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二

译每个人自行前往服役三天，又前往服役的人应当自己服役三天，不可以去完就回来，而是顺便前往，一年轮换一次。那些不去服役的人拿出三百钱交给官府，用来供给服役的人，这叫做“过更”。

译马端临说：“卒更，是指本人亲自服正役。践更，是指出钱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服役，内地服役一个月，不去的人出钱雇人代替。行者过更，也是指出钱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服役，边疆服役三天，不去的人把钱交给县官。县官用这些钱给代替服役的人。但所谓一年轮换一次，恐怕是把往返行程也算进去了。远戍以两个月为行程，那么每年应当服役的时间是十个月。如果是践更，那就是一个人代替九个人的役务。如果是过更，那就是一个人代替九十九个人的役务。戍边是重大的事务，而百人之中去服役的才一人，那么戍守边疆的士兵就很少了。我认为一年轮换一次，是秦朝用来对待被贬谪戍边的人，本来就不是正式的法律。等到他们穷兵黩武时，即使无罪的人和原本享有免除徭役特权的人都被征发，并且把他们等同于被贬谪戍边的人。汉朝初年也遵循这个法律，后来才颁布法令，只有有罪的人才去戍边。一年之中平民应当戍边的不过三天，如果不愿意去，就听任他们出钱，县官用这些钱给戍边的人，这就是过更的法令。”

臣按：汉朝时戍边，有过更的法令。凡是平民应当戍边的，不过三天。如果不愿意去，就听任他们出钱，县官把这笔钱给戍边的人。臣愚昧地认为，这个法令现在也可以实行。内地卫所官军戍守边疆的，每年分两班赴边屯戍，往返行程，颇为劳苦。况且内地人多怯弱，不能忍受寒冷艰苦，而在卫所轮差的时候，不免有作弊的现象。请求准许按照古代的过更法，每年应当戍边方的卫所官旗军余，按人口出钱，贴补资助应当戍边的人。其中有壮健之士，愿意接受报酬代替别人戍边的，听任官府查验他的身强力壮，年龄相当，一体给予应当得到的粮饷赏赐。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必一定是本人亲自去。这个法令现在也可以实行。

高祖十一年，征发巴蜀的材官卫军，驻守霸上。

景帝后二年，征发车骑、材官屯驻雁门。

宣帝神爵元年，征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前往金陵。

臣按：这是汉朝初年派遣军队戍守边疆，散见于史书中的记载。

文帝时，晁错对文帝说：“胡人吃肉喝奶，穿皮衣，没有城郭田宅的归宿。居住像飞鸟走兽在广阔的荒野，水草美甘就停留，草尽水竭就迁移。由此看来，往来迁徙，时而来到时而离去，这是胡人的生计，而中原地区因此离开南亩耕作。现在让胡人多次在塞下转牧行猎，有时在燕代，有时在上郡、北地、陇西，以此来防备塞卒。士兵少就入侵，陛下不救援，那么边民绝望，有投降敌人的心思；救援派兵少则不够，多派远方县份的士兵才到，胡人又已经离去，聚集而不解散，费用很大。解散了胡人又入侵，这样连年，那么中原贫困而百姓不安。陛下幸好忧虑边境，派遣将吏征发士兵来修筑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兵守塞，一年轮换一次，不了解北方人的能力，不如挑选常居的人，安家种田，暂且用来防备，以便为他们修筑高城深沟，先建房屋，备齐农具，给予冬夏衣物粮食。没有妻子的，官府买给他们。胡人入侵驱赶牲畜而能阻止其所驱赶的，把其中一半给县官作为赎回百姓的赎金。这样，那么乡里互相救助奔赴胡人，不避死亡，不是以道德高尚，而是想保全亲戚而利于他们的财产。这与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势而心里害怕胡人的，功效相差万倍。以陛下的时代，迁徙百姓充实边疆，使远方没有屯戍的事情，塞下的百姓父子互相保护，没有被俘虏的忧患，这与秦朝驱使怨恨的百姓相差很远了。”

