仇人都以杀人而言，人的子弟、朋友都可以报仇杀死他。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那么世上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父母了；不带兵器回家，那么世上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兄弟了；不与他同处一国，那么世上的暴徒就不敢害人的朋友了。自秦以来，私人仇怨都不允许报复，下级私自相残而死而无告的，不知有多少。儿子报仇而将案件上报的，有关部门常常不知道如何处理。到了唐朝，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的议论兴起。陈子昂的议论，为父报仇者诛杀他，而在其乡里表彰。柳宗元已经驳斥他，虽然驳斥他但起初没有一定的论断。韩愈的话说：儿子为父母报仇，将案件上报尚书省，让百官集议，听闻奏报。这说法大致得当，然而也不能阐明先王的缘故，报仇之事，如果想要效法古代，那么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像三代那样才可以。三代的时候，皇极确立而公法施行，治理不只出于法律，而私义得以参预其中。现在想要依古允许人报仇，那么有关部门道法交有所不备；不允许报仇，就伤害孝子顺弟、贤人义士的心。顾元常说：“太平盛世，井井有条有纲纪，哪有私自报仇之事？”然而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比如父母出于道，忽然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能容许自己在旁，必定奋力搏斗与他同死；不在旁，必定寻找探察杀死他而后已。这是人子的至痛，追思几乎不想活，纵然他在穷荒绝域，也必定想要寻找杀死他以雪父母的冤，所以不与他共同仰望天空。然而仇人也

译情况并非只有一种，又该如何防范轻重失当呢？假如父母因事被人陷害，做子女的也应当平心静气地自我反省，不可专门怀着报复的心思。或者被人挟持王命来假借名义杀害，这虽然是做子女者最大的仇恨，然而像城中的狐狸、社庙里的老鼠那样盘根错节、不可动摇的势力，又只能为此含恨隐忍，而不允许怀着一定要报复的念头。凡是这类事情，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处理。倘若不顾事情的曲直、形势的可行与否，各自挟持复仇的名义互相构陷伤害，这就是沦为受刑罚杀戮的百姓，是大乱的道路啊。

译《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处死，儿子为他报仇，是可以的；父亲被依法处死，儿子再去报仇，那就是互相杀戮、冤冤相报的做法。报仇是为了消除祸害。”

何休说：“没有被依法处死，是指罪行不应当被处死。如果父亲被依法处死，儿子再去报仇，那么官府又会去讨伐那个儿子，一来一往，这就叫作互相杀戮。报仇只针对仇人本人，不能连带仇人的儿子。否则将来恐怕会危害到自己而杀了他。”

韩愈说：“‘诛’是上级施加给下级的用语。”

臣按：《公羊传》是因为论述伍子胥报仇的事而说出这些话，大概是指各国之间争杀报复的事情，并非王法。君主处死他的臣民，没有报复的道理。如果有官员假借法律把人置于死地，就应当向君主申诉，以纠正其罪行，也不应当私自报仇。

唐武后时期，下邽人徐元庆，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徐元庆亲手杀了赵师韫，自己囚禁自己来到官府。武后想要赦免他的死罪，右拾遗陈子昂上疏说：“先王设立礼制来引导人，明确刑罚来整顿政事。枕着兵器仇恨敌人，是为人子的道义；诛杀罪人禁止混乱，是王政的根本。然而没有道义不能训导人，扰乱纲纪不能明正法律。徐元庆为父报仇，约束自己归罪于官府，即使是古代的烈士，又能超过他多少呢？然而杀人者死，这是统一的规定。法律不能有两样，徐元庆应当服罪。《传》说：‘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同处天下’，这是劝教人的道理。教人不能马虎，徐元庆应当赦免。我听说刑罚是用来制止混乱的，仁德是用来利于崇高道德的。现在为父报仇，不是混乱，实行的是为人子的道义，是仁德。仁德而没有利于崇高道德，却和作乱的人一样被诛杀，这叫做能执行刑罚，却不可以用来训导人。然而邪恶由正道产生，治理必然伴随混乱，所以礼制的防范不胜任，先王因此制定刑罚。现在如果肯定徐元庆的节义，就是废弃刑罚了。徐元庆之所以能感动天下，是因为他忘记生命而达到道德的境界。如果赦免他的罪行以利于他的生存，这是剥夺他的道德，损害他的节义，不是所谓的杀身成仁、全死忘生的节义。我认为应当端正国家的法典，将他处以刑罚，然后表彰他的里巷和坟墓是可以的。请求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典。”