臣按：现在西北沿边一带，辽东、宣府、宁夏、甘肃四地，没有州县，而大同、延绥、凉州、洮州等地，都有百姓及蕃族。现在也将他们的丁壮编入与军队相兼守御。然而那些百姓既然已经缴纳赋税徭役，又让他们备战列阵，有事的时候暂时使用是可以的，无事的时候一体与军队经常操练，似乎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臣请求下达山西、陕西两布政司，凡是极边地方，如大同、延绥，百姓有愿意自愿投军的，免除其户粮十二石，就作为月粮，官府不再支给。其本户粮原数不足的，用同里人户粮补足其数。其近边地方，在千里以内的，有愿意投军的，也这样办理。免除粮食之外，另外免除本户摊派的赋税及一切杂役，让他们供给。凡是投军的，加上义勇的名号，让他们自备鞍马器械干粮，随军征调，死了不勾补丁口，有愿意代替的听任。似乎也很便利。

晁错又说：“陛下幸好招募百姓互相迁徙，来充实塞下，使屯戍的事情更加减少，运输的费用更加节省，这是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能称颂厚意，奉行明法，存恤防备迁徙的老弱，善待壮丁，和睦他们的心，而不侵扰刻薄，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民就会互相招募而鼓励前往。”臣听说古代迁徙远方来充实空旷的地方，古代设置边县来防备敌人，百姓到了有所居住，劳作有所用处，百姓所以轻率离开故乡而鼓励前往新邑。让五家为伍，以至于十连一邑，生死互相防备，房屋完整安全，所以使百姓乐于居住，而有长居的心意。居住就习惯于射法，出征就教导应对敌人，所以卒伍在内形成，那么军政在外安定。服习收成，不要让他们迁徙。

译平时一同游玩，长久则一起做事。夜间作战声音互相知晓，就足以互相救援；白天作战目光互相看见，就足以互相辨认。欢爱之心，足以让人为对方效死，再用丰厚的奖赏来鼓励，用严厉的刑罚来威慑，那么士兵就会勇往直前，赴死而不回头。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且有材力的，只是耗费衣粮，不能任用。即使有材力，如果没有好的官吏管理，仍然没有功效。陛下断绝与匈奴的和亲关系，我私下推测他们冬天会南下。如果趁此机会大加讨伐，使他们终身遭受创伤而畏惧；想要树立威信，应从匈奴胶漆凝结、利于作战时而来，我方却无法困住他们，让他们得逞气势，之后就不容易使他们臣服了。

译臣按晁错的防备策略，想要招募百姓互相迁徙以充实塞下，又想要设置边县以抵御敌人。然而今天各边地已有列阵屯驻、坐食军粮的士兵，不需要再招募；旧有卫所营堡的制度，不需要再设置县治。但他所说的五家为一伍，符合古代法度，现在不必以家为一伍，而以五人为一伍，让他们互相联结，或是亲戚，或是朋友，随他们的喜好。官府从而将他们编入什伍，当他们登记户籍领取口粮时，各自仍按旧例。只有在操练征调的时候，才使用伍法。每伍同一字号，以一人为首，呼唤兵首则五人必定一起跟随。所聚集的地方，如晁错所说的，平时练习射箭方法，出征时教导应对敌人，起止相随而暂时离开的有禁令，器用共享而私自占有的有罪。中间有嫌隙的，允许他们明白告知官府而分离或合并，隐藏怨恨而表面顺从的，同伍知道却不报告，罪同。伍中不许饮酒，只有合伍校射时才允许饮酒。遇到有敌寇到来，人数少就根据敌人数量的多少而派遣我们的士兵去应对，敌人以十人来，我们以十人应对；敌人以百人来，我们以百人应对。我们所说的十与百，是以伍为卒，十人即五十人，百人即五百人。敌寇不是大规模到来，不使用大军。

武帝时征发天下七类罪人出守朔方。

张晏说：“官吏有罪的一类，逃亡的人二类，入赘的女婿三类，商人四类，原有市籍的五类，父母有市籍的六类，祖父母有市籍的七类。”