柳宗元说：“礼的根本在于防止混乱，刑罚的根本也在于防止混乱。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进行。诛杀应当表彰的人，这叫作滥用；表彰应当诛杀的人，这叫作僭越。如果以此示于天下，传给后世，追求道义的人不知道方向，躲避祸害的人不知道立场，不能成为法典。大概圣人的制度，穷尽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情来端正褒贬，统一于一个标准罢了。”“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公罪，而赵师韫的诛杀仅仅是因为私怨，逞其官吏的威风，虐待无辜。州牧不知道这是罪，刑官不知道过问，上下蒙蔽，呼号不被听闻。而徐元庆能以戴天为最大的耻辱，以枕戈为符合礼制，处心积虑，去冲击囚禁之人（指赵师韫）的胸膛，即使死也没有遗憾，这是守礼而行义。执事的人应当有惭愧的神色，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诛杀他呢？”“或者徐元庆的父亲不免于罪，赵师韫的诛杀不违背法律，这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法律可以报仇吗？仇视天子的法律，而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而凌驾于上级之上。逮捕并诛杀他，是为了端正国家的法典，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宪宗时期，富平人梁悦的父亲被秦果所杀，梁悦杀了仇人，到县里请罪。诏书说：“按照礼制，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同处天下；而按照法律，杀人者必死，礼和法律是王教的大端。两种说法不同，下达尚书省商议。”

韩愈说：“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于《周官》以及诸子史书，不可胜数，没有非议并治罪的。最应当在律法中详细规定，而律法中没有这一条，不是遗漏的文字。大概认为不允许报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而违背先王的训导；允许报仇，人们将倚仗法律擅自杀人，无法禁止这种开端。虽然律法本于圣人，但执行它的是官员。经书所阐明的是制定律法的原则，官员所执行的是律法。在经书中叮咛其义理，而在律法中深埋其条文，其意图是让执法官员一律依据法律判决，而通晓经术的人得以引用经书来议论。《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要报仇。报仇的就处死。’义就是适宜。明确杀人而不合乎适宜的人，儿子可以报仇，这是百姓之间的互相报仇。《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处死，儿子报仇，是可以的。’没有被依法处死，是指罪行不应当被处死。‘诛’是上级施加给下级的用语，不是百姓之间的互相杀害。又《周官》说：‘凡是报仇的人，向士官登记，杀人无罪。’意思是将要报仇，必须先向官府说明，就无罪了。现在陛下垂意典章，思考确立定制，爱惜官员的职守，怜悯孝子的心，表示不独自专断而征求群下的意见。臣愚以为报仇的名义虽然相同，但事情各不相同：有的是百姓互相报仇，如《周官》所称，可以在今天议论的；有的是被官府诛杀，如《公羊》所称，不能在今天实行的。又《周官》所称将要报仇，先向士官报告就无罪的人，如果是孤弱年幼，怀着防备之心而等待敌人的破绽，恐怕不能自己向官府说明，不能以此作为今天的断案标准。然而杀与赦，不能一概而论，应当确立制度说：凡是有为父报仇的人，事发后详细陈述事情，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斟酌适宜而处理，那么经书和律法都不会失去其旨意了。”

唐太宗贞观二十九年，嶲州都督张审素，有人告发他的罪行，诏命监察御史杨汪查办。告发者又告发张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

译元礼率兵包围汪氏，胁迫他洗刷审素的罪行。不久，官吏们共同斩杀了元礼，汪氏得以脱身，于是判定审素确实谋反，将其斩首，并没收其家产。当时审素的儿子瑝、琇都在外地防守，因受牵连被流放到岭南，不久逃回京城，亲手在都城杀死了汪氏，将诉冤的表文系在斧钺上，陈述父亲含冤的情况，被有关部门抓获。中书令张九龄等人都称赞他们孝义刚烈，应当免其死罪。裴耀卿、李林甫等人陈述不可宽恕，皇帝也认为如此，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情义，理应不顾惜生命，但杀人而赦免，这种先例不能开启。”于是下诏说：“国家制定法律，旨在制止杀戮，各自伸张为子的志向，谁不是尽孝之人？辗转互相仇杀，哪有尽头？皋陶制定刑法，在于必须执行。即使是曾参杀人，也不可宽恕。应当交付河南府杖杀。”士人百姓都怜悯他。