臣按：武帝征发天下七类罪人。一是官吏有罪。秦始皇贬谪治狱不公正的官吏，修筑长城，就是这一类。二是逃亡的人。三是入赘的女婿。四是商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入赘的女婿、商人攻打南越。五是原有市籍，以及父母有市籍，祖父母有市籍，这三者都是商人之类。武帝这七类，先儒认为他是沿袭秦人的旧制。大概兵源出于农民，本来有固定的户籍，所以在固定户籍之外设立这七类。官吏有罪的，依仗他原来的官职；逃亡的人，离开他的乡土；入赘的女婿，依托于妻家；商人以下，都自身不在农田耕作。这七类都不是正常征调所能涉及的，所以贬谪他们。这虽然不是先王的法令典范，但也可以制服奸人，使他们都为国家抵御敌寇，而且也是宽待农民、充实边疆的一种辅助手段。

明帝永平八年，下诏郡国中都官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施鞭刑，屯驻在朔方、五原的边县。后来又下诏前往边疆的人，妻子儿女自行跟随。臣按，这是秦汉以来，贬谪有罪的人戍守边疆的开始，大概是将恶人安置在荒僻之地，以抵御妖邪，这是古典的做法。秦始皇贬谪治狱不公正的官吏，修筑城墙；汉武帝贬谪官吏有罪的人，出守朔方。由来已久了。但有罪拘禁在监狱的人，并非同一等级，有农民，有游民，以及工商、吏卒，不一而足。那些农工商贾，平日习惯劳苦之事，役作之人，用来戍守边疆，没有不行的。至于名为士流，列入宦籍的人，大多选择软弱脆弱的人，平日呻吟诵读，不经历劳役，一旦让他们披坚执锐，在队伍中从事战斗，以抵御强敌，用这些人来警戒众人，固然可以。但这如何能误国计？何况边塞之地，运送粮饷困难，内地米一斛，到边疆计算其费用，不止三斛。于是每年苦使内地良民运送三十斛米，来养活一个无用的人，难道不是失策吗？如果一定要重重困辱罪人，使他们知道警戒，难道没有其他办法，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吗？

明帝以后，又每年招募郡国中都官死罪囚犯出戍，听从妻子儿女自行占籍边县，作为常例。凡是迁徙的人都供给弓弩衣粮。于是北胡有变故，就设置度辽营；南蛮或叛乱，就设置上林兵；羌人侵犯三辅，就设置长安、雍二尉；鲜卑侵犯居庸，就设置渔阳营。

臣按：汉人守边，多是招募士兵，他们所设置的兵营，都是蛮夷有变故，而后增加的。今天边城的防守，士卒的屯驻，都是圣祖开国之初的旧制，然而岁月久远弊端产生，不免消减匮乏，军伍或许不能像往昔那样兴盛。想要实行汉人招募的方法，然而太平日子长久，百姓眷恋乡土；如果一定要实行国初签补的例子，然而户籍已定，百姓或许产生怨恨。臣在《制国用》下，曾经建议因荒年收兵的策略，这个策略似乎也可行。如果不嫌弃刍荛之言，斟酌实行，这也是充实兵力的一种辅助。

东汉自从光武帝废除都试，而外兵不训练，虽然边疆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但国家有征伐，终究依赖京师的兵力出动。大概从建武到汉朝衰败，匈奴的侵犯，鲜卑的侵犯，年年都有，有时派遣将领出击，有时移兵留屯，连年暴露在外，而禁军不再有镇卫的职责了。臣按汉人边疆之间，既然已经广屯增戍，列营置坞，国家有征伐，又依赖京师的兵力。内地有敌寇，可以出动京师兵力来平定，至于边疆的敌寇，必须使用边疆的兵力。为什么呢？因为边兵生长在边陲，惯于战斗，知道敌人的情状，识别道路的迂直，而且屡次经历战阵，目熟心定。至于京畿的士兵，骄奢脆弱，眼睛未曾见过，身体未曾经历过，况且受命而统领兵力的，都是天子的勋贵，报效而从征的，都是权贵富豪子弟