译胡寅说：复仇，是依据人的至深情感，来确立臣子的大义。仇不报，那么人道就会灭绝，天理就会沦丧。所以说：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共戴天；杀君之仇，视同杀父之仇。张审素未曾谋反，被人诬告，杨汪奉命前往查办，却以谋反上报，张审素因此被斩首，这是杨汪的罪过。张瑝和张琇愤恨父亲死得冤枉，逃亡去报仇，他们的过失在于没有向司法官诉讼，但他们的志向也是值得同情的。张九龄想要宽恕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而裴、李降下诏书的话，是多么悖逆啊！制定法律的本意，固然想要制止杀戮，然而子女的志向不能伸张，这怎么能作为教化呢？况且说：曾参杀人，也不可宽恕，这是只看到了杀人者死，而没有看到复仇的道义。杨汪无理杀害张审素，而张瑝、张琇杀害杨汪，事情恰好相当，只是因为不是司法官而擅自杀人来定罪，仍然同情他们的志向，那么免除死罪而流放是可以的。如果直接杀了他们，这是让杨家一个人抵偿张家三个人的性命，不是太偏颇了吗？

臣按：复仇的道义，是百姓秉承的天性，天地自然的道理。事情虽然看似有变化，然而变化而不失正道，这就是常理了。用五行的理论来推论：比如金生水，金被火所克制，水一定要报复火；水生木，水被土所克制，木一定要报复土。木、火、土三行都是这样。人禀受五行而生存，有给予我生命的，就一定有用来报答它的。人所赖以生存的，一定要报答它所由来的，因此互相保护爱护、互相防备守卫，不敢互相残杀。不仅仅是畏惧公法，也是畏惧私义；不仅仅是念及天理，也是念及人情。这就是人之所以与人相安无事、相忘于江湖，而能够实现生存快乐的原因。然而人世有无穷的变化，王法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天理有未确定的时候，有时就会互相残杀。杀得不符合罪行，泯灭得不留痕迹，紧迫得不容许迟缓。因此被杀的人，如果是父亲，他的儿子说：“父亲是生我的人，而别人杀了他，这就等于灭了我。我凭什么活着？一定要杀了他来报答生我的人。”被杀的人，如果是兄长或弟弟，他的兄长或弟弟说：“兄长或弟弟，是与我同生的人，而别人杀了他，这是蔑视我。一定要杀了他来报答与我同生的人。”我不报答的人，假如杀了我，而我兄长或弟弟不为我报仇，我能说什么呢？被杀的人，如果是交好往来的朋友，他的朋友说：“你与我交好往来，他并非不知道，却杀了你，这是轻视我。一定要杀了他来报答我所知的朋友。”我不报答的人，假如杀了我，而我的朋友不为我报仇，我能说什么呢？天下的人，凡是有生命的，都互相为对方而死。那么那些逞凶肆虐的歹徒、不仁道的人，就不敢产生杀人的念头，大概是顾虑到被杀的人有子孙、有兄弟、有朋友，一定会向上告诉天子，向下告诉方伯，向官府申诉，在鼓石上喊冤。然而王法虽然公正，刑官虽然明察，然而如果没有申诉控告的人，那么冤屈又不能上达。因此圣人制定礼法，使得凡是为人子、为人兄或弟，有父母兄弟的仇，就一定要向官府申诉。不幸而没有子孙兄弟，那么他所交游的人，虽然不是血缘亲属，也可以为他伸张正义。假如向官府申诉，而官府不为他报仇，或者因为势力遥远而力量薄弱，事情紧急而情势迫切，一时不能通达官府，奋起道义而报仇，这也是公义所允许的。礼所说的“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大概是说为人子、为人兄或弟、为人交游，常常各自把这种念头存于心：一定要报答我的父亲，一定要报答我的兄长或弟弟，一定要报答我的朋友，不然我就不与杀我父亲的人共戴这天空。杀我兄弟的人，我遇到他一定不放下兵器。杀我朋友的人，我与他一定不同居。这是国家严厉的话，一定要杀了他来报答仇人，不仅仅是这样。解释礼的人，却专门认为是私下报复仇人，太狭隘了。礼是兼公私而言的。不能通过公法报仇，一定要通过私力报仇，这确实是必然的。这是先王制定礼的意图。三代的时候，皇极建立而公道清明。不是士师没有擅自杀人的官吏，不是天命没有枉死的人。不仅没有不报的仇，而且也没有仇可报。然而先王以好生为德，常常担心一个人不能生存，而有人残害他的生命，所以既根据天地相生的道理，制定刑罚的常法来辅助教化，又根据五行相克的道理，阐明报复的道义来垂示训诫，使人人知道杀害别人的亲属朋友者必死，杀害自己的亲属朋友者必报，而都不敢互相残害，以防范其生存，互相容忍以忘记死亡。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人没有冤声，天没有逆气，而世间没有祸乱兴起的原因。自从秦汉以来，这个道义不明，一切都用法律来治理世间，只知道上有法，而不知道下有义。所谓复仇的道义，世间不再讲求。到了唐朝，陈子昂、韩愈、柳宗元，才因为恰好有报复父仇的人，而各自发表所见，总之都是对的，但没有完全讲透。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讐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讐者，不是说为人子或弟者亲手用刀刺向仇人，凡是具明其不当死的原因与所杀的缘由通达于官府的，都是想要报其仇讐。既然书写其情犯而告诉官府，而其所仇的人或者隐蔽，或者逃亡，或者负固，而报仇的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