译京军将士，只是希望凭借战功来获取官职罢了，并非真正拥有才能和勇气，想要对抗敌人的愤慨情绪以建立功业。一旦到达边境城池，他们自身既不能作战，反而役使边境军队中善于战斗的士兵为自己提供薪柴清水、供给草料。等到敌人退去评定功劳时，他们便虚报功劳等级，掠夺边境士兵俘获的战利品，抢夺敌人的首级作为自己的功劳，因此边境城池一听说京军到来，无不人心涣散。如今的对策，应当在沿边一带划定疆界，专门责成边境将领负责防守抵御，不得已而调动京军时，只用来作为边境城池的声援。比如大同，就在应州或浑源州设立一个大营；宣府，就在怀来或保安设立一个大营；其他辽东、甘肃等地也都如此。敌人小规模入侵，各边境自行防守作战；敌人大规模入侵，才允许上奏请求京军支援。如果敌人侵犯大同，京军就在应州驻扎；敌人侵犯宣府，京军就在怀来驻扎。兵法讲究先造声势后出实兵，每次调遣一千人便号称五千，用来作为边境城池的声援。除非边境兵力确实无法支撑，京军不得贪功冒进，这样边境的将领和士兵既畏惧京军的骚扰侵害，又担心功劳被夺，没有不奋起立志效死作战的了。

译唐代方镇节度使的军队，其源头都起源于边防将领的屯驻防守。唐朝初期戍守边疆的军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城、镇，而统称为道。从武德到天宝以前，边防的制度，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而道设有一名大将，称为大总管。后来改称为大都督。到了太宗时期，出征讨伐称为大总管，在其本道称为大都督。自永徽以后，都督带有使持节头衔的，才开始称为节度使，但当时还未以此作为正式官名。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从此以后，直到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臣按：唐朝初期的“大总管”，后来的“节度使”，就是当今“总兵官”的职务名称。

德宗时，陆防上奏说：“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利工具；武将要战胜敌人，必须先训练士兵。在练兵之中，用途又有不同。用于救急，就权宜行事以缓解危难；用于暂时对抗，就从容应对以把握时机。所以事情有因利制宜而不拘泥于常规制度的，谋略有奇特诡变而不顺从众人情感的。进退生死，全由将领命令。这就是所谓的攻讨之兵。”用于屯戍，则事情需要持久，形势不同需权宜处理，这不符合事物常理，更不符合人情所愿，难以稳固。大凡人的情感，有利则勤勉，习惯则安心，保护亲人则乐于生存，顾念家业则忘记死亡。所以可以用道理术数驾驭，不可以法制驱使。这就是所谓的镇守之兵。想要防备边疆，抵御戎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应当选择镇守之兵来安置。古代善于选拔安置的人，必定衡量其性情习惯，辨别其土地适宜，观察其技能，了解其好恶，使用其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统一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引导其长处而不责求其不能，禁止其过失而不使其处于不愿之处。并且分类其部伍，安定其家庭，然后才能使他们乐于居住，坚定其意志，振奋其气势，结下其恩情。用恩惠安抚，则感激而不骄横；用威严临视，则严肃而不怨恨。无需督促考核而人自然效力，放松禁令防范而众人自然不背离。所以出征则兵力充足，驻守则粮食充足，防守则坚固，作战则强大。其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顺应人情罢了。现在，分散征召士卒，分派戍守边陲，轮换往来，作为守备。这是不衡量性情习惯，不辨别土地适宜，要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追求数量众多而不考察其用途，想要得到其力量而不体察其情感。这只能作为仪仗护卫的排场，对实际防备抵御没有益处。为什么呢？穷困的边疆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沙尘刺目，与豺狼为邻，以战斗为嬉游。白天扛着戈矛耕作，夜晚靠着烽火台侦察。每天有被劫掠伤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娱乐的快乐。土地恶劣，人们劳苦，在这里最为严重。如果不是生长在那片区域，习惯那种风气，从小防范并目睹，长大而安心，不见乐土而不迁徙，那么很少能安居并亲近敌人。关东之地，百物丰富，从军的人尤其受到优待供养，习惯于温饱，习惯于欢乐安康。与边疆相比，如同天壤之别。听到绝塞荒凉的苦楚，就辛酸动容；听到强蕃劲虏的名号，就恐惧失气。却让他们离开亲戚，舍弃家园，忍受其辛酸，对抗其恐惧，希望他们效力，不是太疏远了吗？况且还有休代期限。没有统帅驾驭，供给如同骄子，姑息如同佣人，进不激励其成功，退不施加严法。他们来时，都带着恩德之色；他们停留时，没有固守之心。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养，侥幸者还担心还期迟缓，常念戎敌充斥。王师挫伤，将领就乘其混乱，布路东溃，情志尚且如此。得到他们有什么用？平时则耗尽资财储备，供养浮冗众人；临难则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其弊端难道只是无益吗？固将有所干扰。又有触犯刑禁，谪徙军城，意图增加户口充实边疆，兼令立功自赎。既是无良之类，又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更甚于戍卒，只足以烦扰防卫，确实无望于功业。虽然前代有时实行，固非良善可遵。臣按陆防此奏，详尽古今屯戍防边之利害。所谓屯戍兵，事资可久，势异从权，非物理所惬，更非人情所欲，不稳固。大概处理天下之事，合乎人情，适宜土俗，然后可以经久不废。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其间所论，人情苦乐之实，边塞苦状，与分番更戍无益，缘事谪戍非宜，皆洞烛事情，切中时弊，人主宜写一通于座右，朝夕目之，则边塞苦如在目前，事机宜如指诸掌。于是揆人情，验时事，因其利而施行，究其害而禁革，则边防无事，中国乂安矣。