译罪过在于哪里呢？大概君主制定法律，是为了让无罪的人不被冤枉杀害，有罪的人也不被擅自杀害，以此来彰显天道的讨伐并安定百姓的生计。如果杀人的人也被他人杀害以作报复，说“我这是在报我所亲近交往之人的仇”，不分辨情理上是否合理，事情上是否出于误杀，互相报复，没有止境，那还要国家法律做什么呢？孟子说：“担任司法官就可以杀人，明确表明不担任司法官就不可以杀人。”朝廷应当明确制定法律：凡是父亲、兄长等亲属被人杀害的，除了误杀、戏杀、过失杀之外，如果是故意以及不合情理导致死亡的，亲属和邻里保甲立即为其防备，带着被害者的子孙及所有应当报复的人去官府控告申诉；如果没有亲属，其邻里朋友也都允许他们去告。府县如果有阻碍，就去藩司、臬司；藩司、臬司如果有阻碍，就去朝廷。直接前往的不在越级诉讼的限制之内。如果官吏徇私畏势，拖延岁月，不逮捕那个人而为他伸张正义。那报复的人愤然杀死仇人，所在地方立即上报，特别命令理官审讯。如果被杀的人确实有冤情，而主管部门不逮捕那个人，不审理那个案件，就追究经过的官吏，判以受贿的罪名，革除官职，而报仇的人不连坐。如果主管部门正要逮捕，却有其他原因导致拖延，就判杀人以擅自杀害有罪者的罪名，但不判处死刑。如果不告官而在当天就报复杀人的，官吏审讯，杀人符合其罪行的不判罪。如果过了当天，不告官而擅自杀人的，就判其亲属邻里保甲以知情故纵的罪名，而那个报复的人所杀的仇人如果确实该杀，就判决情有可悯，判其罪而免除死刑。如果官吏假借王法将人置于死地，律法有常规条款，不允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地去控告申诉。如果多次控告不伸张正义而杀人的，就上报，委任大臣审讯。如果被杀的人有冤情，而主管部门不为他伸张正义，就免除报仇者的死刑而流放他，像胡氏处理张瑝那样，而加重判处经过官吏的罪名。如果被杀的人不能说是无罪，但不至于死，那就根据具体情况权衡轻重。这样就在经义和律法上都没有违背，人们知道仇人必定会被报复而不敢互相杀害，以保全生命；知道法律有禁令而不敢擅自专杀，以触犯法律，那么天下就没有难处理的事，国家就没有难判决的案件，人世就没有不报的仇，地下就没有枉死的人了。

译宋高宗绍兴末年，盗贼挖掘了王公哀母亲的坟墓，主管官员释放了盗贼。王公哀亲手杀死了盗贼，事情上报朝廷。他的哥哥王佐担任吏部员外郎，请求缴纳官职以赎王公哀的罪过。皇帝下诏让给事中、中书舍人商议。杨椿等人说：“开棺盗墓者，按律应当绞刑。”王公哀起初抓获盗贼，不敢擅自杀死，而是将其交给官府。案件已判决，官吏却释放了盗贼，让他大摇大摆地在街巷中出入，与平民并列，那么对亡母的侮辱，沉痛郁结，终究无法伸张。作为儿子，尚且应当将自己与他人相比。王公哀杀死了因盗墓依法应死的人，因此无罪，请求纳官赎罪的申请，应当不予批准。故意放纵导致失刑，是主管官员的罪过，应当依法惩处。皇帝认为正确，下诏将王公哀降一级官职，依旧供职。绍兴府负责此事的官员都抵罪。