陆防又说治理军事的要领，最在于均齐，所以军法没有贵贱之差，军需没有多少之异，这是将领用来统一意志而竭尽力量的方法。如果诱导其志意，勉力其艺能，就应当审阅其才能，考核其勇气，比较其劳逸，估量其安危，明确申明训练考核优劣的标准，作为衣食等级的制度，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然有厚薄之殊

译（他们）没有不满怨恨的缘由，大概这就是所说的每日检阅、每月考核，俸禄米粮与事务相称，像权衡度量那样对事物没有偏私，万人没有不安于本分而信服其公平的。如今那些穷困边远之地，长期驻守的士兵，都是历经百战受伤残废的残余，终年辛勤劳苦的重役，比较他们的能力则是训练有素，估量他们的处境则是孤立危险，考察他们的服役则是辛劳，观察他们面对敌人则是勇敢，然而衣服粮食所供给的仅仅够本人使用，按规定被妻子儿女所分食，常常有受冻挨饿的神色；而关东的戍卒，按年月轮换服役，不驻守危城，不熟习军事防备，怯于应对敌人，懈怠于服役劳苦，然而衣服粮食所颁发的丰厚超过好几等，接着又有茶药的馈赠，增加蔬菜酱料的资助，丰裕与俭约相互对照，隔绝差异如此严重。又有原本不是禁军，本来是边军，将校用诡诈的谄媚言辞，趁机请求遥领神防军职，不离开旧驻地，只改换虚名，他们在俸禄赏赐的丰厚上，于是有三倍的增益，这就是同辈所以愤恨，忠良所以忧叹，疲敝之人所以流亡，国家制度所以狭隘匮乏的原因。事业没有不同而供给有差异，人情不能甘心，何况奸佞行为而俸禄赏赐丰厚，功绩技艺低劣而衣食优厚，如果心中没有忘记，谁能不恼怒？不成为叛乱的首领就已经值得嘉奖了，而想要让他们协力同心来抵御寇难，即使有韩信、白起、孙武、吴起那样的将领，臣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这样供养他们，可以说是怨恨产生于不平均了。

译臣按：陆防的话，虽然说的是当时的弊端，但如今军队在外则困苦，在内则安乐；在内则安逸，在外则辛劳。朝廷供给他们的粮饷，在外则微薄，在内则丰厚，这与唐朝末年没有什么不同。英明的君主鉴于陆防的这番话，痛下决心革除这些弊端，使内外待遇均衡。怜悯他们的困苦而了解他们的辛劳，时常加以优厚抚恤，比起内地那些安乐闲逸的士兵，只有更加优厚而没有不及之处。这样士兵就会感恩图报，人心归附而气势壮大，军威也就振作了。

宋朝的制度，凡是上军派遣戍守，都由本司整理编组，由军头司引至便殿面见皇帝，发给装束钱。换防回来也入宫面见，用饮食犒劳，选拔精壮士兵补充空缺，或者淘汰年老体弱的士兵。凡是举行大祭祀时有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别支给。戍守边疆每季，又加给银两。鞋、环庆等沿边难以供给薪米的地区，又有薪水钱。那些劳苦的役兵，有的每季给钱，有的从川广换防回来的，另外给装束钱。川广地区补充的士兵，有的给时服钱和鞋履。凡是出外驻防的士兵，有口粮。臣按：宋朝如此优待边防戍守的军队。他们无论是出戍还是换防回来，都能得到引见，而赏赐供给，比起内地的军队更为优厚。这是因为宋太祖、太宗从军中崛起，深知军队的利弊，知道边防戍守的士兵尤其劳苦，所以如此优待他们。有人会说宋朝赏赐各军如此，国力怎么能不枯竭呢？我私下认为国家的祸乱多起于寇盗，用来遏止杜绝寇盗的，是将士和士兵。国家如果真的节省对宠幸之人的赏赐，对异端邪说的崇奉，把这些作为军国之用，那是绰绰有余的。

宋朝的制度，蕃兵是指塞下内属的各部落，团结起来作为屏障的军队。西北边疆的羌戎部落，不统一，保卫寨堡的称为熟户，其余的称为生户。他们的大首领为都军主，有帐幕以上的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凭功劳次第补任的，他们的官职俸禄有差别。

臣按，凡是今天下的边防，都有夷人种类的部落。驾驭他们得法，都能得到他们的效用。有的作为屏障，有的作为爪牙，有的作为向导，有的作为间谍。只看如何使用罢了。杨【缺】说驾驭得法，狡诈的人都能被驱使，只是不可偏袒徇私，专任一人而已。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驾驭外蕃

四方夷落的情况

《周礼》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此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邦国都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九戎、六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务必周详地知道其中的利害。

王知禹说：“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此掌管天下的土地，不仅仅是地图，又掌管那里的土地。东方称为夷，其种类有四种；南方称为蛮，其种类有八种；东南称为闽，其种类有七种；西北称为貉，其种类有九种；西方称为戎，其种类有五种；北方称为狄，其种类有六种。从邦国都邑到夷、蛮、闽、貉、戎、狄，虽然有内外之别，但先王的政教，一视同仁。他们人民聚集的地方，财用产出的地方，九谷生长的地方，六畜繁殖的地方，其数量务必不可以不辨别，其利害不可以不知道。”

臣按：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而生养万物的原因，是因为人以尊贵。而在人之中，有居于中原的，有居于边远的。居于中原的人混合而统一其本性，禀受的习俗虽然稍有差异，但大体相同。居于边远的人环绕在四周，有相接的地方，而没有混合统一的趋势，所以他们禀受的本性习俗，开始时接近，则大同而小异，最终远离，以至于背离乖戾而悬殊隔绝。正因为形势不同而情状特殊，所以帝王治理他们的方法是：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习俗；统一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之处。随机应变，因事制宜。关键在于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罢了。他们既然安守本分，而不成为边疆的祸害，那么我们内地的华夏百姓就能得到安宁了。

《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的百姓，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改变。东方称为夷，披发文身，有不熟食的人。南方称为蛮，雕题交趾，有不熟食的人。西方称为戎，披发文身，有不熟食的人。北方称为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熟食的人。”

郑玄说：“五方的百姓性情，不可改变，是地气使然。雕文是说刻他们的肌肤，用丹青染之，不熟食，是因为地气温暖，不生病。不熟食，是因为地气寒冷，少五谷。”

吴澄说：“都有各自的性情，是说他们生来禀赋各不相同；不可改变，是说他们生来禀赋一定而不可改变。东方称为夷，以下说四夷不同的习俗。文身与雕题相同，衣皮与衣羽毛相同，这也是说他们习俗的大概而已。”

《通典》说：“回想古代的中华，有居住在巢穴的，有埋葬不封土立树的，有用手团食吃的，有祭祀立尸的。姑且列举一二，不能遍举。他们的地方偏僻，他们的风气梗塞，不产生圣哲，不能革除旧风。训诰所不能及，礼义所不能达。外而不内，疏而不亲。来则抵御他们，去则防备他们。”

臣按：自古驾驭四夷