臣按：残害人的尸体，虽然与残害人的身体有生死之别，但孝子爱护亲人的心意，并不因生死而有所不同。王公哀向官府控告盗墓贼，官府不为他主持公道，他便杀了盗贼。大概他所杀的是盗墓依法应死的盗贼；所报的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朝廷判了主管官员的罪，这是正确的。但将王公哀降一级官职，哪里是好的教化呢？如果王公哀不报告官府而擅自杀人，定罪是可以的。现在既然报告了官府，而官府释放了盗贼，那么故意放纵导致失刑，罪责有所归属了。

以上阐明复仇的道理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谨慎刑罚

精简典狱的官员

《舜典》：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抢劫杀人、内外作乱，你担任士官。”

郑玄说：猾，扰乱。成群结队抢劫叫寇，杀人叫贼。在外作乱叫奸，在内作乱叫宄。士，是司法官。

臣按：这是万世任命官员掌管刑罚的开始。大概帝尧时代兵权和刑罚合而为一，所谓蛮夷扰乱华夏。夏商周三代以后，则归属兵官，而刑官所掌管的只是抢劫杀人、内外作乱罢了。而后世成群结队抢劫的寇盗，也归属兵官管辖。

周朝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惩罚暴乱。

吕祖谦说：“奸邪隐蔽难以知晓，所以称为查究。推究审讯，彻底查问以求得实情。暴乱显而易见，直接惩罚罢了。”

蔡沈说：“秋官卿主管寇贼的法令禁令，查究奸邪，惩罚强暴作乱的人。掌管刑罚不叫刑，而叫禁，是因为在事情发生前禁止。”

臣按：司寇，是六卿之一。在虞舜朝廷，称为士师；在周朝，称为司寇；在汉朝，称为廷尉。唐宋以来，就是刑部尚书、侍郎。

《立政》，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你们要恭敬地处理案件，以延长我王国的寿命。这种恭敬要谨慎，以便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

蔡沈说：这是周公因为谈论谨慎刑罚，而用苏公恭敬处理案件的事告知太史，让他一并记录，作为后世司法官的典范。《左传》：“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周公告知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能够恭敬地处理他所经手的案件，培植根本，以延长我王国的寿命。”现在对此取法而谨慎，就能以轻重条理分明，使用中正的刑罚，而没有过差的后患了。

陈栎说：苏公之所以担任司寇，在于恭敬后人的法律。苏公在于谨慎，能谨慎就能恭敬。固然为后来的司法官考虑，尤其为后来君主用人担任司法官考虑。能像苏公的就任用，否则就斥退。臣按：苏公只是一个司法官，恭敬地处理他所经手的案件，能使天下没有冤狱就可以了。而周公却说他能使王国长久，并且让太史记录，作为后世司法官的法律。那么治理天下难道没有其他方法，而一定要以刑罚培植国家的根本吗？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仁的效果遍及天下，不是一百年就能和谐；不仁的效果，一天实行就有一天的危害，一年实行就有一年的危害，大概不到一天就遍布全国了。所以这样做，固然出于君主的心；而所以扩大君主的暴虐于天下的，则是臣子做的。看秦、隋以来就可以知道了。君主不仁的政策，固然不是一件事，但都借助刑罚来实行，借助刑罚来树立威势，尤其是不仁政策中最大的。周公告知成王关于立政用人的事，最后举出苏公恭敬处理案件的话，并且想让它成为天下后世的典范。但不叫治狱而叫敬狱，又想让后人取法而谨慎。所谓敬，所谓慎，敬就是心里不敢忽视，慎就是做事不敢放肆。虽然告知太史，实际上是告知君主。让司法官能用敬慎来治狱，而任用司法官的人又能选择敬慎的人来任用，那么凡是治狱的，无非是仁；而不仁的事就不能实行了。所行的无非是仁，就能重视民命了。能重视民命就足以延长国命了。民命的长久，是天命长久的原因。

《君陈》，王说：“殷民在刑罚中，我说：‘惩罚你，不要惩罚；我说：宽恕你，不要宽恕。只取其中正。’”

蔡沈说：“说殷民在刑罚中的，不可顺从君主来决定生死，只应当审察轻重的中正。”

陈经说：“君主的喜怒无常，情理法度的轻重有常。道理不顺从君主而顺从道理的中正可以。君主的话如果顺从君主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